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制度结构

税收制度结构（精选十篇）

税收制度结构 篇1

增值税的理论构想是上世纪初由美国耶鲁大学亚当斯教授和德国实业家西门子博士提出。1954年,法国首先将增值税制度付诸实践,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一项税收制度能够很快在世界得到普及,表明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增值税的核心特征是抵扣机制,即以货物和劳务的增加值为税基,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可以抵扣用于生产投入的外购货物和劳务所负担的增值税款。这一制度安排,与传统的以货物和劳务价值全额为税基的销售税相比,能够有效地避免重复征税。纳税人总体税负不会因生产经营过程中分工和协作环节的增多而叠加,是更适应社会生产分工不断细化的货物和劳务类税种,其最初的理论构想者将该税种赞为“改良的所得税”。

根据纳税人外购固定资产抵扣程度的不同,增值税可归为3种类型。一是生产型增值税,税基为销售收入减去外购货物和劳务支出,不扣除外购固定资产价值,在统计口径上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二是收入型增值税,税基是在生产型增值税基础上,可以扣除当期固定资产折旧,相当于国民生产净值。三是消费型增值税,税基为销售收入减去外购货物和劳务支出,并扣除外购固定资产价值,相当于对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性支出的部分征税。这3种类型增值税,扣除程度依次呈阶梯式递增,税基则呈阶梯式递减,二者此长彼消。举个例子,假设某一纳税人当期实现销售额100万元,外购货物和劳务投入40万元,外购固定资产投入30万元,固定资产折旧5万元(均为不含增值税价格),在生产型增值税制下,其可扣除金额为40万元,税基为60万元;在收入型增值税制下,可扣除金额为45万元,税基为55万元;在消费型增值税制下,可扣除金额为70万元,税基为30万元。

我国是在1994年进行的财税体制重大改革中,将增值税制度全面引入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领域。增值税由此成为第一大税种,不仅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货物生产流通领域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同时,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制度也为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增值税制度的建立,我国以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据统计,1994年至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19481亿元增加至160867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4.4倍;出口货物总额由10422亿元增加至107023亿元,增长9.3倍。

受当时一些条件制约,1994年基于经济体制转轨背景建立的中国增值税制度,与其他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增值税相比,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尚未完全到位。在深度上,主要是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不彻底,固定资产没有纳入抵扣范围,对投资仍然重复征税,在税制类型上还属于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鼓励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在广度上,主要是增值税覆盖不全面,征税对象限于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对其他劳务、不动产、无形资产则实行营业税制度。根据相关数据测算,目前增值税覆盖了国民经济60%多的领域,其余由营业税覆盖。这种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的税制格局,不仅对服务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造成了重复征税,也导致制造业纳税人外购劳务所负担的营业税和服务业纳税人外购货物所负担的增值税,均得不到抵扣,各产业之间深化分工协作存在税制安排上的障碍。

2009年,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为解决增值税改革的深度问题,在部分地区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我国全面实施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将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纳入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在推动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据统计,2009年至2011年因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累计减少税收收入5000多亿元,明显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

与解决改革的深度问题相比,现阶段解决改革的广度问题更为紧迫。由于对劳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转型后的增值税制度在消除重复征税、促进产业分工方面的优势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完善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税收是政府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增值税是与货物和劳务生产流通关系密切的税种,不失时机地将增值税制度引入服务业领域,消除营业税重复征税的弊端,不仅是完善税收制度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需要。

相对于1994年而言,目前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经过多年实践,增值税的制度优势已经得到社会认同,营业税的弊端广遭诟病。增值税立法也提上日程,对改革形成了有力推动。国际上对服务业征收增值税越来越普遍,可以为我国实施这项改革提供有益借鉴。随着税收专业化和信息化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增值税的征收效率明显提高,为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提供了所能承受的减税空间。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经济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分工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不仅体现为税负减轻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也显示出税制优化对生产方式的引导。相对而言,前者的作用更直观,后者的影响更深远。其效应传导的基本路径是:以消除重复征税为前提,以市场充分竞争为基础,通过深化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应提升。

在深化产业分工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多环节经营活动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推进现有营业税纳税人之间加深分工协作,也将从制度上使增值税抵扣链条贯穿于各个产业领域,消除目前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在税制上的隔离,促进各类纳税人之间开展分工协作。

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将现行适用于第三产业的营业税,改为实行增值税,更有利于第三产业随着分工细化而实现规模拓展和质量提升。同时,分工会加快生产和流通的专业化发展,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消除了重复征税,对投资者而言,将减轻其用于经营性或资本性投入的中间产品和劳务的税收负担,相当于降低投入成本,增加投资者剩余,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后,商品和劳务价格中的税额减少,可以相应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和消费需求。

在改善外贸出口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实现出口退税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延伸,形成出口退税宽化效应,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货物出口也将因外购生产性劳务所含税款可以纳入抵扣范围,形成出口退税深化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拓展货物出口的市场空间。

在促进社会就业方面,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容纳的就业人群要超过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将对就业岗位的增加产生结构性影响;随着由于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带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将相应带来产出拉动型就业增长。

为了客观地验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经济效应,国家税务总局专题研究小组通过建立中国税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T-CGE),运用计量方法,将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对各类市场主体行为的影响置于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框架中做了量化分析。T-CGE模型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模型数据基础的社会核算矩阵,另一部分是刻画经济循环过程的系列方程组。社会核算矩阵共设置7大类11个账户,分别是商品、活动、要素(资本、劳动力)、机构(居民、企业、政府)、投资储蓄(储蓄、投资和库存)、国外部门和税收,其中商品和活动分别由61个产品部门和产业部门构成,最终参与计算的数据近30000个。系列方程组根据不同描述对象共分为生产行为、居民行为、政府行为、进出口行为、投资和储蓄、税收制度、均衡条件7大模块,包含2400多个变量和方程,对经济活动的全部过程,包括厂商生产决策、居民消费偏好以及税收对各行为主体的影响等,均以方程的形式予以模拟。

以2009年为基期,运用T-CGE模型就改革对经济社会的综合影响进行的模拟测算结果显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带动GDP增长0.5%左右,第三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将分别提高0.3%和0.2%,高能耗行业增加值占比降低0.4%;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约1.1%,社会投资增长约0.2%,出口增长约0.7%;可直接带来新增就业岗位70万个左右,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将有所提升;税收收入预计净减少1000亿元以上,价格总水平也将有所下降。虽然2009年的基础数据带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痕迹(2010年以后的数据因不完整而无法使用),但这一测算结果同样可以证明,积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必将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总体考虑和试点方案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项重要的税制改革,涉及税种结构、财政体制、税收征管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在税种结构上,我国现行货物劳务税体系是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为主体。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形成以增值税普遍征收为主、以消费税特殊调节为辅的税制格局。在财政体制上,我国目前对增值税实行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享,营业税除少部分行业集中缴纳的税收归属中央外,其余全部属于地方收入,并占整个地方级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保障地方财政利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地方,同时还要相应考虑地方收入主体税种构建问题。在税收征管上,按照国税局和地税局征管职责划分,增值税由国税局征管,营业税除归属中央的收入由国税局征管外,其他由地税局征收。为了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纳成本、规范税收执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应由国税机关统一负责征收,并结合深化税制改革、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合理配置地税机关征管职责。

上述若干制度安排面临的调整变化,牵涉和影响面之广,超过了1994年以来任何一项税制改革。因此,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需要“整体规划、统筹协调、平稳过渡”。整体规划,就是要遵循增值税制度内在规律,着眼于消除货物和劳务领域的重复征税,统一设计税制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统筹协调,就是要结合增值税立法的要求,通盘考虑改革的具体事项,精心设计税制要素,科学确定税负水平,合理划分收入归属,不断完善征管条件。平稳过渡,就是要科学安排改革进程,充分兼顾改革前后税制和征管变迁,确保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实现税制顺利转换、征管有序衔接、征纳关系和谐融洽、财政体制平稳运行。

从理论上讲,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更有利于保障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和税制运行的规范性,但为了确保改革毫无悬念地取得成功,有必要通过先行试点的实践,验证税率等税制要素设计的合理性、配套措施的有效性、财政减收的可行性、征管制度的科学性,为全面实施改革积累经验。根据增值税的特点和将要改征增值税行业的特征,改革试点应采取地区试点与行业试点交叉进行的方式。这一方面可以从点面结合的角度,全面评估税制设计对纳税人负担、税收收入以及经济运行的影响,通过及时发现问题、完善方案,为全面推进改革做好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可以从以点促面的角度,夯实改革所需的各项纳税服务和征管基础工作,有效增进征纳双方对税制转换的适应性,为改革顺利实施创造不可或缺的运行条件。

基于上述考虑,改革试点方案需要从试点范围、税制安排、过渡政策、收入归属、征收管理等方面,对整个试点工作做出统一部署。试点方案总体上应具有扩大试点和全面实施的可操作性,而非仅适应单个地区的量身制作。

在试点范围上,综合考虑服务业发展状况、财政承受能力、征管基础条件等因素,先行选择经济辐射效应明显、改革示范作用较强的地区,将与生产流通联系紧密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

