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论文

[摘要]国家建设是国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转型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家建设体现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两条路径。具体的国家建设实践取决于党内领导精英对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处理即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认知取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建设取向经历了理想主义、发展主义与科学发展观的变化历程。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论文 篇1：

试论社会资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

[摘要] 社会资本是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一种积极因素，它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来说，网络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良好治理和管理民主局面的实现，互惠规范这种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的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的水平，信任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民的良性互动和农村的社会和谐的水平。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社会主义新农村； 网络； 互惠规范； 信任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支促进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良性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来说，网络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良好治理和管理民主局面的实现，互惠规范这种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的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的水平，信任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民的良性互动和农村的社会和谐的水平。

一

要弄清楚社会资本对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功能，我们首先就要对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有一个初步了解。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余年才兴起的一种理念范式。作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视野融合的产物，它被广泛地用来解释社会发展、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极富有解释力与预测力，并成为许多政府组织与国际组织制定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理论工具。

早在1980年，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组文章，题目为“社会资本随笔”，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由于他的文章是用法文发表，所以没引起英语学界的重视。随后，经济学家格伦·卢里从经济学的角度使用了这个被布尔迪厄作过社会学解释的社会资本概念。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发表专文，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论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经济社会学理论。1993年，美同社会学家帕特南写作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问世，这是他和一些同事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20年调查研究的成果，该书一问世立即使社会资本理论风靡于世。帕特南在书中对社会资本作了这样的界定：“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这一定义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并被作为解释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社会发展现象的关键因素。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较，社会资本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是公共物品性。这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重要的区别。所谓公共物品性，就是当它被一些人使用时并不会影响其他人的使用。这还意味着它不能被少数拥有者作为私有财产随意转让，它是可分享的，而不是可分割的。二是互惠性。社会资本在使用上可以达到互惠的结果，从而促进集体行动。二是可再生性。社会资本可以由使用和投入而得到增加。四是无形性。它与表现为厂房、机器的有形的物质资本不同，它是一种我们感觉得到，但又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存在物。社会资本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帕特南提到的网络、互惠规范与信任。

二

社会资本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网络。这里所说的网络，是指社会行动者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集合，它是人际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换的桥梁与纽带。它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垂直型的网络，一种是水平型的网络。在本文中的网络，专指帕特南所提到的水平型的公民参与网络，它的载体为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即介于政府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的民间组织和团体，社会中介组织。在农村，这些公民参与网络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一是自治组织，最具特色的是村民代表议事会，其他还有村民议事会、议事小组等。议事小组成员由农民直接选举产生；议事会成员由农民代表选举产生。由选举程序可以看出，这种自治组织最具群众性和民主性，最能代表广大农民的意愿和要求，当然，它对农民也就最具有号召力。二是自我管理组织，如“红白事理事会”、“老年人协会”、“妇女禁赌协会”等。这类组织一般不具有较为严格的选举程序，或者由威望较高的“热心人”发起组织，或者由部分群众推举，总的说来，缺乏规范性。但由于它与农民家庭的日常生活有着较为直接联系，对村风民风影响也较大，因而，在对农民的引导和管理上作用明显。三是自我服务组织，如经济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协会(研究会)、扶贫救灾福利基金会等。这类组织出于农民自愿的原则，承袭了农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原来集体化的传统组织资源，以互利合作为主要目的，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帮助农民解决小农生产方式的矛盾和问题方面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四是自我娱乐组织，主要指由文体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业余文化团体。这类组织是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向多元化发展，实现农民“自我娱乐、自我表现、自我教育”的一种较好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区存在的这些公民参与网络对于促进农村中的良好治理与管理民主局面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农村的各种公民参与网络能为村民与政府以及企业之间提供一个沟通和参与的平台，促进村民与政府、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良好治理局面的实现。农村公民参与网络的存在，可以为村民的利益表达、利益的集中提供多种渠道。一方面，每个村民通过参与网络把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及各种要求、愿望、批评、意见集中起来，反映给村级组织与企业，使村级组织与企业充分懂得民众的需要与自己服务存在的不足，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与改进自己的服务；另一方面，村级组织与企业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与民众进行沟通，传达组织的意图或企业的意见给民众，从而推进三者之间的理解与合作，促进对农村社区内的社会事务的治理。

