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者

理论研究者（精选十篇）

理论研究者 篇1

关键词：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实现条件,高等教育,社会科学

近年来, 关于理论研究尤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的问题日益成为理论界的一个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笔者拟以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条件为题, 略抒己见。

一、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什么是理论研究者?笔者认为, 所谓理论研究者, 就是以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进一步说, 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的学习、继承、发展、创新与应用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群体。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 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他既是一个个体概念, 又是一个集合概念。

所谓责任, 顾名思义, “责”是指职责, “任”是指任务。因此, 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就是指其所应担负和履行的职责、任务和使命。笔者认为, 理论研究者应该担负其特有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与道德责任等。著名思想家德里达对“学者”即“Profession”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解读:“‘Profession’这个词, 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向’、‘知识’的范畴, 不过在法文, 在拉丁文中, ……它还表示‘信仰义务’, ‘义务’和‘责任’, ‘诺言’, ‘誓言’。”[1]因为, 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者的本质特征就是以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特定问题为主要特征, 无论是从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的理论研究者, 其必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发生必然的联系。

根据“内外部关系规律”, 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必然对其研究的理论研究者提出特定的要求, 理论研究者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特定的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 以促进人类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发展、进步为最终归宿。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完全不是自私自利的享乐, 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 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费希特指出, “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进程, 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 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2]。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曾说过, 学术研究“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而科学, 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3]。

因此, 学者、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就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 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 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对人类的责任、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是一个理论研究者的本然责任。

就政治责任而言, 齐格蒙·鲍曼指出, “国家政治的统一, 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 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 后者是政治统一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 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4]79;“管理一个文明、有序和幸福社会的职责, 当然属于经过科学训练的专家”[4]139;“理性思想及其传播应该服务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及巩固”[4]100。因此, 理论研究者作为社会的分析家、审判者、批判者, 靠自己的知识、理论成为权力性的力量来为特定时期的政治服务, 即理论研究者应以其特有的专业理论研究来参政、议政, 推动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与进步。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 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穷善达济”、“先忧后乐”、“止于至善”为最高的理想人格追求。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所言:“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5]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弘毅、济世、卫道、忧民的社会政治责任是其存世的灵魂与本然的内在价值追求。

但是, 今天的理论研究者作为一个独特专业群体, 即使有也极少大规模地介入政治, 因为朝向技术专家角色的发展态势强化了他们非政治的视野, 减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 并且由于“政治冷漠感”的形成, 消弱了他们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感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不如新闻记者更具有政治敏感性和学术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其经济责任来说, 理论研究者也是义不容辞的, 但是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者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各不相同。如在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 经济学家最重要的经济责任是研究危机的产生原因与经济调控的应对策略, 以降低金融危机对全球尤其是本国经济的冲击强度, 促进本国经济从危机中尽快走出来。而教育领域研究者的责任则是从教育的视角、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研究危机的应对方略。

不言而喻, 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的文化责任、道德责任、教育责任更是义不容辞。理论研究者为了并依据理论思想而生活, 他们的理论思想不能被局限于特定功能或利益的成见所污染;他们应该凭借着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 向其他所有人 (包括文化精英中不同于他们的那部分人) 讲话, 他们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权利。每一个理论工作者, 不管从事何种专业或职业, 从属于何种功能性专业团体, 都应该把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责任的层次。一个人接受了理论研究者、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的称号, 也就同时接受了该团体其他成员共同承认并承担的责任, 这种接受在本质上是一种承诺[4]29, 其作用被视作一种“积极有效的乌托邦”理想, 是一个仍然期待着兑现的承诺, 是美好社会蓝图的基准, 是特定状况下的产物, 是一种“权衡、批判和匡正梦想和实践的准绳”。第三次帕格沃什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提到:“科学家们由于具有专门的知识, 因而相当早地知道了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危险和约束, 从而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也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一种责任。”[6]因此, 理论研究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等责任是其本然的职业要求和志业所在。

二、理论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实现条件

理论工作者以自己的学术责任来更好地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责任, 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的社会学术环境相契合、统一, 才能充分实现一个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一) 个体条件

1.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理论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能力。因此, 他必须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研究、善于创新的持续学习者、思考者、探索者、研究者。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 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因而, 理论研究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以及传授技能、实践创新技能。他应当不断地学习人类理论的最先进的文明成果, 不断研究新东西, 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 并防止学术闭塞的倾向发生。所以, 理论研究者应自觉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 以提升自身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相统一的能力。

选择做一名学者、一名思想者、一名理论研究者, 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 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 “人们就得无止境地探索未知世界, 就得让理智摆脱一切羁绊, 自由地发展, 就得有一种开放的胸襟, 就得怀疑所有的事物, 就得不计条件地捍卫真理”[7], 就得敢于过一种勇于挑战、勇于冒险的生活;同时, 在努力治学臻于完美的历程中塑造自我, 陶冶成在学术工作中必备的多种素质为核心的品格。一名理论研究者应具备理论的想象力———“每一个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始终了解, 从而能够控制他所研究东西的抽象层次。轻松而有条不紊地在不同抽象层次间穿梭的能力, 是一位富有想象力和系统性的思想家的显著标志”[8]36。只有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基本素养, 然后才能说有资格进行理论研究。所以说, 理论学习、研究、合作、创新、实践、再研究、再创新、再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者无限往复、提升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忽视、轻视、甚或蔑视理论研究, 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为此, 有不少学者积极呼吁、大力倡导理论研究者在“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注重大主流问题”时, 不但要关注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也更应该关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基本理论研究。没有理论的科学创新便没有实践的科学发展。正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所言, 理论思想“不管在它们正确的时候还是在它们错误的时候都比通常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事实上, 这个世界被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统治着。那些听信谣言的执掌政权的疯子将他们的狂暴建立在多年前的一些三流学者的学说之上”[9]。由此可见, 理论研究与创新对于社会的改革实践, 尤其是对于行政与管理的实践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 理论研究者不是要赶潮流、做“风向标”, 不能社会流行什么就研究什么。理论研究的“最大危险是沦为舆论的奴仆, ……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 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10]202。学术研究是孤独者的探索, 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或观众, 一味地迎合世俗的欲望。理论研究者要避免与希望它更实用、更现实、更随俗的要求妥协, 不能因为社会想让学者、理论研究者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 就使得理论研究者淹没在社会“问题”的潮流之中。虽然关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人员能够名利双收, 但这样学术界会成为了社会的概念仓库, 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 “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不能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10]8。

另外, 理论研究者要克服浮躁、甘心孤寂, 以学术为志业 (Beruf) 、以学术为生命。当前, 年轻的理论研究者很少有人沉浸于学术痴迷的状态, 很少有人对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年轻人将学术研究当作职业, 过早地进行了过细的专门分工, 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漠不关心, 对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道听途说”、生搬硬套, 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境况“不闻不问”, 满足于教科书的理论教条, 满足于流行观点的追释, 满足于网络文献资料的搬运堆积, 满足于统计数据的简单分析, 满足于单一的任务、单一的视角、单一的语汇和单一的一套方法, 不深入现场、不深入问题的境遇中去调查研究, 最终得出的所谓“理论研究”也只能是蜻蜓点水式、浮光掠影式或海市蜃楼的虚幻研究。

2.学术责任与学术自律。唐纳德·肯尼迪指出, “与社会责任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 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 这两者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11]4。自由和责任, 权利和义务, 它们是对应相成的关系, 理论研究者在需要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权利的同时, 也需要履行其相应的学术责任的义务。

当前, “研究几乎已经变成了学术责任的核心”[11]183,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 也是‘科学上的’, 既是政治性的, 也是学术性的”[8]82。从学术道德而言, 学术责任首先是要有学术诚信的责任。学术研究事业要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 每一位新的研究者都要知道他的或她的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坚实基础上的, 应力戒学术不端行为、非法盗用他人观点或表述现象、故意篡改数据或实验结果等种种现象和学术腐败行为的发生。学术失范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的信誉。但就像贪污腐败一样, 人们大都憎恨别人贪污腐败, 而当自己有这样的机会时却又不自觉地陷入其中, 其原因就是在现实中, 研究的竞争性、学术声誉的重要性、职称晋升和职位升迁的困难性等外在性因素, 都可能不时地逼迫学术研究人员不正当学术行为的出现。因此, 这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具有学术自律的责任。

学术责任还体现为对学术忠诚的责任, “从根本上说, 公众对学术的信任依赖于学者对学术的令人信服的追求”[11]294。学者、研究者比其他职业人士多一种更微妙的冲突, 那就是源于对自己的理论思想与对政治、组织立场忠诚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只能靠研究者、学者自己解决, 其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挑战。这也就是学者往往并不忠诚于一个大学组织, 而更倾向忠诚于自己所属某学科的原因所在。

因此, 理论研究者应加强自己的学术责任, 以自己的学术自律、学术忠诚来履行一个学术研究者的神圣使命和天职。

(二) 社会环境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

学术性是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本质属性, 学术研究是其主要活动。因而, 学术自由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真谛。蔡元培说过, “研究学问旨在探求学理, 必须形成民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 绝无一家独尊的余地”;“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 不但不受任何政党或宗教之拘束, 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所以, 理论研究者要进行理论研究就必须在一个有充分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环境中进行。社会迫切需要“一种人能在不受控制、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和评论” (布鲁斯特等, 1971年) 。为了保证理论的准确和正确, 学者的活动必须服从真理的标准, 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正是学术界———维护这样的权利, “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事实上, ……这种自由进一步地延伸, 就是允许具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人享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生活。的确, 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程度的干涉”[11]3。大学之所以称为“象牙塔”的原因就是为了提供学术自由实验与探索的宝贵空间和安全保障。理论研究者的王国是永恒和沉思, 大学和研究组织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 让探索和理性开放精神自行其是。它应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运用, 应提供一种氛围、一种特殊的环境, 应是滋养着探索、怀疑、研究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学术温床。

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民主做保障, 学术民主也意味着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 不能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学术霸权主义。“精神自由更需要不同思想的并存。最成功的暴政不是用武力确保一统天下, 而是使人们意识不到还有其他可能性, 把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当作不可思议的事情, 使人们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10]204我们不应该有“民族 (种族) 中心论”与“阶层优势论”, 对外来者 (异域文化) 、少数群体等都要尊重与关注。真正的开放是与求知欲为伴的, 是为探求世间万事万物的一切真理为伴的, 不应该有狭隘的研究藩篱或禁地。

