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单位开展日常工作的准绳,完善、有效的制度有利于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助力单位长远发展。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论环境税收制度的构建》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第一篇:论环境税收制度的构建
论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构建
【关键词】医事仲裁;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13915.7;r 0
5【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 1007—9297(2004)02一ol18—0
2当前医疗纠纷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话
题。妥善处理医患纠纷,切实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防止矛
盾激化已成为医疗
纠纷解决的重中之重。目前医疗纠纷的解决
主要包括行政解决和法院诉讼两种形式。从各国的医疗纠纷的
解决来看,还包括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
lution,简称“adr”),仲裁作为“adr”的一种形式,以其具有解决
纠纷的快速、保密性强和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自主等特点,使
其已被世界各国广泛适用。笔者认为,采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合理借鉴外国有关医事仲裁制度的规定,推陈出新,依据仲裁制
度的特点,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我国建立医事仲裁制度。
一
、国外医事仲裁制度发展的历史概况
仲裁是根据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问对解决争议的机构事前或
事后达成协议,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由该机构以第三方的身份,
对争议的事实进行判断,对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裁决的一
项法律制度。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一种法律制度,是随
着商品生产和经济贸易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最早
的仲裁,产生于古罗马商业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仲裁被作为解决特定纠纷的手段,除了传统的
对贸易纠纷的仲裁之外,又建立了许多法定或强制性仲裁,例如
劳动争议仲裁、法院附设仲裁以及处理交通事故、消费者纠纷和
产品责任纠纷的仲裁等。而医疗事故纠纷的仲裁制度也是在这
个时期应运而生,并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如在
美国发生医疗事故,病人可以向“庭外私了”机构进行投诉,也可
以向法院进行诉讼。这些机构包括监察员组织、病人代表组织
和仲裁组织,他们都是由具有医学、法学、公共卫生管理知识的
人员组成。通过专业组织采用“庭外私了”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
可以节省高昂的诉讼费,节省久拖不决的诉讼时间和医疗开支。
二、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发展、现状和弊端
我国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机制的发展主要包括3个阶段。第
一阶段(1950—1959)这一时期对医疗纠纷的处理主要侧重于司
法部门的裁决。不少医疗事故都由人民法院直接处理,特别是
责任事故,法院可以随时传唤医务人员,直至判处刑罚。第二阶
段(1959- 1977)对医疗事故纠纷主要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定性
处理。即使医院和患方向人民法院起诉一般不予受理,这样导
致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不能充分得到保护。第三阶段(1978年
后)对医疗纠纷的处理采用医法结合。
我国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是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根
据。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包括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行政机
关处理和调解以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仍然有一些不足,
特别是在医疗纠纷的解决方面。一是对医疗纠纷不管是行政裁
决或是法院诉讼都是以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依据。二
是作为国家机关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三
是形成诉讼后,由于医学科学专业性强,法官懂法不懂医,势必
会导致判决的不公平,而且还具有诉讼时间长,诉讼成本高等弊
病,不利于对医疗纠纷的解决。
三、建立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以往通过行政、诉讼等手段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法还存在一
些弊端,不利于规范医疗单位的治疗行为和保护广大患者的合
法权益。参照各国的经验,建立医事仲裁制度不失为一种可供
选择的方案。而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医事仲裁制度同传统的行
政、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相比具有以下优越性:
(一)医事仲裁具有简便、效率的特点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l1卷(第2期)
为了保障仲裁的快捷和经济,医事仲裁可以根据案件的难
易程度,既可以开庭审理也可以进行书面审理。这样大大加快
了案件的审理速度,提高了案件审理的效率,同时为当事人节约
了大量诉讼成本。
(二)医事仲裁制度具有专业性
医事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以及仲裁员都是由医学家、
法学家、法医学家等具有医学、法学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还邀
请患者代表参加,切实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医事仲裁制度具有保密性
为了保障仲裁的简便、高效,仲裁采取不公开审理的原则。
开庭时没有旁听,审理中仲裁庭和仲裁机构的秘书处不
接受任
何人采访。
(四)医事仲裁机构具有独立和公正性
医事仲裁机构具有独立性、民间性和中立性等特点。仲裁
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跟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同一个仲裁
庭的每一个仲裁员彼此也是独立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学识和经
验做出分析和判断,不受任何人的影响。
四、国建立医事仲裁制度的模式
合
理借鉴国外关于医事仲裁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
实际国情,构建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模式。
(一)仲裁法对医事仲裁做出强制性规定
通过立法或修改法律,在《仲裁法》及有关法律中明确,当发
生医疗纠纷时医事仲裁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必经程序,没有经
过仲裁程序,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调解是仲裁的必经程序
发生医疗纠纷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对双方当事人
的争议进行调解,并将调解作为仲裁的前提和必经程序,未经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调解不能进入仲裁程序。
