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损失（精选三篇）
销售损失 篇1
1990年6月, 郑州市二七造纸物质供应处与邢台市造纸厂签订了一份协议书, 供应处代销造纸厂的纸袋纸, 有效期到1991年底;同月16日, 该协议又经郑州市公证处公证。
1991年10月、11月, 造纸厂先后两次请求供应处买下798吨纸袋纸, 产品都存放在河南省化工公司的仓库中, 并言明把纸袋纸降为牛皮纸, 卖完后3个月内付清货款。供应处同意了。
1992年3月10日, 造纸厂在送来三张发货票 (日期分别为1991年10月23日、12月28日、12月30日) 和一张日期为1992年2月19日的发票传递通知单后, 提出补签一份合同。双方于是补签了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其主要内容为:牛皮纸, 80克/平方米, 798.577吨, 单价2750元;行业标准;交货地点 (河南省化工仓库) ;结算方式及期限 (汇款[电汇、信汇、票汇], 三个月内付清货款) ;违约责任 (按经济合同法处理)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协商、仲裁、起诉) ;有效期限为1991年12月31日至1992年12月31日。为了与原代销协议的终止日期相衔接, 合同的签订日期写成了1991年12月31日。
考虑到“3个月内付清货款”含义的不明确, 一年内卖不完所有货物, 供应处多次要求造纸厂明确含义、延长有效期限。1992年5月22日, 造纸厂持900444号介绍信到供应处, 以介绍信形式对合同做了如下补充说明:“合同第9条:为货物销售完后3个月内付清货款。第12条:如发生合同纠纷, 协商不成, 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起诉。同意合同有效期延长1年。”
1992年8月, 市场形势好转, 纸价大幅度上涨, 造纸厂提出退货。鉴于双方从前的良好合作, 供应处表示同意退还大部分货物, 并开出了“出库单”, 但要求造纸厂办理承担两年来的仓储费用和用红票冲减等有关财务手续。造纸厂不办理手续, 供应处就不让提货, 于是双方发生了纠纷。
突遭查封
1992年9月, 邢台市桥东区法院3人来到郑州, 当晚向供应处送达了传票, 命令供应处15日内给付造纸厂213万元;案件受理费2万元;供应处法定代表人于10月4日到该院接受询问;查封了存货, 并带走电台一部。当晚, 在没有给供应处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就地扣押、查封了供应处的另一批货物。
迷雾重重
供应处迷惑了:
1. 根据法律规定, 申请支付令应向债务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为什么不是郑州市法院受理, 而是邢台市法院受理?
2.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若干意见》第132条规定:申请支付令的, 每件交申请费100元。但是, 为什么案件受理费是2万元?
3.财产保全应由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提出。桥东区法院为什么违法裁定、签发了3份查封令?而且部分查封财物与本案无关, 将电台带到邢台后, 导致供应处无法正常营业。
供应处先后2次致函桥东区人民法院, 指出其违法行为, 请求撤销支付令、裁定书、查封令。谁知, 他们等到的却是——更加迷惑。
1992年12月5日, 供应处收到了桥东区法院的经济裁定书:本院经审查认为, 1992年1月, 供应处给原告的信件中有“如果发生合同纠纷, 同意你们交邢台有关部门处理”的承诺, 因此驳回供应处的请求, 本院继续审理。
这份裁定书驴唇不对马嘴。供应处上诉于邢台市中法:
1. 从签发支付令、诉前财产保全裁定的专属管辖角度讲, 应归债务人所在地、财产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2. 民诉法若干意见第221条规定,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92条的规定, 债务人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书面异议的, 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 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但是, 供应处提出书面异议后, 桥东区法院却继续审理案件。
3. 供应处至今没有造纸厂作为原告的起诉书副本, 也没有收到桥东区法院的应诉通知书, 因此根本不可能对管辖权提出异议。
4. 供应处从来没有写过裁定书所说
的信件, 该信件是职工武卫国的越权行为所致, 因而是假的, 无效的;再者, 造纸厂1992年5月22日的介绍信明确写着“向合同履行地法院起诉”, 因此即使1992年1月25日信件是真的, 依法应以介绍信为准。
因此, 供应处请求邢台市中法撤销桥东区法院的裁定书, 并纠正错误。
邢台市中法“驳回上诉, 维持原裁定。”这意味着桥东区法院可以“继续”审理该案;供应处至今还没有收到起诉书副本和应诉通知书。
当庭怒斥
1993年4月10日, 供应处收到了桥东区法院发送的造纸厂的起诉书副本和法院的开庭通知书。通知供应处于1993年4月16日到桥东区法院应诉。造纸厂的诉讼请求是, 追回供应处所欠纸款68万元, 利息3.4万元, 合计71.4万元;起诉书的书写日期是1992年9月28日。
这里的问题是:
1.同一经济纠纷, 为什么支付款从213万元变成了71.4万元?
