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为话题论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以文化为话题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探索大学英语文化的教学模式，将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融为一体，增强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和能力，让学生灵活掌握和使用所学语言知识，扩大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将西方文化内容贯穿始终，同时兼顾本民族和其它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国文化认同教育，从而促使当代大学生建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第一篇：以文化为话题论文

以文化为主导的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

摘 要：在这个被称为“文化转向”的时代，文化在深度和广度上日益向相关领域拓展和延伸，以文化为主导的融合发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近年来也在某种深刻的维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融合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思考与探索。在全球化时代思考融合发展问题，既应该具有一种全球性视野，同时必须考虑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张力中战略性地探讨自身的融合发展问题。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地方性;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既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理论问题，更是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科技发展中的实践性问题，而文化在融合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家开始认识到并描述了生活中许多领域都存在的‘文化转向’，其中也包含了我所描述的文化动力的矛盾。文化转向也反映在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发展思考中，特别是在1980年基础发展的实际失败之后，这种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文化语境和敏感性。事实上，文化已成为发展思维中的一个中心概念。”[1](P3)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一种重要的转变，即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从物质性生产向非物质性生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文化与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在产业转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融合正以长期发展的方式进行着一个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并改变着包含人类活动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2](P56)澳大利亚学者哈特利等人认为，“很多与融合有关的发展都是全球化的，当民族国家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试图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进行控制的时候，融合就给他们带来严峻而急迫的挑战。”[3](P36)在全球化时代，这样一种挑战对于地方性发展来说是全方位的。既然融合发展是一个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过程，那么，融合发展也就既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地方化的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当代的发展既是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地方化的问题，现代化、全球化和地方化的问题同时并存。因此，我们对于文化与相关领域的发展研究，就必须具有一种国际融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视野，也应该具有一种融合发展的中国视野，需要在这个视野中紧密结合文化与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实际来聚焦中国的城市融合发展问题。

一、国际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融合发展的问题，无论是其理论产生的背景，还是理论研究的方法，抑或是融合发展的模式都源自于西方对文化发展、技术创新以及向相关领域的扩张、延伸和拓展，尤其是在科技创新与技术运用影响、作用下的相关产业和领域的融合，相互之间的延伸、拓展和跨界加快了产业和领域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某种程度、某种维度和某些层面上的融合。从理论上看，国外学术界对融合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产业融合理论、创意产业理论、城市规划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四种模式来分析。产业融合理论发端于产业经济学，它所关注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更多地偏重于对技术、产品、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考察。这种理论大多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侧重于网络、电信、广播电视、传媒、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融合发展方面的研究。创意产业理论把技术融合和技术产品的问题纳入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更大范畴中进行分析和考察。可以说，创意产业概念是产业边界模糊的结果，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它不仅包含影视传媒、娱乐演艺、出版印刷等传统文化产业，而且包括建筑、设计、时装、广告等行业。城市规划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可以说包括城市发展定位、城市发展目标、城市生产和城市生活等方面，而文化生活、科技发展、商务活动等方面成了其中的重要内容，城市复兴的规划则充分考虑到城市历史文化发掘与利用的问题，同时也涉及文化旅游的问题。

事实上，产业融合理论、创意产业理论、城市规划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这四种理论模式都表明，融合发展是复杂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实际上都包含着人类社会活动和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文化、科技、商务、旅游当然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一体化的融合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技术、市场、文化产品和服务、人才培养、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而且以更宏观、更复杂的形式体现在城市规划、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等更高层面。综合国外理论界关于融合发展的研究，可以归纳出四种重要的基本路径，即技术革命、企业一体化、政策扶持、全球化，这是四个层次不同且具有递进关系的基本路径。技术革命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它不仅促进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且带来人类思维方式的转變。技术在文化创新发展、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人类的交流交往等方面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不同领域的交互作用和跨界融合中，尤其是在当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科技、经济等相关因素都处于全球性的流动之中。正如英国学者斯克莱尔所言：“全球化研究实际上围绕两种现象展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两种现象日益重要。第一种现象是一种全球经济的兴起，其基础是生产、财务和消费的新体制，其驱力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第二种现象是全球文化理念，其焦点是具体的跨国公司的全球规模。这些公司占有并控制大众传媒，尤其是其中的电视频道和跨国广告公司，这样的全球化常常和某种消费模式联系在一起。……并非所有研究全球化的人都完全接受全球经济和全球文化存在的现象，但是大多数人都同意，无论你如何界定全球化，但正是由于全球化，重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变化都正在全世界发生。”[4](P169-170)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全球化中，文化、技术、资本、生产、传播、消费等常常是在跨领域、跨产业与跨行业之间交互、渗透和融合，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

