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翻译（精选四篇）
性别翻译 篇1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英译史可分为三个时期:上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七十与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起至今。
在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主题由女性的主体性转向革命。在战争与革命的大背景,女性作家作品英译数量较为稀少。作品主要由国内有良好英文教育背景的作家、学者以及少量在华西方记者进行翻译。对女性作家作品的选择与翻译主要由男性完成,对作品的主要关注点为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但是,在此背景下,仍有一些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得到了英译。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愈来愈频繁,在革命时期被压抑的女性意识开始重新在女性作家作品中出现。同时女性主义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初具雏形。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采用东方主义的视角,主要分析了新中国妇女在解放运动中的失败之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第二次浪潮出现,而在后结构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同时兴起,学者们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发展产生兴趣,而在后结构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同时兴起,学者们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发展产生兴趣,也在其特殊语境中得到重新审视。
二、性别的角度研究翻译的历史
翻译有是性别密切相关。在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基于宗法文化,翻译被认为是从属和总是退化位置的女性。
翻译的现代女性作家的作品开始于1930年,是零星的第一个40年。在这翻译实践的开始阶段,主要的翻译的目的是让西方世界理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主要是中国学者和一些西方记者在中国也意识到了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原始文本,试图加强战争的主题革命在翻译文本。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两波的开始20世纪1960年代引起西方的女性的生活巨大的变化国家。在此背景下,西方世界也显示一些兴趣理解女性的生活在中国。虽然是零星的,翻译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为西方公众提供了关于中国女人的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翻译只占用总翻译作品的一小部分。作品的主题是革命和工作,女性意识通常被边缘化。一些女性译者没有显示女性意识在选择翻译工作。
三、性别意识的觉醒:1970年代和1980年代
第二时期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女性作家工作开始迅速增加,其中许多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代表着女性不得不面对困难的情况。随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交流的发展,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放更多的研究兴趣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上。然而,他们大多数把东方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失败中国的妇女运动。他们通常否认中国那个时候存在的女权主义。
翻译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西方媒体也开始把兴趣放在研究和翻译的中国女性作家的工作原理。翻译作品大多数是由女性作家从1920年代和30年代以及当代的。机构的翻译在中国作为一种抵抗东方主义是在西方国家流行。在1970年代和1980s,许多西方学者重新考虑早些时候被告知的故事与妇女的解放和女性劣势地位的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差异。除了作品回顾的女性解放运动失败的原因和调查的情况下,其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妇女的具体情况,在中国历史和新时代她们面临的问题。从丁玲等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们主要调查的问题是在那个时期女性不得不面对的爱情,婚姻,工作,陷入的困境。
四、性别代表的多样性:自1990年代
自1990年以来,女权主义在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性别研究。研究女权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始迅速增加。在此背景下,西方媒体更感兴趣的是翻译出版的中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并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在新的世纪的主要推动者。
然而,与男性作家翻译作品相比,女性作家作品仍被边缘化。许多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仍然受到无视,女权主义的功能被削弱,特别是在由男性翻译的作品。从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一直是一个伟大的关注在最近的几个几十年西方文学圈,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从第三世界上有翻译和出版,然而,许多其他中国女权主义作品仍被西方批评家和读者,忽略他们的作品的女性主义特征也迷失在翻译。翻译由1990年代的女作家的作品还没有抓到注意在英语世界中,尽管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第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高峰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然而,翻译工作的一种并行分析和策略译者在翻译显示接收到的工作更有关。
五、总结