(三)医事仲裁委员会的设置
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法律、医学、法医学的
专家组成,必要时聘请患者代表参加。仲裁委员会是独立于行
政机关的机构,仲裁委员会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员从医学、法学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门技术人员中聘请,这样保证了仲裁的公
正和独立。
(四)仲裁不是终局性的
为加强对医事仲裁制度的监督,医患双方经仲裁机构解决
纠纷,经仲裁机关审理做出裁决后,双方当事人如果对仲裁机构
作出的裁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可以向法院起诉。
(收稿:2004—02—02;修回:2004—04—23)
第二篇: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制度的构建
内容摘要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相对不起诉的运用过于谨慎,诉前考察制度是对不诉权内涵的有益探索,同时体现了社区矫正的崭新司法理念。它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和实践依据,并具有范围设定科学化、考察对象自愿化、考察内容多样化、考察队伍正规化等特点。
关键词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社工组织 不起诉 诉前考察
一、诉前考察制度概述
(一)诉前考察制度的含义
诉前考察制度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情节轻微,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但暂时尚无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但其宣告刑可能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以前,委托专业社工组织对其进行考察,如确有认罪、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则可在考察期满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否则检察机关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社工组织的意见在检察机关的最终处置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诉前考察制度的主要内容
1、诉前考察的主体
诉前考察制度的主体是检察机关。社工组织系受委托提供专业考察服务,其本身并非考察主体。
2、诉前考察的对象
一是犯罪情节轻微,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但暂时尚无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二是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但其宣告刑可能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不适合进行诉前考察的对象包括:重新犯罪的;复杂共同犯罪案件,由人民法院一并审理更为适宜的;民事赔偿问题在检察环节尚未解决的。
3、诉前考察的目的
给暂时不符合不起诉条件、一般应予起诉的未成年人创造不起诉的机会。
4、诉前考察的程序
首先,选择对象。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有不起诉之意向,但根据案情或犯罪嫌疑人目前悔罪表现尚不宜立即作出决定的。
其次,检察机关向犯罪嫌疑人发出《社工矫正建议书》。该文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向犯罪嫌疑人表明检察机关认为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其到某社工点接受一定期限的诉前考察;告知考察的主要内容。
第三,如犯罪嫌疑人表示自愿接受考察,并征得其法定代理人、辩护律师同意,检察机关即向团区委青少年事务署(系现阶段青少年社工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发出《社工矫正通知书》,请青少署安排考察事宜。同时,向法定代理人发出《家庭帮教建议书》,该文书的主要内容是向法定代理人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原因,对法定代理人提出有针对性的帮教建议,以共同做好考察工作。
第四,由检察机关、青少署、社工组织共同成立考察小组,并签订《社工服务协议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三至六个月的考察。社工组织每月作一次小结,期满后进行总结、鉴定,并将鉴定报告及相关材料移送检察机关。另外,根据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与浦东新区司法局的协议,辩护律师对检察院的处置意向无异议的,应当参与考察小组,并根据犯罪嫌疑人考察期间的表现,对是否适宜作相对不起诉发表意见。
第五,检察机关、青少署、社工组织、社区、学校、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等各方召开诉前考察效果评估会,对犯罪嫌疑人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评估。
第六,检察机关以社工的评定意见为基础,并结合各方面意见,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
考察期间,如果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不愿继续接受考察,或者无正当理由未按时接受考察,或者有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以前有其它遗漏违法犯罪行为未主动交代清楚,考察自动终止。
5、诉前考察的内容
一是每周在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无偿公益劳动(已满14周岁未满16岁的不适用);二是社工每周对其进行思想、心理辅导并与其家庭、学校进行沟通;三是每月向社工作书面思想汇报;四是参加社工安排的各项青少年活动;五是责令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或赔偿损失;六是服从家庭帮教、监管;七是不得进入各级政府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如网吧、歌舞厅等);八是不得有不良交往;九是不得在特定时间段外出。
6、诉前考察的法律后果
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表现较好,则检察机关将依法对其不起诉,并在文书中对其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表述和肯定;宣布不起诉决定时,青少署、社工组织应在场。
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因主观原因而表现较差,则检察机关将对其起诉。
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被发现有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或以前有其它遗漏违法犯罪行为未主动交代清楚的,则检察机关将对其起诉。
二、诉前考察制度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及实践依据
(一)从观念层面看,诉前考察制度是体现未成年人非监禁化理念的制度
从刑罚的目的看,我国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罪犯来说。如果非刑罚手段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如果非监禁的刑罚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必动用监禁的刑罚。对于那些暂时还不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人,我们无需急着将他们送上法庭一判了之,而应当积极地为他们创造不起诉的可能性。
