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治理大气污染

2023-03-17

第一篇：为什么要治理大气污染

建设美丽乡村要从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开始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民群众的收入逐年增长，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受垃圾收集设施匮乏等因素制约，生活垃圾越积越多，垃圾污染问题严重，“垃圾围村”导致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突出。

近日，笔者在基层走访中发现，部分乡村楼房林立，农家庭院地面硬化、院内干净整洁。但是，院外生活垃圾随处堆放，塑料袋等食品包装垃圾到处倾倒，村子周边沟渠惨遭各类垃圾污染，沟水变黑，臭气熏人，令人作呕。农民群众反映，近年来，农村环境受到生产生活垃圾污染，部分群众不堪农村居住环境污染，纷纷离乡进城居住，出现了“空心村”现象。

建设美丽乡村，要从治理农村居住环境污染问题开始。不仅需要开展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还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像管理城市一样，对农村各类垃圾收集、清运处理进行科学规划，还要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力度，建立垃圾清运队伍，健全农村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把美丽乡村建设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管理轨道，才能促进农村环境持续改善，全面恢复农村环境的生态功能。

第二篇：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一方面，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另一方面，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二是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快速增多，截至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9.2万个，备案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近40万个。另一方面，政社不分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不足，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2012年全国发生安全事故33万起，造成7.2万人死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信息网络管理任务日益繁重，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外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从经济层面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大批人员需要下岗转岗，以多种形式创业就业;随着农村生产力不断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增加;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组织形式需要作出相应变动;工业用地、城市用地需求激增，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容易产生大量矛盾;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引发不少社会问题。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以“单位制”和城市街居、农村社队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单位、街居、社队联系群众、整合社会利益、调节社会矛盾。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大部分已经剥离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导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三是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四是从工作层面看，一些部门和地方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管理一手软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对新情况，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经难以完全适应。

因此，《决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

所谓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旨在形成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既要符合社会管理的一般规律，又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简单照抄外国的东西，更不能离开中国自己的土壤。

社会管理包括“管什么”、“谁来管”、“怎样管”三大内容。其中的“管什么”、“谁来管”、“怎样管”都与社会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从这三大方面入手。

创新“管什么”：形成国家与社会协调运转机制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了一些新理念：由指挥型政府向协调型政府转变，由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由“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转变，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等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加强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未来我国社会管理范畴的调整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必须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当前，创新社会管理，一方面要向基层倾斜。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另一方面，必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创新“谁来管”：健全多主体构成的社会管理机制

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的管理主体，应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四部分组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社会、公民的共治，已成为当代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党委领导主要表现为统筹兼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总揽全局，全面筹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实行政府负责，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在建设新型的社会管理格局过程中，政府应更加注重发挥在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中的职能作用，负责具体的组织管理，包括建立健全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等。实现社会协同，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公众参与既有利于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得到群众的支持，又能有效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依靠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是我们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依靠公众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也是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形式。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也是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目标。目前，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加大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当前，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主攻方向是：在全局性社会管理和局域性社会管理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创新“怎样管”：建立优化社会利益博弈的互动机制

社会管理在于优化不同社会成员社会权益和利益的博弈。社会管理“怎么管”，关键在于建立和运用各种社会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这要遵循完整性、便捷性、有效性的原则。完整性，是指能够全面准确收集情况，即所谓兼听则明;便捷性，是指诉求渠道的便捷通畅、低成本;有效性，是指群众诉求能够到达相应的层面，并获得响应。在表达渠道的方式上可以多种多样，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成果和大众化的方式，在保留原有信访主渠道的同时，创新融合，综合与专项并存，开辟出多样化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第二，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约束和规范人们的利益动机和利益行为，引导人们合理选择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求，科学选择利益行为，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二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引导机制，让人们树立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利益获取观念，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三要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调整各利益集团或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四要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给利益受损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一定的补偿，以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一要优化已有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形成反应灵敏、运作有力、高效的工作链条。具体地讲，就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要让群众有地方及时表达诉求，有关部门对合理的诉求要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诉求要耐心解释，对不合理的诉求要进行疏导。对一些带倾向性和事关重大的问题要及时报告，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避免发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二要着力推行领导干部接待制度，在完善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的同时，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多发的形势，搭建多种平台，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和加强工作网络建设，形成便捷通畅的诉求表达制度安排。三要建立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有关地方和责任部门及单位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群众利益诉求问题，分析群众利益诉求情况，认真对待群众利益诉求问题。

