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军范文

2022-05-15

第一篇:张红军范文

牙哈镇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张红军

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

——库车县总工会副主席 张红军

张红军,男,汉族,1961年出生,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1月参加工作。曾先后任职广电局股长、齐满镇副书记、阿拉哈格乡副书记、广电局副书记、广电局工会主席。2006年12月至今任职库车县总工会副主席。

张红军同志在工作中严于律己,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扎根基层,爱岗敬业,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在工作组驻村各项工作中,认真负责,精益求精。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却足以动人心魄。

挑战艰苦,扎实推进宣传工作,一心为民服务

2013年年初,库车县总工会根据县上安排部署,对口牙哈镇伊西塔拉村开展扶贫攻坚工作。总工会副主席张红军同志,在认真学习了县上指导精神,明确此次活动的主要任务后,组织工作人员驻村开展工作。1月的依西塔拉村还是天寒地冻,地理位臵偏远,离牙哈镇有三十多公里,村上的居住饮食条件都还比较简陋,但张红军同志从来不抱怨,半年以来,因为工作组人员少,他大多事情都亲自上阵,半年以来,坚持定期走入农民家中,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地宣传惠民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多次深入开展村与村干部座谈,入户调研工作;经常走入田间地头与农户交流,跟农户谈谈生产生活,问问有没有什么急事、难事,在他的随身小本子上已经记满了各种关于民生建设方面的群众意见

1和建议。

无私奉献,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依西塔拉村是我镇一个贫困村,地处偏僻,原有的饮用供水系统已经老化彻底损坏,村民生活用水和畜牧养殖用水都只能到远处挑水,耕地用水更是看天吃饭,一遇到干旱,就无法耕种,颗粒无收。用水困难成了村民们的一块心病。张红军同志看在眼里,时刻想着一定要为村民解决这个用水的大问题。他多次实地勘察,扎根基层,回家的时间少之又少,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勘察与开会总结中度过,驻村以来他一直带病工作,但他从未因为病痛而中断过自己的工作。

认真整合材料后,他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关于打井的详尽真实的调研报告,但让县上批复打一口新井并非易事,他拖着病痛的身体跑了多个部门,前期打井的程序都得到解决了,水利部门技术人员也写出了可行性报告,但报县领导审批未果,原因是今年新井一个都不能批。艰难险阻从未让这个充满决心的干部止步,他一直都没有灰心,新井现在要批困难,他却可以从修复旧井入手解决用水问题。

为伊西塔拉修建小水坝的事情和申请打水井几乎同时的进行着,为了能让修建水坝工程更具可行性,他经常熬夜加班做方案,提出了将解决该村一千五百亩地的地灌问题与修建小水坝工程整合,这样不仅更利于招商引资,也能够解决农耕灌溉,用水储备问题。县水利部门已经派出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实地勘察,修建小水坝方案得到了认可,张红军的努力没有白费。目前配套工作还在循序渐进的进行着,看着农民用水问题慢慢的得到了重视和

解决,张红军很是高兴,出生农家的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解决了农民的用水问题,就意味着依西塔拉村群众脱贫致富的目标更近一步!半年的驻村工作,让他更加“知民情,晓民意”,也让他养成了更加严谨干练的工作作风,和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

积极主动,带领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指导致富

张红军同志积极主动带领工作组通过走访依西塔拉村129户村民,在摸清了所驻村的贫困原因和基本情况后发现该村经济思路窄,生产方式比较单一(主要靠养殖山羊,种植棉花小麦来发展经济)。张红军同志针对该村实际情况,制定了脱贫致富的相关方案,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指导致富为主要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并安排技术人员上门入户指导工作。通过宣传教育,让农牧民懂得要学会靠政策、靠科技、靠信息、靠投入、靠勤劳、靠推动多种经营方式来增加收入。到了村里冬播的时候,他和工作组一道去每户家里查看好种子肥料和地膜的准备情况,指导农民科学播种,挨家挨户地给村民一一解决了冬播问题。

