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背景范文

第一篇：一帶一路背景范文

浅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概念

“一带一路”，简称“BA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层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繁荣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历史背景

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与欧亚国家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大通道，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大走廊，将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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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机会，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时代背景

一、国内战略背景——统筹两个大局，消化过剩产能。

基于中国地域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经济条件，邓小平曾于1988年提出“两个大局”思想，即：率先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然后以东部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然而，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虽然自2000年以来，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地区之间差距缩小。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备，对投资、人力资源吸引力不足以及交通物流成本较高等原因，区域差异依然较大。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带来的中西部经济的增长更为依赖投资的驱动，相应地，消费和对外贸易却未同步发展，反映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扶持政策对于经济的结构化调整与升级的局限性。因此，当前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是统筹两个大局，通过内陆的沿边开放，拓宽国内国外市场，促进中西部经济结构更为合理的发展，最终协调区域间的平衡发展，缩小区域贫富差距。

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的情况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尤为重要。然而，中国原有的“以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金融危机时期的四万亿刺激措施更是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特别表现在钢铁行业。因此，扩大需求成为消化过剩产能的最优途径，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拓宽现有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战略即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向西开拓国际市场，以期消化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

二、国际战略背景——深化多边贸易，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崛起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融入国际多边贸易，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拓展外部市场拉动外需、加强经济互利合作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所寻求的措施。近年来，中国加速通过区域或者全球治理平台(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上合组织等)即是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的信号。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重视对外合作还有另外一层缘由，即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体量逆势上升，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量更是居全球首位。与外部融合的加深导致外部经济体波动或者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都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这促使中国必须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或者至少是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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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经济体量巨大的中国已然无法回避经济实力向战略影响力的转化与实现。因此，作为大国，中国必然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据此而言，对外投资将是大国深化国际合作的客观诉求。相对而言，中国对外投资的一大优势在于巨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对外的国民财富”这一性质决定了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经济活动。近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可以为海外投资提供可观的先期资本，而且也可以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优化资源、技术的配置，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实施将完成中国利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而提升自身话语权的战略目标。

三、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的新阶段。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 “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

四、世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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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美联储加息企图再次剪全世界的“羊毛”，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五、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愈趋集中。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峡，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六、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

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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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治经济格局，遏制中国发展。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

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

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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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一带一路历史与时代背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历史渊源：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先秦时期的“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西汉时期，汉武帝出于联络大月氏东西夹攻匈奴的目的，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来通过军事胜利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并确保其安全。东汉班超，重新打通隔绝58年丝绸之路;也是在此时，西域通道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形成了完整意义的丝绸之路路线。在以后的历史中，丝绸之路得以延续并多次显现出畅通繁荣。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使这一古老通道再次焕发生机。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到了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并开始发展。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后来的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鼎盛状况。而明代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但后来随着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海上丝路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历史悠久，历经中断与衰落却仍延续至今，积淀丰厚，发挥着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道路的作用，在当今赋予其新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时代背景

一是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社会改革和发展到了矛盾集聚、风险积压、需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一带一路”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战略构想。 二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三是中国作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来源和运输渠道比较集中和单一，在南海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加剧我国能源安全形势。“一带一路”同时承担着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的战略任务。 四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一带一路”就是要与周边和世界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这将用实际行动昭示天下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是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共生共荣、互利共赢的和谐发展。

五是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对冲。“一带一路”恰恰能把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

第三篇：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论“一带一路”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美好的合作倡议，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借用了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情节，高举中国历来一贯秉承的和平发展旗帜，旨在积极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进而打造经济、政治、文化共生互融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如此美好的合作倡议，对于中国及相关国家和地区极具吸引力。但一开始确有很多人不是很看好它的前景。“一带一路”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覆盖沿线六七十个国家，穿越诸多文明，地缘效益的差异、政治背景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等，都会制约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更有甚者叫嚣这只是一个类似于柏拉图式的幻想。

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的支持鼓励之下，在企业主体的积极响应之下，我们在逐步兑现这个美好倡议，并勾画出了一片现实的美好蓝图。

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到了71个。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14403.2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5.9个百分点，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其中，出口7742.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占我国总出口额的34.1%。进口6660.5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占我国总进口额的39.0%。

论经济总量和发展空间，毋庸置疑，“一带一路”经济带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且仍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考虑到，全球贸易环境的复杂多变，我国预先布局好“一带一路”这一战略纵深，亦有先见之明。

果不其然，2018年7月6日，美政府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正式鸣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作为反击，我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

