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益主体参与

多利益主体参与（精选六篇）

多利益主体参与 篇1

一、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的凸显和利益诉求

1. 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的凸显

根据Swardbrooke的研究, 可持续旅游的主要利益主体包括:当地社区 (直接在旅游业就业的人、不直接在旅游业就业的人、当地企业的人员) 、政府机构 (超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当地政府) 、旅游业 (旅游经营商、交通经营者、饭店、旅游零售商等) 、旅游者 (大众旅游者、生态旅游者) 、压力集团 (环境、野生动物、人权、工人权力等非政府组织) 、支援部门 (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机构、发达国家的信托和环境慈善机构等) 、专家 (商业咨询家、学术人员) 、媒体等相关人员。冈恩指出, 旅游的开发要综合考虑旅游者、当地居民、政府、旅游企业各方面的利益。随着民族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政府在改革中逐步转变职能, 寻求与其他主体合作, 同时社区自身也不断的成熟壮大, 这些都促成了民族旅游地利益主体的凸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实地调查, 和民族旅游地旅游发展的特殊性, 根据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的影响力, 可知参与旅游发展涉及到的最核心的利益主体包括:当地政府、旅游企业、社区 (含居民) , 三者间的关系最直接地影响着民族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 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恩格斯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马克思也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作为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利益一直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文章的“利益诉求”指的是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各利益主体在法定范围内应该享受到的正当权益以及道德支撑下应该被满足的利益。

(1) 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

区域旅游、社区旅游需要一个总体利益和目标的代言人, 来控制、引导、协调、规范各利益主体的目标和行为, 而能够担当此任的只能是当地政府。地方政府是一个区域、一个旅游地长远利益的代表, 通过旅游地的开发和经营, 带动当地经济和区域其他产业的发展, 实现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效益的“多赢”和谐局面。区域旅游是一个内在地具有政治性的事物, 在这里, 一切目标的设定和标准的确定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政府拥有强有力的工具来影响区域旅游的发展, 包括立法、规范、协调政策、项目与基础设施、提供激励、规划、促销和招商引资等。政府机构所做出的决策、行动都是基于如何利用自身政治权力来维护国家、地区利益最大化, 追求政绩, 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满足旅游者需求, 获取税收收入, 即“政绩+经济”是利益主体之一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所在。

(2) 旅游企业的利益诉求

民族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不高限制了民族地区居民参与现代产业的经营。在资本投入量缺乏的现实条件下, 政府主导模式下采取招商引资, 使外界资本介入到民族旅游地, 外界资本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族地区旅游地旅游基础设及接待设施和景点开发的资金短缺问题, 那么也就意味着旅游投资商、旅游企业这个利益主体介入到民族旅游地中, 成为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之一。旅游企业作为一个具有生命的社会实体, 主要有三个最为重要的目标和利益诉求:生存、盈利和发展。这三个目标同时存在,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旅游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首先要体现在对资本的组织、管理和运营上, 使资本保值、增值、取得收益的最大化。尽可能长久地占有旅游资源, 独享经济利益是旅游投资商的追求。在区域旅游开发过程中, 在旅游地提升过程中, 旅游企业是区域旅游开发发展的资金或技术投资者, 凭借其资金或技术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同时旅游企业作为制度的被约束者, 其目的是投入资金开发旅游, 策划在一定时期回收投入旅游开发中的资金, 并且想在短期里尽快回收投入旅游开发中的资金, 即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利益主体之一旅游企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 (经济+社会成本, 经济-社会成本) 。

(3) 社区及其居民的利益诉求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他们共同构成了带有一定人际交往模式的基层组织, 当地居民又称为社区居民。由于旅游业发展极大地改变着旅游目的地, 空间的紧密型、资源的互动性就使得景区与社区之间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辨证关系。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发展方式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社区也为景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依托和支持。因而, 社区, 包括社区居民这一利益主体理所当然成为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中的关键群体之一。

社区居民作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利益主体, 他们的利益诉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希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 提高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第二, 希望当地旅游业的开发, 能够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 使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第三, 希望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获得更多的就业指导与培训;第四, 希望旅游发展过程中当地风俗习惯受到尊重, 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得以保持与发展;第五, 希望通过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尽量减少负面影响, 保护民族旅游地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 保证良好的社会治安, 社会风气不要变坏, 以获得安全稳定的社区环境, 从而保证本地的旅游吸引力以及本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旅游企业以及社区居民这三大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的分析, 现将其关注的利益点进行归纳, 见表1。

二、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的关系

民族旅游地生生不息的发展, 参与旅游的利益主体各方不可能一开始就找到最优的角色定位, 而是在多次协调、逐步探索寻找最优角色定位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 文章以民族旅游地发展演化为基础, 从时空角度动态审视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的关系。

民族旅游地演化发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这样一个过程, 不同阶段的旅游地其利益主体构成是有差异的, 不同阶段的旅游地参与旅游的利益主体的发展程度与能力也有所差异。从长期来说, 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的关系在一定路径作用下呈现出一定的特性, 其逻辑内涵表征的是随着旅游地的不断发展、成熟、各利益主体表达与均衡机制的逐步完善、参与水平、层次的提高, 其关系在遵循旅游地发展演化过程的基础上相应地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根据民族旅游地发展的不同阶段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中哪一方力量作为核心, 发挥主导作用的划分方式, 可以将民族旅游地旅游发展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起步阶段的政府主导模式、发展阶段的旅游开发商主导模式和成熟阶段的社区主导模式。

1. 起步阶段的旅游地利益主体的关系

处于起步阶段的旅游地特征是少量的“多中心型”游客或“探险者”, 少有或没有旅游基础设施;只有自然的或文化的吸引物。相对应的利益主体的关系处于独立阶段。此阶段旅游企业、社区及其居民很少参与介入旅游业。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区域、一个旅游地总体利益的代言人, 希望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和其它产业的发展, 而在缺乏资本来源的情况下, 只有政府能充当这个角色, 投资于当地旅游基础设施, 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旅游地旅游业。地方政府凭借其资源优势, 旅游企业和社区对之只能忍让。此阶段影响利益主体间关系的因素有旅游地市场化进程由政府主导, 利益主体发育程度处于个别参与水平、利益主体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是初级参与层次。

2. 发展阶段的旅游地利益主体的关系

处于发展阶段的旅游地特征是有明显的旅游季节性, 旅游地实施了广告宣传活动, 客源市场地形成, 其它部门投资于旅游基础设施, 外来投资逐渐占据控制地位, 相对应的此阶段的利益主体的关系处于观望阶段。观望阶段利益主体的关系特征是部分社区居民自主开放意识、参与旅游层次水平低, 资金匮乏;当地政府追求政绩, 在起步阶段投入大量资本后, 陷入缺乏“资本”和“智力资源”的境地, 因此, 提供优惠政策 (如实行“买断经营权若干年”的投融资体制) , 进行招商引资, 引进人才, 然而忽视其他利益主体的要求。旅游企业在当地政府、社区居民的支持下介入旅游地, 三方利益主体都希望从中获益。此阶段影响利益主体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有旅游地市场化进程由旅游企业主导, 利益主体通过组织采纳与发育逐步成形, 利益主体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仍处于初级参与层次。

3. 成熟阶段的旅游地利益主体的关系

处于成熟阶段的旅游地特征是旅游接待量迅速增长, 游客数量超过当地居民数量, 有明确的客源市场地, 大量的广告宣传, 人造景观出现, 并取代自然的或文化的吸引物, “中间型”游客取代“探险者”和“多中心型”游客。相对应的此阶段的利益主体关系处于摩擦阶段。摩擦阶段利益主体间的关系特征是旅游企业追求最大利润, 当地政府获益, 具有较大的环境压力, 资源遭到破坏, 当地物价快速上涨, 社会风气下降, 当地社区对旅游业的发展持敌视态度, 社区居民影响力也不断增强, 社区居民要求旅游开发的利益重新进行分配, 三方利益主体关系处在摩擦阶段。此阶段影响利益主体间关系的因素是社区居民这一利益主体发育逐渐成熟, 旅游市场化进程由社区及其居民主导, 处于大众参与阶段, 此阶段的特征是各利益主体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增强, 处于积极参与层次。

三、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规律

1. 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是在分权化的过程中不断凸显出来的

随着民族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政府在改革中逐步转变职能, 寻求与其他主体合作, 同时社区自身也不断的成熟壮大, 这些都促成了民族旅游地利益主体的凸显。民族旅游地政府是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后产生的独立利益主体, 开发商介入民族旅游地而成为利益主体是政府组织经过市场化分权凸显的, 社区居民被确定为利益主体的过程则是政府向社会分权的结果。开发商可能是本地资金的拥有者也可能是外来资金的投入者, 它的凸显是政府招商引资开发相对落后的民族旅游地的结果。社区居民则是民族旅游地的原住居民, 其主体地位是在旅游地过程中逐渐被认识和接受的。

