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农民土地政策

第一篇：最新农民土地政策

农民土地意识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体制的变革，农民的这种土地意识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1.研究方法：对农民土地意识的研究热潮是从1978年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开始，研究文献多为实证定量研究，文献的形式大致经历了由小说到政策研究，再到农民心态研究的过程。

2.研究内容：有关农民土地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产权意识、经营意愿、调整流转意愿、征用意识和新农村建设等几个方面。其中，农民土地情感依赖方面的研究大多与征用、调整和流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几乎没有单独研究农民土地情感的文献。另外，还有个别学者从农民分化视角探讨了农民的土地意识研究。

3.现状和形成原因：通过阅读现有文献可以得出“农民对土地的意识、对土地的情感虽然有减弱的趋势，但是仍然很强”。这一结论。对于农民土地意识个体差异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从文献来看，都是用统计学工具来分析的，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否、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身体状况、收入水平以及收入来源等方面。

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在于，在概念上，对农民土地意识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界定;在研究内容上侧重于产权意识，轻视了农民的土地情结，侧重于表面原因的研究，没有深度影响因素的挖掘;在研究方法上，大多使用实证方法对现状展开调查，忽视了历史因素的分析，也看不到农民土地意识动态变化情况。

第二篇：农民农业与土地流转

农民农业与土地流转 朱启臻: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要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但是行政瞎指挥的现象并不罕见，崇尚大而洋的农业发展模式，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事件时有发生。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除了少数人追求政绩外，还有对现代农业理解的偏差，也有对耕地流转的认识误区，以至于提出了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致富的口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一些人误认为耕地可以成为获得收益的财产。于是热衷于促进流转，各种保护或实现农民财产收益的创新涌现出来了，一些地方还制定了土地流转最低保护价，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为了流转而流转的现象。自然，流转后的土地不改变用途难以维持运转，于是就有了非农化现象。

地租的本质问题

在封建土地关系下，耕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土地不仅为所有者提供基本需求保障，还可以租给他人，获得地租。最早人们视地租为“土地耕种者的收获除去成本之后的剩余”，后又认为地租是“农产品(000061)价格提高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地租，似乎很多现象是难以解释的。

当今社会，耕地不再是个人发财的手段，而是一个国家实现农业安全的保证。我们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了基本农田，实行农地用途管制制度。因此，耕地不是一般意义的商品，农业产品也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任意由市场调节。国际上对农业安全有个定义：在一个国家内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买得起，也买得到足够的农产品。这个任何人，当然包括穷人，首先是穷人买得起。这就限制了农产品作为商品生产的特征。当农产品供小于求时，国家会动用一切手段，通过进口、不惜成本投入、限制消费等措施，保障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因此，农业生产者想通过农业获得暴利既不可能，也不被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不会放任自由，这是农业与其他产业最本质的区别。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

农民与耕地，或者农民与农业的关系，是目前最为复杂的认识领域。土地对农民来说有两层意义：一层含义是农民对耕地的义务与责任。即农民具有把耕地利用好、保护好，为国家生产出符合需要的农产品的义务与责任;因此，不允许荒芜和改变土地的用途，不使土地肥力下降，不破坏耕地。当然，更不允许制造粮食短缺，哄抬粮价。为了补偿农民因尽义务和责任而付出的成本或受到的损失，各国普遍的措施是给农民补贴。在农业公共产品性质下(当然也可以延伸为农地的公益性)，没有政府补贴，农民是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收入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传统经济学“剩余价值”与“提高价格”意义的地租。第二层含义是耕地对农民的意义。耕地对农民的意义不在于其财产意义，而是对农民生活的保障，这是比任何财产都重要而稳定的保障，是最基础的保障。也是为农民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或理解为稳定的就业途径。有了地，农民就有了基本生活来源。如果要给失地农民补偿，不是获得所谓类似地租的财产收入，而是要提供稳定就业、养老与生活保障，避免出现“有钱的穷人”。

农民与耕地的关系在错误认识指导下被人为隔离开了。一方面主张耕地的财产权，致使流转租金不断提高，使土地经营者经营农业难以为继，伤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要维持高地租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政府要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在现代农业的口号下，常常发生强迫农民流转耕地的现象，给农民地租作为补偿，致使农民处于无保障或保障不足状态。以上无论哪一种状态都是对农业、对农民不利的。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农地流转

