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思想

2024-05-21

帝王思想(精选十篇)

帝王思想 篇1

关键词:毛泽东,历代帝王,哲学思想,当代启示

一、毛泽东眼中的中国历代帝王

在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稿中, 常常有对于中国历代帝王的表述。在这些表述中, 既有借古喻今的警示, 又有谈古论今的鼓舞。毛泽东对于历代帝王的评价, 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细说。

1、对开创历史的帝王充分肯定

纵观历史, 人民的视野总会先停留在开创历史伟业的帝王上。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统一大业的皇帝——秦始皇。历史上对于秦始皇的评价焦点大多集中在“焚书坑儒”的残暴, 但是毛泽东却在与埃及副总统的谈话中说“我也是秦始皇”。在毛泽东看来, “秦始皇统一法律, 统一度量衡, 统一货币, 实行“车同轨”, “书同文”, “是法家的代表, 主张的是厚今薄古。”

朱元璋, 即明成祖, 农民出身, 领导农民起义, 建立了历史上的明朝。在建立明朝后,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 确立了新的典章制度, 对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文章中, 毛泽东不仅称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为“反抗运动”, 而且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战争”。1955 年, 毛泽东在对于吴晗的《朱元璋传》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指出, “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领袖, 是应该肯定的, 应该写的好点, 不要写的那么坏。”毛泽东在阅读冯梦龙所著的智囊中, 有过这样的评价:自古能军无处李世民指右者, 其次则朱元璋耳。由此可见, 毛泽东对于朱元璋是持肯定态度的。

2、对守业之君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唐太宗李世民, 文治武功, 为世人所称颂。他在位期间, 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使得唐朝繁荣昌盛, 四方来贺。后人对其的质疑, 也大多只集中在其“玄武门之变”取得皇位的方式上。毛泽东对于李世民的政绩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也存在批评。不同与大多数人的看法, 毛泽东对李世民的批评在于其继承人的选择上犯了错。正如毛泽东所批注的那样, “聪明一世, 懵懂一时”, 不可不谓之是一代“英主”的一大“憾事”。

汉高祖刘邦之后的历史, 史学家将其称之为“文景之治”。汉文帝刘恒继承了高祖在位时期实行的“与民修养生息”政策, 注重农业生产, 采取了多种政策促进农业的发展。汉景帝刘启即位后, 在国内的治理问题上受到汉文帝的影响, 同样的重视农业生产, 减免赋税, 在农业的生产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汉文帝和汉景帝对于农业的重视, 才有了汉朝的繁荣发展。对于汉文帝和汉景帝, 毛泽东却有自己的见解。在一次与胡乔木和吴冷西的谈话中, 毛泽东谈到“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对于汉武帝刘彻, 毛泽东则大加赞扬, 称其雄才大略。诚然, 汉武帝的确做过几件值得后人称颂的事情。在汉武帝统治期间, 他强有力的反击了匈奴的入侵, 使得西汉达到了空前的盛世;他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3、对亡国之君一分为二进行评价

商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自周朝以来, 商纣王一直被作为昏庸无道、残暴无德的典型被人民所提及。每次提到商纣王, 最先印入人民脑海的大概也就是上面的形象。周武王伐商, 商朝覆灭。毛泽东对于商纣王的评价却没有一面性的倒向大多数人的观点, 而是做了一分为二的中肯点评。毛泽东指出, 历史上殷商特别富有名气, 现在所说的商人也源于商朝, 那是因为商朝有了商品生产。商纣王经营东南, 促进了当时民族的发展。但是, 商纣王没有处理好俘虏问题, 导致周武王伐商时, 商朝大败。

二、毛泽东评析中国历代帝王反映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立场出发, 以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依据, 对中国历代帝王加以评析,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

1、实事求是的思想

毛泽东对于历代帝王的看法, 都以具体的历史史识为依据。秦始皇固然焚书坑儒, 限制了人民思想上的自由, 手段过于残暴, 但若以此给秦朝带来的快速的发展而言, 仍然是有贡献的。大多数人对于秦始皇的指责从道德的范畴而言, 的确言之有理。因为从情感的角度出发, 人们总是会从道德的高度对人加以限制。一旦一个人触犯了道德的界限, 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往往会忽视其他既有的现实。在影视作品中, 导演们把李世民塑造成了一代明君, 鲜少提到其之过。毛泽东在评价李世民时, 没有拘泥于玄武门之变的陈词滥调, 而是从李世民之后的事实出发直言其选择继承人时犯下的过失。毛泽东对于中国帝王的评价无一不透露着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

2、唯物主义历史观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 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坚持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 对于人物的评价应该具体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去, 不可以孤立地看待。评价一个人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 既要看到其之功劳, 也要客观的看待其之过失。毛泽东历来主张评价一个人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对于商纣王的点评, 毛泽东突破自周以来的局限, 在指出其过失的同时, 大胆的肯定其经营东南的成就。对于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的“文景之治”的盛况, 毛泽东在肯定其对于汉朝稳固的贡献的同时, 又一针见血的指出其对于解决国家对外发展上缺乏成就。毛泽东在评价帝王时, 敢于突破既有的传统的看法,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 科学地评析其功过得失。

