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文化（精选十篇）
性别文化 篇1
1 性别文化及两性语言差异
性别一词可分别用英文Sex和Gender表示,前者指生理意义上的性别,而后者表示以生理因素为基础,受社会和文化及心理因素影响的社会性别。性别文化是“社会为不同性别的人所分别限定的所思、所言、所为、所觉的范畴”[2]。
1.1 性别文化
传统观念认为，不论体力还是智力，都是男强女弱，男性应该保护女性，女性只能充当被保护的角色。“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促使男性总是挺身而出。这就使得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长此以往，男性逐渐形成了敢于冒险、敢于竞争、有进取心及独立性等特点。表现在言语交际这一社会行为上，他们往往显示出一种“强势”风格，希望表现出自己的权威、自信、果断等特点，希望通过言语行为确立自己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因此，他们常常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权威欲望，例如喜欢用祈使句、喜欢控制话题、在交谈中显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而女性则小心翼翼、谨慎有余，养育孩子、料理家务事的工作使她们养成了包容、合作、追求和谐关系等特点。体现在言语风格上，她们往往表现出友好、合作、被动、容易理解别人等特点。
另一方面，从文化意识上讲，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把女性和美丽、优雅联系起来。英国剧作家王尔德说：“妇女是妩媚动人的，她们可能从来不想说什么，但是她们一旦说起来却足以使人销魂动魄。”女性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和面子，尽量避免说脏话和禁忌语。但也存在一些带有社会偏见的文化意识，如孔子曾把女人和小人归为一类，在他看来，男性代表正的一面，是统治、支配的象征，而女性则代表了负的一面，是从属、依赖的象征;因此，沉默或默默静听被认为是女性良好的教养。男女性别文化的存在势必导致男女在用词和交际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典型的男性话语听起来铿锵有力、坚决果断、直来直往等;女性语言则有委婉轻柔、语速流畅、斟词酌句等特点。
1.2 两性话语风格与交际策略差异
语言学家对社会交往中话语状况的考察表明，受性别文化的影响，在话题的选择、话语量的大小、话语方式与策略等方面，男女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然而许多有关研究(Zimmerman&West,1975;Eakins,1978;Edelsky,1981;Tannen,1990;Coates,1993等)的结果都表明,话语风格上更多更深刻的性别差异存在于话语策略方面。
一般说来，女性在交谈中表现的相对比较合作。开始讲话时，女性倾向于明确提及前面别人已经说过的，并尽量将自己要说的与之相联系。谈话过程中女性比较注意听者的反应与参与，如在谈话中较多使用We,You这种可将听话者包括在内的人称代词和以Let’s开头的祈使句及附加疑问句等;当别人说话时女性反应也比较积极，不时用mm,hmm,yeah,oh等，表示自己在注意倾听，间发地点点头或对说话内容予以评论、发出感慨或提出问题;她们很少轻易打断别人的谈话，即使偶尔打断一下也要带上一句表示歉意的话，如I’m sorry或Excuse me;如果表示不同的意见她们通常用比较委婉的语言，犹豫、含糊之处比较明显，诸如sort of,maybe,I think,I suppose之类的“闪避(hedge)词语”应用较多。
相比之下，男性在交谈中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展开谈话，有较强的话题垄断欲。开始讲话时男性一般只顾表达自己想说的，因此话题转换比较突兀，交谈中思维跳跃快;作为听者，他们不像女性那样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在交谈中男性对女性的话题不感兴趣或持有不同看法时，通常会直抒己见，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去迎合对方;如果话题没有遵循其意志进行，有时还会采取一些如重叠、打断甚至沉默不语等不合作的语言手段。
另外，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男性喜欢直接表明对事物的看法，因而常选用陈述句和祈使句，趋向于用一种直率、果断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命令和要求的口吻;而女性常避免用直接表达思想的陈述句，倾向于使用疑问句或带商量口吻的祈使句或反意疑问句，体现出女性语言委婉、模棱两可的特点。如，女性会说，That’s pretty silly,wasn’t it?若是男性的话很可能表达为，It’s so silly!
语言学家Holmes(1984)曾随机抽取男女各100名对此做了一项专门调查：
结果表明，女性使用反意疑问句比男性多。另外在使用祈使句时，男性一般采用直接的命令形式，如Give it to me!Don’t move!而女性通常使用非直接的委婉的结构来避免生硬无礼，如Would you pass me the salt?
2 两性交际失误的语用分析
由于男女双方来自不同的亚文化，在言语交际中的表现亦迥然不同，各具特色,在语用原则的遵守方面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难免会产生交际失误。
2.1 合作原则上的交际失误
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在1967年提出了约束人们交际的原则，即“合作原则”，他将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
合作原则的数量准则要求交际双方说话力求详尽，既不要对问话者沉默不答，又不要出现暂时冷场、使人尴尬的局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现，男女双方甚至是夫妻双方在会话中由于男性一方缺乏一定的兴趣，故意采取消极沉默的办法而较少应答对方，明显违背数量准则，使得会话难以顺利进行。下面是节选自《傲慢与偏见》里Bennet夫妇的一段对话：
从上面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Mrs.Bennet两次向丈夫提出房子出租的事，可是却很少引起丈夫足够的关注与回应。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尽量简短，表现出一种与说话人不合作的态度。因此Mrs.Bennet最后不得不直截了当地说出她的用意。显然，这种谈话很难进行下去。正如S.Romaine(1994)所说，在日常言语交际中，妻子对丈夫发出“Why don’t you listen to me?”之类的抱怨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关系准则是合作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会话原则，它要求说话者应努力使自己的话语和正在进行的会话题目相关联，这是正常顺利有效地进行言语交际的有效前提。正如笔者前面所探讨的男女话语风格差异，在异性交谈中，男性经常违背关系准则，打断或岔开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这主要归因于两性之间的话题差异较大，这也许是当今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这种现象会逐渐减少。如下面Coats举的一例：
在这段对话中,妻子Mary正在向丈夫Bud叙述一个故事,想得到丈夫的同情,但是Bud没有对Mary的故事做出任何相关的反应。相反,他却岔开了话题,说是要出去,明显然违背了关联准则。同时,他也使妻子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导致她无可奈何地结束对话。
方式准则和质量准则分别要求说话人必须表达清楚、避免晦涩含糊不清以及讲真话，不能言过其实。然而在两性交际中，男女双方都有违反这两条准则的现象，如女性说话有时含糊其辞，男性喜欢自吹自擂等。
2.2 礼貌原则上的交际失误
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Leech在Grice“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很多语言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大多能自觉地遵守礼貌原则，在会话中更多的给予对方以合作，尽量避免强辞夺理或反驳别人的观点，充分尊重交际的一方;而男性则容易违背这些准则，倾向于对别人的观点提出批评甚至反对意见，少有肯定、赞同的评论。目的是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而使女性处于不利位置(Gramley&Patsold,1992)。
2.3 面子策略上的交际失误
“面子”一词最先是由中国人类学家Hu Hsien Chin介绍到西方的，后来语言学家Brown和Levinson又具体提出“面子论”，并区分了两种面子：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Brown和Levinson说过：“一个人不丢面子，归根结底掌握在他人手中。”(Leech,1983)。
女性文化是以“正面面子”为其特征的,为维护对方的面子，如笔者前面所讲，女性常更多地用文雅的赞美之词和商量式的疑问口气来夸大对他人的赞赏和征询对方的许可，有时为避免话语过于直接、唐突和武断，常喜欢更多的使用“闪避词语”或模糊限制语，类似I think/suppose,maybe等。而男性文化群体更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我行动的权利,偏重于“独立”的礼貌面子策略,偏重“负面面子”。女性在跨性别文化交际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言行举止远不如男性自由，这些都直接导致女性面子受威胁的几率比男性高,导致两性交际失败的增加。
3 研究新视角
当然在每个个体身上，也不仅仅是单一的性别因素在起作用，个人的身份特征、文化修养、交际对象等因素也会产生两性的交际失败。本文以上的研究主要以男性文化为主的国家的跨性别交际的文化为基础，这就说明在其他以女性文化为主或男女基本平等的国家里，会有着不同的跨性别交际风格，同时在社会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性别交际也和以往有些许差异，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两性间的文化差异与言语差异固然存在，然而，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男女之间的差别发生了许多变化，他们之间的差别正在趋向于缩小。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男女两性在社会职业上的接近以及相同的社会经历将会导致男女两性在心理和行为上的趋同现象。而且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男女两性家庭角色的变化，“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正渐渐被打破。另外，思想观念和文化修养除去了传统社会留下的性别偏见，这些变化必然会在两性用语上反映出来。如通过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老友记》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在跨性别交际中，男女话语风格普遍存在趋同的倾向。剧中三位男主人公与三位女主人公不受制于既定的性别原型，互相使用对方的话语风格，减少了交际冲突与失误的发生。
不可否认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有很大程度的改善，性别差异也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社会活动，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男性，男女性别文化差异也越来越小，这必然会促进跨性别文化交际冲突的减少。
4 结束语
总之，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获得各自的性别身份，成为各自性别文化的成员，进入各自的性别角色，遵守各自的性别交际规则，势必使两性在言语交际中存在一定的话语风格、交际策略等的差异，进而使两性言语交际存在一定的障碍。为了避免两性间的交际失误，首先，应培养性别文化差异意识，了解和掌握对方的话语风格。其次，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注意不要用各自的规则或规范来理解和解释别人的行为，预防语用迁移的发生。最后，应该包容对方的言语风格、尊敬对方的讲话方式、学习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原则，灵活处理各种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以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摘要：在跨性别交际中,性别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着不同性别的语言运用规则,而且制约着他们交际的言语风格。然而来自不同文化的两性在进行交际时,往往因文化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而产生交际失误。本文首先从分析性别文化与两性话语风格的差异入手,然后结合这两方面着重从语用角度对跨性别交际中的交际失误现象进行探讨,通过对具体实例的分析试图找出解决跨性别交际失误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跨性别交际,性别文化,话语风格,交际失误
参考文献
[1](美国)Deborah Tannen著.周红,祝畹瑾译.你误会了我——交谈中的男人和女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赵蓉晖.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4]许力生.跨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杨永林.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7]白解红.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8]施栋琴.语言与性别差异研究综述[J].外语研究,2007,(5).