要把农用地流转放在农业的公共产品视角下考虑，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首先，不要过分强调渲染耕地的财产权利，耕地对承包者来说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承包者对耕地数量、质量的保护义务并不能因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丧失，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目的不在于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益，而在于充分利用土地，确保国家农业安全。也为农民留下一条返乡的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要建立土地的退出机制，那些已融入城市的耕地承包者，可把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一并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失去农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放弃土地。农业经营者不应为流转土地付出额外的费用，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农业生产获得收入的农户，还没有稳定非农收入，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条件的农户，不能以任何理由强迫其流转出土地。

其次，农民土地财产权主要表现在土地转变用途过程中，而不是流转过程。当土地转变用途，农民在没有获得其他就业机会时失去土地，应该获得足够的财产权保障，这种财产权益本质上是对失地农民就业、生活、养老、医疗等保障的补偿。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片面强调耕地流转获利的观点会导致：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以为农民可以获得眼前的财产收益就理直气壮地制造失地农民，农民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失去耕地而带来的损失，由此失去了承包地的发展权及其可持续的保障，为社会安全留下隐患;伤害了农业经营者，致使他们付出过高的农业生产成本，以至于挫伤了农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伤害了国家的农业安全，是规模经营非农化以及流转后荒芜与闲置的重要原因。为此，对无人耕种的土地采用政府购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方式，由农业经营者无偿使用土地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第三，通过流转形成家庭农场有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调查发现，在众多的土地流转方式中，流转给自己的亲戚、朋友、邻里等，成本最低。这种流转是自然发生，自发形成，自愿流转的，因此，比政府主导的高速度、大规模土地流转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研究表明，流转给农民，进而形成家庭农场最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家庭农场规模是适度的规模经营，有助于激发家庭农场对科技等的需求，便于构建可持续农业的制度保证。家庭农场经营成本低，是对农业贡献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政府通过扶持、引导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应该成为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流转出土地农民应该获得适当补偿，但应该是政府对农民保护耕地的补偿。但是，这样的收入不是地租性质的收益，流转耕地不是为土地流转的承让者提供发财的工具，而是由承让者继续履行农业安全的义务。因此，不该由土地流转的承让者负担流转成本。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第三篇：农村土地确权，没有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问：农村土地确权，没有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答：农民没有土地存在很多原因。但自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都是以集体决策进行分配的。就目前情况，很少再有村集体组织对新增人口进行分田地了，即曾经以户为单位分配的天地已固定化，谁家新田人口则从自家责任田里分。当然还有那些已经因征地丧失土地的农民，农村土地确权已经与他们关系不大。

问：

我们村我们一家4口人，都没有土地，还有一些生了小孩的也不给分地，而有的人两口人种着六口人的地，死了的人有地，而活着的人没地种，也太不公平了吧，如果土地确权，是不是也没有我们的份呢?我们这些人怎么生活呀?

答：

带着你的问题向村委会或者有关部门反映，调整土地是有村集体集体决定的。

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以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已经形成家庭承包合同，只要合同双方没有变更的意识表示，原合同继续履行，而不管合同双方以外的人提出意见。站在村集体的角度，曾经可以按照集体利益决定调整田地，以照顾新增人口，但现在社会发展了，村委会即使想调整，很多的原承包家庭也是不愿意的，即合同双方达不成调整承包合同的合意。

土地确权，仍是对使用权的确权，是对以前没有办理承包证的完善，并没有其他意义。

——来自中国招商网

第四篇：引导土地流转 增加农民收入

【内容提要】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创新采取新措施引导并解决好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促进农村土地规范、有序、合理流转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从1997年到2003年的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其中2003年农民收入增长4.3。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8其中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在收入基数悬殊的条件下两者的差距正以相差一倍的速度扩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2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3.2∶1。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刻不容缓。 时隔18年2004年中共中央再以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说明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再次凸现和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增加农民收入包括减免农业税等多种方式和途径。

我们认为在新形势下正确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

土地流转权是农户土地承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对承包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土地流转将土地上的各种权属分离开来在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强化管理权的框架

下由集体经济组织出面将土地使用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建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土地流转是家庭承包制基础上使农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规模经营者、集约经营者集中弥补分散经营的缺陷挖掘土地潜在利润是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必由之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可以打破小规模经营格局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现代化的选择之一。土地流转有土地置换、出租承包、农户退包、集体转让、委托转包、集体反租转包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流转形式。 首先取得规模化经营带来的许多优势是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

第一土地流转有利于高新投资发挥大中型农机作业的优势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土地规模化经营为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发展高效、优质农业提供了外在条件。

