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生发言稿

文学与人生发言稿（共6篇）

篇1：文学与人生发言稿

文学与人生发言稿

——沿着心的足迹寻找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沿着心的足迹寻找。

拜读梁小斌先生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这么两个句子“我在这广大的原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作者在思考着什么？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沿着心的足迹，来寻找属于作者，也属于我们各自的答案。

诗中选择了孩子脖子上的钥匙这一常见的物品，这是家与温暖的体现。它可通向孩子纯洁的心灵之门。诗人借这一生活用品意象化、精神化，使它的物质功能延伸、扩展到精神世界，这钥匙便成了打开心灵、精神乃至历史之门的象征。而现在，这一切都失去了。

更为重要的是，诗人把“钥匙”这一象征意象与“中国”并列，把“丢失钥匙”与“十多年前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相连，使得诗的内涵一下扩展到一个广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便是 “文革”。有了这份象征内涵，我们不难想象，这首诗正是诗人对使人精神蒙昧、心灵野蛮的历史的控诉，对历史真实的寻找与思索，对健康的精神、彩色的理想、甜蜜的爱情、幸福的生活的向往。

似乎，诗人的追寻和思考都已经有了结果，那么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不是该结束了呢？我想不是，一把钥匙，一个中国，这无关乎历史，无关乎诗人本身，我们要关注的，是每一个人，在一片历史中的姿态，是每一个国民，在一段往事中的归宿。而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俸守的。

诗中所提到的红色岁月，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回忆中，就是那般的噩梦，没有人想过第二次。但仅仅畏惧就能避免问题的发生吗？我们要做的，是彻头彻尾的反省，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全新的，能够避免历史和社会悲剧的普适价值，我们称之为“信仰”。

其实上述便是信仰在我心中的定义，个人感觉，只要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支撑人的价值观念，保持人的思维方式，指导人的行为动作的动机，都可以称之为“信仰”，在我心里，信仰无关乎好坏，只是有的人，用对了地方，有的人，选错了方式。信仰更加没有固定的外在呈现，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无法用任何机械或客观的定义去描述“信仰”，但他确确实实存在，确确实实对我们自身，产生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首先，信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呈现形态，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学派景象，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竟然可以迸发出这样多的思想价值和处事准则，而它们背后，都有着促使它们产生的信仰。包括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到奴隶，到封建，到如今，都是人类不同阶段的信仰导致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分工的变迁。就像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所表现的那样，对于主人公李淮平来说，父亲是担任要职的共产党高级将领，家庭意味着幸福、光荣与自豪；而对于南珊来说，父母都客居国外，外祖父又是曾经有过那种经历的国民党将领，因此家庭带给她许多自卑与屈辱，成为她心灵的重负。在那段历史中，不同的信仰，让这两个人的感情甚至命运发生了如此骇人的变化，而这，也只有在文革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发生如此扭曲的事情。信仰在那段时期，似乎变味了。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信仰，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呈现出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指导，激励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所幸，中华民族的信仰总体是优秀的，呈现好的发展状态，即使是略微的变化，也没有影响到整体的精华。

其次，信仰是对每个人而言的，那些所谓的民族信仰，只是当一定程度的人群具有了共同或者说基本相似的信仰后，才能迸发出民族的凝聚力。为什么说，信仰是对每个人而言的呢？举个例子，先秦时中国的思想潮流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许许多多的哲人总是希望通过游历讲学来使别人接受他们形形色色的思想和价值引导。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反映在以《论语》为主要代表的儒家经典之中，那么《论语》是什么？它是纪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孔子希望通过《论语》让别人来了解自己的思维，让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只是孔子成功了，当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了孔子的观点，自然，也就有了统一的信仰。因此，我说，信仰是每个人自身的，它所能指导的，只是我们自身的行为，并不能左右我们身边的人，而当我们做出一致的行为时，才有可能形成社会性的成就或者是危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它就是一种精神支柱，它体现着人生价值的可靠落实，其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能够赋予短暂人生以永恒的意义。

最后，信仰无所谓对错，无所谓真假，只是有人在合适的时间，选到了合适的信仰，这边是社会之福，而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出了不合适的选择，这又是个人之哀了。比如“仁义”，若是我们在面对不可调和的敌人面前，还死守着“仁义”不放，那不免有些顽固了，又比如“战争”，主战派或者主和派没有固定的对错，当我们的领土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国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我们当然要痛下杀手，敢于消灭一切来犯之敌，而当我们处于和平发展时期，我们自然不应主动挑起战争，造成无谓的伤亡。而信仰纠结的集中体现，便是《红楼梦》中黛玉的遭遇，人们往往看到黛玉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骨子最深处对于传统文化的信仰，使得黛玉不敢反抗，或者说，她骨子里，虽然深受折磨，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原因。传统文化使这样优秀的女子缺乏了个性，缺乏了果敢与坚强。中国人骨血里的懦弱，不是一个黛玉可以改变的，更加不是宝黛之间那看似堪比金坚的感情可以弥补的。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我们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但是，有人能说，封建社会和人们对于封建思想的信仰毫无价值吗？必然不是，不然哪来的几千年熠熠生辉的古中国灿烂文明，只是，它没有给每个人正确的引导，更为确切的说，它已经不再适合那个时代的清王朝，那个时代的中国，因此，改革或者革命才势在必行，新的信仰才会呼之欲出。

我们一路走来，一路寻找，找到的信仰，确实这般的虚幻吗？其实不然，信仰不是我们从降临就立即存在的，它对于人的作用，也是由于后天的影响慢慢展现出来的。作为个人而言，我们应专注自己的内心，搭建好属于自己的信仰。这便是对生命的尊重，只有尊重自己的内心，才能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社会，尊重他人的生命。我们缅怀，我们思念，用尽一生的时间去回想过去，可谁又曾想到，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在哪里都是在流浪。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辗转奔波，我们顾左右，思前后。挣脱不了回忆的枷锁，皓首穷经之后，还是无法将回忆打破。这才明白，往事已成空 还如一梦中。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一方半亩荷塘，守住自己的信仰，生活，仍在继续，不是吗？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篇2：文学与人生发言稿

一、西方文化中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在西方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古希腊人对酒神精神情有独钟，而从柏拉图开始到近代社会又对日神精神深爱有加，要构建绝对意志自由的尼采对日神精神独霸天下很是痛恨，对日神精神的化身上帝，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大力度的高扬酒神精神。

一，希腊文化中的酒神精神悲剧精神

希腊文化和希腊精神是以浓郁的悲剧观念、悲剧意识为轴心而形成的悲剧文化和悲剧精神，它是希腊民族具有旺盛生命力并能深刻体认痛苦、超越悲观的源泉，是希腊民族精神的支柱和骄傲的资本。

而在希腊文化中，无论是酒神精神还是悲剧精神，它们都以高扬意志的坚强和生命的欢畅为主题。具体来说，悲剧精神是一种打不垮的“硬汉子精神”，是一种面对痛苦甚至死亡仍然能大笑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在对人生悲剧深刻体认基础上对人生悲剧的超越。从广义上讲希腊的悲剧艺术诞生于音乐精神（即酒神精神狭义上讲，希腊的悲剧艺术诞生于希腊文化的悲剧精神。从内容上讲，酒神精神暗含着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是酒神精神的一部分；从逻辑上讲，悲剧精神是酒神精神的必然，因为当悲剧甩掉颓废的外衣之后，就必然要用强力、“超人”的意志来充实自己，这样悲剧精神便走向了酒神精神。

古希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希腊民族的自豪感。它位于地中海东北部的希腊半岛上，是联系欧亚两大洲的交通枢纽。这里气候温和，是种植葡萄、橄榄、麦类等作物的好地方。人类文化学学者曾把地中海文明的三大要素概括为麦、橄榄和酒。酒成了西方文明产生的三元素之一。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酒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希腊人为什么创造出了自己特有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酒为什么与西方的文学艺术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为什么酒不仅成为诺亚逃上方舟时的携带品，而且成为英雄本色的体现和众神的祭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酒和酒神精神经成了希腊人所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象征，成为希腊文明希腊人生命体味的载体和媒介。

