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入学

就近入学（精选十篇）

就近入学 篇1

事实上, 义务教育就近免试入学并非新政,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于2006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十二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这一规定明确了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的权利, 明确了地方各级政府保障其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权利的义务和责任, 就近入学的政策目标是为每一个儿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确保教育公平。

那么, 什么是就近入学?你的孩子就近入学了吗?与居住地仅一墙之隔的某知名中学为啥就不招你家的孩子?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这样回答:“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持户口簿可在户口所在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 (凭房屋产权证或相关证明) 就近入学。就近入学的‘就近’指的是相对就近, 不是指绝对地理位置的远近, 不是指某个学生的家庭住址距离某一所中学最近就能就近入学, 也不是指某一所小学距离某一所中学近就是就近入学。每个学校招生范围的确定是以小区或者街道整体划分, 居住地与学校虽然仅一墙之隔, 确实不一定能被划进家长想要选择的学校。”明白了吗?是不是绕得晕头转向还不知所云?是不是有点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圈———圈内安全, 圈外凶险?

以上是近的入不了, 还有近的不想入。为了追逐优质教育资源, 不少家长宁可放弃家门口的学校, 让孩子长途跋涉上名校, 而要达到按照就近入学也能上个好学校的目的, 那些无权也无法弄到条子的家长, 一是选择合适的时机将孩子的户口转入择校所在区县的指定区域;二是通过购买学区房来择校。2014年9月孩子就要上初中的黄秀春女士告诉记者, 孩子3岁的时候, 她就买了一套学区房, 价格是当时同城同区位同面积非学区房的4倍多, 不过她觉得很值。但也未必完全可行, 2014年月4日, 浙江宁波一国企开发商先前以学区房的名头售房, 但交付房子后, 数百名购房者发现上当, 区内小学的学额已满, 致使百名适龄儿童无法就近入学。

如此, 我们有必要检讨所谓的“就近入学”。由于就近择校, 在好的中小学周边形成了所谓的学区房, 谁获得了学区房, 谁就获得了享有高质量教育的权利, 而低收入者只能逐步淡出学区房, 于是代际不平等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加剧。

地方政府允许学校自行预留部分招生名额供择校使用, 这就为那些拥有足够“能量”的人以变通的方式超越制度束缚创造了条件。因此, 禁止择校剥夺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选择权, 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部分人享受优质教育服务, 而另一部分人只能接受较差教育服务的现实。

义务教育招生按照户口所在地进行排位分配, 只要是公立学校, 无论质量高低, 都不用担心生源问题。即使教学和管理很差, 也会有学生来上学, 也会得到政府扶持。在这种情况下, 学校不存在生存危机, 学校之间没有了竞争, 那么薄弱学校还有动力迎头赶上优质学校, 优质学校还有动力继续进取吗?长此以往, 很容易导致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办学机制的僵化和整体质量的下降, 因为制度红利在优待着无须加倍努力的他们。

就近入学管理 篇2

博明学校根据深圳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管理办法并结合我校实际，实行按地段招生和学生免试就近入学制度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义务教育入学管理，确保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促进教育公平实行学生免试就近入学制度

第二条 各级政府应认真履行义务教育管理职责，科学制定义务教育发展规划，逐步推进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

规划部门会同教育、国土房产、建设等部门严格按照规划标准和学位需求状况，合理布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土地储备、城市更新改造中加强和落实教育设施建设，切实保障学位供给，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创造条件。

第三条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地段应当依据人口分布情况、地理状况和地段内学校规模划定。学校规模应当按照省、市规定的班额标准（每班一般45人以下，最多不得超过50人）计算。区教育行政部门划定招生地段前，应当征求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意见。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地段应当以文字说明和图示形式予以公布，通过公众媒体进行宣传。

第四条 少数招生地段由于人口和地理环境变化等原因导致学位连年紧缺或空余时，区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学校招生地段进行适当调整，并在招生报名前两个月向社会公告，向学生家长做好解释工作。

第五条 个别区域就读需求超过招生学校办学规模且难以立即调整招生地段的，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统筹协调，制定生源分流办法，将符合就读条件的分流学生就近安排到招生地段周边的公办学校就读，或由分流学生自主选择就读民办学校。