有必要指出, 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必然结果是学者有义务为他们借以得出结论的思想过程提出充分的证明, 以便由其他学者评价这些结论的准确度和效度。解决理论分歧的“最好的办法是在资料来源问题上让学者质问学者, 而不是让政府通过传讯来查问他们”[12]50。“学术界不是人人平等的民主政体, 而是受过训练的有才智的人的一统天下。”[12]46学术问题应该由学术圈的人士来自由平等地争鸣解决, 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

(三) 群体条件———学术共同体与学派的形成

众所周知, 现代学术研究已不再是一个人关在书屋中苦思冥想的事情, 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的共同事业。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大师米尔斯所言, “科学的发展是逐步积累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创造, 而是许多人互相修正和批评, 扩充或简化彼此工作的产物”[8]136。“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的问题, 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8]153。因而, 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多根和帕尔指出, “学术机构的长远构成倾向于更加专门化、专业化、系科化、碎片化, 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交叉、交流在不断增多”[13]。这就出现了社会问题研究的多学科 (multi-disciplinary) 、跨学科 (crossdisciplinary) 、学科互涉 (interdisciplinary) 的倾向, 因为研究和学术成果在“前沿领域”与“尖端领域”的突破, 往往要涉及不同的学科;现代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的复杂性, 也要求综合的方法与技术合作。

学术共同体应该作为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避风港, 保护理论工作者对知识的自由追求。在那里, 学者们和理论研究者们可以追求他们的选择, 免受外界的干扰与压力。这种学术共同体能够抵制各种强烈的欲望和诱惑, 它摆脱一切趋炎附势的习气而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

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学派的建立。学派的建立标志着一种理论学说的成熟和在学术界中的共同认可。学派既具有发展理论学说的功能, 还具有培养新的学术继承人的作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 “要一直记住:派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塑造出学院的下一代人”[8]117。一个学派中有领导者和追随者、创新者和墨守成规者, 打江山的第一代和守江山的第二、第三代等。不同学派的研究风格是有差别的, 其差别来源于每一学派的研究风格所容许或倡导的社会组织不同。但是, “偏狭的学科分类, 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专业化和日益分割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 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 树立不必要的界限, 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学科制度的优点是能够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 但同时也有使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生产地, 以服务自己的利益 (self-serving) 为尚, 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14]。

因此, 值得注意的是, 学派是因为学术事业而自然凝聚成的学术共同体, 它不是江湖门派, 更不是政治帮派、宗教系派。当前, 有些学派正在堕落为垄断学术资源、保持话语霸权的学术帮派, 很值得引人警醒。

学术共同体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学派研究范式, 有共同的方法论和研究纲领 (“内核”与“保护带”) 。但是, 值得提出的是, 方法是为了解决研究问题而形成的, 不是凝固不变的, 也不是固步自封的, 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要谨防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为方法而方法, 为理论而理论”的不良倾向追求。“一个人要掌握‘方法’和‘理论’, 就得变为一个自觉的思想者、一名了解在自己研究中所运用的假设和隐含意义的研究者。而他若是为‘方法’和‘理论’所控制, 则无法进行研究, 也就是说不能接力洞察世事。”[8]只有方法没有思想的研究者充其量只是学术工匠或学术巧匠而称不上是学术人, 我们必须在个人的研究实践中、在学科组织中, 让方法和研究工作保持密切联系。一流的学术大师的方针是能够“在宏观视角的思想和细节性的阐释间不停地穿梭”, 将方法与问题、价值、思想融为一体。“如果一个学术团体气氛活跃, 成果卓著, 那么必然存在着可供个人之间探讨未来研究的学术空间。这种空间包括问题、方法和理论三个方面———它应当源自研究者的工作并重新引入研究当中去;研究的进展决定了它们的内容, 而在一定程度上, 它们又引导着研究的进展。专业协会正是因此才有它存在的学术上的理由。”[8]

因此, 学会、学派、学术共同体以及成熟的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术理论研究深化与成熟的标志, 也是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群体条件。

(四) 实践条件———理论与实践统一

“坐而论道易, 起而行道难。”马克思曾深刻指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因此, 理论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投入到社会变革发展的实践中来更好地履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理论工作者与社会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 作为社会历史及其最高文化成就的保存者, 理论工作者似乎是滞后的;另一方面, 他们又被看作领导者在新的知识领域探险, 进行理论创新与技术改进, 同时又是新奇的、令人不安的思想的温床。理论工作者将社会反射于自身, 同时又通过提出难题来挑战自身镜像。理论工作者一直在入世和“学术研究的”超然之间摇摆。

大众媒体、可视性和变化多端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媚俗的追求倾向于把镜头对准官员学者、明星学者和投机取巧的学术混子。同时, 还有沦为像有些“外国资本势力的买办文人”和某些“国内富贵阶层利益的雇佣学者”那样的吹鼓手, 或是“乔扮”于一个所谓社会“弱势群体”的呐喊者形象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

理论研究者应该基于自己对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问题的体验与认识, 从一个学者的“求真”品性、一个研究者的“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的责任与使命出发来反思与观照公共领域中尤其是与自己研究领域里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 由技术理性转向实践理性, 最后走向解放理性 (1) 。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要超越实证主义 (实在论) 和阐释学 (建构论) ,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做好解释与描述、诠释和解释、批判和解放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把批判与解放辩证统一起来, 把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与研究结果的价值涉入统一起来, 导向“理解的共识”, 达到“视野的融合”, 实现科学的统一性、理解对象的统一性和解放事业的统一性。理论体验是一种解放的体验, 它同时也是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迈蒙尼德对哲学理性的体验做了如下描述:“那是打开禁锢之门使人进入其中的钥匙。一旦门被打开, 进入了这些地方, 灵魂将在那儿得以安息, 眼中将充满喜悦, 身体将摆脱繁重的劳役。”

一切真正的理论研究者都应担负起自己神圣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

X理论、Y理论、超Y理论及Z理论 篇2

一、X理论、Y理论及Z理论概述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把对人的基本假设作了区分，即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尽可能地逃避工作，不愿意承担责任，因此要想有效地进行管理，实现组织的目标，就必须实行强制手段，进行严格的领导和控制。Y理论则是建立在个人和组织的目标能够达成一致的基础之上。Y理论认为，工作是人的本能，人们会对承诺的目标做出积极反应，并且能够从工作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员工在恰当的工作条件下愿意承担责任。

不同的理论假设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具有不同的含义：X理论要求为了实现有效的管理，实现企业的目标，应当采取严格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Y理论则要求管理实践要满足人们的成就感、自尊感和自我实现感等需求。

在80年代具有重大影响的《Z理论》的作者威廉•大内，通过大量的企业调研在其著作中提出了“Z型组织”的理论。他认为：“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是员工在企业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企业应实行民主管理，即职工参与管理。他的理论是在行为科学的X理论、Y理论之后，对人的行为从个体上升到群体和组织的高度进行研究，认为人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且是整体行为。Z理论的要点是：长期的雇佣；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员工相互平等；人性化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消除单调的工作，实行多专多能；注重对人的潜能细致而积极地开发和利用；树立整体观念，独立工作，自我管理。Z理论为以人为本的思想提供了具体的管理模式，以人为本的员工管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员工的参与。

二、X理论和Y理论的应用

X理论和Y理论是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关于人性假设所做的两类区分。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两种载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基本上消极的X理论(Theory x)；另一种是基本上积极的Y理论(Theory Y)。通过观察管理处理员工关系的方式，麦格雷戈发现，管理者关于人性的观点是建立在一些假设基础之上的，而管理者又根据这些假设来塑造他们自己对下属的行为方式。

X理论的人性假设是：

A、员工天生不喜欢工作，只要可能，他们就会逃避工作。

B、由于员工不喜欢工作，所以对大多数人都必须进行强迫、控制以及指挥，甚至要以惩罚相威胁，才能使他们尽到自己的努力；

C、员工只要有可能就会逃避责任，安于现状。

D、大多数员工喜欢安逸，没有雄心壮志。

在与X理论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一些管理人员的行为则反映出一套Y理论的人性假设。“Y理论”是指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融合的观点，与X理论相对立。它包括：

1、一般的人在本质上并不厌恶工作；

2、外部控制和惩罚威胁并不是能够使人们为组织目标而奋斗的惟一手段；如果员工对某些工作作出承诺，他们会进行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以完成任务。

3、激励人们的最好办法是满足他们的成就感、自尊感和自我实现感等此类的高层次需求；

4、在适当的条件下，一般的人不仅愿意承担责任而且会主动地去寻求责任感；

5、较高的想像力、理解力、在解决组织问题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创造力等各种能力，是非常广泛地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而不是仅仅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绝大多数人都具备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而不仅仅管理者才具备这一能力。

当然并无证据证实某一种假设更为有效，也无证据表明采用Y理论联系的假设并相应改变个体行为的做法，更有效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采用X理论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案例。例如，丰田公司美国市场运营部副总裁鲍勃.麦格克雷(Bob Mccurry)就是X理论的追随着，他激励员工拼命工作，并实施“鞭策”式体制，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这种做法使丰田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企业管理员工有没有一定的模式？应该说是有的。如何管理员工首先取决于管理者如何看待员工。

所谓X理论，反映的是经理人对员工的不信任，主张对员工严加看管。而Y理论却认为员工都是善良的，完全可以通过激励的方式使其自觉地为企业工作。属于X理论的经理认为，企业目标和员工个人目标不可能是同一的，企业要求员工刻苦工作，而人天生都是好吃懒做的，因此在公司上班都容易讨厌工作，尤其是逃避艰苦困难的工作。因此，要想企业各项工作得以完成，惟有对员工制订严格的纪律，采取强制、监管、惩罚等措施。在这种氛围中，俯首帖耳、老老实实工作的员工便是好员工。信奉X理论的管理者对属下的行动非常警觉，对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非常敏感。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军队的管理方法，要求属下对上级的指令一位地服从，否则就要对他们实行责罚。