第四，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一要积极开展源头治理，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纠纷;二要完善各项制度，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工作机制;三要加大资源整合，全面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网络建设;四要围绕创新工作，全面提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水平。

第五，完善公民权益保障机制。其重点在于维护好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是社会保障权，今后尤其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规范经济适用房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免除人民最迫切的后顾之忧。二是保障就业权，将促进就业的财税金融政策落到实处，特别要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创业氛围。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三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权，未来尤其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四是保障受教育权，当前首先须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尽快促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应着力于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五是政治参与权，要保障公民拥有良好有效的政治参与权利，还须注意其在各领域的民主权利的发挥。比如发展民主协商，协调各方利益;加强民主监督，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规范公权力的运行范围和使用方向等。通过逐步丰富和完善民主的实现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质的落实。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在清华大学非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名委员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这位多年从事社会治理研究的“老委员”，每年都会提出很多这方面的提案。在他今年的24个提案中，居然有16个与社会治理有关。对于社会治理创新，他有自己的理解——

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

今年2月，国家出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从法规层面构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框架的标志。近年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很快，但是，在各地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群众符合救助的条件却没有申请，而另外一些群众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救助但实际上却不符合政策条件。在救助实践中，为节约行政成本，政府救助多以最低生活救助为基础，各种单项救助普遍与最低生活保障进行捆绑，造成社会救助的“悬崖效应”。此外，政府救助难以覆盖到人的权利、精神和能力等方面，无法满足救助对象的多样化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议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相关部门要解放思想，充分意识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探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多种合作方式，建立慈善事业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积极探索直接外包、内部交易、购买者自由选择等与社会力量合作的多种方式，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慈善事业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

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

社会体制改革包含三大改革，其目的是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一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启动，目标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也就是把“组织”还给社会，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成长起来，激发活力，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二是以事业单位为核心的社会服务体制改革，要改革现行的事业单位体制，改变社会服务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的格局，建构主体多元、机制灵活、覆盖广泛、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服务体制，说到底，是把“服务”还给社会。三是以人民团体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要改革现行的人民团体体制，建立基于法治、人民本位、社会主体、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也就是把“治理”还给社会。

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现在全国有50万家社会组织、130万家事业单位、700多万家人民团体。如果只有第一方面的改革，没有社会服务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即使社会组织成长起来，在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上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无法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激活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让它们充满生机。要让事业单位真正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人民团体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主体。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支持体系

这套支持体系首先指的是国家关于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扶植推动、优惠补贴等各种支持性政策和制度的总和，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制度、优先参与购买服务等扶植推动制度、优惠税收制度等。除了国家公权力之外，其他社会力量也会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各种关系，例如公民的志愿服务、企业和大型基金会的捐助与资助、社会力量创办的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等。这些社会力量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也需要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之中，使得社会组织的支持体系能够规范而健康地运作。在政府引导、社会协同之下，可以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重叠强度低的组织生态位，这意味着会增强组织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于促进组织的设立与发展，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广泛的合作关系，构建健康、开放的社会组织生态系统。

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幸福不等于“被幸福”

有人分析二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的变化时得出结论认为，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但人们却并没有觉得更加幸福——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住房面积、汽车人均拥有量、每年旅行次数等都在提高，但体现人们内心感受的幸福指数却并没有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

中国的情况似乎也不例外。许多经济数据看起来都相当耀眼，但对许多人来说，内心的幸福与安宁却成了奢求。盖洛普公司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结果显示，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所期待的人们幸福感增加相反的是，只有12%的中国人感觉生活“美满”，71%的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还有 17%的人觉得生活“困苦”。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今年以来，“幸福”成为中国的流行语，“幸福指数”也正在步GDP后尘，被当做一项新的政绩指标。然而，不少地方虽然将“幸福指数”作为工作内容，却仍将“GDP翻番”作为“十二五”的发展目标，很少提及居民收入翻番或增长。也有地方强调要通过改善民生来增加人民幸福，这种提法和思路固然不错，但政府“包办幸福”的色彩依然较为浓重。幸福不等于“被幸福”。要避免“被幸福”，就要彻底摒弃“替民做主”的思想，变“为民做主”为“让人民自己做主”。这就意味着要让人民感到幸福，至少要立足长远，建立一种让民众知情、表达、参与的制度平台。