在融合发展的实践维度上，国外不少重要城市做出重要的示范，并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纽约既是深刻影响世界金融、政治、教育发展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性的时尚、旅游和文化城市。在融合发展上，它首先非常注重文化与商务、旅游的融合，是世界著名的“商务旅游之都”，是世界金融、商务中心以及总部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最发达的世界城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再城市化”过程中，纽约市政府对曼哈顿地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重建，曼哈顿中央商务区不仅发挥了金融商务功能，而且强化了文化旅游和会展业的功能。而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则有力地升级改造了文化传媒产业，1995年提出的“数字纽约，联网世界”口号便是数字和信息技术推动融合发展和全球化的有力明证。与加州北部的计算机制造业基地“硅谷”不同，这是一个新媒体和互联网企业的创意产业园区，具有体现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城市融合发展战略。在城市文化空间规划上，纽约采取分散建立文化创意集聚区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纽约先后在格林尼治村、苏豪(SOHO)、翠贝卡、威廉斯堡、邓波等地建立艺术区，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活力。近二十年来，曼哈顿地区的商务金融功能得到了强化，而迁移到曼哈顿以外的威廉斯堡、哈莱姆等地区的艺术产业，则有力地带动了这些区域的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相关的措施还有很多，如政府投资支持草根文化团体、小型企业和城市公共文化创意活动的发展以及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都促进了城市不同领域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已经发展成为英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是世界创意之都。伦敦的创意产业自2001年以来的年均产值超过210亿英镑，是仅次于金融的第二大支柱产业，2012奥运年更是达到300亿英镑的峰值。创意产业的艺术基础设施占英国的40%，拥有英国80%的电影行业、74%的证券交易和基金管理行业、46%的广告业从业人员。这些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大伦敦政府发展计划。1997年，布莱尔政府成立了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DCMS)，管理艺术、博物馆、图书馆、历史遗迹、体育、博彩、旅游、广播、电影等多个领域，而贯穿这些产业门类的东西就是“创意”，它在大文化理念和思路下包含多行业、多领域的文化发展战略，跨行业、跨领域融合发展的特征非常明显。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政策规划发挥了极为明显的作用，大伦敦政府的规划设计是伦敦实现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且产生了世界瞩目的效果，即在全球化的时代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创意中心和科技之都。伦敦还充分利用举办2012年奥运会的契机，把金融、商务与文化旅游结合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伦敦政府在强化城市中心区功能的同时，积极扶持伦敦东区的发展，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相关的商贸、金融、保险、广告等现代服务业和创意产业。“伦敦将历史感、前沿创意以及生机勃勃的流行文化熔于一炉。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世界性的、有包容力的首都之一，伦敦吸引了真正多样化的人民——从极端的激进主义者到商业领域，从知识分子到时尚人士。”[5](P75)可以说，在这种“熔于一炉”中，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融合发展在众多国际大都市的转型发展或城市复兴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不仅纽约和伦敦，而且巴黎、柏林、东京、新加坡等大都市的发展也同样根据自身的基础条件和城市定位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融合创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和措施，并取得了重大成效。“全球化和信息化共同导致了最高级的城市，即所谓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重要性日益增加。”[6](P270)

从城市战略与具体途径来看，融合创新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深刻地影响着城市领导者和规划设计者，一种符合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发展目标要求的城市规划将对整个城市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及城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从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上看，本文所探讨和分析的纽约、伦敦等六大城市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全球视野和世界城市体系中谋划城市的战略发展，高度重视面向世界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活动。可以看到，英国伦敦的“文化大都市”“世界科技之都”计划、法国巴黎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的“大巴黎计划”、德国柏林的博物馆岛修复计划、新加坡的“城市复兴计划”“全球艺术城市”计划等，都是综合性的系统城市工程，都综合考虑城市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构的各领域因素，全方位增强城市要素的聚合与辐射，以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世界影响力。其二，纽约、伦敦等六大城市都改变了以往对城市文化功能的单一认知，它们不仅高度重视城市文化的软实力，而且善于把城市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硬实力，把文化作为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融入城市整体发展之中。这些城市的发展规划把过去各自独立的城市建设规划、地方经济规划、文化规划相结合，例如，《东京愿景2020》的水系建设规划便把市政建设、景观塑造、文化旅游、环境保护、江户时代历史文脉传承等多种工程融为一体。“随着世界各地日益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增长和伴随增长而来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文化在城市语境中的地位已经得到更加明确的认可。艺术对于城市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和艺术城市的再造的促进作用早在几十年前就得到了承认。最近，人们的兴趣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问题，如城市文化结构、社区价值观和从环境敏感性与文化敏感性角度对城市的前景的再思考。”[7](P135)其三，“创意城市”“创意产业”本身就是一种融合创新的发展，文化、技术、金融、创意、设计等成为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动力要素。在纽约、伦敦等六大城市的发展战略中，创意产业得到空前重视并获得政策上的延续性。最后，纽约、伦敦等六大城市的发展战略普遍突出了数字产业的优先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纽约便在下城等區域建设“硅巷”(Silicon Alley)，实施“数字纽约，联网世界”计划。又如，伦敦以数字产业为主的东部科技城计划、“世界科技之都”计划均以数字产业为重点。而柏林的“传媒斯普雷”“柏林新媒体园”等城市开发项目均是以发展数字产业为主要内容，文化生产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如果不注重对文化生产的根源，即创意过程本身的研究，任何关于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都将是不完整的。如果艺术和文化方面的创意活动促使了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产生，那么可以预测，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创意形成和表现的方式。”[7](P102)纽约、伦敦等六大城市就是这种高度融合发展的世界性城市。

