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刑法法律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本文阐述了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教育概念、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与法律素质教育的差异，学生没有接受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原因，并根据十八大精神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关键词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教育对策新时期，大学生故意违法犯罪的活动增多。
第一篇：刑法法律论文范文
从刑法的角度论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
摘 要 随着社会法制的不断发展，诉讼已经成为人们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重要手段。但近年来，一些当事人滥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手段提起虚假的诉讼，意图通过法院“合法”裁判获取非法的利益。这不仅破坏了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而且给法律的尊严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由于现行刑法对虚假诉讼规制的缺失，使得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虚假诉讼案件的处理方法也存在极大分歧。对于虚假诉讼，我们应当更加完善刑法对其规制，以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 虚假诉讼 伪造证据 刑法规制 立法完善
一、虚假诉讼概念之界定
对于虚假诉讼的概念，目前尚無明确的界定，学界观点也很不一致，这种现状导致虚假诉讼问题在实践中的诸多关注和探讨存在先天障碍。笔者认为，要科学界定虚假诉讼的概念，有必要全面、准确把握其多方面的内涵。具体来说，虚假诉讼的概念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虚假诉讼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虚假诉讼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甚至刑事诉讼中都可能存在。因此从广义上来看，虚假诉讼不应局限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但是由于刑事诉讼中，除了刑事自诉案件，都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就使得虚假诉讼的可能性降低。而且从司法实践来看，虚假诉讼最常见、且大量的发生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因此学者通常将虚假诉讼限定在民事诉讼领域。其次，从虚假诉讼的行为主体来看，虚假诉讼行为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再次，从虚假诉讼行为主体的主观心态来看，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或者可能会导致法院错误裁判的结果，仍然希望、追求或放任该结果的发生。主观心态上为故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虚假诉讼是指行为人出于不合法的目的和动机，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采用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以及证据的方法提起诉讼，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或裁定，从而获得非法利益的行为。
二、虚假诉讼行为之定性
就现行刑法的规定而言，不同学者对于虚假诉讼行为的定性及法律责任的承担观点大相径庭，在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认定上存在极大的分歧，主要存在“无罪说”、“敲诈勒索罪说”、“诈骗罪说”、“妨碍司法罪说”四种观点。
（一）无罪说
该观点认为现行刑法没有相应条款对其予以规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只能按无罪处理。
（二）诈骗罪说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明楷、马克昌教授等人，张明楷教授认为“由于法院是审判机关，法官具有做出有关财产处分的判决和裁定的法律上的权限，故虚假诉讼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而三角诈骗与两者间诈骗对法益的侵害没有任何区别，两者构成要件上也具有符合性。”
（三）妨害司法罪说
有的认为不构成诈骗罪但构成妨害司法罪这一类中的某罪。该观点来自2002年10月24日最高检《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该《答复》认为虚假诉讼侵犯的主要客体的性质决定虚假诉讼不应定性为诈骗罪，而应归入妨害司法罪的范畴。
（四）敲诈勒索说
该观点认为虚假诉讼是借助第三方即法院的裁判，被害人基于对法院裁判的畏惧、害怕心理而不得已交出财物，而不是骗取被害人的财物。
笔者认为，首先“无罪说”是不成立的，因为虚假诉讼具有破坏司法权威，严重浪费司法资源以及极大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等社会危害性，已经侵犯到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作无罪处理，只会放纵虚假诉讼这种现象的不断发生。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并且该观点也忽略了我国现有刑法中的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或妨害作证罪对其的规制。其次，“敲诈勒索罪说”中将受害者出于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和对法律的遵守而交出财物理解成“惧怕”是十分荒谬的。再者，“诈骗说”是目前学术界最为支持的观点也是较为合理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诈骗罪的主体是自然人，而虚假诉讼行为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还可以是单位。而且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但是对于利用法院影响力为自己做广告的虚假诉讼案件则不能按诈骗罪处理，例如驰名商标认定案件。最后，“妨碍司法罪说” 然而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妨害司法罪”这一节对于现在发生的虚假诉讼案件的惩罚作用不大，内容不全面、完整。因为这一节的“伪证罪”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刑事诉讼中，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虚假诉讼行为则无法适用。