2. 不同利益主体在民族旅游地同一发展阶段的利益诉求不同

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在旅游发展的起步阶段, 政府的利益诉求是引进技术和人才开发出能够长久盈利的旅游项目, 而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则是马上回收自己投入的建设损失和失地补偿, 尽快参与尚未成型的旅游市场。这就使得社区居民盲目自发参与旅游, 造成市场混乱难管理的局面, 最后导致政府和社区之间互相抱怨。在民族旅游地的同一发展阶段, 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是因自己的缺陷而产生的需求, 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也是自身缺陷对彼此的需求而产生的。

3. 同一利益主体在民族旅游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诉求也不同

同一利益主体在民族旅游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诉求也是不同的。如社区居民, 处于旅游地发展起步阶段的社区居民对旅游的发展前景盲目乐观, 认为旅游开发会带来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不管是什么方式, 只要能进入旅游市场就会去尝试。进入旅游的发展阶段, 社区居民开始意识到旅游可能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社区居民开始意识到一些旅游项目的开发只能给他们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 居民开始关注自己所在社区生态环境是否被破坏。而成熟阶段的社区居民就更加的理智, 他们不仅关注旅游带来的经济效应和生态效益, 还很关注社会效益, 即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随着旅游地的发展, 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趋于理性化。

4. 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旅游地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模式在发生变化

民族旅游地开发起步阶段是地方政府为主导, 和社区产生矛盾的内因是社区自身缺陷太多, 其关系模式各自为政, 自谋生计。到了发展阶段, 新的利益主体旅游企业凸显, 社区在旅游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下, 有序经营, 利益主体的关系是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社区和旅游企业。民族旅游地成熟阶段, 在社区及其居民为主导的开发模式下因利益诉求的变化产生了更多新的利益冲突, 表现为从协调利益主体的矛盾关系模式转变为协作共生模式。 (见图1) 。

摘要：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是影响民族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文章以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旅游地不同发展阶段利益主体间的关系, 最后总结出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规律, 为民族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民族旅游地,参与旅游,利益主体,关系

参考文献

[1]Swardbrook, J.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M].Washing DC:CABI, 1999:45—47.

[2]张伟, 吴必虎.利益主体 (stakeholder) 理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以四川省乐山市为例[J].旅游学刊, 2002, 17 (4) :63—68.

[3]王连球, 陆利军从.博弈视角看旅游开放中的利益协调[J].商场现代化, 2009 (1) :265.

[4]姜莉.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2006, 26 (4) :84-85.

多利益主体参与 篇2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理论 校企合作 多主体办学 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2C-0119-03

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将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引向深入，提出“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教集团，研究制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共同组建职教集团的支持政策，发挥职教集团在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充分肯定了以行业职业教育集团为平台的多主体合作办学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探索的主要方向，是建设和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职业教育链与产业人才需求链有效衔接的必要手段。近年来，在国家政策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院校牵头下，部分职业院校牵头组建了具有行业职业教育特征的职教集团平台，基于这一平台上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探索研究职教集团内各方协同办学的动力因素，包括宏观的政策因素、社会需求以及职教集团内各成员自身需求因素，揭示职教集团成员中利益需求不同的代表及其关联性。本文试图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探究职教集团多元办学中各方利益的关联性，期待为校企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一、职教集团化办学中利益相关者界定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可追溯到1959年，当时由经济学家彭罗斯（Penrose，E.T）主编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中提出了“企业是人力资产和人际关系的集合”这一概念，奠定了研究和构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蓬勃开展，1963年原斯坦福研究所在进行企业管理研究中发现企业生存和发展除了与股东有关外，还与企业具有重要利害关系但不是股东的个人或团体也有关系，于是他们首先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失去其支持，企业将无法生存和发展的个人或团体称为利益相关者。”他们认为，在企业除了要重视关注股东的利益外，还必须关注其他非股东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的利益。但是，从定义内涵中不难看出这一概括不够全面，它只是关注到对企业有产生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也仅限在部分影响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范围内，其实还存在一些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群体或个人在企业周围左右它的发展。几十年来，许多理论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点视角给出30多种对利益相关者定义的论述，它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给出的定义，他的著作《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提出：“利益相关者是任何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团体或个人”。这里从定义内涵上拓展了利益相关者范围，既涵盖了影响到组织生存发展的个人和团体，也涵盖了受组织行为过程影响的个人和团体，系统地描绘了一个组织或集团的利益相关者结构图，为组织管理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图谱。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过程来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价值是用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协调管理涉及各个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来实现的组织既定目标，其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和运行过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本质是只有通过合理分配、协调平衡各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利益，才能凝聚组织内部各方的动力机制，共同推进组织工作，实现组织的目标。

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职教集团等多主体合作办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分析工具。根据利益相关者定义，政府部门、职业院校、学校主管、行业企业、学生群体等，他们都是职教集团办学的重要利益相关方，既受到合作运行过程的影响，也对合作办学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在职教集团组建之前，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以各自的互补优势、预期利益以及合作带来的互利共赢程度决定双方合作的模式，政府和学校主管在他们之间起到桥梁和促进双边合作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显然就是主要利益相关者，并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和学校主管都是次要利益相关者，他们只是起到架桥、指导、辅助推动作用。在职教集团成立并合作开展期间，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仍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组织，利益诉求是促成他们开展联合的内部动力因素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他们的合作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因此也被称为利益共同体，职教集团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展开互动。在职教集团办学过程中，学生群体享受到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他们对职教集团发展的影响力虽大，但是并不具体涉及集团组织内日常工作，与组织关系的紧密度低，承担风险也小，是职教集团组织的部分利益相关者，因此他们与政府部门一样也是次要利益相关者。

二、集团化多元办学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

（一）学生群体利益需求。随着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根据市场化相关理论，学生交费上学的实质是学生购买了教育服务，是高职教育的消费者，接受优质的教育是他们的利益诉求，学生群体既是校企联合培养的对象，也是校企联合打造的“产品”，“产品”的优劣关系到职教集团的未来发展，但学生群体对职教集团的影响并不直接也不明显，他们对职教集团的影响力是通过就业岗位工作能力和表现，对社会的作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力体现出来。学生群体在职教集团的投入主要有学费和生活费等物质资本以及时间和脑力成本等，而他们的利益需求主要是获取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职业技能、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并在职业能力、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得到全面提升。这些都是学生群体在职教集团中的利益需求。

（二）政府部门利益需求。对政府部门来说，不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学校主管部门，都在为高职院校建设提供财政支持，推进院校建设、改革和发展，出台了各种促进高职院校改革发展政策文件，支持鼓励校企合作联合开展多主体办学试点，鼓励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对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的利益诉求是：通过借助校企联合培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地方和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促进劳动者就业，实现劳动力合理流动，减少社会失业，实现国家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推进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建立人力资源强国，扩大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国际竞争力。制定职业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引导和推进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进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需求对接，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与行业技术同步发展，更好地服务产业技术升级；促進地方经济、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的优质长效发展。

（三）高职院校利益需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高等学校的三大主要功能，对高职院校来说，由于办学基础实力、教学资源和科研平台等方面能力不足，如果仅仅依靠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努力，要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很好地落实三大功能是无法完成的，需要借助外部组织构建某种形式的合作，增强自身的办学能力以实现既定的目标。在校企合作中，职业院校的主要利益需求表现在：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共享对方的先进企业文化、先进的教学实训设备和学生实习场所等资源，聘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学生实训教学指导，建立校企合作育人平台，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实现专业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对接。同时，通过联合组建职教集团平台，与企业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应用推广等，提升教师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增强实践教学能力，建设一支合格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通过校企协同办学，及时了解企业用人需求，帮助学生收集企业招聘岗位信息，为学生就业和企业用工牵线架桥。同时，通过合作办学，及时了解行业技术发展方向，把握行业需求和岗位标准，以行业标准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使课程教学内容与岗位要求对接，强化岗位实践能力培养，增强学生就业岗位适应力。上述都是高职院校寻求合作的利益诉求所在。

（四）行业企业利益需求。在职教集团联合办学中，企业的最大诉求是获得优秀的人才、优质技术服务和员工岗位培训；通过校企合作办学，使专业培养目标与企业需求目标对接，缩短企业技术人才成长周期，使学生尽快适应岗位工作，为企业的解决工程技术人员短缺与学校人才培养相对滞后的矛盾；通过合作，借助高职院校密集的技术人才开展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通过联合办学，共同制订行业技术人才质量标准，将行业标准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标准对接，培养本行业企业需要的人才，促进本行业企业的发展。同时，向校方发布本行业组织对人才需求预测，对人才质量标准进行认证，对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行评价，为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信息反馈，引导学校做好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行业企业是经济实体，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服务国家和繁荣市场是它的追求和利益所在。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技术技能人才主要由职业院校来培养，校企联合办学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企业储备人才的需要。追求利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是企业属性所决定，在可预期获得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抑或是投入的资本得到预期利润的前提下，企业参与合作办学的动力机制才有可能充分发挥。

三、在联合办学中利益相关者对合作动力机制的作用

在研究校企联合培养人才动力因素时，我们需要探究为什么校企双方需要联合以及为什么要找对方联合等问题，是哪些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的作用使得多方联合办学能实现稳定运行，这些因素又如何起到推动利益相关者可持续合作向前发展的。在弄清楚校企合作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之后，认真分析这些利益相关者在推动集团化联合办学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是外部动力或者是内部动力在发挥作用。为此，我们把建立职教集团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职教集团成立初期和职教集团成立之后两阶段，显然两个阶段的各利益相关者对职教集团组织的动力作用是不同的。