20世纪出现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正在不断加速全球化进程，“这个概念意指全球的压缩，整个世界逐渐被看作是‘一个地方’，在数量和速度都激增的货币、商品、人口、信息、技术及符号之激流中，民族国家也越来越难以退出或难以避免被拖入一个渐渐紧密的实体的结果。”[8](P113)在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信息、技术、商品等都处于相互流动中，并且相互渗透融合，共同发挥作用。全球化语境中的城市融合发展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立足自身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和目标，对融合创新发展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站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紧密结合城市本身的多种动力因素制定融合创新发展的战略措施和发展路径。

二、国内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概念不仅越来越成为人们讨论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问题的时髦词语，而且成了人们分析和审视当前和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它体现了人类开始从“世界性的”“全球性的”视角来思考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各种问题。因此，“全球化”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术语，一种逻辑概括，而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人们必须正视和探讨的问题。“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9](P11)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创新发展，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全球化、国际性的理论和实践视野无疑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近年来，国外的融合理论和融合创新实践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并用以阐释中国的融合创新发展的实践需要，力图把这些国外的理论和经验运用于中国当代的融合创新发展。

国内学术界关于融合发展问题的理论首先来自于西方产业融合理论，研究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产业间的融合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与西方学者的谈论一样，产业融合的问题主要基于新的技术革命，即以信息技术为重要动力的第三次新技术革命，而这种新的技术革命又成了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这个世界有时被描述为存在于‘后现代性的状态’，或者反映了‘新时代’的存在，然而，这个世界主要是由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巩固以及卡斯特尔所认为的‘网络社会’而形成的。”[1](P4)

关于产业融合研究的文章还算不少，大致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产业融合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或者沿用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理解，或者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和延伸，把产业融合看作为适应产业增长而产生的产业之间边界的收缩或消失的现象，是同一产业不同行业内或者产业间通过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跨界发展而融合一体的发展过程，从而产生新的产业、创造新的产品，推动经济的增长。例如，周振华认为，产业融合是在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这三个产业融合基础上的更大范围的拓展化，产业融合拓展化过程实际上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和信息运行平台在产业经济中转化为主导资源、核心技术和基础平台的过程，产业融合“只是在与信息有关的产业部门及产业关联环节中有可能进一步拓展，而不是可以无限制地拓展到所有领域及物质产品方面”。[10](P109)在这里，与西方学者一样，中国学者们尤其关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技术创新，而被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信息技术更是成为关注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末，对互联网所蕴含的经济及传播功效的欣喜的看法，助燃了关于‘融合’问题的大量思索。”[11](P263)正如赫斯蒙德夫所认为的，互联网是文化生产和消费中一个极其重要且有意思的进步，并对文化形态的融合、公司产权的融合和传统系统的融合进行了分析。

二是对产业融合的主要方式进行分析。中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同样具有共同性，就是都高度重视高新技术的渗透与融合，尤其是信息技术在这种融合中的作用。“技术创新开发出替代性或关联性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然后通过渗透扩散融合到其他产业之中，改变原有产业产品或服务的技术路线，因而改变了原有产业的生产成本函数，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动力;同时，技术创新改变了市场的需求特征，给原有产业的产品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从而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市场的空间。重大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扩散导致了技术融合，技术融合使不同产业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并使不同产业间的边界趋于模糊，最终促使产业融合现象产生。”[12]产业间的融合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所谓产业间的融合是指通过产业之间的延伸、跨界和功能的互补以创造和生产出多功能的产品。目前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在融合发展的趋势中，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跨领域之间的渗透和融合，科技与文化、文化与旅游、科技与金融等之间的双向或多向渗透与融合。

三是对产业融合动机的分析，对动机的分析有对内因、外因的分析，有对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分析，有对产业升级需要的分析等。然后，就是或多或少结合国内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总体来说，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数是在借用和改用西方的理论，借鉴西方的实践经验和案例，也存在融合发展的较为成熟成功的案例，学者们也针对中国的产业融合的现状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厉无畏提出了在认识上和机制上存在的重要问题。“虽然我国也出现了产业融合发展的现象，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一方面是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不同产业间相互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不同产业间就会产生一定的排斥力，而政府也因认识不足而未采取必要措施去促进产业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是受我国传统管理体制的制约，不同行业的企业可能分属不同部门管辖，商委、经委、科委等等都有各自管辖的企业，有各自的利益;在这种管理体制下的企业又受到经营乏味的严格限制，从而使产业的融合发展变得难以协调。”[13]因此，中国当前的产业融合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仍然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跨领域間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国内对于文化、科技、商务、旅游等跨领域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而对于相互之间的融合发展比如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等方面的研究则比较多。跨领域的融合发展在国内也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具备较为成熟的转移部分优势产能和劳动密集型产能的条件，积极实施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一体化融合发展战略，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根据自身的不同条件，也呈现某些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融合发展的趋势，以此积极推动文化科技型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自2012年公布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以来，我国的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一体化融合发展加速推进，融合型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得到显著提升，涌现了一批集聚效应显著、拥有较强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基地、园区和龙头企业。

