国家安全审查标准

国家安全审查标准（精选九篇）

国家安全审查标准 篇1

《有机产品》系列国家标准 (GB/T 19630.1～4) 于11月13日在珠海召开的标准修订审查会获得通过。

由环保部、农业部、卫生部及相关科研院所、认可机构、认证机构、企业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 对标准逐条进行了审查, 国家认监委王大宁副主任出席并讲话。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该系列标准经修订后结构更加合理, 解决了有机生产、加工和认证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既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要求, 又结合了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实际,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该系列标准的修订、发布实施, 将进一步规范我国有机产品生产、加工和认证活动, 对保障有机产品完整性和质量安全, 促进我国有机产品出口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起到积极的作用。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 篇2

内容摘要：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是羁押必要性制度的核心内容，对于维护被羁押人合法权益，提升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与逮捕标准的关系入手，分析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定义、特征和分类，提出设置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应当坚持的四项原则。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 审查标准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确立将是否有必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进行暂时性剥夺的审查从逮捕决定时延伸到捕后羁押的全过程，与拘留、逮捕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一起，形成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措施适用前、中、后三个阶段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是对羁押这一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重构与再平衡，填补了刑事强制措施立法领域的空白，对于规范与控制羁押措施，降低羁押率，纠正隐性超期羁押，减少不必要羁押意义重大。《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刑事诉讼规则》设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程序及保障等问题，但缺少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具体规范。实践中，如何建立健全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防止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空转是对检察机关的考验。本文尝试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进行多角度剖析，以期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和完善贡献力量。

一、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意义

（一）有利于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

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和拘禁的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待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1]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辩护人根据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提出审查申请，有效寻求救济；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办案机关更好地把握羁押的本质，避免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捕了之，法院被迫对已羁押期限“实报实销”等弊端。

（二）有利于提升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正当性

《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正当性进行了法律背书，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功能和价值上的正当性还有待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国在立法上没有对逮捕必要性的证据依据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公安机关轻视、忽视对逮捕必要性相关证据的收集，也令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陷入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直接影响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有效适用。”[2]羁押必要性审查也应避免类似情形。建立统一的审查标准有利于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证明对象和证明尺度，既可以限制审查自由裁量权，避免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正当羁押的过度干预，甚至超越法律授权，以变更羁押措施建议权绑架变更羁押措施决定权，又可防止制衡不足，避免审查者认知偏差。

（三）有利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健康发展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作用在于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3]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建立使得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评估、建议都处于规范的约束之下，将为审查部门放权给司法人员提供坚实的基础，也将与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相衔接，降低审查风险，使司法人员有章可循，防止受而不理、审而不查、建议不合理以及效率低下现象的发生。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内涵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与审查逮捕的区别和联系

在讨论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之前，有必要理清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与审查逮捕标准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不同于审查逮捕标准。首先，羁押必要性审查不是对逮捕决定的复查。逮捕在前，羁押在后。但办案机关做出的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和决定也不是对先前羁押决定的“否定”，而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原逮捕羁押的基础上就是否有必要继续羁押作出的新的评判，不应以改变羁押措施判断逮捕是否正确。其次，羁押必要性审查与审查逮捕是相互独立的制度设计。审查逮捕是一次性审查，而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持续性审查。两者在法律依据、审查主体、启动方式、法律后果等方面均有不同。羁押必要性审查与审查逮捕都是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处于被“羁押”状态的评判过程，前者侧重点在于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后者的侧重点在于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逮捕后一直处于羁押状态。再次，逮捕标准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参考条件，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范围大于逮捕必要性的审查范围。基于我国逮捕与羁押紧密相连的逻辑关系，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可以参照适用逮捕的条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企图自杀或逃跑等既是逮捕的理由，也是继续羁押的理由。可以说，逮捕标准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划了一条参考线。但逮捕标准的重点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羁押必要性审查则侧重考查行为人被羁押后，各类危险性是否降低到不必要羁押的程度，或者是否出现了可改变羁押状态的新情况，需要考量的因素大于审查逮捕时需要考虑的内容。如继续羁押将会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在时间序列上，这种情形只能发生在逮捕之后，批捕程序并不涉及这一问题。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定义