从青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特征及刑事政策的趋势看,对未成年罪犯实行轻缓政策已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尽可能采取非监禁处置措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为人接受的司法理念,例如,2000年美国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为70.25%,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韩国和俄罗斯分别为45.9%和44.48%。在德国,只有4%的少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的比例更低,只有1%。而我国刑法基本上仍属于重刑化的,只有20%的少年犯没有被判处监禁刑。在这一背景下,司法机关进一步探索轻刑化、非监禁化甚至非犯罪化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从未成年人自身特性看,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要小于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要小于成年人,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要小于成年人。
(二)从技术层面看,诉前考察制度是国外经验及我国法律规定有机结合的制度
诉前考察制度借鉴了国外某些经验的合理内核。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a规定,检察院可以在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被告人:作出一定的给付以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作出其它公益给付;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
我国加入的一些国际法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要求: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有效、公平、合理、公德”的待遇,并尽量减少司法干预,“既保护青少年的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我国的国内法也充分体现了上述国际理念。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一个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值得检察机关在司法实务操作中予以细化。比如,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把握,不能仅仅关注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罪行本身,同时要考虑其有无法定从重或从宽情节、一贯表现、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态度、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评判。另外,《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这些规定,使得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有了足够的时间而不致于违法。诉前考察制度就是借助于取保候审十二个月的期限,在此期限内进行考察。
(三)从实践层面看,诉前考察制度是不断完善、发展的制度
近年来,我国的基层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作了许多有益的实践探索。例如,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于2001年推出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浙江杭州某基层检察院制订了《关于缓诉的实施办法(试行)》。这些做法虽然在技术上各有差异,但基本的制度框架是相似的,即:“检察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保留提起公诉的可能性,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在考察期内未再违法犯罪,则作出不起诉决定,反之,检察机关重新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
应该说,这些做法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为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积累了鲜活的资料。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
一是某些设计于法无据。任何一个司法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首先必须考虑是否符合立法精神,是否有法律依据。“暂缓起诉”(也有称“暂缓不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不起诉,而在《刑诉法》中,检察机关要么起诉、要么不起诉,即便不起诉也只有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这三种情形,何来“暂缓不起诉”?“暂缓起诉”(“暂缓不起诉”)这一名称不符合或明显突破了法律规定。
二是对象设定有欠合理。从河北等地的实际操作内容看,其适用的对象基本是犯罪情节轻微、(除主体身份外)尚有其它法定从宽情节、且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刑诉法》的相对不起诉规定是包括成年人、未成年人在内的,即使是成年人,只要其符合法定条件,也可以相对不起诉,对未成年人更应当放宽,完全可以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直接作相对不起诉决定。添加一个“暂缓”或“社会服务”的程序,一方面将诉讼程序拉长,另一方面人为地将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条件在操作层面搞得比成年人更加苛刻。
三是考察队伍不够理想。从实际操作看,诉(不诉)前的考察工作除检察机关外,通常由学校、社区(居、村委会)、单位、志愿者等共同参与。这种考察模式的缺陷在于它既不专职、也不专业。参与考察的人员基本上都是有其它工作的,对犯罪嫌疑人的考察只是一种额外的义务,没有制度的保障。同时,对罪错未成年人的考察、教育工作本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缺乏相应的知识,也是难以取得实效的。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认为,与以往的尝试相比,诉前考察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完善。
1、范围设定科学化
我们认为,设定对象掌握的原则应当是:把他们与那些完全可以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对象严格区分开来。据此,我们将诉前考察的对象设定为:犯罪情节轻微,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但暂时尚无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但其宣告刑可能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这些对象在传统的司法实务操作中,一般是要起诉的,这样的设定,更能体现对未成年人的非监禁化指导思想。浦东新区检察院近年来就对一些按照我们传统观念往往要予以起诉的对象通过诉前考察后予以相对不起诉。例如外来未成年人黄某某涉嫌抢劫一案,虽然抢劫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但鉴于其抢劫的客观行为一般,有较深刻的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表示宽谅,且其宣告刑完全可能是三年以下之刑罚,故予以诉前考察,经过检察机关与其所在社区的考察后予以相对不起诉。
2、考察对象自愿化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并无强制犯罪嫌疑人从事特定事务的权力。因此,这一制度将所有考察内容都采取建议的形式向犯罪嫌疑人提出,而不是强制其一定要接受。如果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和律师有一方表示不愿接受诉前考察,检察机关即自动终止,不会进入下一程序。只有当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和律师都自愿接受建议并在《社工矫正建议书》上签字认可,检察机关才着手进行考察,这样既不会突破现有法律规定,也可以避免有可能发生的不必要的麻烦。
3、考察内容多样化