在税制安排上,除合理设定计税方式、计税依据、纳税地点外,关键是科学设置税率。按照将原营业税税负平移的方法,采用全国税收调查和北京、上海、湖南3个地区典型调查的数据,相互验证测算出交通运输等行业的适用税率在11%至15%之间,现代服务业的适用税率在6%至10%之间。根据改革后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原则,改革试点方案从低确定了11%和6%两档税率,并对出口劳务实行零税率或免税。

在政策衔接上,针对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制差异和改革试点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开展的实际情况,对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试点行业与非试点行业、试点纳税人与非试点纳税人之间的税制衔接,以及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延续等问题,均进行了妥善处理。

在收入归属上,维持现行财政体制基本稳定,按照保持中央和试点地区税收分配关系不变的原则,对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

在征收管理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由现行负责征收增值税的国税机关统一征收。

改革试点的开展情况和扩大试点的基本考虑

今年1月1日以来,上海市共有12.6万户企业(其中,交通运输业1.1万户,现代服务业11.5万户;一般纳税人4万户,小规模纳税人8.6万户)纳入改革试点范围,由原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在上海市的精心组织下,实现了税制转换的平稳过渡。改革试点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呈现出4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降低了大部分纳税人税收负担。试点的小规模纳税人大多由原实行5%的营业税税率降为适用3%的增值税征收率,且以不含税销售额为计税依据,税负下降幅度超过40%;试点的一般纳税人中,85%的研发技术和有形动产租赁服务、75%的信息技术和鉴证咨询服务、70%的文化创意服务业纳税人税负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加工制造业等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外购交通运输劳务抵扣增加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劳务纳入抵扣,税负也普遍降低。

从交通运输业看,改革试点的名义税率为11%,同时在税制安排上明确了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其实际税负要低于11%的名义税率,并且下一道环节接受交通运输服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抵扣将由原7%增加到11%。毋庸讳言,我们注意到参与试点的部分交通运输业企业在改革试点初期出现了税负增加的问题。初步分析,原因主要在于,不同企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及投入时间存在差异,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在一定时段上不匹配。交通运输企业的主要资本投入是车辆,如果纳入改革试点的交通运输企业大部分车辆都是在2012年1月之前购置,就会在改革初期出现可抵扣进项税额较小、销项税额相对较大的情况。同时,由于改革尚未全面推开,影响到交通运输企业进项税额抵扣不充分。譬如,路桥费支出是交通运输企业经营成本的主体之一,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过路过桥费平均占运输成本的34%。由于路桥收费还没有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交通运输企业发生的路桥费支出得不到抵扣则会相应增加税收负担。再如,一些交通运输企业发生的车辆加油费支出,因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方便或不及时,也带来了进项税额抵扣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努力确保不因改革增加纳税人负担。上海市也为此做了相应考虑。

二是拓展了试点行业和企业市场空间。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改征增值税,拓宽了加工制造业产业链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目前,试点地区纳税人来自外省市的订单已经开始增加,表明改革试点相应扩大了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市场需求。

三是促进了企业分工细化和技术进步。试点之前,许多制造业企业基于外购技术的营业税负担问题,不愿意将研发环节从本企业分离。试点之后,由于外购研发技术负担的增值税可以抵扣,一些生产制造企业向外分离研发设计等业务的意愿愈来愈强。改革对深化专业分工、提高创新效率的激励和引导效应正在显现。

四是提升了商品和服务出口竞争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出口退税宽化和出口退税深化的制度效应得到了体现。在宽化效应方面,国际运输和研发设计被纳入出口零税率范围,推动了这类服务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深化效应方面,出口货物接受试点纳税人提供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劳务所负担的进项税额可以得到退还,增强了这类货物出口的竞争力。

上述变化,初显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积极成效,也反映出需要密切关注和统筹研究解决的问题。随着试点的延续,要围绕改革对经济运行、社会民生、企业负担、财政收入、征管效能、纳税遵从等方面的影响,及时做好阶段性总结和评估工作,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措施,凝聚改革共识。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适时将一些示范和带动效应较强的地区纳入试点,选择部分与生产流通联系紧密的行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消除地域性试点的局限,使增值税的链条机制完整运行。“十二五”时期要全面实施这项改革。

税收制度结构 篇2

——完善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税收制度

阅读提示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今年1月1日开始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是继2009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后，我国税制改革进程中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税收是调节经济运行、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转型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结构性减税的重要内容。实施这项改革，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增强服务业竞争能力，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推动三次产业融合；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带动扩大就业；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科技创新，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项改革涉及面广，利益调整复杂，需要在扎实做好试点工作的同时，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跟踪评估，完善政策措施，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1.增值税制度亟待向广度覆盖

现阶段解决增值税改革的广度问题尤为紧迫。由于对劳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转型后的增值税制度在消除重复征税、促进产业分工方面的优势仍然难以充分发挥，急需在覆盖广度上取得突破。

增值税的理论构想是上世纪初由美国耶鲁大学亚当斯教授和德国实业家西门子博士提出。1954年，法国首先将增值税制度付诸实践，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一项税收制度能够很快在世界得到普及，表明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增值税的核心特征是抵扣机制，即以货物和劳务的增加值为税基，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可以抵扣用于生产投入的外购货物和劳务所负担的增值税款。这一制度安排，与传统的以货物和劳务价值全额为税基的销售税相比，能够有效地避免重复征税。纳税人总体税负不会因生产经营过程中分工和协作环节的增多而叠加，是更适应社会生产分工不断细化的货物和劳务类税种，其最初的理论构想者将该税种赞为“改良的所得税”。

根据纳税人外购固定资产抵扣程度的不同，增值税可归为3种类型。一是生产型增值税，税基为销售收入减去外购货物和劳务支出，不扣除外购固定资产价值，在统计口径上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二是收入型增值税，税基是在生产型增值税基础上，可以扣除当期固定资产折旧，相当于国民生产净值。三是消费型增值税，税基为销售收入减去外购货物和劳务支出，并扣除外购固定资产价值，相当于对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性支出的部分征税。这3种类型增值税，扣除程度依次呈阶梯式递增，税基则呈阶梯式递减，二者此长彼消。举个例子，假设某一纳税人当期实现销售额100万元，外购货物和劳务投入40万元，外购固定资产投入30万元，固定资产折旧5万元（均为不含增值税价格），在生产型增值税制下，其可扣除金额为40万元，税基为60万元；在收入型增值税制下，可扣除金额为45万元，税基为55万元；在消费型增值税制下，可扣除金额为70万元，税基为30万元。

我国是在1994年进行的财税体制重大改革中，将增值税制度全面引入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领域。增值税由此成为第一大税种，不仅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货物生产流通领域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同时，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制度也为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增值税制度的建立，我国以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据统计，1994年至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19481亿元增加至160867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4.4倍；出口货物总额由10422亿元增加至107023亿元，增长9.3倍。

受当时一些条件制约，1994年基于经济体制转轨背景建立的中国增值税制度，与其他

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增值税相比，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尚未完全到位。在深度上，主要是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不彻底，固定资产没有纳入抵扣范围，对投资仍然重复征税，在税制类型上还属于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鼓励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在广度上，主要是增值税覆盖不全面，征税对象限于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对其他劳务、不动产、无形资产则实行营业税制度。根据相关数据测算，目前增值税覆盖了国民经济60%多的领域，其余由营业税覆盖。这种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的税制格局，不仅对服务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造成了重复征税，也导致制造业纳税人外购劳务所负担的营业税和服务业纳税人外购货物所负担的增值税，均得不到抵扣，各产业之间深化分工协作存在税制安排上的障碍。

2009年，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为解决增值税改革的深度问题，在部分地区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我国全面实施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将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纳入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在推动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据统计，2009年至2011年因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累计减少税收收入5000多亿元，明显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

与解决改革的深度问题相比，现阶段解决改革的广度问题更为紧迫。由于对劳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转型后的增值税制度在消除重复征税、促进产业分工方面的优势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完善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税收是政府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增值税是与货物和劳务生产流通关系密切的税种，不失时机地将增值税制度引入服务业领域，消除营业税重复征税的弊端，不仅是完善税收制度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需要。

相对于1994年而言，目前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经过多年实践，增值税的制度优势已经得到社会认同，营业税的弊端广遭诟病。增值税立法也提上日程，对改革形成了有力推动。国际上对服务业征收增值税越来越普遍，可以为我国实施这项改革提供有益借鉴。随着税收专业化和信息化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增值税的征收效率明显提高，为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提供了所能承受的减税空间。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不仅体现为税负减轻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也显示出税制优化对生产方式的引导。相对而言，前者的作用更直观，后者的影响更深远。

经济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分工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不仅体现为税负减轻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也显示出税制优化对生产方式的引导。相对而言，前者的作用更直观，后者的影响更深远。其效应传导的基本路径是：以消除重复征税为前提，以市场充分竞争为基础，通过深化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应提升。

在深化产业分工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多环节经营活动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推进现有营业税纳税人之间加深分工协作，也将从制度上使增值税抵扣链条贯穿于各个产业领域，消除目前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在税制上的隔离，促进各类纳税人之间开展分工协作。

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将现行适用于第三产业的营业税，改为实行增值税，更有利于第三产业随着分工细化而实现规模拓展和质量提升。同时，分工会加快生产和流通的专业化发展，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消除了重复征税，对投资者而言，将减轻其用于经营性或资本性投入的中间产品和劳务的税收负担，相当于降低投入成本，增加投资者剩余，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后，商品和劳务价格中的税额减少，可以相应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和消费需求。