其次，农村内的各种公民参与网络能促进农村社区内管理民主的实现。农村社区内的各种公民参与网络都是由个体自愿结合起来以达到某种目标的网络，每个个体都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成员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存在着依附的关系，不是一种庇护——附庸的关系。因此，公民参与网络成员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是一种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横向互动，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庇护——附庸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纵向交往。这决定了他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时，不能通过强制的手段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沟通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通过对话、协商、妥协与平衡，即通过一种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来解决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调节相关各方面的关系，最终达到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这些都有助于在各种参与网络内实现管理民主，促进基层群

众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帮助农民解决共同性的问题，满足农民共同性的需求。

三

社会资本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互惠规范。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总是具有某种形式的有来有往的互惠特征，强调“互惠”不仅对于原始社会，对一切社会都很重要，人与人之间的所有接触都以给予和回报“等值”这一图式为基础；无此基础，社会之平衡与团结将无法达成。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在西美尔的关于人际互动具有互惠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互惠的规范”，认为这是一种“内化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帮助过某人，那么人们便期待后者表示感激并且有机会回报一次服务。如果他没有表示感谢，也没有回报，人们就把他看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不值得帮助。如果他做出恰当的回报，那么其他人所得到的社会报酬就会成为进一步扩大帮助的诱因，这种行动形成的互换就在两个人之间结成了一种社会纽带。”正是这种内化的规则使人类承认应当有相互报偿的义务，构成了人们团结合作的基础。同时，互惠的方向并不局限于行动者双方而能扩大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用纽顿的话来说：“就社会资本而言，互惠最重要的形式，是一个恩惠风水轮流转的社会及其公民的一个一般化的特征，即个体为他人提供便利并不是因为他希望立即并且以对方曾经受益的方式得到报答。毋宁是说，他将在必要的时候，不固定的时间被一个不固定的人(很可能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在将来在某个时候报之以好处。因此，一般化的互惠，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风险和自愿。”

互惠规范这种社会资本的大量存在，非常有利于加强农村社区内的凝聚力，促进人际合作关系的形成，从而促进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风文明及团结互助局面的实现。受经济市场化的影响，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的工具化和“资本化”十分明显，村民之间的交往非常讲求实利，亲人之间、邻里之间、村民之间的合作互助行为大大减少，农村社区的凝聚力有所降低。而互惠规范的大量存在，则有利于减轻这种不良倾向的继续发展。因为比起一次性交换，互惠强调“交换”行为的多次、重复和预期性，是人与人之间以相互预期的行为为基础的持续关系，这种关系的恰当的比喻是：“我为人人，人人为人”。这样一种互惠关系经过长期的重复博弈，最终会通过惯例、习俗、礼仪传统等非理性形式固化为文化的形态而延续下来，潜移默化为人们的内心习惯和日常行为之中，从而形成一种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提高整个社区的团结互助水平，从而促进整个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风文明。

四

社会资本除了网络、互惠规范这两种表现形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信任。所谓信任是指“一个行动者评估另外一个或一群特定行动者将会进行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概率水平，这种评估发生在其能监控此特定行动之前，而且这种评估在一定情境下作出，并影响了该行动者自己的行动。”信任是联系社会成员的一种基本纽带，是人们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个人本体安全感和幸福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信任不仅是市场运转的保障，也是社会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底线。早在上个世纪初，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就说过，“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靠着信任的功能)个体的、起伏不定的内部生活现实地采取了固定的、牢靠之特征的关系方式。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得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社会信任可以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两种，在这里我们专指人际信任。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大量存在可以促进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农村社区的社会和谐。任何人际之间的良好互动都必须建立在对他人的信任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他人的人格信任，人们就有可能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不能相互认同，以致主动相互猜疑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始终不能与他人进行良性互动而使结果达到双赢。对他人的不信任心理还有可能侵蚀和破坏个体对社会的认同与责任感，造成社会疏离，甚至制造和推动社会越轨，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和谐。著名的“囚徒困境”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两个罪犯被当作嫌疑犯抓获，隔离囚禁候审，二人均在思考招还是不招，若二人不招，各判一年有期徒刑；若一人招供，另一人不招，招供者立功释放，不招者判十五年徒刑。若二人都招，各判十年徒刑。试验结果表明，由于两人缺乏对对方的人际信任，他们总是选取都招供的策略而各被判十年徒刑，而不能达到最优的结果；若两人能够信任对方而都不招，得到各判一年徒刑的结果。而社会信任的存在却可以走出这种“囚徒困境”，可以使关系的各方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预期，促进人际之间的沟通，从而减少交易费用或成本，达到良好的人际互动。