Y理论跟中国古代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很是相似，认为人都是有良心和自觉性的，只要条件合适，员工一般会卖力地工作。要求员工很好地工作，3 不能仅靠苛刻的管理制度和惩罚措施。如果企业能够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员工不仅能够在工作中约束自己，自觉地完成所分配的工作任务，而且还会发挥自己的潜能。持有这种信念的管理者往往采用松散诱导的管理方式，通过与员工一起制订目标的方式，促使员工参与管理，从而达到完成工作任务的目的。

Y理论在近几十年中越来越受到管理者的重视和应用。日本推行的美国学者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就是建立在Y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从表面上看，Y理论和X理论是相互对立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而不是互不兼容的必选其一的对立关系，一位地强调一个方面显然是片面的。

我们也可以说，X理论和Y理论是统一价值杠杆上的两个不同终端。我们从两者之中可以看出，不管你怎样看待员工，对员工提出目标并进行管理是完全必要的，既要尊重员工，诱导他们自觉地工作，又要制订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一定的纪律约束。在这个价值杠杆上，左端是X理论式管理，而右端是Y理论式管理，管理的标点应根据员工素质、公司管理基础和工作特点等条件灵活机动地进行滑动。在员工素质比较差、公司管理基础比较薄弱、生产力低下的公司，管理标点应该滑向左端，反之应向右端滑动。优秀的管理者应该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和员工的素质特点，善于运用这个杠杆，讲究管理艺术，将员工管理维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日本学者威廉.大内在比较了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的不同的管理特点之后，参照X理论和Y理论，提出了所谓Z理论，将日本的企业文化管理加以归纳。Z理论强调管理中的文化特性，主要由信任、微妙性和亲密性所组成。根据这种理论，管理者要对员工表示信任，而信任可以激励员工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企业、对待同事，为企业而忠心耿耿地工作。微妙性是指企业对员工的不同个性的了解，4 以便根据各自的个性和特长组成最佳搭档或团队，增强劳动率。而亲密性强调个人感情的作用，提倡在员工之间应建立一种亲密和谐的伙伴关系，为了企业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X理论和Y理论基本回答了员工管理的基本原则问题，Z理论将东方国度中的人文感情揉进了管理理论。我们可以将Z理论看作是对X理论和Y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在员工管理中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灵活掌握制度与人性、管制与自觉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地实施最符合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的管理方法。

X理论——强势管理

X理论就是强势管理。假设你的下属逃避责任、不愿意动脑筋，甚至很讨厌上司给他分派工作，碰到这种下属，就需要一种强势管理。这种强势管理可以对员工产生约束力，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Y理论——参与管理

如果你有这样的下属，他们愿意接受任务，也喜欢发挥自己的潜力，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作为一名管理者你应该给这样的下属一些机会，让他们参与管理。

【案例】

只管3个人

美国著名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指挥官，在诺曼底登陆以前，一次他在英国打高尔夫球，新闻记者采访他：“前线战势紧急，您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打球啊？”艾森豪威尔说：“我不忙，我只管3个人：大西洋有蒙哥马利，太平洋有麦克阿瑟，喏，在那边捡球的是马歇尔。”其实艾森豪威尔手下有百万大军，诺曼底登陆也是事关重大，是二次大战的转折点。难道他真的只管3个人吗？不是。他是懂得让下属参与。

当然，在让下属参与之前，先要启发、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能力，在他们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让他们参与管理。

3．Z理论——综合运用

在企业组织机构中，往往既有逃避责任、愿意工作，不愿思考的人，又有接受任务、喜欢挑战、富有潜力的人，这就要求管理者分别应用X和Y两种理论。X部分强调物质、惩罚和制度，Y部分强调精神、激励和人性。

如果只注意逃避责任、厌恶工作、不愿思考的人，轻易就说“预算不够”，“小心啊！我叫你下岗”，“人事法令法规就是这样写的”，我们往往只是注意在物质面、惩罚面和制度面上下功夫，而忽视了精神、激励和人性层面。

◆重视精神

【举例】

大家分享

一位成功的商人谈起自己的成功经验，谈到自己年轻时就养成一个习惯，他薪水里面一定有1/10不拿回家。当他赚5000元钱的时候，拿出500元钱帮助他的下属，大家买点吃的喝的；当他赚10000元的时候，就拿出1000元钱来给他们作奖金，让他们出差时能吃好点，住好点；当他赚5万元的时候就拿5000元出来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做自己的小部门的奖金；当他赚100，000元的时候就拿出10，000元给他们添臵一些服装。而今天他的得力助手就是这些同舟共济的朋友。

所以一个人不要常常说物质和预算不够，首先要看你是如何看待这些资金，而你自己又动用了自己的多少货币。

◆强调激励

每个人都需要激励，适当的激励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案例】

参观摩托罗拉生产厂房

在上海摩托罗拉的生产厂房参观，副总经理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生产线，在走过一个男性中国作业员身边时，看到他正在拧焊作业管线。副总经对他说“Goodboy！”男员工对他笑了一下。参观到检验车间时，一个女作业员正在用放大镜检验产品，“Nicegirl！”女作业员也微笑了一下。听到副总经理和自己很亲切地讲“Goodboy，Nicegirl”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激励。

有些人觉得作为领导或者主管，别人给自己敬礼、问好是应该的，其实人与人之间是要互相激励的。“老王，吃过饭了吗？”“老李，脸色不好，多休息一下。”这么一两句话就是一种激励，给人温暖的感觉。

◆注重人性

讲究人性有时甚至会优于严格的制度。

【案例】

吊 唁

日本桑德利啤酒厂副厂长的父亲去世了，桑德利啤酒厂的总经理去他们家吊唁，穿了一身黑色的西服，臂上还戴一个黑纱，“副厂长先生，令尊去世，我们大家都非常地难过，我今天代表公司来这里向您吊唁，你要注意身体，希望你早点回到工作岗位，节哀顺变。”鞠完躬他就站到副厂长的旁边去对别的客人鞠躬，这就表示他把副厂长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亲人了。副厂长跟别人说，看样子我这辈子要死在桑德利了。

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物质＋精神、惩罚＋激励、制度＋人性进行综合运用，7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用人上游刃有余！

4.超Y理论

该理论认为，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佳的管理方式，必须根据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和管理思想及管理技术等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灵活地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管理方式要适合于工作性质、成员素质等。

理论简介

超Y理论是1970年由美国管理心理学家约翰〃莫尔斯（J.J.Morse）和杰伊〃洛希（J.W.Lorscn）根据“复杂人”的假定，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它主要见于197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超Y理论》一文和1974年出版的《组织及其他成员：权变法》一书中。该理论认为，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佳的管理方式，必须根据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和管理思想及管理技术等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灵活地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管理方式要适合于工作性质、成员素质等。超Y理论在对X理论和Y理论进行实验分析比较后，提出一种既结合X理论和Y理论，又不同于是X理论和Y理论，是一种主张权宜应变的经营管理理论。实质上是要求将工作、组织、个人、环境等因素作最佳的配合。

基本观点

★人们带着许多不同的需要和动机加入组织，但最主要的是实现其胜任感 ★由于人们的胜任感有不同的满足方法，所以对管理要求也不同，有人适用X理论管理方式，有人适用Y理论管理方式；

★组织结构、管理层次、职工培训、工作分配、工资报酬和控制水平等都要随着工作性质、工作目标及人员素质等因素而定，才能提高绩效；

理论始于观察，观察渗透理论 篇3

一、教师的课堂语言

教师的语言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除了必要的肢体语言之外，教师的语言是引导学生完成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工具。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工具，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1.教师在发出课堂指令的时候要做到语言规范，准确有效，简易明了，让学生能够在听到指令之后迅速反应并及时落实。忌讳啰啰唆唆用复杂的语言向学生解释要完成的任务。在发出指令时，尽量避免使用“You should...” “You must…”等生硬的词汇和句式，应该使用一些较有亲和力和号召力的词汇和句式，如 “Lets …” “Can you…？”，让学生感受到师生平等的教学关系，在融洽的课堂氛围中愉快地学习。

2.同时，在课堂上也要注意对学生的称呼。有的老师在课堂上称呼学生“Honey”，个人觉得是不妥的。我们可以通过其他语言方式来拉近师生关系，体现对学生的关爱，可是在措辞上一定要选择恰当的语言。比如，我们可以直接称呼学生的中文名或英文名，也可以在学生的姓氏前加上Mr或Miss表礼貌，也有调侃的作用，亦可使用“my little girl”“the young / smart guy”等等。另外，许多老师在课堂上都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即在课堂上直接对学生进行评价时，语言过于单一，几乎都是“very good”之类的。 有的老师在学生回答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之后立刻表扬他“Youre very clever.”而且在整堂课中重复使用同样的句子评价学生。要夸一位学生聪明，聪明之处在于哪里，是不是需要思考一下？回答问题的难易程度不一，水平不一，那么评价性语言也是相对应的。我们可以选择在不同的情景之下评价学生的词汇是很丰富的。比如，常使用的积极词汇有：“good” “very good” “great” “excellent”  “amazing” “awesome”  “perfect” 等等;当然，在学生回答不出问题或答错的时候，要考虑到学生的感受及自尊心，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不伤害他们的语言：“Its OK. You can think it over.”  “Sorry， I dont think so.”“Who can help him/ her？”等句子，学会给学生台阶下，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忌用一些过于简单直白的语言指出学生的错误和不足。

3.在英语听说课甚至是阅读课和写作课上，教师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全英文教学，这样才能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让学生感受完整的英语教学氛围。有的老师在呈现非单词表出现的单词时，直接用中文告诉学生词义，而没有选择根据学生已有的词汇储备，用简单的英文来释义英文并引导学生理解词义。教师在课堂上的每一句话对学生都会起到引导思维的作用，所以绝对不可小视教师课堂语言的重要性。

二、教学设计

1.导入。导入一节课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传统的导入方法往往是一首歌、一段视频，或者一些以旧代新的问题，很多老师采用情景导入法。不管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导入，要达到的目的是在短短几分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快速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导入应该做到自然不刻意，有新意，具有时代感，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忌绕山绕水偏离主题。