招生地段内生源分流，应当根据适龄儿童、少年本人及其父母（或监护人）的户籍地址、住房、地段内居住时间等情况，采取生源分类或计分排队的办法实施。在同等条件下，独生子女可以优先安排在招生地段内学校就读。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生源分类标准或计分排队办法。

第六条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要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制度，不得拒绝招生地段内符合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学位，不得擅自跨地段和跨区招生，不得擅自接收学生跨地段和跨区择校就读。属于政策优惠人员子女就读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有关政策和就近入学原则统一协调安排学位。

鼓励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学习能力评估。凡符合我市就读条件、具备普通学校学习生活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应当申请就近入读普通学校，有关学校不得拒收。

第七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未经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以考试、竞赛、面谈、表演等形式进行选拔性招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行常态编班，不得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与非重点班。

第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核定民办学校的招生规模，引导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印发深圳市关于加强和完善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及五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深府〔2005〕125号）要求，依法自主招生和就近招生。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民办学校学生学籍纳入统一管理。

第九条 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区人口控制规模和教育需求，按规定的班额标准制定义务教育招生计划和工作方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严格执行招生计划。

第十条 我市每年3月至9月，按照下列程序开展新学年义务教育新生招生工作：

（一）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制定招生计划；

（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开展招生宣传和咨询服务；

（三）学校接受学生学位申请；

（四）有关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审核就读和免费资格；

（五）学校安排学位，公示招生录取结果，通知新生报到注册；

（六）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招生录取结果。

第十一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公示招生政策、就读条件、招生计划、招生地段、招生程序、招生结果、新生名单、咨询投诉电话，不得收取任何招生费用。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与教育主管部门签订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承诺书，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从2009年起，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逐步推行网上招生，适龄儿童、少年（含转学插班者）按照本人及父母（或监护人）的实际住址所属招生地段，通过招生网络向地段内的学校申请学位。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通过招生网络系统，及时掌握招生工作动态和学位需求变化，加强对学校招生和就近入学工作的监管和指导。

第十三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违反招生和就近入学管理规定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四条

就近入学解决孩子上学三大难题 篇3

义务制教育就近入学不仅是国策，还是各国国际性的政策。欧洲很多先进国家也是就近入学，很多国家为了把孩子的教育解决就近入学的问题，很多国家是开微型小学。咱们中有一些人是很偏僻的村里面出来的。中国前几年没有办法走了一些路，一个村里有时候出不来一个大学生，整个乡才能出一个大学生，像我这样可能是方圆几十里地就几个考出来了。

前几年乡改镇，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那个年代在村里的小学上学还行，不管这个老师英语怎么样，还能有学上。但后来的改革是村并村，乡改镇之后，一个村的学生本来早晨起来之后5分钟能到达学校，结果50分钟也到达不了。这些农民都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他们怎么能有时间去接送孩子？

现在就别说农村了，城里的孩子入学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就是孩子上学的三大块问题：

第一是安全的问题，半小时以内的路程要到，这个问题是我们家长和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没有安全谈何学习？

第二，要保证和保障学生能否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的问题，既然就近入学，那么就应该让良好的教育服务走近社区、走近老百性，让优质教育社会化、平等化。

第三，就近入学必须要考虑孩子的健康和茁壮成长，他们还只是个小孩子还没有完全长大，需要我们提供给他们优良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像我生长的那个年代，开个玩笑说，我们缺乏今天孩子们成长所拥有的优质生存环境，所以长了半辈子才刚到1.65米，原因就是那个年代的生活学习环境给耽误掉了。所以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一个学生来讲，早晨6点半就得起床来，眼睛朦胧着，不起来还要被“虐”，被捏屁股爬起来，最后是不是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亚洲人不是长不高，姚明就长得挺高的。那么耽误在哪里呢？就是耽误在运动方面。因此我觉得就近入学从国家角度来讲要解决安全、健康、孩子茁壮成长的问题特别好。

对于培训机构来讲是彼此互相学习，没有永远的竞争对手，永远都是朋友，做的是利国、利民、利好的事情。

关于就近入学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我们民办教育培训来说现在正是利好的机会。最近教委准备出台具体的政策鼓励我们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公办校的课后服务计划中去。我认为，如果民办培训机构能够走进公办校进行合作办学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利好的机会。