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全国各省市区也相继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例如，201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提出“互联网+”将成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同时提出了包括4大部分15个领域的发展重点。其中，第一个重点领域就是要使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显著成效，金融、商务、制造、文化、能源、环保、旅游等领域互联网应用不断深化，新兴业态加速发展，跨界融合型企业大量涌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水平、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和网络化服务水平大幅提升。上海市于2016年2月出台的《上海市推进“互联网+”行动实施意见》，提出抓住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和培育“四新”经济的契机，以创新、开放和包容的“互联网+”思维改革创新，打造“互联网+”产业融合新模式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宽松生态环境。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融合概念与简单的产业融合范畴，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融合发展远不只是限制在产业之间和行业之间，而是在全球性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拓展到不同领域，延伸到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互相促进、融合创新，推动产业变革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三、北京文化与相关领域融合发展问题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许多资源尤其是文化和科技教育资源在全国城市格局中始终具有优势地位，专业化和中心功能的集聚程度很高。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信息化背景下，现代城市日益成为资源、市场、资本等各种要素配置和流动的中心，全球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流也日趋增强，如何整合各种有效市场资源、构建完善发达的城市发展体系，是摆在现代城市发展面前的重要问题。由于北京的市场开放程度和金融、资本的发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促进城市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融合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因此，亟须在布局城市整体规划和发挥优势资源形成规模效益上做出有益的尝试。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今后，北京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积极依托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中心的现存优势，扩大产业规模和市场面向，加强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之间的融通和交流合作，并利用文化、经济、金融、科技、旅游等方面的有利资源，寻求有效整合资源、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速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途径。

首都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融合发展应立足历史和现实、强调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为促进首都文化发展，实现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全面推动首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提升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北京在文化资源、科技资源、商务资源和旅游资源上有极大的优势地位，如何整合这些力量，更好地发挥区域优势和资源特色，有效提升首都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影响力，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角度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甚至有人认为：“‘全球’经济与文化的决定因素在于重塑這个世界，其重塑的方式在于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甚至政治本身。”[4](P10)当前，北京经济服务业的主导格局总体上已经确立，北京的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开始成为北京市国民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柱，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推动着首都经济的发展，文化发展、文化创新开始成为首都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强大引擎。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首都社会转型不断加速，社会结构和形态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社会利益诉求更加趋于多元性和多样化，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求快速增长，文化在首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明显而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了促进首都社会和谐的重要支撑。此外，北京作为中国的科技、教育中心，不仅有着丰富的科技教育文化资源，而且拥有强大的创新人才优势和文化创新优势，发挥着文化人才培养、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的支撑性作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需要积极寻求首都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结合点、融合点、增长点和生长点，形成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双轮驱动、深度融合发展的格局。尤其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融合发展，在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质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整体提升首都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有效发挥科技创新与高新技术在文化设计、文化创意、文化产品生产中的作用，推动文化业态的创新发展;发挥首都高新技术优势，创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措施，探索科学有效的保护途径，有效整合首都文化资源，把首都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首都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文化资本;积极推进首都三网融合的建设发展，运用首都高新技术，特别是北京作为中国网都的网络技术、网络人才优势和网络文化优势，构建首都文化传播体系，增强文化传播的辐射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北京大力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参与城市高端竞争的需要，是城市文化发展中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的必然性选择，也是推动文化与科学及相关领域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布局日益集聚化、高端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的总部设在北京，不同产业之间融合的趋势日渐增强。从精准把握城市功能定位、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现阶段调整转型的角度出发，探索适应城市发展的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增长道路势在必行。北京在文化创意产业、科技和信息内容产业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商务、旅游资源丰富，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一体化融合发展能更好地带动不同产业的平衡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融合带动整体竞争力提升。北京市《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提出，在融合创新方面，要充分发挥首都互联网人才、技术和产业优势，加速推进互联网技术应用向经济社会等领域渗透，以深度融合促进创新发展，释放各类市场要素的创新动能，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积极转变传统产业发展方式，创新城市管理和服务模式，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文化是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资源，也是融合的核心要素，科技是融合发展的必要促进手段，商务为一体化融合发展提供贸易环境，而旅游则依托与文化、科技与商务的融合促进了产业升级并开拓了一种新的营销模式。在首都文化的发展战略中，科技、商务、旅游都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性力量，以文化和科技、旅游相结合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旅游的发展，以文化和商务联合推动商务区文化建设、提升商务区文化氛围，文化作为生产资源的巨大潜力得到彰显。首都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一体化融合，从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出发，以融合促深度发展，带动整体效益提高，最大限度地发挥集约效应，增强文化、科技、商务、旅游的产业实力和竞争力，推动首都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推动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资源一体化融合发展，还是探索新形势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全国文化中心城市，大力推动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等资源的融合发展，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产业发展趋势，也是城市文化发展中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的必然性选择。推动文化创新，促进文化与相关诸要素的融合发展，充分释放城市文化活力，需要在改革过程中充分注重各要素、各部门间的整体性、协同性，这就决定了北京推动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资源一体化融合发展，是一项既关乎顶层设计又关系发展实践的系统性工程。从总体来说，近年来北京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等资源一体化融合发展过程中，在政策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净化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