希腊人有着过于旺盛的生命激情，有着强健的体魄，有着对自然过于敏锐的思考和洞察，同时希腊人也承受着各种自然灾害和命运之神的戏弄。一方面，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造就了希腊民族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另一方面，命运之神的残酷无情，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以及生老病死等客观现实又使他们产生了不可名状的恐慌和痛苦，似乎大自然与命运之神赐给自己的优越并不能战胜同样出自大自然命运之神所赐予的厄运。一方面，作为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他们要征服自然，获取人的尊严与伟岸；另一方面，作为众神的奴隶，他们又只能遭受神的奴役与玩弄，成为神和命运的弃儿。正是在这种十分悖谬而又十分合理的二律背反式的思考与抗争中，希腊人为了从生存的严酷现实中暂时超脱出来，一方面开始从现实的人生转向艺术的人生，徜徉在艺术的、审美的自由之境；另一方面又从现实的人生走向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醉境。在这里，一切冷峻的理智和严酷的存在都被狄奥尼索斯的狂醉冲刷得荡然无存，一切必然的、逻辑的、道德的、伦理的东西都被狄奥尼索斯的狂放所代替，个体生命洋溢在高度的欢畅和自由之中，人的生命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希腊人之所以喜欢悲剧艺术，之所以喜欢在悲剧艺术中观照人生，并不是悲观、堕落、自暴自弃的表现，而是为了在悲剧的崇高与伟大之中品味人类自身的不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生命个体的人虽然在偶然或必然的抗争中毁灭了，但是作为人类的整体却在自然的更迭、循环中生生不息。同时，希腊人浓郁的悲剧观念和他们所信奉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特别易于感受到细微而深刻的痛苦，特别深刻地洞悉到了自然和历史的破坏力量，特别需要透过悲剧合唱队（即悲剧艺术的雏形）获得意志和安慰，透过艺术重新获得生命的体味。除上述有关希腊悲剧起源的阐释外，另据有关史料介绍，有些论者认为希腊悲剧起源于祭奠上的《酒神颂》，其内容大致为哀叹酒神狄奥尼索斯在尘世遭受的苦难与再生。与此相类的文字记载还有：希腊悲剧起源于阿提刻农村祭奠上死而复生事件的严肃表演。古代希腊原始部族都有祭祀植物神的仪式，仪式的主要内容是表现植物神死而复生的故事。这种仪式都与酒神狄奥尼索斯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果说人的天性是向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狂醉的，那么人们又为什么非要制造出一个阿波罗的法则来约束自己而作茧自缚？这似乎成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永恒命题和诱惑。

可以说，希腊文化中的悲剧意识、悲剧观念和悲剧体味因素，决定了希腊人一定会选择肯定痛苦而又藐视痛苦，正视悲剧而又要超越悲剧的酒神精神；而酒神精神诞生以后，又责无旁贷地促使着希腊文化的悲剧观念和悲剧精神的深化。可以说，在整个希腊文化的流程中，酒神精神和悲剧精神是相辅相承的。希腊人之所以热爱艺术，并不是为了寻求艺术的“庇护”，不是为了在艺术的港湾里获得休息，而是要通过艺术体认人生，品味痛苦，体验大自然的残酷和人类自身的伟岸。希腊人在自己的艺术作品、悲剧文化和狄奥尼索斯的狂醉中，发现与体味到的是自身的意志，在毁灭的痛苦与悲壮中发现的是自身的荣耀，在拉奥孔的剧痛中获得的是生命体验的快慰。

上帝赋予了他们强健的体魄，聪明的大脑和敏锐的感觉，同时也赐给他们战争、瘟疫和无穷无尽的灾难。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表现了希腊人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痛苦和惶惑：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他的儿子注定要犯杀父娶母的滔天大罪。为免此祸他就咬牙抛弃了亲生儿子俄狄浦斯。俄狄浦斯被科恩托斯国王波吕玻斯所收养。俄狄浦斯长大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了自己的命运，赶快离开异乡逃到忒拜国，在路上与人争吵打死了一个老人，这老人刚好是他的生父。由于他猜破了人面狮身的司芬可斯妖怪的谜语，为忒拜国消除了灾难，被忒拜人民拥戴为国王，并按照当地风俗娶了前国王拉伊俄斯的遗孀为妻。最后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犯下杀父娶母的大罪，万般无奈之下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自我流放。这传说深深震撼着希腊人的心灵，似乎人类永远也逃不脱命运之神的魔爪。一个人无论你是个英雄还是一个庶民，你可以获得一时一事的胜利，可能得到暂时的成功，但最终这一切都不免卷进奔腾咆哮的命运之河而付之东流。人生仿佛乘着一叶扁舟在浩瀚无边、飓风时起的大海里航行，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你可能侥幸躲过了险滩，但你还可能遇到暗礁，随时都有船毁人亡的危险。

一个古老的传说更使希腊人五内俱焚：米达斯王在森林中长久地追逐智慧的森林之神西勒诺斯（即狄奥尼索斯的伴侣），最后西勒诺斯落入了米达斯王之手。这位国王问他：对人类来说最大的善是什么？西勒诺斯回答说，可怜的朝生暮死的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你们最好不要知道的事情呢？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次好的事情则是早点死去。面对这样一种事实，这样一种困惑，希腊人难免会惶惑不安。自豪感和被命运戏弄时所产生的陌生感，征服自然的自信心和面对自然时所产生的茫茫然同时占据着他们的心灵。当自豪感和自信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希腊人决心去做自然、命运的主人；当大自然过分强大和命运之神过于桀骜不驯使得主人做不成的时候，希腊人感到手足无措。当他们处于酒神祭祀仪式的极度醉狂的时候，处于《酒神颂》展示的热烈景象之中的时候，处于丰收季节痛饮美酒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没了生命的担忧，没了理智骚扰的苦恼；在人羊神的狂欢劲舞的节奏中获得了心灵的快慰，在如痴如醉的《酒神颂》的祈祷中获得了生命的高扬，往日的痛苦和阿波罗的法则均被涤荡一空。这样，希腊的悲剧艺术便诞生了，希腊的酒神精神酒神精神所孕育的悲剧精神也就诞生了，有一半的生命生活在现实中，另一半的生命生活在艺术（即悲剧艺术）中；一半的生命生活在阿波罗严格的法则之下，一半的生命生活在狄奥尼索斯精神支配下的狂放之中。当在阿波罗严格的法则之下亦步亦趋的时候，他们感到拘谨、痛苦、茫然和不安；当来到酒神死而复生的庄严神圣的祈祷场所的时候，他们便感到获得了解放和自由。

因此，比较之下，希腊人更喜欢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支配下的醉狂和无羁，更加崇仰由狄奥尼索斯精神支配的悲剧艺术。悲剧是人的生命力和自然命运搏击而孕育出的产儿，悲剧艺术洞悉了生命的底蕴，悲剧艺术是由生命之血和情感之泪编织而成的，是由意志和毅力融会的结果，它是人类自我观照、自我体认、自我高扬的结晶。希腊人太清醒了，以至于他们不能回避悲剧也不能没有悲剧；希腊人太痛苦了，以至于他们须臾不可无酒，也不可没有狄奥尼索斯式的醉狂。一方面，希腊人渴望在悲剧艺术和悲剧观念中体味自身的价值、生命的沉浮和无穷无尽的欢乐与痛苦（如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方面的痛苦，以及来之于他们对自己境遇清醒的认识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把这种清醒的认识和深沉的体味再转化为悲剧，品味悲剧艺术的痛苦。

二，尼采高扬狄奥尼索斯精神（酒神精神）反对阿波罗精神（理性精神）

现代哲学的开端就是哲学危机的开始，尼采最具代表性，他倡导“一切价值之重估”，高扬狄奥尼索斯精神（酒神精神），反对阿波罗精神（理性精神）。他认为，音乐是纯粹的酒神艺术，而酒神精神心灵的一种至深的本能，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的激动亢奋，醉是酒神精神在日常中的表现，音乐是酒神精神在艺术中的表现。数理说揭示了自性原型的规范作用，表情说强调了自由意志的勃发倾向，为音乐作品的产生提供了心理依据。尼采宣称，没有什么精神，也没有什么理性、思维、意识、灵魂、真理，他把这一切全都斥为无用的虚构。尼采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颠覆现代性的颓废的精神，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解放人的生命力，或者说，恢复一种“神精神希腊神话中，酒神象征的是醉狂、激情、音乐、想象、生命、本能、矛盾。尼采借用“酒神精神”所表示的，是对生命的肯定，是一种“把生命的全部丰富的对立物都包容在自身之中”的“解放了的精神”，用以摆脱理性与道德的限制，打破一切法则的束缚，以回到他所吁求的俄狄尼索斯的情态，即“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1] 334他斥传统为虚妄，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宣称上帝死了。这是因为：

１．理性的绝对化就是日神精神的绝对化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可靠的途径（比如严密的逻辑推论）找到世界的最后原因和终极本质，水火土气、原子、理念、绝对精神就是它的初期表征。在这种思辨的追寻中的确曾经取得过重大的成就，因此人们把理性看作是终极的、绝对的、永恒的。一切都建立在理性之上，就连人的本质也由理性来界定，而被称为“理性的动物”。现代人认为，人们一直在围绕理性建立着虽不可能存在但仍为之努力不懈的理性世界。这是一种高贵的、超越性的目标，企图把一切都包容进去，力求一劳永逸地建立人类文化的万年基业。