2017年，中美贸易总额5837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2.3%，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4.8个百分点，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4.6%。其中，出口42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5%，占我们总出口额的18.9%。进口15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占我国总进口额的9.0%。

相比之下，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国，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一带一路”沿线的71个国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对象区域，论体量要远超美国，而且，仍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发展好之前已提前布局的“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使“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更扎实、更高效，以应对贸易战带来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

“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虽然总体向好，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我们需要有的放矢的逐一击破，从“一带一路”的战略真正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一)沿线对象国复杂性的问题

沿线国家的国民对于“一带一路”全面含义的认识仍不充分，导致被误认为是中国为了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倾销方案，并担心对于工程投资未来的偿还能力，甚至担心未来会被中国以巨额债务相要挟。对此，我们仍需加强宣传力度，也可以借力文化交流等形式，建立互信基础，使中国投资建设的项目及中国的产品，更快被对方接受，并尽早产生经济效益。

政治稳定因素也是一个障碍，“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民主体制比较薄弱，有些甚至仍处于“专制”状态，且腐败现象较严重。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借国外的工程项目投资，来达成他们的寻租欲望，并可作为未来的政治筹码。正因如此，我国也可借机迅速深入，但也要防备好他们未来可能出现的“耍无赖”行为。也可以将一些大的项目分解成若干个小项目，逐步推进，走扎实了，免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国项目发起人对于当地法律、市场环境，缺乏足够的调研及了解。需要提前做好充足的预案，必要时引入一些熟悉当地法律、经济环境的人员到项目组中来。毕竟是外来的和尚，还是要做好入乡随俗的准备，以免出现一些法律纠纷或劳工、权益等层面的纠纷。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民族众多、文化差异大、宗教信仰不一，邻国之间时有政治冲突、文化冲突、军事冲突。为避免陷入乱局，我国要谨慎分解并布局，以免陷入无意义的缠斗中。

(二)我国内部协调的问题

我国投资主体内部缺乏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有些省份举着“一带一路”的旗号，为了借机争取政策、资金、资源，纷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招商投资办公室，导致功能趋同、投资重复、放权让利，产生严重的内耗。国家层面、相关部委需加大统筹、引导、协调的力度，中央政府在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需完善统筹、协调渠道和机制。既要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又要避免地方政府间的内部竞争。

缺乏内部评价系统。对项目的优劣，在国家层面需要有统一的甄别、筛选机制。对于成熟的方案需放松政策束缚，对于不成熟的方案需收紧政策窗口。使最好的政策肥料施在最好的项目苗子上，使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达到最高。

内部协调的问题，也出现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由于利益出发点的不尽相同，往往存在着各种矛盾。这时，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常设机构，来协调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各方利益能协调起来，促使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三)外部大国掣肘的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很多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区域战略位置也比较突出，历来都是列强争夺的要地。区域外的大国，如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垂涎欲滴、虎视眈眈，都想来分一杯羹，生怕被中国给抢占了先机。

区域内的有些国家，很多是投机倒把之辈。借各大强国之间的竞争，多想乘机哄抬谈判筹码，多想讹中国一笔。

对于“一带一路”的对象国，中国可以效仿美国的惯用政策，一手拿根胡萝卜，一手拿根大棒，恩威并施。既要让他们尝到“一带一路”开放政策的甜头，又要敬畏甚至尊重中国应得的那杯羹。对于那些想从外部掣肘的列强，我们要不卑不亢，坚持自己的方针、政策不动摇。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打响，中美贸易的份额势必会受影响。随即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也许也会被无端挑起。日本也许也会乘机联盟欧美围剿中国。好在早些年前，我们已经布局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树立多赢的鲜明旗帜，优化战略布局，开展更积极的经济外交。开展更积极的经济外交，首先要懂得舍小利取大义，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要放眼长远;要学会换位思考，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切实关心对象国的核心利益，求同存异。

“一带一路”战略是应对贸易战的有效出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规划好、布局好、践行好，相信这条路能越走越宽阔。

第四篇：一、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背景及主要内容

1、 概念由来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014年11月8日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近平指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他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2013年11月，“一带一路”的概念正式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

2、多边合作的契机 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在2014年4月10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丝绸之路的复兴：对话亚洲领导人”分论坛开启了“一路一带”战略，共同探讨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构想提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力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描绘出一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经济大走廊，其东西贯穿欧亚大陆，南北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新蓝图。

我国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在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