2.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 被告应当在15日内提出答辩状。桥东区法院什么时候立的案?为什么1992年9月28日的起诉, 到1993年4月10日才送达?15日的法定答辩时间, 为什么只给5天?
1993年4月16日, 桥东区法院开庭审理。供应处法定代表人王建军、律师徐明照出庭。徐明照列举了法院方面一系列不依法办事的行为, 郑重地提出了要求:该法庭庭长、本案合议庭审判长——林立荣、合议庭成员, 应该回避。审理被迫中止。
愤而出击
1993年5月31日, 供应处委托韩依水、胡德胜两位律师作为全权诉讼代理人, 负责该纠纷案。1993年6月14日, 两位律师印发了《请求纠正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系列违法行为的法律意见书》, 并准备向中央、河北省、邢台市的政府、审判、检察机关以及有关新闻单位发送。
月日, 两位律师到邢台市有关法院交涉。有关法院表示愿意纠正错误, 希望暂缓发送法律意见书;两位律师回郑州等消息。
两个多月过去了, 邢台方面没有正式答复。1993年9月2日, 两位律师发送了法律意见书。《经济日报》、《中国社会报》先后跟踪报道了此案。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
1993年11月30日, 河北省高法做出裁定: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由本院进行提审;再审期间, 中止原裁定的执行;本案移送河南省郑州市中法审理。
销售损失 篇2
关键词：北沙河；洪水影响；损失估算；损失率
中图分类号：TV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6）03-0033-03
洪水影响分析包括洪水淹没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指标统计分析，以及洪水损失评估。对洪水风险区进行影响分析，主要统计不同量级洪水各级水深淹没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洪水危害程度。根据计算区域（如防洪保护区、城市或中小河流等）洪水分析得到的最大淹没范围、最大淹没水深、淹没历时，结合淹没区域社会经济情况，综合分析评估洪水影响程度，主要包括淹没范围内、不同淹没水深区域内的人口、资产统计分析等，并评估洪水损失。
按照《洪水风险图编制导则》（SL483—2010）及《洪水风险图编制技术细则》（2013年）等技术要求，对北沙河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识别保护区的主要洪水威胁，选择适宜的洪水风险分析方法，并在洪水分析模拟结果的基础上，应用GIS及中国水科院研发的损失评估软件，建立北沙河灾情统计和损失评估模型，对各淹没方案开展洪水影响分析和损失评估，为防汛管理与避险转移安置提供决策支持。
1 研究区概况
北沙河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境内，洪水风险图编制范围为长大铁路桥至唐家台铁路桥河段，区间干流河道长34.01 km。苏家屯区总面积782 km2，下辖17个街道，现有人口42.9万，耕地4.02万hm2，全区生产总值352亿元。图1为北沙河位置及洪水影响范围示意图。
2.2 洪水影响分析指标
北沙河洪水影响统计分析的指标主要包括综合情况、人民生活、农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具体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乡镇为单位的面积、GDP、常住人口、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乡村居民人均住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耕地面积、农业产值、林业产值、畜牧业产值、渔业产值、工商企业单位数、工商企业固定资产、工商企业流动资产、工业总产值或商贸企业主营收入等。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源自于苏家屯区统计年鉴，评估确定2012年为计算基准年。
本次洪水影响分析主要考虑淹没范围内不同淹没水深区域（0～0.5 m，0.5～1.0 m，1.0～2.0 m，2.0～3.0 m，>3.0 m）内的受淹面积、受淹耕地面积、受灾人口总数、受影响交通线路及重要设施、受影响行政区域及GDP等指标。洪水分析结果是洪水损失分析最主要的输入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淹没水深和淹没历时。
3 洪水损失估算分析方案
3.1 损失估算分析方法
在本次北沙河洪水损失评估中，用GIS分析工具将反应洪水淹没特征及分布图层和与社会经济数据库关联的土地利用分布图层，通过空间地理关系进行叠加分析，计算洪水淹没范围内不同的社会经济财产类型及数量；建立淹没水深（历时）与各类财产洪灾损失率关系；结合洪水淹没水深（历时）模拟结果，计算不同方案所对应的灾情和直接经济损失。本次洪灾损失估算主要采用技术大纲确定的损失估算方法—损失率法。
3.2 损失率确定