在改善外贸出口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实现出口退税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延伸，形成出口退税宽化效应，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货物出口也将因外购生产性劳务所含税款可以纳入抵扣范围，形成出口退税深化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拓展货物出口的市场空间。

在促进社会就业方面，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容纳的就业人群要超过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将对就业岗位的增加产生结构性影响；随着由于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带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将相应带来产出拉动型就业增长。

为了客观地验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经济效应，国家税务总局专题研究小组通过建立中国税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T-CGE），运用计量方法，将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对各类市场主体行为的影响置于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框架中做了量化分析。T-CGE模型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模型数据基础的社会核算矩阵，另一部分是刻画经济循环过程的系列方程组。社会核算矩阵共设置7大类11个账户，分别是商品、活动、要素（资本、劳动力）、机构（居民、企业、政府）、投资储蓄（储蓄、投资和库存）、国外部门和税收，其中商品和活动分别由61个产品部门和产业部门构成，最终参与计算的数据近30000个。系列方程组根据不同描述对象共分为生产行为、居民行为、政府行为、进出口行为、投资和储蓄、税收制度、均衡条件7大模块，包含2400多个变量和方程，对经济活动的全部过程，包括厂商生产决策、居民消费偏好以及税收对各行为主体的影响等，均以方程的形式予以模拟。

以2009年为基期，运用T-CGE模型就改革对经济社会的综合影响进行的模拟测算结果显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带动GDP增长0.5％左右，第三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将分别提高0.3％和0.2％，高能耗行业增加值占比降低0.4％；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约

1.1％，社会投资增长约0.2％，出口增长约0.7％；可直接带来新增就业岗位70万个左右，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将有所提升；税收收入预计净减少1000亿元以上，价格总水平也将有所下降。虽然2009年的基础数据带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痕迹（2010年以后的数据因不完整而无法使用），但这一测算结果同样可以证明，积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必将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总体考虑和试点方案

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需要“整体规划、统筹协调、平稳过渡”，既要统一设计税制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又要通盘考虑改革的具体事项，还要充分兼顾改革前后税制和征管变迁，实现税制转换的平稳过渡。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项重要的税制改革，涉及税种结构、财政体制、税收征管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在税种结构上，我国现行货物劳务税体系是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为主体。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形成以增值税普遍征收为主、以消费税特殊调节为辅的税制格局。在财政体制上，我国目前对增值税实行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享，营业税除少部分行业集中缴纳的税收归属中央外，其余全部属于地方收入，并占整个地方级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保障地方财政利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地方，同时还要相应考虑地方收入主体税种构建问题。在税收征管上，按照国税局和地税局征管职责划分，增值税由国税局征管，营业税除归属中央的收入由国税局征管外，其他由地税局征收。为了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纳成本、规范税收执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应由国税机关统一负责征收，并结合深化税制改革、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合理配置地税机关征管职责。

上述若干制度安排面临的调整变化，牵涉和影响面之广，超过了1994年以来任何一项税制改革。因此，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需要“整体规划、统筹协调、平稳过渡”。整体

规划，就是要遵循增值税制度内在规律，着眼于消除货物和劳务领域的重复征税，统一设计税制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统筹协调，就是要结合增值税立法的要求，通盘考虑改革的具体事项，精心设计税制要素，科学确定税负水平，合理划分收入归属，不断完善征管条件。平稳过渡，就是要科学安排改革进程，充分兼顾改革前后税制和征管变迁，确保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实现税制顺利转换、征管有序衔接、征纳关系和谐融洽、财政体制平稳运行。

从理论上讲，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更有利于保障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和税制运行的规范性，但为了确保改革毫无悬念地取得成功，有必要通过先行试点的实践，验证税率等税制要素设计的合理性、配套措施的有效性、财政减收的可行性、征管制度的科学性，为全面实施改革积累经验。根据增值税的特点和将要改征增值税行业的特征，改革试点应采取地区试点与行业试点交叉进行的方式。这一方面可以从点面结合的角度，全面评估税制设计对纳税人负担、税收收入以及经济运行的影响，通过及时发现问题、完善方案，为全面推进改革做好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可以从以点促面的角度，夯实改革所需的各项纳税服务和征管基础工作，有效增进征纳双方对税制转换的适应性，为改革顺利实施创造不可或缺的运行条件。

基于上述考虑，改革试点方案需要从试点范围、税制安排、过渡政策、收入归属、征收管理等方面，对整个试点工作做出统一部署。试点方案总体上应具有扩大试点和全面实施的可操作性，而非仅适应单个地区的量身制作。

在试点范围上，综合考虑服务业发展状况、财政承受能力、征管基础条件等因素，先行选择经济辐射效应明显、改革示范作用较强的地区，将与生产流通联系紧密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

在税制安排上，除合理设定计税方式、计税依据、纳税地点外，关键是科学设置税率。按照将原营业税税负平移的方法，采用全国税收调查和北京、上海、湖南3个地区典型调查的数据，相互验证测算出交通运输等行业的适用税率在11%至15%之间，现代服务业的适用税率在6%至10%之间。根据改革后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原则，改革试点方案从低确定了11%和6%两档税率，并对出口劳务实行零税率或免税。

在政策衔接上，针对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制差异和改革试点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开展的实际情况，对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试点行业与非试点行业、试点纳税人与非试点纳税人之间的税制衔接，以及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延续等问题，均进行了妥善处理。

在收入归属上，维持现行财政体制基本稳定，按照保持中央和试点地区税收分配关系不变的原则，对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

在征收管理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由现行负责征收增值税的国税机关统一征收。

4.改革试点的开展情况

和扩大试点的基本考虑

随着试点的延续，要围绕改革对经济运行、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影响，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措施，凝聚改革共识，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使增值税的链条机制完整运行。

今年1月1日以来，上海市共有12.6万户企业（其中，交通运输业1.1万户，现代服务业11.5万户；一般纳税人4万户，小规模纳税人8.6万户）纳入改革试点范围，由原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在上海市的精心组织下，实现了税制转换的平稳过渡。改革试点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呈现出4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降低了大部分纳税人税收负担。试点的小规模纳税人大多由原实行5%的营业税税率降为适用3%的增值税征收率，且以不含税销售额为计税依据，税负下降幅度超过40%；试点的一般纳税人中，85%的研发技术和有形动产租赁服务、75%的信息技术和鉴证咨询服

务、70%的文化创意服务业纳税人税负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加工制造业等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外购交通运输劳务抵扣增加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劳务纳入抵扣，税负也普遍降低。

从交通运输业看，改革试点的名义税率为11％，同时在税制安排上明确了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其实际税负要低于11％的名义税率，并且下一道环节接受交通运输服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抵扣将由原7％增加到11％。毋庸讳言，我们注意到参与试点的部分交通运输业企业在改革试点初期出现了税负增加的问题。初步分析，原因主要在于，不同企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及投入时间存在差异，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在一定时段上不匹配。交通运输企业的主要资本投入是车辆，如果纳入改革试点的交通运输企业大部分车辆都是在2012年1月之前购置，就会在改革初期出现可抵扣进项税额较小、销项税额相对较大的情况。同时，由于改革尚未全面推开，影响到交通运输企业进项税额抵扣不充分。譬如，路桥费支出是交通运输企业经营成本的主体之一，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过路过桥费平均占运输成本的34％。由于路桥收费还没有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交通运输企业发生的路桥费支出得不到抵扣则会相应增加税收负担。再如，一些交通运输企业发生的车辆加油费支出，因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方便或不及时，也带来了进项税额抵扣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努力确保不因改革增加纳税人负担。上海市也为此做了相应考虑。

二是拓展了试点行业和企业市场空间。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改征增值税，拓宽了加工制造业产业链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目前，试点地区纳税人来自外省市的订单已经开始增加，表明改革试点相应扩大了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市场需求。三是促进了企业分工细化和技术进步。试点之前，许多制造业企业基于外购技术的营业税负担问题，不愿意将研发环节从本企业分离。试点之后，由于外购研发技术负担的增值税可以抵扣，一些生产制造企业向外分离研发设计等业务的意愿愈来愈强。改革对深化专业分工、提高创新效率的激励和引导效应正在显现。

四是提升了商品和服务出口竞争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出口退税宽化和出口退税深化的制度效应得到了体现。在宽化效应方面，国际运输和研发设计被纳入出口零税率范围，推动了这类服务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深化效应方面，出口货物接受试点纳税人提供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劳务所负担的进项税额可以得到退还，增强了这类货物出口的竞争力。

上述变化，初显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积极成效，也反映出需要密切关注和统筹研究解决的问题。随着试点的延续，要围绕改革对经济运行、社会民生、企业负担、财政收入、征管效能、纳税遵从等方面的影响，及时做好阶段性总结和评估工作，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措施，凝聚改革共识。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适时将一些示范和带动效应较强的地区纳入试点，选择部分与生产流通联系紧密的行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消除地域性试点的局限，使增值税的链条机制完整运行。“十二五”时期要全面实施这项改革。

程安亭:税收发力“调结构” 篇3

《新理财》：今年，湖南省圆税收入高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哪些方面?