第二土地流转有利于增强农业主体市场活力提高农业市场化水平。农业龙头企业、工商企业、科技人员和科技企业等成为租赁土地使用权、投资经营农业的一股新生力量。工商企业介入农业领域增强农业市场主体的活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水平并且以现代企业理念经营农业。

第三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关系农户为了保证产品销路与收入需要与企业或市场中介联合起来。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使土地集中企业、市场中介组织以及农户之间的责、权、利容易界定。土地使用权流转集中有助于培育一批新型的市场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经营的水平。

第四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消除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劳动力由于土地及户籍制度的限制得不到转移这使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实现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可以合理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以及城市化、农村现代化进程。 其次中国人多地少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具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外在压力。从纵向看中国每年人口增加1000万以上而粮食产地面积最高时期的15亿亩已经减少到目前的14亿亩人均土地耕作面积持续下降。从横向比较中国耕地更不具备比较优势。 表1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劳均可耕地比较公顷可耕地 英国 荷兰 日本 中国 人均耕地 0.71 1.54 0.10 0.06 0.03 0.06 劳均耕地 18.21 73.92 8.2 6.4 7.5 1.0 在推行家庭承包制的过程中采取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承包后农户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仅有0.53-0.63公顷分布在9.7块地域上比日本的农场土地经营规模1.1公顷小远小于美国、西欧各国的家庭农场规模。农户经营规模小是我国农业商品化率不高比较效益差的原因之一。我国与资源利用效率。 近年来农业面临的经营新形势是土地流转的外在压力加速了土地流转的进程。

第一土地收益下降使农民对土地投入积极性下降土地流转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在一些传统产粮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自从2003年第三季度粮食价格上涨以来尤其是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鼓励下农民种粮积极性极大提高必将有力地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第二企业和专业大户进入农业领域为政府介入土地流转产生压力。近几年在发达的农区和传统的农区都已有一批企业和专业大户进入农业。他们为农业带来了资金、技术、市场和新的组织与营销方式。

企业和专业大户进入农业的时机与各级政府追求的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一致得到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和专业大户从事的农业投资项目一般较当地农户从事的传统农业的附加值更高市场更为畅通从而使土地的级差收益提高这为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介入土地流转提出了新要求。

第三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农民的外出打工降低了集体经济组织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流出的成本。在沿海发达地区当地的产业结构已从农业为主转为

二、三产业为主大多数农户的收入已经不依赖于农业土地对农户的收益重要性大大下降。在一些传统农区由于农业的不景气加剧了这类地区农民的向外转移加上农产品价格过低自发的土地转出困难使村级组织介入土地流转。 在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下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

一是流转形式多样化。有组织、有序成片流转的比重逐渐上升。 二是流转范围扩大。土地使用权流转从以耕地为主逐步扩大到林地、草原等农用土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范畴扩展到在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组织之间。

三是土地流转主体活力增强。各类工商企业介入农业领域有利于提高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水平并且催生和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

四是土地流转产生规模化。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推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经营的水平。

五是土地流转促进劳动力转移。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表2 农户进出入土地市场的意愿 平均 河北 陕西 安徽 湖

南 四川 浙江 有进出入土地市场意愿农户的比例① 57.0 41.2 73.0 62.1 69.4 60.9 65.2 近三年进出入土地市场农户的比例 3.9 7.9 65.9 27.6 57.6 43.5 55.3 进入土地市场占有意愿农户的比例 59.5 18.3 90.2 44.5 82.9 71.4 84.9 愿意转入耕地农户的比例② 45.3 40.0 62.7 47.5 43.0 40.6 43.1 愿意转出耕地农户的比例 12.9 4.3 9.6 15.2 18.0 18.1 22.7 愿意转入与转出农户的比例之比 3.5∶1 9.3∶1 6.5∶1 3.1∶1 2.4∶1 2.2∶1 1.9∶1 近三年转入土地的农户比例 27.8 5.05 5.61 7.23 3.32 5.43 3.3 近三年转出土地的农户比例 7.6 1.4 4.0 2.1 9.0 6.5 19.7 转入土地占愿意转入土地农户比例 61.4 12.5 88.7 36.2 77.4 62.6 77.3 转出土地占愿意转出土地农户比例 58.9 32.6 41.7 13.81 50.0 35.9 86.8 注①包括进入土地市场和有意愿进入土地市场农户的比例。②包括近三年转入过土地和有意愿转入土地农户的比例。 资料来源张照新《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及其方式》《中国农村经济》20022。 从全国情况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在1-3之间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地区稍高。但近两三年来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速度与规模上都有明显提高有意愿转让土地的农户比例平均近13尤其是浙江的比例22.7为最高。有意进入土地市场的更高达57如表2所示