根据《现代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标准”一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另一种是作为衡量准则的事物。笔者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是指在启动审查程序、评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以及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的建议时所应遵循的各类准则的集合或统称。其中的各类准则应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理由层面，一个是事实层面。例如，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羁押必要性时，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事实，并通过逻辑演绎表明有关事实的出现与消失与继续羁押理由的增加与减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该种理由达到何种程度才是无继续羁押必要。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特征

1.客观性。对羁押必要性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客观的事实基础之上，有明确和具有相当证明力的事实为根据。《刑事诉讼规则》第619条在对无继续羁押必要性的理由的表述中都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如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羁押期限届满等等。

2.预判性。羁押必要性审查所依据的是已有事实，所解决的却是预判性问题，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来不实行某种危险行为可能性的预测，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是预测，所以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能证明的只能是“社会危险性”等危险发生的可能性。

3.系统性。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含启动审查的标准，评估羁押必要性的标准和建议变更强制措施的标准，各标准都包含性质、范围、程度不同的事实和理由。实践中，可以区分案件性质，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体系。

4.开放性。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应当具有开放性。在不断发展的刑事诉讼理念的指导下，根据各地替代性强制措施等刑事司法环境的实际情况，定期分析被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出现出现串供、打击证人（被害人）、脱逃、再犯罪等情况，适时调整标准，提高标准设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四）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分类

1.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根据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程序保障、社会危险性、人身危险性，乃至公平、正义等法治原则都是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有着重要指引意义的标准，因其抽象性可称之为抽象标准。具体标准是抽象标准的具体化。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首立功表现、是否达成刑事和解取得受害人谅解等。

2.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刑事诉讼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证明标准，侦查机关、批捕部门、公诉部门、法院刑庭在羁押利益方面也有不同的考量，审查标准也应与诉讼阶段紧密联系。例如，侦查机关在捕后侧重于补充、固定证据，审判机关侧重于确保被告人到案并顺利交付执行。所以，不能简单以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来衡量公诉、审判阶段是否有继续羁押的“必要性”。

3.启动标准、评估标准、建议标准。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一个完整的法律监督过程，包括监督信息的获取、监督程序的启动、监督事实的查证及变更建议的提出。参照刑事案件办理流程，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应当根据办案阶段分为启动标准、评估标准和建议标准。

启动标准是指受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或者依职权发现羁押必要性审查线索后，申请或线索性的事实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时才能启动正式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标准。对启动标准应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示，规定出现可能降低羁押必要性的事实时，必须启动审查程序，以及存在特定事实时不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以增强启动程序的刚性。

评估标准是指对涉及羁押必要性的因素进行综合评判，考量羁押必要性强弱，并最终明确是否具有继续羁押必要性的标准。“‘有羁押的必要是羁押实质条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4]。羁押必要性的评估标准应当明确、具体，增强可操作性。实践中，可以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后可能对诉讼活动、社会和自身照成的各类危险的种类和大小进行量化，以数值的形式体现羁押必要性的大小。

建议标准是指对拟建议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应当建议释放还是变更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还是监视居住，以及需要建议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措施的标准。建议标准涉及解除羁押的可行性，限制着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效果。

三、设置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原则

（一）全面审查原则

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审查对象的全面性。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和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有罪的刑法原则，罪行的轻重不应当成为羁押的直接理由。“绝对的羁押必要性理由如同将某一类案件排除出羁押必要性审查范围一样，都有可能导致此项监督职能出现机制性的监督盲点，使涉嫌重罪的羁押普遍成为刑罚预支”。[5]所以，在启动标准的设置中应禁止规定羁押后不需要审查的案件，使得无论是对是重罪案件还是轻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有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机会。二是审查内容的全面性。羁押必要性审查既应当审查羁押的合法性，又应当审查羁押的合理性。其中，合法性审查侧重于审查羁押程序是否合法以及羁押事实是否存在。羁押合理性审查侧重于审查羁押事实与羁押理由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根据犯罪后表现、取证进展状况、犯罪记录、教育背景、性格特征等判断有无逃避诉讼等可能性。