走访时张红军同志发现部分困难群众生活相当贫困甚至都买不起碘盐,热心的他主动和县盐业局联系给该村的困难群众争取了免费碘盐60袋。让农民们印象最深的恐怕是炎热夏季收割小麦的季节了,张红军组织全体工作组成员帮助村民收小麦,作为一名党员,能放下干部身份,真正的融入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中,真正为农民办实事,是崇高的求真务实的一种认知。这样的点滴事迹还有许多许多,帮助村民就业,慰问贫困党员等等。通过他和工作组扎扎实实地工作,群众对脱贫致富有了信心,群众与干部间也建立了更多的信任,加深了群众与干部之间的感情。

肩负使命,努力改善村教育配套,提高教育水平

通过走访,张红军发现依西塔拉村的教育方面一直以来存在着很多问题:一是学校环境差,没有住宿楼,3名教师到该校来上课都要跑30多公里路程到校;二是教学上课不正规、教师汉语素质低,致使学生汉语水平低,维语文字也没学好。三是该村中学生升学率特别低,近几年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这里的教育成了张红军的一块心病,在他看来工作组下来不仅是来推进扶贫,还肩负着全面落实推进民生工程。教育也是民生一个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到村一个月,他便提交了《关于解决该村小学教育方面存在问题的报告》,于4月9日送到乡镇、县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后,通过协调,目前已落实调整了2名老师,现有教师5名,调整了校长,新配课桌27套,教师宿舍、幼儿园教室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启动,破旧危房已经折除,学校情况向好发展。

张红军同志带领工作组驻村工作期间主动为民解决了大大小小上百个难题,在西塔拉村这片土地上,辛勤工作,虽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他却过得非常充实,他觉得,把知识和技术传授给农民,使他们种植和养殖的技术得到提高,能为群众解决难事,有时尽管力量微薄,但只要自己努力了,尽心尽力便也无憾。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能让群众感受到人民公仆的为民情怀,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履行干部的光荣使命,在默默奉献中便也升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二篇:红军长征小故事之草地上的小红军

在成千上万的红军队伍中,除了革命了很多年的老红军,大多数战士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年轻力壮,杀敌奋勇争先,是红军队伍中的中坚力量。还有一些十几岁的孩子,多是长征途中贫苦人家的孩子,坚持要跟着队伍打仗而加入的。红军战士们亲切地叫他们红小鬼。

平时,他们在队伍中就负责宣传员、司号员和炊事员等工作。红军进入草地之后,整个队伍都十分疲惫,没有余力再照顾这些孩子,但这些红小鬼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精神,却是许多老红军都感到敬佩的。

在成千上万的红小鬼中,有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红军,他的名字叫做侯登襄,是一个红军宣传队员。

侯登襄长得黑黑矮矮的,整个人看上去圆圆乎乎,黑黑的小脸上嵌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由于食物匮(kuì)乏,营养不良,侯登襄的眼睛显得特别大,稚气的脸上却总是笑呵呵的,有时候脸上沾了泥水,抹得花里胡哨的,就像一个小老虎。

他每天在红军队伍中搞宣传,就像一个小皮球滚来滚去,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皮球”。

“小皮球”侯登襄虽然人小,管的事情可不少。宣传队一共二十多人,他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1935年8月下旬,“小皮球”所在的宣传队进入了川西北的大草地。开始了长征中一段极为艰苦的岁月。

这片荒无人烟、无边无际的沼泽,不知埋葬了多少英勇的红军战士。变幻莫测的天气,给队伍的行进添了许多麻烦。刚刚还是大晴天,瞬间就黑云密布,狂风暴雨。

为了行动方便,宣传队被分成了几个小组。“小皮球”所在的这个组一共有五个人,他们为了安全快速地通过草地,给每个队员都分了工:组长负责保管大家的口粮,其他几个人,有的扛捆干柴,休息时好点火做饭;有的背着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这样下雨的时候可以躲一躲,晚上睡觉时也有东西盖。年纪最小的“小皮球”,就负责背着做饭和烧水用的小铜锅。