我们是民办非企业，做好自己的事，做正确的事，用正确的思想去主导自己正确的事；一起发挥我们的正能量，民办培训行业在未来是一片光明。

成都小升初:就近免试入学 篇4

今年小升初仍将坚持就近免试入学原则, 实行小升初微机排位。小升初微机排位时, 招生部门将邀请纪检监察等部门以及新闻媒体、学校、家长代表参加, 保证公平、公正、公开。

去年年底, 成都市教育局曾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 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 只要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都不能举办任何形式的与入学挂钩的选拔性考试和测试, 并且禁止以任何形式将“奥数”等学科竞赛成绩与“小升初”挂钩。

就近入学实施方案 篇5

（一）入学原则

1、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应当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免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适龄儿童，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学校提出申请，经当地镇政府审核并经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延缓入学。

2、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将小学新生入学工作的有关意见、本校服务区域及新生入学登记的条件、登记时间及咨询电话等信息向社会广泛公示，做到公开透明。

（二）总体要求

1、学校不得对小学新生入学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测查或变相考试、测查，确保依法免试入学。

2、严格控制班额。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文件精神，小学班级学额原则上不超过45人。

3、采取多种形式安排好残疾学生入学，切实保障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学校不得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

4、要严格执行小学新生入学的有关规定，妥善安排好本校服务范围内符合条件的每一个适龄儿童入学。未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学校不得擅自扩大入学名额。

5、认真做好有关入学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妥善处理好适龄儿童入学工作中的来信处理和来访接待，不得相互推诿。

（三）服务区域：学校小学招生服务区域划片进行，经中心校同意，接受外来就读学生。

1、家庭实际居住与户籍所在地不相符的适龄儿童，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小学入学。

2、进城务工返乡子女若随班学习，按规定办理入学和转学手续。

3、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区域划分

“就近入学”需提防“孟母三迁” 篇6

被教育部门喊了多年的“就近入学”原则，就要在全国19个大城市实施了。更可以期待，在這些大城市实施之后，“就近入学”必将有更大的普及力度，甚至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运用。对于无数家长和小学生而言，这当然是值得庆祝的。

但是，与其他所有的政策都能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一样，“就近入学”原则的实施，也招来了许多担忧。比如，一些好学校附近以及能够划到好学校片区的房子的价格，可能会“水涨船高”。继而，这19个城市会出现无数“孟母三迁”的故事，哪怕是一家人为买房背负上两代人的房贷，也会在所不惜。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就近入学”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追求，而公众最大的公平诉求在于教育资源配置和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一个必须要承认的现实是，无论“就近入学”在政策初衷上是多么的善意，无论与“就近入学”有关的配套政策是多么的完美，无论对于择校生、借读生的限制是多么的严厉，抑或是对于“指标生制度”的设计是多么的无瑕，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好学校与坏学校。而有些学校里的教育资源、教学质量、历史文化、学校传统甚至包括同学资源，都会有所区别。那么，“孟母三迁”的故事就会顺理成章地发生。

比如，近些年来，许多地方都有“超大校”一说。你看，北京有些小学在一些政府部门的照顾或者一些企业的赞助下，可以将运动会开到鸟巢，有些小学可以将学校庆典开到人民大会堂，而有些学校却只能把这些活动放到自家操场里举办。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异，并非是这一两个例子能够说明的。信奉“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理念的国人家长，从来都是为了孩子成长不计得失。

往更大的方面说，城乡之间也容易出现巨大的资源配置反差。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等市区的小学资源，就绝对会比大兴、昌平等郊区县域的小学资源丰富。这种现象，每个城市都会有。就近入学原则之下，身处农村的家长可能会心有不甘，借读也好，择校也罢，都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到一个更高的平台、更好的环境去读书，在城市买房子只是一个方面，找教育官员递条子等恐怕也会大量发生。

“就近入学”原则，仅仅为所有的小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政策保障，换言之，“就近入学”原则只是在形式上试图规避已经泛滥成灾的择校现象，而保证某一地域之内的相对公平。但是，最大的不公在于各学校之间在资源配置，尤其是管理方式、师资力量等方面的不公。

其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已经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入重要任务，但是，更需要期望的是，我们的义务教育确实能如政府公文里写的那样公平和美好。