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充分采取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些非刑罚处置手段,如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责令考察对象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或赔偿损失;另一方面结合国情,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经验,如借鉴发轫于英国、现已被许多国家采用的“社会服务令”,检察机关建议已满16周岁的考察对象每周在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无偿公益劳动。又如借鉴英国实施的“宵禁令”、美国实施的“家中监禁”等措施,检察机关结合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的有关限制性规定,责令考察对象不得进入各级政府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如网吧、歌舞厅等)等。
4、考察队伍正规化
根据浦东新区检察院与浦东新区团委的协议,诉前考察工作由检察机关委托社工组织进行,彻底改变了以往依靠松散型力量进行考察的弊病。自2003年7月以来,上海市正式启动“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试点工作,根据市委政法委的统一安排,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主要包括禁毒、社区矫正、社区青少年管理等三大方面,从事各项工作的主体力量就是专业社工组织。浦东新区检察院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的思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将检察工作与社工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由于这支队伍具有专职化、专业化的优势,其工作力度和深度绝非松散型帮教队伍所能比拟的。浦东新区检察院已经尝试委托社工组织对一起涉嫌共同抢劫案的周某某等四人进行诉前考察,这也是我国大陆地区社工首次介入司法活动。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三名社工精心设计了方案,在三个月的考察期内对考察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开展心理辅导,定期接受其书面思想汇报,安排公益劳动等,使周某等人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法律意识,深刻自我反省,积极争取重回正轨。考察期满后,社工组织向浦东新区检察院出具了《诉前考察鉴定表》,对四人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并建议检察机关从宽处置。在此基础上,浦东新区检察院主持召开了由青少署、社工组织、家长及四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共同参与的考察效果评估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考察表现及其他综合因素,宣布对上述四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诉前考察制度的诉讼价值
诉前考察制度除了具备非监禁化措施的一般价值,如有利于未成年人免受“监狱亚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利于帮助未成年人树立自信心,融入正常社会,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等,还具备了以下特有的重要价值:
(一)使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权的内涵得到深化
我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一样,共用同样的实体法、程序法。从实体看,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比照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表明未成年人的行为与成年人行为仅是数量上的不同,并没有作为本质上的不同来区别对待和处理。从程序看,也没有独立的审理少年违法、犯罪的法律。诉前考察制度基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至少在两方面深化了不起诉制度。第一,对“犯罪情节轻微”的认定,不仅仅限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本身,还包括其有无法定从宽情节、一贯表现、性格特点、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态度、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从而进一步挖掘了相对不起诉的内涵,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能够获得轻缓的处置。第二,在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之前设置了一定的“缓冲期”,使不起诉决定不仅体现宽容的一面,也体现了教育、警示的一面,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等待处置的客体,同时他能够在最终处置前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于那些如予起诉则失之过重、而立即予以不起诉的又失之过轻的未成年人,这段“缓冲期”无疑更有利于检察机关作出合适的决定。
(二)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体现了社区矫正的崭新司法理念
从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及有关规定来看,对适用非监禁处置措施的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公安机关起主导作用,人民法院、基层组织、家庭、学校、社会和有关单位起协助作用,人民检察院起监督作用。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将公安机关设定为考察、帮教的主体不尽合理且其主导性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起协助作用的单位部分职责的弹性太大,缺少强制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力,等等。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国家多年来采取的“社区矫正”的方法确实值得借鉴、应用。罪错未成年人在社区中与人正常交往,及时得到社工的帮助,接受社会的信息,在社区中矫正自己,他们的回归与社区的支持密不可分。社工具有非官方的身份,可以在最大限度减少罪错未成年人与国家机器的对立关系,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改邪归正。诉前考察制度在操作中,委托社工组织进行为考察对象提供帮助,事实也证明,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避免了以往对罪错未成年人多头管理而实际上又无人管理的局面。
第三篇:论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
一、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概述
(一)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内涵
所谓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对政府作出的有关环境立法、行政、司法等一切与环境利益有关活动进行参与的各项制度的总称。从公众有效参与环境保护的制度设计,以及立法上对其规范应当形成的体系来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内容应当包括:环境信息知情制度,立法参与制度,司法参与制度,行政参与制度,以及对各项制度中涉及的权利进行救济的制度。
(二)有关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现状
1.宪法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我国1982年《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这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最高依据。