[9]许力生.话语风格上的性别差异研究[J].外国语,1997.
[10]李志雪,陈立平.从语用角度看会话中的性别差异[J].山东外语教学,1999,(02).
构建先进性别文化 篇2
成安县委副书记 陈惠永
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战略全局出发，制定描绘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宏伟蓝图，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指明了方向。先进的性别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为男女两性平等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两性越平等，关系越协调，就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建设以男女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先进的性别文化，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年来成安女性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生动实践
在成安近年来的发展历程中，生活、工作在这片热土上的成安女性通过全面参与经济管理、公共决策和社会事务，越来越多地活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经济和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贡献者，生动演绎着先进性别文化的内在真义。
1、在参与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就业既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也是成安女性参与经济、回馈社会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女性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就业形势平稳向好，女性人才的作用进一步发挥。2011年，成安的城西工业区和商城工业区共接纳安置女工
名，在本县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40%以上；成安女性职业分布趋于合理，第三产业成为女性就业的主要领域。就业创业能力和层次不断提升，2011年，经营管理人才中女性比重达
%。
2、在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成安女性政治参与的人数、比例不断增加，层次和质量不断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日益增强。2011年，全县党代会中的女代表比重为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重分别为
%和
%，比上年分别提高了
个和
个百分点。女性参与决策和社会管理层的干部比例稳中有升。乡镇和县直部门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备率分别达到
%和
%，均超出规划55%左右的配备率要求。女性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2011年，县人大女代表领衔提出被采纳的议案数和县政协女委员领衔提出被采纳的提案数分别为
件和
件，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和
%。
3、在思想观念和社会参与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成安女性的视野愈发开阔，思想进一步解放，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崇尚发展成为主流，法制意识、社会性别意识及自主、创新意识不断增强，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在参与经济社会建设中充分展现了“聪慧时尚、自信坚韧、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涌现出了吴氏润康的吴
东之星色素的孙金香、超载制衣的高秀英、等一批女企业家、女强人。马兆辉被省女企业家协会评为十大杰出创业女企业家；孙金香被省女企业家协会评为十大杰出创新女企业家；田素芬被省女企业家协会评为十大杰出爱心女企业家。另一方面，社会参与程度和参与积极性显著提升。女企业家们主动履行社会职责，以无私奉献回报社会。母亲节期间，女企业家协会对我县的8名贫困母亲进行了慰问，为每人送去慰问金200元，及食品、食用油等慰问品。在看到孤寡老人米香荣因自来水管长期失修而需要下楼去提水时，科汇重工的乔经理当场组织工人为其修理自来水管道。帮助她们解决实际困难，鼓励她们自立、自强，走出生活困境。“八一”建军节期间，她们对我县的消防支队进行了慰问，为她们送去了啤酒、饮料等价值2000多元的防暑物资，增进了军民鱼水情。2011年11月5日—6日在成安宾馆四楼会议室举办了中华传统文化幸福人生公益讲座，邀请马益玲和郑方两位老师主讲，各级妇联干部、各届妇女代表、女企业家协会全体会员以及部分企业职工共计300余人收听了讲座。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了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的建设。
二、先进性别文化的特征
先进性别文化指的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利于性别平等、公正、和谐的文化。它的核心内涵是男女平等。先进的性别文化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先进性别文化建立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打破性别分工的界限，妇女走出家庭，男女共同就业，妇女发展职业化，就业成为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第二，先进性别文化不仅仅关注性别间权利的结果平等，更重视实现性别权利中的机会平等和过程平等。如生产资料所有权、平等的参与社会管理权、学校受教育权等。第三，先进性别文化所创建的性别合作与和谐是建立在性别平等和公正对待基础上的，是一种平等和公正的合作。第四，先进性别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承认性别多样性和多元化存在及表现的合理性，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教育失去市场。
三、落后性别文化的表现与影响
我国提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已十多年，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但现实中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依然突出。这与落后的性别文化观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传统性别文化在现实中表现为：一是“重男轻女”的封建世俗偏见根深蒂固，不少女性至今仍失去平等受教育、参加社会劳动和社会交往的机会。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资料，我国文盲中有2/3是妇女，女童失、辍学现象依然存在。二是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与价值评价仍摆脱不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阻碍了女性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传统观念中对男性的期望是做成功人士，而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往往是贤妻良母。三是传统性别文化认同的“男比女强”的刻板印象也影响社会对女性的接纳，使招工、毕业生分配、参政等方面重男轻女现象屡见不鲜。如，女性就业、再就业比例比男性低，女大学生就业难；一些企业拒招女工，一些企业只使用女工“黄金年龄”段；两性收入差距大；妇女参政的数量和质量与男性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四是女性自身定位也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价值观被扭曲，安于现状，丧失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甘愿沉默。这些带有浓厚传统意识的落后性别文化，本质上体现了性别关系的不平等和对女性的歧视，既不利于男性和女性的全面自由发展，也不利于整体先进文化的发展和构建，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抵制和消除落后和腐朽的性别文化影响，建设先进性别文化，是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四、努力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
建设以男女平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别文化，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性别文化建设。要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着眼于推动妇女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努力改造和坚决抵制歧视妇女的落后文化，生产出既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又体现时代和民族精神的文化产品，推进先进性别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一）加强先进性别文化的宣传教育。先进的性别文化只有被大众所认识、所撑握，才能发挥文化的能动作用，人们才会自觉抵制腐朽落后的性别文化的侵袭，倡导先进文化。要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尊重妇女的进步观念。一是针对不同的群体宣传。注重向领导宣传，促进性别观点进入决策主流；加强对青少年性别意识的教育，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教学之中，为先进性别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加强对广大妇女的教育，一方面引导妇女增强“四自”精神，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引导妇女增强女性主体意识。通过宣传教育，促进性别意识进入决策主流，促进先进性别观念在全社会的确立。二是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传播快、覆盖面广、渗透力强的优势，深入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先进性别文化，宣传妇女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加强对干部群众的引导，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三是发挥文艺作品的功能。文化艺术工作者要增强性别意识，积极创作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讴歌妇女伟大作用、鞭挞损害妇女合法权益行为的文艺作品。