同时，信任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还能促进整个农村社区社会和谐的实现。当前，受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严重的信任缺乏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杀熟”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不但影响了人际关系之间的和睦相处，也影响整个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和谐。而加强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建设，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转型给农村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不但能够在各种公共生活以及私人生活中养成宽容和妥协的品德，允许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和意见的存在，当争议发生的时候，这种信任容易使彼此之间达成妥协，并且能为各方共同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心理基础和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人们能够互助互进，从而使整个农村社会达到诚信友爱与社会和谐的局面。

概而言之，社会资本作为一支促进社会发展的良性力量，它会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出其不可替代的功能。虽然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资本还存在着存量不足、分布不均、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但只要我们积极地重视与支持它们的建设，它们必将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本文作者：湖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许冬梅

作者：艾理生

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论文 篇2：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新中国国家建设取向的历史考察

[摘要]国家建设是国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转型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家建设体现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两条路径。具体的国家建设实践取决于党内领导精英对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处理即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认知取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建设取向经历了理想主义、发展主义与科学发展观的变化历程。这种取向转变，既是社会危机驱动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成长并走向成熟的体现。

[关键词]国家建设；认知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建设是一个国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整体性过程。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体系下，国家建设有着不同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开启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国家建设呈现出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建设两条路径相互交织的发展脉络特征，这一特征深刻影响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具体实践，主要取决于党内高层精英对于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国梦”、如何获得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增强政治合法性以及巩固执政地位等问题的探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政治精英的更替，对于上述问题的认知与回答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建设取向。对于新中国国家建设取向及其变化的考察，既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国家成长与政治发展的观念途径，又为完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其执政地位总结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一、国家建设：基本内涵与分析路径

西方语境中的“国家建设”存在“nation-building”与“state-building”之分，前者强调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构建，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而后者更加强调国家制度体系建设，表现为一个“技术过程”。在国内，许多研究者将前者对应为“民族国家构建”或“现代国家建设”，而将后者对应为“国家政权建设”。在该种区分下，nation-building体现“目的性”，而state-building则体现为一种“手段或途径”，因而就有了“Nation-building through State-building”（经由制度建设实现国家政治合法性与国民认同）的表述。此外，也有许多学者认为nation-building与state-building事实上很难明确区分。“在北美学界，两个概念有时候被交替使用”。①德国学者Armin Bogdandy等在一篇文章中则指出包括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内的许多国家建设的著名研究者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严格区分上述概念。

在承认两个概念有所区别的前提下，②本文在使用“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一词时，将同时指涉国家认同、政治合法性构建以及围绕国家政权所进行的各项制度体系建设等多重内涵。具体而言，作为国家形态的历史性转型过程，国家建设同时囊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它既涉及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强调的“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等现象，又涉及德国学者本迪克斯（Bendix）所强调的合法性权威以及民众对国家的文化认同，还涉及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国家（政府）自身角色的转型即由权力载体向“公共服务角色”的转换。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有研究者认为国家建设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国家权力日趋集中化和对社会的有效渗透”、“高效官僚体制的确立”以及“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兴起”等维度。或者如另一位研究者所总结的，国家建设应包括“基于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基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基于公平的民生国家”。在现实的国家建设过程中，依据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不同，以上各个维度或者同时展开，或者依次进行。