幸福与需求的梯度满足

幸福是需求被开发和满足过程的心理体验。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关于人类集体生活的种种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之上。经济学家有“理性经济人”的假说，政治学家有“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社会学家还有“社会人”或“文化人”的说法，这些假说、命题和说法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和特性。实际上，更多的理论倾向于把人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它不仅要求满足个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求过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自主的、文明的社会生活。

人的需求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而且是心理层面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最具影响力。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的需求可以从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

根据马斯洛的分析，在人的五种需要中，人的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最优先的需求，它包括饥饿、干渴、栖身、性和其他身体需求，这是一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可以想见，一个人在吃饭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他对食物的兴趣将远远大于对艺术享受的兴趣。安全需要指的是保护自己免受生理和心理伤害的需求，包括人身安全、工作的稳定性、劳动保护、保险、喜欢与熟人而不是陌生人交往等等，以保证自己免于危险、灾难。社会需要指超越个体安全的社会需求，包括爱的需要，归属的需求、被接纳和友谊的需求。毫无疑问，人要过集体生活，往往渴望获得温暖和友谊，得到他人的关心和照顾。尊重需要分为两个部分，即外部尊重和内部尊重，外部尊重包括获得社会地位和名誉，受他人关注、推崇和认可，而内部尊重则主要指个体的自我尊重，如独立、自主和自由。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处于这一需求层次的人往往努力于追求个人能力的极限，包括成长、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自我实现。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高层次和低层次之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属于低层次的需求，而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则属于高层次的需求;人的需求是从低到高依次排列的，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高层次的需求才会产生。人首先追求的是低层次的需要，为了生存，人首先需要吃饭、穿衣、住所，需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需要保证人身安全不受威胁。而一旦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人就会产生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即，需要与人交往，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希望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时，低层次的需要相对处于次要的地位，而高层次的需要则变成了主要的需求。

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要

如果把马斯洛关于个体需求的心理分析应用到社会政治理论当中，完全可以得出富有新意的结论。说到底，低层次的需求更带有个人性的特点，而高层次的需求则更具有公共性特征。换句话说，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主要依赖于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国家强力的保护，而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和互动。如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在个人需求和市场机制、政府管制及民主体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如果说，生理需求的满足有赖于自由市场机制、安全需求的满足有赖于政府依法保护，那么，作为高层次需求的社会交往、社会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则有赖于个人对于公共事务和集体生活的积极参与，通过公共交往和参与，体现个人尊严，产生社会归属感，形成公民责任意识。而要实现公民参与，就要为每个个体成员提供开放的、拥有自由参与机会的社会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以自主、自决和自治为价值和原则，它的集中体现就是民主政治。

毫无疑问，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它们在当今时代都演化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承载了多重价值和原则。但是，从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简化的理解：市场经济反映了个体的人面对社会资源和经济需求的矛盾时，要求自由公平地处理经济事务的态度;民主政治体现了个体的人在组织集体生活的时候，希望平等自主地参与集体决策和公共生活的诉求。市场经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交换的公平竞争，促进财富产值的最大化，以保证人们经济上的独立自足。政治民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共同体成员不被排除在公共交往活动之外，保证公共资源和财富不为少数强势寡头所垄断，以促进福利分配的相对公平性。

换句话说，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求，是每个人的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则是现代社会实现人性的上述两种需求的基本保障。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过一种富裕的个人生活与过一种有归属感的集体生活，这是两种相互不可替代的诉求。“人不可能为了满足经济上的要求而彻底放弃对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即使人们在现实环境中没有提出要求政治上民主自由的主张，民主和自由的观念仍然无法从人的内心根除。同样，也不可能要求人们为了政治上的民主支付无限的成本以至于以牺牲经济的发展为代价，两者都是人类欲求达到的目标，只有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满足，人才会感到幸福”。