研究翻译的历史上,性别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角度。在最近三十年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将性别理论和翻译研究结合,开发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虽然一些研究者对中国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参与翻译的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也远远不够。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许多研究者对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感兴趣的。应该鼓励对性别问题感兴趣研究人员和译者将更多的中国女权主义作家和作品翻译出来,展示中国女权主义特征和思想在他们的翻译以及种并行等前言,又及。东方主义和刻板印象中应该避免如封面设计、广告封面和背面指出翻译文本和作者的采访和评论的女性作家的作品。
与西方的努力和中国的出版商和翻译,西方公众通过阅读女性作家的翻译作品将对中国女性和女权主义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作者也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将关注过渡的性别角度出发研究,当前研究的翻译作品中现代和当代中国女性作家性别视角将推动翻译研究历史。
摘要：性别视域下的翻译史研究,在许多西方国家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中国,相关研究仍十分有限。本文采用描述性方法对现当代女性作家英译史进行研究。
关键词：翻译史研究,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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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问题之性别歧视 篇2
性别是我们一出生就决定了的，是我们无法改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别问题也日益突出，所以现在关于男女平等的争论也层出不穷。
性别歧视是性别问题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历史就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而且影响至今，特别是在比较落后的农村，现在还保留了这样的思想。在汉朝时期，董仲舒首度提出——“惟小人与女人难养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性别歧视了。现在，我就围绕职场中性别歧视的内容展开话题。
在当今社会，很多企业都比较倾向于聘请男性的员工，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一样，职场性别歧视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男性与女性的生理差异是造成职场性别歧视的生物学原因。一位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如是说：“从企业的角度讲来讲，雇佣女员工不只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员工的开支问题，因为她休假而导致的问题是一连串的，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企业流程受阻。而且她做了母亲之后根本不可能像没有结婚以前那么投入的工作，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就是百分之百地投入。”此外，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企业一般不能安排其单独出差，加夜班还要考虑安全问题，这种由于生理差异带来的问题让用人单位觉得“麻烦”，成为一种生理性的就业障碍。
二、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女性生育成本非社会化的矛盾是造成职场性别歧视的客观原因。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是增强竞争力、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使然，因此企业在合法的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
三、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是职场性别歧视存在的客观基础。尽管我们有一系列的立法规定男女平等，尽管建国几十年来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几千年男权社会所承袭下来的对女性歧视的思想仍带着巨大的惯性，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和行为，在就业中也同样体现。
所以，在就业问题上，由于男女的生理差异，女性在就业方面就存在了一定的劣势。虽然近期出台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对于解决就业歧视问题有了非常严格的举措。但是依然无法根除这种社会现象。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性别歧视 篇3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权运动 性别歧视 话语权 平等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国际译学界发生了一场范式变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领域开始涉及到各种视角下介入的译学变革：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纷纷登台。这无疑开启了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化翻译研究格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此应运而生，它着眼于从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来看待翻译研究，重点揭示翻译领域中性别歧视的现象。期间涌现了诸如雪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芭芭拉·戈达德（Babara Godard）、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实践家。通过分析女性和翻译在父权社会中的相关和相似性得出：女性和翻译一样，长久以来在父权社会中处于边缘化从属地位，没有公平的话语权，受到性别歧视，因而主张采取相关翻译策略以彰显女性身份，谋求身份认同及平等的社会及政治地位，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发展一种性别平等的语言。这对传统的翻译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本文以《洗澡》英译本为例，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视角来解读性别歧视问题，探讨了性别歧视对翻译作品的影响，揭示文学翻译作品中渗透的性别歧视现象，强化大众的平等性别意识。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