至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历程，则既呈现出西方理论视域中的共性特征，也有其独具特色的发展脉络。例如有研究者指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存在着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建设两个并存的逻辑”，“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新中国建立后，都是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同时并举”。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现代化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动态过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现代国家建设则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政治维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始于鸦片战争时期，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历史潮流对中国传统社会和制度进行全面冲击后的结果。而1949年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由此，“现代化”、“社会主义”以及“国家建设”成为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核心主题。林尚立教授在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作为新中国国家建设的两条路径进行分析时，深刻剖析了二者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一旦展开，就直接面临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以现代化为基础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实现现代化”，“落后国家要实践社会主义，就必须将现代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实践放在一起同时进行，而在理论中，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即建筑在现代化发展比较成熟的基础上”。由此，源于理论与实践的落差，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国家建设很快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张力。现实中的国家建设实践走向则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党政权威决策主体对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处理以及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认知。这种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入手来考察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历程的做法，提供了一种分析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宏观战略取向以及政治社会发展特征的重要思路。

二、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建设取向：理想主义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中国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国家建设并非始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民族独立这一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使命则是在其领导下最终完成的。而且随着共产党在中国的成长壮大，中国的国家建设构想中增添了社会主义的维度。林尚立教授详细考察了1949年之前中共对于“建国蓝图”的认识发展，明确指出“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相统一”是革命过程所取得的重要经验。1949年建国之后，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相统一的实践框架本应当立即转变为政权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相统一的实践框架，即中共领导下的国家建设应由“革命”的逻辑转变为“建设和发展”的逻辑。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政权威没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发展间的关系，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判断失误，从而“把一切的发展都寄托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的建设之中”，迫切地“要在中国使社会主义从理想转变为现实，而不是通过建设和发展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因此其取向必然“宏大而理想”。在现代化尚未全面展开的落后中国迫切追求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实现，理想与现实间的张力可想而知。在革命逻辑的路径依赖影响下，这种张力不是通过让理想回归现实来谋求缓解，而是“通过让现实无条件地服从理想而释放的”，从而导致了国家建设的扭曲并在“文革”中达至顶峰。

具体来看，源于毛泽东个人在党内的特殊领导地位，其本人对于国家建设的认知取向基本主导了集体化时期国家建设的实践走向。建国之初，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政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较为谨慎，认为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作为过渡。然而，源于毛泽东思想中浓厚的“大同”色彩以及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热情，在受到建国后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的局面鼓舞之后，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认知发生了明显转变。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标志着毛泽东已完全放弃了建国后先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的设想，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到了50年代中期，由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进一步扭曲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知。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赶超战略”、“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人民公社化的推进等都是毛泽东个人理想主义式国家建设逻辑取向的延续与体现。此外，尽管许多研究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本人很早以来是接受“现代化”概念的，但是一方面只是将其用简单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指标来替代，另一方面则急于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来实现现代化，从而最终造成社会主义的理想化取代了现代化建设的理性发展。③

在这种理想主义的国家建设取向下，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者开始了对整个社会的“大改造”。起初，是仿效“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国家指令性经济以及高度集权的国家权力统制形式。在当时，对于急于实现现代化与“强国梦”的中国而言，“苏联模式”是一个寄托着社会主义美好理想和能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但是随着中苏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分歧的加剧，50年代中期之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开始反思照搬苏联体制的弊端，并逐渐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一元意识形态的强调，包括单位制、人民公社制、户籍制、阶级分类制等在内的社会管理体系的构建，阶级斗争以及政治动员的屡屡发动等，均是理想主义国家建设的具体实现策略。除此之外，包括就业、住房、医疗卫生、养老等在内的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也均呈现出浓厚的理想色彩，即为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刻意强调“平均主义”取向的“按需分配”甚至“免费”供给，超越了许多地方的经济负担能力，从而难以维系。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建设取向：发展主义

理想主义的过分凸显最终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紊乱并使得现代国家建设进程被中断。严重的社会危机产生了一种重新定位现代国家建设路径取向的现实压力，而中共领导精英的更替使这一转变成为可能。在邓小平领导集体的推动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开放战略的做出标志着中国国家建设重新起航，其出发点“是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化，而不是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这种转变根源于邓小平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新认识，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尝试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以及中国发展的规律来全面把握中国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最终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邓小平领导集体对于新时期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的认识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认知转变的基础在于党内意识形态的创新，特别是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前者使新的领导集体对于国家建设取向的定位能够摆脱毛泽东的权威影响而落实于中国的发展实践，后者则代表着一种对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重新定义。到了90年代中期，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对于“姓资姓社”问题的回答和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处理意味着新的国家建设取向逐渐明确。归结来看，邓小平眼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经济建设。他本人曾明确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阐释中，首要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此外，“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强调，均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领导集体对于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转变为以经济建设统领现代化建设并进而导向社会主义目标。