读者 王传涛

论“就近入学”问题合理解决之道 篇7

首先, 重建以“机会均等”为出发点的择校方式, 坚决遏制“以权择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配置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择校问题解决的关键。以“分数加金钱”的择校方式在执行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种种弊端, 但它同时亦表明人们权衡不同择校方式的利弊后还是能接受这种择校方式的。义务教育法只规定人人接受教育, 却没有规定人人都接受优质教育, “在存在着经济收人差别的情况下, 不应对所有人、所有层次和类别的教育都免费。”【2】实行无差别的政策, 只能是以表面的均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均等。在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稀缺, 分数较低的情况下还想享受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学生缴纳一部分择校费用于补偿教育成本是无可厚非的, 也是相对公平的。合理收取的择校费既能弥补我国基础教育办学经费的增长与不足, 可以将这部分费用来作专项财政支付转移用来支持薄弱校的发展, 从而促进整体教育质量的提高。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我国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 分数的客观公正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暗箱操作, 教育腐败。此外, 以分择校可以使基础好学习能力强进入优质学校, 基础薄弱的同学进入普通学校, 避免“反向歧视”。相比充满了偶然性随机性、重“先赋”轻“奋斗”、忽视个人学习能力差异的以户籍择校的“就近入学”有着无可比拟的公平性。为了促进教育公平, 根据补偿原则采取以下两种配套措施, 一是向弱势群体发放一定的教育券二是优质高“中拿出一定的名额按比例分配给薄弱初中学校。

“权力择校”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 是择校乱象的主要原因, “以分择校”因“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大部分人可以接受;“以钱择校”多付出多收益, 人们意见不是太大;而“以权择校”则是赤裸裸的权力寻租与权力腐败, 最易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必须坚决遏制。这就要求政府首先要做到简政放权, 转换职能方式, 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其次, 由于我国处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期”法制体系并不是很健全, 给“人治”留下了巨大空间, 因此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实现”阳光入学”, 减少暗箱操作, 遏制权力寻租, 让权力在社会各界公开中监督, 做到教育重大政策治理过程如干部任命、财务管理以及招生考试等公正, 信息透明。这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最关键也是最艰难的一环节。另外, 根据“管办评”分离的原则, 应该由社会组织对义务教育均衡情况进行独立的第三方调查, 而不应该由政府自己进行“自我绩效”评价与统计。

其次, 建立充足、有效的公共教育财政制度是解决入学问题的根本保障。单一计划资源配置方式下, 本应由政府担起全部责任的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占教育财政支出的小部分。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却占了教育财政的很大一部分, 这种教育财政结构不合理的。同时, 要加强对薄弱地区的财政支持, 缩小地区之间学校的差异以及同一地区薄弱学校的投资, 缩小同一地区之间学校间的差异。实施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对准目标群体, 还要重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把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流入地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 努力保证他们能在当地就读, 完全由公办学校接收暂时有困难的, 可以采取向民办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3】努力提高打工子弟学校的质量。在城乡、地区差距极大的现实情况下, 仅仅依靠无差别的平衡发展战略、希望通过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缩小和弥补差距的设想是不现实的, 必须同时使用“发展性”和“补偿性”两种准则, 才能有效增进教育公平。

再次, 大力改造公办薄弱学校, 促进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在家上学等多种办学体制创新。

当前我国择校愈演愈烈的根源并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 而是不同学校差距过大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促进薄弱学校的发展, 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政府一方面要引导而不是调派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和丰富管理经验的优秀校长到薄弱学校轮岗, 支持薄弱学校建设。另一方面, 薄弱学校和重点学校帮扶结对子, 多多交流, 配合学区制实现资源共享, 努力使薄弱学校提高教学质量, 缩小与优质学校在师资队伍和内涵发展上的距离。

政府还可以在办好公办学校之余, 打破公立学校对基础义务教育的长期垄断, 引导办学形式多样化发展, 积极推动民办学校和职业教育、特色学校的发展, 适当给予民办教育、职业教育予以一定的支持, 并提供一个无歧视、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 使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质量, 办出特色。还可以给“在家上学”这种教育形式一定的空间, 在家上学儿童的父母必须制定出合理有效的培养计划, 上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允许接受家庭教育的儿童参加当地公立义务教育学校的阶段性考试。在这样的多元办学模式下, 各类学生各得其所, 学校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家长对教育多元化和选择性的需求得以满足, 择校压力也得以缓解。

参考文献

[1]褚宏启.关于教育公平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教育学刊, 2006 (12) .