20世纪80年代后，女性主义受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影响，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从最初反抗男权压迫发展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推翻“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和性别歧视的社会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是在父权文化的传统译论中，通过让女性语言发声，掌握话语权，彰显女性视角，以谋求在文学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抵制在文学翻译中渗透的人为的性别歧视现象。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产生的背景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的发展，女性主义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和外延，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妇女解放运动自我指涉的符号，旨在追求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解放女性思想，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等相关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在女性主义的思潮中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消除性别歧视，谋求社会平等。性别歧视是以性别为基础而产生的性别成员对另一种性别成员的不平等对待，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性别歧视有着深刻的社会及历史根源。
以张伯伦、冯·弗罗托、西蒙等为代表的一群西方女性主义者和翻译理论及实践家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将女性和翻译联系起来。她们认为女性在父权体制下处于社会边缘化地位，从属于男性社会层，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及社会政治地位。同样契合的是，翻译领域充斥着各种暗含性别歧视的隐喻，并将译文的背离与女性背叛结合起来，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等。父权体制下的翻译研究植入了社会文化中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差异，使翻译也被视为从属、衍生的部分，进而被女性化和边缘化。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的地位与女人的地位是相似而平行的，翻译常被认为是原文的衍生而显得低下，而女人则长期以来或受迫于社会底层，或遭贬损于文学之中。因此西蒙主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要试图识别和批判将女人和翻译放逐于底层的纷乱的概念。[1]（P188）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主要内涵
女性主义翻译观指出了文学翻译领域中渗透的性别歧视现象。同时，明确提出了对应策略以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1.指出翻译研究普遍存在着性别歧视的现象
在中外翻译理论及实践中，原作者、原文可比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翻译者都被比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角色。在《翻译的性别与隐喻》（Gender and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罗莉·张伯伦全面考察了历史上翻译的性别隐喻，女性在这些隐喻中受到了暴力对待以及20世纪描述翻译理论的性别语言。[2]（P16）性别歧视现象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女性地位上，更渗透到了女性基本话语权中，在翻译中的主要表现是：（1）把男性语言作为规范或标准，而女性语言附属于男性语言;（2）男性语言特征多呈现积极意义，而女性语言特征往往显现出消极意识;（3）文学译作中，译者因受到男性权威社会论的影响，会有意或者无意识地在译事活动中彰显男性权威，树立男性中心思想，弱化女性地位。
所以，女性的解放首先应该从语言中获得解放。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女性视角挑战传统翻译观，通过积极的翻译实践，显现女性话语权，构建女性身份以谋求平等的社会地位。
2.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
女性主义者首先肯定了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本意阐释的不同，并由此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使性别分析范畴在翻译领域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她们认为女性特有的感知力、经验和内心情感不是男性能够察觉到的，或是男性根本不想察觉，或是不知不觉陷入了男性中心的思维陷阱中，译者有一种置女性于父权统治下的心态。因此，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下，需要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她们多采用“重写”方式（rewriting），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提出主要通过补偿（supplementing）、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这三种策略来重写原文文本。[3]（P388）从而以此凸显女性身份，解构男性中心话语，掌握话语权，重建新型的男女平等关系，消除性别歧视现象，谋求女性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
三、以《洗澡》译本为例，解读译文所体现的性别歧视现象
女性主义者将语言作为翻译研究，认为语言能干预意义的创造，译者是沟通两种语言的读者，同时又重写并改写着文本。在当今社会中，因译者自身的社会身份及性别意识的干预，同时缺乏对女性社会身份的认同和深刻理解，在一些情况下，译者会直接或者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女性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性格进行改写、贬损，以凸显男性权威。文学翻译作品中，也充斥着性别歧视的影子，女性的情感、地位、身份逐渐在译文中有所淡化、忽略甚至是贬损。下面以杨绛所著的作品《洗澡》及梅珠迪、史耀华的英译本为例，以主人公余楠和宛英的描述为视角，通过对其中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发现译者通过改写文本以维护男性主人公余楠的男性权威形象，淡化女性的社会地位，以下以实例具体分析文学翻译作品中充斥的性别歧视现象。
（1）原文：余楠有一点难言之苦：他的夫人宛英实在太贤惠了，他凭什么也没有理由和她离婚。[4]（P9）
译文：Yu Nan had a problem he couldnt talk about.His wife，Wanying，was just too virtuous;she gave him no pretext for divorcing her.