三、虚假诉讼刑法规制的立法完善
笔者认为如前所述现行的刑法对虚假诉讼的规制存在不足，因此有必要单独设立“虚假诉讼罪”。而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当遵从《刑法》第 13 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 可以由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或行政责任。具体的犯罪构成如下：第一，虚假诉讼罪的主体。虚假诉讼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第二，虚假诉讼罪的主观方面。主观方面为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或者可能会导致法院错误裁判的结果，仍然希望、追求或放任该结果的发生。第三，虚假诉讼罪的客体。虚假诉讼罪侵犯的客体上采用如抢劫罪那样的复杂客体，侵犯了法院正常的司法秩序和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于是即使是侵犯非财产性利益的虚假诉讼由于其破坏了法院正常的司法秩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然而对于那些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虚假诉讼案，如果当事人到达了非法目的，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并且获得他人财产数额巨大的，可以作为虚假诉讼罪的结果加重犯来处罚，规定法定刑升格。综上所述，虚假诉讼行为人利用诉权这一合法形式，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其非法目的。它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浪费了司法资源、损害了司法权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对于虚假诉讼行为，我们有必要进行恰当的刑事立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该种行为的发生。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
作者：刘灿
第二篇：试论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摘 要 本文阐述了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教育概念、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与法律素质教育的差异，学生没有接受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原因，并根据十八大精神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大学生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对策
新时期，大学生故意违法犯罪的活动增多。大学生犯罪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是高校没有实施刑法法律素质教育，导致部分大学生在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没有任何思想上的犯罪感。并且，高校有责任通过课堂教学来降低大学生犯罪的可能性。
1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概念
法律素质教育在很多文献中出现并有很多学者研究它，也有学者研究青少年犯罪和大学生犯罪，但并无学者单独提出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概念。根据十八大精神，党提出“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但是，当代大学生犯罪现象日益严重，性质逐步恶化，类型有所增加，手段在不断升级，人数急剧上升，其发展趋势令人甚忧。①国家既要求大学生成为建设国家的后备军，但部分大学生又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来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样的矛盾下，笔者提出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概念，希望通过大学课堂教学，从思想上加强大学生刑法素质，从而达到预防大学生犯罪的目的。
所以，刑法法律素质教育就是高校通过长时间的课堂教学，运用作业和考试等方式，对学生灌输中国刑法法理、刑法条文等知识，从而使刑法精神内化为学生的素质，从而达到预防大学生犯罪。
2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与法律素质教育的差异
众所周知，刑法学是法学专业众多课程中的一门。所以很多学者以此为前提，他们认为在课堂上实施法律素质教育，就是有详有略地对大学生讲授法理、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和知识产权法等法学专业规定的十四门主干课程，并重点讲授法理、宪法、刑法和民法知识。简单地说，他们认为刑法教学是法律素质教育的一个子系统。
笔者认为，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不应成为法律素质教育的一个子系统，它应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大学生必修的主干课程，如同英语课、体育课一样。
2.1 刑法与非刑法法律之间的差异性
刑法与非刑法法律是有差异的。
从法律规定内容看，刑法是规定犯罪和惩罚后果的法律规范，而其他部门法律规定的只是一般违法行为和后果责任。
从保护社会关系的范围看，刑法是规定国家秩序、社会秩序、人身安全和经济财产安全的。而其他部门法律规定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社会秩序。
从惩罚手段看，触犯刑法则会受刑罚的惩罚，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而其它部门法中也有一些法律规定对一般违法行为可适用强制，但远远没有刑罚强烈，他们更多的是规定财产罚。
2.2 刑法法律素质教育单独成为一门公共课程的必要性
首先，从法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大学生触犯刑法，不仅祸国殃民，也自毁前程。大学生犯罪的特点是“一怒生成犯意，一该拨出凶器，一瞬犯暴行凶，当即致人死亡”。②如果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只能靠长期的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然而，如果大学生对民法、宪法、经济法和知识产权法感到陌生，虽然也不利于大学生成为综合人才，但其破坏性明显比较轻。而且，大学生有自学能力，当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遇到这些问题，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解决。
