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衰退前景预测论文

【摘要】2016年，英、美政坛“黑天鹅事件”频发，颠覆了战后西方主流政治路线与民主游戏模式，呈现出西方民主政治衰颓的乱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加剧了贫富分化，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民主理论假设不当与基本政治制度缺陷失信于民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衰退前景预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济衰退前景预测论文 篇1：

全球金融危机阶段性特点与风险

本次金融危机从2007年发端于美国房地产次贷市场，此后范围逐步扩大，程度愈演愈烈，至2008年9月美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达到高潮。在本轮危机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无一幸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缠绕一起，目前还未见穷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8月统计，全球金融资产损失达到1.4万亿美元，近期IMF又将损失估值调高为2.2万亿美元。总体来说，危机是对此前严重的全球失衡问题的一次硬性调整，许多既有发展模式出现停滞甚至逆转，一些阶段性特点正在显现。对此，把握当前主要矛盾，及时推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是应对此次危机的当务之急。

危机发源地美国形势趋稳，

破坏力已向其他地区转移

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统计表明，美经济从2007年12月即已陷入衰退，至今金融市场仍处于紧张状态。但从目前美国总体经济形势看，激进的投行模式已被传统商业银行取代，市场中的不确定风险基本出清；金融机构真正倒闭的不多，基本金融秩序没有遭到破坏；美联储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发挥较好，政府的注资也较为及时。最关键的是，美国政府和国会都已行动起来，采取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方案。当前美国面临形势已较为明朗，如何解决金融系统的坏账、让信贷市场尽快解冻，使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恢复信心，已经成为对美新政府的最主要政策考验。如果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执行得当，市场担心的信用掉期市场等危机的发生概率将大为降低。预计经济刺激方案投入运行后，美国经济会缓慢回升。《华尔街日报》最新美国经济前景预测调查显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转为增长。

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形势依旧严峻，复苏毫无起色。欧盟统计局2009年2月13日公布，2008年第四季度欧元区15国经济环比下滑1.5%，这是欧元区连续3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在成员国中，德国、法国和西班牙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环比分别下滑2.1%、1.2%和1.0%，表明欧元区经济衰退程度进一步加深。日本政府2009年2月16日发表统计报告，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实际下降12.7％，这是该指标近35年来最大的季度跌幅。报告同时显示，2008年全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为负0.7％。由于外部市场疲软，内部投资不旺，日本近期走出困境的希望不大。另据IMF预测，受金融危机拖累，2009年工业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率将为负0.3%。可见，金融危机对美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仍在继续。

发展中国家暴露深层问题，

俄罗斯与东欧面临风险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逆境下，西方金融机构迫于“去杠杆化”的压力，纷纷从发展中国家回撤资金。由此，一些外债负担较大、较多依赖外来资本或是倚重资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正日益凸显严重的金融和经济风险。随着债务融资难度增大和西方银行大举撤资，部分国家如俄罗斯等甚至有可能重演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据国际金融协会（IIF）预计，西方银行2009年将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约610亿美元的资金，而2008年为净流入新兴市场国家1670亿美元，2007年更是达到净流入4100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IIF指出，欧洲新兴国家受创最为严重，预计将有270亿美元流出该地区，而2007年该地区净流入为2170亿美元。另据摩根士丹利公司测算，2008年发展中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持有的股票、不动产及其他资产的价值跌幅高达25%，造成的损失约在5000亿美元至7000亿美元之间，同时由于石油美元和制造业出口收入大幅下跌，主权财富基金总价值已从约3万亿美元降至2.3万亿美元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经济的危机色彩正在加重。依赖外债的主要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卢布大幅贬值，甚至有崩溃之虞。此外，由于原油价格急剧下跌，俄罗斯的财政和经常项目收支将出现赤字，预计2009年俄罗斯财政赤字将达5％。过去的几年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7％左右，预计2009年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俄外汇储备在几个月内已减少了1600亿美元，占到外汇总储备的27％。由部分石油出口收入转化而成的“稳定基金”有可能在2009年底流失殆尽。

在中东欧，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土耳其等国持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外债。从2000年至2008年，中欧和东欧国家总体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45％上升至51％。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统计，东欧国家在海外市场共借入1.7万亿美元，而2009年必须偿还或须以新债代替旧债的就达40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债务都是欠西欧的，尤其是奥地利、瑞士、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银行，这使得整个欧洲的金融风险急剧上升。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对匈牙利、乌克兰、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等国采取了救助行动，但地区形势仍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内需不振成最大威胁，

各国极力刺激消费防止通缩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经济持续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纠正失衡将成为未来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但从目前经济形势看，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需求不足。消费作为经济链条的末端，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消费萎缩、内需乏力，势必影响各国经济刺激措施的实际执行效果。如美国个人消费占GDP的三分之二，在预测美国经济前景时尤需予以关注。因此，目前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保证全球需求止跌回升，各国应将盘活出问题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保证银行继续放贷作为第一要务。