。

二、土地流转面临的新问题

在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同时面临新的粮食

供求形势农民受到中央一号文件的鼓舞土地流转正在以加速度的形式发展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第一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农户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这是农户行政策规定农户进行土地流转需经发包方同意这为当地干部随意干涉提供了可能。二是土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强化管理权这四权分离关注重点不同影响到当地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定位。由于从经济利益考虑有的地方把四权分离的重点放在强化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上。三是《土地管理法》指出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承包经营的需经村委会以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有的地方以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规模化经营、集中连片开发等为由随意中止承包合同。

第二土地流转未能有效促进自由流转仍居多。目前相当数量的土地流转并没有促进土地经营规模化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不大经营方式、经营类型和产出效果等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有的流转土地仍然粗放经营甚至撂荒。这种流转没有促进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

第三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定位出现偏差。少数地方政府借调整结构或搞现代农业之名将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租给工商企业搞农业开发借土地流转之名将土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搞工业区导致农民失地和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的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或者作为突出地方政绩的形象工程损害农民利益。

第四广大农民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心态较为复杂。一是没有真正

理解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土地流转就是对承包地的重新调整是把农民已承包的土地重新承包造成群众对国家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性的误解有的地方不敢进行土地流转不准进行土地流转。二是担心集体利益受到侵犯。由于我国还没有出台有关土地流转的政策法规部分干部担心土地流转后集体的管理权限被剥夺集体利益受到损害。三是把土地作为退路。有的农民已长期在外务工宁愿让土地荒芜也不愿把土地流转给别人认为土地是最后的保障。 第五农村土地流转缺少必要的 第六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不够健全。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中介组织较少流转传播渠道不畅。一些地方尽管建立了流转中介组织但真正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土地流转的不多。流转市场发育不良中介组织匮乏影响土地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三、促进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新对策

土地流转事关农村经济发展事关农民利益和农村社会稳定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速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应该从以下方面采取新措施解决土地流转出现的新问题。

第一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应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是农村土地政策的重要内核。土地使用权流转要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认真落实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确保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这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基本前提。土地是农民生活的社会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坚持有偿的原则合理确定土地流转的价格要把保护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农民之间的土地流转还是业主开发必须明确土地承包权为农民拥有这种权利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第二必须明确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农户有权决定是否将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干涉或行使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以任何形式剥脱农户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要充分尊重与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和土地流转权。土地流转收益应归农户所有土地收益权是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核心土地收益包括承包土地直接经营的收益以及流转土地的收益。

第三将土地流转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在农民自愿让渡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还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覆盖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土地为基础的保障体系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加快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一面日益突出。应当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企业和农民共同负担国家给予补助的养老保险制度。

第四建立与土地流转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相关法律应做出适度调整支持有较强经营能力和经营渠道的单位和个人大面积承包农村集体土地以先进技术和项目实现规模经营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切实

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并尽快制定包括能够进一步明确村民集体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村民委员会为其主体的代表明确集体和农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土地承包权是一种物权明晰承包经营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出租、转让、继承、抵押等权利的新型法律法规。

第五政府或中介组织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广泛指导。由于信息、交通等方面的制约多数土地流转发生在组内。大力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动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必然趋势。中介媒介和桥梁作用。建立土地流转中介组织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及中介包括土地流转规划收集发布土地供求信息进行项目推介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指导办理土地流转手续协调处理各方关系搞好土地流转的服务。

第六明晰并从经济上落实产权关系。明晰土地产权是农村土地流动的前提和基础。目前的农地产权不仅所有权主体及其法人代表模糊不清而且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也都缺乏明确的内涵农户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主体这些都需要法律法规加以完善。 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归属不明确以及周期性的土地调整农户的土地转让在具体的期限和合同方面非常不规范。土地流转期限比较短且非常不稳定大多数转包都可以随时终止。但地区差异表明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农户进入土地市场的稳定性同时集体的认可也对土地转让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

第七加强土地流转的规范管理。土地流转涉及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多方的利益流转必须按规范操作明确流转的形式、年限、条件