文化在当代城市融合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融合发展的一种助推器。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化对于城市生活至少存在四种互不排斥的作用。第一，特殊的文化设施本身就包含了影响城市经济的重要文化象征或文化魅力：比萨斜塔或者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第二，像在匹兹堡或都柏林已经发生的那样，‘文化区’往往会成为一种区域发展模式。第三，文化产业，特别是表演艺术产业，可能构成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在伦敦或纽约这样的主要中心区城市是这样，即使在范围较小的乡镇和小城市也是如此。第四，文化可能利用城市及其居民所特有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习俗，通过培育社区认同、创造力、凝聚力和活力对城市发展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7](P135)因此，文化以某种全方位的方式作用于城市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它不仅仅提升技术产品的内涵，丰富商务活动和旅游活动的内涵，而且对城市的整体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

在文化与相关领域日益交叉、渗透和融合的今天，文化与相关领域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也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延伸。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家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丰富多样的资源，进一步从深度和广度上推动文化与相关领域的融合发展，既有非常好的基础，又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对于北京的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融合发展，需要在如下方面做出战略性的思考：首先，树立全局观念，继续发挥好政府的综合统筹作用，在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多重关系中规范并完善一体化融合发展格局，重视市场需求，尊重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上的能力;集中精力重點打造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功能区)，为企业提供孵化与成长的平台，提升产业整体实力和集聚效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有体制改革的强力支撑;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成立融合发展工作办公室，健全一体化融合促进工作的长效机制。其次，继续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稳步推进一体化融合发展，重视政府层面政策制定的理论先导性;进一步加强政策研究和制定，完善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为规范和完善首都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融合发展格局，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制定长期有效的发展规划。建立融合发展的专项资金，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完善投融资体系;以公共文化服务带动首都文化、科技、商务、旅游融合发展。第三，充分发掘文化、科技、商务、旅游在融合发展方面的贡献，突破各种资源要素的行业界限，加强融合的优势整合。首都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融合发展是对首都文化、科技、商务、旅游等资源要素的综合运用，通过发挥各自优势和融合效益使整体水平得到提升;首都文化、科技、商务、旅游融合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达成文化、科技、商务、旅游等资源要素的有机整合，突显首都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充分重视北京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北京市拥有多所国内外顶尖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实验室，在全国人才市场中居于前列。北京市政府还利用多项政策优惠积极引进海内外顶尖人才，他们为北京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四，进一步巩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现有成果，深化商务与旅游的融合贡献率，加快首都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创新融合的进程。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原创研发能力、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品质和文化内涵，推进完成从政府扶持向市场主导转变;积极引导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文化与各种资源的融合发展主要以一种产业的形式出现，在产业化的过程中，既需要政府宏观政策的大力引导，也应尊重企业主体在市场化中的作用，通过市场竞争、市场选择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完善文化金融配套服务体系。第五，从政策层面加强区域协作与对外开放，打造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良好外围环境。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构建京津冀区域融合发展格局;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营造国际化发展格局，在全球化的世界交流与合作中，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协作，巩固优势、取长补短，以良好的国际品牌和形象彰显中国特色和北京特色，积极推动首都文化与科技、商务、旅游跨界发展、纵深发展和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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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ractice of Culture-led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I Jian-sheng

(Institute of Culture Research，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101，China)

作者：李建盛

第二篇：以文化为依托的大学英语教学

摘要：探索大学英语文化的教学模式，将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融为一体，增强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和能力，让学生灵活掌握和使用所学语言知识，扩大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将西方文化内容贯穿始终，同时兼顾本民族和其它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国文化认同教育，从而促使当代大学生建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关键词：语言文化;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模式;跨文化交际能力

教育部在2007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内容应贯穿始终，同时兼顾本民族和其它文化内容，加强中国文化认同教育，使当代大学生建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一、语言的文化特性

语言是文化中一个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首先，它是整个文化的基础。正是通过语言，文化才能保存并传递下来。其次，语言直接反映一种文化的现实。换句话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媒介，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历史变迁、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其内涵的差异必然在语言中得到全面反映：一方面，文化差异使世界上的语言变得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它又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念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因而有时会引起误解，导致交际不畅。社会语言学研究告诉我们，语言体系本身有着封闭性的一面，作为反映不同思想意识及文化的手段，最终代表着迥异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语言文化特性的研究，在语言学习中就显得格外重要。

12高等建筑教育2012年第21卷第6期

代增真以文化为依托的大学英语教学

刘润清先生在谈到语言的特征时说到：“语言是文化遗传的。”悉心考察字词的语源和变迁，可以使我们看清过去文化的遗迹。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字词现代通行的涵义和最初的语源大相径庭。如果不明了过去的文化背景，很难推究出彼此的联系。若知道它的历史，那就不但可以发现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罗常培先生曾以pen单词为例对此作了说明。英语的pen从拉丁语的penna而来，原义是“羽毛”(feather)，最初指原始的鹅毛笔(quill　pen)，后来笔的材质发生了改变，但这个字始终保存。可见，语言单位，特别是词语，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记述了特定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后人必须通过学习语言才能掌握前人积累下来的整个文化。反过来讲，语言，包括语言的使用方式在内，不能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更不能脱离这个民族流传下来的、决定这一民族生活风貌和风俗习惯的信念体系。大学英语不仅是一门基础语言课程，也是让学生拓宽知识面，全面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人们应充分认识大学英语教学所具有的人文性特点，充分传授国际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