2.法律中有关公众参与制度的规定。198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其后作为环境保护单行法的《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纷纷效仿。《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水环境,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
3.法规中有关公众参与制度的规定。国务院在2007年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信息公开作为政府的法定职责。并对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程序和途径,以及政府对公众依法申请过程中要履行的义务做了明确规定,这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便利。国务院分别于1998年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2009年颁布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两部行政法规都要求制作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时要征求相关群众、单位或组织的意见,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项目的环评报告。地方政府也对公众参与制度作了相关规定,如广东省政府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
4.部门规章中有关公众参与制度的规定。作为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一些环境保护专项规章中对公众参与制度作了规定。如《环境保护法规则制定程序》第十三条规定:环保法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可以公布征求意见稿;《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对听证的范围、程序作了规定;《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明确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公开的范围以及群众如何依法获取有关环境信息。
二、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对公众参与的内容有所涉及,具备了法律位阶上的连续性,对公众参与的方法、途径也有了相关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公众参与的方式脱离了法律规范的轨迹。目前,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方式,如2007年厦门px事件,2012年7月相继发生的四川什邡事件和江苏启东事件等。虽然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得公众的环境权益得到了保护,但是其中的各种暴力行为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一个合理、合法的制度通过一个不被法律认可的方式实现,这说明我国现行的公众参与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使得该制度无法发挥正效应。
(一)缺乏权利基础,立法技术不够完善
《宪法》并没有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加以确认。由于缺少权力基础,其下位法也无法越权提出作为环境权子权利的公众参与权。所以有关法律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表述口号性明显,比如《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鼓励公众参与。虽然有了若干关于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律规定,但是法律之间重复现象严重,结构松散没有形成与公众参与制度相对应的逻辑体系,即没有形成关于环境知情信息、环境立法参与、行政参与、司法参与和权利救济等各个方面法律逻辑体系。确立公众参与制度为了保障公众实现环境权益、监督政府行为,所以有关立法应当以公众权利为本位,但是目前立法赋予政府的权力多于义务。并且由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不严谨,缺少对政府责任的明确规定,二次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使得确立公众参与制度的目的不能很好地实现。
(二)末端参与为主,缺少源头参与
《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中规定:公众有权对污染大气、水环境的行为检举控告,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需要征求公众意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公众参与主要集中在行政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已经发生污染阶段;已经立项的建设项目。
第四篇:构建和谐税收的思考
文章标题:构建和谐税收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贯彻依法治税,加快税收法治化进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税收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大力加强税收法治建设。
构建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要加快以税收基本法为核心的税法立法进程,建立以流转税法和所得税法为主体的税收实体法与税收程序法并行的税法体系,规范税务部门规章的制定程序。大力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健全多层次的税法体系,提升税收法律在整个税法体系中的比重,保证税收立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增强税收立法的透明度,建立税法制定公示制度,广泛听取税务机关、纳税人及社会各方面对列入立法议程的税收法律的意见。
规范税务行政执法。依法设立税务机关,统一规范称谓,并向全社会公告。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开展税收执法活动,凡是涉税违规政策都要坚决抵制。完善税收业务流程,将征收管理、行政处理、行政救济等各类税收执法程序的工作步骤、环节、标准和流向予以明确,便于操作和执行。严格执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制度,全面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定期开展税收征管基础检查、税收执法检查和执法监察和内部审计等工作,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建立健全税收司法保障体系。要保证涉税案件进入必要的司法程序,减少行政干预,防止涉税案件立案难、结案难、执行难等问题的发生。同时,加强税务部门与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配合,形成良好的协作互动机制,形成打击合力,共同做好打击偷骗税犯罪工作。
二、强化税收调控职能,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是税收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应有之义。
提供财力保障。要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在保证税收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税收收入质量。改进税收计划管理,建立税收收入增长的长效工作机制。加大征管力度,全面实施税源精细化管理,深化增值税申报纳税“一窗式”管理,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增值税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全面落实各项出口退税改革措施。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权,增强地方政府运用税收调控本地经济发展的能力。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土地、海洋、森林等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制定必要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把资源消耗量大、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出台环境保护投资优惠政策。