然而，如果说对于经济建设的强调表明了一种想要使毛泽东时期国家建设的“理想”回归“现实”的努力的话，对于经济增长的关注特别是90年代后对市场化取向的过分渲染则产生了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发展主义（或GDP主义）。发展主义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所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有学者指出，发展主义是贯穿在邓小平政治哲学基本范畴中的“灵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建设历程中，经济成长所呈现的发展绩效成为中共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以及政府认受性的源泉。可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发展主义取向下的国家建设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增长内容在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离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共同富裕”渐行渐远。当经济建设产生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时，中国就已逐渐陷入被称为“增长的异化”或“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泥潭之中。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政策成为整个国家政策体系的核心，包括各种社会政策乃至政治改革政策在内的其他政策均成为经济政策的“配套”措施。而且在很长时期内，都以经济绩效或市场化标准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等政策优劣的主要标准，从而导致改革开放前所建立的各种社会福利体系迅速解体。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失去保障的过程”。这种发展结果，显然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核心要义与价值指向。

四、新世纪后的国家建设取向：科学发展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国家建设回归到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之中。但是发展主义取向下的国家建设实践则产生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不断发生。主要的问题与矛盾可以集中表述为社会“民生”问题，即“许多人口的生存条件和福利状况的改善与国家经济发展相脱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分配不公日益严重，弱势群体受到严重的权利剥夺，从而导致继续深化改革缺乏普遍共识，各种群体性事件接续发生，既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绩效合法性”回报率也逐渐递减。随着“部分人的先富”，这部分群体也逐渐“拒绝将经济成就作为政体合法性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基于执政者的理性自觉，还是源于社会矛盾的压力推动，实现国家建设取向与发展理念的转变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这种取向与理念的转变在21世纪后随着新一届党政领导层的更替而逐渐体现出来。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重新解释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义，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表述，并在随后的几次表述调整中逐渐将重心转向“公平”维度。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式标志着国家建设取向的根本性转换。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原则，意味着一个“为人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化取向正在取代一个“为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化取向。随着“人”取代“物质”成为国家政策选择的基础，科学发展观成为新世纪中国发展政策的“新范式”。随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更是表明中共领导层对于科学发展观下国家建设路径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在2005年，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产生了创新性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④有研究者明确指出，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国家建设内容的增加，而是“国家建设整体形态的变化，即国家建设不仅仅在于维护政权、巩固制度，更重要的在于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创造一个稳定有效的政治共同体、一组规范民主的制度体系和一套深入人心的核心价值”。此时，国家领导层对于现代国家建设路径的认知已经较为成熟，即经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巩固和发展。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开始发生转变，并以十七大提出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其目标模式。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维度，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并非简单只是政府内部的机构调整或作风建设，而是一场整体性的体制变革。服务型政府不仅意味着高效、透明、法治等原则，更加强调政府（国家）职能的重新定位，即突出公共服务供给这一基础性职能，要求政府实现由“统治者”、“管理者”向“服务者”角色的转变。当前时期各级政府对于构建“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命题的强调即是这种转变的重要体现。在具体政策体系的构建上，也逐渐改变了以往经济政策绝对主导的局面，开始关注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民生”导向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些福利性政策供给已经不再仅仅作为过去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的救济、补充部分出现，而是成为了党政高层政策关注的核心。正因如此，有学者断言中国开始逐渐步入了“社会政策时代”。