二、英语文化教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材内容的局限性

四川美术学院除了2000-2002年在本科生中使用过浙江大学编著的《新编大学英语》外(对艺术类院校来说此教材内容偏难，但各单元文章的选材紧密联系社会生活文化主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使用的教材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学英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一版，对比这两套教材每个单元的主题内容发现，直接与文化相关的屈指可数。读写教程中有关说明性、叙述性和科技型较强的文章所占比重较大，忽视了语言形式的文化意义;涉及英语文化，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中关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的基本材料很少。随着人们对英语语言和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对西方国家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也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不全面了解西方文化，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英语这门语言，也谈不上对英语语言的深入研究。在如今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只注重语言知识和技能远远不够，必须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以及本民族文化。

(二)教师的文化意识淡薄

教师是英语文化教学能否落实到位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外语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将几乎所有的焦点都聚集在对语言形式的教学上，外语教育几乎成为完全脱离社会文化语境的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

首先，教师本身所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英语教育，因此导致教师的教学观念存在误区。有些教师认为只要学生记住单词、句型、语法等语言知识就够了，课堂时间有限，没必要导入文化知识的学习;有些教师认为学习外语，就是学习语言系统成分的正确用法，学习者在此基础上自然会掌握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因此大多数教师只重视语言形式的正确性，很少教授如何得体地运用语言形式，对于英语文化知识的介绍也是随心所欲，点到即止，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

其次，教师作为非母语学习者，缺少英语学习的环境，已经掌握的跨文化知识零散、琐碎，而且由于教学任务的繁重，难以保证专业学习和教学研究。

最后，教学实践功利色彩浓重，片面追求学生书面语言能力(尤其是应试能力)的提高，忽略了文化因素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

(三)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够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很多学生过分依赖教师，缺乏学习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教师不教语言如何运用，学生便不学;教师不介绍英语文化，学生便认识不到语言和文化的密切相关性。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没有得以充分体现。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缺乏主动性，习惯于教师灌输式教学，加上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囿于本专业作业任务的繁重，很少主动翻阅相关文化知识书籍，探索与积累相关知识。

三、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模式探索

通过开设选修课程弥补学生文化背景知识的不足，是目前大学普遍实施的一种教学模式。例如学校开设的与文化有关的英语选修课程有：英美文化概况、英文电影欣赏、西方礼仪文化、艺术英语、圣经的故事等。这类选修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在课堂上大家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通过西方文化的介绍，建立当代大学生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动力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一)情境式教学

教师在日常授课中，不仅要挖掘现有课本中的文化内容并加以详细解释，还可以把文化现象或事实整理归纳为不同专题，在课堂上按专题讲授，帮助学生系统了解和掌握文化知识。教师不应直接地传授文化知识，而是在课堂提供真实的交际情景，在以交际为目的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自然习得异国文化。因此，情景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设置问题情境，引发学生积极展开讨论。恰当的问题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在文化学习中可以表现为内心的文化冲突，也就是一种不平衡状态。这种冲突促使学生产生了解异域文化，并与之接触的动机，进而转化成对异域文化知识探究的行为。如《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第一单元Time-conscious　Americans(注重时间的美国人)，主题是关于文化差异，可设置5个不同的场景，让学生讨论身处何种情境该使用的表达。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准备，然后每小组按事先抽取的情景内容进行口语交际表演，既活跃课堂氛围，又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二)对比式教学

在大学英语的教学实践中，片面强调西方文化知识的传授显然不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需求。随着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地位的确立，我们不仅需要以英语为媒介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交流，还要同英语为非母语的人交流。这就意味着，文化内容的传授不仅应该包括西方文化，还应该包括本民族和其它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的“超越”，即深层的、终极的跨文化交际。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撇开中国文化而独行，使得英语教学缺乏自主性，脱离了中国社会现实。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现象造成了中国大学生的民族身份焦虑，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逐渐减弱。英语学习不应该只是理解西方文化，还应更好地理解本民族文化并以英语为媒介实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而学生在跨文化交际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到位，无法用恰当的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因此，外语教学中应加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语言代码不仅仅表示单纯语言学的符号意义，而是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深刻的文化意义。在《新视野大学英语》第四册第三单元Longing　for　a　New　Welfare　System　(期望新的福利制度)，主题是关于福利制度，学生对此话题不太熟悉，课堂活动作了如下设计：先列举出美国、中国、英国、日本、瑞典、加拿大等几个国家，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随机抽签;然后在课前先收集有关这些国家福利制度的材料，并以表格的形式展示从1990年至今该国福利制度的变迁情况;再通过课堂陈诉不同国家福利制度设置情况，尤其与中国福利制度的比较。

(三)实例分析式教学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第三单元探讨跨国婚姻。围绕“跨国婚姻”主题，通过列举中国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和荷西、韦唯与瑞典音乐家迈克尔史密斯、国际象棋冠军诸宸和卡塔尔小伙子穆罕默德等几对跨国婚姻的实例，让学生积极发表自己对跨国婚姻的理解，探讨跨国婚姻的优势和劣势。