2.活动设计。教学活动每一个环节的设计要遵循的原则是层次清楚，循序渐进，重点突出，过渡衔接自然合理，过程清晰有效。每一步的设计都应该做到为下一步做铺垫，时间分配均衡，不做可操作性较低或无用的活动设计。在教学设计中要有机地对教材进行整合，适当拓展和开发教学资源，避免把时间浪费在对简单的知识点进行反复操练上。敢于尝试一些易操作的教学形式，让课堂充满生机。每一节课的设计，除了要达到语言知识目标之外，情感态度目标也是不可忽略的。在设计达成情感目标的环节，一定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征、实际生活的经验及情感体验，切忌把目标设立得太过于深奥，或太哲学化，而要充分体现人文性和激励性。提问是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的互动及检测手段，在设计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问题的有效性。事实型问题并不足以提升学生的思维，所以要多设计应用型及评价型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整节课的效率。

三、对教师专业化发展有效途径的几点建议

1.不断提升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不仅要具备良好的语音和语言素质，还要不断地扩充单词量，提升人文素养。

2.做反思型教师，在反思中获得经验，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和理论知识，并有效地应用于教学实践中。

3.做研究型教师，积极参与课堂观察与研究，在观察中获得规律，有效地进行教学设计，提升课堂效率。

4.做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充分利用教师本身这一资源，并合理利用网络技术充实自己的课堂。

5.建立科学的初中英语学科评价体系，面向全体学生，突出学生主体，尊重个体差异，促进学生发展。

四、结语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追寻 篇4

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社会责任

笔者赞同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一般理解:除了献身专业工作, 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和社会, 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 并且这种关怀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的。如果能够跨越国界、文化乃至学科, 把对知识分子的这一理解放在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身上, 我们就不难得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既要在学术上建筑‘象牙之塔’, 又要在‘十字街头’摇旗呐喊”的结论, 前者是本职之责, 后者是社会之任。

高等教育学因其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与现实社会“交互作用”, 把“学术”与“社会现实”完全划清界限是根本做不到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责任是双重的, 既有专业和职业责任, 还应体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关注。当然, 由于知识的分化和社会问题的复杂化, 这种社会责任的有效范围也逐渐被限定在与其专业知识相关的领域, 也就是当社会热点问题涉及高等教育领域时, 把相关知识介绍给社会公众并获得一定的社会关注。

二、社会责任视野中的预测与预警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有很多种, 其中, 通过专业知识对关乎国家前途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科学预测和预警, 是其主要的社会责任之一。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对涉及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问题进行预测和预警, 是高等教育以及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和政府教育决策的专业化, 要求教育理论研究者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和预警, 并向社会和政府提供相关的知识和决策支持。对于理论研究者自身而言, 社会批判和前瞻属于与生俱来的职业道德范畴, 而且预测和预警作为其实现批判与前瞻责任的两大重要途径, 也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共识。1998年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及其专业人员必须既充分享有学术自由、保持其自治, 同时又对社会尽责。通过长期监测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趋势, 充当监测站的作用, 预测、早期预警和预防, 以提高其促进发展和监评的功能。”[1]

“预测”是研究和预估未来将会发生的事件和结果的一门艺术、一门科学, 它可以基于历史数据和数学模型来推演将来, 也可以通过主观或直觉预期未来, 更可以经由数学模型和良好判断共同得出结论。虽然教育过程具有不确定性, 但教育发展进程仍然是可以被长期预测的, 因为教育过程是受教育规律支配的确定性过程, 教育规律是客观的、可认识的, 认识了教育规律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教育的未来。因此, “教育学研究是为未来而工作, 它正在研究、确定定义、解释、预言、预测和发现, 总之是在为教育、为完善整个教育体系而工作。”[2]

在我国高等教育近三十年的发展中, 可以看到许多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预测, 这些预测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为例, 民办高等教育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就, 但其发展进程却是曲折多变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 虽然民办高等教育已初见端倪, 但由于有关姓资姓社、私有制经济的地位等问题的争论还很激烈, 民办高校的生存和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对于民办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 很多学者在当时做出了预测。其中, 潘懋元教授认为民办高等教育会在中国重新出现与发展, 他1987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民办高等教育体制探讨》一文, 认为中国所有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并将有所发展, 而民办高等教育作为私有或集体经济形式之一, 其重现和发展是必然的, 这对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是好事, 应当予以扶持、引导。[3]民办高校在20世纪90年代后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态势证明了这一预测的正确性, 可以说这一预测给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开拓了发展道路。

和预测密切联系的是预警。预测的结果可能包含未来将要出现的危险, 预警是科学预测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行动。具体而言, “预警”是在灾害或危险发生之前, 根据事物发展规律和观测到的前兆, 向相关部门发出紧急信号或警报,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的行为。在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警中, 马丁·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具有代表性。

对于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在我国将大众化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时, 其原有的预测和预警功能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但大众化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预警理论, 是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之后人们对此发生的各种变化毫无准备的一种预警, 是对已经进入和尚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的一种预警, 是揭示和解释高等教育活动变化的一种预警。特罗一再强调, 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警是大众化理论的价值所在, 大众化是揭示变化的一种理论, 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我要提醒他们, 高等教育要发生重大变化, 对即将发生的变化, 我们要有所准备。大众化理论就是提醒你做好准备的一种预警理论。”[4]因为特罗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预测和预警建立在对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第一次大规模扩张的研究之上, 建立在对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张态势的预测之上, 目的是呼吁西方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预防高等教育系统崩溃。因此特罗的预警不仅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敲响了警钟, 也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基于这一预警, 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第二次大规模扩张之后, 西方学者、高等学校、政府与国际组织纷纷对高等教育系统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如应对教育过度现象、维护高等教育质量与社会身份、保护高等学校整体性与维护高等教育质量及文化品质等;国际组织或制定与更新国际标准, 或召集国际会议探索问题与寻找矫治方略, 或制定与发布报告与宣言, 维护高等教育社会身份与文化尊严, 引导高等教育健全发展。诸多努力都着力于维护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 防止高等教育系统震荡与崩溃。西方学者、高等学校、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认识与努力, 充分证明了特罗预警的深远意义。

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如何预测和预警

通过上述案例, 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这些预测和预警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更能体会到其中所体现出的研究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那么作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 怎样才能更好地履行预测和预警的社会责任呢?答案不外乎是深厚的专业素养、对真理的坚守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素养是履行预测和预警责任的前提条件。目前,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面临缺乏言论空间等诸多困难。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 研究者首先要以其专业学问获取外行人对他的身份认同, 这样他才能用专业权威话语去获得公共领域的话语权, 实现对公共领域的“业余关怀”。在此意义上,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在专业成就上获得了某种文化资本, 就意味着在社会上获得了话语的某种权力……也提供了自己对公共关怀发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依据。”[5]

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 研究者需要的是对自身理论的自信和对真理的坚守。预见性的结论往往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往往与现实环境相矛盾。面对质疑和压力, 需要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自信和勇气。从潘懋元教授和马丁·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发展预测中, 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研究者对自己理论的自信。至于勇气, 更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研究者在面对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或社会舆论压力时应具备的品格。例如在潘懋元教授提出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时代, 关于私有制问题, 尤其是教育的私有制问题, 还是一个“敏感”问题,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这种预测需要理论研究者巨大的政治和学术勇气。

作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该是其学术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品质, 只有关注高等教育和社会现实问题, 其理论和学术生命才有意义。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不仅体现了他高深的专业素养和坚定的信念, 更体现出他关注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学者情怀——他不仅关心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 更关心由此带来的对民族国家文化和社会的危害。“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随时关注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当的预警。如果对重大的、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问题没有做出预警, 是理论工作者的失职。决策是政府的职责, 预警是理论工作者的职责。如果理论工作者提供预警和建议后政府无所作为, 应该向政府问责;如果理论工作者没有提供适当的预警供决策者参考, 就应该向理论工作者问责。”[6]

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它所处的时代背景, 注定了其发展进程的波澜壮阔, 期间未知的波折与挑战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 对诸多难题进行理性冷静的思考和判断, 做出准确的预测和预警。

参考文献

[1]UNESCO.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Vision and Action[EB/OL].http://www.un-documents.net/wdhe21c.htm, 2010-05-20.

[2] (法) 弗朗西斯.贝斯特.“教育学”一词的演变[C].高建慧, 沈剑平译.//瞿葆奎.教育与教育学[A].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338-339.

[3]潘懋元.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J].上海高教研究, 1997, (2) :1.

[4]邬大光.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内涵与价值——与马丁.特罗教授的对话[J].高等教育研究, 2003, (11) :6.

[5]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A].//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C].桂林:广西师范的大学出版社, 2001:268.

体育理论考试 公共理论试题答案 篇5

一、填空：

1、躯体 精神

2、身体 情绪 智力 精神 社会

3、健身锻炼的目标和健身锻炼的内容4、3~5次

5、腹式呼吸

6、心率

7、腹部

8、糖元 脂肪 蛋白质

二、选择题：

1~5：BABCD 6~10：BCABA

三、问答题：

1、“健康就是没有疾病”说法对吗？为什么？

错。健康是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结合自身体会谈如何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

2、体质测试与评价的意义是什么？

促进学生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上好体育课，增强学生的体质和提高健康水平，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通过《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可以使你清楚地了解自己体质与健康的状况，还可帮助你监测自己的体质与健康状况的变化程度。这些都有助于你在新的一年里有的放矢地设定自己的锻炼目标，有针对性地选择锻炼策略，制定切实可行的锻炼计划。

四、论述题：

结合自身体会谈如何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方法虽然简单易学，但要想科学地安排体育锻炼，提高锻炼效果，避免伤病事故，就必须遵循体育锻炼的基本原则。

（一）秩序渐进原则 体育锻炼的秩序渐进是指在学习体育技能和安排运动量时，要由小到大、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渐进行。

（二）全面发展原则 对多数体育锻炼者来说，进行体育锻炼并不是单纯发展某一运动能力或身体某一器官的生理机能，而是通过体育锻炼使整体机能全面、协调发展。

（三）区别对待原则 体育锻炼时，还要根据每个锻炼者的年龄、性别、爱好、身体条件、职业特点、锻炼基础等不同情况做到区别对待，使体育锻炼更具有针对性。

（四）经常性原则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锻炼的效果才明显、持久，所以体育锻炼要经常化，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虽然短时间的锻炼也能对身体机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一旦停止体育锻炼后，这种良好的影响作用会很快消失。