解放前夕，文中的余楠利用想和他成婚的胡小姐借机出国，所以萌生离婚之念，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所以有了上述的表达。作者之意应是：他为了自己飞黄腾达，竭尽全力去挖掘离婚的缺口以借词卸责，可是奈何宛英贤惠淑德，使他没有找到任何离婚的托辞。余楠自私卑鄙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而译者将作者的主体“he”转换成了译文“she”，反倒成了“妻子宛英没有给他离婚的借口”，将主动抛弃妻子的行径变成了被动无奈之举。这种主体的转换间接地黯化了余楠卑劣的行为，弱化了他贪图享乐，为自己“远大前程”而抛弃家庭的不道德心理，甚至折射了余楠无奈的心境。
（2）原文：宛英曾发愁给丈夫遗弃了怎么办。[4]（P24）
译文：Wanying often worried about how she would live when her husband left her.
宛英在看到丈夫余楠和其他女性打情骂俏、怡然自得的场景后，渐渐笃定花心丈夫终会抛弃她。解放前，女性在意识形态上仍属从属地位，还延续着封建思想中“女被夫休，生活凄惨，颜面何存”的悲凉境遇，所以“遗弃”二字是作者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自然传达女性的弱势从属心理。而译者轻描淡写地用“left”这个没有任何褒贬之义的中性词来表达“遗弃”“抛弃”之义，把丈夫的不忠不义撇个干净，只留丈夫“离去”之影，弱化其“见异思迁”“始乱终弃”之行。
（3）原文：余楠“花”虽“花”，始终没有遗弃她。[4]（P26）
译文：Yu Nan might be a ladiesman，but he never deserted her.
事实上，余楠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行为宛英早已察觉，之后她发现了胡小姐寄来的书信，证实余楠和胡小姐比翼双飞计划落空，丈夫的花花肠子已从之前的“料定”之想印证成了“确定”之实。译者却用“might be”这样表达可能性较小的词组来推诿余楠朝秦暮楚之实，避重就轻，含糊其辞，虚化事实，以维护男性尊严。
（4）原文：老太太去世后，宛英很乖觉地把老太太的银行存折交给余楠说：“房契由我藏着就是了。钱，还是你管。”[4]（P26）
译文：After her mother-in-law died，Wanying shrewdly gave the bankbook to Yu Nan saying，“Leave the house deed to me for safekeeping，thats all. Why dont you hold on to the money？”
余楠母亲在弥留之际，将银行存折交由宛英保管，以防儿子将来有变。事后，宛英又将存折交由余楠，并不是自己不愿意接管，而是如后文所讲“不过她宁愿及早把存折交给余楠，免得他将来没完没了地算计她那几个钱”。宛英“乖觉地交”其中实有多少无可奈何。妻子的一句委婉无奈陈述“钱还是你管”，译者却用否定疑问句“Why dont you hold on to the money？”（你怎么不保管家里的钱呢？）呈现出妻子在推诿责任，不管不理家庭财务的假象，实则凸显出丈夫在掌管财政大权方面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译文将中国传统女性的宽厚忍让、无可奈何演化成了甘心情愿、服从顺从。余楠轻浮浅薄、急功近利的行为却被于无形中掩盖。
（5）原文：不过他说宛英该留在国内照看儿女，他自己呢，非走不可。[4]（P28）
译文：He said Wanying should stay in China and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He himself had no choice but to leave.
余楠认为出国不仅能使他飞黄腾达，还能和胡小姐比翼双飞。所以，他以在国外谋得职位要出国为借口来搪塞宛英，达到抛妻弃子的目的。他所谓的“非走不可”并不是无奈之举，而是“金蝉脱壳”的技法，正中他的下怀。而译文却用“had no choice but to leave”这样一种表达呈现出他走投无路、无可奈何的形象。这极大地弱化了余楠见利忘义、背弃家庭的可耻行为。
（6）原文：宛英亲自收拾了茶杯的碎片和地上一摊茶水。[4]（P458）
译文：Wanying cleaned up the shards of the teacup and the puddle of tea on the floor.