（二）兼顾羁押功能与人权保障的原则

在所有的强制措施中，羁押的诉讼保障功能最好，但对自由损害最大。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一定程度上担负着平衡国家刑事追诉权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重任。捕后羁押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在较长的时间内限制在看守所这一特定的场所内，具有多方面的利益考量。例如法国的未决羁押理由包括为了保存证据、线索；为了防止其影响证人作证；为了防止其与共犯伪诈串供；为了保证被指控人能及时按照法官的要求出庭；为了防止他们重新犯罪等。[6]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羁押主要是为了满足侦查需要、实现社会防卫、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等目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将剥夺人身自由变为限制人身自由或恢复人身自由，同样能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刑事责任，达到上述羁押目的。在设置科学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时应当把握好尺度，宽严适当。否则，审查标准设置过宽，则干扰正常的办案工作，有损监督权威，设置过严，则难以有效控制羁押，对人权保障产生负面影响。

（三）兼顾诉讼利益与非诉讼利益的原则

在设置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的过程中，不但需要考虑羁押或不羁押对诉讼过程、相关人员的影响，还需要考虑一些非诉讼利益。例如，刑事和解是通过个人和解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诉讼利益，但将其作为启动和评估标准的事实内容，可以消除案件负面影响。又如，某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公司、企业负责人，或者国家重大项目关键人员，或者关涉重要外交利益，如果其人身危险性较小，不变更强制措施容易导致公司、企业倒闭、破产，国家、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就需要予以特殊考虑，实现办案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比例性原则

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必要的羁押应当也是合理的羁押。如何认识合理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羁押处遇无差别化的情况下，羁押的合理与否主要是与犯罪的严重程度、案件的紧急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诉讼可控性等因素紧密相连的。而比例性原则是判断羁押是否合理的关键。一般认为，所谓比例性，其“基本含义是未决羁押的使用及其期限应当与指控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可能科处的刑罚相适应，或者成正比例关系”。[7]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来说，比例性原则主要有以下三项功能：一是明确羁押措施的适用界限。《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显然，这种“必要”是对适用羁押措施的限制，只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无法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时，适用逮捕才是合理和必要的，一般情况下应当尽量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这是设置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时必须考虑的底线。二是确定羁押必要性的层次。比例性原则要求羁押措施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不光要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危险性，还应当证明这种危险性达到相当程度，达到“非羁押不可”的状态，才应当继续羁押。根据对羁押必要性事实和理由等因素的考量，羁押必要性的评估结果可以合理分层，例如，可以分为完全不必要、有必要，很必要，应当等程度。相应的，也可以根据羁押必要的层次设置分层对应的羁押必要性评估标准。三是适应实践需要，设置多样化的羁押必要性评估标准和建议标准。根据比例性原则，羁押期限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罪名轻重，以及可能被科处的刑罚的不同成比例对应。为确保审查结果的公平、合理，在评估标准的具体设置中，对涉嫌过失犯罪、轻伤害等相对较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标准可以相对较宽，但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黑社会性质犯罪、毒品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应从严把握。同理，建议标准的设置也应当与罪行轻重、犯罪后果以及被羁押人的具体情况相适应，这样才能使得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更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注释：

[1]联合国1976年3月23日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该公约。

[2]樊崇义主编：《公平正义之路——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义与专题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2页。

[3]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4]闵春雷、刘铭：《羁押的理性控制——羁押实质条件之完善》，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

[5]项谷、姜伟：《人权保障观念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诉讼化构造》，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0期。

[6]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4条，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国家安全审查标准 篇3

会上, 赵泽良司长充分肯定了采用云服务在推广政府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性, 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主要形势, 对参与标准试点的单位提出了要求, 指出开展《云计算服务安全指南》和《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国家标准的应用试点对完善标准、增强标准可操作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并可为开展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摸索经验, 奠定良好基础。

方滨兴院士从试点专家组的角度, 强调了云服务安全审查国标应用试点工作的必要性, 并明确了试点各参与方的责任和义务。林宁秘书长则介绍了TC260本年度的工作重点, 重点阐述了秘书处组织试点工作的重要性。会议还介绍了云服务安全审查政策、云服务安全审查国标试点方案、试点标准及应用模板等有关情况。

商标的审查标准 篇4

以宗教及其专指名称、圣物、图像、标记、法事场所作商标容易伤害宗教界感情，应禁止作商标。

1、宗教或民间信仰的偶像名称、图形及其组合，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民间信仰主要指妈祖。如“观音”、“阿拉”、“圣母”、“默娘”（妈祖）。