这样一种理性的热望甚至是理性的迷狂，在文艺复兴及以后的历史的催化下变本加厉地发展。理性这种关于最高和最终的科学，享受着文化王国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它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活跃起来的哲学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它甚至相信，它已经发现了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方法，通过运用这种方法，一种在形而上学中达到顶点的系统哲学能够被构造出来，从而真正建成哲学的千年王国。”［2］这种思想可以在１８世纪人们高昂的时代热诚中，在席勒——贝多芬辉煌的“欢乐颂”中，在黑格尔宏伟的思辨大厦的完成中找到不朽精神的充足论据。理性绝对化了，因而也异化了，它越出了自己的有效范围，离开了有所能为的土壤，走向无所不能的神话，走向僭越，也就走向了悲剧。理性因此倍受攻击，千孔百疮，开始了被西方思想家看作是孤魂野鬼式的飘荡，到今天仍还未能回到恰当的定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性的失落。”

遗憾的是，理性无所不能的神话只是一种假定。从外在方面看，实证科学在理论上、实践上不断获得的巨大成功同理性的一再失败形成鲜明的反差，引起了普遍的深思和反叛。从内在方面看，理性过分的拔高使得它离真实的现实越来越远，也使人们对这种虚幻设计和概念游戏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厌倦、抗议甚至逆反情绪。现代哲学与相对应的主旨就是返古和归真——寻求真实，不加任何掩饰的真实。胡塞尔提出Lebenswelt（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Lebensform（生活形式）和the way of Living以及海德格尔对本真世界的追求，表明哲学只有在真实之中面对本真的存在体会真实存在（佛说真如）的意义。

尼采认为，人类在理性这个透明的玻璃瓶内走了几千年弯路，似乎看到了光明，却永远找不到出路。其原因就在于，首先，理性意味着对世界的总体把握，要求统一性、整体性。但这种冠冕堂皇的要求却是一种虚伪的专制，它淡化了人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同时，这种大一统容忍并且鼓励由一种虚幻假定向另一种虚幻假定无休止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它鼓励了对众多以差异为标志的存在理由的无情而“合理”的剥夺，成为理性专制、思想禁锢的文化暴政的崇高借口。尼采首先对此开战，他认为几千年来凡经传统哲学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的木乃伊，他对西方一切价值之重估成了西方哲学危机的前奏和定音鼓。胡塞尔把实证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哲学危机直接划归理性的僭越。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理性核心的逻辑和以逻辑为支撑的科学主义，虽然曾一度被捧为价值的典范，但它的力量其实非常有限，真实世界远非逻辑能够包容。

经海德格尔考证，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是西方由古希腊向古罗马文化转变过程中的一场灾难性的误解，因为ratio一词其本意是“计算”，“ratio原本只是古罗马商业用语中的一个词汇，早在希腊思想向罗马认识转换时就已经被西塞罗所采用”［3］。这样，人的本质就被降为计算思维（caculating thinking），远离了反思（reflecting thinking）这一真正的本质。科学技术这种计算体系随之膨胀成评判一切的标准，包括人的意志、自由、灵魂。

西方哲学的危机首先就产生于对理性和科学的盲从与迷信。科学以纯粹的客观性为目标，也以此自高于其它文化形式，这本身没有什么可诟病之处。但科学主义或纯客观主义把这一点极端化、终极化，使科学乃至以科学为坐标的现实文化丧失了生活的意义。胡塞尔对此看得十分真切：“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4］科学主义排斥了主观方面的价值问题、意义问题。正如大物理学家海森堡所说，现代物理学家正在加深一种危险，使人们接受一种关于世界的看法，却不知道这种看法只是物理学家的世界。不幸的是，人们对一元化思维方式的弊端全然不察，由此最终产生了现代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

２．人的价值和地位的下降

从古希腊的哲学觉醒时，人就被看作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把人们的视线从天上拉回到地上的自我以及自我的德性、灵魂，弘扬“认识你自己”的主体理性精神，唤起人的自我主体意识。至此，人被看作世间奇特的存在物。到文艺复兴这一以人道反神道、以人权代替神权的特定历史时期，人的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人被视为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人成了自然界的主人，乃至一切存在物的拥有者。这一成果被理性主义以哲学的形式固定下来，到德国唯心主义而功德圆满。从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先验论，经费希特“自我设定”的绝对主体学说，到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集大成，人的地位和价值被一步步拔高，几乎成了哲学本身，那么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危机自然成了或至少带出了哲学的危机。

人的地位和价值最先与神的地位面临了共同的挑战。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在毁坏世俗神权的同时，也破坏以地球和地球上的人为中心的无上尊严，人以及人所在的位置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众多星球、众多存在物中的一种而已，只是在哥白尼时代尚未得出这个仅隔一步之遥的结论。尔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边将自然神论驱逐到目的论的最后堡垒中，一边把人的优越意识撕个粉碎，人并不是直接由神造出来体现神的大全的高级存在物，而只是与虫子鸟兽同宗同源的“某物”。“太阳中心说”与“生物进化论”剥去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尊崇的外衣，使之逐渐下降。

上世纪末，从叔本华、尼采开始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多角度多层次地动摇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弗洛伊德通过对潜意识的精神分析，从内部揭示了人的存在不过是受“原欲”（Libido）支配的，处在冲动与压抑中的自然人格被分裂的可怜虫。存在主义认为，人被莫名其妙地抛入了这个世界，因此人的存在是非决定论的、荒唐的、无意义的；人的本真存在不是堂皇的理智状态，而是处于新旧意欲交替、烦恼、畏惧以及死亡的阴影之中的。以“解构”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更把上述种种彻底化以至虚无化。其相应理论（如果还剩下什么理论的话）就是反中心论（decentrism），反对男权中心、理性中心以及人类中心。继“上帝死了”之后甚至在文艺作品中发现“人死了”。按照德里达所说“中心不在现存在（present-being）的形式之中，”［5］那么“人”这个传统的文化中心（所以称作“人文”）这时彻底成了“空场”。

三，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酒神精神的扬酒神精神抑日神精神

尼采非常崇尚古希腊民族。在他看来，无论从生理还是从种族的角度看，希腊人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们的眼睛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可靠的造型能力，他们对色彩具有真诚明快的爱好，..他们的梦也有一种线条、轮廓、颜色、布局的逻辑因果关系，一种与他们最优秀的浮雕相似的舞台效果。”这些完美性使我们把“做梦的希腊人看作许多荷马，又把荷马看作一个做梦的希腊人”。其次从心理学角度看，希腊这个民族对苦难和痛苦“如此敏感，其欲望如此热烈，如此特别容易痛苦，如果人生不是被一种更高的光辉所普照，在他们的众神身上显示给他们，他们能有什么旁的办法忍受这人生呢?从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出发，尼采要在古希腊神话里揭示人生的奥秘，并为人类寻找生存的根据。他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锁定在酒神和日神身上。酒神狄奥尼索斯是掌管农事之神，主要掌管土地沃力、植物、葡萄种植、酿酒业等农事。其传奇式的出生，让尼采生发出许多意义来。狄奥尼索斯就是“宙斯跛脚”的意思，相传宙斯爱上了年轻美貌的忒拜王之女塞墨勒，便下凡与其幽会，并孕育狄奥尼索斯。这事被“醋缸子”天后赫拉知道，她便扮成国王的保姆引诱塞墨勒说出了情人的名字，然后设计，使宙斯在与塞墨勒的聚会中现了真身。结果，塞墨勒被宙斯的雷电击中焚身而亡。情急之下，宙斯从母腹中取出胎儿，缝进自己的大腿里，因而变成了瘸子。又据传说，宙斯化为地蛇与冥后佩尔塞福涅幽会，生一婴儿叫扎格琉斯。赫拉知道后大怒，命提坦巨神毁掉这个婴儿，结果，化为小山羊的扎格琉斯被诸神撕成碎片，只有心脏被雅典娜救走。狄奥尼索斯出生后，被人代养，时刻遭受着赫拉的迫害，长大后，入冥府找到母亲，并被送往奥林匹斯山，成为诸大神中最小的一个。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狄奥尼索斯只是平民崇拜的对象，他教人酿酒、种植，创造奇迹，他或化作羊、牛、狮、豹等动物形状，或使酒、牛奶、蜂蜜不断地涌出地面。他在船桅上挂满葡萄藤和常青藤，化作雄狮和牝熊，战胜凶恶的海盗。他有时又能通过将人致疯、撕碎的方式达到报复的目的。