[2]曾天山.治理择校顽症要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同步推进[J].中国教育报, 2011 (07) .

就近入学 篇8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二五”期间, 广西整体教育水平全面提高, “入园难”“择校热”“大班额”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缓解。2015 年, 广西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比2010 年增长20.7 个百分点, 实现100%的公办中小学校划片就近入学。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介绍, 2015年, 广西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4.7%, 比2010 年增长了20.7 个百分点, 学前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0%, 比2010 年增长了8 个百分点, 如期完成“十二五”目标任务, 义务教育跨入了均衡发展新阶段;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7.3%, 比2010 年增长了17.3 个百分点, 超额完成“十二五”目标任务, 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8%, 比2010 年增长了11.8 个百分点。截至2015 年年底, 广西全区累计有24 个县通过了自治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其中有5 个县通过了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实现了100%的公办中小学校划片就近入学, 有效破解了“择校热”。

就近入学 篇9

在公共政策学中, 以效率为追求目标的功利主义原则与公平原则是现代公共政策最基本的两种价值选择。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从政策取向而言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这种政策的导向是保障每个公民均等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进而实现教育机会公平, 很显然, 这项政策遵循了公平的价值选择原则。这也是为什么从历史纵切面来看, 各个国家在发展本国义务教育时都要推行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在政策科学中, 价值取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领域, 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要经历的五个步骤———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政策终结而言, 每一个步骤的操作都要紧紧围绕一个标准:政策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公共政策的性质、方向、合法性、有效性和社会公正的程度。因此, 价值标准和取向的确认和选择是公共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在教育领域中, 这种以培养人、完善人为目标的社会活动的价值取向显得更为重要。

在哲学角度上, 价值是“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满足和被满足的现实关系”[2]。价值本质上是一个选择性的概念, 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无不体现着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取向, 因此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在就近入学政策制定环节中, 决策主体会对各种政策对象、政策关系根据价值判断进行赋权和排序, 如哪些政策调控对象会获得优先权, 哪些应该受到调控, 利益主体的界限程度等。具体而言, 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在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体现。

1. 就近入学政策以教育公平理念为价值取向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公平已经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两大战略之一, 在社会各阶层日益固化、阶层流动丧失活力背景下, 教育作为一种实现阶层和个人向上流动的机制作用日益凸显。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赋性因素无法改变的前提下, 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如何保障每个学生最大化运用后致性因素获得学业成功和保障教育公平的命题。就近入学政策正是对这一命题的伟大尝试。义务教育根本特点之一是它的平等性。作为一项义务教育政策, 就近入学政策是义务教育机会平等的体现, 其目的是保证每一个学生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就近入学政策鲜明地指向了教育机会公平。机会公平是任何一个健康发育社会的基本理念, 它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不利状况, 都可以通过教育机制得到补偿”[3]。就近入学政策不是一个入学的地域概念, 它是以一定的地理范围为标准, 学生不得跨越教育行政部门规划的学区, 从形式上保证基础教育阶段每个学生都能够均等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实质上是为追求教育机会均等而实行的一项制度安排。从教育公平理念分析, 或许用“无选择入学”来表达这种入学方式更加的确切, 总之, 就近入学政策反映了入学权利平等的公平的教育理念。

2. 就近入学政策以教育均衡化发展为价值取向

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种教育理念, 是在教育公平化的价值取向下, 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 实现在不同的教育群体中均衡地分配教育资源, 确保每一位社会公民都能有权享受同质的教育资源, 达到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 并最终落实在人们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教育均衡发展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教育发展民主观、人本观和公平观。教育均衡的目标是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 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是教育均衡的基础。义务教育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通过合理均衡地配置教育资源、合理布局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就近入学政策的实施正是保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杠杆, 一方面通过学区的划分在理论上打破了择校的可能, 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减少了教育行政部门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避免了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及马太效应的产生。同时, 也会给薄弱学校和名校留有稳定的发展空间, 使他们在均衡基础上相互竞争, 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水平, 调动他们办学的热情和积极性。