经济富裕不能替代民主诉求

当然，正如马斯洛所分析的那样，人们对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的需求可能存在先后顺序。尽管不能非常严格地证明经济富裕程度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也很难用准确数据确定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才会出现民主化的转机。但是，从长期的经验观察的角度看，并不能否认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了事实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转变的国家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高速发展的权威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实行集权高压，但在经济上发展出市场经济，从而一度形成了所谓“我关心我的政治，你们只管你们的商务”的局面。但是，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的诉求就被百姓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极端匮乏的经济条件下，生存需求的满足超过了政治参与的要求，因此，为生存而奔波的人们很少会提出民主的要求。但是，当经济和社会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克服了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的时候，人们将不再单纯满足于衣食住行条件的些微改善，而会要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于是，人们的要求就会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形成对政治参与的强烈欲求。

上述分析说明，经济富裕不仅不能替代民主诉求，相反，它为民主诉求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催生了民主政治的种种要素，为民主的孕育提供了温床。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富裕对于这些条件的形成都有重大贡献。我们之所以对民主不应有根本的怀疑，是因为，现代世界的人们更加珍视自由和民主，更加不愿意容忍自身权利遭到践踏，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发展只能激发人们对民主自由的需求，而不是相反。历史反复印证，单方面的GDP的增长并不能取代或抵消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即使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生活的改善，物质需求的满足，不仅不会抑制权利意识，反而会激发权利意识。如此看来，那种指望通过维持经济富裕来替代民主诉求的想法恐怕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篇：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大气治理要花大钱出实招

今年起对《大气十条》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考核

◆本报

2012年年底，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华中乃至黄淮、江南地区，一场持续的雾霾蔓延中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0余座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出现雾霾天气。大气污染治理关乎人民福祉、关乎社会稳定，更关乎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动真格、出实招。

2013年9月，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发布，剑指PM2.5，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治理行动计划。

《大气十条》是我国政府在对当前大气环境形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为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指明了方向，成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大气十条》的发布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探索环境保护新路，推进管理战略转型

《大气十条》成为具体实践

“十一五”以来，国家先后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削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修订并颁布空气质量标准，强化政策措施。2012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05年削减20%，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开始下降出现拐点。

但是，当前我国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2012年，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2117.6万吨、2337.8万吨，远超出环境承载能力;70%左右的城市达不到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单位面积排污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左右;

2012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2亿辆，比2011年增加了7.8%，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4612.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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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相关负责人所言，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逐步出现的大气污染问题，在我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大气污染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针对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务必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下定决心，坚决治理;总书记在2013年5月24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2011年，李克强同志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就专门对PM2.5的监测等提出明确要求;2013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又多次强调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促使大气污染治理早见成效。张高丽副总理4次听取PM2.5防治专题汇报和有关地方及部门意见，深入山西、新疆、内蒙古、北京等地开展调查研究，对编制《大气十条》进行安排部署。

为编制好《大气十条》，整个编制工作历时9个月时间，文稿修改达30多次。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大气十条》成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入手，综合运用经济、科技、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

出了十条35项具体措施，涉及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企业技术改造、调整能源结构、严格节能环保准入、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明确政府企业和社会责任等诸多方面。

《大气十条》试图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对大气污染防治进行顶层设计，注重改革创新，激励和约束并举，制定综合措施，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大气十条》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导向，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条件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配合、区域协作与属地管理相协调、总量减排与质量改善相同步，大力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是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举措，也是树立负责任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

■出台落实政策措施，强化污染治理

25个省份发布《大气十条》具体实施方案

《大气十条》发布后，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纷纷出台落实的政策措施，强化污染治理。

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把《大气十条》的要求具体细化到实施细则中，对京津冀及周边六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了更高环境目标和更严治理要求。

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大气十条》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把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涉及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34个部门，共分解了80项任务。

受国务院委托，环境保护部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签署《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地方政府。

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梳理出近期拟出台的涉及能源结构调整、环境经济政策和落实各方责任3个方面的22项配套政策措施，配套政策措施已于今年2月12日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与此同时，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部际协调机制和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建设工作正在全面开展。