(四)视听感受式教学

积极引入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节目，促使学生多方位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例如：视听说课程上，安排播放了世界各国选秀节目以及优秀选手参加访问和表演的视频，视频全长40分钟，是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主持的一档热门节目。考虑到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事先在视频上添加了中英文双语字幕。全民选秀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它反映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学生在饶有兴趣看完这段视频后，都深有感触地发表他们对选秀类节目的看法，由于是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和现场嘉宾及表演嘉宾的生动对话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学生学习英语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影响。优秀的视频节目或者电影一定离不开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离不开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和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通过观看节目，可以对西方的人文历史、社会景观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了解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方式，让我们在使用英语时像英美人那样思考，让我们的语言更具生命力。

四、结语

在大学英语教学时向学生以各种方式导入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并对该主题进行系统、深入地介绍，不仅丰富了教材单元的语料素材，深化了学生对主题的理解，也加深了学生对所学语言国家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将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融为一体，增强了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和能力，能让学生灵活掌握和使用教材各单元所学语言知识，扩大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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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秀莲.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新问题新策略[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编辑 梁远华

作者：代增真

第三篇：以文化为内核的特色村寨遴选指标体系研究

【摘要】特色村寨建设要以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为根本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民族文化内核尚未凸显。通过对近几年村寨建设反思发现文化失衡的原因在于缺少村寨建设遴选体系，部分村寨不具备特色村寨的资质。本文以文化为核心构建特色村寨遴选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民族文化存量、民族文化价值、民族文化转化条件、民族文化主体受益四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60个三级指标，旨在筛选出一批文化底蕴深厚、保护潜力大的特色村寨。

【关键词】文化内核;村寨建设;指标体系;活态传承

【作者】李忠斌，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军，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武汉，430074;文晓国，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中科院国家民委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联合实验室实验师，武汉，430079。

A STUDY ON INDEX SYSTEM FOR SELECTION OF

ETHNIC FEATURED STOCKADED VILALGE

BASED ON CORE CULTURE

Li Zhongbin，Li Jun，Wen Xiaoguo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国家民委提出特色村寨建设试点工作，2012年提出十二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重点保护和改造100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主要目标是“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众收入大幅度提高，村寨风貌、特色民居得到合理保护，民族文化得到有效保护，村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民族关系更加和谐”。[1]在某种程度上要实现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在过去的几年间，特色村寨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村民收入有所增加，经济有所发展，部分文化也起到一定的保护效果。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内核尚未凸显出来，相反由于村寨建设的不适当，可能加速部分活文化消亡。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注重村寨建设中的文化要素，强调村寨建设要突出文化的核心地位。村寨建设要以文化为核心，要体现当地村民的主体地位。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文化在特色村寨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胡祥华指出，村寨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的灵魂和血脉。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2]裴圣愚指出，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宝贵财富和独特优势。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动态存在的文化现象，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特色民居上，只能是在发展中保护，并且在保护中发展。[3]王珍指出，要“延续文脉、富裕百姓，打造和谐团结乡村”，以肇兴侗寨为例，景区“非遗”展示中心、芳香文化体验中心、堂安生态博物馆、侗族大歌实景展演等建设项目陆续落成。[4]贺能坤指出，民族村寨的开发主要是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开发，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要真实地再现每个民族的民族文化，还原民族文化真实性。[5]田敏指出，文化经济功能的发掘多于文化功能的发挥，文化原本具有的符号意义发展成为一种获取资本和利益的工具手段，原本具有的文化功能被弱化。[6]雷世敏指出，当地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知弱化，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较大冲击，且当地居民主体地位弱势化，严重影响居民活态载体资源本体功能的发挥。[7]龙晔生指出，只有存在于民族生活中的文化，才有自我传承和发展动力，民族文化保护与村民正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8]殷泓指出，民族村寨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是发展特色经济的宝贵资源，但民族村寨的特色正急剧消失。[9]马海国指出，少数民族虽然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但却失去了民族文化，特色村寨建设既要注重有形文化建设，但更要注重无形文化保护。[10]王铁志指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如果没有村民居住，民族村寨活的文化就消失了，保护民族文化要留住村民，村民自觉地传承本民族文化。[11]

但从实地调研来看，村寨建设很多方面体现出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困境，不能有效实现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这与特色村寨建设的目标相去甚远，其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在村寨建设、开发中的重要地位不够明显。村寨的开发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在村寨建设中各种要素的配置，都要以文化产权作为支配手段，文化要素在整个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离开村寨文化的开发，都不能称之为特色村寨建设。二是由于村寨开发利益分配不均问题，部分活文化消失。例如在肇兴侗寨以前由寨老安排义务值守火塘，但随着开发商的引入，给参加歌舞表演的人付费而不给值守火塘的人付费，最终导致这一火塘文化消失。三是文化主体参与性不强。作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所有者主体的少数民族群众，理应积极参与到特色村寨建设中，并从中分享到自身文化带来的各种利益，从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但由于少数民族群众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的起点弱势，在与政府、企业的博弈中依旧处于弱势，单靠文化资本不能获得可观的收益。四是文化产业发展预期不足，带动能力有限。现有的特色村寨建设中，大部分主要通过发展文化旅游带动村寨经济发展，但表现出同质性严重、经济效益低、关联性不强、吸纳本村劳动力弱等问题。五是进行穿衣戴帽的民居改造尚未达标。在恩施州水井村、塘坊村调研发现，设计的民居风格在对当地村民住房改造过程中由于技术瓶颈限制，出现了对原有民居的破坏。