三、毛泽东评析中国历代帝王的当代启示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帝王, 无论是开创了中国历史新进程的英武帝王, 还是创造了繁荣盛世的守成之君, 又或是一直被作为反面教材的亡国之君, 毛泽东都做了实事求是的, 一分为二的评价。在这些评价中, 既有批评, 也有褒奖。但无论是对于中国历代帝王的批评还是褒奖, 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起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重视历史的学习, 注重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视角下学习历史, 不唯心, 不唯他。

学习历史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鉴,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借鉴其中的内容,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并用之余实践之中。历史是人类进程的记载, 学习历史就是对人类自我发展的重新认识。学习历史不只是对于过去的品头论足, 更重要的在于将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于当前现实。人类发展到现在, 虽然已经相比过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却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正确地评价分析历史, 有助于我们以正确地思想观念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历史不只是过去, 更是正确解决现实问题的灯塔。

参考文献

[1]邓振宇.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M].时事出版社, 1997:1700.

帝王思想与企业管理 篇2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企业文化

皇帝在君臣合作方面占主导地位;企业家在自己的企业当中也是占主导位置。两者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就是权威问题。在企业里,每一个企业家都有一个基本成型的思想,员工既然要在这个企业做事,就要服从企业家的思想

人只要在一起合作,就要有规范,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

在皇权控制下的封建专制社会,“没有不是的君父”。君父是不会错的。中国人不听上帝的,谁是君王就得听谁的,谁是父亲就得听谁的。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种伦理道德,来规范我们的行为。这种观念一代一代延续至今。

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企业家的文化,是他的一整套思想在支配这个企业的发展,确定这个企业的行为规则。一个企业形成它自身的企业文化后,员工进入时没有必要非去看制度大纲,通过观察和感觉,很快就知道应该怎样行为办事:看到领导应该怎样点头哈腰,应该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一半真还是一半假,做老实人还是做调皮人。一句话,员工在企业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怎样的策略,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影响力。

对于多数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个人就是一部成功史,在创造历史和延续历史之间,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选择。企业家在总结处理事务的经验时,通常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我就是这么做过来的,我就是这样成功的,所以你们就要这样干。”他可能是靠艰苦奋斗成功,也可能是靠玩假忽悠成功。老板都希望员工按照他成功的经验去做,不喜欢别人拿一套西方或东方的理论来教导自己。

帝王需要臣子的尊重,所以设立很多礼仪。有些企业家也很想与帝王一样,得到一种绝对的超经济的尊重。因此,他们在企业里,设立了一些形式方面的规定,例如,见到老板,在三米之外就必须立正大声喊“老板好”,等等。更多的企业往往把忠诚作为道德的要求,老板无论对错都要忠诚。这种忠诚要求的感恩其实是单向性的,就是员工对老板要感恩。老板对员工是不是感恩呢?没有规定。

一个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不应该要求员工无私奉献的,因为企业最终的剩余价值是企业的。如果企业是个人的,就不要叫大家无私奉献;如果企业是大家的,就不要搞猫腻。我觉得民营企业家都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则。正如国家一样,如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那么,政府官员就不要贪污;如果国家是皇帝自己的,那他爱怎么贪就怎么贪,这里不存在腐败问题。

分封制与子公司

封建社会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问题,转换到企业就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问题

古代帝王打下江山之后,要分封,分封之后,又要削藩。比如,老皇帝有五个儿子,皇位只能让给其中的一个儿子,其他四个儿子,就封王。老皇帝指望今后在新皇帝遇到麻烦的时候,这些王爷们能够出来帮忙。但这只是老皇帝的想法,事实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王”做大了以后就不听话了,都是一个父亲生的,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当皇帝?他就会想到造反,或者他本没有这个心思,但做皇帝的会这么猜忌,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来了。

企业家在企业扩张过程中,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封建社会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问题,转换到企业就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问题。如果企业家开的是分公司,企业家是法人,享受全部收益,也承担全部后果;如果开的是子公司,那么,就要给独立法人授权。一个企业如果想让合伙人团结一致,轻易不要把合伙人派下去。一旦让合伙人下去,当分公司的经理,他就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形成一种对抗。他在总部有股份,到了分公司,就会要求在分公司享有股份。如果在分公司的股份达到一定数量,他就有可能以分公司的利益为重。这个时候你怎么用人,怎么建立一种稳定的体制,避免做大之后分裂,就成为一个问题。企业家在企业扩张的时候要不要给主要骨干股份?给股份相当于封王,封了王以后,就比较麻烦。如果合作短,不要轻易给股份。

天子的威权与企业家的威信

在皇权的一统天下,所有的人只能给皇帝打工,现在则有一个自主选择的社会空间,企业家毕竟不是天子,这是封建国家与现代企业之间一个最大的不同

我们的企业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跟封建帝王所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普天之下,大一统的王朝就只有一个,你别无去处。而现在企业有很多,员工可以有很多选择。企业家如果真把自己当帝王,员工不服,他们当然不会像陈胜、吴广那样揭竿而起,而是选择跳槽。人都走光了,还当什么帝王?人才流动太频繁,企业成了培训学校,这帝王也就成了校长。