（五）安全性原则 从事任何形式的体育锻炼都要注意安全，如果体育锻炼安排得不合理，违背科学规律，就可能出现伤害事故。

经典范畴理论VS原型范畴理论 篇6

关键词：范畴 本质 原型 相似

经典范畴理论以西方古典哲学，即客观主义哲学为依托的，遵循二元互斥，every A is A，各从其类，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即一个事物若存在于一个范畴，它就不能同时存在于其他范畴，那一个人既是父亲又是儿子是不是可以驳斥这个观点呢？作为社会中的个人都会有多重身份，在校大学生出去代课身份就变成了老师。如果我们用这些例子来批判二元互斥就太肤浅化了。在子女面前，当身份属于父亲这一范畴时，就否定了不是父亲的可能性。在父母面前，只能归属于儿子的范畴。所以，经典范畴理论认为，构成范畴的特征是二分的，范畴的边界是明确的，范畴内的成员地位是平等的。为什么范畴内部成员是平等的呢？因为它们享有共同特征被划分到同一范畴内部，不存在典型或非典型成员。大象和老鼠都属于动物范畴内，大象是动物，老鼠也是动物，在这个范畴内，他们地位平等，你不能说因为大象的个头大，体积大，而老鼠个头小，体积小，大象就比老鼠更是动物吧，动物要具有的属性，无论是大象还是老鼠，都具备了。说他们地位不平等，这样太不科学了。同样，一匹高大健壮的马并不比一匹矮小瘦弱的马更是马，正常的人也不比残疾人更是人。

经典范畴理论还涉及到一个另范畴化的问题。经典范畴理论以二元互斥不容否定为基本点。二元互斥才是我们把握世界的理论基础。比如说，对于人来说，是女人就是女人，是男人就是男人，是女人就不是男人，是男人就不是女人，二元互斥。那么中性人呢？既不能把它分到男性范畴内，也不能把它分到女性范畴内，它应该自成一家，这就产生了另一个概念---另范畴化，它是范畴的重组。另范畴化与范畴化并不矛盾，另范畴化是因为需要而产生的。

自维特根斯坦之后人们对范畴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有了新的认识，逐步建立了原型范畴理论。原型范畴理论以体验哲学为依托，认为人们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范畴不是通过充分必要条件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原型特征建立起来的，在范畴中存在着可以称作原型的最佳样本。而且，隶属于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不存在共享所有特征的现象，这些成员只具有家族相似性。所以，与经典范畴理论相悖，原型范畴理论认为构成同一范畴的特征不是二分的，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范畴内成员的地位不相等，有“核心”和“边缘”之分。那么，范畴中的这个原型是怎样确立的呢？根据家族相似性足以进行范畴化？什么程度的相似可以被划到一个范畴内部？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原型是“一个范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或者几个成员”，“认知的参照点”。原型的确立只是以人们的认知心理为出发点，以经验、感觉、认知等因素作为重要标准。这样来看，问题就出来了。不同的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对事物的认识是不同的。由此可见，原型范畴理论纳入了主观性因素，和排除主观性因素的经典范畴理论截然相反。亚里斯多德说：“范畴是抽象的容器”。 范畴是抽象的，范畴与原型处于不同的层次，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范畴指涉思维规律；原型适于识解方式。比如，说到鸟这个范畴，美国人想到的是知更鸟，中国人想到的是麻雀。那到底知更鸟还是麻雀是鸟的原型呢？难道说同一个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原型还不一样？再者，提起宠物这一范畴，每个人家里养的不可能都一样，我们从主观性出发给出的原型肯定不一样。可见，原型范畴理论中确立中心成员这一概念是游离不定的，深受不同文化，个人经验的影响，根本不科学，不能拿来当为分类的标准。只要属于同一范畴，成员地位就是相等的，无论它们之间有多大区别。像上文所说，不能说大象比老鼠更是动物，那狮子，老虎和大象相比呢，谁又更是動物？不仅如此，原型范畴理论也是自相矛盾的。它否认二元互斥，但是原型与非原型，边缘与非边缘也是二元互斥，所以它的理论并不统一。

“家族相似性”是认知语言学所依据的基础理论之一，是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及范畴问题的全新阐释，催生了原型理论。范畴不是因为共同特性而是因为成员之间重叠交叉的相似性结合在一起的，范畴中的成员因其与原型的相似性而被认为是范畴的成员。可见，相似性的概念贯穿于所有的范畴化过程。这本身就是在否认范畴的边界，人们对范畴边界的判断是基于本身的心理现实性和直观感知而做出的。而心理现实性并不是心理真实性，直观感知也并不等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如果抛弃对事物本质的研究那就不成其为科学。所以，人们对范畴边界认识的不统一并不等于范畴边界本身的模糊或不存在，就像人的认知能力不够时并不能说世界是不可认知的。根据“家族相似性”，相似性程度高的就可以纳入同一范畴，那么这个相似度怎么把握呢，相似度低到何种程度才把它划入同一范畴的边缘成员而不是范畴外？所谓的家族相似性其实只是外部特征，而外部特征是不可靠的，人类的遗传取决于基因而不是表象的相似性。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在外形方面有相似之处，若以相似作为评判标准，岂不是可以纳入同一个家族？比如说明星的“撞脸”，娱乐圈中有很多刚出道的小明星因为和大明星外貌形气质相似被拿来比较，像“小范冰冰、小章子怡”等。我个人觉得房祖名和张默简直太像了，难道就因为相似说房祖名和张默是一家的？“各从其类”取决于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定性，即本质。本质是一物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内在根据，是事物内在的、必然的、根本的属性，以相似来瓦解本质太荒谬了。

以上的论述表明了所谓的原型范畴理论的理论核心都是禁不起推敲的。原型范畴理论是对经典的曲解和亵渎。只有坚持经典范畴理论，通过对认知事物本质的把握，才能真正地“各从其类”。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1959a.《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亚里士多德1959b.《范畴篇》，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理论研究者 篇7

一、现代企业理论及资本结构理论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由支薪经理所管理的大企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主要行业的主导力量, 从而取代了传统的家族小企业而成为管理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形式。在这种经济体中, 大量原本在高度专业化的市场内由价格机制指导完成的交易现在已经被企业内部化, 这使得企业的内部关系变得相当复杂, 而且它们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美国的两位学者伯利和米恩斯考察了当时美国的200家最大的非金融类企业的实际运作情况, 发现那些股权高度分散化的企业往往被那些仅仅拥有少数股权甚至根本没有股权的内部经理所控制, 他们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这正是现代企业的特征之一。经理管理型企业逐渐取代了资本家与经营者合而为一的古典企业形式, 并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

科斯把企业理解为不同于标准的市场交易的契约的集合, 从而开创了契约理论的先河。自此之后, 企业理论研究蓬勃发展, 产生了诸多有代表性的学说和人物。在契约理论的框架下, 后人的工作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线索是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詹森和梅克林、罗斯、莫里斯、霍尔姆斯特朗、张五常、格罗斯曼和哈特等所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 其核心是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机制来激励代理人“说真话”和“不偷懒”。由于这个机制将所有可预见到的或然事件都涵盖其中, 因此也被称为完全契约理论。另一条线索是在否定当事人完全理性和完全契约的假设下发展起来的, 代表人物包括奥利弗·威廉姆森和奥利弗·哈特等, 其核心是坚持交易费用和契约不完全性的存在。但是, 在这个方向上由于研究重点和切入点的不同, 又可以分为两个分支:一是以威廉姆森、克莱因等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 认为企业的边界由交易费用决定, 强调对专用性投资的事后保护;二是由格罗斯曼和哈特等开创, 认为企业的边界由产权决定, 并且创新地使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所有权, 主要考察在特定交易费用导致的契约不完全的情形下如何确保当事人的事前投资激励问题, 因此称为产权理论或新产权学派。

与之相对应, 随着资本市场的兴起和发展, 大量的数据变得更加公开, 资本结构理论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资本结构理论从最初的只是简单的筹集资金的方式演变成为减少代理成本、加强公司治理的工具, 资本结构理论也在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等的框架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产生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不对称信息理论等多种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有力地解释了许多财务现象。研究主要聚焦在如何设计不同的融资证券形式来降低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减少专用性投资被套牢的风险等方面。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 在上述资本结构理论框架下, 企业规模、资产的抵押价值、非债务税盾、成长机会和收入波动性等是影响传统制造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一直到现在, 在我国学者对国内企业的实证研究中, 依然发现这些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此时的资本结构理论以股东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尽管研究范畴涉及了经营者、债权人, 但是债务是作为降低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的工具, 对经营者筹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要最大化股东利益的角度而展开, 即便是探讨给经营者以股票期权, 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减少道德风险, 使得经营者的目标函数尽可能和股东利益相一致。

二、新经济环境下的企业特征

1. 新型企业不断诞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经济自由化思想重新成为世界主流。各国纷纷放松管制, 降低各种税率, 大力推行各种鼓励创业的措施, 从而普遍降低了创业的国家政策性成本。创业的浪潮席卷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 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这使得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最小经济规模大大缩减。在这些行业中, 竞争的加剧使得大量老企业被淘汰的同时又不断有新的企业进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 许多企业重新走上了专业化生产的道路, 为新企业的产生和生存腾出了空间。诱发大量新兴中小型企业不断产生的动力来自于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而且这种个性化的需求还在不断地增加和变化, 形成了著名的“长尾效应”。这些需求的规模相对有限, 一般不适合大规模生产, 这就从本质上给大量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 资本市场变得相当发达, 大量新型的金融工具、融资机构被创造出来, 特别是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这使得新兴企业的融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容易得多。

2. 知识型企业竞争力日益增强。

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的资源重心开始发生转移。新经济形势下的企业具有以下特征: (1) 资本市场的改善使融资更加方便, 通讯的发达大大削弱了分销渠道的重要性, 这一切都有助于进入壁垒的减少和新公司的产生。 (2) 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使得对革新和质量改善的需求加剧, 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提高。同时, 公司对人力资本的控制却减弱了。主要原因是:融资渠道畅通增加了雇员的外在选择 (如另立门户) ;贸易的开放格局使得人力资本对当前雇主的专用性减弱。在这种公司中, 企业边界是不清晰的, 并且会随着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改变而改变。对这些公司的管理和运作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企业理论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资本结构理论。