3、战略意义

历史选择的回归：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中国在更多方面有能力帮助别国，特别是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不仅可以输出丰富多彩、价廉物美的日常用品，而且能够向世界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设备。作为全球主要外汇储备国，中国能够携手各国共同应对金融风险，中国有实力投资海外，与急需资金的国家共同把握发展机遇。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而且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丝路精神并非中国独享，它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4、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路径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构筑国土安全发展屏障，摆脱以美国为首国家的不平等国际贸易谈判，寻求更大范围资源和市场合作的重大战略，被称作世纪大战略。这是中国在近200年来首次提出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开发合作框架，将彻底摆脱原来依附大国，被动挨打的地缘政治局面。

“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包容性强的巨大发展平台。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组对应平衡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

一是古今传承。丝绸之路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我国从汉、唐、宋时期通过陆路和海上把丝绸、瓷器、茶叶、冶铁、耕作等商品和技术，传播到国外，同时从国外带回国内没有的东西，这种互通有无的经贸联系和文化交流，改善了沿线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今天重新提出“丝绸之路”，不是期望恢复古老丝路往日的辉煌，其现代的含义更加宽泛，丝路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一个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从古到今要延续历史的精神，传承并提升古代文明，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物质和文化等多方面更广泛的交流合作，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棋局。

二是内外开放。“一带一路”既涉及国内区域又涉及国外区域，是国内沿线区域与国外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现代运输方式和信息网络连接起来的相互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是战略的核心。我国当代对外开放从空间上看很不平衡，沿海地区起步早，开放程度高，而内陆和沿边地区相对较晚，开放程度较低。丝路经济带要有包括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国内大部分区域参与，扩大这些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全方位的开放经济体系。

三是海陆统筹。“一带一路”既涉及陆上通道又涉及海上通道，陆路通过铁路、公路联通中国到中亚、东南亚、西亚到欧洲，形成若干条陆上大通道、大动脉;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路线基础上不断拓展新航线，也就是现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陆海连接双向平衡。“一带一路”将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立的格局，推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的陆海一体化，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和地缘空间格局。 四是东西互济。丝路经济带贯穿东西，联通南北，但主线是东西两个方向。从我国来看，过去30多年主要是依托东部地区通过海上贸易的东向开放，丝路经济带则更多是考虑通过连接亚欧的陆路大通道，加大西向开放的力度。我国西部地区由过去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向东开放和向西开放的相对均衡化，也必将促进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当然也考虑到南北向与国际的货物运输、贸易往来，除了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有北方对接“草原丝绸之路”联通东北亚的蒙古、俄罗斯等陆路通道，开辟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局面。

五是虚实结合。“一带一路”是一个长远的国家战略，一个内涵丰富的大概念。由于它的边界不是完全确定的，它所涵盖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目标也不会是完全清晰的，因而使得这一战略显得有些“虚”。但是，从提出初期的基本构想到现在推进的过程看，这一战略正由“虚”变得越来越“实”。比如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大通道建设，陆上和海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源和矿产资源合作、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中国产品和投资“走出去”、油气管道在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建立，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成果，“一带一路”战略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已经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落实的工作。

六是中外共赢。“一带一路”是由我国提出的倡议，显然对我国自身发展有着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尤其是保障我国的能源资源安全、化解富余产能和经济转型升级，而且还有利于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但必须看到，“一带一路”又是一个中国与相关国家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会对丝路沿线国家经济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如带动这些国家的优势资源开发、满足这些国家对中国工业品和生产技术的需求;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到周边相对落后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现实困难，出巨资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并鼓励中国企业向外投资，这些都会使沿线国家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从而实现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第五篇：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摘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处理城镇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间内部协调关系，政府治理与社会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城乡差距的扩大，城乡矛盾趋于尖锐，继而产生资源条件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地方政府提高自身的环境治理能力，优化地方政府环境，致力于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以切实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关键词：一带一路;城镇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4-0020-02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为了应对我国加速的城镇化发展步伐以及对于地方治理的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亟需加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能力，在我国政府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应尽快找准自身的定位与责任，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要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

一、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一)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日渐繁荣，我国民众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要求有一个整洁、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近年来，我国多地雾霾加重，环境污染及环保抗争事件频频发生，造成周边环境污染、农作物减产、居民健康受到损害，目前环境污染已然成为我国城镇化推进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探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提高到同一层次，是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需要着重研究的内容。