企业家不是天子,企业家的权力不是神授。民营企业家也不像国企老总,他的权力是国家授予的。民营企业家只能靠自己打拼,靠你自己建立起权威。

企业家要稳定自己的商业帝国,要把这个董事长做得长长久久,要把人笼络住,要扩大队伍,就必须为企业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养得起人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人才其实是交易的结果,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就是企业和员工进行交易的资本。没有钱的时候,不要怪人家不仗义。三个月不发工资可以仗义,半年不发工资可以仗义,一年不发工资就不能怪人家不仗义了:大家都要活命。

企业家获得威信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他投资的正确性和回报率。做的项目总是挣钱,威信自然就建立起来了。做企业,最重要的是三个模式:除了一个盈利的商业模式以外,还必须具备一个清晰的产权模式和一个合理有效的治理模式。

第一,商业模式。赚钱是前提,商业模式必须能够产生利润,没有利润,就不要当企业家。有了好的商业模式以后,接下来是产权模式。项目很大,能赚五个亿、八个亿,而且是美元,能去纳斯达克上市,如果员工都没有份,结果会怎么样?人就会散了。因此,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没有一个好的产权模式来支撑,还是不行,要让员工明白这个赚钱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关系。第三,治理模式。要实现企业家所勾勒的美好的商业故事,必须经历一个实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说了算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保证商业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不出现偏差,做到风险最小、利益最大。遇到紧急情况时,是否需要拐弯,向哪个方向拐,这都需要有人来拍板决策。商业模式写在纸上是一条直线,一到现实生活当中,就变成了一条曲线,谁对目标实现负责,就是治理模式。

当一个民营企业家把这三个模式都说清楚,而且能够运作起来,并且最终能够打胜仗,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就会建立起威信。

帝王学纵横谈(一)帝王学的由来 篇3

及至仔细翻阅, 这本书实际是唐朝赵蕤[rui]所著《反经》的今译本, 别取其名曰《帝王学》, 并不是真正的什么帝王学, 又不觉爽然若失。查辞书, 中国未曾有帝王学, 仅宋朝范祖禹撰写《帝学》一书, 自伏羲至

唐共2卷, 而由宋太祖至神宗则有6卷, 皆篡辑自古帝王及宋代祖宗典学事迹, 间附论断, 盖缕陈家法, 以劝继述之意, 并无大义。倒是意大利15世纪的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弗利 (Niccolo Machiavelli) 著有《君主论》一书, 彷佛帝王学, 认为君王须兼具狮子的凶残与孤狸的狡诈, 为达到政治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他的“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原则被称为马基雅弗利主义, 曾被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独裁所利用。

赵蕤所著《反经》, 也称《长短经》, 古人论“苏秦、张仪之谋, 趋彼为短, 归此为长”, 此为《长短经》命名之由来。唐宋以降, 有两本书为历代君王所必读, 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便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它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 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成。全书列诸子百家学说, 叙历代更迭史实, 核心是“论王霸机权, 正变长短之术”。广证隋唐以前各代史实, 突出英主良臣的奇谋异策, 论其短长优劣。对于《资治通鉴》, 统治者不但学习、应用, 而且不断宣传出版;对于《反经》, 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 避而不谈。清《反经》付印后, 乾隆曾题诗并亲自加注, 概述主旨, 可见重视程度。

赵蕤唐四川人, “任侠有气”, 善纵横学说, 博学韬钤, 长于经世, 活动于盛唐, 与大诗人李白一起显名于开元盛世, 时人称“赵蕤术数, 李白文章”, 明皇屡征不赴, 隐居山林。有人说, 实际上, 就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来说, 《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尤其在今天, 《反经》振聋发聩的高论和令人警惕的教训, 无论对政治家还是企业家都是应修的一课。

综上所述, 意大利《君主论》纯系霸道, 用厚黑手法, 完全以力压人以这到暴力统治。《反经》兼论王霸, 杂陈正反, 互取短长, 正如纪晓岚在《四库全书.反经》提要中说:“此书辨析事势, 其言盖出于纵横家, 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 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 非策士诡谲之谋, 其言固不悖王儒者。”因此, 把《反经》称为《帝王学》, 并与《君主论》相提并论是没有道理的, 所下帝王学定义, 恐也是一己之见, 未必全面。

帝王, 称帝为王, 是君主国的最高统治者。帝王在我国常称皇帝, 中国是世界上皇帝最多的国家, 从秦朝中国第一个皇帝赢政算起, 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 共有三百五十多个皇帝, “你方唱罢我登场”, 总把新朝换旧朝, 其中有明主, 有暴君, 也有昏王, 走马灯似的上演了多少出悲剧、喜剧和闹剧。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路北, 有一座始建于明嘉靖九年 (1530) 年的历代帝王庙, 是明清两代皇帝祟祀三皇五帝、历代开业帝王以及功臣名将的皇家庙宇, 供奉历代帝王188位, 功臣名将79位。历代帝王庙是一本历史教科书, 所谓“一庙五千年”, 是中华一统的历史纪念。乾隆皇帝在碑文中曾说:选择帝王入祀要体现“中华统绪, 不绝如线”, 即一脉相承的特点, 并强调“大公至正”, “天下者, 天下人之天下也, 非南北中外所得私。”帝王庙历经变迁, 自2000年起北京拨巨款重修, 2004年春竣工, 向社会开放, 帝王庙、太庙和孔庙并称北京三大庙。

历代王朝的兴衰与王朝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帝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是各种有关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天下乃一人之天下, “朕即国家”。在“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 天下兴亡系于一人, 故“其兴也勃, 其亡也忽。”