2、宗教活动场所的名称、图形及其组合，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如“金山寺”、“碧霞祠”（道观）。

3、根据国办1994年145号令规定，宗教组织或团体可兴办自养企业。宗教企业和宗教自养企业（经授权）可以将自己所在的宗教活动场所名称作为商标注册，但前提是这个宗教活动场所的名称在全国是唯一的，不会损害其他宗教活动场所的利益。如，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授权可以注册“少林寺”商标。

4、宗教的教派、经书、用语、仪式、习俗以及宗教人士的称谓、形象，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例如“喇嘛”、“小和尚”、“正一”（道教教派之一）、“色两目”（真主与你同在）。

5、虽与宗教有关，但联系不太紧密或是意思已经泛化的文字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如“涅磐”、“太极”。

（二）国名商标审查标准

1、以各国国名的全称、简称、官方缩写形式构成的商标或以国名的其他词性构成的商标，禁止使用并注册。但国名的旧称在不造成产源误认的情况下，可以注册。

2、商标由形容词修饰国名的，不予注册。

3、商标虽包含国名但从整体上已具有其他含义的，在不造成产源误认的商品上准予注册。如“中华龙鸟”，“HTTP//.US”。

4、商标是由国名和某一行业的通用名称构成，如果商标申请人是该国家或地区的垄断行业，在该国家或地区是唯一性的，不会造成消费者的误认的，可以注册。

（三）地名商标审查

地名商标主要指中国县级行政区划名称、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构成的商标及包含上述地名的商标。原产地和地理标记除外。

1、一般原则：仅由行政区划或其简称、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或者其同根词或其缩写构成的商标不予注册，有其他含义的行政区划名称除外。

2、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划简称共同组成的商标，可以注册。如“京津”。

3、商标虽包含地名但已构成其他含义的，在不造成产源误认的前提下，可以注册，整体保护。如“芝加哥公牛队”。

4、某些特殊地域名称作为商标使用，且不会给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可以注册。如“南极”、“北冰洋”。

5、商标由显著部分及真实表示产品产源的地名构成，可以整体予以注册。如“欧典MADE IN GERMANY”。

（四）短语、句子商标的审查标准

1、获得注册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有显著特征，能起到区别作用

* 不影响他人的善意使用

* 不会误导或欺骗消费者

* 与在先权利不构成冲突

* 不得违反《商标法》其他规定

2、仅仅直接表示商品质量、原料、功能、产源、价格、使用对象等特点上的短语、句子，禁止注册。如“来自美丽的天山”、“补血精品”。

3、非独创性、流行的、普通的及公众熟知的公益性广告宣传用语，不具备商标应有的显著性，禁止注册。如“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4、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短语、句子，禁止注册。

5、有其他不良影响的短语、句子，禁止注册。如“金钱万能”。

6、商标由短语、句子和其他显著部分构成，且短语、句子缺乏显著性（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不予注册的范围），可以注册，整体保护，非显著部分不在保护范围内。

（五）拼音商标与汉字商标近似判定标准

1、汉字商标和与其对应的拼音商标，一般不判为近似商标。但在先权是驰名商标或有其他特定含义除外。如“天达与TIAN DA”（不近似）；“茅台与MAO TAI”（近似）。

2、汉字商标与由相同汉字和拼音组合成的商标，一般判为近似商标。

3、拼音商标与由相同拼音加汉字构成的组合商标，一般判为近似商标。

4、拼音商标与其近似的英文商标，判为近似商标。

5、两个由汉字加与其对应拼音组合构成的商标，如果汉字不近似，一般不判为近似商标。如“力康LIKANG与利抗LIKANG ”

（六）关于含有不规范文字的商标审查标准

1、商标中汉字，原则上要求使用规范汉字，即简化字。但考虑到商标的特殊性和港澳台的现实情况和历史传统，可以使用繁体字。

2、对于有错别字的商标依据商标法第十条一款八项驳回。

3、对于以各种书法形式书写的汉字，应提供出处，难以辨别的视为图形。

（七）商标法十条一款八项的理解与适用

商标法第十条第八款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

我国《商标公告》第1278期有个“嘉善堂”的商标注册成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个人申请，也不是嘉善行政区域的申请人，怎么可能通过呢？况且堂啊，厅啊的字眼都是属于场所性的，没有意义。