三、加大分配调节力度,积极促进社会公平
有效运用税收政策,直接参与社会收入分配,使具有不同负担能力的社会成员合理负担税收,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加大农村税费改革力度,清理各种乱收费。积极稳妥地设计涉农税收制度,加大农村税费改革力度,切实降低农民的税收负担。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计税工资扣除标准,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处理的方法,最后采取同样的程序和方法确定内外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采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模式,健全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及时调整税率结构,减少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完善财产税制度。对物业税等新税种深入开展论证,做好开征准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征土地增值税,加强财产税对个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开征社会保障税。按照循序渐进、平稳过渡的原则,先将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纳入征税范围,将城镇企业和个人作为征税对象,待时机成熟后再发展到其他保险项目和全体公民。要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专款专用,允许社保资金投资,保证社保收入稳定增长。
四、坚持打防并举,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各种涉税违法犯罪行为,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推行社会综合治税。明确社会各部门综合治税的权利和义务。建立科学高效的信息处理机制,提高信息应用的时效性。建立税务机关与有关部门的工作联系制度。
严厉打击涉税违法行为。以查处涉税案件为重点,开展税收专项检查,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完善稽查工作机制,明确选案、稽查、审理、执行及金税发票协查等岗位职责和执法,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工作质量。
大力引导纳税遵从。加强税法宣传,普及税收基础知识,使广大纳税人增强纳税意识和维权观念。增强税务干部依法行政意识,
第五篇: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中政府责任
江俊
(安徽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明确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对构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至关重要,当前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的公共财政投入力度,通过政策与制度的创新拓宽筹资渠道、增强农民的缴费能力,以期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目标。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政府责任;筹资机制
一、政府责任的范围
所谓社会养老保险,就是以保险的形式,由国家立法实施的,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从政府和社会得到一定经济补偿、物质帮助和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解决公民养老保障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政府依照国家法律组织实施的行政行为,由此决定了政府是这项行为的责任人。政府的责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中是指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制定法规规章、组织、监督、服务与管理等政治责任,以及在经济等方面的责任的总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证有效的制度供给;二是保证制度的正常运行;三是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二、政府责任的缺失
我国自1986年开始在山东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目标实际上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也难以确定,在这种养老保障目标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与之相对应的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模糊不清的。在政治责任上,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为我国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作为政府应当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相就的规章、政策和措施。但是,时至今日,我国尚未有农村社会保险方面专门的法规或规章。从依法行政的角度看,一种政府行为应当有其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开展社会保险工作的通行做法。[1]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是在没有立法的状态下运行,主要借助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公信力与组织能力,这不能不说是政府在政治责任上最严重的缺失。在经济责任上,我国走的是一条“ 城乡分割保障” 的道路, 国家承担了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部分建制成本, 却忽略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需要。[2]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中,除极少数地方政府对农民参保予以补贴性支持外,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对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几乎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与提供经济支持。此外,很多地方农村养老保险机构由于缺乏政府财政的投入, 经费来源无保障, 不仅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匾乏, 基金规模小, 甚至连农村养老保险的日常工作都难以正常开展。由此可以看出,政府的经济责任承担同样缺失。
三、政府责任的重新定位
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政治责任与经济责任。
(一)政府应承担起政治责任