“小皮球”全组五个人出发时,一共带了十来斤口粮,草地处处危险,必须小心前进,速度自然就慢了,想要度过草地至少需要走

七、八天呢,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

宣传队员们开动脑筋,每到一个宿营地,他们就四处去寻找能吃的野菜。早在出发前,指挥员就把辨别野菜的技巧教给他们了,这时正好派上用常等在营地的“小皮球”就把小铜锅支起来,把水烧开。背粮的组长打开小口袋,一粒一粒地把青稞和荞麦放进锅里。其他几个人也把找来的野菜洗干净,撕成几片放进锅里。

然后,几个人围着小铜锅,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地说起来:一个队员说:“咱们吃的是青稞麦炖肉!你闻闻,喷香!”说着还真把鼻子凑到小铜锅上,闭起眼睛,一副香得不得了的表情。

另一个队员一推他,说:“才不是!这是韭菜煮青稞!我最爱吃韭菜了!”组长笑了笑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咱们吃的是八宝粥!”

这时,“青稞麦八宝粥”煮好了,赶了半天路的“小皮球”端着茶缸子,一边吃一边说:“对!咱们吃的是八宝粥!”

虽然这“八宝粥”又硬又苦,但他狼吞虎咽的,吃得特别香。其他战士也被他感染了,都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到了晚上,大家想找一块干燥点的地方睡觉。真难啊,刚下完雨,潮湿的草地上到处是水,一边寻找,一边还得小心不要掉到沼泽里去。

还是组长发现一条小水沟旁,长着一丛水草,看上去很结实。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水草压倒,把被单铺在上面,就像盖起了一座小房子。“小皮球”调皮地说:“今儿晚上,咱们住上小洋楼了!”队员们听了哈哈大笑,一天的疲惫都消失了。

草地的晚上变幻无常,晴的天会突然风雨交加。夜里,当大家睡得正香的时候,一阵狂风把宣传队的“帐篷”刮跑了。

虽然支起的床单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但队员们还是舍不得它。天特别黑,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在到处是水草的泥潭里,上哪儿去找“帐篷”呢?

队员们从睡梦中惊醒,都唉声叹气的。

这时候,“小皮球”站起来:“我去找!”他大眼瞪得溜圆,小拳头握得紧紧的。队长拍了拍他的肩,安慰着:“别着急,这么黑,不好找,等天亮再说吧。说不定就在附近呢。”

其他队员也拉住他,不住地劝说。他们只好互相背靠着背,蹲下来取暖。实在累极了,不一会儿就都睡着了。

那天晚上,“小皮球”他们在风雨中成了“落汤鸡”。第二天,那条床单也没能找到。为了这件事,“小皮球”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看着他由于饥饿而深陷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眨着,一个高个子红军心疼了。他把“小皮球”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米来,送到“小皮球”手里,悄悄地说:“小兄弟!拿着吧!”

多么好的战士啊,多么令人钦佩的“小皮球”啊!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宣传队里有个可爱的“小皮球”,并记住了他的名字——侯登襄。

第三篇:红军长征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中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和产物。而长征文化,便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革命传统文化之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

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红军长征已过去了七十年,但长征精神依然鲜活地留在人们心中,鼓舞

着我们每一人。我是一名普通百姓,在我青少年时期,就熟悉了红军的事迹,特别是“会泽扩红”更加耳熟能详,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情结愈发强烈。在我眼里,

红军能完成“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的长征,每一位红军将士都是英雄好汉。连外国人斯诺?索尔兹伯里都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没有长征,就不能保存我们的党,

我们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就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也不会有新中国,更不会有现在改革开放的成就。饮水思源,是大家都明

白的道理,也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的动力,在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为了把这感动一代代人

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面对自己的先辈,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的幸福生活来自哪里?我们有没有忘记那些为我们打天下的革命先辈?有人可

能会认为,当年穷人参加红军是为了有饭吃。确实是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当了红军以后,其信念就不只是为了吃饭。我们在长征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深深地

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和巨大牺牲,“送郎当红军”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去的,而且有一些红军将领就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有饭吃,他们就是为了人民的利

益,为了大众的解放扛起了抢。假如仅仅为了吃饭,你就无法解释这样的故事,红军长征到咱们云南时,有12位红军伤员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说,只要你们不