职教集团组织成立初期，校企双方在政府、院校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和鼓励下，合作各方因在教育资源、人才培养和基础平台方面的互补优势产生了合作意向和推动力，在权衡各自可实现的利益需求和预期收益的利益驱使下，以校企联合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切入点，以互利互惠、合作发展为共同目标，推动成立了职教集团组织，即多方利益共同体，开展实质性校企合作。职业院校方期待通过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和利益最大化，增强院校的办学实力，极大地发挥高职院校的三大功能，实现办学目标。行业企业方则期待借助开展校企合作增强自身的科研实力、新产品研发能力，通过校企联合培养，缩短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周期，提升一线职工技术技能水平，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正是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根据自身的诉求以及双方互补优势、利益需求以及合作会带来的预定收益，正是双方利益诉求的交集因素构成了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的初始动力，院校和企业都是这个阶段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也是构成校企合作组织——职教集团联合办学的主导者，这些因素也是促成职教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政府及主管部门在这一阶段中，也起到了推动多方合作的外部推动力的作用，但它在多方合作中的利益相关度不高，因此在职教集团组织中只能扮演着次要利益相关者角色。

职教集团组织成立并合作开展后，尽管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方还保持以独立组织去追求各自的利益需求和目标，但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联合组建的职教集团，它与教学团队、学生群体、企业员工、政府主管部门等四方以及与之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关联互动，显然这四方利益相关者在开展合作中的促进作用大小是不同的，教学团队、企业员工分别是院校和企业内部重要组成部分，承担合作项目的具体工作和任务，而学生群体是校企合作办学成果的主要“产品”部分，教学团队、学生群体和企业职工的利益诉求与职教集团联合体未来发展紧密关联，他们的利益追求成为推动职教集团合作发展的内部推动力。而作为职教集团利益共同体次要利益相关者的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他们在政策扶持、办学指导、项目经费资助等支持职教集团联合办学的改革发展，他们与职教集团的工作却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合作项目活动受到他们的影响也很小，与职教集团利益共同体的紧密程度和其他各方相比也差较远，但它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却是强而有力，因而它的利益诉求成为推动职教集团合作办学的外部推动力。

院校与企业联合构建的职教集团正是不同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因内部推动力和外部牵引力的共同作用下而产生形成的，这种利益相关者在合作中能够获得各自诉求的利益并推动合作的可持续运行，在各自内生需求的带动下所形成稳定合作的动力源泉，不断推动职教集团这个专业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向可持续方向发展。

以学校、企业等多主体组建的职教集团，以建设一个互利双赢的利益共同体为目标，多数从顶层设计上提出了宏观层面建设目标和路线图，但由于缺乏在微观层面上开展研究与思考，在职教集团运行过程中，工作参与度偏低等问题常有发生，其原因是职教集团这个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预期收益无法实现，导致利益共同体内部的内生动力减弱而出现问题，抑或是体制机制运行过程中因对职能内涵把握不准而产生收益偏离，使现状与期望的合作预期成果不符，校企合作动力逐渐减弱，直接影响合作的效果。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观点，以利益共同体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合作动力为基础，必须做好职教集团的建设与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必须以“双赢”和“多赢”作为合作基础，顾及多方利益诉求，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强化合作动力尤其是内部推动力，实现集团化办学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健，王明伦.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职教集团发展战略初探[J].职业技术教育，2010（25）

[2]楚永生.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新发展理论综述[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陈胜，王虹.校企合作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及角色定位[J].现代教育管理，2014（3）

[4]宋艳苹.职教集团的构建是促进高职院校发展的有效途径[J].才智，2015（5）

[5]林曦.弗里曼相关者理论评述[J].商业研究，2010（8）

【基金项目】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教育集团化多元办学的研究与实践（2014JD309）

【作者简介】张忠海（1959— ），男，壮族，广西田东人，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教育行政与教学管理；韦 弘（1969— ），女，广西南宁人，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高职教育管理、经济管理；潘念萍（1974— ），女，广西都安人，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总会计师，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管理、政府会计务实；吴汉生（1958— ），男，广西合浦人，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开发处处长，副教授，研究方向：高職教育管理、电工技术。

多主体参与的服务创新过程模型研究 篇3

关键词：多主体,服务创新,过程模型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它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也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由之路。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趋势。而服务创新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推动力,也吸引着学术界和企业管理层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创新日渐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电子商务平台的建立使服务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合作由实体化转向虚拟化;服务创新的内容更多要求体现在新兴高科技上;服务产品结构组合呈现复杂化发展,等等。例如,阿里巴巴网站通过建立一种电子商务平台,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实体市场交易转到虚拟的电子市场交易上来,并且提供诸如广告,搜索引擎,信用评估,电子结算等创新服务。这其中,主服务商与众多伙伴商一起为目标顾客提供一系列的创新服务组合。因此,伴随服务创新的特征发展来看,要求主服务商与伙伴商、顾客组合起来共同构建服务创新平台。与此同时,理论界中对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所以,从理论和实践发展需要上看,对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过程的研究就显得意义重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对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过程进行了一定的探究。

1 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的研究现状

服务创新是一个要求涉及多主体参与的创新过程,鲁若愚[1]将服务创新的众多参与者分为3类:(1)顾客,即为服务的目标群体;(2)主服务商,主要包括服务企业的管理者、后台员工、一线员工等;(3)伙伴商,主要包括服务供应商、技术设备供应商、中间商等合作伙伴。

首先,在顾客参与服务创新的研究方面。顾客参与是基于自身的利益、价值观和兴趣等方面的考虑,而参加到服务创新过程的一种表现。Alam[2]在研究中描述了几种不同类型顾客在参与服务创新中的关键要素,分别是参与目的、参与阶段、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而Greenwald和Leavitt[3]将顾客的参与分为4类:前关注、焦点关注、理解和苦心经营,并分别介绍了不同水平的参与(前关注、焦点关注等),不同类型的参与(持久的参与、相应参与等),不同特点的参与(高强度的参与、指导参与和持续参与等)。在顾客参与服务创新的模式上,Bilderbeek[4]提出了服务创新的几种不同的模式,并且分别强调了在不同创新模式下,客户所承担的角色。国内学者王永贵[5]也提出了八种顾客管理知识的方法,利用顾客知识进行创新。

同样,主服务商在服务创新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Karlsberg等[6]认为管理人员要对组织的创新和新思想的引导负责,如果公司管理者不能识别新思想,不能对公司的创新进行奖赏并提供支持,那么公司创新的发生概率就大大降低。Riederer[7]从一些比较具有创新性的公司的研究中发现,最有效的组织是由不同背景的员工组成的小的跨功能团队,他们在创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谢章澎等[8]认为在各类创新知识持有者中,企业内部员工更具重要性,他们能够接触顾客,对顾客问题进行记录,并提出新服务的创意,而且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工作经验发现工作中的可改进和变革之处。

除了顾客和服务企业之外的其他参与服务创新的主体,都可以称为“伙伴商”,其中伙伴商里最重要的是供应商。随着快速技术变革,贸易和通信技术壁垒的降低及全球化竞争的加剧,服务商需要越来越强的创新能力,因此,从外部组织获取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来进行服务创新就非常必要。Robert等[9]认为供应商的参与,一方面,帮助企业控制与供应商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企业的财务效应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节省了时间和资源的投入。国内学者叶飞[10]还提出了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动机的分析框架,通过与供应商共享最新的市场和技术信息来降低市场风险,以提高市场适应能力。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分析可以看出,各个主体在参与服务创新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的研究多数还是将多个参与主体分割开来单独进行研究,而现实中的服务创新,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服务创新过程模型,通过探讨不同参与主体在服务创新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高效合理的服务创新平台。

2 服务创新理论回顾

服务创新指的是服务型组织为获得更大的商业或社会利益,在服务过程中应用新思想和新技术来改善和变革现有的服务流程和服务产品,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包,提高现有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扩大服务范围,更新服务内容,增加新的服务项目,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以达到差异化的目的,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竞争优势[11]。与技术创新相比较,服务创新主要具有以下特征:(1)服务创新是一种概念性、过程性的创新活动,其结果是一种无形的概念、过程和标准,具有明显的无形性;(2)服务创新形式具有多样性,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还有像“传递创新”、“形式化创新”、“专门创新”等,这几种创新都是服务创新所特有的;(3)服务创新的“顾客导向性”非常重要,顾客作为“合作生产者”积极参与整个创新过程。所以,服务创新的过程比技术创新更具复杂性和交互性。

此外,部分学者从价值的视角对服务创新进行了研究。Paton和McLaughlin[12]认为,服务创新是引入一种更有效而尚未被采用过的服务手段或方法,并实现其市场价值的活动过程。Sundbo[13]提出,服务创新是在服务过程中,服务企业应用新思想和新技术来改善和变革服务流程和服务产品,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最终形成服务企业竞争优势的活动。Thorsell[14]从知识和学习的角度对服务创新进行了诠释。她认为服务创新的实质是不可编码知识向可编码知识的转化。服务创新过程,就是新知识不断“积累———学习———积累”的一种螺旋运动。