商标法第十条第八款未完待续的规定还有：“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由于“嘉善”2字具有第二含义，并且第二含义强于地名，因此可以取得注册。

1、商标近似的比较。

商标异议中最常见的就是对两商标是否构成近似提出意见，按照商标审查标准，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无论是文字部分还是图形部分，只要其中一部分构成近似，就可判定为近似商标。比较商标的近似主要看两商标的读音、形状、含义等方面。

读音构成近似的：如“黄冠”与“皇冠”、“美而美”与“美尔美”，黄与皇、而和尔都是音同字不同，说明的是同-事物，没有显著区别，构成近似商标；“义美”和“YIMEI”分别是汉字和拼音构成的商标，汉字商标“义美”在先注册，拼音商标“YIMEI”在后注册。根据商标审查原则，如果汉字商标已注册或申请在先，那么在后申请的该汉字的拼音商标，与在先的汉字商标属于同音商标，构成近似，不能予以注册。据此，拼音商标“YIMEI”与汉字商标“义美”构成近似，不能予以注册。

字型构成近似的：如“五彩”和“玉彩”、“战斗”和“战计”、“露飞”和“霞飞”、“娃哈哈”和“姓啥啥”。这些商标虽然在读音上不相同，但字型十分相象，消费 者从直观上很难将两商标分清，因此判为近似。

国家安全审查标准 篇5

1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

1.1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规定

“国家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标准的核心概念, 然而无论是较早的《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 还是较新颁布实施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美国均未对“国家安全”做出明确定义。但这并不是说在美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缺少了审查标准这一核心要素, 只能说明美国采取了一种看似回避实则积极的态度来应对日益发展变化的国家安全观念。

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及其实施细则均未对“国家安全”进行明确定义, 仅列举了总统或CFIUS在审查时可以考虑的三种因素: (1) 预期的国防要求所需的国内生产; (2) 国内产业满足国防需求的能力; (3) 外国公民对国内产业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及其对满足国防需求能力所带来的影响。

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伯德修正案》 (The Byrd Amendment) , 该修正案仍旧未对“国家安全”进行定义, 但增加了两项考虑因素: (1) 涉及向支持恐怖主义或扩散导弹技术或生化武器的国家出售军事物质、设备或技术的并购交易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 (2) 涉及美国处于领先地位技术的并购交易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

《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简称FINSA) 及2008年条例沿用了《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的方式, 未对“国家安全”进行定义, 但说明了“国家安全”这一术语应解释为包含“国土安全”相关的内容。FINSA规定了总统和CFIUS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时应该考虑的11项因素, 即除《伯德修正案》规定的5项因素外, 增加了6项因素。

1.2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评析

由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可知, “国家安全”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历史性概念, 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 传统的国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美国《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列举的三项关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因素, 无一不与“国防安全”相关。此外, 该时期一系列涉及国防军事领域的外资并购美国企业的交易频频受阻, 也说明了美国对于国防安全的高度重视。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 由于美国经济地位的特殊性, 技术安全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考虑的重要因素。如《伯德修正案》增列的第 (4) 、 (5) 项因素便体现了美国对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国际性技术领导地位十分关注。到了21世纪, “全球化进程使得国家安全所处的背景、影响因素和实现手段都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 国家安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变量。”FINSA中新增的六项考虑因素, 就大大扩展了“国家安全”的范畴, 并明确地把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审查的目的之一。

由此可见, 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理解, 须结合美国各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尤其是并购实践的进行。如, 通过查阅CFIUS每年的年度报告中关于各领域“受管辖的交易”数量, 分析当下美国“国家安全”的侧重点, 并按相关的数据趋势推断未来几年的变化。

2“控制”概念辨析

自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建立以来, “控制”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从《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及1991年条例, 到FINSA及2008年条例, 都要求“外国人对美国企业 (或从事州际商事交易的美国人) 进行控制”是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条件。笔者将主要从立法层面对“控制”进行解读。