第二，从教学课时的客观限制出发。大学一般是四年制，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一般只有一个学期，能分配到学法律的课时就更少，如果教师还重点讲授法理、民法等内容，学生学习刑法的时间就更少。刑法的内容如此之多，缺少充足的课时保证是行不通的。法学专业的刑法教学计划分为刑法总论、刑法分论和刑法案例教学三个部分，一般用两个学期来完成。当然，非法学专业的刑法教学计划可以比法学专业的要求低一些，但应当详细讲述刑法总论，刑法分则中的财产性犯罪、人身伤害性犯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只有对这些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大学生的刑法法律素质才会逐渐形成。
第三，从教学效果出发。法学是比较难学而且难精通的，法学专业的学生经过四年系统的法律教育，能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也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如果，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在一个学期内都讲授法学专业的十四门主干课程，学生就能形成所谓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信仰”和“法律能力”，这是不切实际的。既然如此，集中精力讲授刑法学是更明智的选择。如果刑法法律素质教育成为一门公共课程，高校就会配备一支专业的刑法教师队伍，他们有法学本硕博学历，对刑法有深刻的理解，让他们来传授刑法知识，会大大促进刑法教学质量。
笔者也肯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会使学生具备一定法律素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大学生不要实施违法犯罪的活动。但把刑法法律素质教育附属于法律素质教育，是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的。
2.3 法律素质教育应当从属于刑法法律素质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素质教育应从属于刑法法律素质教育。这观点符合社会实践需用，因为预防大学生犯罪才是法律教育的最重要目标。高校应明确在大学生法律教育过程中，刑法应是教学重点。而其它部门法，应实行精简教学，鼓励学生自学，在学生学有余力的前提下，可以以听讲座、参加法律演讲比赛等方式进行学习。
在素质教育的要求下，他们两者的从属关系应取决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学生个人的需要。从种属逻辑上分析，刑法应是法律的子项，但是，我们实际教学工作不能因此思维定势，过分重视法律而轻视刑法，花费相同的精力和时间讲授刑法、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等课程。
我们应从实际需要出发，使刑法法律素质教育应成为主项，而法律素质教育处于从属地位，在学懂刑法的前提下，再学其它部门法。
3 学生没有接受刑法法律素质教育的原因
第一，国家无此项政策。高校一直强调综合素质教育。在教学实践中，综合素质可分为身体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外语素质和专业素质。高校通过体育课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英语教学来增强学生的外语素质；通过专业课增强学生的专业素质，并且，在所有高校中这四方面的素质教育都有专业的学院（系）来负责实施的。但是，高校并无专门的刑法法律素质课程和教师队伍，而且在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把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并为一门思想道德修养成与法律基础课程，从而在政策上阻断了单独开设刑法法律素质教育课程的可能性。
第二，“两课”的教师不精通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依附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它的主讲教师大都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或马列教研室），这些教师的本硕博学历主要是哲学类或马克思主义原理类专业，他们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而且能精通刑法的教师更是稀少。
第三，法学院刑法学教师不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授课。在高校的法学院（系）中，刑法教研室的教师只对法学专业的学生授课，他们基本上不对非法学的学生教授刑法专业知识。而通过大学讲座形式来普及刑法知识，这样的讲座也是极少的。
4 提高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的对策
响应十八大报告“深化平安建设”号召，全面提高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预防大学生犯罪。笔者认为，要使大学生形成刑法法律素质，必须使学生在被动状态下和主自状态下系统地学习刑法并且要长时间接触刑法知识，所以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单独开设刑法法律素质课程。这门课程的授课教师主要来自法学院（系），而且他们的本硕博学历主要是法学专业，并且精通刑法。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可参照法学专业的《刑法学》教学大纲，系统讲授刑法法理、刑法总论、刑法分论，详细解释刑法条文、刑事司法解释条文并结合案例进行教学。
第二，实行全国统一的刑法法律素质等级考试。这项考试制度可以参照英语四六级等级考试。现在，很多高校把四六英语证书作为奖学金评选、优秀学生评选和保送研究生等的必备条件之一。因而，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而且即使受到挫折，也会迅速从考试失败中恢复过来重新准备下次考试。国家也可以设立刑法法律素质等级考试，让高校自主制定学校政策，把它也作为奖学金评选、优秀学生评选和保送研究生的条件之一。
第三，刑法法律素质教育与英语基础课相结合。大学期间，英语基础课是占时间最多的，共用四个学期来完成。现在，全国主流的英语教科书分别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但这两套教程的约五十个单元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外国社会风俗、外国文学作品、历史文化地理和人际友谊等话题，都不涉及中国法律，更不用说涉及中国刑法了。笔者认为，在英语教科书中可以用一些篇幅介招中国刑法，并对刑法条文、刑事司法解释条文进行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在四六级等级考试中，在一些考题反映中国刑法的精神和内容。
5 结语
高校并没有大学生刑法法律素质教育这门课程，但笔者认为完全有必要开设这门课程。当代，大学生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高校应制定有计划、有目的的刑法教学计划对大学生实施刑法法律素质教育，这既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
注释
① 颜小冬.当代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
② 颜小冬.当代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9.