洪灾损失率选取是洪灾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关键。与洪灾发生区域的淹没等级、财产类别、成灾季节、范围、洪水预见期、抢救时间、抢救措施等有关，通常在洪灾区选择一定数量、一定规模的典型区作调查。在充分收集社会经济调查资料、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以及空间地理信息资料的基础上，运用面积权重法、回归分析法等对社会经济数据（包括人口、产值等）进行空间求解，反映社会经济指标的分布差异。结合苏家屯区统计年鉴等资料，以乡镇为单位对各种资产进行汇总分析，包括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固定资产（如房屋等），以及反应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结合实地调查分析洪灾损失率与淹没深度、时间、流速等因素的相关关系。本项目采用的洪灾损失率与淹没水深关系如表1所示。
3.3 损失估算公式
在确定各类承灾体受淹程度、灾前价值后，根据洪灾损失率关系进行分类洪灾直接经济损失估算。洪灾损失类别分为城乡居民住房财产损失，农林牧渔业损失，城乡工矿、商业企业损失，铁路交通、供电、通迅设施损失等。城乡居民住房财产损失、农业经济损失、工商企业洪涝灾损失及交通道路损失的估算方法如下。
城乡居民住房财产损失估算方法为：
Rrc=Rru+Rrcr=Wuiηi+Wriηi （1）
式中：Rrc为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洪涝灾直接损失值，元；Rrcu为城镇家庭财产洪灾直接损失值，元；Rrcr为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损失值，元；Wui为第i级淹没水深下，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灾前价值，元；Wri为第i级淹没水深下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灾前价值，元；ηi第i级淹没水深下城乡家庭财产洪灾损失率，%；n为淹没水深等级数。
农业经济损失估算公式为：
Ra=Waiηi （2）
式中：Ra为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元；Wai为第i级淹没水深等级下农业总产值，%；ηi为第i级淹没水深等级下农业产值损失率；n淹没水深等级数。
估算工商企业洪涝灾损时，需分别考虑固定资产（包含厂房、办公、营业用房，生产设备、运输工具等）与流动资产（包含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及库存物资等），其计算公式为：
Rru=Rruf+Rruc=Wfiηi+Wciβi （3）
式中：Rur为工业企业洪涝灾财产总损失值，元；Rurf为工业企业洪灾固定资产损失值，元；Rurc为工业企业洪灾流动资产损失值，元；Wfi为第i级淹没水深等级下企业固定资产值，元；Wci为第i级淹没水深等级下企业流动资产值，元；ηi为第i级淹没水深下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洪灾损失率，%；βi为第i级淹没水深下工业企业流动资产洪灾损失率，%；n为淹没水深等级数。
根据不同等级道路的受淹长度与单位长度的修复费用以及损失率估算交通道路损失。
各项损失累加得出受影响区域的经济总损失。
4 洪水影响统计分析结果
北沙河洪水影响统计分析，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发的洪水损失评估软件系统。
洪水损失评估软件能够按水深、按行政区域分别统计北沙河在遭遇10年一遇、20年一遇及50年一遇洪水时的灾情，各级淹没区域受灾情况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的各指标均指对应水深大于等于0.05 m的情况。从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北沙河发生漫溢时，受影响面积较小，受影响农田面积所占比重较大。
5 结论
在北沙河洪水淹没分析的基础上开展灾情评估，分析洪涝水灾害的淹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该损失成果能够为区域的防洪预案制定、防洪工程调度运用、抢险救灾、防洪效益评估、土地利用规划、洪水保险等提供科学的参考信息，为有效减轻该区域的洪涝灾害影响提供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1] 王营，贾艾晨.农村洪水淹没范围及洪灾损失评估研究.[J].水电能源科学，2012，30（9）：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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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奔，李涛，翟戌亮.黄河下游滩区洪灾损失评估及预测方法研究[J].人民黄河，2012，34（11）：18-20.