当红军了,就可以放你们生路,不杀你们,但是这几位红军战士个个坚强不屈,敌人没有办法,就把红军伤员带到半山腰一个深不见底的地下河洞口,把前面两个

伤员推到山洞里面,在后面的10位红军就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跳”。当地群众后来把这个洞叫“红军洞”,这个事迹刻在那个洞口的碑上。我觉得,红

军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里,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责任感,最值得我们纪念,也是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最需要的。什么样

的精神让我落泪?那就是宁可牺牲自我,去保全集体的团队精神。从资料上见到当年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部队为红军垫后。掩护主力队伍撤退以后,他们只剩

下四五百人。等到他们撤退的时候,湘江已经被******封锁了。他们又饿着肚子翻山越岭退回到湘西打游击。撤退途中,陈师长腹部中了敌人的子弹,他命令其他

的战士撤退,自己来掩护,不幸被敌人抓住。敌人非常得意,在抬着他去邀功的时候,陈师长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个故事让

我流泪,长征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为了大部队的安全,牺牲了自己,如果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拥有这种精神,那就无坚不摧了。长征精神是一个宝库,过去,

现在和将来都能让我们受益匪浅。如果要问我,纪念长征的感悟是什么?我们今天纪念红军“长征”,已经没有了战火纷飞的氛围,七十年前艰苦程度甚至超乎

我们的想像,但其精神却会永远激励着我们。毛主席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

想,人生可以平谈,但不能虚度光阴。这就是我的最大感悟。我们今后要继续发扬红军长征精神。遥望着眼前的山山水水,眼前总会浮现长征中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今天的纪念活动远远无法表达出我们对红军的崇敬之情。

红军长征读后感范文二还记得毛泽东写的那首气势磅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前山只等闲……”是啊,整整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漫长的征途,我们的红军战士又要经历何等的艰

难困苦呢?诚然,广大红军基层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路上披荆斩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面

对山高邻秃,朔风凛冽,冰雪覆盖的高山,战士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用超乎想象的毅力和艰辛为部队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条磨炼意志的艰难

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之路。遇到开阔美丽的草原,本以为有了希望,谁又能想到里面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战士就这样倒下了,没有一句怨言。当他们把自

己交给党的时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面对粮食的短缺,环境的恶劣,战士们又何尝不是风雨前进,风餐露宿呢?也许,我们只能从书中或电

视上了解这些感人的事迹,但完全可以想象的到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阶级友爱。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不得不被红军的顽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

动。然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用科技强国,以人才壮国。同学们,我们要卧薪尝胆,急起直追,用民族的伟大智慧迎接

挑战,以祖国的兴衰为己任,为祖国的强盛奋斗不息。我们丝毫也不能陶醉在祖先创造的业绩中了,而是要自强、自立,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伟业。这是一定要做到

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当然,这需要顽强拼搏的精神。

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

长征,那战胜一切困难的气概,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辉煌未来前进。

长征途中,没有吃的,把骡马杀掉;骡马没了,去挖野菜,哏树皮、嚼草根;野菜吃光了,就煮皮带吃……那一件件、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动人的小故

事——《金色的鱼钩》。

这个故事叙述了一位老班长为了让几个伤员不饿肚子,自己不顾疲劳、强忍饥饿来到小水塘为他们钓鱼充饥,自己却一点儿也舍不得吃,最后活活的被饥饿折磨得倒下了。老班长那舍己为

人的精神、那崇高的革命主义品质,深深地打动着我:为了让自己的伤员不饿肚子而牺牲了。试想,当时如果有一把米,对,哪怕只有一把米,老班长也许不会被

饥饿夺去他坚强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少同学不懂得爱惜粮食,他们把饼干、馒头、面包、稀饭随便乱扔,在家里挑吃捡穿……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五千万人吃一年,多么惊人的浪

费啊!

古人尚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彻骨感受,我们应该从中领悟粮食的珍贵。是的,一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经过20道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民多少辛勤

的劳动,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你难道还忍心把咬了一口的馒头当泥巴扔,把吃了一口的饭当脏水泼吗?

同学们,多想想长征中的革命先烈吧!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一代,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爱惜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爱惜粮食,就是爱惜生命啊!