程安亭：今年以来，我省国税系统推进依法治税，优化纳税服务，实现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2010年1-11月份全省不含海关代征的国税收入完成868.15亿元，同比增收169.76亿元，增长24.31％；全年预计将完成932亿元，同比增收14.，81亿元，增长19％左右。此外，全年预计办理出口产品退税38亿元；全年预计落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残疾人就业、再就业扶持等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收40亿元；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减收7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实际抵扣40亿元。

综合分析，2010年全省国税收入规模不断壮大，预期实现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以及加强征管的积极拉动作用，并有效消化了税收政策对收入的影响。

《新理财》：从结构、产业上看，与往年相比税收来源有何不同?

程安亭：首先从1-11月份增收结构看，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大部分行业实现增收。其中机械交通及运输设备制造业、采矿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增值税重点行业增幅超过或接近40％。二是卷烟税收依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11月卷烟税收占总收入的比重达34.82％，比2009年比重提高1.13个百分点。三是区域协调性增强。1～11月份全省除湘潭受钢铁行业拖累出现下降外，其他地区均保持15％以上的增幅，其中郴州、益阳和株洲等地增幅达到30％以上。

其次，税收政策影响减少了部分税收收入。今年的税收政策仍延续结构性调整的主线，反映在税收上，减收仍要大于增收。从减收影响看，全年落实各项结构性减税政策预计减收7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实际抵扣40亿元，同比增加6亿元；从增收影响看，卷烟批发环节加征5％的消费税政策翘尾形成1～5月份增收7.38亿元；再生资源回收与批发行业受退税50％政策激励全年预计完成38亿元，同比增收13亿元；成品油行业受政策影响新增消费税预计完成33.8亿元，同比增收4.7亿元。

第三，加强税收征管，促进收入增长。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国税机关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加强税收征管，有效促进了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全年预计通过开展纳税评估、清理漏征漏管户入库税款将达到30亿元；通过加强税务稽查，查处涉税违法行为预计查补入库税款、罚款和滞纳金达到12亿元；通过加强税收入库管理，努力实现应收尽收，预计全省新欠将会控制在1800万元以下，发生率将低于0.2‰。

增支和减税相结合

《新理财》：您如何看待结构性减税?今年，湖南省国税系统落实结构性减税的情况?这项政策对湖南国税收入的影响有多大，由此带来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程安亭：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央及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两年多来，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可以讲，结构性减税政策涉及领域之广减税规模之大，效果之明显，前所未有，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2009年以来，全省国税系统落实各项结构性减税政策减少税收142.45亿元。

从短期看，实行结构性减税会无法避免地减少税收收入；但从长远来看，通过减税效应的作用，必将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培植和涵养税源，夯实税收持续增长的基础。从本质上看，实施结构性减税和确保税收增收具有同向性，相辅相成，其终极目标都是服从服务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一大局。同时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堵塞跑冒滴漏，把该减的税减下来，把该收的税收上来，做到应收尽收，较好地处理了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与组织收入之间的关系。

《新理财》：当前，“转方式、调结构”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湖南省国税系统在促进战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行业以及两型社会发展等方面采取了哪些相应的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

程安亭：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优先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新能源、信息和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

一全面落实增值税转型政策，推动企业进行高端化、高新化改造，促进先进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产业加快发展，支持骨干企业做强做大。今年1～10月，我省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实际抵扣35.32亿元，同比增加9.11亿元。

二积极运用限制高能耗产业发展和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政策，推动我省资源综合利用等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的“两型”改造。1～10月，我省再生资源回收与批发行业受退税50％政策激励完成30.45亿元，同比增收14.28亿元，增长88.38％。

三用好用足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着力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促进高新产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落实好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业、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以及支持下岗再就业、残疾人就业、大学生就业等税收优惠政策。2009年以来，我局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共计减免税收72.29亿元。

四以提高出口退税率为契机，培育壮大我省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企业。2009年以来，我局办理出口产品退税74.51亿元。

五积极推动支持“两型社会”建设、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等税收政策研究，加强税收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分析，深入调查、全面分析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对经济税收的影响，向国家税务总局和省委省政府提出了10多份有价值的调研报告，为上级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理财》：财税政策在引导和刺激消费方面功不可没。湖南省国税系统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做法，成效如何?

程安亭：目前，我国运用财税政策引导和刺激消费，既表现在大规模增加公共支出、以建设民生工程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上，又反映在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上。财政增支和税收减税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有效地发挥了财税政策的综合效应，减少了投资和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投资和消费的能力及意愿，扩大了国内需求，增强了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改善民生作出了积极贡献。

财政增支的主要后盾就是税收收入。目前，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90％以上。近年来，面对金融危机、结构性减税等不利因素影响，全省国税系统正确分析形势，充分发挥广大国税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在挖潜增收上下功夫。

税收结构分析框架探究 篇4

(1)按征收对象看,税收收入分为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和资源税,流转税是第一大税种,虽然,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始终高于50%;所得税不断上升,所占的地位不断加大。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世界上有两种税制,发达国家多采用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多采用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所得税的征收不仅需要更高的征管手段,而且更加关注公平问题。从我国税收比例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我国虽然仍以流转税为主体,但是已经向着所得税制发展。

(2)从管理权限的角度看,地税与国税的比例反应我国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一定程度的体现财政分权的程度。从数据上看,中央政府较地方而言掌握者更多的税收资源,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税比例有多下降,但到2000年左右时,大约稳定在0.7的水平上。

(3)表1三大产业的宏观负税率表。

可见,第一产业税负低于宏观税负,且差距有逐年拉大的趋势;第二第三产业高于宏观税负,且第三产业有逐年拉大的趋势。由此看来,近年来宏观税负的提高,除经济的原因外,还有第三产业税收收入的比重上升有密切关系.

其中,总税收在GDP的比重是国际通用的宏观税负指标,按国际通例:GDP人均260美元时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750美元时,最佳税负水平为20%左右,人均10000美元时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30%左右。按上述标准衡量,我国人均GDP已达1090美元以上,税负水平理应在20%以上为最佳,但是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几十年来徘徊在1 0%-17%之间浮动,处于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看来,这个角度看,我国的税收收入结构正在不断趋于完善。

(4)除了上面的几项分类,还有税收收入的不同行业来源,企业性质来源,和国内国外来源的比较。

由于数据庞杂,本文仅以2003年为例,分析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负税情况。

①税收收入的经济类型结构

表2是内资与外资、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税金及附加占增加值比重情况。

可见,各行业的负税情况差距巨大,且呈现同行业不同企业,片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相悖,人为的造成税负畸轻畸重。我国1994年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率为10%,比内资企业负担率低23个百分点,其流转税负担率为4%,比内资企业低3个百分点,1994年后外资企业负担率比内资企业低5个百分点,而且外资企业在工资成本、城市维护建设费、投资方向税、进口设备关税等方面还享有诸多优惠政策,这种政策促使社会上产生大量假合资、假外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有20%是内资出境后再流入的资本。1997年为128.8亿美元,占当年Ml增量的16.8%。

②税收收入的国籍来源结构

从企业所得税的国内国外来源结构,可以看出我国财政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模型3:Ln企业所得税=0.58221n外企所得税+3.9863

(11.54329)(13.88089)

R2=0.9302,r=0.923210,可见线性回归的拟合程度较好,企业所得税的外企弹性大约是0.5822.即外企所得税增加1%,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总收入增加0.5822%。

模型4:企业所得税=0.3127外企所得税-113.8,R2=0.9701,r=0.9849。

可见企业所得税增长的边际倾向也近乎常数,也就是说△企业所得税/△外企所得税也近乎常数,0.3127,即外企所得税每增长1亿元,企业所得税就会增长0.3127亿元。两者的相关程度为98.49%。

二、税收收入动态结构。

(1)税收收入增量与GDP增量的相关性分析

模型5:△税收收入增量=△GDP增量

y=0.3487x-1557.2

(-1.409516)(5.055200)

R2=0.699084r=0.671728

(2)税收收入增量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性分析

模型6:lnT=a+b*ln (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

y=4.4494x+10.328,R2=0.6705

其中x是ln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y是lnT。

从上面的分析看,但从产业结构,GDP增长是很难完全解释税收收入动态变化的趋势的,分析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A、价格因素和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税收是按照现价计算征收的,税收增长率是按现价计算的,而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长率是按照不变价核算的。

B、税收结构与GDP结构之间有差异。GDP由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组成,2006年三次产业的现价增长率分别为7.1%、17.2%和13.3%。全国税收收入是由十几个税种组成的,不同税种有不同税源,分析税收增长以及高于GDP增长的原因,必须税收的产业结构分析相结合。

C、外贸进出口对GDP增长与税收增长的作用不同。GDP核算的是进出口净额,一般贸易进口对核算GDP是减项,但是体现在税收上是加项,进口贸易增加了,进口税收就增长。而出口退税不从税收收入中扣除,作冲减财政收入处理。因外贸进口和进口环节税收对GDP和税收的相反影响,使总体税收增长会高于GDP增长。

D、累进税率制度对税收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为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调节分配的作用,我国一些税种的税率设置为累进税率。如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实行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由于企业效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房地产价格上涨,适用税率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这些税收相对于经济税源更快地增长。