为了刺激需求，各主要国家纷纷拿出更多政府财政支出、更多预算赤字以及更低利率的救市方案。美国奥巴马政府日前刚刚通过以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为主要内容、总额高达7870亿美元的超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德国议院上周通过了500亿欧元（合650亿美元）的政府最新财政刺激议案；意大利政府上周也推出了一项80亿欧元的计划，以应对不断飙升的失业问题;日本政府2月15日决定，将出台大规模新经济刺激计划，总额预计超过100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新计划将大幅度增加公共事业投入，修建、扩建机场、港口和高速公路，包括提前实施新干线和羽田机场扩建计划等。该方案将以发行建设国债作为财源，不足部分可能考虑发行赤字国债。

由于西方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进程仍在持续，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惜贷”现象十分突出。随着商品市场因总需求减少而萧条，加之失业率上升会进一步抑制社会总体消费能力，由此可能发生经济停滞结合通货紧缩的现象。有国际组织预测，2009年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可能降至1％的水平，接近通货紧缩。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对实质生产部门的打击将更为严重和持久。

就业问题成为危机派生的首要经济和社会难题

由于经济下滑、众多企业倒闭或者裁员，失业人口激增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据美国劳工部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2月初，美国持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接近500万人，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也达到近30年来的最高峰。目前，美国综合性失业率（涵盖有就业意愿但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和希望转向全职工作岗位的兼职人员）已攀升至13.9%，在过去一年中这一数字上升了4.9%，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1月，美国的失业率从7.2%攀升至7.6%，升幅连续第二个月达到0.4%。为此，奥巴马在其经济刺激计划中着重提出，要在两年中为国内创造35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欧洲失业问题也很严重，如意大利失业率达到8.2%。

鉴于不少国家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失业率节节攀升，各国政府相继出台针对性措施，大力推动就业。如菲律宾政府为海外返乡的劳工提供创业资助；巴西政府出台法令，禁止国有企业和享受国家发展银行贷款的项目解聘员工；加拿大政府为鼓励失业者接受新的技能培训，划拨90亿加元再就业资金等。此外，世行行长佐利克还提出贫困人口救助计划，防止失业、贫困现象蔓延引发社会问题。

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渐露苗头，

贸易战危险性上升

据WTO年度报告，2008年全球贸易总额仅增长6.2％，2009年更可能会下滑2.1％。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一些国家可能会自扫门前雪，用尽办法自保。自2008年11月以来，俄罗斯已经推出了28项上调进口关税以及补贴本国出口的措施，还有6项措施正在规划中。美国不顾他国反对，在经济刺激计划中依然保留使用美国货的条款。欧盟在向美国发出警告的同时，开始收紧自己的贸易规则，如重新为牛奶出口提供补贴，指控中国产螺丝和螺母以低于成本价在欧洲倾销，从而有效地将这些产品拒于欧盟市场之外。印度也在本国钢铁行业的要求下，计划上调进口钢材的关税。目前贸易保护主义的战火有蔓延之势。如美国拟对意大利饮用水和法国奶酪征收高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鸡肉和牛肉实施的进口限令。

在金融领域，保护主义也有可能抬头。西方政府在救助部分银行机构时，可能会间接给受援银行带来压力，迫使其保持并增加对本国企业和个人的放贷，限制对其他国家投资，从而将一国的信贷紧缩问题延伸至其他国家。凡此种种，表明全球化正处于停滞、放缓甚至逆转的边缘。各国一旦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必将给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无穷后患。

亚洲国家集体自救，

举措和力度引人关注

在生产、消费、资金流动等国际经济链条的各个环节，亚洲都是美国的“对家”。据IMF统计，亚洲新兴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23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从1997年的14.3%上升到2008年的20.9%，可与美国比肩。目前中、日、韩3国与东盟的外汇储备总额已经超过了3.5万亿美元，10+3区域内的贸易已占其外贸总量的40%至50%。2007年度日本出口额的28.6%都面向亚洲新兴国家，而对美出口只占19.5%。亚洲各经济体的经济基础也有很大改善，平均负债率已从2005年的31％下降到目前的17％。据联合国发布的《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东亚出口、进口将分别增长6.5%和7.5%。

当前亚洲经济正在整体承受次贷危机的后续冲击。西方次贷危机通过进口缩减、降息和美元波动、贸易保护主义、热钱流动等各种渠道影响亚洲经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台湾出口下跌了42％，韩国出口下降了17％，新加坡2008年第四季度的GDP同比下降了12.5％，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据世行统计，2008年1—11月，东亚8个经济体（香港、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泰国和越南）的净股权资本外流达720亿美元。预计在2009年，整个东亚和南亚的私人资本净流入量将从2007年的2776亿美元降至86亿美元，主因就是证券投资资金大规模撤离。