帝王学纵横谈—帝王绝学 篇4

智慧谋略

成吉思汗胸有大略,用兵如神,兵锋所指,攻无不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综其智慧谋略大致总结如下:

1)汗权神授,矢志忠汗。利用宗教传统,进行汗权神授宣传,使族人将士对成吉思汗保持绝对忠诚。这对争取部民、维系军队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他明确宣布:对本汗不患者不能作友。背主求降者不留,杀主求荣者诛,忠于其本族首领者,反受尊宠。

2)忠汗智勇,量才而用。用人先看是否忠汗,后视智勇,量才而用。关心士卒,遇大事与部属商量,有“民主”之风。知人知己,知己及人者可以典兵;勇猛向敌,不知士卒者不可为将;灵活者看守辎重,愚钝者执鞭放牧。无论本族奴隶或敌国部属,只要有德有才,皆可为用。

3)指挥作战,先弱后强。成吉思汗选择作战对象原则是:先弱后强,先近后远。每次打击一个主要敌人,在局部形成对敌优势,由弱及强,由近及远,一个一个地吃掉,力避多面作战。实践证明,成吉思汗这一战略作战思想是正确的。

4)政治诱降,军事打击。文武两手,交相使用,每攻一国一地,成吉思汗先派使者,晓喻政策劝其归降,及无效时方以用兵。这样,不少军事重镇不攻而克,既减少了损耗,又达到了目的。

5)察敌情伪,先发制人。兴师之前,必详细了解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而后制定作战方针。一旦发现有机可乘,便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攻其不备。由于全面掌握敌情,因而决策少有失误。

6)训诫有方,赏罚相与。成吉思汗谆谆教诲,作战时不许私自掳掠财物j不许泄漏军机;将士不得擅离职守,后期还规定不得妄杀。赏罚分明,事前必须弄清宴情,虽宗亲汗族,一律对待。

7)取用于敌,以战养战。这是成吉思汗作战时一个具有特色的战略措施。无论近伐远征,蒙古军所带辎重都不多,所需粮秣、肉食、乘骑、器械以及兵员补充,大多取之于敌。西征时远离本土几千里,伤亡又重,难以补足。因而每攻一城,蒙军抢掠富户以充军需,纠集工匠以造武器装备,壮整编入伍或修筑工事。蒙古军征战二十余年,驰骋欧亚,横扫千里而军力不减,无不有赖此举。

灭金亡宋,倏忽成败

成吉思汗并不是元朝的开国之君,他是蒙古族的伟大民族英雄,他使蒙古人民摆脱了金朝的奴役,统一了蒙古,为统一全中国打下了基础。

其子窝阔台和拖雷于1234年“联宋”灭金,其孙忽必烈亡宋,建立元朝,追封成吉思汗为元太祖。

忽必烈在稳定元朝新政权后,便开始了全面征服南宋,一统中国的战争。

元朝虽然建立了超过汉唐盛世,历史上最为辽阔的帝国,但它统一的历史,是一部血与火的战争史。尽管深知汉文化对统治的重要性,但未得其要领,采取深重的民族压迫政策,贪官污吏横行,经济剥削十分残酷。元朝民族分四类,臣民十等,蒙古(民族)人一等,最为高贵,色目(中亚西亚)人二等,原治下汉人三等,南宋人末等,政治待遇,经济负担各不相同,三四等人最受歧视,实际上过的是亡国奴生活。臣民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沦落到娼妓之后,这固是儒家的不幸,可也是社会的悲哀,这必然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沦亡。

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加紧扩军备战,公元1368年北伐攻占大都,元朝灭亡。自忽必烈后共传11帝,历时仅98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哀哉!

帝王思想 篇5

1) “为君之道”, 以民为本。李世民的个人素质极高, 聪明睿智, 明辨是非, 豁达大度, 目标明确。李世民即位以后, 时时不忘以“亡隋为戒”。他曾说:“为君之道, 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 犹割股以啖腹, 腹饱而身毙。”“凡事皆须务本, 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本。”他还反复引用荀子所说:“君者, 舟也;庶人者, 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他说:“天子者,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并提出了“君主不能一人独断”。凡此, 都充分反映了他“以民为本”和“安人之道”的思想。同时, 李世民深谋远虑, 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当时的治国大针方略, 从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

2) 知人善用, 广任贤良。凡行大事业, 必有大人才。太宗即位后即曾指出:“治国之本惟在得人。”“为国之要, 在于进贤退不肖。”并提出了“今所任用, 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的用人标准和“各有所长”的用人原则。的确, 李世民特别重视人才, 他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胸怀和气魄, 将各类人才网罗到自己身边。

唐太宗用人无门第、地域和亲疏之限。他的大臣中, 除秦王府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外, 还有农民起义的将领如徐茂公、秦叔宝、程咬金等;有原为其政敌的部下, 如王“王圭” (注:应为“王”字旁加“圭”, 我字库里没有) 、魏征等:有隋末遗臣如李靖、虞世南、封德彝等;有寒门出身的马周、孙伏伽、张玄素等。房玄龄长于谋划, 杜如晦能断大事, 世有“房谋杜断”之说, 太宗即令两人均为丞相, 相互配合。