销售损失 篇3
突发性动物疫情对家禽养殖户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养殖户自身可能无力承担,造成养殖产业不可持续发展,因此,各个国家试图建立疫情损失分担机制,通过风险转移或分散,降低疫情对养殖户造成损失。一些学者利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人类的反应行为,将个体理性选择与流行病学的动态传染模式结合起来判断个体的预防和治疗水平将获得可能的最佳社会产出,结果是在预防、接种疫苗、治疗等方面个体行为表现出了外部性,并因此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合理性[4]。Gollier等[5]认为政府控制疫病的政策效果具有双面性,一方面降低疫病流行水平,另一方面补贴等政策扭曲市场信号并降低了个人采取控制疫病措施的激励。国外主要通过政策性保险和扑杀补偿等方式,配套优惠贷款和税收减免等政策实现疫情损失分担。但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参加农业保险农户仅占11.4%),目前疫情损失分担还主要依靠财政补偿。众多国内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存在缺陷。张淑霞和陆迁[6]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的补偿强度仅为养殖户损失的26.43%,目前疫情损失主要由养殖户自己承担;张莉琴等[2]指出由于政府的补偿标准和方式的不科学,种禽繁育场和规模化养殖户遭受损失大而补偿不足,而散养户损失较少而补偿较为充分。我国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存在目标缺乏针对性、补偿标准过低且显失公平、补偿范围过小、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不科学和补偿政策还有待法律化等问题[7,8]。由于现实中补偿标准和执行机制设计存在缺陷,致使补偿政策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政府没有落实给养殖户合理的经济补偿以及全民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政府要求的凡疫必报是不现实的,同时滋生了私自贩运疫区家禽的不法行为,也将直接影响着禽主配合政府扑杀行动的意愿和积极性,增加动物防疫工作的难度,造成重大疫情隐患[9,10]。张跃华和邬小撑[11]研究发现,如果出售病死猪的收益大于报告疫情的收益,养猪户就有可能采取出售病死猪的行为,并且实证研究发现有10.17%的养猪户选择将病死猪卖掉。此外,疫情补偿政策也将影响疫情申报制度实施。林光华等[12]认为养殖规模、对禽流感威胁人类健康的认知、对禽流感政策的认知水平、对扑杀补偿政策的信任程度、对禽流感暴发风险的认知等因素影响农户禽流感报告意愿;而扑杀补偿激励不足、防疫意识淡薄是养殖户不上报疫情的主要原因[13]。
总之,国内外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动物疫情经济损失补偿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是,现有研究主要偏重于养殖户经济损失补偿强度和补偿标准确定等方面的讨论,关于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影响效应的研究是零散的;此外,基于养殖户微观防控行为,考察养殖户的政策响应效果,由此提出疫情补偿政策改进方案的相应研究还相当薄弱。基于此,本文基于宁夏中卫微观调研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影响因素,探讨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抑制效应,进而从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角度评价我国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实施效果,为完善疫情补偿标准和优化疫情补偿方案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是在教育部人文社会基金项目的资助下,由项目团队于2014年6-8月对宁夏中卫市宣和镇和永康镇18个村的养殖户调研所得。宣和镇是宁夏中卫市城区的农业大镇,素以宁夏养鸡第一镇闻名大西北,从1997年开始,多次实现养鸡数量过百万,产值过亿元的目标。永康镇的养殖数量略小于宣和镇,但两镇的蛋鸡养殖水平较高,有统一管理的养殖小区,同时,参与养殖的农户较多,且较为集中。2012年5月该地区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政府进行强制扑杀,养殖户损失严重,因此,选择此地区作为调研区域。采用定点随机抽样方式进行农户问卷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养殖户基本情况、家庭情况、生产投入情况、防控措施情况、疫情损失情况、政府补贴情况、疫情后恢复情况等,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问卷356份,问卷有效率为89%。
1.2 模型选择
分析离散选择问题时采用概率模型(Probit、Logit和Tobit)是理想的估计方法,由于本研究反映不安全销售的数据是有所限制的,即存在不安全销售的情况下,才可以分析影响养殖户不安全销售的因素,因此本研究采用Tobit模型。Tobit模型不同于离散选择模型和一般的连续变量选择模型,它的特点在于因变量是受限变量,模型实际上由两类方程组成,主要研究在某些选择行为下,连续变量如何变化的问题。本文采用左截断数据模型,模型结构为:
式中:y*为养殖户出售病、死家禽占总染病家禽的比重,只有y*>0时,Y=y*。x为影响养殖户出售病、死家禽的影响因素向量,主要包括养殖户家庭资源因素、养殖特征因素、疫情认知因素、风险偏好因素和政府补偿政策因素等方面,σ表示比例参数,旨在表示出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似然函数,它作为参数与β一起被估计得到,其意义实际上为原始模型中残差的标准差,模型参数估计用最大似然法。
1.3 变量选择
本文以养殖户出售病、死家禽占总染病家禽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该变量是一个1-5比例等级的分类变量。解释变量分为5个因素,第一个为家庭资源因素,包括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其中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数量反应了家庭的人力资源状况,人均耕地面积反应了家庭耕地资源状况,Barnum和Squire[14]认为农户规模是农户行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刘晓昀和李娜[15]也发现家庭总人口数、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等对农户销售行为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第二个为养殖特征因素,包括养殖规模、养殖年限和养殖模式,反映养殖户养殖经验是否可以降低禽流感的发生概率,减少不安全销售行为。李立清和许荣[16]认为养殖户的饲养规模越大,其选择低价出售病死猪的概率越大。第三个为疫情认知特征因素,包括预期疫情严重程度、预期疫情传播程度和预期疫情损失程度,测量养殖户对疫情的主观预期是否会影响其不安全销售行为。第四个为风险偏好因素,政府监管力度是影响养殖户行为的关键因素[17],通过养殖户面对政府惩罚风险时的行为反映来衡量其风险偏好程度。第五个为政府补偿政策因素,包括补偿速度满意度、补偿额度满意度和补偿范围满意度等,衡量政府补偿政策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程度。具体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统计性描述分析
据调查结果显示(表2),养殖户户主大多是男性,占总受访人数的75%,女性仅占25%;79.77%的养殖户是初中及以下学历,几乎占总受访人数的五分之四,其中5.06%的养殖户未接受过教育。由此可见,养殖户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调研中也发现养殖户养殖大多凭借以往经验,防疫也都是根据当地兽医部门的要求,自己很少主动接受一些养殖和防疫的新技术。养殖年限上,可以看到57.3%的养殖户养殖了10年以上,根据宣和镇2006年以来发生的两次非常严重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来看,养殖10年以上的养殖户都是经历过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并且一直养殖至今的,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养殖规模集中在2 000-10 000只,以中大规模养殖为主。
2.2 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统计分析
农户销售行为是指农户为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农户对外部环境的反应[18]。而在农产品市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性,使得生产者在消费者认知程度不高和质量安全信息不能有效传递的情况下,会发生道德风险[19],即做出不安全销售行为。本文将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定义为:在发生动物疫情后,养殖户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其经济损失,选择隐瞒消费者并在市场上销售病、死家禽或有得病隐患家禽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养殖户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图1所反映的是出售各比例水平病死家禽的养殖户占总养殖户的比例情况,如出售病鸡家禽的比例在10%以下的养殖户占总养殖户的比例是4.21%。养殖户出售病死鸡的比例是相当高的,73.32%的养殖户将30%以上的病死鸡销售到市场中,这种行为严重威胁食品安全,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2.3 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1)家庭资源因素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劳动力数量显著影响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其影响在统计上不明显。