首先,在确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针政策后,政府应当根据农村当前实际和着眼未来的发展合理做出规划,主要包括:确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长、中、短期目标;制定必要的立法规划;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做出合理的规划,以便现在或将来合理安排一定比例的财政支出用于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其次,制定相关政策,主要有:制定出台适应农村社会实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包括制度形式和模式等;制定与责任形式、保险方式相适应的保险办法,明确政府、集体和个人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保险办法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使保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制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基金运营政策,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再次,加强领导、组织、监督、服务与管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加强组织建设,建立一个精简高效的组织机构;加强服务与管理,根据责任形式、保险方式等完善服务与管理。
(二)政府经济责任的承担
资金筹集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北京大学教授王思斌指出:政府应该出资支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果比较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不难发现,政府的支持性投入和政府对制度运行的关注程度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成败的关键。[3]而社会保障这种特殊社会产品的性质决定了政府为理应成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主体,这也是当前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形式。国家为广大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建立起“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已明显增强的今天,虽然近几年来中央大幅度增加了社会保障支出,但其中大部分还投到了城镇,对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扶持很少。而且,相对于城镇居民,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所以政府理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障的资金投入,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是政府应尽的义务。
四、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养老保险基金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和物质基础。新型农保制度建设的速度和保障水平取决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与方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和农民两个方面。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非常紧缺,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老年人的需要。要实现新型农保制度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通过理论、政策和制度的创新,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机制,将政府和农民潜在的社会保障资源激活为现实的社会保障资源,形成稳定的政策和资金保障,建立政府与农民在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
(一)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
强化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和投入,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逐步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投入力度。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各级政府财政按比例分担的方式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扶持。考虑到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农民收入差距大,东部与中西部农民的财政补助方案应有所区别,中央财政应向中西部倾斜。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所需资金,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应按一定比例分担;而东部地区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则以地方财政为主,由省、市、县级财政按一定比例分担,中央财政给予一定的支持。
(二)拓宽筹资渠道
1.发行特别国债。考虑到我国现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可以定向外汇储备发行特别国债,将发行特别国债的资金主要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2.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环境保护罚没收入与生态保护补偿收入等。这些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村,理应将这些收入用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一个来源。
3.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具有援助的性质,利率较低,期限较长,手续非常严格。国家可考虑将吸收的部分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一条融资途径。
4.发行养老金福利彩票。发行养老金福利彩票在目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应急措施,有关机关可根据农村养老基金的缺口情况发分次发行一定数额的养老金福利彩票,将发行社会保险福利彩票筹集到的资金按照一定比例划拨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
(三)增强农民的缴费能力
1.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大扶贫力度,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率,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增强集体经济的实力。具体可以通过实行农业支持与农业保护政策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开发优质高效农产品,改变增收缓慢的现状,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2.推进土地经营权资本化,设立土地银行。农民可以将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像银行存款一样存入土地银行,定期按约定的土地经营收入获得存地收入,将一定比例的存地收入用于缴纳保险费。
3.设立保险合作社,推进农村金融创新。推进制度创新,允许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借支和保险证质押借款,适当发展农民之间保险证的相互借支和保险证质押借款,将其发展成为农民的保险合作社,为农民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改造,制定将股权分红收入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一个来源。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北京.2006年版. [2]左菁.中国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河北法学,2007(4). [3]薛秀泓.城乡居民将逐步纳入社保范围[N].中国劳动社会保障报,2007-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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