弃怨用才, 昔日仇人成挚友。魏征少有大志, 好读书, 涉猎很广, 为人尤为正直。他原为李建成谋士, 曾劝李建成杀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被人揭发, 李世民十分恼火, 找到魏征, 魏征坦然道:“那时我为太子谋士, 当然要为他出谋划策, 可惜太子未听我话, 否则你也不可能做上皇帝。”旁人以为魏征因此必死无疑, 但太宗认为魏征正直, 胆识过人, 人才难得, 不但没有加罪, 反任命为谏议大夫, 专门负责向朝廷提意见。

手下最倚重的猛将尉迟敬德也是他敌人刘武周手下的大将, 刘武周被打败后降唐。不久刘武周部将寻相 (尉迟敬德的好友) 叛唐出走, 李世民部下即将尉迟敬德抓起来准备杀掉。李世民以为不可, 释回敬德, 并请至府中促膝长谈说:“大丈夫意气相投, 不能因一点误会而记恨, 有人目光短浅不识将军气度, 我对将军是深信不疑的, 去留自便。”辞别时李世民还送一份厚礼以为盘费, 敬德大为感动, 跪拜道:“敬德并无去意, 蒙此厚爱, 决心追随大王终生, 誓死不变!”尉迟敬德从此忠心耿耿, 成为李世民的得力助手。

3) 明辨是非, 虚怀纳谏。唐太宗特别注意虚己受人, 兼听纳谏。他曾问魏征, “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他并且举出秦二世偏信赵高, 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国亡的例子。唐太宗很赞同这个说法, 他对臣下说:“人欲自明, 必须明镜;主欲自照, 必借忠臣。”魏征有见识, 有胆略, 刚直不阿, 敢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 深得太宗器重。

魏征有个著名的忠臣与良臣的见解。他曾对太宗说:“我希望陛下能让我成为一个良臣, 而不是一个忠臣。”太宗惊而问故, 魏征说:“良臣拥有美名, 君主也能得到好名声, 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 君主将得昏庸恶名, 甚之国破家亡。”贞观中期进入盛世, 人多歌功颂德, 唯魏征保持清醒头脑, 给太宗提出10条意见 (“十思”) 以为警戒, 李世民也很重祝, 郑重地抄在了屏风上, 以便早晚阅读, 引起警惕。

皇帝贵为天子, 朕即国家,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臣僚意见有时弄得下不了台难免有受不了的时候。一次魏征就因固执己见而得罪了李世民, 他回宫后怒气冲冲地说:一定要杀了这个老农民!长孙皇后了解后却庄严地恭贺太宗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 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太宗闻后转怒为喜, 对魏征更加重视。正是由于魏征敢于犯颜直谏, 前后进谏二百余事, 纠正了太宗不少过失, 在保证致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帝王思想 篇6

刘邦 (前256年~前195年) , 字季, 沛县 (今属江苏) 人, 生于一个普通农民之家, 却并没有跟他父兄务农, 不谙农事, 也未入塾, 故有“刘项原来不读书”之语。

治史大家司马迁首创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笔法, 他在汉代写《史记》, 对汉代开国之君刘邦不隐其恶, 说他“好酒及色”, 好酒贪杯, 喜好女色。整日呼朋唤友, 游手好闲。赊酒王媪, 蹭吃嫂家, 嫂子被吃急了, 曾厉声大骂, 刘邦也不以为意。最后, 嫂子心生一计, 当刘邦去时以勺猛刮锅底, 弄得震天响, 刘邦以为来迟, 饭时己过, 悻悻而退, 不曾想到厨房一看, 灶上热气蒸腾, 才知嫂子使诈, 转身长叹, 从此才不再来。

父亲曾多次劝诫, 刘邦总是不改, 及于弱冠之年, 积疾依旧, 气得父亲大骂他“真是一个无赖!”30多岁时, 他才谋到了一个差事, 到离家百里的泗水当亭长 (十里为亭, 十亭为乡, 亭长是约比村长高半级, 比乡长又低半级的芝麻绿豆官) 。在这时期, 他见到了出宫巡游的秦始皇, 那庄严的仪仗, 威武的阵势, 令刘邦钦羡不己, 他感慨地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潜意识里对他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流氓英雄

刘邦流氓成性, 当了亭长也丝毫没有改变。单父 (今山东单县南) 人吕公与沛县县令知交, 因避仇来投县令而定居。县吏萧何主办接封贺礼一事, 规定送礼不满千金者坐堂下宴, 刘邦身无分文, 却慌称“贺钱一万”, 吕公乃亲迎门口, 领至堂上上座。据说, 吕公善相, 相信刘邦后必大贵, 饭后留下刘邦, 并亲许女儿吕雉为妻,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吕后。

楚汉之战, 项羽虏刘邦父, 相持中项羽曾以烹刘父要挟刘撤兵。刘邦流氓兮兮, 竟神色不改地回答:“我俩结义兄弟, 我父即你父, 如若烹煮而食, 请分我一杯羹。”项羽为性情中人, 见招不灵, 只得罢了, 后还放归了刘父。

攻克咸阳之后, 再现刘邦无赖之性, 他见到巍峨秦宫, 奇珍瑰宝, 美女成群, 立即堕入富贵之乡, 赖在宫里不想出来了。后经樊哙、张良劝说再三, 晓之利害, 张良进言:“秦朝荒淫无道, 您才能坐在这里。现今刚入咸阳, 便想留在宫里享乐, 秦朝昨日灭亡, 怕您明天也将归于失败。”刘邦这才封了皇宫, 悻悻而出, 退驻灞上。