崇拜狄奥尼索斯与古代的狂欢仪式有密切的关系，其庆典具有秘密仪式的特点，参加者忘记平常的禁忌，极度迷狂时，甚至撕碎儿童或小动物吞噬，人们相信此举就是与酒神共进圣餐。在德尔斐，他与阿波罗同受敬拜，由于他同植物的关系密切，又被视为死而复生的大自然之神。作为富饶之神的标征，他的形象与牛和羊不无关系，有时还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871年在尼采《悲剧的诞生》中，首次对狄奥尼索斯现象进行了心理学的分析，赋予这一神话原型形而上的意义。作为酒神概念或酒神精神，狄奥尼索斯表征着人身上一种巨大的原始的生命力，一种忘我、冲动、迷狂，一种生命“毁灭———创造”的永恒循环。毁灭和个体生命的解体。解体后的生命又被创新组合，成为新的生命的个体。就如同狄奥尼索斯被神撕成碎片后的再生。人在酒神精神的支配下，充满着幸福和狂喜，一切原始的冲动都得到解放，而不受任何理性观念和原则的束缚，这是生命力最强烈的感受，此时个人的生命与世界的生命融为一体。

真正让尼采激动不已和心醉神迷的是人们在纪念酒神时的种种表现：随着原始人群和民族酒神激情的苏醒和高涨，人逐渐进入一种“浑然忘我”的境界：人的身份消失了，与自然的藩篱拆开了，所有人都在醉意朦胧中飘飘然，在幻化中进入艺术的镜像，“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为艺术品：整个大自然的艺术能力，以太一的极乐满足为目的，在这里透过醉的颤栗显示出来了。人，这最珍贵的粘土，最珍贵的大理石，在这里被捏制和雕琢，而应和着酒神的宇宙艺术家的斧凿声..”【1】

在古希腊语言学中，尼采还发现了一个与酒神狄奥尼索斯个性相反的神，那就是太阳神阿波罗。它司掌着文艺、预言、迁徙、航海、医学、畜牧等职。他的别称叫“福玻斯”，意为“洁净”、“光明”“预言”等，他也是音乐之神，是缪斯女神之首领。阿波罗是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时也是预言之神，他依靠其自身的权力和禀赋，支配着人的内心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完美、和谐的梦幻世界。作为光明之神的阿波罗，更代表着人的理性和静穆，他总使自已免受刺激，即使激动和发怒，仍然保持着美丽光辉的尊严，日神本身理应被看作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的神圣形象，他的表情和目光向我们表现了外观的全部喜悦、智慧及其美丽。

由于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尼采给酒神和日神设置了一个二元对立关系，给我们展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在他看来，二者根据各自的原则存在于早期希腊文化中，日神艺术的冲动产生了梦境的艺术家，酒神艺术的冲动产生了迷狂的艺术家，前者借外观的幻觉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后者则靠生命意志毁灭和否定了个体生命，使它们在对立统一中实现历史的自我否定和发展，并在美学和形而上的意义上得到升华。

在尼采看来，日神和酒神在希腊艺术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根源和目的上看，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日神阿波罗代表造型艺术，酒神狄奥尼索斯则代表非造型的音乐艺术；二者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阿波罗代表着梦幻世界，狄奥尼索斯代表着沉醉的世界；二者对人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阿波罗精神使人在审视自已梦幻世界的美丽外形时产生一种恬静而深沉的快乐，他使人更注意于和谐、限制和哲学的冷静。而狄奥尼索斯精神则使人迷醉、疯狂、忘我；由于每个人在本能上都可做梦，而且每个人的每个梦都是不同的，所以，阿波罗代表的是个体原理，它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而当人处在“醉”的状态时，他在宣泄本能时忘记了文明赋予他的一切差别，包括职业、性别、身份等，这时人趋向于一般和统一，狄奥尼索斯代表的正是一般性原理，它毁灭和否定了个体生命。从心理学角度看，阿波罗代表着理性、规范和秩序，人在此时心理相对比较平和与稳定；而狄奥尼索斯则使人在神秘的仪式中体验到生命意志的原始本能的冲动，人在此时是“情绪总激动和总释放”，痛苦和狂喜交织在一起，人在疯狂宣泄的过程中产生了解除个体束缚、回归本真自我的神秘体验。从他们与叔本华的关系上看，他们都是从艺术的角度阐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但反映的角度不同。阿波罗反映的是“表象世界”，狄奥尼索斯则反映的是“意志的世界”。“意志的世界”比“表象世界”更原始、更根本，它是创造的动力。叔本华认为人生充满着苦难，这苦难是永难消除的。尼采并不否认人生的苦难，只是他觉得，这苦难可以在酒神和日神的统一中升华为艺术幻象，使人在生命的悲剧中获得美学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在希腊神话中，残忍、恐怖的悲剧情景随处可见。泰坦巨神之间的残酷厮杀，反映了大自然的原始暴力。为了自已的生存而吞食儿子的宙斯，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来智慧之火而自已却忍受着被兀鹰啄心的苦难，还有俄狄浦斯，因为自已的聪明而落了个弑父娶母的悲剧。希腊人明白，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断不能战胜来自命运的苦难和悲痛。因而，为了能够活下来，以避免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他们就安排了奥林匹斯诸神的存在，并用神的光辉梦境来克服人生的苦难。在这世界本体的“自在之物”的背后，依然包含着存在与生成、一与多等矛盾。就像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毁灭和再生那样，他的存在是一，而当他被撕成碎片时，是多，这个多中孕育着生命的创造和再生。同样，酒神和日神这两个生命的原始动力，也是“从自然本身迸发出来的。”它无需人间艺术家的中介就能以“直接的方式得到满足”，无论梦的形象，还是醉的现实，都是人的本能，因此与人的艺术修养和智力水平等个性因素没什么关系。艺术家只是对来自于人的生命本能的这两种精神状况的模仿，或是日神的艺术家，或是酒神的艺术家。原始艺术就是原始人对自己“梦”和“醉”的本能的模仿，这种模仿几乎是本能的，他往往是神与人、梦幻和癫狂、我在与它在的混同。

显然，尼采通过古希腊神话，以美学的形式克服扬弃了叔本华的哲学。在尼采看来，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在镜子里映照着奥林匹斯山神的活动，而当人在艺术中，也就好像在镜子里，人和神就达到了统一。这样，尼采就通过日神的存在为人的生命意志的合理性作了有效的论证。“众神就这样为人的生活辩护，其方式是它们自己来过同一种生活。”既然生命的存在是合乎神性的，那么人就不必惧怕生命的死亡、悲叹生命的短暂。人，作为生命的存在物，不是在老想着死的问题，而是“渴望活下去，哪怕是作为一个奴隶活下去”，在日神阶段，生命“意志”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以致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切有利于生命存在和壮大的活动都应当被视为人类最正当的权利。

由此看来，古希腊人的日神文化，是尼采以神的自然形态来肯定人的自然生命的文化，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生活，是希腊人倾心向往的理想生活，它是希腊人的梦。日神文化，是希腊人用以克服自身苦难的文化，艺术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奥林匹斯诸神的美满的境界，“希腊人的‘意志’用这种美的映照来对抗那种与痛苦的智慧相关的艺术才能，而作为它获胜的纪念碑，我们面前巍然矗立着素朴艺术家荷马”。日神文化，更是克服悲观、肯定人生存价值的文化。人神的统一导致生存与生命的统一，人不再为自己的生存而悲观，而是“渴望活下去”，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人生的最根本的价值。酒神文化，更是调节酒神冲动的文化，由于二者都是根源于人的本性的冲动，而且酒神冲动比日神冲动更原始、更根本，所以，日神并没有消灭酒神的力量，它只是试图用理性把酒神冲动控制在确定的秩序中。日神文化，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快乐文化。希腊人就是在日神和酒神的对立统一中生存和发展，从酒神冲动支配的“青铜”时代到日神冲动支配着的荷马时代，当酒神激流再一次淹没了日神时，日神又一次遭到了扬弃；日神在抗拒酒神的过程中步步为营，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形成了刻板威严的多立克国家和多立克艺术。然而，这并不是希腊艺术冲动的顶点和目标，因为在它之后还有更高尚、更珍贵的阿提卡悲剧和戏剧酒神颂歌的出现，它们是酒神和日神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产物。希腊神话蕴育了尼采的悲剧精神，尼采却在悲剧中升华了古希腊神话，使它成为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一种艺术的幻象，一种生存的状态，尼采由此走向了“超人”。