需要指出的是，东亚经济结构是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外向型经济，东亚各国持有美元储备最多，也是美元铸币税最大的受害地区。到2008年7月底，外国持有美国政府债券2.67万亿美元中，亚洲国家占了半数，中日共持有42%。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约占60％。为应对货币掠夺战，亚洲各国积极筹建不受美元支配的货币体系，扭转东亚在世界货币格局中的被动局面，与美、欧相抗衡。此次西方金融危机，为东亚加快金融合作提供了契机。

货币互换方式已成为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亮点。2008年12月，受危机冲击较严重的韩国分别与中、日签署总额约为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外，日本和印度2008年6月签署了一项总额为6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预防金融危机发生。从实际效果看，货币互换可向双方金融体系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并推动双边贸易发展。双方获得互换资金后，可增加对彼此商品的需求，同时有利于双方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节约汇兑费用。通过本币互换，双方还可为本国金融机构在对方的分支机构提供融资便利，缓解这些机构的资金紧张，维护各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东亚在集体合作机制上也颇有建树。早在2000年，部分东亚国家就设立了名为“清迈协议”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旨在帮助参与国政府应对潜在的外汇资金短缺问题，同时避免过度依赖IMF等国际机构。2008年5月，中、日、韩3国和东盟10国又决定设立总额为800亿美元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以提高本地区集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而使“清迈协议”从双边升级为多边框架体制。按照协议，如果这13个参与国家中任何一国的金融形势出现紧急情况，或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并危及其金融体系时，均可申请动用该外汇储备基金。2009年2月22日，东亚10+3财长会议又发布了最新的《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将原定800亿美元区域共同储备提高到1200亿美元，并决定在2009年5月前就外汇储备库的要点达成一致，包括建立独立的经济监测机构等。从当前亚洲经济形势看，这项协议很可能会提前实施。在目前纷乱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东亚国家能否有效自保，并开拓未来的发展天地，还有待观察。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雪晴）

作者：苑春强

经济衰退前景预测论文 篇2：

当前西方民主乱象的根源与未来走向

【摘要】 2016年，英、美政坛“黑天鹅事件”频发，颠覆了战后西方主流政治路线与民主游戏模式，呈现出西方民主政治衰颓的乱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加剧了贫富分化，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民主理论假设不当与基本政治制度缺陷失信于民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摆脱西方民主衰退，目前只有改革现存西方民主政体的选择，但经济衰退前景不明，要摆脱西方民主衰退的前景可能会遥遥无期。

【关键词】民主理念不当 民粹主义思潮 政治体制缺陷 民主衰退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3.005

英、美政壇“黑天鹅事件”导致西方民主乱象丛生

2016年，英、美国家政坛“黑天鹅事件”频发，造成西方民主乱象丛生。所谓“黑天鹅事件”，原意指经济领域发生的、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通常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性的事件。现经常指各个领域发生的出乎意外的颠覆性事件，例如，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与次贷危机等。恐怖袭击危机与金融危机的突发，尚可理解。但是在战后西方主流政治路线与民主模式长期主导西方政坛的背景下，英、美政坛接连发生颠覆主流政治路线与民主模式的事件，其影响可想而知。2016年英国全民公决“脱欧”结果，大大出乎卡梅伦首相、英国政治精英与欧盟成员国的预料，在英国与欧盟不啻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共和党背书、从未涉及政坛、习惯信口开河的房产商人特朗普，竟然战胜始终被大多数美国媒体与政治精英看好的、长期混迹政坛的政治巨星、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让太多政治精英与国家政要深感不可思议。英、美政坛这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对西方民主影响深远。

在英国“脱欧”余波笼罩下，2017年欧洲政坛可能会持续震荡，今年是欧洲大选之年，极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大有改变欧洲传统政治格局之势。其中荷兰、法国、德国大选结果影响尤为重要。3月15日荷兰议会选举中，尽管自民党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席位，暂时“叫停民粹主义”，代表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自由党还是增加了5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二大党。①荷兰议会大选被认为是欧洲政治的“风向标”，5月马克龙成为法国最年轻的总统，9月德国大选的结果尚难预料。无论法德两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否能够赢得政权，他们的政治力量的进一步扩大似乎可以肯定。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利用人们的不满心理而壮大力量，已在一些欧洲国家形成规模，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已经不是易事。

特朗普赢得大选不但冲击着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权力架构，加剧了司法与行政的对立；而且也破坏了政府与媒体、社会不同政见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导致美国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分裂。一大批捍卫美国主导价值观的“政治正确”的民主精英们，曾经借助手中的舆论工具抨击总统的“出格”言论与政策，现在他们仍不会善罢甘休，特朗普政府面临国内精英集团的不信任与政局动荡的严峻挑战。同时，特朗普颠覆了奥巴马一系列外交政策，未来美国外交也将面临重新洗牌与诸多不确定性。首先，美国与盟友、邻国以及一些主要大国外交关系的未来方向不确定，致使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经受严峻考验；其次，“美国优先”方针，预示美国准备放弃或修正自己打造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挑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势必损害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贸易保守主义的担忧与不满。第三，英、美政坛“黑天鹅事件”酿成的西方民主衰退乱象，加深了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西方民主制度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怀疑，美国的软实力与民主话语权优势正在消减。联系到冷战结束后20多年来的西方民主输出的失败现实，美国出兵伊拉克、“阿拉伯之春”以及其他许多输出民主的“颜色革命”的失败纪录，早已使西方民主形态的信誉严重受损，更加深了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西方民主的不信任。