3 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过程模型

Bitran和Pedrosa[15]认为服务创新过程可以分为战略评估,概念开发,系列设计,要素设计,应用5个阶段,其中的要素设计是指对服务员工,服务设施等服务要素的设计。Sundbo[16]在SI4S项目中创新过程模式分为3个阶段,包括概念阶段、发展阶段、保护阶段,该过程模式特别适合那些采用“模块化”、“顾客化”的服务企业。袁春晓[17]将新服务开发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3个阶段,包括战略分析、概念构思、项目成型、商业分析、服务运作设计、制定服务营销组合、市场测试、商业化和运行绩效评估9个环节。魏江和陶颜[18]提出了包括概念、发展和引入三阶段的金融服务创新模型。这些都可以为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过程模型的构建提供参考。

本文结合前人理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进而提出了符合创新实践的创新过程模型。如图1所示:

这个过程主要包括以下3个阶段:

3.1 概念阶段

3.1.1 新服务思想产生

在多主体参与服务创新的情景下,服务创新思想可能来自于顾客,主服务商的管理者、员工,或者供应商、中间商等合作伙伴。Verworn等[19]曾在一项调查中指出,创新思想来源分布为:顾客50%,员工11%,营销和销售占18%,公司领导者、供应商以及竞争者各占7%。具体来说,可以把新服务思想来源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企业内部包括:(1)一线员工。一线员工主要指营销人员和前台服务人员,他们与顾客接触多,联系紧密,易于了解顾客的真正需求。一线员工与顾客的“交互界面”是激发创新的源泉之一。(2)后台员工。主要是指服务企业的研发人员,他们可以根据前台的反馈信息,加上自身拥有的技术和知识,提出变革方案。(3)管理人员。引导创新思想的产生,对创新者给予奖励和支持。企业外部则包括:(1)顾客。向服务企业提出自身的建议和意见,促使创新的产生。(2)伙伴商。主要是指在信息和通讯领域方面的技术供应商,容易给企业带来技术创新和流程创新。对于新服务思想的产生,还需遵循市场需求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两类标准,否则也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开发设计。

3.1.2 概念开发

新服务思想产生以后需经过筛选转换成产品概念,因为顾客要买的不是产品的构思,而是产品的概念。这些产品概念主要描述产品的功能、特点、与同类竞争的比较、客户的产品需求等。在产品概念开发期间,管理人员需拟定出新服务产品开发计划书,并且进行服务概念的功能开发。服务企业要将顾客提出的模糊需求模块,通过一线员工的传递,经过后台研发人员的转化,变成明确的产品概念。在此阶段,供应商应帮助识别在新产品或服务发展过程中的最新的技术。

3.1.3 概念评估

产品概念评估可以有效地评估产品概念能否被潜在顾客所认同。通过建立一个后台评估小组,邀请一些忠实顾客、潜在顾客或伙伴商参与概念评估,并由企业管理人员公布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策略。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1)对这种服务的了解程度;(2)对该服务的反应如何;(3)该服务能否满意自身需求。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评估来改进产品概念,增加吸引力。

3.2 设计阶段

3.2.1 商业分析

商业分析是服务创新过程进入实际运营阶段的前提,它主要是从财务上进行考察,包括审计预计的营业额,成本和利润,以及风险分析。此外,在这个阶段还要分析该服务产品的市场定位、目标顾客、价格区间等指标,从而判断是否符合服务企业的目标。例如,对于金融服务机构而言,商业分析主要是由研发部门来开展,如银行的资金处,保险公司的精算部等,其它主体在这一阶段只做一些服务评估或评价工作,甚至不参与该阶段。

3.2.2 服务产品设计

服务也是一种产品,只不过相对于一般的商品显示出它的“无形性”、“不可分离性”的特征。正是因为这种特征,决定了顾客对服务质量的感知来源于服务产品的传递过程。该阶段是服务产品的实际运营阶段,也是创新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需要将所有参与主体包括进来,通过设计新服务传递系统,确定具体实施步骤,以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其通力合作,保证整个服务创新过程正常运转。

3.2.3人员培训

人员培训可使各参与主体了解产品的性能和服务质量,对服务创新过程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如果企业员工都无法了解产品的性能指标及经营细节,又怎能取得销售成功。那么,对于人员培训,需要有培训准则的制定者、实施者、参与者及反馈意见者,每个主体也都可以参与进来。

3.3 投入阶段

3.3.1 局部测试

由于全方位的投入会造成高成本、高风险,所以需要进行局部测试。服务产品的“无形性”和“不可分离性”又决定它不能像具体商品那样进行试销,那么,寻求忠实顾客或潜在顾客进行局部测试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在这一阶段,可以制定一个营销策划方案,并让营销人员根据营销方案的要求来为目标顾客服务,让目标顾客根据服务质量提出意见及要求,以帮助服务企业进行改进和完善。

3.3.2 全面市场投放

在经过局部测试,并对营销方案进行改进完善以后,就可以将服务产品全面投放市场。主服务商在服务产品投放市场后还需进行全面监测,观察投放效果,如提供电话服务热线,不定期的举行交流讨论会等。

3.3.3 反馈与改进

作为服务创新过程的最后阶段,服务企业需要根据员工、顾客、竞争者对新服务的反馈及评价,对新服务产品质量或营销策划方案进行不断的改进,以寻求最佳方案。当然,当反馈意见累积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系统的服务创新活动全面升级,又将促使新服务产品的诞生,以此不断地循环下去。

4 总结

多利益主体参与 篇4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问题的有效路径,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持续扩大内需和加速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指出我国应该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旧城改造成为不能绕过的难题,因为这关系着城市规划的整体布局,且这对于生态文明与文化传统两大原则的贯彻有重要意义。

毫无疑义,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旧城改造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因此探讨科学、合理、可行的旧城改造模式是当前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课题。目前,旧城改造出现了资金短缺、阻力较大、财务风险频繁等问题,这无疑给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带来负面影响。本文以日照市与泰安市的旧城改造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探索运用利益相关者财务思维探究多主体合作的旧城改造模式,对旧城改造中资金短缺和财务风险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促进城市更好更稳定地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日照市与泰安市的旧城改造模式对比

相比于泰安市的传统旧城改造模式,日照市坚持多主体合作开发的旧城改造理念。虽然泰安与日照都在旧城改造中取得一定成绩,但是日照市的多主体合作开发的旧城改造经验值得学习与借鉴。

2007年,日照市出台了《关于城中村改造的建议》(日建字(2007)38号)文件,明确指出在旧城改造中要注重多主体合作开发的模式,要坚持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按照“充实新城区,改造老城区,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中心后边缘”的工作思路,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政策推动,市场运作”的联合运行机制,妥善解决了政策落实缓慢、启动资金不足、社会保障压力大等瓶颈问题,取得了旧城改造工作的较好成效。多主体合作开发的模式在解决旧城改造的政策落实难、改造资金难、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后,必然会提升旧城改造的效率与质量,据山东省《半岛都市报》的公开报道显示,仅2013年上半年,日照市就启动了3个园中村和6个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共签订拆迁协议2290份,拆除房屋2160处,且很少爆发激烈性的拆迁矛盾。

泰安市在旧城改造中采取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虽然在旧城改造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在资金支持与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可以改进优化的地方。泰安市对于旧城的改造是具有较强的规划先行意识,早在2004年,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就对泰安市的旧城改造进行了研究,并出台了《泰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这对泰安的城市改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14年,泰安市政府公布了《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到2017年,全市将改造棚户区7.5万户,基本完成集中成片、非集中成片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泰安市虽然在旧城改造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常常出现了资金到位难和改造居民的社会保障难以到位等问题。

相比泰安市的政府主导来说,日照市在旧城改造中主要采取多主体合作开发的模式,具体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多主体合作开发模式往往最广泛的参与者是旧城中的居民,因此日照的这一模式是将这一批利益相关者纳入旧城改造的项目中来,既可以确保他们的权益不受损害,又可以使其收入保持可持续化,这样避免居民因拆迁暴富后返贫,这也是日照在拆迁关系处理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性原因;第二,日照市的多主体合作开发一般采取的是“村企合作”模式,这样有利于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推进旧城改造,从而解决旧城改造的首要难题——资金短缺;第三,通过多主体合作开发模式,旧城改造往往可以依靠房地产商的专业化建设经验,有利于旧城改造的商业化开发,为日照市老城区居民、企业、社会创造更多的效益与就业。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思维探究多主体合作的旧城改造模式

多主体合作的旧城改造模式往往可以较好的保护村民利益,从而减小旧城改造阻力。在当前的旧城改造中,往往旧城居民是最广泛、最直接、最积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对于旧城改造项目的方案、执行、利益补偿等内容极为关切,因此一旦政府或者企业在这些方面做的工作不细致、不到位、不合理,就会造成旧城居民的激烈反对,严重时还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但是,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思维的多主体合作旧城改造模式,就是要吸纳旧城居民作为旧城改造的主动执行者、主动参与方,甚至可以采取以投资的方式来参与旧城改造,这无疑会有利于旧城居民就业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同时也为其增收奠定基础,从而能有效的减少旧城改造的阻力,更可以避免由于旧城改造的利益冲突造成影响恶劣的群体性拆迁对抗事件。