在《悲剧的诞生》中，苏格拉底文化成为科学精神的理想和原型，因为苏格拉底“相信万物的本性是可以穷究的，认为知识和认识具有万灵药的效力，而错误乃是邪恶本身。„„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程序就被尊崇为最高的活动和最值得赞赏的自然禀赋，凌驾于人的所有其他能力之上”。【6】这种理论乐观主义基于对理性的绝对信仰之上，宣称能够凭藉科学精神达于存在的核心。就此而言，苏格拉底文化乃是艺术的对立面：“任何人只要回想一下这种彻底地向前奔突的科学精神的直接后果，就会立刻看到，神话是如何被它毁灭的，诗又是如何通过这一毁灭而被逐出了它那天然的、理想的土壤，如今已经无家可归了。”【6】正是这一无情的过程导致了高贵的悲剧文化的最终沦亡。在悲剧文化中，酒神精神神原本是互相结合的（“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日神最终也说着酒神的语言”【6】。日神精神沉湎于美的外观、美的幻觉，达成静穆、和谐的清明之境，其个体化和差异性原则对酒神精神的毁灭冲动产生一种平衡作用。日神精神只能在与酒神精神的共存中彰显其意义（“看吧！离开了酒神，日神就无法生存！‘泰坦’和‘野蛮’因素最终与日神因素同样必要！”【6】，它不是涵盖一切的绝对原则，不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理性，甚至不是理性的等价物。因此，当苏格拉底藉由理性主义毁灭悲剧文化的时候，他就不仅扼杀了狂纵不羁的酒神精神，而且也扼杀了晴朗光辉的日神精神。在苏格拉底文化与悲剧文化的对立图景中，尼采觉察到一个巨大的悖论，一种意味深长的辩证法：乐观主义是悲观的，悲观主义却是乐观的。苏格拉底文化塑造了乐观、执著的启蒙精神，同时也否定了跃动不息的生命能量；相反，悲剧文化对世界虽有一种悲观主义的领悟，但却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我们在短暂的瞬间真的变成了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那按捺不住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喜悦。”【6】神生存的恐怖、痛苦、丑陋和毁灭，以其神秘的自弃和不羁的灵感洞悉了深不可测的生存核心。在纵情狂恣、兴奋入迷的醉境中，酒神精神超越了个体化原则，超越了自我意志，产生出与原始自然合一的深刻喜悦，从而表达了对生命的沛然活力和自发创造性的终极肯定。

篇3：文学与人生发言稿

一、《幼年时代》人生与文学的萌芽

堀辰雄于1904年12月28日出生于东京市麹町区平河町。因为出生于辰年,被命名为辰雄。亲生父亲堀浜之助是广岛藩的士族,任当时东京地方裁判所的监督书记。母亲西村志气,是城市小商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境贫寒嫁给已经有了妻子的浜之助。浜之助与妻子之间没有孩子,堀辰雄作为长子被抚养。四岁时,母亲带堀辰雄改嫁给雕金师上條松吉。从此一直到养父离世,堀辰雄从母亲的妹妹那里听说了自己的身世为止,他始终相信松吉就是自己的亲身父亲。

要想了解堀辰雄的早期人生经历,有两部自传小说不可忽视,那就是《幼年时代》与《拿花的女人》。《幼年时代》创作于1938年夏天至第二年春天,作者34岁,结婚不久。这时的他,生活安稳,在文坛上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本着“想要在自己的幼年时代找到人生本质的东西”的初衷,创作了这部作品。《幼年时代》写到刚上小学时期就结束了。结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父去世,他从母亲的妹妹那里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世。对他来说“意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没有任何作为作家的野心,将阿姨那里听来的事情原封不动地写在了以《幼年时代拾遗》为副标题的《拿花的女人》里。

从幼年时代的轶事中,可以看到堀辰雄敏感情感的萌芽,对格调高雅生活的向往,潜意识里对生父的思恋,而这些影响在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以摆脱城市平民家庭、消除平民生活阴影的方式呈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可以说他后来的文学发展方向是完全背离了实际成长环境的。直到他三十多岁养父离世,得知了自己真实的身世,他的文学创作才以对父母无尽的思念,对城市平民生活的追忆的方式复苏。从创作理念以及方法上,堀辰雄的《幼年时代》受德国诗人、小说家卡罗萨的影响较大。

二、益友良师的影响

十三岁,堀辰雄升入东京府立第三中学。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中学时代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记载的事情,喜欢学习的科目是数学,尚未喜欢文学类书籍”。十七岁升入第一高等学校,认识了终身好友神西清。受神西清的影响开始阅读屠格涅夫、霍普特曼、施尼茨勒等人的小说,进而开始喜爱上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并接触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书籍。十九岁,迷上萩原朔太郎的诗集《青猫》。同年母亲拜托第三中学校长广濑雄带着堀辰雄去拜访了著名作家室生犀星。九月遭遇关东大震灾,母亲在隅田川溺水身亡。堀辰雄虽然九死一生,但是在逃命时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创伤,留下终身病根。十月,经室生犀星介绍认识了芥川龙之介。同是出身平民家庭、同为第三中学校友,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芥川龙之介对堀辰雄一见如故,二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二十一岁,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文学部国文科。大学一年级的夏天在轻井泽逗留了三个月。在这期间,他充分体验了幼年时代就憧憬过的格调高雅的生活,并且集中精力学习文学,为迈向文学之路做着准备。期间还与芥川龙之介、室生犀星、萩原朔太郎、片山广子一家交往。这个夏天的经历,无论是从文学知识的积累、还是未来文学创作的素材方面都成为堀辰雄文学创作的源泉。例如初期作品《鲁本斯的伪画》就是一部以这个夏天的体验为素材而美化创作出来的小说。

三、从同人杂志到个人作品集

在轻井泽度过了充满了文学氛围的夏天后,堀辰雄开始亲近科克托、阿波利内尔、拉迪盖等法国诗人、作家的作品,同时也尝试创作了一些深受科克托影响的诗歌,还有了写小说的打算。与中野重治、窪川鹤次郎、平木二六达等人,创刊了文学杂志《驴马》。这个杂志为堀辰雄、中野重治等人后来的文学事业奠定了基石。堀辰雄在这个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阿波利内尔、科克托、萨蒙、雅各布等法国诗人的译作,受法国新诗的新精神和技法影响的原创诗作,以及小说《小故事》、《蝶》。另外还有《甘栗》、《风景》、《星期天》、《即兴》等小说发表在同人杂志《山茧》上。这些小说严格意义来说还只算作习作,采用了将幻想或者梦境技巧性地用小说的结构方式表达出来的创作方法。

1930年堀辰雄的第一部作品集《笨拙的天使》作为当时“新锐文学丛书”的一册被出版。这部作品集有《鲁本斯的伪画》、《笨拙的天使》等共13篇小说、4篇诗歌和2篇译作。作品集中的每篇小说都都是堀辰雄青春摸索时代的习作,都是他贪婪地吸收欧洲,特别是法国作家的新心理主义,用理智的头脑、纤细的感觉和丰富的幻想,大胆地追求新时代小说的可能性的心血之作。

四、结语

堀辰雄出身于东京平民家庭,自幼没有接受过文学熏陶与教育,但却凭借对文学的热爱与不懈努力成长为一代文学大师。他的文学作品虽有所谓描写个人生活的“私小说”的一面,但作品内部却更多地充满了西方现代小说的性格。通过其早期人生经历可以看出,芥川龙之介等人的知遇之恩固然不可或缺,但同时堀辰雄本人对文学的热爱与不懈的追求更值得学习,命运不会亏待向正确方向真正努力的人。

参考文献

[1]竹内清己.堀辰雄――人と文学[M].东京:勉誠出版,2004.

[2]竹内清己.堀辰雄事典[M].东京:勉誠出版,2001.

[3]新潮日本文学アルバム17堀辰雄[M].东京:新潮社,1984.

篇4：文学精神与人生经验的同构

一、随性的散文写作

朱自清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谈论自己的散文写作时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一方面认为“散文虽然也叙事、写景、发议论，却以抒情为主。这和诗有相通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散文写作“在我还是费力。有时费力太过，反使人不容易懂。”①朱自清的自省，是散文写作的开放性与艺术性之间矛盾的生动例证。即便如朱自清先生这样的散文大家，也依然存在着过于费力以至于使人不容易懂的问题。