五、结论与余论

现代国家的确立和成长与现代化建设进程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领导则又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诸要素。因此，现代中国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国家建设同时具备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两个维度。从理论逻辑上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形态，应当建筑在现代化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建设尚未全面展开的落后国家来实践社会主义，则面临着理论与现实间的巨大张力。具体的国家建设实践路径选择，主要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精英对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内容的界定以及二者关系的处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发展形势下，党内权威领导者（个人或集体）基于各自秉持的发展理念以及对现实问题的认知，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建设取向。在集体化时期，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但是理想主义的过分彰显最终导致政治社会的紊乱与现代化进程的停滞。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重启了现代国家建设进程，并逐渐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发展主义取向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使得这一时期的国家建设实践面临着新的困境。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未来国家建设的实践走向进行了新的定位，从根本上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间的内在张力进行了调和，为今后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明确了方向。

通过对新中国国家建设取向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在特定时期国家建设取向的转变，一方面，是危机驱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间的张力凸显而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危机后进行挽救的必然选择。但是在面临社会巨大危机时，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及时诉诸理性主义的逻辑，将国家建设引入尊重现实、按客观规律发展的理性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国家建设取向的转变是伴随党政领导精英的更替而产生新的执政观念与思想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成长并走向成熟的体现。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创新。这些创新，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也是巩固自身执政地位、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国梦”的必然要求。

在经历了理想主义与发展主义取向所带来的国家建设经验与教训之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代表着一种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新发展理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进展将有赖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有赖于顶层制度设计与具体政策实践的互动与推进。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宏观的理念取向，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也需要继续丰富完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以及新一届党政领导集体的形成，为这种发展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这些都意味着国家建设取向的进一步成熟以及国家建设路径的更为明确。

注释：

① 参见维基百科对“Nation-building”词条的解释，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building。

② 对于不同概念内涵的比较与梳理，可以参见杨雪冬：《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一个理论综述》，《复旦政治学评论》，2005年（第2辑）。

③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集体化时期理想主义的“全面胜利”并不意味着理性主义的荡然无存。当过度的理想主义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严重危机时，具有反思能力与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也往往能转向理性主义的基本逻辑，尊重客观现实、按规律办事。例如“大跃进”受挫后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以及对“左倾”错误的反思等。相关论述可参见李友梅等：《从弥散到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1921-201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9页。

④ 参见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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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悠然）

作者：张海柱

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论文 篇3：

新农村建设的价值缺失及人文重建

作者简介：应柿红（1995-），女，浙江宁波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学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白倚梦（1995-），女，浙江温州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学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摘要：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倡导文明和谐的农村社会的同时，“读书无用论”的论调却在中国农村地区呈现蔓延之势，这反映出新农村建设的价值缺失。新时期“读书无用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教育原因、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针对这些原因，在加大农村基础建设的前提下进行人文重建要加快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同时深入探索社会经济结构转型。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读书无用论；农村教育

2005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指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要求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有“文化”被放置在第一位，显示了文化建设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2015年2月，一位博士生的返乡日记《迷惘的乡村》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文章最后一部分 “知识的无力感”中写道“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新时期的“读书无用论”是一种因为教育成本高，毕业生就业难，教育投入得不到相应回报而认为教育效用下降的社会观念。检视新时期的“读书无用论”，我们发现“读书无用论”并不是论点持有者的真实意图。与其说他们真的认为读书“没有用”，不如说是因为各种原因使他们对教育能否产生个人价值和能否改善个人生活产生了怀疑。 一方面“读书无用”是人们面对现实情况的无奈而失望，另一方面“读书无用”这也是权衡利益后看似“理性”的“非理性”选择。“它是在新时期各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部分受教育者及家长的一种矛盾心理的表现。”[1]

一、新农村人文向度的价值缺失

（一）被边缘化了的乡村教育

在传统的乡村生活，崇尚“知识改变命运”，农村的文化生活也十分的丰富多彩。但反观现在的农村，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精神境界却不断受到物质欲望的侵蚀。电视、电脑、麻将赌博等成了农民娱乐消遣的主要方式，文化生活呈现低俗化、荒漠化。而这样肤浅的文化氛围势必会对农村学生的文化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许多农村学生受父母影响沉迷于赌博、网络中不能自拔。

面对越来越困难的就业形势，农村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下降，同时由于其所学知识侧重理论而在实际应用中缺乏“用武之地”，知识分子在农村形成的“读书无用”形象伴随着农村“熟人社会”的影响势必会打击其他农村家庭对下一代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农村读书无用论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村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村大学生，他们不仅要承受大学扩招带来的学位贬值，收入相对下降，更要承受地位下降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2]