（二）将先进性别文化纳入决策体系。相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文化虽然是后天形成的，但是，任何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又都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都有不会自行退出文化舞台。文化领域的废旧立新仅靠道德的约束是乏力的，必须依靠制度特别是法律政策的作用，运用法律政策强制性的特点，来推进观念的进步。各级党委、政府要将性别意识纳入政策、措施制定的过程之中，研究、谋划政策、措施对妇女发展的作用，充分考虑到政策落实对男女两性带来的影响，而不能仅仅把性别问题局限于妇女群众和妇联工作，从而避免因性别意识缺乏而产生性别歧视。如，目前的妇女参政比例低、就业难、部分农村妇女出嫁后土地承包权丧失、企业女职工权益受到一定的侵害等问题，必须依靠法律和政策推动解决。要注意增强相关政策的可操作性，以确保妇女的权益落到实处。
肺病隐喻与性别文化象征 篇3
摘要：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肺病隐喻的叙事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它有一种性别化倾向，体现为不同的男女两性身体叙事。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在男女两性病患者身上的隐喻变体明显不同，一者主要关注其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一者则主要体现为审美化取向，并从中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权力痕迹；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以丑怪身体呈现了女性在性别政治中的真实处境。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2—0034—05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作家所要观照的是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疾病作为个人的遭遇乃是社会一文化的构成，个体的疾病现象本质上存在于人体一社会一文化关系的体系中。对于文学来说，疾病隐喻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和叙事方式，也是创作者阐释表达的空间和意义生成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构，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文化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的文化象征符号。长期以来，对疾病隐喻的研究多侧重于社会一文化的内涵，而忽略了它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的复杂关联。事实上，疾病隐喻一直有一种性别化的倾向。肺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从性别文化的视角对其加以观照，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种种权力痕迹。
一、肺病及其隐喻
肺病俗称“痨病”，从病理学上讲，它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又被称之为“艺术家的病”。肺病的隐喻非常丰富，苏珊·桑塔格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都对它给予了特别观照。他们观照的重点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肺病隐喻的道德化和社会化倾向。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隐喻视角发掘肺病的道德含义和社会批判取向。肺病“被颂扬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们的疾病”。柄谷行人指出：“作为事实的结核本身是值得解读的社会、文化症状”。这表明结核病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病理学现象，而是反映一种社会文化的症状。
第二，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肺病在被道德化的同时，更被审美化、意象化，甚至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如桑塔格所指出的：“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它被看作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象征，并且“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因为结核杆菌不断地吞噬着患病者的身体，导致身体逐渐变得消瘦起来，成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而结核病经常导致的发烧症状，使病人脸上出现潮红，也使结核病被颂扬成一种“热情病”，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附加在结核病上面的隐喻修饰物，使结核病影响下的身体观念和审美情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健康不再时髦，苍白和消瘦则时兴起来，柔弱的、苍白的、气息很浅的女子，成为“美”的意象。“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
尽管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详尽阐释了关于结核病引发的各类隐喻，但对于这种隐喻的性别文化象征，却没有给予过多地关注。事实上，肺病发生在男女两性身体上的隐喻，获得了不同的隐喻内涵。肺病在男性身体上常常被置换成社会文化的符号，它是一种“灵魂的病”，他们的肺病身份能够直接地与社会隐喻发生关联，肺病更多的表现出道德化、社会化的倾向。而肺病引发的美好想象往往与女性的形体联系在一起，这与传统上把“柔弱”作为女性理想美的因素之一是分不开的。曹雪芹笔下的“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的林黛玉，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典型的肺结核病患者。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在《不如归》中，对结核病患者女主人公浪子也有一段描写：“粉白消瘦的面容，微微频蹙的双眉，面颊显出病态或者可算美中不足，而消瘦苗条的体型乃一派淑静的人品。此非傲笑北风的梅花，亦非朝霞之春化为蝴蝶飞翔的樱花，大可称之为夏之夜阑隐约开放的夜来香”。可见，肺病的审美化、意象化是与女性身体的审美化想象同时进行的。
二、男性视域下的肺病隐喻
肺结核所具有的病态美的隐喻象征，恰好契合了浪漫主义者的审美追求。罗素指出：“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征总的说来是用审美的标准来代替功利的标准。”但是他们所热衷追求的“美”，往往是带有病态性质的“美”。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到处可见结核病患者的形象。患病者并非全为女性，男性在数量上也为数不少，如郁达夫小说《青烟》中的“我”、《蜃楼》里的陈逸群、《迟桂花》中的郁先生和翁则生、郭沫若小说《落叶》中的主人公洪师武，等等。但是，由于性别差异和叙述视角的不同，疾病在男女两性身上的隐喻及其变体是不相同的。
在男性患者身上，肺病大多被看作是一种“灵魂的病”，患病者往往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强烈的欲望，但这些情感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欲望也必定是被毁的欲望。桑塔格认为，肺结核是由“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所致。因此，患病的主人公通常内心极度压抑、激情受挫、积劳忧思，在这里，肺病又被看成是“压抑的病”。《青烟》中的主人公“我”，既是肺病患者又是青年忧郁病患者，在现实的黑暗世界里，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无法创造自我和实现自我，当改变世界的激情受挫时，他对自我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小说通过肺病来揭示主体与周围黑暗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体现个体意识崛起之后的现代性焦虑，具有广泛的文化苦闷象征内涵。郭沫若的小说《落叶》的主人公洪师武也是一位肺病患者，他的病虽然是因为看护病人而被传染的，但从深层原因来看，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旧式的婚姻制度的牺牲者，情感的苦闷让他放纵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这也赋予了肺病文化批判的隐喻含义，使肺病道德化和社会化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浪漫派作家笔下，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肺病被赋予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凸显这一病症的压抑、绝望和死亡气息与社会现实的隐喻观照，成为一种书写策略被广泛使用。如鲁迅《药》中的华小栓、《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巴金《灭亡》中的杜大心、《家》中的钱梅芬以及《寒夜》中的汪文宣，曹禺《日出》中的黄省三，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的曾平亚，沈从文《三三》中来乡下养病的年轻人，等等。在《药》中，革命者夏瑜的鲜血成为华小栓治疗肺病的“人血馒头”，这就使得“结核病的治疗无意中颠覆了精神疾病的治疗”而使小说具有了反讽的意味，从而揭露了启蒙价值的危机，也暗示了启蒙道路的艰难。在对肺病的描写中，最具写实意义的是巴金《寒夜》中对汪文宣症状的刻画。他对汪文宣病情的描写惊心动魄，令人窒息：“‘我——我——’他费力吐
出了这两个字，心上一阵翻腾，一股力量从胃里直往上冲，他一用力镇压，反而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张开嘴哇哇地吐起来”，“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烧，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噜呼噜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疼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正如唐小兵在论述汪文宣的肺病时指出的：“随着汪文宣的身体不断被结核病所侵蚀，他的世界不断被无常和无望所困扰，这些基本的现代价值和机制，都将一个个卷入危机之中。”他那带有结核病菌的身体造成了他与一个现代主体之间的令人绝望的距离。汪文宣的病症通过个体生命的本真宣告了外界庞大的象征体系的破产，实际上这正是黑暗寒冷的时代毫无希望的知识分子的自身写照。