2.1《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及1991年条例

根据埃克森-佛罗里奥条款的规定, 美国总统可以中止或禁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人对美国企业进行控制的任何合并、收购或接管 (下称并购) , 条件是: (1) 有可信证据表明对美国企业进行控制的外国利益, 有可能采取行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2) 除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外, 其他法律不能提供足够和适当的权力来保护国家安全。然而, 该修正案却未对“控制”进行定义。

1991年条例则把“控制”解释为“权力”, 其所进行的宽泛定义使得CFIUS在对一项交易进行审查时给予外国收购者极少的实际控制权。此外, 该条例还规定, 如果外资持股不大于10%且目的仅为单纯投资, 就不会构成“控制”美国企业。

2.2《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及2008年条例

FINSA仍旧没有对“控制”进行解释, 而是要求CFIUS制定实施条例来给“控制”下定义。新旧条例均未将“控制”局限为拥有一个企业特定的股份份额或董事会席位, 而是认为尽管持股份额及董事会席位是判断是否构成“控制”的重要因素, 但单独的某个条件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且两者均将“控制”解释为一种“权力 (power) ”或“影响力 (influence) ”, 即决定美国企业重要事项的权力或影响力。

然而, 新条例在其序言中指出, “控制”一直是一个门槛概念, 从审查或调查一项自动申报的交易到总统决定中止或禁止一项交易, 都是预期到该项交易可能会导致外国人控制美国企业。这种对“控制”的关注表明了美国国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即可能导致外国人控制美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的国家安全风险是非常高的。

新条例同时指出, 关于“控制”的定义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 它回避了“明确界线”标准。虽然股份持有份额及董事会席位与“控制”分析密切相关, 但两者都不必然具有决定性作用。相反, 在判断外国人是否具有决定美国企业重要事项的权能时, 应该将所有相关因素进行一并考虑。第二, 为了回应美国国会在1988年会议报告中所表达的观点, “控制”仍旧是新条例的关注点。

3美国对华外资并购企业的特别考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dward M.Graham和David M.Marchick在其合著的《美国经济安全与外国直接投资》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中指出:针对中国企业在美的并购交易, CFIUS除进行传统的安全分析外, 还会考虑一系列特殊问题, 如绕开美国出口管制将敏感技术转移到第三国的风险、中国政府通过收购美国公司后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性、特定交易是否会增强中国政府及军方的实力等。

3.1是否绕开美国出口管制以转移敏感技术

根据《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的规定 (The Exon-Florio Amendment requires the president or his designee to consider, as a factor,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the proposed or pending transaction of sales of military goods, equipment, or technology to any country”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d controls exports of particular good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Exon-Florio Amendment, §2170 (f) (4) .) 可知, 可能涉及转移敏感技术或出口管制技术到其他国家的交易都会引起美国国家安全担忧, 因而, CFIUS对此类交易几乎都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而不论收购公司的国籍。然而, 当中国企业赴美并购时, 上述的担忧变得更甚, 主要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 中国企业进行的一系列高调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令的不良记录。

3.2通过并购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性

近些年, 中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受到美国反间谍政府机构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末, 以国会众院政策委员会主席考克斯为首的“联邦调查委员会”炮制的《考克斯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断言, 中国通过在新墨西哥州洛萨拉摩斯国家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李文和窃取到了美国的核机密。《报告》同时声称, 中国主要通过美国境内的所谓幌子公司从学术交流、旅游观光、接触实验室雇员等渠道搜集核弹头和高性能电脑技术的秘密资料。

3.3是否能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

在2005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中, 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已威胁到美国国家利益。报告执行摘要中也提到, “如果当前的态势 (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趋势) 继续保持不变的话, 中国将会成为该地区其他现代军队操作的威胁”。只要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利益, 因此CFIUS在评估中国企业并购美国企业时, 极大可能地会考虑该交易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影响。换言之, 对于CFIUS而言, 增强中国军事实力等同于削弱美国力量。