及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等。并全面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制度使流转管理工作正常化、规范化。对于土地流转的形式要坚持多样化。土地流转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市场的发育土地的远期价值难以准确评估。 同时应该正确定位乡村组织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乡村组织是农村土地的管理者监督土地资源的合理运用监督农户土地使用权的流动监控土地供需总量的动态平衡政府不应用行政手段去调整土地资源甚至取代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加强管理和搞好服务。做好涉及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订和动态监测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组织、协调等服务工作为农地流转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篇：维护农民权益 推进土地整治

一年来，我们瓦房店市土地整理服务中心在国土局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土地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土地整治是盘活存量土地、强化集约用地、适时补充耕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将土地整治与农村发展，特别是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保障发展、保护耕地、统筹城乡土地配置的重大战略。“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强调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然而，在国家严格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和用途管制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看作可乘之机，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一是盲目投资建设，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二是追求土地财政，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大肆圈占农村集体土地;三是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片面理解为建设用地结构调整，热衷于整治区位条件较好、增值潜力较大的村庄，而不愿整治废弃多年的“空心

村”;四是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简单地理解为整治增地工程，一味追求腾退村庄用地、建设安置高楼，很少考虑生产便民、生活利民因素。

这些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严重背离了“城乡增减挂钩”的政策初衷和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本意，应予以坚决遏制。

我们瓦房店市土地整理服务中心根据瓦房店市农村土地的总体利用的实际情况，吸取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 始终把维护农民权益放在工作首位，切实做到农民自愿、农民参与、农民满意。

土地整治是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新的平台，是农民增收的新源泉，耕地保护的新动力，是解决建设用地指标的有效途径，是一项“政府得民心、投入见效益、农民得实惠”的民生工程。农民是土地整治的创造者、参与者和受益者，维护农民利益是土地整治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农村土地整治正处在有序建设之际，存在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工作任重而道远，亟需加强引导和规范，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坚持“依法规范、公众参与”的原则，解决实际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利益。为此，在实践中应注重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调动群众积极性，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整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切实保障

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土地整治是土地开发整理的新领域，根基在农村，群众对土地整治的不了解会给整治工作带来一定障碍。因此，各级各部门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村内宣传栏广泛宣传土地整治的意义、主要任务、政策措施，宣传农村土地整治的好经验、好做法，引导社会力量和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整治。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土地登记办法》及《村民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破除农民土地、宅基地私有观念，并树立节约集约土地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农村土地开发整理扫清思想和认识障碍。使农村土地整治深入民心，主动参与和大力支持土地整治工作，让农民真正成土地整治的参与者和收益者。

(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做好项目规划设计。在开展土地整治工作时，一些地方片面追求设计的视觉效果，闭门造车，凭经验进行规划设计，而忽视设计的可行性，与实际脱节，未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实施过程中许多工程不得不对设计方案进行变更，影响了施工进度和成本。也有些项目出于资金等考虑，设计标准偏低，与当前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不相适应，导致施工不完善，不能让农民满意。农村土地整治工作是完全服务于农民的民生工程，也是农民自己的

大事，必须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对群众的意见归纳梳理，获取翔实的资料，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消除误解和矛盾，争取群众签字认可，达成共识，制定可行的整治方案，以利于项目实施。凡是村民组织和农民不同意的项目，不得强行立项实施，使群众理解支持土地整治，共同设计、建造、美化他们的家园。

(三)切实做好后期管护工作，使群众长期受益。通过土地整治，实现耕地集中连片，基础设施配套，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为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带动了农民增收，可谓一举多得、利国利民。但由于管护资金短缺、缺乏重视等原因，部分项目工程后续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土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出现了“有人建、无人用、无人管”、“前面建，后面坏”等现象，项目工程设施无法正常运行，引发群众意见。为更好地发挥项目竣工后的综合效益，应按照“谁使用、谁受益、谁管护”原则，与项目区乡(镇)、村签订项目管护责任书，落实专人管护，并宣传动员群众，人人当好管护员，看管、使用好工程设施，发挥长效性，使农民长期受益。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狠抓落实。农村土地整治政策性强、影响面广、敏感问题多，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做保障。但目前，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还比较欠缺，导致政府相关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甚至造成征

地权的滥用，一些地方政府借土地综合整治之名，行变相卖地之事，利用土地综合整治，为本级政府或个人谋取不当利益，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为此我们要加强立法，尽快出台与土地整治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赋予农民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财产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居住、迁徙及劳动就业等权利，确保涉及农民权益案件得到公平解决。切实加强对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监督检查，狠抓落实，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层面上赋予农民应有的合法权益，将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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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店市土地整理服务中心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