方雪梅多年来从事报刊编辑工作，散文写作只是其业余爱好，兴之所至便留下自己的思想印记。而正是这种非专业化的写作，使得她的散文没有陷入到专业作家的看似精致实质加工痕迹明显的窠臼之中。方雪梅没有希望借助散文写作获取专业名声、利益，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和表达欲望坚持着自己的文学梦想。阅读方雪梅的散文作品，读者不难发现其作品虽然有时局部不够精致，没有字斟句酌的制作过程，但却保留了另一种可贵的来自生活的质感，精神底气粗粝而不失思想的锋芒，未经雕琢却具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融通感。从方雪梅散文的内容看，几乎都是对于自己生活、思想与情感的写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其间既有对于情感挫折后复杂情感心理的描摹（如《情如毛线》《雨从故乡来》《单亲母子》等），也有海外游学的思想冲撞与生活体验（如《爱丁堡之夜》《此去牛津》《失窃记》《我的同性恋邻居》等）；既有对于文人雅士交往的追忆（如《书柜里翻出顾城的手稿》《写诗的郁钧剑》等），又有对于历史人物、过去岁月的勾勒（《是谁长眠在他乡》《陕南的一抔黄土》《大雁乡乡关在何方》等）；既有对乡村经验与市民生活的书写（如《两上天子山》《老屋》《半边街旧事》《一截小巷》等），又有对于人生经历的哲理思辨（如《一杯水里的禅》《与“马背上的人”对视》《过去的疼痛》等）。由于将散文作为业余的爱好，方雪梅的散文创作彻底摒弃了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制造噱头的常见病症，她努力在散文写作中与自己、与亲人、与社会、与历史进行无所羁绊的对话，在对话中感悟人生、探寻历史，更在感悟和探寻中重新发现、认识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散文创作与其人生经验具有同构的意义，丰富斑斓的生活与经历为方雪梅的散文创作提供了素材，散文创作又为其生活赋予一种诗意色彩，二者相互作用构成了作家的存在意识和散文风格。

谢有顺在分析当代散文创作的现状时，有过这样的精辟分析：“散文的无规范，使得它比小说和诗歌更为‘近人情（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更反对制作，它崇尚自然，向往兴之所至，本质上说，它是业余的文学”，②“至少，现在进入我视野的最好的当代散文家，绝大多数都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反而是客串和业余的身份，使他们写出了令我们难忘的散文篇章”。③方雪梅毫不讳言自己散文创作对于生活的执著描摹以及与生活对话的性质：“我是一个随性的人，陆续写了不少随性的文字。写的时候，只是因为想写。把头脑里的冲动释放出来，心里就快乐了，像口渴时的一瓢畅饮。没想过这些文字会不会讨人喜欢，只求从生活中撷一点淡香愉悦自己。”④ 随性二字，颇为传神地传达了方雪梅散文创作的旨趣与脱离陈腔滥调的尝试，她以对现实生活有血有肉地表现的态度，创作出了《小街小巷》《茶巷子·鱼巷子》《陪在父亲床前》等一系列极富存在感的作品。因了这种对于世俗生活最简单、平淡性质的熟稔，作家在穿着拖鞋和睡衣在屋檐下打牌的老街邻居们的安详中，喜欢上了这里的“全无办公室里的弯曲和高层建筑里的那种阻隔”“让我从每日的琐碎中讨得一股子‘地气”（《小街小巷》）；由于童年时生活在市井里巷之中，即便是喧闹嘈杂的茶市、鱼市也讓作者幼小的心灵对此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只要深深地吸口气，就能闻到小城人父辈和祖辈们的淳朴气质。无论岁月怎样滔滔冲刷，你总能在这里感受到这种气质留下的深刻烙印”（《茶巷子·鱼巷子》）；等等。方雪梅的注重表现原生态的现实生活，通过具体的人物、事情来展开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为追求散文的真实性，方雪梅的散文创作将现实生活“以最原始、最大璞不雕的状态，变成了一篇篇文字，或长或短，或繁或简，都是生活的素描。”⑤她的作品不是纯客观主义的记录，而是通过对于生活横断面的表现抒情着自己的真挚情感，并通过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对比揭示出富于深意的旨趣传达。

方雪梅的散文创作以情感体验和生活感悟为素材，注重对于原汁原味生活状态和自然兴起的表现，因而更能够沟通作品与读者的心灵，在无所束缚中表达了一位现代知识女性对于当代生活和时代风尚的个人观察。

二、淳朴的情感叙事

市场经济的降临与消费文化的流行，正在将一切事物纳入到交换的逻辑系统中。个人的信仰、情感和生活，不断地被市场的巨擘裹挟。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散文创作也日益沦为消费文化的同谋，它宣扬心灵鸡汤式的自我安慰，鼓吹对于现在和欲望的满足，将人生的幸福消解为各种各样的物质的消费与欲望的追逐，风花雪月的片刻取代了长相厮守的坚持。在不少散文作家的笔下，世俗庸碌的生活成为唯一的观照对象，狭隘逼仄的心灵无法容纳更为宽广的人生与社会，生命的意义逐渐让位于妩媚的语言与猎奇的旧事，在这样的散文背后，人们看到的是离散的情感与荒芜的精神。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霍克海默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用严峻的笔触勾勒出了这样一幅景观：“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为闲暇，闲暇转变成为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早在文化为这些受操纵的快感取代之前，它已呈现出一种遁世主义特征。当重新调整现实的时机成熟时，人们便逃入个人的观念世界里并调整他们的思想。内心生活和理想已成为保守因素。但是，随着人们采取这种逃避的能力的丧失——无论是在贫民区还是在现代定居地，这种能力都不可能增长——人类已丧失了认识不同于他所生存的那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的能力。”⑥

在欲望至上、心灵钝化的时代，方雪梅的散文創作彰显了独特的价值。虽然长期生活在长沙这个现代化城市，但她的作品却不追逐时尚，而是以情感作为表现的核心，在生活的各个片段中捕捉到可贵的亲情、友情与乡情。作家怀着一颗善良博爱之心，关注着这个嬗变时代的种种症候。在《伦敦玫瑰》《谁在苍茫中》等散文集中，方雪梅不仅有着对于自己与亲友们温情时刻的细腻再现，更有着对与自己并无直接关联的陌生人、社会底层的兼爱与关怀，她以知识分子的人道良心关注并且帮助着社会的边缘群体。读方雪梅的散文，最令人怦然心动的即在于作品中流露出的真挚、细腻的博大胸怀。当人们都在被动地接受着电视、网络、广播、报刊等媒体灌输的意识形态与商业信息，方雪梅却在努力地拨开这些遮蔽耳目诱惑，以一种执著的态度坚持对于美好情感的发掘与书写：《悦人悦己》中，当美容店一位为自己认真护肤的老实农村女孩儿，在昏暗的灯光下脸上“渗出细细汗珠”，却因无法完成每月销售定额而叹气。为了信守诺言帮助女孩儿完成任务，“我”特意一路小跑在打烊之前赶到美容店，“想起她的一脸喜悦，这一晚，我睡得很香”；《遗憾》中的作者在山野之地旅游时，看见了一位五六十岁神情有些痴呆的男子，“他脚上的一双鞋子，鞋面与鞋底已经完全断裂，只用两根细铁丝捆在脚上，差不多一眼就可以看见脚趾头。”为了帮助这个偶然相逢的没有家的流浪汉，我屡次尝试拿些钱给他，却因同事劝阻而留下遗憾。为此作者深感内疚，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孤独生活的人正期待着他人的一声问候？而这没送出去的20元钞票，成了一块粗粝的石头压在我心里，让我有了挥之不去且怎么也无法消散的沉重。”在社会负面新闻屡屡见诸媒体、见义勇为都需三思而行的当下，方雪梅的散文却对人世间的亲情、友情与社会的关爱之情进行了聚焦，她试图通过一件件细小却真实的事情，传达出对于人间真善美的执著信念。当现实的冷酷逐渐让人们变得淡漠时，她却在散文中召唤着善良、友爱与兼爱的人道主义精神。以个人的文学力量力图抵抗社会的普遍病症，期望通过爱的哲学唤醒日渐麻木的灵魂，这使方雪梅的散文具有了一种可贵的时代意识与介入力量。

在方雪梅散文对于情感的书写中，爱情似乎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个表现领域。作家曾遭遇过家庭的变故，深受爱情背叛的煎熬，曾远赴英伦治疗受伤的心灵，因而也留下了许多关于爱情的冷峻审视与深刻反思。在《情如毛线》《一个人的中秋》《雨从故乡来》《爱丁堡之夜》《单亲母子》《我的成就感》等作品中，作家对于爱情离开后的痛楚、孤寂、哀伤与反思有过细腻的描写，令人颇为动容。但如果方雪梅仅仅让自己的散文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这还算不上好的散文，至少与自怨自艾、沉溺自我的俗常散文难以有本质的区分。但方雪梅的可贵之处在于，她能在一己的情感遭际后，锤炼出对于世界美好情感的追求，情感的传统非但没有让作家陷入到愤世嫉俗的地步，反而赋予了她深沉、宽大的博爱情怀。作家在沉沦之后领悟到，爱情离开后的痛苦“原因是我太注意精神上生痛的细节部位，忽视了生活的车轮仍然裹挟着我在向前行进，一路上仍然有四时的美景。”（《过去的疼痛》）以一己之痛，竟生博大之爱，方雪梅的散文因而具有了一种超拔的精神。在作家看来，“生活本身便是苦乐相杂的过程。人的可悲不在于被伤害，而在于不肯从受伤的凋敝心理中爬出来。从根本上讲，精神创伤的愈合，完全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学会把苦难当着一种‘生趣，便会超拔于痛苦之上。”⑦经过了情感的锤炼后，方雪梅的散文变得愈加清新，在《地铁里的歌手》《牧师的妻子》《谁是那个人》《无意之中》《一杯水里的禅》等作品中，作家常常将饱蘸感情的笔墨对准那些细微的现实景观：为护送搭乘地铁的女士而主动献艺的流浪歌手，身患癌症而依然热情帮助客居伦敦华人的牧师妻子，为救助摔伤严重的记者而不惜让车内染满鲜血的的士司机，春节时因发错信息而衍生的陌生人之间的通话与真挚问候，为信守“义”而在少林寺开店的河南汉子……方雪梅清楚地意识到，“朴实的人生，是我景仰的。正是生活中点滴的善美，才蕴含成了传统精神的巨大潜流，即使再静寂无为的人生，也总会折射出它的光泽。”⑧因此，她的创作“赞美一切善心，与我的心性是相契合的”⑨。正是这种超越性的情怀与思想，使方雪梅的散文始终氤氲着一股浸透人心的向善之力，让读者在感动中生出无限思考。以文学之温暖矫正社会冷漠之缺失，这才是方雪梅散文最本质的意义所在。