多主体合作的旧城改造模式往往可以较快的筹集改造资金,从而提高旧城改造效率。长期以来,资金量不足是许多城市旧城改造的关键性难题,因为旧城改造的涉及面广、资金需求极大,加之滚动式开发中出售土地、征收跨度时间错位、缺少社会资本力量等多方面原因,政府往往难以在短期内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推进旧城改造,而旧城改造进度的缓慢又反过来增加了旧城改造的各项成本。尤其要指出来的是,由于资金的短缺往往容易耽误旧城改造的契机,这有无疑强化了开发企业与当地政府间的博弈,而且对于旧城居民和当地政府间的沟通关系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若政府或者企业通过杠杆资金来推进旧城改造,在当前拆迁难、补偿难的背景下,且旧城改造项目的财务风险极大,这其实是不利于旧城改造效率的提升,也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真正实现。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旧城改造工程的烂尾或者规划不优,这为城市后期的发展埋下了许多定时炸弹,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多主体合作的旧城改造模式往往可以较大的提升各方收益,从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事实上,多主体合作的旧城改造模式往往可以较大的提升各方收益,具体表现在:首先,从居民角度上说,由于具有利益可分享机制,他们往往具有较强的参与积极性,这在减小旧城改造阻力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强化了旧城改造的监督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能可持续的提升旧城居民的收入,从而使得地区的稳定性得以保障;其次,从企业视角来说,通过参与旧城改造,企业的业务得到开拓,并且能为自身的多元化业务转型提供机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旧城改造,企业往往可以真正的嵌入新城的经营、管理、维护,从而使业务得以常态化开展;再者,从政府层面上说,旧城改造本身就是对城市的一种规划、改造、优化,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通过多主体合作参与旧城改造也可以降低旧城改造的成本,同时降低旧城改造的利益冲突概率,最为关键的是随着旧城改造的商业化运营,这无疑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一定的就业,这些益处都在吸纳居民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层面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思维的多主体合作旧城改造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具体表现在:多主体合作的旧城改造模式往往可以较好的保护村民利益,从而减小旧城改造阻力;多主体合作的旧城改造模式往往可以较快的筹集改造资金,从而提高旧城改造效率;多主体合作的旧城改造模式往往可以较大的提升各方收益,从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这三个方面。从日照市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推广这种基于利益相关者财务思维的多主体合作旧城改造模式,全面提升旧城改造的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可行性,全面促进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旧城改造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催化剂。目前,在政府主导的“村企合作”多主体模式下,采取“合村并居”,“棚户区改造”等旧城改造措施,把加快城中村改造作为推进城镇化、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滚动式开发中的出售土地、征收跨度的时间错位,缺少社会资本力量的参与,资金短缺问题与财务风险便随着征收范围的扩展、征收户数的增加以及征收时间的延伸而随之递增。本项目通过深入走访日照市老城区,运用实地考察、检索文献、数据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根据日照市旧城改造中政府、村居、企业三位一体的多元化模式,对比分析泰安市以政府为主体的传统旧城改造模式,分析两者的优劣,探究分析运用利益相关者财务思维探究多主体合作的旧城改造模式,对旧城改造中资金短缺和财务风险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促进城市更好更稳定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多主体合作,旧城改造模式,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黄晓燕,曹小曙.转型期城市更新中土地再开发的模式与机制研究[J].城市观察,2011(02).

[2]李瑞,冰河.中外旧城更新的发展状况及发展动向[J].武汉大学学报,2006(02).

[3]侯景新,钟璐莲.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的问题研究[J].山东经济,2011(06).

[4]李维安,王世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研究脉络及其进展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04).

[5]郭汝,邢燕,刘宁斌.中国旧城更新发展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6]王竹泉,柳艺.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商誉本质解析[J].会计之友,2013(21).

多利益主体参与 篇5

电动汽车的发展为电网负荷持续增长、结构老化、环境污染、能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1]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集中充电电池租赁作为电动汽车发展的商业模式之一,具有负荷与储能的双重特性,在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且作为主动配电网的可控负荷,有助于促进区域能源的互联和消纳。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推进,电网各个环节垄断的逐步打破和竞争性业务的有序放开,主体多元化的电力交易格局将被建立,配电公司、社会资本、政府等投资主体将使集中型充电站的建设主体多元化,而各个主体追求的利益不同对集中型充电站的规划方案和运行调度将产生影响,在规划目标中反映独立开发商和配电公司的利益,有利于在开放竞争的电力市场背景下指导集中型充电站的建设。

根据国内电力系统的一次能源利用现状(约75%~80%的电是由燃煤发出的),通过电网对电动汽车充电,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并不比传统燃油汽车更低,并且也难以降低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2],集中型充电站规划时,要考虑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能力,提高电网整体运行经济效益的同时达到真正意义的低碳。

目前,已经有学者对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规划做了研究。文献[3]从运行经济性、运行安全性、顾客需求满足性、用户便利性和空间约束5个方面提出了充电站规划的评价体系,并针对该体系提出了充电站的选址评估方法。文献[4]建立了一个考虑建设成本、运行成本、充电成本和电动汽车数量分布的收益最大化的多等级充电站选址模型,利用微分进化算法的全局寻优能力,同时确定出充电站最大收益的建址位置、建造等级。文献[5]以集中型充电站和线路建设费用最小为目标建立了集中型充电站的位置和容量的规划模型。文献[6]以服务系统总费用为目标函数,基于排队论理论建立了充电设施优化的模型。文献[7]研究了电动汽车在高速路网中的充电需求分布,并采用两阶段法确定充电站规划方案。文献[8]针对电动公交车的换电—充电进行了研究,利用燃料能量预测换电需求,以综合建设成本最小为目标优化电池充电站的站址和规模。文献[9]以充电和充电站投资成本为目标函数,基于动态交通网络思想建立了充电站位置和容量的多目标优化模型。文献[10]以充电站总成本和网损费用之和为目标函数,将地理因素和服务半径作为约束条件,构造了充电站最优规划的数学模型。文献[11]以年运行最大收益为目标建立充电站规划的模型。文献[12]以包含充电站的配电网投资和运行成本为目标函数,建立了考虑充电站布局优化的配电网规划模型。目前集中型充电站的研究还很少,对于充电站选址定容的研究也多从电力企业内部利益角度出发,没有考虑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充电站的情况,规划时考虑不同主体利益追求差异对集中型充电站规划的影响,符合中国电力改革的发展趋势。

近几年,在规划过程中引入调度的因素被广泛应用于电网的规划中,特别是关于分布式电源和储能的优化配置。文献[13-15]证明了电动汽车具有平抑风电功率波动的作用。文献[16]在优化输电网规划中引入随机最优潮流和概率最优潮流的影响。文献[17]引入优化联络线传输功率来促进寻找最优的输电网规划。文献[18]在电网规划中引入基于调度的网损费用。文献[19]提出了风电与储能的协调优化二层规划模型,下层在上层确定的储能数量和新建线路的情况下,优化储能的最优充放电功率,将下层的最优值反馈给上层,利用遗传算法实现风电与储能的最优规划配置。文献[20]表明电价的不同对电动汽车的充放电策略具有激励作用。总的来说,在集中型充电站规划中考虑对风电的消纳和电价的影响,引入调度影响因素,是既不会导致容量不足,又不至于冗余太多造成浪费的合理科学的规划方法。

本文以已有风电场接入的配电网为背景,考虑集中型充电站独立开发商与配电公司的利益主体不同,以电动汽车的典型日换电需求为基础,将集中型充电站的规划与电网的调度相结合,提出了多目标二层规划模型,对集中型充电站的位置和充电设备容量进行规划[5,21]。其中,上层是由电网网损年减少值和集中型充电站的效益最大化这两个目标函数构成的多目标函数;下层目标函数为集中型充电站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参与电网调度获得的收益最大化,下层目标函数包含在上层目标函数中。利用改进非劣排序遗传算法(NSGA2)对上层的多目标函数进行求解,下层采用自适应变异的粒子群算法求解。最后,通过实际算例验证了该模型和算法的合理性。

1 集中型充电站选址定容多目标二层规划模型

1.1 集中型充电站模型

集中型充电站与储能系统一样都是将电能储存在电池中,不同的是集中型充电站不仅要发挥储能系统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满足用户的需求。将集中型充电站看作统一的电池,假设集中型充电站中各时段单一电池的充放电调度策略能够满足整体容量的限制,所以集中型充电站整体的荷电状态可以借鉴储能系统荷电状态的模型,公式如下:

式中:Ssoc,t为集中型充电站中所有电池t时间段末的剩余电量;Pct和Pdt分别为集中型充电站t时间段的充电和放电功率;Δt为计算窗口的时长;ηc和ηd分别为集中型充电站的充电和放电效率;ωc和ωd分别为充电和放电标志,ωc,ωd∈{0,1}且0≤ωc+ωd≤1。