劳动力数量对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系数为-0.119 8(表3),即劳动力数量负向影响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家庭中劳动力数量越多的养殖户出售病死家禽的比例会越小,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劳动力资源越多,收入来源越广泛,除养殖收入外,家庭可以通过外出务工、果树或蔬菜种植等获得收入,在禽流感疫情暴发时,养殖户损失承担能力和防控治疗能力就会越强,从而使出售病死家禽的可能性越低,选择治疗的概率越大。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禽流感疫情给养殖户带来的损失较为严重,在目前疫情补偿政策下养殖户无力承担损失,以至于疫情后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都受到严重冲击,所以无论养殖户性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人均耕地面积如何都愿意通过低价销售染病家禽等方式去减少损失。
2)养殖特征因素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养殖特征的三个变量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养殖年限和养殖模式对其不安全销售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养殖户的饲养规模、养殖年限和养殖模式可以反映其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越丰富意味着养殖户抵御疫情风险的能力越强,出售病死家禽来降低疫情风险的可能性越低。但由于家禽饲料中滥用抗生素、家禽—野鸟—人之间的传播等使禽流感病毒变异较快,养殖户再丰富的饲养经验也无法抵御迅速变异的禽流感病毒,只有通过提高现有疫苗质量、研发新疫苗等措施来降低疫情风险,所以养殖特征因素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3)疫情认知特征因素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养殖户对疫情严重程度和传播程度的预期对其不安全销售行为有显著影响,但疫情损失程度的预期则影响不显著。养殖户预期疫情严重,传播范围大、速度快,为减少损失,就会选择在病鸡大规模病死,政府封锁之前,将其低价售卖出去;若养殖户对此次的疫情预期不严重,病鸡只是个别,并不会大规模传染,则会选择治疗的方式,加强消毒,接种疫苗,控制住疫情。疫情损失程度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不明显,一是损失不好评估,疫情的严重程度和传播程度可以通过观察蛋鸡从得病到死亡的时间及其它鸡受到感染的时间来判断,但是损失却是不好预期的;二是养殖户对损失夸大预期,从实际调研中可以看到,80%的养殖户都会夸大自己的预期损失,一旦禽流感来临,不管此次疫情严重与否,都会产生心理恐慌,预期自己损失严重。
4)风险偏好因素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政府惩罚风险对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政府的惩罚措施会对控制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有较好效果。但实地调研中发现,疫情后政府部门会进行封锁,禁止病死鸡流出,所以大多数养殖户都是在疫情扩大、政府封锁之前低价将病死鸡卖出去,由于信息滞后性,此时消费者并不知道疫情消息而购买病死鸡,会造成重大安全隐患。大多数养殖户愿意冒着被发现后政府惩罚的风险出售病死鸡,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政府惩罚政策的落实不到位,导致养殖户存在侥幸心理,争取在政府发现疫情封锁市场之前,将一部分病死鸡销售出去;二是养殖户损失严重,并且政府的补偿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能接受的最大损失值,所以不得不通过低价出售病死鸡来减少损失。
5)政府补偿政策因素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影响。养殖户补偿额度、补偿速度和补偿范围满意度的平均值分别是2.29、2.41、2.41,可见,养殖户对补偿政策处于不满意状态,但三个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可以通过增加补偿额度,提高补偿款的发放速度以及扩大补偿范围来抑制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宁夏当地政府的补偿标准是按禽只数量进行补偿,小鸡(2个月及以下)每只补偿5元,中鸡(3-4个月)每只补偿11元,大鸡(5个月及以上)每只补偿16元,补偿强度不足损失的30%,存在补偿额度过低现象。此外,这种补偿标准并不合理,大鸡可分为中年鸡和老年鸡,中年鸡投入多产出少损失大,老年鸡虽然投入的比中年鸡多,但是产蛋量大,产出与投入相抵消甚至超过投入,反而损失小,若发生疫情时,养殖户饲养的蛋鸡全都是老年鸡,则政府补贴16元是有利于养殖户的,但是若都是中年鸡,刚刚产蛋没多久,政府若只补贴16元则养殖户会损失惨重,此时,他们更倾向于自己出售而不是等待政府扑杀。补偿款发放速度的快慢也会影响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若补偿速度慢,历时时间久,养殖户就会对政府许诺产生怀疑,不确定款项是否能最终到帐,从而选择自己处理。