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赢得大选事件相继发生，并非巧合，它们都不仅仅是卡梅伦与特朗普个人行为的结果，甚至不仅仅是英、美两国政坛的问题，而是存在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思想与政治制度因素，需要综合分析。

民主乱象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金融化、金融危机与贫富差距扩大

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与金融危机。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英、美政坛“黑天鹅事件”发生的直接经济因素，那么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则需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特点加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形成的背景因素是：（1）美国侵越战争引发资本主义滞涨危机。英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大调整，大量实体经济与制造业转向海外，以国内金融业与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大上升。（2）由于制造业普遍不景气，新兴发展中国家普遍开始经济转型与对外开放，里根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放松金融管制，发达国家大量剩余资本流入金融业与信息产业，有一部分被跨国投入到新兴发展中国家。（3）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加快了资本全球流动，国际资本泡沫化，开始大大超过实际生产需求，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形成了全球金融垄断资本，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金融化的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本质是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背离，违背了资本的价值增值不能脱离实际物质生产的经济规律。资本金融化尽管给金融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带来超额利润，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包括：（1）导致国内制造业空心化，实体经济萎缩，资本泡沫化，形成以金融自我循环、膨胀为主导的脱离实体经济的生产方式与积累方式。②（2）不断增加的金融资产不计风险地扩张以谋取利益，生产社会化与资本占有、使用、收益私人化矛盾更加尖锐，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显然，资本金融化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金融危机扩大了贫富差距与阶级矛盾。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增加垄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近三四十年来，尽管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髙，工人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在增加，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美国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1971年为每小时17.6美元，至2007年下降到7.25美元，降幅达43%。③美国有1/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④工人阶级进一步边缘化，处在与当年黑人同样的境地。⑤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贫富差距进入扩大阶段，资本家的财富增速加快。过去30年将近70%的收入流入到最富有的10%的人的腰包。⑥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5%最富裕家庭的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⑦2015年占人口90%的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国所占比例降至23%，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增加至22%，两者财富占比已经不相上下。⑧

金融危机使中产阶层家庭财富大幅缩水，家庭收入占比从1970年的62%降至2015年的43%，中产阶层规模也出现拐点式萎缩。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现在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⑩美联储主席耶伦说：“美国贫富差距在大萧条时代之后的40多年间持续缩减。然而，过去几十年里贫富差距却在扩大，而且是自那时起持续扩大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

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理论，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价格增长带来的收益率，即资本所有者通过再投资很容易实现资本增值，这一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金融化背景下资本家阶级与劳工阶级之间的财富差距扩大的制度因素。劳工阶级与中产阶层相对贫困化趋势加剧，民粹主义思潮就有了滋生蔓延的土壤。由于社会大多数成员对财富更快积聚于少数富人与精英集团手中不满，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卡梅伦首相因提出了脱欧公投方案而下课，特朗普打出“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减少税收”“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民粹主义口号而赢得大选。

民主乱象的社会因素——民粹主义泛滥，政治版图右翼化

民粹主义思潮是英、美政坛“黑天鹅事件”频发的土壤。民粹主义是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潮，强调“平民至上”，平民化和大众化成为判断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标准。它直指政治精英主义、现存政治规则与权威体制，具有反精英、反权威、反建制的草根性和民族性特征。

民粹主义有左、右两种形式。前一种形式敌视富人，反资本主导政治，主张贸易自由、文化多元与社會平等；同意接受难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社会分享的平等主义目标。后一种形式反对“政治正确”，反对现存政治路线与精英体制，抵制移民、排斥外来宗教和文化，主张贸易保护，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色彩鲜明。

民粹主义像一盏政治红灯，预示着民众的焦虑情绪与激化的社会矛盾。自19世纪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以后，每当社会发展陷入困境与经济危机，就会沉渣泛起，至今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早期民粹主义阶段（19世纪～20世纪“二战”结束），以19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与美国“人民党（Populist Party）”运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主义为典型样本。（2）经典民粹主义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盛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考察拉美民粹主义的理想样本。此外还有巴西的瓦加西主义、秘鲁的阿普拉党、乌拉圭的新巴特列主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等都被冠以民粹主义的名称。（3）新民粹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至今），“9·11事件”与国际恐怖势力威胁、中东战乱产生巨大难民潮、金融危机爆发与贫富分化加剧，促使民粹主义思潮再次泛滥，并且形成美国的“茶党”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主要在英、美、法、德等国泛滥；左翼民粹主义思潮在希腊、西班牙等债务危机国家较盛行。