集中型充电站中的储能介质为电池,为了尽可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提高电池的利用率,在对电池进行充放电时不能过充也不能过放,因此,集中型充电站的剩余电量在任意时刻都应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式中:Ssoc,min和Ssoc,max分别为集中型充电站储能系统剩余电量的下、上限。

1.2 多目标二层规划模型

在集中型充电站的规划中,考虑集中型充电站的投资主体多元化,选用具有体现不同主体利益作用的多目标模型;随着电网的自动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在规划阶段引入调度控制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16,17,18,19,22],为了达到集中型充电站的建设与电网之间综合优化的目的,考虑集中型充电站的规划与调度之间的相互影响,选用普遍认为能够反映规划与调度之间相互促进与约束作用的二层模型[23]。

本文从独立投资商和配电公司的利益均衡角度出发,以反映独立开发商利益的集中型充电站年效益最大化和由于充电站接入使得电网网损减少值最大化为目标,形成具有综合优化性能的上层多目标优化规划模型;独立开发商对集中型充电站充放电的调度受电网的实时电价引导,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基础上为了经济效益最大化,以集中型充电站参与电网调度时获得的收益最大化为下层目标函数。集中型充电站的规划模型如下:

式中:f1为上层目标函数,为电网网损年减少值;f2为上层目标函数,为集中型充电站年效益;G(·)为上层约束函数;f3为下层目标函数,为集中型充电站参与电网调度的辅助收益;g(·)为下层约束函数;x为上层决策向量,为集中型充电站的位置、容量和新建线路;y为下层决策向量,为集中型充电站每小时的充放电功率值。

可知,上层规划目标函数不仅与上层规划问题的决策变量有关,而且依赖于下层问题的最优解,而下层问题的最优解也受上层决策变量的影响。上层决策出的集中型充电站位置、容量和新建线路作用于下层目标和约束函数,下层把集中型充电站每小时的充放电功率最优值反映到上层,实现上下层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独立开发商和配电公司的利益双赢。

1.3 上层多目标函数

集中型充电站接入电网,参与电网调度时能有效地削峰填谷减小电网的网损,所以为了反映集中型充电站接入电网给电网带来的影响,以集中型充电站接入前后的网损差值为优化目标函数;在考虑集中型充电站的效益时,以集中型充电站的收益和建设运行费用为目标函数,决策变量为集中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设备建设容量和相关新建线路,而不包括电池的优化配置[5,21]。

式中:Cnet为电网网损年减少值;Cstation为集中型充电站的收益与建设运行费用的差值。

1.3.1 电网网损年减少值

对于电网来说,集中型充电站作为与电网不同的投资人,它的建设给电网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集中型充电站接入使得配电公司从上级电网购电需求增加;二是集中型充电站参与调度时电网损耗改变。由于换电需求是一定的,不同的集中型充电站配置方案并不会改变其电量需求,所以上层目标函数考虑电网的效益时仅考虑网络损耗的变化。由于风电场的接入,配电网的负荷峰谷差值增大,进而导致电网损耗增大,通过优化集中型充电站的充放电可以提高电网的消纳风电能力,平抑负荷曲线,使电网损耗减小。上层以电网网损年减少值作为反映集中型充电站接入后,改善电网负荷曲线优劣程度的目标函数。

式中:T1为一年的天数;β1为配电公司向上级电网购电的电价;ΔPloss为由于集中型充电站的接入使电网每天能够减小的网损值,由下层优化调度后计算得到。

1.3.2 集中型充电站年效益

集中型充电站折算到每年的效益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Cinc是集中型充电站的年收益;第二部分Cinv是年建设运行费用。收益分为主要收益和辅助收益:主要收益为集中型充电站向电动汽车用户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益;辅助收益为集中型充电站参与电网调度削峰填谷、平抑风电功率波动获得的收益。费用为折算到每年的集中型充电站建设费用、年运行费和折算到每年的新建线路费用。

式中:NC为待建设集中型充电站的候选位置数量;Ni为第i个集中型充电站的设备套数,每套设备中包括变压器、与变压器配套的大型充电设备、配电设备和充电监控设备;CFC为单套设备的固定成本;SC为单套设备的占地面积;CiFP为第i个站址的单位地价;CMC为单套设备的运行费用;r0为贴现率;Nnewj为新建线路集合;εj为线路j是否建设线路的二元决策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建设该线路,反之不建设;Lj为新建线路长度;CFL为单位双回线路建设的固定成本;α为双回线路运行成本占固定成本的比例;β4为集中型充电站向用户提供服务的价格;L为换电需求;ηyear为研究年数;S为单块电池容量;Cincs为集中型充电站的辅助收益。

1.4 下层目标函数

由于风电场的间歇性导致电网峰谷差大、弃风严重、绿色能源不能充分利用,给电网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带来影响。集中型充电站储能的特性能够更好地消纳清洁能源,提高风电机组入网率,改善电网负荷曲线,下层目标函数在上层指导下以削峰填谷、消纳风电为目的,达到集中型充电站的辅助收益最大化,增大集中型充电站的年效益,反馈给上层,从而影响集中型充电站的位置、容量优化。

集中型充电站作为服务设施,其主要任务是为了满足电动汽车用户的需求,其次是为了增加参与电网调度的收益。在实时电价机制的引导下,为了使集中型充电站充分发挥电网调度的辅助作用,下层以集中型充电站与电网交易的年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

式中:β2t为集中型充电站向电网放电的实时电价;β3t为集中型充电站从电网充电的实时电价;Nt为一日划分段数。

1.5 约束条件

首先,集中型充电站的主要服务对象为用户,在参与电网调度时要首先满足用户的需求;而且集中型充电站在建设设备套数一定的情况下,输出和吸收的功率具有一定的限值,同时也要满足上面提到的集中型充电站剩余电量的约束条件。

1)集中型充电站换电需求约束

2)集中型充电站功率约束

式中:P为单套设备的额定功率;ρ为为了设备安全可靠运行而设置的出力系数。

其次,集中型充电站负荷水平高、占地面积大且服务对象较为分散,其建设应充分考虑候选位置的情况、配电网的现状和用户的需求,站内设备套数应适宜,所以要对集中型充电站的建设容量进行约束。

设备套数约束:

式中:Nmin和Nmax分别为集中型充电站建设设备套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再次,集中型充电站作为负荷和储能元件接入电网,要满足潮流约束。由于集中型充电站要参与电网的调度,其功率值是分时段的且可正可负,所以要分时段对电网的潮流进行计算和约束。

式中:PtGi和QtGi分别为节点处电源在t时刻的有功、无功出力;PtLi和QtLi分别为节点处t时刻有功、无功负荷;PLimax和PLimin分别为节点处t时刻有功负荷上、下限;Uit,Uimin,Uimax分别为节点在t时刻的电压及其下、上限;Nnode为网络节点数;Gij和Bij分别为线路ij的电导和电纳;δij为节点i,j间的相角差。

2 集中型充电站多目标二层规划求解策略

2.1 总体思路

上层以电网网损年减少值和集中型充电站年效益组成的多目标函数为模型,已知量有规划水平年的电动汽车数量、城市路网、各待选站址情况和电力网络相关参数,待优化变量为集中型充电站建设位置、容量和新建线路,算法采用适合多目标模型求解的改进NSGA2。

下层以集中型充电站的辅助收益为目标函数,已知量有上层优化得到的集中型充电站建设位置和容量、新建线路、电动汽车功率需求,待优化变量为集中型充电站24h的调度值,算法采用自适应变异的粒子群算法。

下层在上层优化的集中型充电站的位置和容量的指导下,以削峰填谷为目的优化集中型充电站的调度,最优调度策略下的网损值和集中型充电站辅助收益反馈给上层,影响上层的位置和容量优化,上下层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在第一次迭代时,上层模型还未做出决策,不能确定集中型充电站接入后参与电网调度所带来的辅助收益,所以在初始迭代时给定集中型充电站的辅助收益为集中型充电站只充电不放电的收益。

2.2 基于改进NSGA2的上层多目标求解策略

考虑到上层目标优化受位置、容量等方面影响,且无论哪一方面变化都会对电网网损、年费用等产生影响,为了在优化时对位置、容量进行动态调整,提高算法搜索效率和局部搜索能力,选用分段式染色体操作的改进NSGA2,相比遗传算法、蚁群算法在解决二层规划时具有更高的搜索效率和局部搜索能力[23,24]。

分段式染色体操作是指对染色体进行分段式编码、分段式交叉和变异,如图1所示。

分段式编码是将整个染色体在逻辑上分为三个子段,其中第一个子段实现对集中型充电站接入位置的基因编码,表示为S1,S2,…,SK,其中Si(i=1,2,…,K)为集中型充电站i的接入变电站位置。第二个子段实现对集中型充电站建设容量的基因编码,表示为C1,C2,…,CK,其中Ci(i=1,2,…,K)为安装在位置i的安装容量,其中0表示不建设集中型充电站。第三个子段实现新建线路的基因编码,表示为N1,N2,…,NK,其中Ni(i=1,2,…,K)为位置i选择的新建线路。三个子段都用整数编码表示。