（二）不断受到腐蚀的精神信仰

农村精神文化问题是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一环。“读书无用论”这一种短视的发展观，不仅在显性层面上造成了大量人才的流失，缩小了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甚至是全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还在精神层面上腐蚀了中国人的情感价值观，使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成为空谈。

如今知识改变命运的传统精神信仰受到严重冲击，使原本就很薄弱的农村基础教育更加困难重重。许多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不闻不问，甚至早早让孩子辍学，同时通过灌输“读书无用”的思想影响孩子对知识的价值判断，使孩子主动放弃学业选择打工来贴补家用。“如果不正视并尽力弥补社会底层的绝望情绪，任其在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充斥这股思潮和论调，则无形中会动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支柱。”[3]

（三）空壳化的书斋学堂

我国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学且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了较多资金和人员，并希望以此谋求农村地区的教育公平和发展。但是，由于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地区的不断蔓延，某些村民只关注到教育的工具价值，片面追求物质金钱，坚持“读书无用论”且认为读书不如打工、经商来的赚钱快、赚钱多，并影响到学生自身对读书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辍学率和弃考率的居高不下。

据“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17所农村初中学校中，辍学率参差不齐，差异性较大，最高的为74.37%，平均辍学率约为43%，大大超过了“普九”关于把农村初中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要求。

与此同时，高中生的辍学率和弃考率也在不断攀升，农村地区的高考弃考问题已经成为常态，并且弃学比例在不断攀升。据《武汉晨报》和《中国教育在线》报道，2011年湖北省和青海省的农村考生高考弃考率分别达到近7%左右。

二、人文价值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基于教育层面的价值取向异化

“读书是否有用”这一问题其实是对教育价值的怀疑。人们对教育的态度是建立在对教育价值的评价之上的，对教育价值的不同评价，导致人们对教育持有不同的态度。[4]

1. 培养定位上的异化

教育的社会价值，体现在教育通过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教育的个人价值，体现着个人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和创造、享受的价值[5]。就个人来说，教育首先要传授人生存于社会的技能和本领。因此，对于学生而言，他们更希望接受的是对自己有价值的教育，而不是先考虑社会的需求。教育只有被受教育者认可和接受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但反观当前教育制度，其制定的出发点多倾向于社会，课程的设置也仍是以社会需要为取向。新课程改革注意到了提倡个性，但仔细追究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个性”仍然是抽掉了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体之后的“共性的个性”，如共同的“创新精神”、共同的“创造能力”。[4]这样的提倡对群体意义上的“人”的有用是局限的。很多“有用的知识”从国家到老师一直强调其价值，但是对学生个体说不上无用，但又看不出有什么用。

2. 培养路径上的异化

从小学到大学，理论知识在教学内容中占主导地位。大学之前，学生主要通过大量的背和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考上大学后，大学又致力于培养学术性人才，然而事实却是大学扩招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层次下移，多数大学生从事的是实践型、操作型的工作。这些重实践轻理论的工作与学校教育的培养模式背道而驰。

农村学生在接受过多理论知识同时，反而丧失了必要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对于农村学生而言，必要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往往更能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用和价值。由于学校和家庭对理论知识的过度推崇，导致许多农村学生眼高手低，好吃懒做，缺乏实践动手能力和踏实肯干的精神。

（二）基于经济层面的收支矛盾

在市场经济中，效益最大化是人们的追求。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收支状况、逻辑体系也深深影响到家长和学生群体。读书所产生的投资与收益的矛盾是农村地区产生“读书无用论”的原因之一。

1. 入不敷出的教育投资

在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家庭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甚至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同时上学的情况。这样的经济负担是普通的农民家庭无法承受的，尤其在一些贫困家庭辍学现象更是屡屡发生。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费和生活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加重了农村大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而农村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经历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习。虽然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了“两免一补”，但是学生在这三个阶段的总花费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就与农村家庭的实际教育经济需求产生了较大差距，且“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农村家庭不但无法实现教育脱贫的愿望，反而因教育的投入而导致家庭经济的日趋下降。”[6]