3. 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得到关注。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 过去那种认为企业只是生产产品和劳务工具的传统观点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人们开始意识到企业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 而且要承担法律、环境保护、道德和慈善等方面的社会责任。而这一思想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要求不谋而合, 即企业在进行获利活动的同时, 应关注社会公众、社区、自然环境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前, 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 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对于谁是企业的所有者, 答案出现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 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 企业的财产是由他们投入的实物资本形成的, 他们承担了企业的剩余风险, 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享有者, 这就是股东中心论。另一种观点认为, 企业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的企业, 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同时也分担了企业的一定经营风险, 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 因此都应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 这就是利益相关者理论。

三、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企业理论

首先, 基于契约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是所有相关利益方之间的一系列多边契约, 相关利益方即是契约的主体, 可以是管理者、雇员、客户、供应商等多种主体。契约参与者都向公司提供了特殊资源, 当然应当享有平等谈判的权利, 这样才能确保契约多方主体的利益受到保护。由于科斯对企业契约化的解释有极强的包容性, 当企业的缔约者被扩展到股东之外的公司员工、供应商、客户及社区等主体时, 企业的本质则发生了质的变化, 即企业已不完全是股东的了。

其次, 关于企业到底应该由谁拥有的问题,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认为, 公司本质上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企业实体, 而不应该是由股东主导的企业组织制度;同时要考虑到债权人、管理者和员工等许多为公司做出贡献的特殊资源的参与者, 股东并不是唯一的所有者。公司的出资不仅来自股东, 而且来自公司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客户, 这些主体提供的不是物质资本, 而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

最后, 基于资产专用性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的本质是“一个难以被市场复制的专用性投资的网络”, 而且是“围绕关键性资源而生成的专用性投资的网络”, 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通过这些专用性投资而产生某种准租金或组织盈余, 并且作为某种增长机会集而持续发展。因为利益相关者也都投入了专用性资产, 也应当享有至少是与股东分享公司所有权。而且由于存在着相对发达的资本市场, 股东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兑现其被“锁定”的资产, 从而可以降低资产的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资产被“锁定”的状态则难以打破, 此种套牢状态使其利益的保障只能依赖于公司的运行状况。布莱尔指出, 在技术密集型企业或定向服务企业中, 那些技艺只能专用于本公司的职工将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部分与企业相连的风险。因此, 职工将可能像股东一样拥有极强的动机来监督公司资源的有效使用, 甚至比那些“遥远和匿名的股东”所起的作用更大。

从理论基础上来看, 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其企业理论建立在契约理论、专用性投资理论基础上。总而言之,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 企业是多边契约的连接体, 签订契约的主体除了企业的所有者 (股东) 、经理人员、员工以外, 还包括影响到企业生存和发展或受到企业生存和发展影响的个体和群体, 如政府、供应商、分销商、债权人、顾客、社区等。签约主体都向企业投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毋庸讳言,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尚处于发展时期, 迄今仍不是一个有着合理理论基础、表述一致的理论体系, 与“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理论相比, 仍然是相当不成熟的。但是, 这并不妨碍我们以此为新的视角进行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

四、新经济时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

对于新型的知识型企业而言, 企业的融资结构出现了一些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所难以解释的新现象。典型的知识型企业 (如微软、英特尔、思科等) 一般都偏好于股权融资, 并经常性地持有大量的现金储备, 即使在流动性尚好时企业也很少进行债务融资。

杨运杰、谢瑞巧选取了在美国上市的13个行业52家知识型企业2001~2004年的数据, 实证检验了知识型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知识型企业的资本结构主要取决于智力资本、盈利能力和无形资产等因素, 企业规模、资产的抵押价值、非债务税盾、成长机会和收入波动性等这些影响传统工业制造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对知识型企业不具有显著影响, 这意味着现代资本结构的权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不能用于解释知识型企业的资本结构。

杨其静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企业家的企业”的观点, 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企业家融资的最优模型。他认为企业并不是天然物, 而是企业家为了对自己特殊的人力资本进行间接定价而创造的一种特殊组织, 企业家及其创业活动才是企业及其各种契约关系产生及发展的天然起点。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 笔者构建了一个企业家的融资契约模型, 并证明权益类资本而不是银行借款才是企业家首先所需要的。

笔者认为, 在新经济时代以及新型企业不断出现的情况下, 并不能完全否定原有的资本结构理论。未来的资本结构理论将在前人理论研究基础上,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将企业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完全契约和专用性投资网络, 考察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非财务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 利益相关者视角不仅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型行业 (如现代金融业、现代服务业、软件产业等) , 同样适用于传统产业, 可以用关键利益相关者将这两种企业融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中, 即传统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仍然是财务资本的提供者, 而新型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除了财务资本的提供者, 还包括智力资本的提供者, 如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提供者, 是以企业关键人员为主并包括关键客户和供应商所形成的利益相关者群体。

综观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的历史, 财务资本结构经历了从单纯的融资手段到权力配置及企业控制的演变过程, 我们可以预测,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新的资本结构理论也将沿着一条渐进的发展轨迹前进, 即从完全不考虑非财务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到考虑非财务利益相关者对财务资本结构的影响, 最后必将发展成为融合财务资本与非财务资本的更广义的多元资本结构体系。

【注】本文受江苏省教育厅青蓝工程、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07SJD630059) 资助。

摘要：企业理论是公司理财理论建立的基础。本文以企业的发展为线索, 对现代企业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进行梳理, 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现代企业理论,资本结构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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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oss, Stephen.The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structure:the incentive signaling approach.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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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even N.S.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Law and Economic, 1983;26

[6].陆正飞, 辛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会计研究, 1998;8

理论研究者 篇8

关键词：信号理论,代理理论,生命周期理论

自lintner开创股利研究以来, 国内外对于股利领域的研究已经数不胜数,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股利理论和股利政策影响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内外学者逐渐意识到完美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异, 代理成本理论、信号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慢慢进入视野。股利信号和代理理论正是基于放松信息对称假设下缓解或解决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而产生。

一、股利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一) 代理理论角度下的实证研究

最早用代理理论来解释股利政策的是Rozeff (1982) , 他通过对64个行业1 000家上市公司连续五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得出代理成本对股利支付率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我国的代理理论研究较晚, 但是也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同样存在着众多影响因子对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代理理论主要基于两类代理问题产生: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代理,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

吕长江和王克敏首次在财务领域应用结构方程模型, 同时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上, 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97-1999年间231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股利分配与管理股权比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股权比例是影响资本结构和股利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管理股权比例的提高, 有助于管理者与股东的代理成本的降低, 同时股利支付率将降低。即股利、股权比例对公司股利政策有着显著影响, 且股利支付率和代理成本与之均呈负相关。换句话说股利支付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公司管理者与股东间的代理成本, 符合代理理论的解释。

宋玉和李卓以沪深两市2002-2004年所有A股作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与最终控制人的侵害动机成反比, 派发现金股利将有利于减少最终控制人所能控制的企业资金, 从而抑制其侵害中小股东的动机, 反映出现金股利的发放能够缓解最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冯曰欣认为资本成本是连接管理者和股东的纽带, 理性的管理者会以资本成本为依据制定股利政策, 并且在此基础上, 公司股利支付力度加大将会使管理者可支配现金流减少。

吴晓玲和狄跃强基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以2003-2006年我国A股发放现金股利的2 38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信息不对称对现金股利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成长机会和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的关系。结果显示, 信息不对称对现金股利没有显著影响, 但成长机会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负相关, 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正相关。同时, 公司需要根据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的不同决定股利分配方案, 如自由现金流增加时, 股东希望降低管理者可支配现金流, 将提高现金股利支付力度。

刘志强和余明桂以2001-2004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力度的关系。投资者法律保护是减少管理者与股东间代理成本的一个有效方法, 他们从法制环境和法律制度两方面分析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股利的关系, 并探讨公司所处市场竞争是否激烈与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力度呈正相关关系。

尽管国内众多研究得出我国的股利代理效应较明显, 但是不支持代理理论的也同样存在。原红旗通过对1994-1997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得出不同于国外的结论, 国外认为股利政策是能够控制代理成本的工具, 但是在我国股利政策却是代理问题的产物。我国企业发放现金股利可能是由于股东转移现金的表现, 而并不是为了减少公司存在的代理成本。基于我国的特殊股权结构与治理结构, 导致与国外因果颠倒的结论。

周县华和吕长江主要从代理理论和投资者保护理论出发, 研究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与投资的利益保护, 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不合理, 控股股东有利益侵占之嫌, 在我国特殊环境下, 较高股利的发放并不能减少代理理论, 而是作为控股股东运输资金的渠道。

易颜新、柯大刚和王平心对河北、山西、陕西、及福建等4省2006年5-12月共计175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进行股利决策问卷调查分析股利发放动因, 得到有效问卷151份。在分析问卷调查基础上, 运用整体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验证。最终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发放股利的目的在于能够带来超额收益, 传递公司盈利能力的信息, 并非依靠股利的发放降低代理成本。

(二) 信号理论角度下的实证研究

信号理论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信息不对称, 股利可以作为管理者向其他利益相关者传递公司发展状况的一种手段, 现金股利信号的研究始于Lintner (1956) 对美国1945-1953年28家上市公司关于公司在股利、留存收益和税收中的收入分配问题的问卷调查, 研究结果表明股利变化与公司长期的净收益呈正相关。Pettit (1972) 首次提出股利信息市场反应, 其认为股利公告能够向市场传递有用信息。信号理论在我国的研究还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在我国最先研究信号理论的是陈晓、陈小悦和倪凡, 他们以1996年之前上市的8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将我国的股利分为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三类, 继而研究不同股利形式首次发放的信号作用, 研究得出三种股利均能产生正的超常收益, 表明三种形式的股利均具有信号作用, 但现金股利效应不及其他两种形式显著, 尤其是考察交易成本之后, 现金股利的信号作用丧失。

魏刚将股利信号传递模型运用于我国1992-1997年沪深644个上市公司, 研究我国持续盈利与股利政策的关系, 研究发现我国持续盈利的变化是公司股利政策的主要驱动力量, 我国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股利预测公司持续盈利状况。