英国脱欧的右翼民粹主义基本特征，包括用国家主义对抗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抵制移民，拒绝难民入境，用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不能将英国脱欧视为卡梅伦首相操弄公投的失误之举，或者认为是英国公民一时的非理性投票造成的一种偶然现象，在公投之前，留欧派议员乔·考克斯（Jo Cox）被刺，已经预示着英国社会脱欧的决心。英国脱欧其实是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必然产物。

2016年美国大选再一次展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福山指出，正是因为美国两党政治体制都未能关注劳工大众的需求，以致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政坛乱象频仍。“在美国，政治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政治体制未充分代表传统工人阶级。从全球化中获利颇丰的美国企业界及其盟友主导了共和党；而民主党已变成一个玩弄身份政治的政党：一个由女性、非洲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环保主义者以及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等群体组成的联盟，不再关注经济问题。美国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阶级，欧洲各地的左翼也犯下同样的错误。”?尽管奥巴马曾以“改变”美国口号当选，但上台后他宁肯用巨资给华尔街输血，也不重视劳工大众遭受次贷危机打击后的生活水平骤降的疾苦与无助的失望感觉，以致激起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催生了“茶党”组织、“占领华尔街运动”，导致民粹主义思潮泛滥。2016年美国大选中既有代表左翼民粹主义的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还有代表右翼民粹主义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其实特朗普的有些民粹主义口号并非他本人发明，例如，“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首次提出，里根是美国民众心目中杰出总统之一。特朗普再提里根的口号，似乎有以里根新保守主义衣钵继承者自居之意。其实，里根主义与特朗普的政治理念不尽相同，两者在民族主义与爱国性方面似乎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对外经贸政策方面大相径庭。尽管特朗普赢得大选已经不易，但是他要在短期内扭转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分裂趋势，兑现竞选诺言，实行其民粹主义的路线，可能性不大。

民主乱象的理论因素——西方民主理论假设缺陷

民粹主义泛滥是西方民主政治衰败的一种征兆，但是西方民主政治衰败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基本民主理念的不当与基本政治制度顶层设计的缺陷。

近代自然法学说有其历史的进步性。西方现代民主理论产生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自有它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在21世纪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它的历史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

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核心理念包括个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这些核心理念发端于近代自然法学说，主要包括天赋人权的平等观与社会契约的权利观。由此产生一系列民主理论假设：人是理性的动物，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公权力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权力腐败需要分权制衡等。

近代自然法学说本质是反对一切特权的革命的学说，不但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特权，也反对资产阶级特权。19世纪工业资产阶级凭借工业革命中膨胀的经济实力步入政坛，掌握权力，开始借用实证主义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打压自然法学说，以捍卫自己的特权，将自然法学说贬为胡说八道的杜撰。二战以后，罗尔斯等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又再造了当代自然法学说，成为西方民主理论的思想基础。

“三大理论假设”的缺陷。西方民主理论假设存在不少局限之处，有中国学者概括为三大理论假设缺陷，包括：（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民主是万能的。?这三大理论假设的缺陷在英国“脱欧”公投行为中已经得到印证。

在英国“脱欧”公投中，不少英国民众因为对现状不满，认为留欧不能改变现状，“不好玩”，所以情绪化地投了退欧票。“非理性的因素肯定是支持脱欧。事实上，现在很多脱欧投票者已经后悔，认为不应该轻率投下一票，甚至上街游行要求重新举行公投。”?“脱欧”公投通过后，曾有350万英国选民走上街头要求重新公投。可以说，至今英国不少公民与国际社会在相当程度上都认为英国全民公决脱欧的行为缺乏充分的理性。就权利是绝对的理论假设而言，正是因为不少英国人把英国单独的国家利益绝对化，置欧盟整体利益于不顾，而给“脱欧”公投投下赞成票。权利绝对化理论假设往往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结果。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曾经揭示美国的绝对权利观的本质特征：“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就程序万能理论假设而言，英国“脱欧”公投程序尽管正确，但是其结果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欧盟都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历史上程序合理、后果消极的教训太多，德国选民曾经按民主程序将希特勒法西斯选上台，结果是祸害全人类。

基本民主制度顶层设计存在缺陷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实践运作中不断暴露出顶层设计存在缺陷。

西方選举民主制度只能选出部分选民利益代表，缺乏充分代表性。首先，西方选举民主中的政党候选人参选的根本目标是赢得选票，而不是真心实意为全体国民利益服务。为了赢得选票，候选人会尽量用选民爱听的话语，抨击选民普遍不满的国家发展问题，抛出迎合选民需求的政策方案。但是，选民的诉求难以完全一致与理性，国家发展问题是长期积累所致，也难以一蹴而就。因此，不少候选人一旦上台往往难以兑现对选民的承诺，更多的是在有限的在位时间内竭力为自己及其代表的集团争取利益，因此，失信于民是西方选举民主中代表们的一种常态，这种失信行为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其恶果就是选民对任何民选代表与民主选举制度丧失信心，缺乏参选积极性，西方民主选举投票率较低也成为常态。低投票率的民主选举本身因为缺乏充分代表性而成为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个缺陷。“当‘人民丧失对民主的信任，精英阶层为政治投机抛弃民主规则时’，所谓的‘民主’就失败了。”?