由此可见，肺病在男性叙事者笔下，已经超越了疾病本身，而是来自于一种沉重的带有悲剧性的社会文化的暗示。肺病被置换成社会文化的符号，并通过男性患病者身份来体现这一意义层面，因为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里，社会主体的身份是由男性来充当的，他们的肺病能够明显地与社会隐喻发生关联。如果说在男性患病者身上，肺病更多的表现出道德化、社会化的倾向，是一种“灵魂的病”，那么同样在男性叙事者笔下，女性患病者身上的肺病则获得了一种新的隐喻，它明显地具有审美化和意象化的取向，它是一种“身体的病”，一种使女性的身体变得美好的病。叙述者把结核病的症状与女性的形体塑造结合起来，通过一种病态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超越具体的真实形象本身，实现女性的身体想象，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浪漫派作家笔下，为了实现这样的一种审美诉求和期待，往往存在“女性病患者身份想象”的模式。主人公为男性，通过想象或幻想的方式在女性身上实现疾病的审美化隐喻。郭沫若《残春》中的“我”去探望患病的贺君，遇见S姑娘，晚上住在白羊君的寓所，听他讲述S姑娘的身世，S姑娘说她常常觉得肺尖不好，怕会得痨症而死。……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S姑娘要“我”这个学医的学生给她看病。“‘啊拉，你不要客气了!’说着便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弹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我忙立起身来让她坐，她坐下把她的一对双子星，圆睁着望着我。”“我”在潜意识的性心理中，通过梦境的形式对女性肺病身份想象，以医者的身份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欲望表达，病者(女性)的身体完全成为医者(男性)眼中的色情想象，肺病成为一种变相的色诱惑。
疾病所附加在女性身体上的色情意味，让男性在隐喻系统中对女性进行“疾病一身体”书写，书写的意义不在于疾病本身，而是疾病所带来的女性形体的病态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王独清《三年之后》中的男主人公听说患肺结核的女居停主人“症候已经退去”，竟然会深深地感到失望，因为在他的心中，依然恋着她患病时期的姿态与美色：“她那褐色的头发，她那黑中带着微蓝的眼睛，她那一点也没有涂抹脂色的天然娇润的口唇，她那泛着年轻的风情同时又露出表示她纤弱的苍白的脸庞，并且她那种正在想念什么事似的忧郁的神色和那种由沉默流出的处女烦躁……”这种书写意识在后来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新感觉派作家笔下，依然可见端倪。穆时英《公墓》中的男主人公对玲姑娘的思念和爱恋是表象，真正掩藏其下的是肺病所带给女性的病态美：“一双谜似的眼珠子，苍白的脸，腮帮儿有点焦红，一瞧就知道是不十分健康的。”“她轻轻地喘着气，散乱的头发，桃红的腮帮……”这样的病态的美的体态，“结着淡淡的哀愁的风姿”，像紫丁香一样，正是男主人公所真正不能忘怀的。
通过对女性病态美的赞美和颂扬，男性以对女性身体想象的方式实现了对女性形体的模塑，女性真实的生命感受被遗忘在男权意识的背后。这一现象在把肺病隐喻道德化、社会化的文本中依然存在。巴金《家》中的钱梅芬是一位女性肺病患者，她的肺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成为控诉封建社会罪恶的有力证据。女性本身作为文学的“载体”和“工具”，在梅芬身上，我们体会不到汪文宣那种主体撕裂般的感觉，患病女性的丰富的心理内涵被忽略了，成为文化上的“哑人”，而这一文学现象在女性作家身上得到了解决。
三、女性书写下的肺病隐喻
在女性作家笔下，女性不再是一座身体雕像，而是成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关于肺病与爱情之间的浪漫想象，则更多了一些心理成分，肺病成了女性心灵苦闷的外化形式。在一个女性普遍失语的时代，肺病成为女性对爱情的悠悠诉说。患病者用“不言说”来言说，瘦弱的病体体现了她们独特的言说方式。所有的心思都通过有病的身体来呈现，旁观者透过这种心灵外化的身体病变来领悟主人公的内部情思，由此患病者的身体便构成了女性默默的言说载体，开创了另一种言说方式。
萧红的中篇小说《小城之月》发表于1941年。主人公翠姨是一个含蓄、感伤、诗意的女子，平时极少言语，内心却极为丰富。她偷偷地爱恋着“我的哥哥”，所以当婆家“张罗要娶”的消息传来时，“翠姨听说就得病了”，而且得的正是肺病。那苍白瘦削的身体就成了隐秘心灵的最好的言说方式。当爱情的隐痛转化为身体的病楚，解除痛苦的方法只有一个，便是“拼命地糟蹋自己的身体，想死得越快一点越好”。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通过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的描写来揭示新女性的内心世界及其个人的身份认同。肺病病人的身份使得莎菲自我主体的身份得到了空前的膨胀，主人公在肺病所造成的封闭空间里追寻自我、反思自我、认识自我。莎菲与《沉沦》中的“他”一样处于身体欲求的焦渴中。在《沉沦》中，“他”的肉身渴求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手淫、窥视、偷听野合、逛妓院等违反传统伦理的方式)达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与此同时，来自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使他无法认同自己的行为，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沉沦》中“他”的肉身欲望具有单一性、确定性，莎菲的欲望却始终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在与凌吉士交往的过程中，她始终经历着自我的拷问：“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出我自己来。”“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她的欲望实现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伦理道德，而是体现为自我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她无法成为真正的欲望主体。她在自身的欲望满足与精神坚守之间痛苦地挣扎，最终选择了后者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根基。欲望满足之后所带来的只能是：“从那满足中感到胜利，从胜利中感到凄凉，而更深的认识我自己的可怜处，可笑处……”坚守自己精神阵地的莎菲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
如果说在萧红和丁玲笔下，肺病与爱情依然建立了隐喻对应关系，爱情的浪漫唯美装饰了肺病的罗曼蒂克的隐喻色彩，二者相互映衬，使得肺病成
为悬置在现实生活之外的一个浪漫符号，肺病增添了女性的身体美，这在深层意义上恰恰迎合了父权制社会男性主体的审美心理，把女性置于从属的边缘地位的话，那么张爱玲作品的意义就在于她割断了肺病与爱情之间的链条，还原了疾病本身的现实真相，为女性找到自己的身份、建立女性主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从这一意义上讲，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疾病叙事揭示出女性身体的丑怪与女性焦虑，写出了女性角色的内在特质，以及她们在性别政治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
在《花凋》中，全篇故事以郑川嫦被粉饰的墓园和墓志铭为始，带出了她那“美丽的悲哀”的真相，进而道出川嫦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她是一座没有点灯的灯塔”。
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全然不是这回事。
正如叙述者说的那样：川嫦的一生的真相“全然不是那回事”。川嫦的墓志铭及其被美化了的墓园成为郑先生为女儿所塑造的讽刺模型，_种违背真相的自我修正手法。这显示郑先生在川嫦死后，如何试图为女儿塑造一个美化的理想假象，以期替自己的父亲形象造势。但是，虚假的颂词一旦落到现实将宣告破灭。在川嫦患病之后，她父亲抱着“不愿把钱扔在水里”的心态，并不尽心给她治疗，任她在病痛折磨中死去。在这个意义上，川嫦的病体暗示了宗法社会中所忌讳的一种真相：女儿死亡的根源往往在于家庭本身。坟前石碑上的墓志铭“爱女郑川嫦之墓”等说辞以及坟前白色大理石的天使雕像，因而都成了反讽的对象。在这里，川嫦的肺病被放置到现实之中，映照出日常生活的残酷和女性被压抑、被言说的身份处境。
在张爱玲笔下，肺病被放置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她通过疾病叙事，实现了对女性丑怪身体的描写，揭示出女性被压抑的“他者”身份的焦虑。在这里肺病丧失了所有的浪漫色彩，它不仅没有加速爱情，反而成了爱情的障碍，它带给女性的不是美，而是身体的丑怪变形。
在《花凋》中，肺病并没有给川嫦的爱情带来几分唯美的浪漫色彩。在川嫦身上，爱情与肺病几乎同时到来，爱情给她带来了生的希望，肺病却一点点掏空了她的肉体，甚至削夺了她的女性身份。当章云藩给她看病时，让她觉得“仿佛她不是个女人，就光是个病人”。肺病把她死死地拖住，留在那个腐朽没落的旧家庭之中。关于她的病，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就知道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可以说川嫦的爱情葬送在肺病所导致的身体的丑怪变形中。“她的肉体在他(章云藩)手指底下溜走了。她一天天瘦下去了，她的脸像骨架上蹦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越急越好不了。”与川嫦生病以前那种“极其丰美的肉体”，“一双华泽的白肩膀”以及充满深邃的热情与智慧的眼睛相比，这种丑怪身体的描写，既凸显出肺病对人体的侵蚀的残酷，更可以看出张爱玲这方面的书写策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伦理秩序中，相对于男性的“正统文化”及其“正统身体”，女性则往往被安置在“非正统”的从属位置中，女性的“非正统身体”处在宗法制性别政治和文化压迫之中。
临终前，川嫦在新来的李妈帮忙下抱病到街上漫步的描写，最能说明女性“丑怪身体”的意义。川嫦注意到旁人的眼里没有悲悯的神色，反而将她视为人间的怪物：“到处有人用骇异的眼光望着她，仿佛她是个怪物”。川嫦从别人的眼神中窥探到自身的丑怪。
此处的描写，显示出川嫦化身为“女性怪物”的特征：冷而白的大蜘蛛。这种丑怪的体验令她陷入更深的沮丧。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丑怪意象不但把她带到现实世界中，也把她带到人生的尽头，道出了她临死前对于真实现实的内心幻灭感受。川嫦抱病走出病房的经历使她最终看出了人们只能接受戏剧化与虚假的悲哀，而厌恶真实的悲剧。这也透露川嫦自己终于也体会到虚假的悲哀和真实的悲剧之间的真相。这打击也足以说明为何川嫦在此次事件后病情迅速恶化，而在不久之后便死去的原因。
可以说，张爱玲正是借助对丑怪身体的描写，彻底颠覆了男权制社会中关于肺病的隐喻与女性身体之间的浪漫想象。主人公在病中反省，最终看到了自身悲剧的真相。在这宗法父亲的名义下的郑公馆中，她的闺房象征着封闭、怜悯，病毒满布的铁闺阁把她隔离在繁华的人世之外。川嫦死前的丑怪和她死后塑立在墓前的天使替身前后参照，表明张爱玲如何运用川嫦的女性身体去书写女性内在的焦虑。
性别文化 篇4
在小说视觉化的热潮中, 一个不在大众认知范畴里的“历史”进入了大众视野, 历史成为了可以“消遣”的东西, 成为了小说、影视剧炙手可热的题材。历史的这种被“去陌生化”让我们哭笑不得, 使我们在不断涌出地表的视觉碎片、奇观文化面前更多的是窥视欲的驱动而非是主动的历史反思。早在十多年前就有诸如《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少年天子》等宫廷剧, 但那时多是以男性视角来诠释历史, 也是以历史“在场”的话语者——皇帝等人物视角来展开叙述。观近几年的宫廷剧, 多以后宫女子的情感故事纠葛为题材, 以一种弱化历史史观的旁人角度甚至是虚构历史人物的角度来讲述历史, 欲望的诱惑力便击碎了清醒的思辨力, 冷静的历史记忆也被现代性“戏说”所代替。后现代文化就是一堆散落的符号能指, 创作者不期望观众费尽心思去寻觅它的所指, 只想通过一个片段、一个瞬间甚至是一种感觉去召唤一种似曾相识的“记忆”。这样, 无数个漂浮的能指便失去了意义的重量, 在互相指涉的欲望游戏中变得暧昧、变得矛盾、变得多重……人们在这些作品中触碰到与他“经历”、“感悟”相同质的元素, 便会在“亲切”的符号“迷宫”中流连忘返, 不知归路。笔者试从男性和女性两个视角浅析性别书写如何贯穿在后宫影视剧中并对大众文化产生影响的。
一、男性欲望的隐性书写