三、以细节彰显散文的纪律

任何文学体裁的创作都有属于自己的纪律，以细节蕴含情感、表现情感是散文的铁的纪律。散文是抒情的文体，但散文的抒情不宜降格为口号式的抒情，也不能沦为赤裸裸的表情达意，而需要借助叙述的力量，在细节中积蓄情感，在现场中爆发情感。可以说，细节是散文写作的精髓所在，在散文的创作中没有什么比彰显细节的力量更富于感情，读者也更容易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感动得难以自已，这个细节可以是一个场景、一句话、一个词甚至是一个字。人类的情感需要细节加以承载，人们也愿意捕捉细节的力量，而不是空洞虚无的远大理想与嘹亮口号。优秀的散文创作，应该是处处有细节，在细节中留情。真实是散文的基本品质，而真实又是需要在细节的不断描绘中才得以完整呈现的。如果说假大空是与渺茫、虚伪、浮躁、残酷、冷漠相伴随的，那么细节则常常与真挚、细腻、淳朴、感动联系在一起。

在方雪梅的散文中，许多描写亲情、乡情和博爱之情的作品极为感人。在《爹亲娘亲》中，年近八旬的父母本有房屋居住，卻偏偏要在炎炎夏日四出奔波看房，“我”知道后在电话中埋怨父母瞎跑，可父亲却有着自己的考虑。

这篇散文的内容看似平常，作者选取了父母亲购房这样一件事情进行描写。倘就此题材而介绍购房的经过，无疑缺乏足够深重的意义，显得十分平庸。但方雪梅的立意却是透过父母买房动机的揭示，表现父母对于子女无私的、深沉的爱。为了表现这种旨意，作家特意选取了几个细节加以表现：一个是看房的时间。作者将父母看房的时间设置在炎热的夏天，这才有了购房淡季开发商的优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我”对父母的不理解；一个是购房的动机。在父女的通话中，父母为女儿退休回老家而提前购置住房的良苦用心得到了揭示，父母对于子女无私的爱在这一长远的考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是父亲在电话中说到的“十来年的客”。一个“客”字，将人生寄居世间的临时性与告别的归宿感写得触目惊心，因为有了这个字，光阴白驹过隙的短暂获得了生动的表现，父母对子女爱护的无私与长期也有了比较的基石。在《陪在父亲床前》《老屋》《身后事》《陕南的一抔黄土》等作品中，作家也以一个个生动可感的细节，将乡情的无法割舍、亲情的无微不至、友情的真挚无私、兼爱之情的博大宽广进行了鲜明的传达。

方雪梅的散文语言清新，生活气息浓郁，为读者奉献了原汁原味的生活形态。她的作品聚焦人心，集中笔墨凸显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以如涓涓流水般的行文传递着社会的正能量，质地昂扬，情真意切。方雪梅善于捕捉生活中感人至深的细节，寥寥数语便能将事情背后的人物心理进行出色的勾勒，显示出耐人寻味的意蕴。我们有理由相信，方雪梅的散文创作之路还可以走得更宽、更广、更深沉。

注释：

① 王丽丽编：《朱自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②③ 谢有顺：《散文的常道》，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第19页。

④⑤⑦⑧⑨ 方雪梅：《伦敦玫瑰》，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第312页、第310页、第313页、第312页。

⑥[德]霍克海默著，曹卫东编选，渠东、付德根等译：《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本文系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3C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

篇5：畅谈文学与人生的感悟

――以《倾城之恋》为例

其实，我对“文学与人生”这个主题并没有多少的深刻的感悟，毕竟少了很多经验和阅历。只能说说关于文学带给我的一些浅显的感性的感受罢了。

文学表达了人类最真实的情感，深藏着内心最美好的情怀，使我们往往能够通过一首诗、一阕词，就能够超越私人领域内所表达的情感，使之上升为人类共有的情感高度。文学实际上是通往心灵的一个时空隧道。

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表达的看法，我们对他人所作出的议论，都受影响于我们的人生理念。理念是人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一种价值取向。文学是开启人生、开启心智的大门。

张爱玲是一个纯粹的都市人。张爱玲生于政治上失势却又顽固地坚守旧文化的遗老家庭。而西化的母亲和姑姑对她影响颇深。处于新与旧的家庭矛盾中，她格外地体会到处于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焦虑。更为强烈地体会到危机，也更为强烈地迫切渴求一种生命的和谐状态。她肆意地刻画情爱，因为它放肆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正如她在倾城之恋所表达的那样浓烈的情感。

白公馆是流苏从小生活的地方，出嫁，离婚，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带着少许离婚分到的家产和受伤的心回到了这个有着亲人的家里，可看到的却是他们对亲情的淡漠与残酷势利。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博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在生死交关时，两人才得以真心相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好似整个香港的陷落只为成全这样一场爱情。在那样一个固执守旧的社会，那样一个白流苏定是与众不同的，她敢于忽视世俗的眼光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固然整个故事都透着些许苍凉，但这也反映了张爱玲的爱情观，纵然伤痕累累，亦对爱情有着一丝希冀与残忍的追逐，追求爱情，但是又害怕爱情带来的伤害。《倾城之恋》并不是一场唯美的爱情，它里面也参杂金钱，欲望。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爱情，历经风雨终于寻觅到那个唯一想要携手一生的人。

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张爱玲刻画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追溯过去，肯定现在，却惶恐于未来。她总是以一贯的安稳立场来肯定现世，她以一种奇异的智慧发掘这世界一点一滴的乐趣，并甘之如饴。她固执地希图永远守住她的安稳，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像是绣在屏风上的鸟，静且美。

篇6：文学与人生的两大关系

一、人生有多丰富，文学就有多丰富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对我们的人生是不尊重的，为什么不尊重呢？我们的文学要突出某种高大全的主题。在座有很多老师辈的人物，可能都会有亲身经历，如果那时

表现一个英雄人物，让英雄人物在那里谈一下恋爱，甚至儿女私情的东西多一些，往往不被允许，往往说这个作品的思想主题有问题。如果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总有七情六欲，再伟大的英雄他同样也有丰富的人性，也同样有自己的爱恨情仇，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生。那么我们的文学，无论是写英雄还是写坏人，都应该注意到他真实的生命实体，一个基本的人性面貌。就像写《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劳伦斯所说的，“在一个作家的笔下，每一棵白菜都应该饱含着生命的情感”。

我们不妨来看看鲁迅的《阿Q正传》，我想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这部作品了，但是如果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之所以写得好，让我们笑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就是因为涉及到阿Q心理一系列的复杂人性。阿Q身上很多东西在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的身上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明显的影子，比如说欺软怕硬、见风使舵、利己主义、精神胜利法、思想麻木……

再看余华的名作《许三观卖血记》。我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啊Q，但是它跟《阿Q正传》完全不同，我个人觉得它写的是一个世俗英雄，这个人有一些品质是我们常人很难具备的。

应该说许三观的劣性，或者性格里比较恶劣的一面，常人都会有。比如说他知道自己的老婆许玉兰和何小勇生了一乐，他就不断地惩罚许玉兰。许玉兰呢，一被惩罚，就坐在大门口，拍着大腿在那里哭、闹，把许三观内心的隐痛张扬出来了。家丑不可外扬，许三观痛苦就在这里，出于人性的一种本能，他就想惩罚她，但是一惩罚，他老婆就到大街上闹，所以他又不敢惩罚她。