区际间税收收入结构比较分析

1、区域划分。在这里,我们为了便于研究地区间税收情况的差异,按习惯上的地理界限将我国划分为七个区域: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我们暂不讨论港、澳、台三个相对较小和特别的经济区域,而选取这31个省2000年至2004年的税务数据,根据地理位置划分的区域进行汇总、比较、分析。这样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了地缘经济的因素,因为我国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和对外开放程度、地理禀赋等要素有关。

2、各区域税收收入结构比较分析——区际税收增长弹性比较。由前文理论分析部分可知,税收相对于GDP的增长弹性公式为(ΔT/△GDP)/(T/GDP),通过ln变换,可得e=dlnT/dlnGDP。在这里,我们假设税收-GDP增长弹性为常数,设lnT=a+b*lnGDP,对各地区的ln(税收总额)和lnGDP作线性回归,发现与前述全国税收增长弹性为常数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数据上,我们分析的5年分地区税收总额弹性与全国的长期数据结果相差较大。在全国1994—2007的数据拟合中,我们得到税收总额弹性e=1.4683。

以下为2000年2004年分地区的数据作对数线性拟合的结果。

华北地区税收总额对数回归方程:Y=0.6908x+3.3359、r2=0.973

华北地区2000年—2004年的税收总额弹性e=0.6908,拟合优度为0.973。其税收弹性明显低于全国长期税收弹性。究其原因,一是长期时间序列中价格因素对税收弹性起到了一定的放大作用,二是该时期华北地区由于税制结构中流转税比重较小,税收优惠、减免较多,使税收的增速小于GDP增速。这反映了我国税制结构的不合理之处。华北地区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也较为发达,但税收增长缓于GDP增长,实际上是向其他地区转嫁了纳税的义务,不符合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公平的原则。

东北地区税收总额对数回归方程:y=0.8714x-0.526:5、r2=0.9581

东北地区2000年一2004年的税收总额弹性e=0.8714,拟合优度为0.9581。其税收弹性也小于一,比全国长期水平略低。原因除前述第一点外,还有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倾斜的原因。

华东地区税收总额对数回归方程:y=1.1695x-6.1512、r2=0.9688

华东地区2000年—2004年的税收总额弹性e=l.1695,拟合优度为0.9688。税收总额弹性较高,与该地区经济发达、经济总量和税收总量大,主要税种边际税率递增,高收入水平上税率较高有关。

华中地区税收总额对数回归方程:y=1.0057x-3.3742、r2=0.9846

华中地区2000年—2004年的税收总额弹性e=1.0057,拟合优度为0.9846。税收总额弹性大于一,比全国长期水平略低,剔除价格变动、长期弹性较大等因素后应该与理论部分的数据相当吻合。华中地区在2000年至2004年间遭遇了“中部塌陷”的经济窘境,其发展也属于平均水平。所以,企业规模小、产业实力一般的华中地区基本没有明显的税收在高收入层级的陡增效应,因此对GDP的弹性并不会特别高。

华南地区税收总额对数回归方程:y=0.8355x+0.5645,r2=0.8813

华南地区2000年—2004年的税收总额弹性e=0.8355,拟合优度为0.8813。由于线性拟合优度仍嫌不够,我们尝试用多项式拟合,即y=-0.9232x2+35.685x-328.27,r2=0.9384,得到税收总额弹性e=-0.9232lnGDP+35.685,是一个与GDP成负相关的量,而多项式拟合优度改进为0.9384。这说明华南地区不仅享受了比GDP增量幅度小的税收增量这个优惠,还有税收总额弹性随着GDP的总量不断扩大而减小的趋势。由于GDP是随时间序列发展而不断增长的量,这表示国家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策倾斜不但没有取消或减少,而是有逐年扩大的迹象。

西南地区税收总额对数回归方程为:y=0.9321x-1.6113,r2=0.9964

西南地区2000年一2004年的税收总额弹性e=0.9321,拟合优度为0.9964。西南地区数据的拟合优度极高,说明其税收总额弹性非常接近常数。弹性小于一与这五年间宏观税负实际下降的全国税收趋势是一致的。

西北地区税收总额对数回归方程:y=1.0265x-3.3261,r2=0.9818

西北地区2000年—2004年的税收总额弹性e=l.0265,拟合优度为0.9818。与华中地区的情况非常类似,税收总额弹性大于一,说明税收增长稍快于随GDP增长。尽管税收增幅只是略大于GDP增幅,但这对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许多产业才刚刚起步的西北贫困地区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

结论

从搜集到的其他数据信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实行的税收优惠以区域性为主,相对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与前文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对宏观税收总额弹性地区间差异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

1、1994年我国开始在全国推广实行分税制,这是适应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要求而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的一次改革。作为转型时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内容上对于旧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未能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根本触动。总的来说,现行的税收制度在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

2、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东部沿海地区先后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地区等这样一个开放体系,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特殊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是沿海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实行,不仅使沿海与内地、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均,不利于公平竞争,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参考文献

[1]、王韬：《税收理论与实务》，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

[2]、唐菊，《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及对策研究》

税制结构优化与税收征管的关系 篇5

传统的税制优化理论为了分析的简便，往往把税收征管成本和征管部门的征管能力忽略了。然而现实生活中，再好的税制，最终必须依靠征管才能实现其目标。税收征管的难易程度和征管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优化税制的设置。由于税收征管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使得优化税制在执行中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偏离设计时的初衷。因此，有必要把优化税收理论和税收征管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征管因素作为衡量税制结构优化的标准之一。

一、税制优化必须考虑征管因素

1.税收征管的成本不容忽视

优化税制理论往往在税收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与增进社会公平之间进行权衡，以寻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税制优化和税收征管是密不可分的，税收征管是保证税收制度有效运行的手段，税收制度目标依赖于税收征管来实现。但税收的课征并不是一种不花钱的活动，相反，税务当局征税要消费资源。与此同时，纳税人奉行税制要付出代价，包括会计师和税务师费，还有纳税人在填写税收申报表和作记录时所花的时间价值。

优化税制应当考虑到税务机关的征管费用和纳税人的依从费用。目前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一般是1%～2%，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征管水平较低，因而税收征管成本更高。税收征管成本对优化税制目标的实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影响可能大到足以扭曲优化税制设计时的初衷。

2.税收征管能力制约税制优化

政府征管能力是税制结构选择和调整的重要约束条件。在短期内，一国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总是有限的，税制结构的选择与调整不能超越这个限度。税制模式只有当它与政府征管能力相适应时，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也就是说，税收征管所具备相应的技术手段，征管队伍所具备的相应素质，对税制的实施必不可少。如果一个国家不顾自己的征管能力，片面追求税制优化，反而可能导致税收征管中的税收流失，从而降低税制的可信度，使税制的既定目标落空，最后得不

偿失。因此，在政府征管能力许可限度内选择和调整税制结构才是最切实可行的。

3.税制优化必须考虑税收征管环境

良好的法制环境是税制得以贯彻落实的根本保证，而较强的国民纳税意识则有助于税制的优化。一国如果不考虑自己的法制建设水平，盲目地追求税制的优化，使税制繁琐复杂，结果极有可能适得其反。同样，国民的纳税意识及纳税观念也不容忽视，例如，在一个纳税意识淡薄的国家，实行简便的税制应是明智的选择。

我国是一个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说我国的征税环境并不理想，当然这一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可以改变的，但非一日之功，我国税制优化设计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

二、税制优化有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考虑了政府税收征管能力、税收征管环境等因素影响的优化税制设计，事实上又有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评价税收征管效率既要考察取得定量收入所耗费的征管成本;也要衡量由于政府征管能力不足以及纳税人逃避纳税而造成的税收损失;事实上还应考虑税收征管能够征收多大规模的`收入，以满足政府必要支出的需要。过于简化的税制其征管成本肯定很低，纳税人也难以逃税，但集中的收入也有限，显然并不足取。合理的税制结构，既有利于征集到适度规模的税

收收入，又使税收征管部门有能力承担征管任务。同时，合理的税制结构也有利于减轻纳税人的抵触情绪，有利于纳税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有利于纳税人之间的相互监督，这一切无疑会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三、税收征管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税制结构的优化

税制的优化无疑会受到政府征管能力的制约，但政府征管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的征管能力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是可以提高的，政府征管能力的提高给税制结构的选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有助于税制结构的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努力提高政府征管能力是我国税制改革与征管改革长期发展的重要任务。

如何完善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问题 篇6

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国家制定财政税收政策的出发点和重要目标。财政税收政策要想更好的发挥作用, 优化投资结构, 还得依赖于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文章分析了优化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的重要作用, 指出了当前投资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并提出了优化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建议, 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重视, 能够对优化投资结构、加强财政税收政策的管理发挥借鉴指导作用。

1 优化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的重要作用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三架马车, 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 在经济管理活动中, 经济增长不仅受到投资数量的影响, 还往往受到投资结构的影响。合理的投资结构, 不仅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布局的合理, 还能够平衡地区经济结构, 最终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然而, 投资结构的优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完善的过程, 市场机制和经济政策会对投资结构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当投资需求和供给结构之间达到平衡, 投资结构优化就能够实现。财政税收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不仅能够引导个体投资行为, 还能够优化投资结构, 促进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只有充分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在投资结构中的作用, 才能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 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 投资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优化投资结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国投资结构得到了优化, 在促进经济发展, 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 由于受到原来的经济结构、政府调控等方面的影响, 当前投资结构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 具体来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产业投资结构不合理