一次次的绝地逢生,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当4支红色大军在70年前的那个十月胜利会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红色战士,不仅谱就了长征这样举世罕见的伟大史诗,而且铸就

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

这,就是长征精神——就是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

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

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边是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一边是恶劣到极点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行军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这种

精神。

无论是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还是柔弱刚强的女战士,都被凝聚到了这支红色队伍里,都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正因如此,湘

江血战中的红军将士在成片成片的战友倒下后,又如同潮水般补充上去。正因如此,雪山草地中被饥饿和疲惫逼至生理极限的人们沿着战友的遗体形成的路标顽强

前行,最终走出死的沼泽,迎来生的希望。

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是从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征战的强

大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长征精神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从跟随红二方面军进行部分长征的法国传教士薄复礼到千里迢迢来陕北记录长征的美国记者斯诺,从80年代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到今天仍在这条路

上跋涉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初衷而开始关注长征的外国人在走近这段历史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焦点对准了红军的精神,那

种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

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长征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可贵就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时间积淀中转化为对现实的启示,体现了党之魂、军之魂和民族之魂。

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它承接着井冈山精神,又不断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更为它注入

了新的时代血液,增加了新的丰富内涵。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

考验。正因如此,新世纪新阶段更需要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

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第四篇:红军长征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10日率红1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开始长征。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

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长征中的部分红军女干部——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

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日至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长征中(1935年3月至5月)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部分干部到达陕北后于延安合影(后排左起第5人为军团长罗炳辉、前排左起第3人为军团政治委员何

长工)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长征经过的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

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红军走过的水草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

1、第

3、第

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

1、第

3、第

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

5、第

9、第

31、第

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

1、第

3、第

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1935年9月,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在陕甘苏区延川县永坪镇会师,成立

了红15军团。图为会师的情景。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

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日至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日至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红4方面军在长征中刻的标语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

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

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

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日至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

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

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

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

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第五篇:红军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精神-服从党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长征时曾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70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一场举世罕见的军事战略转移,驾驭这一复杂进程的核心领导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集中统一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长征的胜利是坚持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胜利。作为一次涉及全国各支红军部队和各个根据地的大范围战略行动,全党能否始终保持高度的团结统一,几支红军能否完全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和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转折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保证了战略大转移的军事胜利和北上抗日政治目标的实现。此后,党中央开始恢复在红军部队的集体领导制度,广大官兵高度凝聚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并迅速取得了军事斗争的主动权。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中央果断作出了共同北上的战略决策,但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在这场严肃斗争中,全军官兵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使党和红军又一次闯过了险关。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一斗争经验时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70多年来,我军靠着这一特有的政治优势,战胜了一切困难和敌人,使这一原则深深地扎根于全军官兵的思想意识深处。正因为这样,位高权重的张国焘投奔国民党时连一个警卫员也没能带走;企图叛逃国外的林彪连一兵一卒也未能调动。

长征的历史表明,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领导,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中心环节。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度里进行的,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能不能从思想政治上掌握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直接关系到党和军队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长征的胜利首先是我军政治优势的胜利,红军部队之所以能够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浴血奋战,首先是把“革命的政治精神贯注于每个士兵之中”的结果,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领导,实现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我军要铸牢军魂,最根本的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有了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才能把军魂意识建立在高度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在观察现实世界时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在重大是非面前才能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自觉。

长征的历史表明,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保证。在我军制度的全部实践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始终处于最根本、最核心的位置。我军之所以能够在70多年间始终保持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行了一整套党领导军队的科学制度。实践表明,制度建设对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岁月如梭,当历史飞掠过战争的硝烟,定格在市场经济环境时,我军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党指挥枪这个军魂不能变,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制度更加珍贵。

长征的历史表明,确保枪杆子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中,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关键所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虽然仅剩3万余人,但他们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战士,都是党和军队最宝贵的财富,正因为枪杆子掌握在这些骨干手中,我党我军才经受住了艰苦奋斗的考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个事实说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几十年来,我军正因为始终保持了一支忠诚可靠的干部队伍,才使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有效维护了党和军队的集中统一。作为军人,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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