作者：甄伟杰
第三篇：从行政刑法角度探讨非法集资的法律规制
[摘 要]我国《刑法》非法集资类犯罪属于行政刑法的范畴，行政法的相关规定便是此类案件的前置性规定，文章介绍了行政法中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指出参照规范性文件级别较低、行政法与刑法衔接不利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旨在论述其如何规制并预防非法集资行为以及如何实现行政法与刑法的对接。
[关键词]非法集资;行政责任;空白罪状
民间借贷行为发端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资金流转，最开始属于民法规制的范畴，但是随着借贷利率的无限上升、借贷形式的不端更新、不能及时还款造成资金链断裂、非法占有所借资金等现象的愈演愈烈，民间借贷可能会转化为非法集资，触犯国家对于经济秩序的管理规定，破坏金融制度，从而进入行政法乃至刑法的视域。刑法是其他法律的补充和底限，以刑法来规制民间借贷行为是因为行为本身已经突破了民间借贷合法的范畴，具有非法集资的性质，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并非不考虑我国中小企业生存的困境。如前所述，民间借贷由民法规制转而由行政法、刑法规制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不是一开始就动用刑法。
一、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刑法规定及其与行政法的关系
当前，我国《刑法》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的条文主要有：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一百七十九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一百九十二条集资诈骗罪。通过分析这三个法条的罪状，可以发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认定“非法”所依之“法”并没有说明。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表述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这里也没有明确由哪些主管部门根据哪些法律、法规的规定批准。集资诈骗罪表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对于“非法集资”的含义和具体方式没有说明。这三个罪名均属于空白罪状，因为“空白罪状的依据并非是在刑法条文中包含了‘违反……法规规定’的表述，而是在于刑法条文指向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否要参照其他法律规定。”[1]《刑法》对于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制裁多半要借助于司法解释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实现。了解这其中指向的司法解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助于合理界定、惩处并预防非法集资类犯罪。
三个条文均位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这些犯罪属于法定犯，而法定犯的概念与行政犯大体相同，这些犯罪可视作行政犯。[2]通过前面对行政犯罪的分析可知，行政犯罪触犯了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具体到规制非法集资类犯罪的三个罪名，行政法规便可视为其前置性规定，也是其构成犯罪的“必经之路”，那么，行政法规是如何规制这些行为的，行政法规如何实现和刑法规定的对接以及如果通过行政法手段遏制此类案件发展成为刑事案件是本文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二、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的行政法概述
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法进行梳理可知，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的行政法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以下六个。这些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前者是指国务院根据宪法、法律制定的及其发布的具有规范性性质和内容的决定和命令，主要有1993年《国务院关于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的通知》，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后者指国务院所属部委及其内置机构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部门职权范围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2002年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2007年通过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联合发布的《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行政法规的效力要高于部门规章的效力。从调整范围来看，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有些从总体上禁止非法集资，有些具体规定了非法集资的含义、表现、罚则，有些则以行政规章的形式保障政策的执行。
三、行政法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
行政法中一般不会出现“民间借贷”的表述，代之以“高利贷”、“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说法，这说明本属于民法规制领域的民间借贷行为性质发生了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金融业出现了“金融三乱”，指单位或个人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3]1993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的通知》，主要规定有偿集资的禁止以及例外，表明了国务院整顿非法集资、恢复市场秩序的态度和决心。
(一)实体规定
在我国，非法集资行为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直接融资，资金需求者直接向多个资金供给者发出要约或要约邀请，请求提供资金;二是间接融资，即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融资，资金供给方在一定条件下将资金交给金融中介机构，后者再将资金交给资金需求方。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规制的直接融资行为，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规制的间接融资的行为。
1.对直接融资行为的规制
“两高”、公安部、证监会于2008年联合发布的《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份文件中专门谈到关于擅自发行证券的责任追究，界定了诸多法律界限，对于公司及其股东向社会公众擅自转让股票行为的性质、非法证券活动性质等在司法实践中容易模糊之处进行了阐释，并明确了擅自发行证券的责任、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责任。指出了擅自发行证券违反《证券法》或《刑法》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兼顾了行政法与刑法的规定。
2.对间接融资行为的规制
规制非法集资行为的具体办法体现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三个法律文件中。
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依之“法”便是《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于非法金融机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规定各行政机关对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分工，债权债务的清理清退原则，明确了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本《办法》列举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主要有三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非法发放贷款等，再加一个兜底条款——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关于非法集资，《办法》则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只是陈述了“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这一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针对《办法》发布了《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主要细化了非法集资的含义和表现形式，正好弥补了《办法》未充分界定非法集资的缺陷。