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后宫剧早已成为当下时代一个显性的文本。众所周知, 后宫中的人和事历来都是大众窥视的对象, 后宫剧不同于其他宫廷剧, 它不求展现历史宏大的景象, 人物的丰功伟绩。剧中的每个人物, 无论主角还是配角, 无论地位显赫还是出身卑微, 仿佛就是活在当下, 活在我们周围。这样, 消解了历史严肃性后, 历史成为一道被我们所欣赏的风景,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能看到别样的景致。如同后宫剧的情感纠葛、人世悲欢等具有普世性的人生体悟也能在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性后越过时间和宫墙直刺人心, 赢得共鸣。大多数后宫剧都是以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和一群男子的情感纠葛为主线, 穿插君臣关系、家族利益, 权力争夺等桥段, 演绎出后宫这个小舞台上的“大世界”。
由于这类后宫影视剧的受众以女性为主, 男性的群体欲望便只能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从两个层面我们可以窥见隐藏于影视文本中的男性欲望。
第一个层面是浅层隐性书写。后宫本就是为皇帝所设, 后宫的女子也都归皇帝所有 (太后除外, 但太后也归先皇所有, 也是皇帝所在的帝王之家的一个可悲的附属品) 。无论美丑善恶、地位高低, 都是男性的欲望对象。男性观众羡慕站在权力中心的男子——皇帝。一群女子为一个男子争风吃醋的情节常常会在心理上覆盖男性观众在现实情感中的挫折困苦。这种“身份代入”便在虚构情节中满足了男性观众的欲望。
第二个层面是深层的隐性书写。类型化的女性角色是符合男性期待视野的女性形象, 但她们在女性观众看来却毫无共通点, 男性却能窥视到她们的共通之处。原因是女性看女性和男性看女性是不同的。处在同性别的迷局里, 人们会自动忽略同质的地方, 相异点便会凸现出来。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情节: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是男子们心仪的对象, 他们上至王公贵族甚至君主, 下至宫廷中不起眼的小官。女子的“德”、“才”、“貌”作为一种本该赞扬的伦理美德在剧中被提升到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言下之意是:拥有这样优秀特质的女性才能获得男性的爱慕, 反之, 现实中的女性并没有这种特质, 男性的失望便是理所当然的。因此, 没有达到剧中女主角“完美”形象的女子为了男子就必须努力完善自己, 以期符合男子的审美眼光。
二、女性欲望的显性表露
后宫剧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群体, 不可否认会以女子的审美接受心理为其创作导向, 并且这种导向是显性的、心照不宣的。
第一, 女主角仿若众星拱月。从2009年《美人心计》开始, 内地掀起了一股以女性为主角的后宫剧, 与香港TVB的《金枝欲孽》相呼应, 电视剧创作上从前几年以男性书写为主的谍战剧悄声转变为以女性书写为主的后宫剧, 一时间涌出《宫》、《步步惊心》、《凰图腾》《杨贵妃秘史》《美人天下》……其中, 《宫》和《步步惊心》则为穿越题材的后宫剧, 这两部剧本质上也是后宫剧, 只不过是在观众审美倾向的转变下所做的另一番尝试和妥协。
大部分后宫剧中, 女主角成为众多男性苦苦追求的目标。他们或放弃权位财富, 随女子隐匿于山水间, 或通过追逐权力财富以期获得女子芳心, 或在女子身边隐忍数年默默付出, 却不求回报……诸如此类情节, 可以说在后宫剧中随处可见, 这与女性内心对感情的期望相契合。此外, 女性角色总是对感情忠贞不渝, 对其他众多追求者也常有一种“不似爱情, 胜似爱情”的别样情感。《步步惊心》中的若曦对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则是这样深刻的感情。女性观众对这样的感情津津乐道, 仿佛她们很乐意导演看透她们这点心思, 她们对这些“奇女子”传奇的情感、非凡的经历有羡慕, 但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置换”的错觉。换句话说, 她们把剧中的这些女性当作她们自己, 希望所有男性认为她们就像剧中的女子一般温婉贤淑, 隐忍坚强, 与众不同。这种身份置换的错觉是女性这个性别群体的集体想象, 因此, 后宫剧在她们的观赏过程中就被错误书写了。
第二, 女性角色大多是柔弱堪怜的形象。后宫剧中的女子形象大多是外表柔弱堪怜、内心善良而坚强的。在后宫剧中, 女子的弱者形象与其说是一种弱势地位的表现, 毋宁说是女子博得男子同情和爱怜的重要砝码。后宫剧正是通过将女性塑造成弱者形象的方式来寻求女性观众的认同, 同时女性观众也在虚构但却逼真的历史影像中觅到自身弱势地位的历史证据。
但无论如何, 后宫剧如同其他后现代文化文本一样呈现出游戏化趋势, 这是不是可以说历史成为了真正意义上以人欲来书写的“人史”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后宫剧中的所有女性、物品、装饰甚至是人物之间那种现代人听来很扭捏的半文言对白都是一个个欲望的符号, 它们在迎合大众期待视野的同时确实又以直观的视觉方式呈现出了历史的某些事实和精神, 但这已经与“历史”无关。
后宫剧的泛滥带来的是对女性关注的提升,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女性已经成功地逃离了男性欲望的领地了呢?爱德华·傅克斯说:“女性统治的时代从来不是女性地位真正提高, 反而是她受侮辱最深的时代。”的确, 在女性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当下社会, 我们也许不该盲目欢庆女性受关注程度的提高、女性地位的提升, 而应保持女性本就不多的理性和清醒, 认识到, 这不过是女性又一次沦为了男性欣赏的“风景”。
摘要：近年来在大众文化中风靡的后宫剧是以历史为外壳, 实则是后现代文化中一个最为典型的性别书写的文化文本。男性与女性在相互窥视中获得了心灵的满足, 也在歪曲并消解着历史原本的严肃性。
关键词：性别,欲望,历史,女性
参考文献
[1]陈晓明.后现代的间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1]陈晓明.后现代的间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从英语语言角度分析英美性别文化 篇5
通过对英语语言中有关性别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英美文化中的性别文化特征.英语语言表达、体现和象征着英美性别文化现实.英美文化的这种性别文化现实表现为:男性总是与正面意义的形象相联系,而女性往往与反面意义的.形象相联系;男性总是与重要的事物相联系,而女性则与不重要的事物相联系;男性往往与强势的成功者形象相联系,而女性则与弱势的失败者形象相联系.
作 者：田瑾 Tian Jin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刊 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35(3) 分类号：H313 关键词：英语语言 英美性别文化 男性 女性
英汉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 篇6
关键词：性别歧视 称谓 词汇 宗教信仰
英汉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它们之间的语义和文化的完全对等是很少见的，但在男女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不平等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一、英汉称谓语反映的性别歧视
称谓语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或特定语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普通的称谓语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中能产生丰富的社会内涵。
1.姓名里的性别歧视
姓名作为人类文明特有的事物，它与人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人们在取名时会不自觉地把主观愿望输入其中，父母根据不同的性别而寄寓不同的期望。
在英语国家，孩子一般随父姓，女子取名通常体现美丽、高洁、可爱等意；而男子取名则体现坚强、勇敢等意，如Andrew(安德鲁，源于希腊语，表示勇敢率直的)、Lewis(路易斯，源于法语，意为人民的保护神)。在汉语中，姓产生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母系社会，那时人们随母亲姓。在后来漫长的父权社会，妇女地位低下，都随父姓。
2.婚俗称谓里的性别歧视
人类从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妇女的主导地位随之失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英语社会的婚俗中，結了婚的“man”照样在外打天下，而变成“wife”的女人则在家相夫教子，当丈夫的陪衬和点缀。男士婚前称Mr.，婚后还是Mr.；而結了婚的女士则失去自己的姓名而变成“某某夫人”。
在古代中国，由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女人常用表示地位低下的称谓来自称，而称呼丈夫则要采用表示尊敬的称谓。妇女出嫁以后，通常把丈夫的姓放在前，像“蒋夫人”“张大妈”，对妇女本人的姓则避而不提。
二、英汉词汇反映的性别歧视
1.词汇的统称现象
英语词汇中最明显的反映性别歧视的例子是“man”，既指“男子”，又可表示“人类”，泛指所有人；而“woman”仅指“女子”。如“Growing old is something a man as to accept.（逐渐衰老是任何人都得承认的事实。）”英语中有大量的词，不管做工作的人是男是女，一律用“man”表示。如salesman、postman等。英语中有许多中性词表示职业，对男女都适用，如doctor、professor等，但如要表示女性的职业则要在前面加“woman”。
在汉语中，表示男性的词往往包含女性，而表示女性的词专指女性，如“一个人要是离开了集体，他将一事无成”。其中的“他”指所有的人，而并非只指男性。又如“他们是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中的“他们”可能有男有女。如果用“她们”来代替句中的“他们”，则表示这一群青少年全都是女性。
2.词序的男先女后
性别歧视不仅表现在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还表现在男先女后的排列顺序上。英语里虽然没有规定“男先女后”的语言顺序，但在长期的言语习惯中，通常采用男先女后的语序，但“ladies and gentlemen”除外。如husband and wife、Mr. and Mrs.、son and daughter、boy and girl等。
汉语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当男女并列出现时，男性总排在女性的前面，如公婆、夫唱妇随、叔叔阿姨、生儿育女、男耕女织等，这种男先女后的排列顺序也体现了男尊女卑思想。
三、宗教信仰反映的性别歧视
基督教是英语族人的主要宗教。虽然早期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平等思想使它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但基督教在男女关系上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宗教。英语国家的宗教语言中表现出的男尊女卑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我国的传统宗教，还是“西土”传来的佛教，都有明显歧视妇女的性别观。如我国传统宗教中的祭祖仪式，都是由男性族长或家长主持，无论是享祭者还是在祭者都严格按照父系血统的辈份排列，女性后人不能进入本家族的祖宗系列。我国道教也曾主张社会的“极大公平”，但这个公平是不包括妇女在内的。
参考文献：
[1]王庆淑.中国传统习俗中的性别歧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穆凤良，李秀萍.英语中的性别歧视与中性化[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5).