二、就近入学政策现实中的困境

1. 就近入学政策目标与执行相脱离, 限制了公民的教育选择权

1986年, 《义务教育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就近入学政策作出了规定, 从此将就近入学政策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92年, 国务院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对就近入学作出了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设置, 由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应该注意到的是, 这项政策出台和规范时间是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 那时候教育发展的总体差距不是太大, 教育公平问题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政策的目标与定位是政府为公民提供充足的教育机会, 能够使适龄儿童就近入学。20年后, 公共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由等待政府分配公共教育资源转向寻找优质、特色的教育资源。公共政策作为一个耦合系统, 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各种信息、能量的交换才能保证政策的产生和执行, 否则系统中的熵会急剧增加, 导致系统的紊乱程度增加, 政策也就失去了时效性。美国公共政策学家戴维·伊斯顿用抽象和概括的概念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定义: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 这些社会价值不仅包含物质价值, 而且还包括精神价值如公民的利益诉求、公民的期望等。公共政策设计就是为了更好地对这些社会价值进行分配, 在当前这个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 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不同的教育诉求, 公共政策的设计和调整应该充分考虑到不同人群之间的诉求表达, 允许人们保留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教育选择的权利。就近入学政策已经不能够满足当前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与特色多元化的教育资源的需求的前提下, 产生了政策实施的困境:择校愈演愈烈。如果政策继续以一种强制和自负姿态实施, 人们教育选择的权利会受到限制进而引发公众对该政策的质疑和不满。

2. 就近入学政策的负面效应

(1) 就近入学政策为教育行政机构”寻租”、“创租”提供了温床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政府并不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组织机构, 而是由每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组成的[4]。因此, 从一定程度上政府不会像其政策展示的价值取向一样将维持教育机会公平作为行动准则。然而, 就近入学政策制定者用行政式的手段强制学生按照户籍就近入学就会限制普通公民进行教育选择的权利, 是一种牺牲选择的均衡战略, 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政策的供给者并不是一个被动的租金接受者, 它往往运用手中的教育行政权力进行“创租”活动, 用行政干预或者政策导向和稀缺社会资源 (金钱和权力) 进行交换, 进而形成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试想一下, 如果教育行政部门允许公民自由选择的话, 没有人会通过教育行政部门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因此从本质上来看, 教育官员的寻租与创租导致优质义务教育资源分配更加不平衡, 引来社会对政策的不断质疑。

(2) 就近入学政策激励机制上的缺陷

政策决策者认为, 按照地理范围和户籍划分学区, 只要严格实施学生就近入学就能够改善愈演愈烈的择校问题, 通过行政手段阻挡公民对优质教育的向往和占有, 然后通过促进学校变革来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而政策本身有种扬汤止沸之嫌。究其原因, 对薄弱学校而言, 就近入学政策没有给薄弱学校管理者带来变革的动力, 反而有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安慰, 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 导致教育系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滋生。对先进学校而言, 这项政策将先进学校、薄弱学校、一般学校一律拉在同一起跑线上, 优质学校无法选择优秀学生, 名师与高徒无法相得益彰, 使得客观教育规律失效, 必然导致资源无法达到最优化的配置, 使得教育发展质量让位于在低位上发展的教育公平。另外, 就近入学政策无视学生发展的差异性, 与新时期倡导的因材施教、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

(3) 限制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 与教育民主化的大趋势相违背

纵观世界教育发展史,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 公立教育体系在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弊端日益凸显:教育管理体制上僵化停滞、教育理念上陈旧不前, 难以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与需求。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公民进行教育选择有其考量和目的:一方面可以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公民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学生自主选择学校等教育资源有助于改革僵化的教育管理体制, 倒逼教育改革的推进, 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佳配置, 提高教育投资效益。就近入学政策在教育民主化的大潮下侵犯了公民生而自由的哲学理念:人人都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权利。这种教育选择权利是一种不可剥夺和限制的基本人权, 就近入学政策通过运用行政手段筑起一道大闸:限制人们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侵犯了基本人权。

三、理性认识就近入学政策

通过上文可以看到, 以不同的立场和思维方式看待这项教育领域的公共政策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和答案, 但是两者都有一种共识存在:都使用“公正”术语为自己的立场找基础。赞成就近入学政策的支持者认为, 政策的立意和出发点是公正的, 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逻辑基础是集体主义原则。就近入学政策的反对者认为, 真正的公正是保证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教育资源的权利, 保证公民的教育选择权是一种底线的制度公正, 如若限制一部分人的教育选择权利推行无视实际差异的原子式“平等主义”, 实际上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如果仅仅从公平正义角度看待这项政策容易走进文字游戏的误区, 导致逻辑清晰但结论相背离的怪圈。因此, 文章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理性地分析就近入学政策。