刘邦虽属流氓一族, 但具有领袖的资质。他不学无术, 放荡不羁, 却天生聪明, 悟性极高, 豪侠仗义, 胆识过人。自知和知人是他的最大特点和成功要素。他自知百无一能, 计无所出, 文不能安邦, 武不能定国, 但他知人善任, 张良计谋, 萧何治国, 韩信将兵, 樊哙战勇。他们优势互补, 各扬所长, 在刘邦的领导下, 终于击败不可一世的强敌项羽, 开创了西汉200多年帝业。至今世界仍有称中国人为汉人的, 使用语言更称汉语, 可见大汉影响。

有人说过, 中国历史上篡夺帝位者不外两种人:一种是豪强, 如曹丕、司马炎、扬坚、李世民等;一种是流氓, 如刘邦、朱元璋等。争夺帝位, 无异一场特大豪赌。豪门贵族, 有钱有势, 敢于一博, 只要看准时机或可成功。流氓一无所有, 光棍一条, 本没有什么出路, 只有胆子足够大, 敢赌不怕输, “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成则为王, 败则为寇”, 成了便大捞一把, 一步登天。

帝王思想 篇7

陈友谅亡后, 朱元璋见大势渐成, 遂于公元1364年在应天即吴王位, 设置百官, 立中书省, 建成了整套统治机构。

1367年, 苏州城破, 张士诚自缢身死, 同年朱元璋发布了《奉天讨胡檄》:“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 立纲陈纪, 救济斯民”, 命徐达、常遇春大举北伐。在南征北伐的凯歌声中,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正式即皇帝位, 封妻子马氏为皇后, 建国号“大明”, 明王朝正式建立。北伐军势如破竹, 八月攻克元朝首都大都 (今北京) , 元顺帝弃城而逃, 奔向漠北, 元朝灭亡。这样, 一个放牛娃、穷和尚经过16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终于跃上了权力的巅峰, 时年40岁。

彪炳功绩

朱元璋逐鹿中原, 消灭群雄, 统一中国。但经过近20年战乱的中原大地, 荆棘遍地, 满目疮痍, 触目所及, 百废待举。朱元璋平民出身, 深知百姓疾苦, 果断地釆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 “百姓足而后国富, 百姓逸而后国安, 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奖励垦荒, 实行屯田, 轻徭薄赋, 减免税收, 收到了显著成果。到公元1391年, 全国耕地面积达380多万公顷, 比他登基时翻了一番还多, 仓廪殷实, 人口也增加了700多万。朱元璋还十分重视水利建设, 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鼓励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 发展多种经营, 改善农民生活。

朱元璋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尝尽了官府苛政和豪门欺压之苦, 因而他很自然采取了抑富济贫之策。他曾把大量富民、豪强强行迁到凤阳, 以打击富民, 充实家乡。他还告诫富民说:“毋凌弱, 毋吞贫, 毋虐小, 毋欺老, 孝敬父兄, 和睦亲族, 周给贫乏, 逊顺乡里”, 庶几成为良民。

民心即天心, “天下以人心为本, 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朱元璋认为民安则国安, 民安则要求统治者不施行暴政, 官吏不欺压百姓, 富民不凌虐穷人,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痛恨贪官污吏, 故“严明以驭吏, 宽裕以待民”, “太祖整肃吏治, 严惩贪官, 操重典绳群下”, 明朝的官可不是好当的, 据说, 贪污60两银子 (有人计算, 约合今1.2万元人民币) , 便按律斩首示众, 还要剥皮植草。

以农为本, 民得其业。尊儒兴学, 教化兴邦。朱元璋推崇孔学“仁政”, 认为作为仁主, 应有仁厚之德。他说:“治国之要, 教化为先。教化之道, 学校为本。”“人无不可教, 地无不可化”, 明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类学校, 其普遍和完善程度超越历代。“迄明, 天下府、州、县、卫所, 皆建儒学, 教官四千二百余员, 弟子无数, 教养之法备矣。”

朱元璋还是历史上想为老百姓盖房子的一个皇帝, 《明太祖实录》说, 洪武七年八月, 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 让他们找一块空闲土地, 盖260间瓦房, 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此后还有所举措, 做好住房保障、甚至有些理想主义始于明朝初年, 这表现了平民皇帝的本色。

大脚马皇后堪称贤内助, “有智鉴, 好书史”, 患难夫妻, 助夫成功。且功成不居, 母仪天下, 常提醒朱元璋“勤俭之心一移, 祸福之应响至”。朱元璋确乎一生自奉节俭, 勤于政事, “食不用乐, 罢四方异味之贡。非宴群臣, 不特设盛馔。功益崇而益尚俭朴。”盖他深知“古者之兴盛, 未尝不由于勤俭。其败亡, 未尝不由于奢侈”。

强势皇帝

朱元璋出身贫贱, 自卑感很强。不仅建立了一整套严密控制臣民行动的法律制度, 而且对他们的思想控制也极严格, 凡与和尚有关的“僧”、“光”、“秃”等字眼, 他都十分忌讳, 连相关的谐音字都不允许出现。