[3]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白解红.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性别文化 篇7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英语词汇,性别歧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 也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自古以来, 男性占据着社会主导地位, 支配着社会生活;女性则位于社会及家庭生活中被支配的从属地位。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语言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现象。语言本身不存在性别歧视, 但人类的社会、文化赋予其性别色彩。作为语言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词汇, 是性别歧视现象的主要承载者。对英语词汇中性别歧视现象及其文化根源的研究, 能够提高避免使用歧视语言的自觉性, 促进跨性别语言交际及社会的和谐。
1 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 (sexism) ”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解释为“the unfair treatment of people, especially women, because of their sex”, 对男女两性间不公平的对待, 尤其是针对女性。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 促使人们开始认识语言中的两性差异, 面对语言性别歧视。“sexism”一词是当时的美国女权主义者由“racism”一词启发而创造的 (王显志, 2010) 。性别歧视存在于语言中构词、词序、称谓、语义等方面。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 (Jesperson, 1923) 在《英语的发展与结构》中指出英语是他所熟悉的最具男性化特征的语言 (孙汝建, 1997) 。英语词汇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构词方面
英语中存在一些与男性相关但也同时可以指男女两性的词汇, 这类词汇是无标记性 (unmarked) 的, 但与其相对应的女性词汇是在该词上添加词缀 (affix) 而得来的。这就使对应的女性词汇成为有标记性 (marked) 。比如, “actor”—“actress”, “host”—“hostess”, “governor”—“governess”。这种语言中的不对称性 (asymmetry) 体现出女性属于“第二性”、从属地位。类似“-ess”表示女性的词缀如“-ette”—“coquette, typette”, “-ine”—“heroine, concubine”。还有一些以“-man”为后缀的词也具有此类特征。如“chairman, policeman, sportsman”。另有一些词汇表示传统观念中男性更适合从事的职业如“doctor, lawyer, engineer”, 与其对应的女性词汇通常要在前面加上“lady, woman, female”。男女两性的语序一般以男前女后的顺序, 比如“Mr.and Mrs.Green”, “boys and girls”, “father and mother”。
1.2 语义方面
英语词汇在语义上同样存在不对称性 (asymmetry) :表示男女两性的一对词语在语义上存在无标记和有标记的不对等现象。表示褒义的男性词汇对应的女性词往往具有贬义色彩。如“governor”国家统治者, “governess”家庭女教师;“mister”先生, “mistress”女士, 情妇;“bachelor”单身汉, “spinster”剩女、老处女。
英语中一些俗语、谚语以隐喻的方式将女性与食物、动物、植物或者性相关, 表达对女性的轻薄、污蔑、和歧视之意。比如, “bitch”“slut”原意指母狗, 在现代英语中常用来谩骂, 表示“荡妇、道德败坏的女人、泼妇、懒女人等”含义。“a wet hen”字面指落汤鸡, 俗语中指泼妇、令人讨厌的女人。形容女性容貌的如“as fair as a rose”, “shrinking violet”。“a nut cracker”指让人讨厌的不受欢迎的女性, “bit of jam”指情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毫无意识地使用这些隐喻, 有意无意地表达着对女性的歧视, 反映出女性在社会文化中家庭、经济、言语权利所处的劣势。
2 英语性别歧视词汇的文化解读
2.1 宗教的影响
对西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基督教, 在其宗教经典《圣经》中对女性有着负面的评价, 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 甚至是万恶之源。《圣经·旧约》中记载女人夏娃是由上帝从男人亚当身体中取出的一根肋骨做成的。在“创世纪”中美好的伊甸园里, 由于夏娃受到一条蛇的引诱偷食禁果, 而使人类被驱逐出去, 导致人类最初的堕落。女人被视为罪魁祸首。
2.2 文化因素
人类社会对于男女性别的传统固有印象 (gender stereotypes) 即把男性视为强者, 富有进取心、攻击性, 而女性则属于弱者, 无抵抗能力, 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固有的观念导致从幼儿阶段男性就被教导“to be a man, boys don’t cry”, 男孩子的玩具也受传统观念影响被给予汽车模型、机关枪模型、机器人等等;女性则从小就被灌输“to be elegant, quiet, clear”, 玩具也局限于娃娃、过家家的厨具之类。这样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是男性与女性不同的个性特征, 更加强化了两性的不同社会角色。重男轻女的传统充斥着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思想, 在语言中就有如“Women have long hair and short brains.”“Trust not a woman, when she weeps.”“Words are women, deeds are men.”之类的歧视女性的话语存在。
2.3 社会分工
1776年, 美国的《独立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中所说:“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既然人生而平等, 却又将“men”一词取代女性, 泛指全人类。对女性的忽视与歧视显而易见。伴随生产力的发展, 两性生理差异决定了所从事的社会分工的不同。男性从事与体力相关的劳动如农业生产, 女性则生儿育女、煮饭、做一些家务劳动。这种男主外, 女主内的社会分工, 必然导致女性低微的地位。即便是在现今社会, 在男女平等的呼声之下, 男性与女性在求职就业方面仍然存在不平等待遇。
2.4 女权运动与性别歧视语的变革
随着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女性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欧美国家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女性要求提高社会地位, 与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平等对待, 改变根深蒂固的男性统治地位。女权主义者认为“English:the man-made language”是对女性的严重歧视, 因而大力倡导英语语言的改革, 摒弃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首先, 英语中对于女性称谓词Mrs.与Miss分别表示已婚与未婚, 而男性则以Mr.泛指。但西方女性对婚姻状况往往不愿意轻易表露, 因而采用Ms.统称女性与男性Mr.对应。其次, 由一些无性别特点的中性词代替以男性为主的词汇。比如, 用“chairperson”代替“chairman”, “spokesperson”代替“spokesman”, “ancestors”代替“forefathers”, “man-kind”改为“human being, human race”, “fireman”改为“fire fighter”, “postman”改为“post person, mail carrier”, 等等。第三, 用一些不定代词如one, someone, each等代替起泛指作用的阳性代词如he, him等。还可以“he/she”、“his/her”的形式代替原有的“he”、“his”。此外, 一些抵制日常生活传统观念的, 以女性词汇为基础的男性对应词相继出现。比如, “househusband”—“housewife”, “male nurse”—“nurse”, “bridegroom”—“bride”, “male model”—“model”。这些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变化体现出女性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3 结束语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Sapir-Whorf Hypothesis) 认为语言结构决定人类思维方式及行动方法。语言不仅仅是表现思维的工具, 同时也影响并限制思维。对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的研究, 有利于规范公共语言, 逐渐改变人们对男女两性传统的固有观念, 更能够为外语学习者提供标准的使用词汇, 避免跨文化交际中两性间的误解。
参考文献
[1]Coulmas F.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2]Jesperson, Otto.Language: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Nature[M].Norton, 1992.
[3]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4]孙汝建.性别与语言[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5]王显志.英汉语性别歧视现象的对比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10.