1. 就近入学政策是社会各阶层就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博弈的结果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权威价值的分配, 而价值分配则必须反映社会公众大多数人的意志和诉求, 公共政策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公众自然选择的结果。公共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实际上是各种社会力量角力的平衡器, 就近入学政策的出台必然是在这场教育资源分配博弈中坚持集体主义原则, 期望无差异公平的利益群体占据了上风, 暂时牺牲了以追求教育选择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可以预见, 当坚持两种不同公平观的利益群体力量发生改变时, 就近入学政策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必然会被调整。

2. 就近入学政策的利益博弈方的共识点在于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政策制定者以启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恪守“守夜人”和“掌舵人”角色, 尽量减少由于政府作为利益博弈者参与博弈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影响了政策的执行。只有避免政府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角色的扮演, 才能真正意义上避免政府失灵现象的出现。

参考文献

[1]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李连科.价值哲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3]查尔斯·赫梅尔.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

就近入学 篇10

1.“重点校”政策的弊端。

教育政策是执政党和阶级意志、 各阶层利益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 其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政策环境中, 因此政策目标和内容的确定也必然受到国家公共政策的影响和制约[1]。 1959-1961年, 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 培养高质量专门人才促进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脱离贫困, 成了国家的第一要务。 因此, 1961年, 教育部发布 《关于有重点的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 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地条件适当选择若干所中小学, 集中优势力量, 尽快把这批学校办好, 如果条件允许, 就逐渐扩大数量。 由此, “重点校”政策在新中国出现, 这也标志着我国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开始。

“重点校”政策的推行培养了一批高质量人才, 满足了国家短期的发展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于受教育水平的要求提高, 由“重点校”政策所引发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教育质量参差不齐、 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等问题日益严峻, 至此, “重点校”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

2.严峻的择校问题。

“重点校”政策推行所引发的教育资源失衡, 促使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展开追逐。 在就近入学之前, 一直都是以考试分数择校, 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学生就不可避免地承受巨大的课业负担, 这种负担不仅来自于学校、教师, 而且来自于家长、辅导机构, “以分择校”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发展, 不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进。 除此之外, 以分择校在对大多数人公平的表象之下, 存在诸多权力寻租行为和金钱交易行为, 违背了社会对于教育公平的追求。

二、就近入学———维护教育公平的初衷

1.政策推行。

由“重点校”政策所引发的择校问题愈演愈烈, 为保障我国义务教育的正常实施, 早在1986年, 国家制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就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 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2014年, 教育部将工作聚焦于19个大城市,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面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 包括北京在内的19个重点大城市在2014年制订完善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面试就近入学的方案, 并在2015年100%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 “就近入学”代替“以分择校”, 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教师和家长对于分数的盲目追求, 在就近入学的条件下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

2.弱化权钱交易行为。

就近入学明确规定了相应学区内的对口学校, 改善了自主择校时期的混乱局面。 自主择校存在大量权力寻租和金钱交易行为, 有钱的“以钱择校”, 有权的“以权择校”, 极大地破坏了义务教育的公平性。 就近入学对入学范围做出明确规定, 有利于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秩序。

3.促进学校均衡发展。

自主择校时期, 优质生源纷纷涌向优质学校, 而比较薄弱的生源只能进入薄弱学校, 好的越好, 差的越差, 两极分化日益明显, 不利于薄弱学生享受优质资源, 难以激发薄弱学校教师的教学热情, 更不利于薄弱学校的优化发展, 加剧了学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就近入学均衡了不同地区学校的生源, 促进了学校生源的多样化, 避免了有目的的分层行为, 有利于各区域学校的均衡发展, 缩小校际差距, 促进教育公平。