受多种因素干扰，不少选举行为缺乏理性思考。由于受到媒体宣传鼓动，或者受代表们别出心裁的竞选手段的蛊惑，以及受经济社会问题和对政治不满情绪的影响，西方选民非理性投票行为十分普遍。例如，350万英国选民参加脱欧公投后，再联名上街游行，要求重新投票就是非理性投票行为的明证。选民在各种因素支配下失去独立判断的情绪化的投票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是理性的与程序是万能的西方民主理论的假设。非理性行为的选举，既可让天使当选，也可能让恶魔上台，例如，希特勒之流也是按照民主程序选出的。当人们迷信“程序万能”的理论假设时，即使让恶魔上了台，选民也只能无奈地为其非理性行为埋单，只能以不参加投票等消极行为应对。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缺少充分的民主协商，缺少多元共识的制度安排，显然是顶层设计的缺陷。

竞争性政党制度趋向极化，缺乏妥协机制，难以达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代议制政体中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呈现出极化对峙趋势，两大政党被本党或利益集团私利所绑架，对另一党的所有政策议程，无论是否合理都持反对立场，持温和立场的成员极其罕见。政党博弈丧失理性与妥协精神，政党生态呈现出的只有激烈博弈、互不妥协，没有理性共识可言，致使政府几度关门或发生债务危机。除了党际对立，主要政党内部也存在严重分裂。民主党内，左翼民粹主义代表桑德斯在总统初选中崛起，挑战传统自由主义路线的代表希拉里。共和党内，右翼民粹主义代表特朗普和走中间路线的主流派分庭抗礼，共和党精英对其不断打压，甚至在特朗普获得提名后仍旧坚决拒绝对其表达支持。西方民主政体的极端化与碎片化乱象难以治愈，政治妥协几乎不可能，或者必须付出沉重代价才能达成妥协。福山将其定义为“否决政治”，或许这已成为西方民主政治衰败与国家治理体制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党轮替是一种任人唯亲的“政党分赃制”，缺乏政策持续性。政党轮流执政被视为现代西方民主的象征，但是当代西方政党轮替制度，类似中国封建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制度安排，本质上是一种“政党分赃制”，这种人事制度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上台领导人上任第一天，无法立即集中精力制定大政方针，解决重大民生问题，而是必须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撤换前朝高官，安插自己的政治亲信与政党骨干。特朗普入主白宫，就需要对数千名政务官重新任命。他新任命的司法部长，要求奥巴马政府任职的46名联邦地区检察官立即全部辞职，美国司法系统立即“大换血”，引发又一次司法部门的振荡。显然，这种“政党分赃制”必然会在选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造成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作，“政党分赃制”更多的是任人唯亲，任人唯党，而妄谈民主与公正。其次，每次政党轮替，往往将前朝大政方针一概推倒重来。即使前政府已经花费了巨资开工上马的国家项目与发展方案也常常被废止下马。例如小布什政府退出克林顿政府已经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上台推翻奥巴马政府的医保制度改革方案、移民政策，宣布美国退出TPP协议等。这种“请君莫奏前朝曲”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但使政府失信于民，而且造成国家发展周期性的休克，缺乏长期战略安排与合理的持续性。任何执政党只为了今天如何掌权考虑，无法运筹未来国家如何更好地发展。一些投入巨资尚未完成的重大国家计划项目难以逃脱中途下马命运，以致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第三，在国际交往中，这种政治体制下的任何一届政府承诺，别国又能给予多大信任？失信于民的同时往往又失信于世。奥巴马政府积极主导了2015年12月的巴黎国际气候会议，但是人们普遍担心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退出《巴黎协定》，因为小布什政府就抛弃过克林顿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国家因政府更替而随意食言，背弃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使其政治体制信誉遭受破坏。西方政党轮替制度代表了西方民主理念，但是制度顶层设计的缺陷造成西方国家发展战略缺乏稳定、持续与高效的特点，难以克服巨大的“民主成本”与发展滞缓问题。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较低甚至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制度缺陷影响显而易见。

福利国家制度存在无解的矛盾。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战后美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必然产物。福利国家政策的逻辑是穷人有房住，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首先保障资本有利润。尽管监管金融是美国政府应有的责任，但是政府既不能抛弃福利国家政策，让穷人失去房子，从而使执政党失去选票；又不能让银行破产，从而失去资本家阶级与金融利益集团的支持。次贷危机的发生显示出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尤其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位。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体制的僵化。战后福利国家制度造成越来越沉重的赤字财政。为了选票，政治人物竞选时不顾国家财力，竞相承诺增加福利以迎合选民，福利赤字远超经济增长速度与国家承受能力。民主体制的僵化使福利财政制度内在的危机无法摆脱，只能在一届又一届的政府之间击鼓传花，直到经济危机爆发，最后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水准下降与国家经济萧条为代价，挤干财政赤字，恢复经济相对平衡。