性别文化 篇8
在2010年湖南卫视举办的“快乐男声”海选中, 四川音乐学院2009级男生刘著以长头发、花裙子、高跟鞋、烟熏妆的十足女性装扮, 亮相男性选秀舞台并一夜蹿红。被网民称为“著姐”的他迅速成为百度等网站的热门搜索人物, 并很快有了大把粉丝。
“伪娘”刘著的出现, 将近年来在我国青少年中出现的性别异化现象推向了极致。早在2004年湖南卫视举办的“超级女声”选秀节目中, 李宇春便以一头短发、一身T恤牛仔、一副中性化的嗓音及一种接近男性的气质横空出世, 倾倒了亿万粉丝, 从而赢得了当年的“超级女声”总冠军, 并被冠以“春哥”的名号。在2009年的“快乐女声”选秀中, 曾轶可同样以接近男性的装扮与气质一炮走红, 被网民称为“曾哥”。
如今, 这种性别异化现象绝不仅仅停留在大众媒体上, 而且渗透到了现实生活中。女人不穿裙装、不留长发的帅气打扮已成为一种潮流。而男人化粉妆、穿丝袜、留长发也渐成时尚。不仅装扮阴差阳错, 连性格都乾坤颠倒。
性别异化现象的原因分析
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反应。目前, 中国正处在一个空前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 中国传统社会中强调集体主义、服从的人格特征逐渐被强调个人主义、独立的人格特征所取代。人们的价值观日益趋向多元化, 人人都能接受的标准成为明日黄花。特别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 蔑视权威, 反对一元、稳定和刻板, 提倡多元、变化和随意, 颠覆传统、标新立异成为他们的追求。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人文精神的“空场”。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意识形态饱受质疑, 新时期倡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又不到位;传统的权威与秩序正在被解构, 新的价值观又没有深入人心, 致使很多青少年陷入了信仰危机。失去了信仰的引领与安顿, 很多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一样, 随波逐流。他们不关心终极的人生意义与社会价值, 只满足于当下的快乐与一时的成功, 而追奇逐怪则成为他们填补精神真空的一种快捷方式。
正当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式微之际, 以后现代性为特征的西方意识形态却对中国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形成合围之势。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 它用多极化主体取代单一主体, 强调去中心性, 主张消解意义, 削平价值, 填平一切深度, 致力于谋求感性欲望与世俗性、当下性, 宣扬非理性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 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日趋多元化, 就连表达性别的方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一维对立的两极, 同样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消费社会的催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中国的很多地方也追随西方社会的步伐, 开始进入消费时代。在消费时代, 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 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 (1) , 充满了后现代色彩。
在消费时代, 盈利原则在文化生产者心中占据了至上地位, 他们最为关心的是票房、收视率、发行量等经济指标, 而忽视了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在消费时代, 享乐主义在文化消费者心中占据了主导位置, 他们满足于一时的、纯粹的感性欲望, 而很少考虑更深层次的精神获得。这样, 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互相投其所好, 把大众文化物化成了一切皆为消费的普通商品。
性别异化现象正是消费社会催生出的一个怪胎。当消费不再是人们生存的必需时, 生产者只能极尽所能刺激消费、拉动消费、制造消费, 如何调动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是他们魂牵梦萦的主题。为了消费与盈利的目的, 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一如工业品的生产者, 使出浑身解数, 不断翻新花样取悦人们日渐挑剔的眼球。当正面的形象不再吸引人时, 怪异的形象便破壳而出;当帅男靓女的定势不能招来欢呼时, 帅女靓男的反串便应运而生。
审美趣味的异化。在经典美学中, 审美客体主要是文学艺术。但在消费社会中, 审美客体范围不断扩大, 从传统的艺术种类到电影、电视、网络、广告等无所不包, 甚至连日常生活本身也被纳入审美客体范畴。在审美客体由简单趋向繁杂的同时, 人们的审美趣味也从单一趋向泛化。过去那种非美即丑的二元对立审美观念正在被一种模糊的、暧昧的多元化审美观念所取代, 固定的评判与标准的共识正在失去市场。
于是, 在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些常见的情况:一个群体认为很美的东西, 另一个群体却觉得很丑;一个群体认为很出位的现象, 另一个群体却觉得很正常。这就为一部分人特别是思想活跃的青少年追奇逐怪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最为此感到欣喜的是审美客体的推销者。他们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不同的新奇玩意儿, 美其名曰“时尚”, 并大肆宣扬:只要是时尚的就是美的。
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大众的审美旨趣就这样从“阳春白雪”的高雅境界沉降到“下里巴人”的世俗境界, 支配其中的观念也由独立的理性审视变为从众的感性判断。而商业逻辑和盈利原则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 不断挑逗着人们的审美神经。当传统的审美影像无法吸引人们的眼球时, 一定会有新的形象打着时尚的旗号及时出现。“消费欲望的无节制和人类物质享受的无穷尽, 最终导致了过度的身体消费, 身体美学也逐渐走上了它的异化道路, 性别错位就是这种过度消费异化的结果。” (2)
性别异化现象的文化隐忧
性别异化现象既是消费社会过度消费的产物, 又是大众文化降服大众的结果。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 以盈利为终极目的的大众文化产品的风靡, 对青少年性格的养成及社会角色塑造的负面影响。
导致青少年盲目趋附潮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高雅文化具有美的形式而隐含着解放的潜能, 它是一种培养个性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一种单向度的肯定性文化, 作为统治与宣传的工具, 具有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特征。同时, 作为一种商品性、娱乐性、标准化、快餐式的世俗文化, 大众文化与工业经济融为一体,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机械化的反应方式, 它瓦解着人们的判断力和想象力, 成为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
大众文化按照普通商品的运作规律生产与销售, 迎合着大众平均化的精神欲求和审美趣味, 并没有真正考虑作为大众的每一分子的个体需求, 更忽视了引领高雅趣味、提升精神境界的社会职责。由此, 人们的欲望在一个平均层面得到满足的同时, 其文化获取也被定格在了一个普通的层面, 失去了升华与超越的机会, 直至彻底迷失了真实的文化需要。
处在这样一个整体文化氛围中的青少年, 原本以标榜个性为原则, 却在不知不觉中泯灭了真正的个性, 沦为大众文化的奴仆。一如追求性别异化的少男少女们, 他们的初衷是想让自己更富有个性, 更具吸引力, 但由于缺乏独立表达个性的文化认知, 只能循着大众文化的诱导陷入模仿的怪圈。
导致青少年内心世界萎缩。大众文化的主要存在形式就是影像, 视觉取代语言成了文化的中心。与以抽象的思维即概念、语言、文字作为中介的印刷文化相比, 视觉化的影像文化大都是形象大于思想, 甚至是只有形象, 没有思想。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在以电视和广播为主要传媒的时代, 大众媒介的中心化促成了文化生产的齐一性, 大众媒介的电子化促成了文化接受的被动性。文化工业剥夺了受众自主思考的空间, 人的真正本质和他们所消费的东西一样, 变得微不足道。
更有批评者认为, 接受大众文化的过程, 只不过是“一种可以把思维关掉的娱乐过程”;在大众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成为只能“用眼睛思维的一代人”。他们表面上标新立异, 个性十足, 实则内心世界萎缩, 精神生活空虚。随着心灵的枯萎, 个人作决断的乐趣、文化发展的乐趣、自由想象的乐趣, 也一同消逝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 性别异化现象正是一些青少年内心世界萎缩的具体表现。在缺少思想内涵的影像文化引领下, 他们的思维过程由活跃趋向怠惰, 由立体趋向平面。他们懒于反省人生, 追问心灵, 关注社会, 只是无力又无助地龟缩于平白而狭小的自我, 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所欲、所求是什么, 好笑、好玩是他们唯一的精神作料。看着媒体上女人扮男人、男人扮女人, 好笑, 他们就喜欢;看着生活中也有女人扮男人、男人扮女人, 好玩, 他们就模仿。笑了, 玩了, 就够了, 从不问为什么。
导致青少年道德路径模糊。在共享的文化空间里, 大众文化致力于让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想, 将他们的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中。这就造成了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不再向垂直方向深入, 只是在水平方向滑动。使他们只注重当下的感受和快乐, 而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思考, 消融了面向未来的道德追求, 最终将其道德人格引向麻木化、低幼化。
大众媒体渐渐代替了人们的自主思维, 一切皆娱乐的喧闹氛围, 往往掩盖了某些社会矛盾, 掩盖了一些弱势群体生存的艰辛, 也掩盖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悲欢。“笑声已经代替了思考, 在娱乐的狂欢中, 青少年渐渐失去了反省精神, 以至于难以辨明幽默和滑稽、高尚和低俗。” (3)
结语
无论“春哥”也好, “著姐”也罢, 性别异化现象的个别存在, 既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必然反应, 也是社会宽容度提高的一种可喜展现, 我们本来无可厚非。然而, 当这种现象由个别的“另类”发展为流行的“时尚”时, 我们便不得不深刻反思这一现象的推波助澜者———大众传媒。
在“万般皆商品”的时代, 大众传媒追逐高收视率与经济效益, 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盈利视为其唯一目的, 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忘记自身还担负着另一重职责———启迪大众心灵, 引领高尚生活。
在“一切皆娱乐”的时代, 大众传媒不断推出通俗化、快餐式的文化娱乐产品, 也是迎合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但通俗不等于低俗, 更不等于哗众取宠。大众传媒应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与文化品格, 不能抛弃对真善美的追求, 不能放弃对道德理性的弘扬。利用特殊人群的特殊癖好来吸引眼球, 将病态审美视为时尚代码, 将传播庸俗文化视为社会宽容, 这显然曲解了自由与开放的本意。
在新现代性中, 道德自律、自我完善和理性认知并没有失去理由。大众文化的审美娱乐虽然离不开感性层面的愉悦, 但更应注重理性层面的诉求。大众传媒应引导当代人在健康的审美轨道上走进心灵的幸福, 获得深层的感悟, 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高尚的道德水准, 向着自由、全面、深刻、大写的人发展。
摘要：近年来, 性别异化不仅在大众媒体上受到热捧, 而且渗透到了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的产生, 既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反应, 也是消费社会的催生以及审美趣味异化的表现。性别异化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 以盈利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产品的风靡, 对青少年性格养成及社会角色塑造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性别异化,后现代性,消费社会,大众文化
参考文献
①沈语冰:《20世纪艺术批评》,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页。
②丁明拥:《身体美学视域下的性别异化》,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0 (1) , 第63页。
文化视野下的英语性别歧视语探究 篇9
一.性别歧视现象在语言中的表现
性别歧视现象不仅表现在社会阶层和待遇方面, 更植根于语言之中。“man”最初只代表男人, 但今天它被普遍用来表示统称的男性和女性。如:man-made, layman, Chairman manpower。性别歧视语在一些重要文件中也普遍存在, 并被一些重要政治领导人频繁使用。美国《独立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众所周知, 《独立宣言》的目的就是宣扬人人平等, 但其中使用的“men”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性别歧视语。林肯于1863年葛底斯堡演说中也使用到性别歧视语。如:“Four scores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orefathers brought forth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forefather”最初代表“父辈”, 林肯用它代表建立美国崭新国家的先辈们。演说者虽然没有任何性别歧视的意图, 但在他的语言中却无形地透露出人们对性别歧视语的默认。正是这种下意识的语言使用习惯暗含了人们对性别歧视语的默然接受。