而补偿范围越大,养殖户得到的补偿款越多,损失相对会越小,不安全销售的概率越低。因此,抑制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要增加补偿额度,提高补偿额发放速度及扩大补偿范围。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研究表明,样本养殖户中出售病死鸡的比例较高,将30%以上病死鸡出售到市场中的养殖户占有不文明销售行为养殖户的73.32%,这将给食品安全、社会稳定等带来巨大压力。养殖户对未来疫情严重程度和传播速度的认知是影响其不文明销售的主要因素,养殖户认为未来疫情特别严重,传播速度较快,在现有外力的支持下自己不能承担,将病死鸡出售到市场中的可能性越大。
养殖户家庭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政府对不文明销售行为的惩罚措施、禽流感疫情补偿政策满意程度(补偿额度满意度、补偿速度满意度、补偿范围满意度)对养殖户出售病死鸡行为具有抑制效果。养殖户对政府补偿政策(补偿额度、补偿速度和补偿范围)的满意度较低,表明疫情补偿政策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抑制效果不明显,有待提高。
3.2 建议
1)完善疫情补偿政策。补偿政策对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可以用疫情补偿政策抑制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补偿政策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抑制机制是通过政府补偿来代替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获得的经济利润,所以补偿政策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使疫情损失补偿至少不低于不安全销售的经济利润。目前,补偿政策对不安全销售行为的抑制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我国补偿额度过低,补偿款的发放速度不及时以及补偿范围过小等。发挥政府补偿政策的抑制效应要从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和加快补偿款的发放速度入手,补偿标准要综合考虑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及疫情期间低价收购病死鸡的价格,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补偿额度和补偿范围,使养殖户自发主动上报政府而不是私自售卖,同时也要提高补偿款的发放速度,保证补偿款能够按时足额到达养殖户手中,恢复养殖户对政府的信任。
2)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政府监管是抑制禽流感疫情下养殖户不安全销售的有效措施。目前政府的惩罚措施往往落实不到位,缺乏监督机制,使得养殖户存在侥幸心理,私下售卖染病家禽及产品,因此,可从加强监督、加强惩罚政策落实等方面治理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
3)提高养殖户疫情认知。养殖户对禽流感传播传染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是养殖户不安全销售的主要因素。在调研中发现,有69%的养殖户认为食用染病蛋鸡或鸡蛋并不会致病,高温就可以将病毒杀死,21%的养殖户不确定是否会致病。因此,加强禽流感疫情的普及性教育,改变养殖户疫情危害认知是抑制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的基础性工作。
摘要：禽流感疫情损失补偿政策结果直接改变养殖户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影响养殖主体的销售行为。利用宁夏中卫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在对禽流感疫情暴发后疫区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采用Tobit模型,分析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影响因素,探讨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抑制效应。结果表明,样本养殖户中出售病死鸡的比例较高,73.32%的养殖户将30%以上的病死鸡销售到市场中;预期疫情严重程度和预期疫情传播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劳动力数量、政府惩罚风险、补偿额度满意度、补偿速度满意度、补偿范围满意度显著负向影响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补偿政策(补偿额度、补偿速度和补偿范围)抑制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但抑制效果有待提高。因此,需要通过完善疫情补偿政策、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和提高养殖户对疫情认知等措施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