给他戴“绿帽”的何小勇遇到车祸，即将要死了。按照当地的风俗，要何小勇的亲生儿子到房顶上叫魂。何小勇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怎么办呢？所以何小勇的老婆就跑到许三观家里求情，要一乐给他老爹何小勇叫魂，许三观跳起来了。他心想，我已经丢人现眼这么长时间了，你现在还要我儿子跑到你家里给何小勇叫魂，公开叫他爸，这不是向全世界宣布一乐是何小勇的儿子，我是王八乌龟吗？大家可以看到他丰富的人性慢慢展开，许三观到底还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人，看到何小勇要死了，终于同意让一乐到何小勇的房顶上给何小勇叫魂，当一乐帮何小勇叫魂回来以后，许三观坐在家里是非常痛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就是有很多世俗的一面。

但他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整部小说里许三观卖了12次血，有效卖血是10次，也就是说都是为了解决某种问题，他有明确的卖血目标。那么这10次里，我们统计出来就有7次是为了一乐，而一乐又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小说的震撼力就在这里。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三观跟我们早期看到的《林海雪原》、《红岩》等等小说里的英雄都不一样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世俗里，但是关键时他会从世俗里走出一步，但是这一步决定了他非凡的品质。

应该说，这两部小说都展示了人的一些基本本性。文学在表现人学时，有时候会跟真善美之间产生一定的矛盾，但是我觉得真正优秀的文学，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生各种复杂的精神际遇和生命际遇。

二、人生有多可能丰富，文学就该有多可能丰富

文学不能只表现我们看得到，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可能存在的状况。这种可能存在的状况，可能是想象的一个人生状态，意味着我们文学超越了看，而进入了想和思，而不光是看和体验。可能性的人生状态，我觉得至少包含这样三个层面的意思：

理想化的人生状态。比如说浪漫主义，很多浪漫主义，都是表现了人生的可能性状态，最典型的是武侠小说，还有科幻小说。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品都是表现理想化的人生状态。它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或者用我们的人生经验来证明和印证的。但是我们又非常喜欢看，为什么喜欢看呢？因为它表现了我们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但是我们又渴望实现的、体验到的那种人生状态。极不理想化的人生状态。这也是一个可能性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生活的竞争压力非常大，我们的人生常常会在现实的生存当中会出现各种扭曲、变异等非常态的状态。这个非常态的状态，我们的文学同样也给予了表达，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说这个表达怎么是这样的，跟我们的经验和常识相反，所以我们通常称它为“荒诞派”。实际上荒诞派小说也是表现了一种人生的状态，只不过这种人生状态是极不理想的，或者说超越了我们平常看到的状况。

比较典型的是卡夫卡，他为世人所熟悉的《变形记》，我们只看到受压抑的人跳楼，没有看到受压抑的人会变成甲虫，或者变成螃蟹什么的，文学允许通过一种可能性的状态来展示非正常的人生。

美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辛格，他有一个短篇是《傻瓜吉姆佩尔》，写一个傻瓜，人家都来欺负他，然后把村里一个最淫荡的女孩子艾尔卡，故意配给他做老婆。那个女的跟他结婚以后，整天让他去面包房干活赚钱回来，然后那个女的整天跟这个生小孩、跟那个生小孩，生了一大堆的小孩，没有一个是吉姆佩尔的，但是吉姆佩尔仍然是相信她，善待她，到最后艾尔卡死时终于忏悔了，说傻瓜吉姆佩尔是一个好人，让她知道自己的罪。

人类精神潜意识的状态。我们人不但有理性的层面，还有大量的非理性的层面，这些非理性的层面同样也是我们文学的表现内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都是这个方面代表性的作品，强调人在非理性状态下、潜意识状态下意识的流动，同样也是一种人生的情怀。

如果人生有多少丰富，我们就表现多少丰富的话，我觉得文学是不足以吸引人的，文学之所以吸引人，还有更大一块，就是人生有多少可能的丰富性，我们文学恰恰在展示那些可能性的丰富性。

文学与作家的三大关系

文学与作家之间的人生状态，我个人觉得至少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作家精神内部的自叙。一般情况下，作家的创作与自己的人生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我想这个用不着多说了，我们说李商隐的诗非常哀婉、非常缠绵，这跟李商隐个人的气质和人生的体验有很大关系，而李白的诗非常豪放，这跟他的人生经验是很有关系。

第二个层面，自我人生的弥补。这种情形主要体现在小说中，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体，非常适合作家表达自己内心中的一种理想人生，一种渴望实现而在现实之中又难以实现的人生状态。很多人从发生学、心理学研究作家，为什么他们写这一类的作品，就发现它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弥补，没有达到，就想在小说中痛快淋漓地达到。比较典型的，像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都是模式化的，大家都很愿意看，郎才女貌、才子佳人，才子通常都很穷的，佳人通常都是很富的，然后一波三折，才子终于娶到佳人，大家都心里很高兴，希望自己某一天也可以变成某一个才子或者某一个佳人，这是弥补人生的一种渴望。浪漫主义的小说也是这样。

我写过一本书《余华评传》，做过余华研究，发现其实余华很胆小的，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小孩，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故意不把他的帽子给他，他就站在那儿毕恭毕敬地，也不敢向老师要，一定要老师把帽子交出来，他就嘟嘟嘟跑掉了。但是他早期的小说，像《一九八六年》、《死亡叙述》、《古典爱情》等等，都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味。我个人认为，他太胆小了，但是内心又渴望那种强悍，所以他在小说里写暴力的时候，充满血腥味，好象要通过小说给自己壮胆，也就是说他对自我的一个弥补。

在这里提两个有趣的例子：一是德国的诗人雪莱，一是中国的郑板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雪莱的诗。我们常来它慰藉自己受挫的灵魂时，当我们一次又一次通过这句诗来等待虚无的希望时，雪莱似乎已成为我们内心里的一个信念。然而，真实生活中的雪莱，也是这样吗？随着雪莱大量信件的公开，我们终于看到，他在把自己“不能流动的思想传遍宇宙”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自私和刻薄公之于众。据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的材料透露，雪莱不仅在给朋友的信中宣称他全家是“一群冷酷、自私、精于算计的动物，除了吃、喝、睡，活在世上就没有其他的目的和事情”，而且还通过哄骗、欺诈、责骂甚至威胁，频繁地向家人要钱。我简直无法相信这就是雪莱，一个擅长歌颂理想和爱的伟大诗人。郑板桥也一样。我们一直将这位“扬州八怪”之一视为傲骨铮铮、极具操守的文化名流，甚至奉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但是，当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有关板桥的史料之后，我才发现，他看似倔强不驯，推崇“糊涂”哲学，其实自己却从不糊涂，而且始终保持着异常狡猾的世俗心态。

郑板桥四十岁时赴南京参加乡试，中得举人，顿时心中狂喜，并做诗《得南捷音》自我祝贺了一番，以为从此可以平步青云，挤入上流社会。谁知在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末官场上，所有官位早已排满，根本轮不到他郑某人。于是，他只好再度发奋苦学，终于在四年后考中进士。但命运并没有立即为他开启绿灯，他依旧被拒之于上流社会之外。从此之后，郑板桥便开始频频巴结于达官权贵，巨富名流。由于当时的扬州处于江南的商业中心，不仅巨贾云集，而且高官极多，客观上为板桥的奉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同大多数文人一样，郑板桥的奉迎方式当然也是四处献诗。如今，在他诗集里就有一大批谄媚之作，像《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送都转运卢公四首》之类。到了四十九岁，郑板桥几经周折获山东范县令一职。为了感激慎郡王，郑板桥不仅张罗着为他编刻诗集《随猎诗草》和《花间堂诗草》，还亲自为之撰写跋文，并在跋文中将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诗人与杜甫、韩愈、王维、杜牧、韦应物以及岳飞相提并论。

我举这两个例子，并不是攻击这样人类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而是想说，不要简单地认同“文如其人”，在很多时候，文人会将他们的现实人生与创作人生分裂开来。用另一种相反的价值系统来弥补自己的某些人生之不足。当然，这种自我人生的弥补通常都是借助人类普遍性的价值意愿，来实现其人生理想的。否则，他们的作品就不可能成为后人反复阅读的经典。

第三个层面，自我人生的超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作家是要超过个人的一些人生体验的局限，必须要进入到一个大的人生境界，才能展示一种丰富的人生艺术。很多作家不能超越自我人生体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作家自己在人学上、在立人上是有问题的，也就是我们普通的知识分子在立人上都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一个作家要超越，自由和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作家常常会说，狮子都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才会成群结队。

文学与读者

不论你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在你的精神领域、心灵层面上，或者说在你私人的空间里，爱好文学、拥抱文学、品味文学，都是非常充实的一种人生状态。文学让我们体验不同的人生情境，净化我们的情感生活；文学慰藉我们的灵魂、弥补我们的人生意愿；文学使我们认识复杂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