二.性别歧视语的产生
语言是用来交际的, 最初的语言只是简单的代表某一事物或者现象, 并没有今天的引申含义。图腾作为原始公社的统一性的标志, 其根本性质就在于它以幻想的现实性表达了史前人类对集团统一性和集团成员之间等一性的意识。由此表明了人类在性别原则上的等一性, 也就是说, 在男性和女性之间, 虽然有性别的自然属性和劳动分工方面的差别, 但原初性图腾观念上并不存在性别地位上的不平等。 (叶舒宪, 1999, 16) 。因此性别歧视语并不是人类特意创造出来的, 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而演化而来的。
根据《圣经》, 上帝创世纪之时, 先造出男人亚当并从其身上取其一根肋骨造成女人夏娃。因此, 神学界从宗教信仰上阐释了女性依从于男人的伦理主张。夏娃受到撒旦的诱骗偷吃了智慧果并分于亚当, 因此激怒上帝, 上帝于是说:“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作为一本在西方社会人人必读的一本圣书, 《圣经》的广泛传诵和阅读使人们产生了男女生来就不平等的错觉, 并表现于各种社会活动和习俗中。
在原始社会前期, 人类过着群居游牧生活, 当时并没有体现出男人在体力上的优越性。到原始社会后期, 农耕生活逐渐发展, 男人逐渐在生产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女人则在家生儿育女以至于抛头露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一些重要的集体活动也不允许参加。古希腊民主制度被称为当时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但其民主只限于成人男性。在“人化自然”的漫长变迁中, 女人与自然的关系渐渐不同于男人, 她相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只是间接的, 是通过男人实现的 (叶舒宪, 1999, 45) 。因为女人被剥夺了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 所以英语中关于上等职业的名词大多数情况下只代表男性, 如professor, doctor, lawyer等。如果要指代女性, 还必须加上woman-, lady-等词来改变定向所指。而有些关于女性的在现代英语中却染上了贬义色彩, 如mistress原意为“女主人”, 是相对于master (男主人) 而言, 但今天的mistress却被用来表示“情妇, 被男人养着的女人”。
由于受到生理上和宗教信仰上提出的男女不平等的思想的影响, 人们渐渐从心理上接受这一错误的论断。亚里士多德认为妇女在理性思维方面不如男性的观点。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安排妇女生育的目的就是要让男性担负起上帝未完成的工作, 妇女就是为了帮助男性而被创造出来的 (齐小新, 2001, 106) 。著名语法学家叶什伯森在他的《语言论:本质, 发展及起源》中也流露出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他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圆周句和主从复合句, 就据此认为男性在智力上优于女性;他还认为女性的语言毫无生气, 淡而无味等诸多缺陷, 不适合作为流行用语。
三.性别歧视语的发展前景
20世纪中叶的妇女运动对传统的性别歧视和偏见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但这种歧视现象在英语中仍然非常普遍。性别歧视语是社会的产物, 它不是生来就有的, 也不会永久的存在下去。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证实, 表明人是从猿类进化而来的而不是用泥土创造出来的。所以男人和女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各国法律都明文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英国社会学学会也颁布了反性别歧视语言准则来帮助社会学学会的成员避免使用性别歧视语。如layman可用lay person或non expert来代替;man-made可用artificial或synthetic来代替;manpower可用workforce或labor power来代替。
今天, 工业生产文化正在被服务型经济的生产文化所代替, 所以男人在体力上的优势将逐渐减弱。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工业生产文化、向服务型经济的后现代生产文化的转换, 等级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向协同性的组织结构的转换, 知识和技能将成为人们竞争的主要方面, 男人和女人将用各自的智慧平等竞争。因为各种职业也渐渐地失去了其性别局限性, 所以在今后的英语语言发展过程中将不会再有新的性别歧视性的职业名词出现。在后现代经济的需求和消费方面, 需求与消费的社会文化模式已发生变迁。当代消费文化正在从大众消费向充满审美和文化意义要求的消费过渡。而在市场中, 市场有效购买力的较大部分来自妇女;在民主中, 妇女也是投票的多数 (科斯洛夫斯基, 1999, 90) 。妇女在社会参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男女不平等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 由于各地的经济水平的差异和思想觉悟的不同, 性别歧视不可能在统一的时间内完全消失, 所以它的消除需要全人类共同不懈的努力。这就需要全世界人民齐心协力,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实现男女两性的和平, 这也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关键性的一步。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大量事实揭示了性别歧视语在英语中使用的普遍性, 然后分析了性别歧视语产生的诸多文化因素, 认为性别歧视语将逐渐减少并被非性别歧视语所替代。作为性别歧视的重要方面之一, 性别歧视语的消失将进一步促进和谐世界的发展。
关键词：英语,性别歧视语,根源,发展
参考文献
[1]、Baldwin Elaine.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社, 1995
[3]、科斯洛夫斯基.毛怡红译.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4]、齐小新.美国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性别文化 篇10
社会分层指的是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 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1]李强也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一文中对社会学的分层概念及本质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认为, “所谓分层, 是对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 也就是说从人们社会地位垂直变化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的本质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或资源占有的关系。”[2]而性别分层是指以性别视角研究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 旨在揭示社会分层结构, 特别是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两性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 以及将女性群体边缘化、弱势化的地位排斥现象。[3]
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二是当前的阶层分化当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国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 党和政府组织掌握着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 个人在国家组织系统中居于什么位置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重大的影响。[4]
在这样一个等级性的社会阶层结构当中, 性别的分布是:一, 最具优势地位的阶层, 都是以男性为主;二, 在中间阶层, 较高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 男性比例较大, 较低等级的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 女性居多。第三, 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 商业服务业人员中, 男女分布比例比较平均, 产业工人中男性比例高, 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中女性比例远远高于男性。
现阶段的中国, 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 主要表现为:首先, 在招聘广告中明确注明性别、年龄, 或者在聘用中明确规定某一性别。其次, 即使就业招聘标准未对某一性别进行限制, 但在考试和录取中会优先选择男性。第三, 女性的二次就业相当困难, 常常因为婚姻和家庭被雇主拒之门外。生育怀孕往往使女性就业过程出现中断, 导致失业。
形成这样的性别分层状况, 客观因素必然起着决定作用, 长久以来劳动的性别分工、社会的性别结构和科层制的体制建构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固化了女性的边缘地位。但对这种社会性别文化的主观认同给妇女主体地位的确立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因为它是潜在的、无形的, 由世俗所支撑、经大众传媒加以放大并模式化, 且得到不少女性的认同, 它使女性屈从于这样的社会分层, 加深了女性的从属地位。
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的构成, 指的是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它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最基本的一个内容。[5]社会性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它受社会文化的教化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正如西蒙·德·波伏娃所说, 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变成的。从某种程度上看, 女性的从属性是社会塑造出来的。社会性别文化对个体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而是一种制造者与被制造者的关系, 个人的身份及特性都是被文化权力塑造出来的。性别角色观念是性别观念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是人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性别角色的模式依据, 它包括针对不同性别的角色期待和刻板印象。[6]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社会性别文化的等级含义不断被发掘, 被各种文化生产者生产, 从而不断巩固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观念。与此相应, 构造了诸如男性属于工作等公共领域, 而女性则囿于婚姻家庭生活等私领域等角色期待, 以及男人自立、乐观、精干, 女人善良、娴淑、温柔的阳刚、阴柔的两性人格特征。强调男性主体地位的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强大的伦理、道德、风俗教化和一些针对女性的社会排斥政策制度, 培养了男性重工作事业而女性重家庭生活的价值取向, 以及男高女低的成就动机。虽然社会变迁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男女迥异的性别观念, 但“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文化及相应的性别制度背景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和角色期待塑造新型性别角色模式, 提升女性的自我评价和成就动机, 并在制度政策上切实地赋权于女性。
女性长久以来接受着这样的教育, 在这样的氛围下熏陶, 这样的性别角色观念已经深深地内化到她自身。当今大多数女性的生活与家庭联系的更为密切, 她们把生命相当多的时间用于照顾家庭, 当女性的自我追求与外部追求发生冲突时, 她们被要求要顺从, 她会选择家庭而放弃自己的追求。
因此我们在强调提高女性地位时, 应该注重, 这种改善不仅来自于外部, 更来自于女性自身, 两性平等的实现也取决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我们应注重构建现代的女性主体文化, 女性的主体文化的核心是自主、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的价值意识, 寻求解放的女性必须确立自我价值意识、自我发展意识、自我超越意识。从心理层面讲, 现代女性应克服依附、顺从、自卑、自贱的文化心态, 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从理论角度讲, 应在不断完善性别文化的过程中, 从女性的特点出发, 研究女性权利实现的法规、政策、方法和途径, 建立并完善女性主体文化的内容。女性首先学会自我评价, 女性的身份获得重新定义, 性别权力关系也将随之改变。
摘要：本文讨论了在社会分层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以及形成这种分层状况的主观因素。女性意识的觉醒对阶层地位的提高至关重要。
关键词：性别差异,社会分工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三版
[2]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4]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浙江学报.2004年第六期
[5]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