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依靠资本、劳动力的投入, 还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因为只有优化产业结构, 才能更好的对资源进行配置。投资结构合理, 就会带来产业结构合理, 进而对经济资源能够实现有效的配置, 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当前, 我国产业投资结构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 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 第二产业比重过大, 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 不仅影响投资的合理流向, 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例, 工人的平均水平不高, 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较低, 不能很好的满足工业生产和人们的实际需要。大多数产品是供大于求, 导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发挥潜力。

2.2 经济体制改革阻碍投资结构升级

近些年来, 我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经济更多的是关注经济结构的调整, 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然而, 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第二产业出现产品过剩现象, 第三产业的开放力度不够, 价格出现一再上涨的情况, 经济结构性过剩特征明显, 影响了产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2.3 第二产业投资结构存在不平衡现象

第二产业自身投资结构就存在着不明显现象, 一些部门的价格存在着不合理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财政的支持。但国家财政在其它方面需要支出, 而在原材料建设,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支出不足。资金投入的不足, 加剧了第二产业结构不平衡现象。

3 优化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建议与展望

为了应对当前投资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优化投资结构, 更好的发挥财政税收政策的作用, 笔者认为将来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3.1 合理利用财政直接投资并加大对基础部门的投资力度

一方面, 应该加大对基础部门投入的力度, 推动相关机构的深化改革, 优化财政支持力度, 合理运用补贴、税收、价格等手段支持基础部门的发展, 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引导, 促使财政税收在基础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 制定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优惠政策, 引导企业加快节能技术的改造, 并给与税收方面的优惠, 推动节能产业的发展。此外, 还应该优化政府的投资结构, 政府投资需要全面关注, 重点突出, 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应该支持, 重点关注西部开发投资项目, 支持在建项目尽快投产, 推动技术升级, 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

3.2 促进地区和产业投资结构的有效协调

由于受到地区差异, 原来产业结构, 经济基础等因素影响,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 在完善投资结构的时候, 应该应该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投资结构有效协调。应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 优化地区投资结构, 更好的发挥财政税收政策的作用。东部地区应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外向型经济, 充分发挥自己的科技、经济、区位优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拓展国外市场, 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部地区应该加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 注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该地区的农业优势,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 提升工业的科技含量。西部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把握好发展的机遇, 不断完善产业投资结构, 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 提高产业的竞争力。

3.3 建立科学的税收优惠运行机制并加强税收管理

由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 发挥市场的引导和企业的选择作用, 使得企业在享受这些优惠政策的同时也提升自己的规模和效益。同时, 还应该加强对税收的管理力度, 避免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 以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

3.4 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并严格投资的使用方向

在完善投资结构和财政税收政策方面, 应该考虑我国创业投资的实际情况, 对创业投资在机构和税收上提供支持, 对参与投资活动的主体进行税收激励, 逐渐减轻和避免投资企业双重纳税问题, 以更好的促进这些企业发展和进步, 优化这些企业的投资结构。同时, 还应该严格投资的使用方向, 对于技术优化升级、高新技术部门、公共产品服务部门等, 应该给与投资上的倾斜, 促进投资在这些行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达到优化投资结构, 促进产业升级的目的。

4 结束语

总之, 优化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今后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需要认识当前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 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策略, 加强财政税收的管理, 严格投资的使用方向, 使其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石亚东.促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财税政策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9 (3) .

[2]杨秀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3]张红艳.优化产业投资结构的财税政策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浅析我国经济结构变迁和税收优化 篇7

一、税收调控在经济结构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一)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以我国为例, 长期以来, 我国的经济受到计划经济的较大影响, 出现了许多十分突出的产业缺陷, 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重重, 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例如, 工业方面, 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对实际运行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导致实际运行质量较低。大量宝贵的生产能力和资源都被白白的闲置, 处于浪费状态, 并突出表现为“大而全”和“小而全”等;而且, 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 但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却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相比, 还有较大的差距。于是, 农民的负担较重, 发展后劲不足。另外,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始终处于较慢的状态, 且比重较低, 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 也无法满足居民生活的各种实际需要。

(二) 协调发展不同地区的经济

长期以来, 许多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差异悬殊的状态。例如, 我国的东、西部之间, 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 处于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态。为了有效地缓解这种不协调的情况, 我国也十分积极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来改变这种情况, 例如, 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应用各种税收手段予以配合也效果较好。从投资方面来讲, 较长的时间以来, 投资的实际环境在我国东部一些沿海地区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国内外资金被投放都这些地方。因此, 我们可以按照实际情况, 实行税收优惠区域政策, 以产业为主, 充分考虑到落后地区的税收优惠事项。

二、我国经济结构变迁环境下的税务优化措施

(一) 积极调整产业内部结构

1. 经济结构变迁下, 要积极加快产业升级, 推进内部结构调整。

对那些污染大、消耗重, 也最终生产出的产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 要积极地利用各种经济杠杆, 例如资源税和消费税以及环境税等的, 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待和处理, 以不断提高其税费标准和相对成本, 限制其对资源的依赖性。促进企业不断开发新工艺、产品和技术, 对过剩生产能力进行抑制。

2. 利用各种优惠政策, 例如税收减免等, 大力改造传统产业。

积极支持发展各种高端制造业, 实现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转变等。

3. 积极支持和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可以利用注入资本金和政府财政贴息等有效的手段, 建立节能减排调控机制。

从而促进资源节约, 推进节能减排, 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对我国来说, 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财税政策体系, 推进资源税税负向上调整, 并适当提高资源性和初级性产品的价位, 保证主体节约和有效利用各种资源, 减少资源浪费现象。

(二)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1. 政府要充分发挥出宏观调节和控制作用。

政府要合理利用自身的宏观调控能力, 积极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例如, 政府可以根据有关部门针对各地区的实际收入分配情况, 制定适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实际收入分配状态的地方性经济政策和分配措施, 从而促进城乡的均衡发展, 最大限度缩小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所以, 政府可以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善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 (1) 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政府首先要对经济全局进行把握, 然后制定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 并综合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具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情况, 制定出地域性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 要积极地制定出扶贫性质的地方性经济政策。 (2) 合理控制城乡经济发展。政府要合理地控制城乡地区的经济发展, 努力采用各种手段, 保证城乡的共同均衡发展, 极可能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对具体的收入分配制度予以合理的完善。为了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化, 我们要积极地建立分配制度体系, 充分将按劳分配作为基本分配原则, 并综合应用其他多种不同形式的分配制度, 综合应用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 (4) 完善税收制度。对普通的居民来说, 通过完善的税收制度来调节个人所得税, 可以有效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同时也可以为政府其他调节措施的实施提供足够的物质条件。

2. 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首先, 要采取利用工业带动农业发展进步、依靠城市来支援农村经济建设的措施, 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和投入力度。其次, 也要积极完善农村的金融制度和各项经济建设制度, 尤其对眼下十分突出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 要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合理的控制, 保障农民基本合法权益的同时, 最大限度为农民创造出更大的利益空间。所以, 一定要建立保证农业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保持城乡差距的合理界限, 推动城镇化进程, 逐步减少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有效增加农村人均土地的拥有量, 并增加农产品的需求量, 从而有力的推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为农民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后次贷危机时代, 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基础的经济道路将不会一帆风顺。中国要积极地予以反应, 并加快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尽快完成去库存化和去落后产能化的调整过程, 并通过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占领高端制造业以减少贸易摩擦和各种经济问题的出现。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中, 也要积极地进行税收优化, 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摘要：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所以, 税收已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税收不但直接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 而且运用税收杠杆, 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调整分配关系、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目前在我国经济结构变迁下, 税收优化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经济结构,变迁,税收优化

参考文献

[1]吕敏.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J].税务研究, 2010 (09) .

[2]王书柏.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家张塞[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09 (01) .

完善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研究 篇8

一直以来,投资、消费和出口被视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作为三驾马车中的重要组成,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在实际的经济管理中,经济增长不仅受到投资数量的影响,还受到投资结构的影响。合理化的投资结构,可以在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平衡地区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带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由于投资结构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因而,各种市场机制和经济政策对投资结构的调整都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投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之间达到平衡,投资结构的优化就能够得到实现。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引导经济个体的投资行为、优化投资结构、达成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目标等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只有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在投资结构中的作用,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才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二、我国产业投资结构方面存在的缺陷分析

优化投资结构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财税政策的多年努力下,我国产业投资结构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应通过促进投资结构的调整实现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投资结构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政府作用的发挥。

(一)产业投资结构不合理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现代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的投入,而且还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发展,而投资结构的状态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若投资结构合理,就会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进而实现现有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带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的产业投资结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促进经济的发展,产业的投资结构需要进一步的相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及调整产业投资结构方向发展。但是,当前我国的产业投资结构现状是: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影响力经济同步、快速、高效的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例,当前我国加工工业的人均数量水平不高,且产品的质量低。从第二产业的供求关系看,多数产品供大于求,结果导致第二产业的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发挥。

(二)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阻碍了投资结构的升级

总的来讲,由于产业投资结构财政税收政策连续几年的实施,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尤其是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1.4%,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趋势得到了根本性的缓解。在此形势下,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由国民经济需求转向了供给、由关注国民经济总量向关注国民经济结构方向转变。但是,当前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未能跟得上经济发展,开放度较高的第二产业出现产品过剩;而第三产业则由于开放力度不够而出现价格一再攀升,经济结构性过剩特征明显,成为影响产业投资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原因。