分段式交叉和变异用于产生新的代表集中型充电站接入位置、容量和新建线路的染色体。在进行交叉、变异时,它是对两个父代染色体Xi和Xj的两个染色体段分别进行点交叉和点变异,如图1(b)(c)所示。交叉、变异形成的新染色体须满足分段基因的约束条件。

2.3 基于自适应变异粒子群的下层目标求解策略

下层优化变量为集中型充电站的分时调度值,优化变量多,相比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操作少、编程容易,具有实现简单、精度高、收敛快的特点,更适合于集中型充电站的调度优化。文献[25]证明增加随机变异算子的粒子群算法,能够使粒子跳出局部最优解,进入解空间的其他区域继续进行搜索,解决算法早熟问题,提高全局寻优的能力。粒子的编码为:

式中:Pi为第i个粒子的位置;Pit为第i个粒子t时刻的坐标,表示集中型充电站t时刻的调度值。

2.4 求解过程

集中型充电站的选址定容多目标二层优化规划具体规划流程见附录A图A1,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输入电动汽车的换电需求数据、网络数据及初始计算参数,通过潮流计算得到原网络的网损值。

步骤2:分段式编码生成初始种群。集中型充电站接入位置、容量和新建线路分段编码,且生成的初始种群必须满足约束条件。

步骤3:初始化满足约束条件的自适应变异粒子群算法的粒子位置和速度。

步骤4:记录粒子群的适应度,记录粒子个体的最优位置和群体最优位置。

步骤5:根据个体最优值gbest和群体最优值Gbest更新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步骤6:计算群体适应度方差σ2和归一化定标因子f。

步骤7:计算变异概率Pm,产生随机数r∈[0,1],如果r<Pm,执行变异操作,并检查粒子位置是否满足约束条件,不满足则根据约束条件修改粒子位置。

步骤8:记录粒子群的适应度,记录粒子个体的最优位置和群体最优位置。

步骤9:判断自适应变异粒子群算法是否达到结束条件,如果达到,则输出下层目标集中型充电站辅助收益函数值,否则返回步骤5。

步骤10:确定个体的优劣。计算上层电网网损年减少值和集中型充电站年效益各目标函数的个体适应度值,并以非支配性排序和拥挤距离排序实现。

步骤11:遗传操作形成新一代个体。以精英保留策略和二元锦标赛选择,并用分段式交叉和分段式变异产生新个体。

步骤12:进行终止条件判断。设置两个终止条件:(1)已达到指定的最大进化代数Gen,max;(2)最优解集连续Gen代都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满足条件,输出规划方案的Pareto前端,否则转步骤3。

3 算例与仿真结果

本文以100km2的规划区为算例,假设该区域电动汽车采用文献[26]中锂离子电池数据,利用文献[21]所述方法对规划区的换电需求进行预测,可计算出规划区电池的总换电需求为142 772块。规划区在规划水平年的负荷总量为310 MW,有5个110kV变电站;区内主干道6条。通过城市路网和配电网分析,确定该区域集中型充电站候选站址为3个,分别为S-1,S-2,S-3,各站址可用面积不受限制;单套设备占地面积为2 000m2;待接入变电站的候选数量为5个。集中型充电站变压器容量为8 000kVA、变比为110kV/0.4kV(价格为120万元),假设该变压器的功率因数为0.9、效率为90%、充电机效率为90%,充电机最大输入功率为10kW,则单套充电设备可配备580台充电机,单套充电设备的充电功率为5.8 MW。通常一台变压器一年的检修维护费用约占变压器价格的2%。

集中型充电站与传统充电站最大的区别是需要配置大型充电设备,本文为说明充电设备与电池组之间的数量匹配关系,将该大型充电设备切分为一台只含逆变装置的充电机来进行研究,假设单台只含逆变器的充电机单价为2万元,购置其他配电设施(例如电缆、有源滤波装置)、充电监控设备的费用为变压器购置费用的10倍,每年对配电设施、充电监控设备的检修维护费用为购买这些设备费用的10%,集中型充电站接入变电站的线路采用LGJ-240双回布线方式,双回线路投资费用为25万元/km,每年对线路的检修费用为购置费用的10%。

假设规划区内已接入配电网的风电场一座,24h出力值见附录A表A1;配电网向上级电网的购电电价β1=0.4元/(kW·h);文献[27]对环卫车的电池租赁价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电池租赁价格为2.5元/(kW·h)时与燃油使用成本相同,本文假设集中型充电站向用户提供电池租赁的价格β4=1.2元/(kW·h)(考虑电动汽车的推广普及与配送站的效益)。若将集中型充电站与其他用户同等看待,则峰、谷、平时段电价(见附录A表A2)为集中型充电站的充电电价[13]。考虑电池寿命损耗折算和电能损失,文献[28]给出了充电站的放电电价为充电电价的2倍,为了激励集中型充电站在电网负荷高峰时刻放电,在负荷低谷时刻充电,本文假设集中型充电站的高峰时段放电电价为该时段充电电价的2倍,其他时段放电电价为该时段充电电价的1.2倍,见附录A表A2。假设贴现率为0.1,研究年数为10年。

利用本文建立的模型对集中型充电站的位置和容量进行优化,仿真过程在实际运行到第15代左右时,Pareto最优解前端对应的个体数已基本保持不变,表明本文算法收敛速度很快。

附录A表A3列出了部分相对无偏Pareto最优解,从结果可以看出,当集中型充电站的建设容量和位置发生变化时,电网网损年减少值和集中型充电站的年效益均会发生变化,随着集中型充电站建设设备套数的增加,集中型充电站参与电网调度获得的辅助收益不断增加,电网网损年减少值和集中型充电站的年效益增加。

集中型充电站仅作为负荷接入电网时,只在电网低谷时段进行充电的费用为38 041.60万元,合理的调度使集中型充电站的支出分别减少到4 300.84万元、1 367.88万元和-1 974万元,可以看出随着建设容量的增加,集中型充电站参与电网调度获得的辅助收益不断增加,当建设容量超过7套时,集中型充电站的收益大于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激励其响应电网的需求。图2为最优方案下集中型充电站建设方案,图中直线为交通道路;空心圆为电动汽车负荷分布;实心圆为变电站的位置;实心正方形表示集中型充电站的建设位置;实心三角形为风电场位置;实心圆与实心正方形之间的直线表示新建线路。

图3为集中型充电站不同建设方案(见附录A表A3)下的调度策略。可以看出,在不建设集中型充电站时,电网的负荷水平较高,峰谷差高达235 MW,风电场入网后由于出力的反调峰特性,使得电网的负荷峰谷差增加至251 MW;集中型充电站参与电网调度时将电网的峰谷差降至200 MW以下,有效地降低了电网的峰谷差,起到了削峰填谷和消纳风电的作用。

4 结论

1)本文以多元化、开放竞争的电力市场为背景,考虑配电网和集中型充电站建设主体不同、集中型充电站负荷和储能的双重特性,将集中型充电站的规划与调度相结合,建立了能够反映不同主体利益的多目标二层规划模型,为集中型充电站的建设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为决策者提供了不同侧重的选择方案。

2)本文提出了基于改进NSGA2和自适应变异粒子群算法的多目标二层模型求解策略,通过对规划区的求解可知,该算法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可同时产生各个目标得到不同程度实现的几个优化规划方案,协调了目标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对多目标进行加权求解的盲目性,得到了满意的集中型充电站的位置和容量规划结果。

3)本文考虑了风电场出力对集中型充电站规划的影响,建立了反映消纳风电出力的集中型充电站规划模型,结果表明集中型充电站的合理调度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入网。

多利益主体参与 篇6

关键词：多主体,主体特征,创新有序模式

0 引言

科技创新为区域产业提供新的生产技术,提出对产品新的设计,开拓新的区域市场,进而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2012 年,全国GDP增长速度为9. 3% ,其中科技进步贡献率52. 2%［1］。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活动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科技研发的投入、经济的增长速度、区域产业结构、技术溢出等诸多因素影响着区域科技的发展［2］。这些因素在各地区间存在差异,因此区域间科技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3》对31 个省( 区市) 区域创新能力排名结果显示: 江苏的创新能力排名首位,四川的创新能力排名居中,为第15 名,而西藏的创新能力排名最后［3］。说明中国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区域科技创新包括多种组织形态,按主体参与的数量可以分为单体创新与合作创新。而区域科技创新更多需要区域内多个组织之间相互协作完成。多主体合作创新形成了联合开发、研发联盟、研发协会、研发网络等组织形式。以此模式组织的活动包括由政府组织开展的科技活动、企业组织开展的科技活动以及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间联合开展的科技活动等有组织的活动。因此,需要考虑各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科技创新主体的多样性及其组织形式的性质来构建区域内多主体参与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序模式［4］。

1 影响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因素

1. 1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的演进

区域科技能力是区域研究与运用科学知识与技术并以此产出科技成果的能力。科技能力的形成是科技创新能力形成的基础阶段,也是科技创新活动的起点。在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就开始对科技能力进行评价。随时间的推移研究科技能力的评价指标内容发生着变化。1980—1989 年,这一时期对于科技能力的评价主要依据投入和产出两个指标。1990—1999 年,科技能力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科技转化能力,这一指标丰富了科技能力评价的内容［5］; 2000—2009 年,在前一阶段基础上科技能力的指标得到进一步的丰富［6］。2010—2014 年,这一时期指标不仅包括科技投入、产出的基本活动,还包含科技创新的基础能力、科技的贡献能力等。目前,科技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已经相对成熟。