(二)程序规定
对于非法集资行为的程序法规定集中在《办法》中，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从立案——调查取证——认定——做出取缔决定——公告的一整套程序，使每一步程序都有法可依。在这个过程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与中国人民银行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安机关的职能。
除了《办法》之外，还有两个规范性文件从程序上打击非法集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界定了高利贷的含义，在抵制地下钱庄、打击高利贷的同时，提到了金融机构改善金融服务的具体方法以及宣传金融法规、信贷政策的途径，将“疏导与制裁并举”的行政手段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确立下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设立了“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4]将联席会议作为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各级政府上报的非法集资类案件，进行统一控制和处理。
四、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空白罪状参照规范性文件级别较低
关于空白罪状引证其他法律规定，刑法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刑法》第九十六条对“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做了解释，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由前面的分析可知，非法集资类犯罪引证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由于其表述的含糊性，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还要借用司法解释的规定来认定。该类犯罪所引证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级别较低，而且内容庞杂，主体复杂，不利于正确适用，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行政法与刑法衔接不力
具体体现在《办法》中，第九条规定对非法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以及非法集资，中国人民银行一经发现，应当立即调查、核实;经初步认定后，应当及时提请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什么时候应当移交案件?“初步认定”的标准何在?这里没有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别，会导致中国人民银行无所适从，或者拖延案件的办理。
(三)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没有良好对接
《办法》是带有刑事罚则的行政法规，属于行政刑法范畴，在实施过程中要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对于审理案件均有确定期限，《办法》中的查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虽然不同于审理案件，但是避免久拖不决，也应当对受理案件的机关有期限限制，可是在《办法》中却没有出现期限，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5]
(四)行政法规定太严厉，不利于放活民间金融
根据《办法》的规定，企业间的资金拆借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而我国目前银行贷款难、手续多、周期长，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资金拆借的情况潜滋暗长，成为名符其实的“地下钱庄”。如果将企业间的资金拆借一律视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则不利于疏导企业的融资途径，不利于企业在阳光下规范操作。
五、如何解决现行行政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清理规范性文件，统一规定
对于非法集资类案件的行政法规，最早制定于1993年，年份跨度大，制定主体不一而同，规范的方式各有千秋，为了准确、迅速地认定非法集资，笔者认为应当以《办法》和《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为主体，以《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来补充《办法》。因为《办法》和《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分别对应的是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两种行为，规制更有针对性，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一通知是对《办法》的补充，其中非法集资的含义和特征要通过这个通知来界定。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视为规定了一种行政措施，表明了禁止非法集资的态度，规定了预防非法集资的途径以及打击非法集资的方法，这些不会直接适用于司法认定。
(二)重视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
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于违法经济行为的认定，一般是从行政违法再到行政犯罪，期间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因而，现行司法实践对于非法集资行为是一种行政取缔与刑事惩罚双重规制模式。[6]刑法不应过快过早地介入非法集资的纠纷中，而是应当充分发挥行政法的前置性作用，这样有利于发挥刑法的谦抑性，能够对行为做出恰当的评价。具体到《办法》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细化中国人民银行移交案件的标准，对非法集资的规模、数额、参与人员、社会危害性做一个综合的考察，使得行政案件转为刑事案件有法可依。
(三)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对接
查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因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约束，但是《办法》中没有明确查处以上机构和活动的期限，导致无章可循，造成久拖不决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在《办法》中应当对办案期限有一个细化的规定。
(四)放开企业间的资金拆借
企业间借贷在我国一直是禁止的，但在企业面临银行贷款难的困境时，为了维系自身发展而借贷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现在普遍存在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根本上还是要改善银行服务，方便贷款。笔者认为企业间的借款合同在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有效。
六、结语
本文开篇，笔者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从行政法角度阐释非法集资的法律规定的原因。民间借贷行为由于没有遵循法律的法定，发展成行政违法乃至刑事犯罪，在每一个阶段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并不仅仅承担最开始的贷款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就不予保护的民事责任。那么，随着民间借贷行为的非法化，其性质发生了变化，称谓也随之改变。学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法和刑法两个部门法领域，笔者想从法条本身出发，分析行政法对于非法集资问题的规定，从而实现部门法之间的有效衔接，使得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集资时能够及时发现、查处、惩罚，进而达到遏制、预防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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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新绿(1990—)，女，江西上饶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1级刑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2S1801)。
作者：杨新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