(三)第二产业的投资结构存在不平衡

第二产业由于自身投资结构的不平衡,导致基础部门出现价格扭曲状况,结果导致其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财政投资。但是国家财政财力的下降,导致原来由中央财力支持的能源原材料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严重的预算内投资不足现象。财政对基础部门的投资份额由1981年的50%下降至2002年的6%,财政在过去10年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年均增长仅4%,远低于年均20%的社会全部基建投资增幅,由此加剧了第二产业基础结构的失衡。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投资结构总体特征是:产业投资结构上加工工业投资增长较快;基础部门投资增长相对落后。体制改革整体渐进的进展发展了市场性因素,进而影响了整个投资结构的变化,因而也促进了这一时期我国财政税收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三、完善我国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建议

(一)合理利用财政直接投资,加大对基础部门的投资力度

首先,加大基础部门的科技投入力度。为推动科研机构深化体制改革,应优化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合理的运用补助、贴息、税收、价格等扶持政策和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其次,制定并鼓励使用节能技术及产品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进而实现对提供节能服务的企业给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推动节能产业发展;再次,严格政府投资结构。财政投资结构应突出全面关注、重点扶持的特点。对于经济发达、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均需给予帮助,但是,还应重点关注西部大开发投资、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技术升级和优化部门结构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主导产业的投资支持。

(二)促进地区结构与产业投资结构的有效协调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一致,因而,完善投资结构,还应基于当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现状的差异,有效地促进地区结构与产业投资结构之间的协调。首先,突出地方政府在完善地区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面的作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在“以权让利”为起点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下放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权限,扩大地方生产性项目审批权,地方政府在完善地区经济方面所具有的独立权利逐步得到了确立和扩大;其次,东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东部地区,应将自身发展的眼光提升至国际市场,基于自身良好的科技、经济基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市场为导向,开发资源,提高加工工业生产能力,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逐步缩小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再次,中部地区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注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在完善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面中部的主要任务在于发挥农业资源的优势,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工业上提升钢铁、有色、华工、汽车等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最后,西部地区应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近些年来,国家在财政转移、税收政策等方面加大了关于西部地区的支持,给西部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但是西部实际情况并不允许其直接发展高科技产业,因而,在完善产业投资结构方面,只有根据现有的基础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注重新的市场竞争优势的培育。

(三)构建科技税收优惠运行机制,完善相关税收政策的法制化管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优惠政策的运行同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关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已经研究出了“政府—市场—企业—政府”的运行模式。在这种运行管理模式下,由政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由市场引导和选择企业对科技进行投入,企业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提高自身的规模与收益,导致税收的提升进而达成回报社会的目的。当前,我国的科技税收法律权威性差,难以发挥税收的调节性作用,因此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有关科技税收的法律效力,结合当前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形势,制定、完善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全面性法律,对科技税收政策实施单独立法,消除现行法规之间的弊端,实现克服经常修改而造成税法不够稳定的缺陷。

(四)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严格投资的使用结构与方向

公共财政的基本理念是弥补市场失灵和营造市场机制可以顺利运行的环境。在完善投资结构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应基于我国创业投资现实,对创业投资机构及创业投资行为进行税收支持,通过对参与投资活动各类型投资主体给与税收激励,来研究逐步减轻或避免投资企业双重纳税问题。为确保政府在西部开发中投资比例的逐年升高,其还应加大各项资金投资,在财政出资人和政府创业投资机构之间,合理划分权限,并以规章制度以明细责权,一方面,对有利于技术升级和优化部门结构的高新技术产业,应利用内部选拔和市场竞争性机制选出合适的经营者;另一方面,对于社会总体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中形成瓶颈制约的基础设施项目,还应制定机构或基金的存续期,实行较为市场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尽量保持投资方针和管理层的一致性。

摘要：本文通过对完善财政税收政策,促进投资结构调整中所具有的作用进行探究,深入剖析当前我国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在促进投资结构的调整、发挥投资结构在经济增长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投资结构,财政税收政策,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王佃春,张佳.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效应分析[J].现代商业,2009,(06).

[2]郭晓丽.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9,(04).

[3]马少妮.加强税收管理优化地方税收收入结构[J].科技广场,2008,(09).

[4]董再平,朱翠林.关于解决我国区域税收转移问题的宏观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03).

产业结构对税收影响的计量分析 篇9

关键词：税收,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

0 引言

税收是调节国民经济再分配和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的经济杠杆,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利,无偿地征收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自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收入持续增长,2000年作为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拐点,自2000年我国税收收入呈高速增长态势。那么导致税收持续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不少专家学者把其原因归结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如阎坤在分析中国2007年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原因时指出: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使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且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均高于GDP的增长,而税收主要来源于工商业增加值、第三产业的营业收入,从而推动整体税收收入超GDP增长。

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影响税收收入,税收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加。GDP作为影响税收收入的一个主要因素,而GDP的增长又源自不同产业的发展增值,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增长,进而影响税收。本文主要分析国内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从不同产业的角度分析国内生产总值对税收的具体影响。

1 税收与各产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税收收入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2000年税收收入为12581.51亿元,到2010年增长到73210.79,11年间平均增长了53%。2001年以来税收收入绝对增加额增长迅猛,2001-2010年间每年的税收收入比前一年增加几千亿。

我国2000年GDP总值为99214.6亿元,到2010年增长到40120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GDP由2000年的14944.7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40533.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4.7%;第二产业GDP由45555.9亿元增长到187581.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37.4%;第三产业GDP由38714亿元增长到17308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0.6%。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

产业结构调整会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演进是沿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转变为第二产业为主导,再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的。我国国务院在“十五”期间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和发展趋势的预测:我国第一产业地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二、三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我国十六大作出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部署,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也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2 模型分析

2.1 数据收集

本文获取了11个年度的数据,从2000年至2010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2.2 变量设定

Y为中国11年的税收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X2为中国11年的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3为中国11年的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4为中国11年的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

2.3 模型设定

2.3.1 模型数学形式的确定

为分析被解释变量税收收入Y和解释变量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2,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3,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4的关系,做散点图观测,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各项税收收入Y和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2,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3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4大体呈现为线性关系。由图1可以看出Y与X2、X3、X4都是逐年增长的。说明变量间是线性关系,可探索将模型设定为以下对数模型:

然后将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2”“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3”“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X4”等变量以某种方式引入模型。

2.3.2 确定参数估计值得范围

由经济学常识可知,随着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2,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3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4增加,税收收入也会增加,所以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2,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3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X4增加与税收收入应该是正相关的关系,所以可估计0<β2<1,0<β3<1,0<β4<1。

3 模型的估计与调整

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模型两边取对数利用Eviews6.0软件做回归,其结果如下:

3.1 经济意义检验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第一产业GDP每增长1%,税收收入会减少0.2%;当年第二产业GDP每增长1%,税收收入会增长0.34%;当年第三产业GDP每增长1%,税收收入会增长0.96%。第二、三产业结果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基本相一致。

3.2 统计检验

3.2.1 拟合优度:R2=0.9988,修正的R2=0.9984,这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

3.2.2 F检验:针对H0:β2=β3=β4=0,给定显著性水平a=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3和n-k=7的临界值,Fa(3,7)=4.35,F=2088.088>Fa(3,7)=4.35,应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等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税收收入”有显著影响。

3.3 经济学检验

给定显著性水平0.05,查DW表,当n=11,k=4时,得下限临界值d L=0.444,上限临界值d U=2.283,因为DW统计量为1.716小于d U=2.283,根据判定区域可知不存在自相关。

4 结论及建议

模型的数据分析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三大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确实影响着我国的税收收入。根据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二、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税收呈正相关关系,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对税收的影响较大。而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税收呈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如下:

首先,产业结构不同。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包括渔业和林业;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及制造业;第三是指除第一第二产业之外的产业。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税收收入减少0.2%,说明我国第一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税收增长幅度,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第一产业总体生产效率地下,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而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其国内生产总值没增长1%,税收增长0.34%,说明我国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存在不合理因素。我国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在不断调整趋向合理的方向发展,我国目前处于新工业化转型时期,以新型工业代替传统工业,逐步走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高,创造税收多于第一、二产业,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极为明显:其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税收增长0.96%。第三产业为主导是产业结构演进的最终阶段,但目前我国第二产业仍占主导地位。

其次,政策导向不同。税收是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对于国家扶植的产业,政府会制定出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反之,则提高其税率,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其发展。如,我国为鼓励农业发展,2006年1月起全面免除了农业税。

我国政府应当进行积极的宏观调控,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引进新技术,培养高科技人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先进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与优秀人才,提高服务业比重和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第二产业为主导转向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另外,我国应推进税制改革,减轻税收负担,为各个产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加强监管,发挥税收的社会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阎坤.对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M].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4月23.[1]阎坤.对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M].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4月23.

[2]庞浩.计量经济学[M].科学出版社,2007.[2]庞浩.计量经济学[M].科学出版社,2007.