4防范建议

从上述对中国企业赴美并购更易遭遇国家安全审查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 在美国国家安全审查中, 法律法规规定的因素背后往往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我们除了对其现有的法律规定进行深入理解外, 还应从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预先判断可能遭遇的风险, 事先做好防范措施。 (1)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中国企业在赴美并购前, 应深入了解和研究美国的法律制度, 高度关注美国的反垄断法、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和外汇管制的法规等, 严格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令,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2) 弱化企业“国家”背景, 消减“政府控制”担忧。中国国有企业在并购时应弱化国家背景, 着重突出其商事主体性质, 强化并购交易的商业属性, 增强其“市场化”的印象, 消减“政府控制”担忧, 避免使正常的商业并购活动被妖魔化为中国政府控制下的政治或军事行动。 (3) 注意方法与技巧, 做好宣传游说工作。鉴于美国媒体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指控所造成的影响, 中国企业应积极应对, 采取及时有效的公关游说, 以获得政客及媒体的支持, 获得有利的舆论导向, 以减小国家安全审查风险。正如美国商会主席Emory所建议的, “中国企业赴美并购时, 必须把院外游说当作一项重要功课准备才行”。

摘要：近年来, 中国赴美并购企业频频遭遇美国国家安全审查风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或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或以“受中国政府控制”为由, 对并购方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最后导致并购方功败垂成。然而, 美国对“国家安全”这一核心标准始终不作明确定义, “控制”概念也十分模糊, 这就为美国总统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留下了相当大的裁量权, 也导致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政治性不断增强。此外, 美国对华外资并购企业的审查会进行特别的政治考量。这些情况, 对我国赴美并购企业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关键词：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国家安全,控制

参考文献

[1]杨倩.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标准[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9.

[2]杨鸿.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最新改革:对我国影响的评估及其应对[J].江淮论坛, 2009 (5) .

[3]任卫东.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J].人民论坛, 2005 (2) .

[4]沈革新.论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晚近发展[D].苏州大学, 2009.

[5]王小琼.西方国家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兼论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建构[M].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

两项仓储国家标准通过专家审查 篇6

10月30日, 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仓储绩效指标体系》 (项目编号:20100331-T-469) 、《仓单要素及格式规范》 (项目编号:20100332-T-469) 两项国家标准专家审查会议。审查组由来自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法律专家、企业等相关方面共11名专家组成。审查组一致同意通过标准的审查, 要求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专家的修改意见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修改和完善, 尽快形成报批稿, 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两项国家标准结构合理、内容科学、重点突出、表述规范, 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项国家标准送审稿通过审查 篇7

全国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3月31日至4月4日在成都组织召开了《天然气硫化合物的测定 (1-3部分) 》3项国家标准专家送审稿和《煤层气组分测定及其管输标准前期研究》等4项标准研究项目专家审查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天然气硫化合物的测定电位法测定硫化氢硫醇和硫氧化碳》、《天然气硫化合物的测定林格奈燃烧法》国家标准送审稿, 《煤层气气组分测定及其管输标准前期研究》、《天然气中颗粒物大小及数目的测试方法标准前期研究》、《美国材料试验学会D5454-04标准前期研究》和《天然气中硫化氢含量的测定激光法前期研究》等4项标准研究报告。

国家安全审查标准 篇8

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200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第二批) 》的通知” (建标[2007]126号) 文件要求, 由大庆油田工程有限公司主编的国家标准《油气田工程测量规范》) 审查会, 于2009年4月23日至25日在四川省成都市由石油工程建设专业标准化委员会设计分标委组织召开, 包括主要编写人在内的24位代表参加了审查会。

标准审查委员会由12个单位的13位专家组成, 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标准的审查。审查委员会专家以国家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和协调性的原则, 对标准送审稿逐条进行了审查, 对该规范的内容及深度、格式、结构、文字等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

审查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编写单位在这项标准的制定工作中, 以有关行业标准为基础, 对我国油气田工程测量技术现状做了广泛调研, 收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总结了近年来行业标准的实用经验, 分析研究了油气田工程测量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主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吸收、采用了新的技术。该标准内容全面、结构合理, 在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协调性等方面均有很高水平, 会议通过了该标准送审稿的审查。

国家安全审查标准 篇9

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要求, 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有关单位完成了《危险货物塑料编织包装抗老化试验方法》等11项国家标准送审稿, 并于2008年7月18日19日在湖南长沙召开了标准审查会。出席会议的委员和专家按照GB/T1.1-2000的规定, 对报送的标准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经严格审查11项标准均获通过。此次制修订的标准对规范我国危险化学品包装的分类、标记、性能检验和使用鉴定工作和确保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11项国家标准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