三、就近入学———问题层出不穷

1.地方政府保守实施, 就近入学难以真正贯彻。

地方政府作为教育政策的执行者, 理应贯彻国家教育方针, 但事实还有待考量。 虽然国家已经明确规定, 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就近入学政策, 但是学校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违规行为, 在就近入学的基础上, 保留部分优质学校的名额, 这些名额的拥有者一般都是政策的执行者, 他们掌控着政策的执行, 容易以权谋私。 这与我国目前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是分不开的, 我国政府在行使教育职能的时候, 存在职能错位、越位、不到位的行为, 这源于我国尚未形成政府与学校及学校内部权利义务制衡机制。 政府在与学校的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 其角色定位常使其管理意识大于服务意识[2], 以职务之便窃取教育的果实。

2.就近入学催生房价上涨, 加剧教育不公平。

政策形式上的“另起炉灶”必然会引发结构上的漏洞, 入学政策从自主择校转为就近入学, 这就带来了“学区房”这一漏洞, 谁有“学区房”谁就初步具备了入学资格, 从而引发家长对于学区房的盲目追求, 促使优质学校学区内的房价直线上涨, 房地产商从中谋取巨大利益。 更有甚者, 政府与房地产结成联盟, 为了减少教育成本的投入, 政府将学校引入房产商的区域内, 为其带来“学区房”效应, 减少学校建筑成本的花费, 而普通民众为了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就要为这一行为买单。 高额的学区房价只有拥有一定数量财富的人才能负担得起, 所以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又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 完善政府行政监督机制, 规避地方政府的趋利行为, 督促地方政府切实执行国家政策, 成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考量因素。

3.优质学生失去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

每项政策的推行, 在满足部分人利益的同时, 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 就近入学推进教育公平是基于区域教育资源分配公平而言的, 当教育资源不均衡时, 就近入学实际上是以一种大而化之的公平损害了部分优质学生的利益, 对于身处优质学区内的普通学生而言, 就近入学政策没有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 甚至是谋了福利。 但是, 对于不处于优质学区内的优质学生而言, 其本身具有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 但是就近入学政策剥夺了这一权利, 使其失去了接受高质量教学的资格。

4.“优质学校”面临生源负担, 选拔难以避免。

在就近入学的基础上, 往往存在一个学区内有多所对应的学校, 当这些学校存在好坏之分的时候, 择校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 学区内的优质学校面临过多的生源负担, 如何筛选学生又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 目前已经存在的有几种形式, 考试、面试、对以往综合表现 的考核、 摇号抽签等, 至于这些选拔方式是否真正公平仍有待考核。

5.追求形式的公平, 难以因材施教。

就近入学的依据是学生所处的地理位置, 而不是学生的实际水平, 对于“幼升小”的学生可能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幼儿园的小朋友智力水平相当, 拥有的知识能力也没有太大区分, 但是到了“小升初”阶段, 当学习能力参差不齐的学生进入同一所学校, 往往会出现好的学生 “吃不饱”, 差的学生 “吃不下”。 如何因材施教, 成为学校教师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如果就近入学只是一味地追求教育形式上的公平, 则是万万不可取的, 只有处理好形式与实质上的双重公平, 教育政策才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四、追本溯源———平衡教育资源, 加大教育投入

就近入学所引发的教育问题, 归根结底是源于教育资源的供需失衡, 供不应求, 已有资源分配不均衡, 向着优质学校倾斜;优质资源缺乏, 也往往集中在优质学校, 因此, 人们才会不惜代价地想要进入优质学校, 就近入学引发的问题实质上还是人们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问题, 供不应求, 就要增加供给, 扩大生产规模, 政府应当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 国际上衡量国家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为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 我国2012年才达到该标准, 虽然教育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 但是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甚至低于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政府唯有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 创建更多优质学校, 帮助基础薄弱的学校, 缩小校际差距, 就近入学才能真正落实到位。

总之, 就近入学政策是一项利大于弊、拥有长远视角的政策。 如果我们一味坚持自主择校, 那么学生的负担将是一个无底洞, 以考试分数的高低确定学生能够获得的资源, 看似公平的举动恰恰是不公平的,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于考试, 以单一形式评判学生能力, 这是不公平的。 同时, “考试论英雄”是对应试教育的加强, 不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进, 钱学森之问已深刻地警醒我们要改革人才培养方式, 唯有这样, 学校才能培养出有创造性、有思辨能力的人, 而不是沦为“生产机器的工厂”。

参考文献

[1]吴遵民.教育政策学入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