三反运动中，余楠做自我检讨时，被群众揭底。他误认为是宛英告密，回家后宛英为他递上热茶，茶杯却被余楠摔得粉碎。经过盘问、思索，才知是自己的女儿泄露了秘密，误会了宛英。作者的“亲自”一词应是再现了以宛英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温良、隐忍的特质，纵然丈夫有错也会宽容的胸怀。所以“亲自”一词不能省略，因为它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而译文却将“亲自”一词幻化于无形，悄无声息地省略而过，收拾残局被视作宛英的理应之举，这也折射出了女性应服从服务于男性的男权思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译者是否能对女性社会身份认同和理解，确实对翻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译者在译文中对女性形象的改写或者弱化都折射出译者主体身份对男性权威的维护。对女性身份认知的缺失，是文学中特殊的隐形的性别歧视现象。译者对女性作品的解读，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性别社会意识差异都是影响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应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翻译作品，尽量避免因性别意识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性别歧视。在翻译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时，尤其要把握女性的身份、性格特征，避免以无意识的弱化思维来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从而彰显男性的霸权意识。
四、结语
通过对女性主义翻译观的阐述和分析，主要揭示了文学翻译领域中充斥的性别歧视现象。同时，女性主义翻译观以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在表达女性追求平等社会政治地位，增强女性话语权及消除性别歧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洗澡》英译本为视角，具体实证了翻译活动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而呼吁译者应尽力保持客观、公正、全面的认识，避免因性别差异而产生额外的性别歧视，弱化或贬损女性形象，应准确表达原文内涵，把握女性主人公的身份特质，真正深刻认识女性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避免色彩浓厚的主观翻译和性别歧视。
注释：
①Sherry Simon（雪莉·西蒙）是20世纪90年代初具有代表性的女
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她认为：翻译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下的改写行为，女性主义翻译者就是要识别和批判这种夹杂性别歧视的翻译活动。
②Lori Chamberlain（劳丽·钱伯伦）：美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家，她的著作《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学》，是女性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作，主要揭示了文学翻译中女性歧视的现象。
③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是加拿大著名文学翻译家，主要
总结了女性译者常用的三种基本策略，以辅助译者介入文本，凸显女性的社会身份，引发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关注和重视。
④《洗澡》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杨绛所著长篇小说，是
一部以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题材的作品，由梅珠迪和史耀华译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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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翻译 篇4
《简·爱》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 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它塑造了一个敢于同命运和习俗抗争, 追求独立、平等的坚强女性形象。她地位卑微, 其貌不扬, 但她自尊自爱, 积极进取, 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中, 试图摆脱男子的歧视和压迫。小说自问世以来, 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简·爱》的第一个中译本诞生于1935年, 此后该小说一再被重译。在诸多译本中, 祝庆英以及黄源深的译本在读者之中影响最大。因此, 本文拟就祝庆英 (女) 的译本和黄源深 (男) 的译本从译者性别身份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 探讨男女性译者在翻译同一篇文章时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
一、译者性别身份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译者性别身份的概念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女权运动的兴起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逐渐形成, 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性别视角。女性主义翻译将性别和翻译联系起来, 提倡把女性主义观念移植入译本, 让语言替女人说话, 以突出女性主体身份和女性意识。