昔日与朱元璋刀丛剑树、风雨同舟的文臣武将, 或滋生骄横, 或妄想争权的都遭到朱元璋无情的镇压和杀戮。即如一贯忠心耿耿或识时归林的, 只要朱元璋怀疑于朱王朝不利者, 便借口为继位者扫清障碍, 永保大明江山, 也都毫不手软地斩草除根。

帝王思想 篇8

收复台湾

1624年 (明天启四年) , 荷兰人侵占台湾, l661年 (清顺治十八年) , 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 本想把它作为抗清的海外基地, 但壮志未酬, 39岁的郑成功不幸于1662年便英年早逝。郑成功死后, 其子郑经即位, 奉南明皇为正统。当时清王朝正用兵三藩, 无力征讨, 其间也曾数次与郑经谈判, 并作出重大让步, 允许郑氏封藩, 世代留守。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 不削发, 称臣纳贡”, 康熙答复:“比朝鲜不剃发, 愿进贡投诚之说, 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 郑经乃中国之人。”谈判终归失败, 且三藩叛乱时, 郑经更乘机勾结吴、耿, 攻占沿海的厦门、漳州、泉州、惠州、潮州等地, 直待吴三桂失败, 郑经孤军难支, 方又退回台湾。

未久, 郑经病逝, 其子郑克爽嗣位, 发生内乱。康熙接受了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 决定武力攻打台湾。同样剿抚并举, 先后有13万郑氏官兵归顺, 大大削弱了郑氏集团的力量。康熙还力排众议, 任命姚启圣举荐的郑成功旧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负责攻台事宜。施琅, 福建晋江人, 有勇有谋, 熟悉台湾, 了解海上风涛, 因降清而一门被杀, 与郑氏结下深仇大恨。初时清政府并不信任他, 曾在京赋闲13年, 举荐上任后即着手调整兵力, 训练水师, 积极准备。但为等待时机, 施琅出师时间一拖再拖, 群言四起, 又与姚启圣发生意见相左, 形势不清不明。施琅倒心定神闲, 老谋深算, 反而三次上书要求授予专权, 由他自行处理。康熙虽也心存不满, 可他用人不疑, 同意所请。1683年 (康熙二十二年) 六月, 施琅率战船300余艘、水师2万多人出征台湾。在澎湖两军展开激战, 历时七昼夜, 郑军大败, 损失惨重, 仓皇逃回台湾。

澎湖兵败, 台湾人心惶惶, 年少的郑克爽无有主张, 施琅只用数日便登陆台湾, 台湾民众“解体归心”, 亟盼王师, 失去了抵抗能力。七月二十七日, 郑克爽向清军奉表投降, 呈交印信和户口土地册籍。康熙宽宏大度, 不但接受了投降, 并且予以优待, 称“尔等从前抗违之罪, 全行赦免, 仍从优叙录。”封郑克爽为汉军公, 移驻北京, 封大战澎湖的抗清悍将刘国轩为天津总兵, 投诚官兵一律优抚。台湾则设一府三县, 隶属福建, 遣兵驻守。从此, 统一了台湾, 重归中国版图, 成为我国东南海上的明珠重镇。

御俄征蒙

正当康熙用兵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际, 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接连侵扰我国黑龙江流域一带, 占领了雅克萨等城。康熙复台之后, 两度遣军自卫反击, 取得胜利。于康熙二十八年 (l689年) 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 划定了两国东段边界, 规定整个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 (包括库页岛) 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是自主外交的胜利。

沙俄还支持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 四处吞并蒙古各部, 其前锋打到离北京仅有900公里之地。康熙前后三次亲征,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697年, 噶尔丹在绝望中死去, 历时10年的叛乱彻底平定。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 修筑长城”, 防御外族未曾奏效, “我朝施恩于 (蒙古) 喀尔喀 (部) , 使之防备朔方, 较长城更为坚固。”蒙古成为了大清北方的坚固屏障。

帝王政治“隔代亲” 篇9

由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清朝却是例外。清入关后,在皇位的承继上别于前朝,采用的是立贤制,即诸皇子均是候选人,择其贤能者立为皇储。表面上看来,这颇与现代的人才择优理念相符,而实际上的中选者只是取决于父皇的合意与否。欣悦于万人不如取悦于一人,因此诸皇子间竞争激烈之程度可想而知。而有幸承接帝位者,忘形的得意后掩饰不住的是极度扭曲心灵的累累伤痕——可见皇帝们常有的暴戾无常的言行实是大有理由的。同时关于在位者的流言也多有,在宫廷与坊间暗暗播布。例如雍正帝,在他峨峨金銮殿煌煌宝座的背后,弑父逐弟鸠子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散。“传位于四皇子”还是“传位十四皇子”,民间流传的篡诏矫命之说眉目甚细。因为四阿哥胤祯(雍正)不是诸位阿哥中最优秀者,他的承接大统引起了朝野无尽的善意或恶意的揣度。