民主体制的僵化与福利国家制度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绝大多数富裕的西方国家退化为负债累累的债务国。欧盟各国平均债务都在90%以上，美国债务超过100%，日本债务超过240%，而且仍然在上涨。?由于选民不会同意削减福利，也不会同意增加劳动时间（反对延长退休），资本也不会同意增加税收，西方国家无法找到根治债务沉痼的出路，债务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无法根本避免。

西方民主衰退的前景思考

欧美国家经济不景气、难民潮冲击、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政治右倾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立场，难以弥合国内社会精英与大众、两党之间、白宫与媒体、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他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也难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全球化立场协调，特朗普的内政外交都将面临新挑战。

英国“脱欧”仅是一个先兆，可能继续引发欧盟内部连续的“黑天鹅事件”。欧洲是否会再飞出一只“黑天鹅”，尚须拭目以待。有人预言，在今后两三年的欧洲各国大选中，欧盟内可能有1/3的极右翼民粹政党上位，欧盟政治版图将出现明显变化。

西方民主乱象再次向世人证明，西方民主形态并不具有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性质特点，它也不够完善，需要改革与完善。尽管西方民主主张自由、平等，但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却在加剧，甚至批评政府的媒体记者也会遭白宫封杀；西方文明主张人权与博爱，但是当前民粹主义泛滥，社会陷入分裂，政党政治陷入极端化的“否决政治”困境，恰恰缺少博爱、宽容与妥协精神。

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民粹主义等各种挑战，但是最大的挑战恰恰是西方民主政体自身的僵化与极化，自身缺乏与时俱进的改革与调节的动力机制。西方民主要摆脱衰败困境，必须面对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根本问题。美国摆脱政治衰败需要如此，欧盟同样需要这种选择。在欧盟，即使法国、德国传统政党赢得今年大选，欧盟政治衰败的困境依然存在，挑战甚至会更加严峻，依然需要面对欧盟一体化体制改革与治理能力建设的根本问题。

尽管改革政治体制是理智的选择，但是西方社会的严峻现实又严重阻碍了这一理智选择。在严重分裂的社会环境下，要达成改革的社会共识谈何容易？即使像福山一样的头脑清醒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选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是欧美国家大多数民众对西方民主体制依然迷信，尚未认识到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性，更没有对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的思想准备。如果谈论“改变”，人们不过是仅仅关注当下经济状况的改变而已。因此，未来的美、英政府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政策调适，但是民主政体面临的民粹主义思潮与各类严峻挑战依然存在，社会依然会在分裂僵化的状态下匍匐前行，政治衰败无法根本摆脱。

上世纪90年代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民主转型理论最大的局限之一就是只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问题，缺少对发达国家民主巩固与进一步发展民主问题的思考。他提出了“政治衰败”一词，但是没有继续深入，他的民主理论留下较大的发展空间与理论空白。

弗朗西斯·福山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更加关注美国民主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问题，较深入地研究了民主政治衰败现象，尤其是美国的体制衰败问题，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亨廷顿民主理论的空白。福山在近年有关美国“政治衰败”的研究、尤其是在2014年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承认西方民主体制、尤其是美国政治体制存在衰败趋势，原因主要包括：政治利益集团、游说集团导致国家政治的“家族制复辟”，社会民众对国家的持续不信任，权力制衡体制失衡，对立政党无法妥协，难以“采取必要集体行动”，政党竞选与民主决策最终蜕变为一种严重妨碍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否决制”。?对于如何摆脱西方民主政治衰败，他建构了民主、法治、国家能力三要素协调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到达丹麦”的理想方案。

应该肯定，福山对西方民主体制衰败的理论分析，具有一定的政治批判精神，他将美国民主体制衰败归之于三种暂时的功能性障碍：（1）行政权力的司法化，司法、立法机关严重侵蚀行政权力。由于人民对政府存在传统的不信任，导致行政问题需要通过司法手段解决。（2）利益集团的膨胀和游说集团的影响扭曲了民主过程，破坏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3）分权制衡体制蜕变为政党“否决政治”，严重阻碍国家有效决策与治理。这一分析框架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他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坚持认为：“政治衰败仅仅意味着具体的政治过程——有时是个别政府部门——出现功能性障碍。究其原因，是思想僵化和阻止改革与调整的顽固的政治行为体的权力不断增长导致了这种结果。”?他不认为这种衰败是由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腐朽性造成的，是与西方民主形态自身的衰退与缺失相关的。他强调，尽管美国的“多项政治制度正步入衰败”，但是“与更加普遍的社会或者文明衰退现象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政治衰败并不意味着美国开始了永久的衰落，也不意味着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必然减弱”。?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自认为是“全球民主标杆”，即使“它的暂时衰弱也将给民主的传播带来致命后果，会进一步加剧已经开始的民主衰退”。美、欧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失落”与“困惑”以及民主乱象，从另一個层面表现出人们对未来摆脱经济衰退前景的迷茫，对摆脱民主衰退前景的悲观与恐慌心态。显然，西方社会不仅需要民主体制改革，还需要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建设。在多元利益的社会架构下，国家重大决策应该如何积极回应民意诉求？以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为根本出发点，而不为满足某个政党、利益集团、精英们的局部私利的需要，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条件。恰恰是这一基础条件，在西方民主体制下最难实现。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西方社会需要抛弃狭隘的西方民主形态优越论与自我满足、固步自封的陋习，正视自己的制度缺陷与治理能力不足，选择一条改革创新、合作共赢的路径，才可能摆脱民主政治衰退、发展活力不足与国家治理乏力的困境。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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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义：《美国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人民日报》，2017年1月15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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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年11月21日。