2. 效应迟缓的教育回报

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自费上大学、借贷上大学等现象成为常态。教育投入作为一种经济资本投资，人们期望获得一定的收益。然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导致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降低，大学生的平均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甚至连基本生活需要都难以保障，尤其是对于一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大学生而言，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不能走出农村，摆脱不了农民身份，达不到向上流动的目的。但是，在孩子求学的过程中，父母为供子女读书，不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还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农民家庭对大学生的培养风险要远远高于城市家庭，当教育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时，不仅仅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贫困落后，也会大大挫伤农民的教育积极性，对学校的教育产生失望情绪认为读书无用。

（三）基于社会层面的资源流动差异

陆学艺等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7]农民后代是社会资源相对缺乏的群体，其所获取资源配置的公平可能性往往不尽人意，同时代际传承和阶层固化也加剧了农村学生求职的难度。

1. 区域资本的空间分布不均

社会不公平导致教育不公平。我国的教育区域发展呈不平衡状态。城市和农村地区无论是教育经费投入方面还是师资力量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就影响了农村学生进入高校就读的可能性，农村学生很难取得与城市学生同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每个人所占有的先天资源各不相同，相对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所占有的先天资源就少的多，甚至可以用匮乏来形容。同时随着普通人创业越来越艰难，通过市场途径实现阶层流动、改善自己地位的机会越来越少。学历已经不再是人才选拔的必要条件，个人所积累的社会资本逐渐成为找到一个好工作的关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工作收入不再与其接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而与这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多少相联系。

2. 社会资本的时间叠加累积

在市场化社会中，农村大学生通过个人努力与奋斗实现在现代社会结构中自下而上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诸如家庭背景、亲缘关系、社会关系等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似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强化了阶级固有，减少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而阶层流动可能性的减少，对于从实际考虑知识价值的农民学生来说，知识对其的吸引力必定会大大下降。

我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阶层内部的流动。出生地的不同导致城乡学生获得的学习机会严重不均，农村学生很难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虽然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农村的政策倾斜，但是良好的教育资源总是向城市流动，农村教育资源的流失十分严重。

三、新农村建设的人文重建

（一）主体性教育观念的确立

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这要求在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实现幼有所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学校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并将其贯穿于教育的各个领域，同时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巩固学校价值观教育成果。在农村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中应注重农村家庭的教育价值观念引导，通过家校联系和沟通遏制和摒弃“读书无用论”的滋生蔓延。

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包括社会价值也包括受教育者的个人价值。因此，教育制度的制定和开展都应时刻关注其对个人的价值意义，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为已所用，学以致用教育的价值不是局限于提供一技之长，农村学生在面对复杂的就业环境时，也要试着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认识到大学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着眼于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与人格的完善，防止教育的片面工具化与功利化，推动教育向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复归。

（二）乡土化课程体系开发

教育内容应关注实践导向以适应多元化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建立有利于持续更新的课程开发和管理体系，使课程及时反映社会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农村学校要设置有利于学生职业生活的课程和直接改善学生生活的课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开发既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又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的适合本地方的乡土课程体系，以此使农村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竞争。

设置多种形式的教育以满足不同阶层的教育需求。除全日制、函授、自考等正式学制教育之外，应开设更多适合不同群体的非正式学习形式，培植以受教育者需求为导向的，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以提高他们急需的知识技能为目标的临时培训体系。

（三）教育投资的优化升级

在面对农村教育不断衰落的现实情况下，政府应优先考虑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提高农村教师的资薪待遇和社会地位。同时，加大对农民大学生的教育投入，提供一定的教育经济扶持和就业扶持，提供专门的就业渠道，开设农村——政府——大学一体的农村人才培养模式，帮助大学生返乡就业，回报家乡。

此外还需改变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结构，加快推进社会产业结构转型。大学生从事低端的机械劳动，其实是对我国教育投入的一种浪费，但是由于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现状，迫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进入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去，一方面所学的知识得不到应用，另一方面，较低的收入回报滋长了社会上的“读书无用论”。

同时，政府应创设较为公平的创业和就业环境，为农村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通过建立公平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来为农村大学生提供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在市场经济下，政府要激发各种经济模式的活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为农村子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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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柿红 白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