传统翻译理论将原作与译作视为对立的两元, 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作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男性和女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 原作被视为强而有力的男性, 译作则是软弱卑微的女性。中国学者郭沫若把翻译比作讨厌的“媒婆”;郑振铎认为译者的工作类似于“奶娘”;英国辞典编纂家及翻译家弗洛里欧把翻译比作“女性”, 因为他们都“有缺陷”;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则用“不忠的美人”来形容翻译。
为了让女性尽量在语言中显现, 女性主义译者不再唯“权威”的原文马首是瞻。译文和原文不再是对立关系, 原作还需依靠译作在译入语社会中的传播获得“来世的生命”。女性主义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意义生产中尽量突出女性的主体性”或“在翻译中以女性意识驾驭文本”。 (Simon, 13) 他们倾向于选取女性作家的文本, 在翻译策略上, 女性主义译者宣称翻译就是一种“重写”。在翻译实践中, 他们充分发挥创造性, 利用各种语言技巧来为女性说话, 以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 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 (Flotow, 28-29)
二、示例
基于以上理论, 笔者认为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在面对同一文本的时候会存在性别视角的差异。下面就从《简·爱》男女译者的翻译实例出发, 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译者的性别差异对翻译结果的影响。
例1:“But his brain?That is probably rather soft?He means well, but you shrug your shoulders to hear him talk?” (P424)
祝庆英译 (以下简称“祝译”) :“可是他的脑子呢?也许比较笨吧?他是一片好意。但是听他说话, 你会蔑视地耸耸肩吧?” (P580)
黄源深译 (以下简称“黄译”) :“但他的头脑呢?大概比较软弱吧?他本意很好, 但听他谈话你会耸肩?” (P510)
桑菲尔德遭遇大火, 罗切斯特烧伤、失明。简回到他的身边, 在谈到离开的一年, 简多次提到了她的表兄圣·约翰, 引起了罗切斯特的警觉, 他带着嫉妒问了一系列有关圣·约翰的问题。黄将“soft”直译为“软弱”, 而祝则用了带有贬义的“笨”;“shrug your shoulders”黄直译为“耸肩”, 祝则加了“蔑视地”一词, 生动地展示出罗切斯特因为嫉妒而肆意“诋毁”情敌圣·约翰的画面。祝庆英的女性敏感、细腻使她准确地把握了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和罗切斯特此刻的心理状态。
例2:...and clung instinctively closer to my blind but beloved master. (P427)
祝译:……本能地更紧地搂住我那失明的、但是亲爱的主人。 (P584)
黄译:……本能地把我亲爱的瞎眼主人搂得更紧了。 (P514)
这是简再次回到桑菲尔德之后的情景, 罗切斯特失明残疾, 忧郁沉闷。在此, 祝译体现出女性的怜悯及不忍, 在翻译“blind”、“crippled”时, 都使用程度更轻、不含贬义的“失明”和“残废者”, 照顾了读者的感情。黄则没有体现这些考虑, 直接使用“瞎眼”和“瘸子”两个更为强烈的词。
例3:Reader, I forgave him at the moment and on the spot. (P285)
祝译:读者啊!——我当时当地就原谅了他。 (P392)
黄译:读者!我当时当地就宽恕了他。 (P348)
简即将与罗切斯特结婚之时, 被告知罗切斯特的妻子还活着 (尽管已经疯了) 。简在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有了这样一句独白。她早就原谅了罗切斯特, 但他有妻子的事实还是让她痛苦不安。祝庆英作为一名女性译者, 更能体会出简遭遇情感问题时犹豫的心情。因此, 祝译特别加上了“啊”这一虚词, 读来不再生硬, 相当传神, 仿佛令人看到简无奈、彷徨的表情。
例4:It is your place to be humble, and to try to make yourself agreeable to them.You should try to be useful and pleasant. (P7)
祝译:你就得低声下气, 顺着他们。你该学得有用一些, 学得乖巧一些。 (P9)
黄译:你得学谦恭些, 尽量顺着他们, 这才是你的本分。你做事要巴结些, 学得乖一点。 (P10)
祝的“女性意识”使其将缺乏女性自主的地方忽略, 而黄作为一名男性译者, “女性意识”的缺少使其在翻译的选词等方面都无所顾忌。“useful”祝译为“有用”, 而黄却改译为蔑视意味强烈的“巴结”。祝译故意略去“it is your place”不译, 黄则译为“这才是你的本分”, 将低眉顺眼认为是女主人公简的本分, 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相比较而言, 祝译在各个方面都更显温和一些, 慎重地选择词汇, 用一种更舒缓的语调委婉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
结语
传统翻译理论对女性的翻译都有不同程度的贬低, 女性主义翻译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 力求改变翻译研究中女性的弱者形象, 恰到好处的“重写”原文, 使译文符合女性主义翻译的要求。因此, 翻译不再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被动的语言转换, 而成为受译者性别身份所影响的“重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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