张维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三个“基因缺陷”》，《光明日报》，2014年9月19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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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经济导刊》，2014年第6期。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全球民主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2～444页。

[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5期。

责 编∕樊保玲

作者：周敏凯

经济衰退前景预测论文 篇3：

美国经济还将持续衰退

最近发布的一系列报告称,美国经济正在复苏。这些报告正确吗?如果正确的话,这有影响吗?本人认为,非但没有影响,而且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经济还没有复苏,并且事实上变得更糟了。

目前的经济衰退始于2007年12月,并在2009年第二季度结束;但实际上,美国经济可能早就恶化了。我们对此不会确认,除非公布政府的统计数据,但政府数据在反映经济现实时往往显得迟缓。但有可能此时此刻(2009年8月初),经济衰退已经结束。

在过去50年里,美国经历了8次经济衰退。我将这8次衰退和其他一些数据列表如下:

在这50年的前半期,经济衰退是很严峻的,而后半期的状况不那么糟糕。现在的信号是,经济衰退正赶上历史的正常水平,也就是越来越恶化。

从1990年起直到2007年,衰退不是很严重,我们都觉得已经解决了经济周期和严重衰退的问题,但最新的经济衰退表明,我们错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一阶段的后半期很幸运而已。

正如我在7月份为《中国新时代》所写的专栏文章中所言,美国人沉迷于不劳而获,也因此美国花费了本不应该花费的巨额资金来摆脱自找的经济混乱的局面。我们不得不从自己的公民和外国人手中借钱。我们借贷的如此之多,以至于利率上升、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行为倒退。

目前,美国存在软弱的政府和平民主义的国会。这会导致更高的支出和更低的利率,而偏离明智的做法。其结果将是巨额赤字。这可能意味着高通胀率,但也可能会形成蔓延的通货紧缩,正如日本在过去20年所发生的那样。

很可能未来几年还会出现另外的泡沫,我预测是3至5年,紧接着是更严峻的衰退,然后是经济停滞。其前景很可能像日本从1990年以来出现的持续衰退一样。美国的情况可能不会那么糟,毕竟它的人口还在增加,不像日本。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相似的,那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一波又一波的衰退,至少是在未来20至30年里。

美国很像是一个酒鬼,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可能短期内会不喝酒,但这么做的时候它会欺骗自己已经摆脱了酒瘾。当然,它只不过是暂时不喝而已,既然酒瘾有着很深的行为因素,他就不可能永远地摆脱掉。

现行美国政策中没有一条能够表明,有任何有效的办法来摆脱对轻易得来的钱财的沉迷。华尔街早就回归了衰退之前时采用的相同的政策和战略。美国政府自身甚至没有找到办法来切断美国医疗体系超支的根本原因,未来也不太可能会做到这一点。

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根源造成了系统性超支的制度化。目前的政府和国会与任何一党的历届政府没什么区别,都没有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对轻而易举得到的钱财的沉迷和超支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依赖于游说集团的竞选资金(还有其它许多因素),如工会、医生、律师和商业团体以及为本党利益改划选举区分的选区等。尤其是美国领导人不愿意去解决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如资金无着落的美国养老金计划、美国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补贴没有给予购房者等系统性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在微观经济层面,不存在充满活力的美国公司。其创新性的产品仍将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富有竞争力的领头羊。但公司层面的活力会遭到宏观经济低迷的打击。这就是沉迷于轻易得来的钱财所造成的。沉醉于短期修正而不是长期解决方案,会吸取公司的利润来支付政府的债务和超支部分,并拒绝把重点放在商业管理的一些困难问题上,这些问题遭到了大多数公司的反对,尤其是金融领域中的公司。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经济衰退是否终结。正确的问题是,美国沉迷于轻易得来的钱财是否已经终结。而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将很快看到美国出现又一轮的经济衰退,然后是一轮接着一轮的衰退。因此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几年经济会有明显的好转,但很快又日落西山,只好勒紧裤腰带或者更糟。

当然,这会影响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因此不幸的是,未来20年里,我们不能期待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能轻松度过经济难关。

(翻译:许玫)

作者：泰德·普林斯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