创新能力形成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阶段,它是在科技能力较为成熟时,运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知识或产品的能力。我国对于创新能力的评价形成于20 世纪90 年代,这一时期对于创新能力的评价主要依据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指标［7］;2000—2009 年,这一时期创新能力的评价不仅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还包括知识制造、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经济绩效等［8-9］,这些指标扩充了创新能力评价的内容; 同一时期也有学者将创新能力分为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两类指标进行评价［10］。2010—2014 年,在前一阶段基础上创新能力的指标增加了创新创业水平,完善了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11-12］。

科技创新能力是融合了科技能力与创新能力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其他要素,使之更完善地创造新的知识和产品的能力。在科技能力、创新能力的研究相继出现之后,2001 年国内文献中开始出现对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科技创新能力包涵了科技能力的内容,说明科技能力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创新能力包括创新创业水平,这一点是创新能力独有的指标,而科技创新能力并不包括这一内容。因此,科技创新能力是创新能力在科技方向的分支( 见图1) 。科技创新能力包含科技意识,这是科技创新活动中再循环的关键因素。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是在科技能力与创新能力成熟后形成的。

综上,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科技能力形成与发展阶段、科技能力成熟与创新能力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与成熟阶段。而不同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可能处于不同阶段,此因素影响了区域科技创新的差异水平。

1. 2 参与主体的异质程度

区域科技创新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如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但是各区域间参与创新活动的主体的水平不同,因而造成不同区域的创新水平的差异。在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区域吸引众多知名企业,这些地区的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强; 而西部地区企业创新能力相对较弱。高校的科研能力的差异也是造成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原因。以2013 年为例,北京有211 所高校科研单位开展科研创新活动,而山西只有14 所高校与科研院所参与科研创新活动［1］。政府支持创新的能力也有差异,东部地区拥有较丰富的政策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利的环境与资源基础,有力地支持创新能力的发展; 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政府对于科技创新的政策性支持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区域主体的异质程度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1. 3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丰富程度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一项重要因素。经济发展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机遇与财政支持,但不同区域内经济水平不同导致科技创新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又决定了科技投入强度,从区域研究与发展事业投入强度上来看,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其投入强度较大,反之则较小。例如2012 年,北京的研究与发展事业投入强度为5. 95% ,辽宁的投入强度为1. 57% ,而广西的投入强度仅为0. 75% 。这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程度高,经济欠发达地区投入强度相对较弱。而投入强度的强弱差异进而影响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水平。以2012 年区域技术市场成交额为例,北京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为2 458 亿元,辽宁的成交额为230 亿元,而广西的成交额为2. 5 亿元［1］。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产出水平产生深远的影响。

区域的科技资源丰富程度也是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因素。科技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人力、物力、资金等支持,包括教育科研资源、区域的区位优势、科技创新人才、科技政策、创新企业资源等。教育科研资源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科技创新人才与创新研究平台,而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数量影响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区位优势资源也为促进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珠三角地区船舶制造与电子科技等,这些优势引领区域科技创新的方向并成为动力。以区位优势为导向的企业在区域科技创新发展中起到支撑作用。区域企业集群不仅为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技术进步、产品研发、科技成果的转化做出贡献。区域资源的丰富程度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的特点与质量。

1. 4 区域科技创新的水平测度的差异

对于科技创新能力水平的测度,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别,这些差别往往具备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特征。在对上海区域科技能力评价时,除传统的投入、产出、环境等指标外,还增加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科技孵化基地的孵化能力等指标,这说明上海科技创新能力达到较高水平,更加注重对于高技术的研发与科技孵化能力的培养。而对于京津唐地区的评价在基本指标基础上,增加了人文环境指标,如文卫教育水平,更加注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广西地区则基于投入、产出、环境等基础指标进行评价。因此,不同区域内科技创新水平的评价指标也存在着差异,进而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的水平。

2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构建要素

2. 1 参与主体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包括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等组织机构［13］。其中,政府是各项科技政策与制度的制定者。一方面,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各科技创新主体的活动方向; 另一方面,政府负责科技创新机制设计并监督其运行。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通常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不仅了解其自身科技需求,同时还掌握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需求,进而研发新的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高校、科研单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与新技术的发明者。而且高校、科研单位与企业创新不同,并非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能够深入地开展基础性研究。中介机构虽然不是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主体,但是它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它衔接科技需求者与供给者,同时协助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金融机构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信贷等支持。区域间各主体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

2. 2 各主体间的联系

科技创新活动需要科技创新各主体的共同合作,彼此协调。各主体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不同,因此在各主体发挥主导作用时,需根据不同的环境与其他主体间建立联系,以突出其自身优势。

以政府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活动,可以充分调动区域的科技资源。政府通过职能部门调配科技人才、科技资金与设备、科技信息等资源,促进科技创新基础资源的建设。同时,政府部门可以协调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中介机构等单位联合开展研究。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市场失灵,避免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回避基础性研究,进而实现区域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以企业为导向科技创新活动,更能体现市场的灵活性。企业更为了解市场动态,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研发新的产品,也会根据需要与其他企业开展竞争与合作。此时企业通过中介机构来寻求科技需求者与合作商,以及现有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同时,企业可以将研发任务委托给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完成。而政府在此过程通过各项政策引导、调节与约束企业的行为。

高校、科研院所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战略性高技术研究中发挥其特征优势。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能够研究基础性、公共性的科学与技术,与企业科研形成互补; 另一方面,高校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应用价值性强的技术。同时,高校科研成果需要中介机构、企业等进行成果转化,将发明专利转化成实用技术。

总之,区域科技创新活动需要多个主体相互合作,政府、企业、高校、科技单位、中介在不同的情况中发挥自身特征优势来衔接各主体。

2. 3 科技创新的基础平台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构建需要诸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信息平台、资源平台、财务平台、政策平台。这些基础平台为区域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相关的资源与服务。

信息平台可以汇总、发布、公示区域内省市的科技信息与科技政策。通过该信息平台,可以集成科研院所及高校、中介服务中心、区域科技单位、科技信息网站的信息资源来实现科技信息查询、科技查新与咨询、成果发布等为科技服务的功能。

资源平台需要整合科技成果资源、基础设施资源、人力资源等。科技成果具体包括: 科技文献、科技专利成果的资源数据库、统计年鉴等资源; 基础设施资源包括区域实验室、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等资源; 科技人力资源包括高校在校生、专家教授、科研人员等。

财务平台用以落实科研项目经费的筹集与发放、科技创新贷款业务、金融服务等财务活动,以及科技资源平台运行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专用科学仪器设备采购等其他费用。

政策平台可以及时发布国家及地方政策,内容涉及科技、经济、金融、法律等相关政策与法规,以及政府设立的科技体制方案等。公示科技专项拨款、科技创新奖励等支持科技创新的鼓励措施。

3 科技创新有序模式的构建流程

3. 1 识别科技创新水平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经历三个阶段,即科技能力形成阶段、创新能力形成阶段、科技创新能力成熟阶段。各阶段的评价指标不同,通过指标的数据分析,识别区域科技创新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该阶段科技创新活动的重点。与此同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而可以确定区域科技创新的水平。

3. 2 识别创新主体的特征

多主体科技创新中,不同主体的优势特征各不相同,因此需要识别科技创新主体各自的优势特征,以期在区域创新活动中发挥其优势,合理运用资源要素,进而主导区域的科技创新活动。

3. 3 对应的匹配创新模式

确定了区域所处的科技创新水平,并且识别了区域创新主体的特征,便可以对这两项指标进行匹配,确定出区域科技创新的模式( 见图2) 。不同主体在科技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如区域科技能力较弱地区可以通过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经济发达地区则可采用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模式。

4 科技创新有序模式构建的关键技术

4. 1 科技创新水平、主体特征要素的识别方法

识别技术的功能在于它能准确判定识别区域科技创新当前所处的水平。通过识别技术,可以透过纷繁的评价指标认识区域科技创新的本质,即识别区域内科技创新活动所处的阶段。同时,各科技创新主体能够主导的因素不同,通过识别技术可以实现分析识别科技创新主体的优势特征。这些特征能够支持科技创新主体在区域科技创新活动中起到支配作用。

4. 2 匹配技术

通过匹配技术,能够实现将区域科技创新的现阶段水平与创新主体优势特征相互匹配的目标,以使创新主体在现有科技创新水平下充分发挥其特征优势,主导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科技创新主体能够主导的因素不同,而科技创新在不同阶段需要依靠主体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匹配技术可以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组合,以使得区域科技创新活动有序。

4. 3 选择技术

选择技术是指依据匹配结果,选择区域科技创新有序运作模式。不同科技创新主体与区域科技水平之间的组合可能有多种发展模式。依据选择技术,根据匹配结果,结合影响区域差异性的因素,从多个模式中选择适合区域特点的科技创新模式。

5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