李卓和宋玉以我国2000-2004年A股年报为样本, 研究表明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整体及各组成部分均有较强的盈余持续性, 表明我国股利政策具有一定的信号作用。徐新 (2008) 采用事件分析法对我国2002-2004年沪深所有A股公司进行研究, 将所选样本分为股利增加、股利减少、股利不变、首次发放股利四组对现金股利公告效应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股利增加的公司获得了累计超常收益率, 而减少股利的公司却获得了累计超常收益率显著为负, 结果支持信号理论。

赵惠芳、孙亚林和潘立生利用投资机会衡量成长性, 针对2002-2006年间沪深两市A股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 投资机会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成负相关, 与股票股利呈正相关, 投资机会高的公司更倾向于股票股利, 这样既能减少自由现金流的流出, 又能向相关利益相关者传递公司发展良好的信号。费海涛 (2009) 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方法, 研究2006-2007年沪深两市数据, 主要采用决策树方法探讨股利政策影响因子, 当年可分配利润, 成长机会以及经营风险都对股利政策产生显著影响。

李婷通过对国内1994-2008年仅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进行观测, 实证研究表明股利改变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 即股利的改变能够传递公司信号, 这些信号不仅包含公司当前状态和公司当前相对过去的价值改变信息, 还包括公司未来的成长、风险信息。同时, 当公司发展至成熟期时, 公司处于稳定阶段, 资本、人力等各方面处于平缓, 面临较低的风险, 此时提高股利支付水平将有利于降低公司自由现金流、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 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治理。因此, 股利改变符合信号理论和代理理论的解释。

然而, 国内学者对于信号理论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性。

陈浪南和姚正春在控制盈利信息的基础上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我国沪市1998年12月到1999年10月共219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进行股利信号作用研究, 研究得出现金股利不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而送股、配股的股票股利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李常青和沈艺峰利用随机游走模型衡量公司的未来股利变化, 同时结合符号检验、回归检验和累计超常收益分析法对沪深1995-1998年144家上市公司股利变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变化并不能传递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而只是立足于当年的盈利情况。

何涛和陈晓在控制盈余信息等变量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法以克服超常收益法在我国的局限性, 通过对1997-1999年现金股利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纯现金股利不能给股票带来隐形回报, 即不能向投资者传递未来盈利的信息。

杨熠和沈艺峰通过对1994-2001年间数据运用事件研究分析, 横截面回归分析与事后经营状况的回归分析进而研究现金股利公告。在前两种分析法下, 信号理论和代理理论均得到支持, 但是在事后经营状况的分析中, 却否定了股利信号理论在我国的有效性, 肯定了代理理论的效应, 并提出股东应该注重股利的治理作用。同时曹媛媛和冯东辉运用混合回归方法和交叉列联表分析方法对1994-2001年上市公司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 由于我国市场的特殊性, 我国股利政策倾向于不稳定, 且相关检验得出股利变动不能传递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

(三) 生命周期理论角度下的实证研究

2006年, Deangelo和Stulz提出股利生命周期理论, 其认为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所处内外部环境及其特征做出的股利政策更加符合上市公司股利支付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股利理论的缺陷, 为进一步解释“股利之谜”做出了一定贡献。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仅次于信号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影响。

杨汉明以2003-2005年沪深两市的A股为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留存收益占权益比可以指导股利的发放。以留存收益占权益比20%为拐点, 在留存收益比例小于20%, 公司发展为创业期或者成长期, 此时, 是否支付股利与留存收益比例呈负相关, 结合自身发展, 公司应将资金用于未来发展, 故会减少股利发放。在留存收益比例大于20%, 公司发展为成熟期或者衰退期, 此时, 是否支付股利与留存收益比例呈正相关, 此时公司投资机会减少或者盈利能力较好, 公司将剩余现金发放给股东。

徐腊平以1993-2006年数据为样本, 实证研究发现, 现金股利支付率和股票股利支付率与留存收益与投入资本之比均呈显著正相关。证实企业将根据财务状况进行相机抉择, 制定合理的股利支付政策, 并且公司股利支付政策呈现生命周期特征。

李常青和彭锋选取2000-2006年A股非金融行业公司为样本, 结合参数与非参数检验我国是否存在股利生命周期理论, 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基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会采取不同的股利政策, 但会受到证监会配股增发政策的影响。首先通过变量主营增长率、资本支出率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总资产划分生命周期, 并通过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证明以上三个变量能够较好区别各阶段, 之后再次通过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各阶段股利支付率情况, 得出结论是成熟期现金股利支付率大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现金股利支付率。最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现金股利倾向与生命周期变量在成熟期到衰退期阶段呈负相关, 符合理论解释。然而由于我国监管政策的原因导致现金股利倾向与生命周期变量在成长期到成熟期阶段呈正相关, 不符合理论解释。

刘圆圆 (2013) 通过对我国2003-2010年深市5 229个样本数据研究, 利用留存收益权益比作为生命周期代理变量, 检验其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存在生命周期理论特征。符安平 (2013) 通过对我国1999-2008年分红数据的研究, 发现留存收益/所有者权益高的企业即成熟阶段公司更容易支付股利, 然后采用留存收益/总资产进行稳健性检验, 得出一致结论。同时控制变量中反映盈利能力的变量与股利支付倾向呈正相关, 成长性指标与股利支付倾向呈负相关, 进一步验证我国股利政策发放符合生命周期理论。

然而遗憾的是, 并非已有的研究均证明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具有合理性。宋智慧 (2010) 以2004-200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同时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两个时段分别研究并对立分析, 用留存收益权益比作为生命周期代理变量, 研究得出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倾向和股利支付力度均不具有生命周期理论的特征。我国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 制度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应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相关评述

基于以上研究, 我国对股利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和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信号理论多集中于股利分配的市场反应, 股利发放与公司当前及未来盈利能力的关系, 代理理论主要集中于股利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 生命周期理论主要集中于公司发展历程中各阶段特征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在各个理论的框架下, 我国学者发现国内上市公司存在众多对股利政策产生作用的影响因子, 如:盈利能力, 公司规模, 投资机会, 管理股权比例, 最终控制人特征, 资本成本, 成长机会, 自由现金流, 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 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及留存收益占权益比。主要运用参数检验, 回归分析, 事件检验法, 得出各种不同结论。

总而言之, 以上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对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认识。股利政策是一项提前计划预测工作, 而不只局限于事后支付, 并不能用一种股利理论对公司股利政策众多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解释, 所以公司在治理过程中, 需要全面了解、多角度研究以制定更为合理的股利政策。但是, 我国股利政策相关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而且在对股利政策研究过程中多集中于公司内部原因, 较少关注外部原因。近年来, 股利分红是证监会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未来研究过程中应该开拓符合市场变化的新思路以更深入地研究上市公司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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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理论与有效市场理论比较 篇9

(一) 有效市场理论的理论基础

Shleifer认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基础由三个逐渐弱化的假设组成:

第一, 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 可以理性评估资产价格。

第二, 即使某些投资者不是理性的, 但由于其交易具有随机性, 可以相互抵消, 不至于影响资产的价格。

第三, 即使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并非随机而具有相关性, 市场中的理性套利者也会通过无风险套利消除这种影响。

(二) 有效市场的实证检验

有效市场假说提出后, 早期经济学家在实证上得到的证据大体上对该理论支持。在弱有效市场的检验上, 股票价格大体遵循随机游走规律, 而半强有效市场的检验上, 也大体支持有效市场假说。

然而该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来受到许多质疑, 在实证上表现为:价格的过度反应;价格惯性;小公司效应;市净率效应;价格在无信息时也会反应。且大量实证发现越来越多与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相悖的现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过度交易量异象;红利之谜;股权溢价之谜;封闭式基金之谜;IPO折价之谜;规模效应等。这些异象对有效市场理论提出质疑, 许多学者从而将心理学和行为理论与金融学结合, 以对这些异象进行解释。

二、行为金融学理论

(一) 行为金融学对决策者最基本的假设

决策者偏好倾向多样化且可变, 这种偏好常仅仅在决策过程中才形成;决策者是应变的, 他们根据决策的性质和决策环境的不同选择过程或技术;决策者追求满意方案而非最优方案。

(二) 行为金融理论的主要内容

1) 金融市场的异象研究。对金融市场数据的研究, 探求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2) 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研究。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并不满足理性人假设, 他们在决策中并不遵循叶贝斯法则, 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偏误。3) 投资者群体行为研究。行为金融理论研究表明, 投资者行为是相互影响的, 会出现“羊群效应”, “聚集行为”, 这样证券价格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差。

(三) 行为金融理论对完全理性的反思

1. 投资者的认知偏差

第一, 代表性。指当人们进行判断时, 将所得信息与头脑中已存在的类似某种原型的概念进行比较, 当偏差较小时, 个体便迅速判断该信息很可能代表原型概念。第二, 易得性。指人们往往根据一个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易得程度来评估其出现概率, 而不是根据所有信息做出判断。第三, 过度自信。指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对未来预期的能力表现出过度的自信。第四, 框定依赖。指人们的判断与决策依赖于所面临的决策问题的表述形式, 即尽管问题的本质相同但表述形式的差异也会导致做出不同的决策。第五, 后悔厌恶。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在犯错误后都会感到后悔, 而且后悔带来的痛苦可能比决策错误引来损失带来的痛苦程度更重。

2. 预期效用理论与实际决策行为存在偏差

第一, 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不一样。处于获利时, 投资者属于风险厌恶型;处于亏损时, 投资者属于风险偏好型。同时研究表明, 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算高出得到相同价值的两倍。第二, 决策者关心的并非决策者的财富水平, 而是相对于某一参考水平的变化量。人们在进行决策前, 通常会给决策对象设定一个参考水平, 然后依照该参考水平确定收益和损失, 决定各种可能结果的取舍。第三, 预期效用理论以客观概率为权重, 而期望理论的决策权重是主观概率的函数。

(四) 行为金融理论对完全套利假说的反思

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完全套利假定相比,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套利的力量不可能不受条件限制。各种客观因素使套利无法剔除非理性行为的影响, 即所谓的“有限套利”。

1) 套利存在风险。包括模型风险和基本因素风险、替代证券持有期存在价格波动的风险、“噪音交易者”风险。2) 委托代理关系对套利行为的制约。基金经理和投资者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基金经理为其利益放弃很多套利机会, 加大了价格偏离。3) 套利的现实限制。在现实证券市场中, 存在着很多的客观现实限制, 如证券交易中基本上不允许卖空;市场中存在的交易成本在市场流动性较差情况下对交易价格影响较大。