(二)生态环境管理的内在需要

发展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影响到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并会波及到全国乃至国际，造成整个国家和地区环境安全问题。各国政府已经把生态环境问题摆在了政府环境治理的前线，并成为未来政府职能转变的第一要务。由于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扩张，进行环境治理，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成为必须要具备的职能之一。

(三)构建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社会的必然选择

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进行研究，是我国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作为我国生态建设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推进时期，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环境保护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措施。有报告认为，地方政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及经济建设方面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我国在实施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推进措施，也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推进的政策。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好的执行力，那么中央政府下发的决策与制度就不能够有效的执行，因此也就影响了整个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现状

(一)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不足

1.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公共财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中央政府出台的以投资性财政支出体系为主的财政体制制约了公共财政所应该发挥的作用。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其应该负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将中央政府下发的少量财政资金用于发展见效快的短期经济，违背了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2.分税制限制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我国目前的税制是采用分税制的方法，由于中央和地方的事务权力和财产权力得不到统一，一部分投资和建设工程的财政拨款没有明确的投资方，本应由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建设项目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也正因如此，限制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而财政支付制度是建立在税收返还的基础上，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给予省级政府的资金支持与划拨额度，而对于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却没有做出相关的专项政策与规定。因此县级、乡级地方政府并没有因为此项制度而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3.专项资金使用落实不到位。对于我国目前资金制度来说，专项资金使用制度并未对城镇化建设相关作出专项规定，因此也不能使制度完全应用于城镇化进程中，导致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需资金来源不确定，不能保障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正常运行。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使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城镇化建设项目的推进主要依靠土地拍卖，融资等方式获取所需资金，然而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等方式获取资金却容易带来诸多资金问题如房价涨幅大，房价过高，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发展不相协调等问题，因此要想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二)地方政府回应能力不足

所谓地方政府的回应能力，即通过一定渠道，地方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向社会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信访事件进行感知并作出反应的能力。因此作为政府部门来说，其回应能力可以包括感知和作出反应两个部分。而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将城镇化与其他发展脱离，只注重眼前的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政府短时间政绩，尤其没有注重当地公共服务与民众的需求，尤其没有与当地环境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此出现了PX项目爆炸事件、城市周边环境污染、农作物减产、强拆事件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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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政府的整合能力不足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于其所管辖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的利益进行整合的力度以及效果，称为地方政府的整合能力。而在城镇化发展和环境建设中，环境及资源整合的问题也时常出现。地方政府管?内不合理规划及乱建现象屡有发生，影响城市整体形象，以及景观环境，同时造成资源浪费。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建完拆，拆完再建的恶性循环，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另外，在地方政府整合方面还存在资源共享方面的问题。地方政府管辖区域的各项优势资源不能够充分整合，因此会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现象的发生，因而当地城镇化无法达到整体性向前推进，影响城镇化的有序进行。

三、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措施

(一)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有效性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时刻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推行循环经济，是城镇化继续推进的必然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一些领域采取了相关措施，出台相关法?政策来消除城镇建设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北京政府建立了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使环境破坏及资源浪费现象得到有效缓解。中央政府也在环境保护方面对地方政府进行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当地发展现状和实际条件进行管理和调整。由于我国目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仍然与其他建设存在一定距离，因此方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在生态文明层面发展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

1.从价值观念进行转变。从传统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进行转变，从以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向生态经济型价值观进行转变，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逐步建设整体性和生态经济型价值观。

2.将产业向生态产业转变。发展生态工业与生态农业，在物质上实现生态生产的同时，还要集中投资扶持信息产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为我国城镇化建设做出贡献。

3.对民众进行生态文明普及教育。对民众进行生态文明观的教育，使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和环境上的城镇化，更是做到全社会的发展及进步，为进人生态文明时代做准备。

(二)健全环境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机制

在传统的环境治理工作中，制度层面政府是政策制定的唯一主体，而微观层次的监督主体也大多是地方政府本身。社会力量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空间都十分有限，因此难以实现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形成全民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环境治理的现象。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在环境保护的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与城镇化建设中越来越不堪重负。因此可以弱化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管制地位，将市场和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由市场和社会进行解决，这样省去了中间传递的环节，并且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地方政府就是要集中力量做好宏观配置、综合决策、保证环境监督执法到位和公平。另外，在公共事务方面，组织协调多方共同对城市进行治理，为确保公共利益的真正实现，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作为隶属一定共同体必须共同行动，积极参与更大范围共同体的利益安排与分配，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共同体成员利益中心，这样也能够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进而有效提高城镇化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