于是有一种替雍正辩解的说法流传:清圣祖康熙帝非常喜爱天资聪慧的孙子弘历(乾隆),其情殷殷甚于爱诸子。为确保帝位将来某日传与孙子,四子胤祯父因子贵被确立为皇位承继者。因此雍正不过是王权承继的一个过渡。乾隆盛世清室中兴,继位的乾隆帝的确没有辜负皇爷爷的厚望,成为一代有为名君。乾隆帝一生对祖父的恭敬、崇拜之心也眷眷可表,在登基六十年时,为免于超过康熙祖在位六十一年而显不敬,便下诏逊位于嘉庆,甘做太上皇。祖孙情浓明明可鉴,民间伦理关系中所谓的祖孙“隔代亲”在帝王政治中也有所反映。

照弗洛伊德理论,子对父的反父情结源于本能,因为生活中的父子关系有时是处于进退无措的境地。在古代的权力场中,父子关系的对抗更是得以放大,宫廷里父子常是互存警惕之心的。太子势力坐大,就有逼宫之嫌,是深为父皇忌讳的。这似乎也有理,如唐代“安史之乱”的平定中,太子李亨势力逐渐壮大,最后径自称帝——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黯然失却帝位。倘若太子懦弱势微,有时也会面临废嫡立庶的危险,如汉高祖刘邦的太子刘盈(惠帝)就有过一段被父皇预以赵王如意替换的危机。后太子采取建议,与刘邦曾征召而不得的山野隐逸高士“商山四皓”往来甚密,使刘邦顾及到太子在民间的影响力,取消了重立太子之念。权力的绝对诱惑,让父子之亲心生罅隙,使亲情异化。历史上弑父自立者亦不乏其人,如隋炀帝,还有安禄山、史思明不也是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史朝义害了吗?父子相隔太近,彼此看得太清,在权力交接的漫长等待中,很可能让人失掉耐心去“抢班”。至于王权政治中的兄弟关系就更不可信了,李世民为了皇位杀兄灭弟的“玄武门之变”,不就是对着自己的手足大加杀戮吗?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协力打下天下,却不能共享天下,夜里兄弟共饮,晨则宣告兄驾崩、弟登位,惟余这夜幕里的“烛光斧影”给后人留下无尽的猜疑。

似乎只有这康熙、乾隆祖孙的“隔代亲”少了点利害,多了些温情,给了人们些许言说的羡意。当然,类似的帝王政治“隔代亲”历史上也曾有过,但它却是悲剧。例如,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东征西讨定鼎天下后,在确定接班人问题上的失策即埋下了动乱隐患。应该说诸位皇子中,四子燕王朱棣征讨安邦、威伏四夷对于明朝开国功劳甚大。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按说,建国之始,诸王子中择其贤能者以承大统也不为过,嫡长子继承制历朝历代也都有所权变,可太祖元璋不知出于何因,硬要坚持嫡长子继承制,于是立了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或许心中的猜疑畏虑让朱元璋对于儿辈有所防,而祖孙的“隔代亲”让他心有所安,故此舍儿取孙。朱允炆君临天下,试想燕王怎肯对黄口小儿俯首称臣?“靖难之役”起,很快南京陷落,建文帝朱允炆穿袈裟、揣度牒,“大地山河一担挑,四大皆空相”,凄凄惶惶逃离了京都,杳杳渺渺不知所终,叔父终夺了侄子的天下。

帝王思想 篇10

幕僚的职责是一种参谋作用, 它对有关行政主管负责的各项制度包括生产管理、营业管理、资材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工程管理、资讯管理等七项管理制度担负着建立、修改和考核等工作, 但对行政单位并无指挥权, 所以不会发生专擅弄权、制造混乱等情况。幕僚的作业大都采用集体方式, 其成员包括行政主管、幕僚及有关人员, 根据行政部门报告的作业情形, 他们共同协作, 由幕僚起稿, 再经过数次修改讨论而后定案。一句话, 幕僚体制有储备人才、检查工作、审核汇报、专案改进等功能。王永庆常说:“企业有今天的成长和业绩, 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来自内部管理的改善, 如果没有这十年来不断地追求管理合理化, 现在的事业部都要亏本。”

行政管理与幕僚参谋明确分工, 可使行政主管集中精力做好管理工作。高层领导人便有更多的时间投身到更重要的企业战略决策中去, 基层领导则可全身心地具体管理好自己的有关业务, 使合理的改进或章程的建立做到有法可依, 采用集体决议则可避免独断专行, 对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做到防患于未然。这对台塑集团的制度建设、成本控制和精简人员三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同小可, 功效卓著。

王永庆天资聪颖, 性格念旧, 刻苦耐劳, 诚信守诺, 事必躬亲, 节俭朴实, 深识远略, 筹划周全, 时运辐凑, 幸获成功。王永庆精力过人, 每天工作16小时, 是没有星期例假的工作狂, 除了每天的晨跑与游泳之外, 没有任何的嗜好。他对复杂的数字“过目不忘”, 坚持事无巨细必亲自过问, 习惯刨根问底, 因而庞大的台塑集团完全在王永庆的掌握之中, 对企业运作过程的每一细节都了如指掌。每天例行的午餐汇报成为他与干部们的一种经典工作模式。据说, 台塑集团的主管人员最怕“午餐汇报”, 王永庆每天中午在公司里吃一盒便饭, 餐后便在会议室里召见各单位主管, 先听取他们的报告, 然后提出很多犀利而又细微的问题。为此, 主管人员每周工作必须不少于70小时, 才能对自己所管辖部门的大事小情都十分清楚, 且对出现的问题做过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才能顺利“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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