三、行为金融理论与有效市场假说的比较1.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

1) 风险态度。完全理性是风险中立;有限理性是风险厌恶和风险喜好。2) 所拥有的信息条件。完全理性是知道所有信息;有限理性是噪音。3) 对未来的预期、判断能力。完全理性对未来形成正确预期, 利用信息做出合理判断;有限理性表现为多种异象, 如过度自信等。4) 决策方式。完全理性是正确决策;有限理性是短视最大化和保守主义。

2.随机交易与羊群行为

随机交易假设认为投机者的随机交易使非理性交易者对市场不形成影响。当存在以下三条件时, 市场是有效的:大量投资者参与, 他们彼此之间的买卖决策相互独立, 且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任何与证券有关的信息都以随机方式进入市场, 并且各自信息的发布相互独立;投资者对新信息的反应和调整可迅即完成。

行为金融理论则认为根据心理学中的从众心理, 人们并不只偶然偏离理性, 而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偏离, 羊群行为理论是对这些观点的系统总结。羊群行为是指证券市场中投资者行为一致的现象。羊群行为解释了一些证券市场中的异常现象。

3.有效套利和有限套利

有效套利假设是有效市场假说的核心命题, 表明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会使被高估的资产价格迅速回落, 同时套利者从中获利, 并将亏损的非理性投资者驱逐出去。行为金融理论认为, 现实中的套利不仅充满风险, 而且作用有限, 表明在噪音交易者风险存在的情况下, 非理性交易者实际上可以获得比理性交易者更高的收益, 非理性交易者仍然可以影响资产价格。

四、结论

有效市场假说反映了金融学家追求的理想状态, 用传统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的一些金融异象, 行为金融学则可给予相对合理的解释。两者的比较弥合了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使理论更符合现代金融市场的实际, 以期解决现代金融市场悬而未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志军.有效市场假设与行为金融理论[J].生产力研究, 2004.

[2]赵英军.行为金融理论:从现实出发的金融学[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

全面收益核算:理论基础与理论障碍 篇10

一、概念分析

早在1980年,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在原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表要素》 (SFAC No.3) 中首次提出了全面收益概念。该公告将其定义为:“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 (净资产) 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的权益的一切变动。”

全面收益与传统净收益不同, 它涵盖的范围更广, 能真正体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因为全面收益不仅要求确认构成其主要来源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而且要求确认传统净收益难以处理和反映的物价变动或其他一些外在环境变化所引起的未实现的资产价值变动, 从而更好地反映并报告发生 (而不是实现) 的净资产的全部变动。

显然, 全面收益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会计系统不断适应会计环境的必然结果, 更是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为全面收益的核算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由于会计理论本身并不完全一致, 其中也不乏理论障碍。

二、理论基础

全面收益是对传统净收益的突破, 是由会计目标决定的。显然, 传统净收益在会计的发展史上曾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适应了当时会计环境的要求。但是, 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与原环境适应的会计系统必须进行变革, 在新环境中实现其目标, 进行功能性扩张。为此, 这首先需要深化会计理论研究, 为会计实务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1. 会计目标。

按照信息论与系统论的观点, 会计可以看做是一个信息系统, 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反映会计主体的资金运动, 通过会计自身的特定程序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提供给信息使用者, 这是会计系统的总目标。但是, 具体经济环境特征的不同决定了人们使用会计信息后达到的效果不尽相同。于是, 出现了两种影响广泛的会计目标:反映受托责任目标, 这通常与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相吻合;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导致了决策有用性会计目标的形成。

事实上, 这种对会计目标的人为划分, 有利于人们观察不同会计环境中会计目标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可否认的是, 从会计的发展史来看, 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割的, 而是彼此融合的。这一点, 从我国财务报告的目标也可以看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 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 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

主要用货币来反映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 这是会计的本质所在。会计环境的变化不会改变这一本质, 但会影响人们对这一本质的认识。从全面收益的定义来看, 反映所有的影响会计主体净资产的交易、事项和情况, 符合会计目标, 或者说, 会计目标要求核算全面收益。

2. 会计环境的变化导致会计功能的扩张。

通过简单的历史考察, 不难发现, 会计的功能得到了大大的扩张, 主要表现在纳入会计系统、用货币来反映的经济活动和现象越来越多。会计功能的扩张是会计环境影响会计目标的必然表现。会计理论研究者也愈发重视对会计环境的研究, 也有学者从会计环境逻辑起点来研究和建立会计理论体系。经济环境的激烈变化和创新对会计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早期的会计主体形式简单, 经济业务也不复杂。与此相适应, 会计技术 (当时很少有系统化的会计理论) 简便易行, 其中历史成本的基础地位得到稳固, 会计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历史成本有证据客观、容易复核等优点。当经济环境变化, 如物价变动剧烈时, 历史成本会计信息特别是收益信息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事实, 更不能提供全面收益, 因为当时没有会计理论和现实基础。但是, “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会计理论会首先适应会计环境的变化, 进行升级深化, 为实现会计功能的扩张提供理论支持。

3. 会计核算基础——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是现代会计的核算基础, 也是会计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权责发生制是实现会计目标和会计功能扩张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 正是权责发生制的出现, 使得许多会计概念、程序和方法成为可能, 当然也包括全面收益。但是, 人们对权责发生制的理解大多数仍旧停留在对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上, 有待进一步深化。

事实上,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和FASB已经将权责发生制扩展到交易、事项和情况, 也即全部的会计确认。笔者认为, 可以从会计的基本概念来理解权责发生制。“权责”代表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 符合资产和负债的本质, “发生”是这种经济利益的增减变化。所有会计事项的发生最终总会影响资产和负债项目。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资产负债观更受重视的原因所在。收益表反映的是资产和负债变化的过程, 过程是为结果服务的。为了核算全面收益, 即全面反映交易、事项和情况对会计主体净资产的影响, 必须彻底贯彻权责发生制。否则, 全面收益并非“全面”。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是全面收益的基本理论基础。

4.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不难发现, 如果只有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要想彻底遵循权责发生制是不可能的。于是, 出现了历史成本以外的计量属性, 如现行市价、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和现值等。这些计量属性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权责发生制的贯彻。但是, 它们只是针对不同的具体项目, 而公允价值的出现使计量属性的面貌焕然一新。事实上, 前面几种非历史成本计量属性都是从各自角度来探寻公允价值。从目前的实际看, 可以仅保留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两种计量属性, 其他都可以降级为获取公允价值的技术手段 (张白玲、杜孝森, 2009) 。

公允价值的出现使全面实行权责发生制成为可能, 能够反映企业的所有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动, 也使核算全面收益成为必然。总之, 会计目标——会计环境变化导致会计功能扩展———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 为全面收益的出现和核算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三、理论障碍

1. 实现原则。

在传统收益的确认中, 实现原则非常重要。实现的含义是非现金资产或权利转化为货币, 这显然有收付实现制的痕迹, 不符合权责发生制的要求, 它把权责发生制的确认时间范围缩小了。因此, 要按照权责发生制来核算全面收益, 必须对实现原则进行突破, 将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进行确认, 以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我国目前的会计准则已经不再强调实现原则, 随着公允价值计量的出现, 会计实务处理也逐步摆脱了实现原则的干扰。但是, 实现原则也并不是完全失去了意义, 当报表使用者更关心企业的现金流量等信息时, 也在潜意识地运用到实现原则。如此看来, 实现原则是可以和平突破的。

2. 稳健性惯例。在会计理论中, 几乎没有哪个概念比稳

健性惯例更有争议的了。长期以来, 稳健性对会计实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国会计准则中仍然强调稳健性, 并在基本准则中作出具体规定。但是, 遵循稳健性惯例产生的非对称会计信息, 已经使其存在根基受到巨大挑战。美国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早已指出, 稳健性惯例充其量是处理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中不确定性的一种较差的方法, 甚至是最差的方法, 它将导致会计数据的歪曲, 应将稳健性惯例逐出会计理论的殿堂。

人们进行决策需要客观中立的会计信息, 任何非中立的会计信息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消极影响。会计史学家认为, 会计职业是在“破产、倒闭、舞弊和争议”的企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这个环境使会计人员充满了“强烈的灾难意识”, 并与他们喜好簿记上的低估有着极大的关系。事实上, 当时的会计人员意识到一些资产价值已经发生变化, 尤其是减值, 所以减计资产价值, 稳健性惯例由此产生。当然, 后来学者又为稳健性提出了种种辩护。

但是,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会计反映资金变动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管是资产升值还是减值, 都应当按照权责发生制, 用公允价值计量。忧患意识并不是我们任意降低资产价值的理由, 必须有充分的证据。目前, 存货计量要求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 是对减值存货的公允价值计量, 但不是对所有存货的公允价值计量。事实上, 企业的所有资产都应该像交易性金融资产一样按公允价值计量, 这样才是贯彻了权责发生制, 才能得到真正的全面收益。因此, 要充分核算全面收益, 必须突破稳健性惯例, 一切以客观、充分的证据为基础, 如实反映资产价值的变动, 而不是将升值资产和减值资产区别对待, 这样才能提供众多利益相关者所需的中立的会计信息。

当然, 有学者认为突破了稳健性惯例, 可能会影响会计实务, 助长盈余管理, 这种担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一问题也伴随着稳健性惯例。这不是也不应该是会计理论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

四、小结

本文讨论了全面收益核算的理论基础和障碍, 从中我们发现会计理论本身的不一致会影响会计目标的实现, 所以有必要继续深化对基本会计问题的研究, 净化会计理论, 使之真正内在一致, 逻辑严密。另外, 要改变人们对会计理论功能的认识, 如果担心完善的会计理论会引发盈余管理等在会计准则具体操作执行中出现的不如意的现象, 无疑是对会计理论功能的不切实际的奢望, 非但不能解决会计实务问题, 也会使会计理论研究裹足不前。

参考文献

[1].张白玲, 杜孝森.公允价值会计基本概念辨析.财会月刊, 2009;31

[2].杜孝森, 张白玲.论公允价值会计与权责发生制.财会月刊, 2009;34

[3].程春晖.全面收益会计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