[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税收制度结构 篇10

1 关于税收执行效率的思考

我们将税收执行效率的内涵定义为政府设计的税收制度能在筹集充分收入的前提下使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最小化。通过对税收执行效率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 本文注意到以下3方面的问题:

首先, 影响税收执行效率的因素有很多, 税务部门行政经费、工作人员的直接投入固然会对税收执行效率产生明显的影响, 但包含税收征管要求在内的广义的税收制度安排对税收执行效率的影响才是根本性的, 税收制度本身的设计就应该考虑到征纳双方执行的确定性、便捷性, 脱离具体税收制度去研究税收执行效率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其次, 在具体行业税收制度的考量上, 即便可以对行业内企业的遵从成本进行精确的计量分析, 但在税务机关管理成本方面, 现有的税收征管模式下要想对单个行业的管理成本进行特别分析, 可能会存在数据获得等诸多困难。

第三, 对税收效率进行定量分析, 大部分是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基本逻辑, 投入量的选择上可以选择税务机关直接投入, 也可以选择影响税源的其他因素, 产出量基本都选择了税收收入, 这种分析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将税收活动视为一种普通的经营活动, 而这一点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 本文尝试以定性分析为主, 从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相容性的角度提出对税收制度设计的执行要求。

2 关于税收执行效率的思想根源

这种要求的提出还需要我们从经典文献中寻找思想根源。17世纪的英国学者威廉·配第在财政学专著《赋税论》中对人民不甘心负担税赋的原因进行归结, 其中的第7条“征税权模糊不清模棱两可”, 指向的就是具体税收制度的确定性。18世纪中后期德国官房学派代表人物约翰·冯·尤斯蒂对税收原则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在其提出的六原则中, 有两个原则是从有利于税收制度执行的角度对税收制度本身提出的, “要记在心上的关于组织税务制度的第五个基本原则是, 一切捐税必须建立在明确的和光明正大的基础上, 数额必须确切规定, 使大家都有个清楚的了解”;“第六个, 即最后一个基本原则是, 捐税应当用最简便的方式进行征收, 对国家和人民双方来说, 所涉及的费用应减至最低度”。与尤斯蒂差不多处于同时期的经济学古典学派创始人亚当·斯密, 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著名的“关于一般赋税的四种原则”中, 后3种都是从税收执行角度对税收制度提出的原则性要求:“每个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 且不得随意变更”;“各种赋税征收的日期和方式必须给予纳税者最大的便利”;“一切赋税的征收要有所安排, 设法从人民那里征收的尽可能等于最终国家得到的收入”, 后来的学者把这些原则归纳为“确定 (确实) 、便利、省费”, 要特别说明的是, 从其论述中判断, 其中的最后一项“省费”原则虽然蕴含税收经济效率的意思, 但更多指向的应是征纳费用的节约。19世纪后期的德国财政学者阿道夫·瓦格纳在提出的税收四端九项原则中, 税务管理原则位列第四端, 细分为3项:确实原则, 即税收法令必须简明确实, 不使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任行其事;便利原则, 即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方式等, 要尽量给纳税人以便利;省费原则, 指税收的征收管理费用应力求节省, 同时也应减少纳税人因纳税而发生的各项费用。而美国当代著名财政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在归纳关于“一个合适的税收结构”的要求时, 也涉及明确和省费两项:“对税收制度的管理应有效而不是专断, 税制应为纳税人所理解”;“与其他目标相适应, 管理及征纳费用应该尽可能地减少”。

通过对上述在财政学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者税收思想的梳理,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简单结论:

(1) 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者还是当代的经济学者, 都关注到了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问题, 而且他们对此的认识是基本统一的。这些经济学者受所处历史时代的影响, 对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税收原则的认识是有着明显差别的, 但身处税收单纯财政职能时期的尤斯蒂、亚当·斯密和倡导税收社会政策职能的瓦格纳以及重视税收经济调控职能的马斯格雷夫, 在税收执行效率的认识上却形成了共识。他们都从税收制度的确定性、便利性和节省征纳双方的费用这3方面提出了目标性的要求。

(2) 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是由税收的概念和本质决定的。税收是依据国家的社会公共事务职能进行普遍征收的, 是国家从事社会职能活动的经常性收入形式, 与此相应的, 必然要求税收应该具有事先确定好的项目和统一的标准, 缺乏确定性的税收会形成对税收的自我否定, 所以说, 税收制度应该是连续的、确定的;税收是国家向人民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虽然是具有整体有偿性的, 但是需要将税收收入的过程和财政支出用于实行国家社会职能的过程联系在一起, 才能理解这种整体有偿性, 纳税人却往往会对社会产品占有由多变少的税收过程更有感受, 如果税收制度在征税环节、征税时间等方面的安排使纳税人感到不便利, 会大大加剧纳税人不甘心负担税赋的心理, 因此, 便利性不是某个历史阶段对具体税收制度的要求, 而是由税收本质决定的。税收过程是一部分社会产品由人民向国家转移的过程, 但这种转移的过程必然要发生一定的成本费用, 正如亚当·斯密述及的那样, “征收赋税可能使用了大批官吏, 这些官吏消耗了大部分税收作为薪俸, 而且还要向人民征收更多的赋税”, 站在纳税人的立场上, 税收除了直接减少了其所拥有的财富之外, “税吏频繁的造访及令人讨厌的稽查常使纳税者面临不必要的麻烦、困扰和压迫”, 而现代的纳税人为达到税收机关的监管要求, 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税务事项日常处理甚至就特别事项咨询税务顾问获取纳税建议。对整个社会而言, 这些都是减少了纳税人的财富同时并没有增加国家税收收入的成本费用, 这样的费用一定是越少越好。确定、便利和省费是由税收本质决定的, 只要存在税收, 这就是对税收制度的逻辑性要求。这也是诸多学者在此问题上看法高度统一的原因所在。

(3) 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与税收其他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尤斯蒂将确定原则和简便省费原则列为税收六原则中的第五和第六两项;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确定、便利、省费”分别以独立的形式位于公平原则之后;瓦格纳将关于“确实、便利、省费”三项原则归为税务管理的原则, 列在财政政策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和社会正义原则之后;马斯格雷夫述及的明确和省费两项也位列“一个合适的税收结构”要求的最后两点。这些学者在税收原则的论述中都不约而同地将税收执行效率的要求置于最后几项,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些学者是如何定位税收执行效率的相关要求的。税收执行效率的要求是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予以考虑的原则, 一旦与其他税收原则发生冲突, 它是可放弃的。这一点并不与之前所说的税收执行效率的要求是由税收的概念和本质决定的相矛盾。

3 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

那么, 出于税收执行效率的考虑对税收制度提出的要求应该是:

首先, 税收制度应该是确定的。确定性是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提出的首要要求, 没有确定性保障的税收制度是谈不上简化的, 也是不可能具有便利性的, 更是不可能节省征纳双方费用的。具体而言, 税收制度的确定性需要体现在: (1) 税收种类是确定的; (2) 各税种的征税范围是确定的; (3) 各税种的纳税人是确定的; (4) 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是确定的; (5) 各税种的纳税地点和纳税时间是确定的; (6) 税务机关的管理权限是确定的。

其次, 税收制度应该是简化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税务学者, 都很强调税收制度的简化。曾经担任美国众议院税收方法委员会主席的比尔·阿彻将“简化征税程序和纳税程序”列为税制改革的5条标准中的首条。克罗地亚财政部在论述税制改革的标准时也提及“税种设置应当考虑到税务管理的技能, 尽可能地简单, 以便降低征税成本;同时, 一个简化的税制也应当使纳税成本保持在最低限度”。税收制度的繁简会大大影响征纳双方为完成税收事项而发生的物质投入和精神投入。在获得同样的税收收入, 而且对税收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和税收的经济效率没有本质影响的情况下, 税收制度安排应尽可能简化:一方面, 要在税收实体法规定中减少不必要的调整事项, 而选择采用相对直接的方式计算出应缴纳的税款;另一方面, 在税收程序性的规定中也要适当简化, 在保证税收管理实效的前提下, 避免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陷于繁琐的工作流程中。

第三, 税收制度应该是便利的。税收制度在保证明确性和适当简化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实现便利。在进入商品经济的近现代, 税收收入摆脱了对来源于农作物税收的严重依赖, 而且一般采用货币形式来获取, 因而在早期经济学者眼中, 对税收制度的便利程度有重要影响的税收的收入形式问题以及税收收入缴纳与纳税人获取收入时间相匹配的问题, 变得不再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税收制度的便利性。税收制度的便利性主要体现在征税方式的安排上。征税方式的安排往往不会影响税收款项的总量, 但税款征收的时间间隔、地点以及负责税务管理机关的部门的层级, 不仅仅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入库时间、入库地点、入库级次和税收管理的成效, 而且会对纳税人税款缴纳的便利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 从中国税务管理的基本情况出发, 便利性要求应该体现在: (1) 税款征收的时间间隔是便利的; (2) 税款的入库地点是与税款的管理权限相一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 之所以没有将省费列入到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中, 是因为省费是一种结果性的体现, 税收制度的确定、简化和便利, 都会对征纳双方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的节约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在此问题的讨论中, 税收制度的确定、简化和便利是因, 税收执行的省费是果。因此, 我们基于税收执行效率的考虑而对税收制度提出的要求未纳入省费这一项。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 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M].第5版.邓子基, 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