截至目前，国家发改委发布调整可再生能源电价与环保电价、油品质量升级价格、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等政策。科技部组织实施“首都蓝天行动”，强化污染治理科技支撑。财政部出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鼓励政策，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以奖代补”专项资金，2013年50亿元专项资金已拨付京津冀及周边6省(自治区、直辖市)，今年拟安排100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开展节能产品“能效之星”评价活动。住建部制定了集中供热老旧管网改造规划。国家能源局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签订了重大能源保障项目任务书。环境保护部与国家气象局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工作方案。

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组织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常委会议、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北京、天津、河北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发布了本地区的《大气十条》具体实施方案，明确了各自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大气十条》发布以来，各地不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结合经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积极稳妥地落实

各项措施。以京津冀区域为例，在控制煤炭使用、优化产业结构和防治机动车污染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北京市完成3200蒸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4.4万户平房采暖实现“煤改电”，调整退出污染企业288家，淘汰老旧机动车36.6万辆。天津市对32座燃煤锅炉房实施“改燃并网”，搬迁关停外环线以内污染企业23家，淘汰黄标车7.2万辆。河北省淘汰小锅炉3万多台，削减钢铁产能1100万吨，关停重污染小企业8347家，淘汰黄标车57.8万辆。同时，各地环境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增强，天津市关闭违法排污企业440家，责令停产整治144家;河北省组建全国首支环境安全保卫总队，抓获环境犯罪嫌疑人290人，刑事立案289起。

在日前召开的各地“两会”上，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长、市长、主席在工作报告中大篇幅地安排部署环保工作，尤其是大气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报告中提到“再花多少钱，也要坚决完成任务”;天津市市长黄兴国讲，2014年要在控污染防治工作，表示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改善空气质量。煤、控车、控尘、控污等“四控”方面实现大突破;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讲到，钢铁、水泥、平板玻璃不能形成一吨产能，超过一吨产能的就地免职，而且党政同责，必须执行。这充分反映出各地在贯彻落实《大气十条》方面的空前决心。

有关地方政府制定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根据不同预警等级采取限产、限排等应急措施，有效降低重污染天气影响。特别是今年春节期间，多地采取烟花爆竹禁限放措施，如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发出倡议书，号召大家少放鞭炮，要求党员干部不放、少放烟花爆竹;山西省环保厅发出通知，要求全省环保系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公众也积极参与，取得了明显成效，春节期间空气质量优于去年同期。

■形势依然严峻，工作任重而道远

督察各地落实情况

虽然《大气十条》的贯彻落实工作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但大气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大气污染治理面临着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尽合理、环境监管能力不足、机动车污染问题更加凸显、法规标准体系不完善、个别地方认识不到位、措施不配套等问题。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为切实改善空气质量，今年环境保护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督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落实《大气十条》的实施细则，分解目标任务。环境保护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大气十条》配套政策措施，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台相关文件。自今年起，环境保护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大气十条》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考核。

严格落实《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落实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任务，实施京津冀清洁煤推广计划。积极稳妥推进煤改气，建立天然气供需衔接机制。

持续推进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今年新增钢铁烧结机烟气脱硫1.5万平方米，燃煤机组脱硝1.3亿千瓦、脱硫1500万千瓦、除尘改造1.8亿千瓦，淘汰燃煤小锅炉15万蒸吨。实施石化、包装印刷、表面涂装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加快火电、钢铁、水泥行业除尘改造，限时达到新的排放标准。制定重点工业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加强车油路统筹，完善协调机制，强化机动车环境管理，在今年年底前全面供应国四车用柴油，淘汰黄标车300万辆以上;制定低速货车并轨升级方案，加快推广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完善建筑供热计量政策。推进重点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

通过设立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以奖促治”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大气污染防治。

加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充分发挥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部际协调机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作用，积极推动区域密切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解决区域突出环境问题。

切实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强化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空气质量监测预警信息。在重点城市开展大气污染物来源解析，今年6月底前完成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解析工作。完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强化对地方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的监督检查。

继续保持专项督察行动的高压态势，环境保护部将对各地落实《大气十条》的情况和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情况进行督察，对于发现的突出问题，督促地方政府严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