出现上述原因，一方面与具体操作有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一个有效的特色村寨遴选指标有关，只有把握好遴选这一关，后续的各项工作才会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才会形成以文化传承保护为重点的发展格局。具备哪些特质的村寨可纳入其中，主要括村寨各种文化要素、文化价值、文化开发条件以及文化主体预期受益。既要考虑文化的静态总量，又要考虑到文化的动态发展，还要考虑村寨文化的空间布局等因素。同时还要辩证地看待村寨开发，具备一定开发条件的村寨是否应该去开发，开发的后果能否达到预期。部分村寨虽然具备一定条件，或许不开发的价值大于村寨开发的价值，例如黔东南州占里生育文化虽然具备一定开发条件，但是开发后带来的文化收益可能无法弥补其文化损失。

(二)构建特色村寨遴选指标的意义

第一，学术价值。从目前有关特色村寨建设中文化保护来看，国内学者基本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出发，谈到村寨建设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具体途径。以期刊文献为例，在知网上输入“特色村寨文化保护”， 2015年共计67篇(截至2015年6月30日)，2014年123篇，2013年126篇，2012年103篇，2011年81篇。在知网上输入“特色村寨建设指标”，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基本尚未涉及与特色村寨建设遴选有关的评价指标，其中李忠斌、郑甘甜(2013)在《广西民族研究》发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是基于建设过程中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通过构建特色村寨遴选指标体系可以适当弥补学术上关于村寨遴选机制的不足，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

第二，理论价值。通过特色村寨指标的构建，突出文化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探讨村寨建设中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资本。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在特色村寨建设中最大的资本表现出两个方面：一是“特色”;二是“村寨”。而连接这两者的内在价值是民族文化。没有民族文化难以成为“特色”;没有文化，村寨不过是人的活动场域，更何况村寨本身亦包含各种文化要素，例如建筑、文化、生活、人的活动等方面，这些都是民族文化内化的结果，既是文化载体，又是活文化的再现。因此特色村寨必须以其文化为元点，把文化作为资源、要素、精神动力源泉与其他要素进行优化配置，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使其产生“1+1>2”的协同效应。文化的稀缺性决定了文化是不可替代的资源，是一个民族具有的绝对优势禀赋，如果通过一系列条件，将民族文化要素变为文化产品，与市场需求高度契合，其文化参与的竞争力会大大增强，因此发展经济、提高少数民族群众收入的目标就较为容易实现。一旦少数民族群众从文化中获取养分和利益，就会增强文化自觉，对文化的反哺就会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文化传承与进化的目的水到渠成。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的实现有利于促进社区和谐和民族关系的改善。因此通过特色村寨遴选指标体系的构建，突出文化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完善村寨建设的相关理论，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推进文化保护和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实践价值。建设特色村寨要有国家的政策支撑和各方面的投入，经过一系列筛选后，作为被选中的村寨，相当于获得了强力的外部资源支撑，借助于外援力量，能够较快促进当地发展。在筛选这一过程中，哪个村寨能被选中，而选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是A而不是B，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的、可操作的筛选指标体系，这一过程的竞争就是无序的，人为的主观因素就会掺杂、渗透其中。在调研中发现个别基层政府把村寨建设当成项目引进，作为一个政绩工程，这样筛选出的样本质量不高，不能真实反映某一族群的文化内容，后续推进的各种建设除了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外，文化保护、传承必将落空。遴选指标如此重要，就必须考虑指标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让当地政府部门明白“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什么”，这又涉及“特色村寨建设的目的是什么”这一起点。不同区域村寨建设的方式不尽相同，其目标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最终目的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本质的东西不能改变。总体来说，特色村寨建设的目标指向有，文化保护传承、经济发展、社区和谐和民族团结，即有文化、经济、政治的价值取向，这些指向是相互影响的复合体，不能单一实现，应该找到最核心的要素激发其他要素，构成一个完整的发展链条。

因此，在特色村寨遴选具体指标中，应该是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指标，既要有文化内核、活的文化因子，也要有文化功能发挥的条件，否则静态的文化虽然可以作为文物带来收益，但不能融入经济生活中，不能成为经济要素，文化本身就丧失了生命力，这样的村寨再有“文化”也不能作为遴选之列。因此，可考虑文化的静态特征和活的文化因子，突出活文化因子，把有建设前途的村寨遴选出来。

二、对特色村寨建设的再思考

(一)特色村寨建设目的

在特色村寨建设规划之前要弄清楚建设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建成后达到的预期效果。否则，村寨建设工程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还可能造成对当地民族文化的破坏和各种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按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规划纲要并结合全国1000个村寨的试点建设情况来看，特色村寨建设应该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功效：第一，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特色村寨建设首要目的在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文化功能效用大于经济功能效用，这就是利益最大的体现，不以文化保护传承为目的的村寨建设都偏离了原有初衷，其结果会造成文化资源的枯竭，村寨建设只剩下外在的躯壳;第二，以文化为内核的利益增长，以此带动群众致富、区域发展。村寨建设第一要素是文化保护与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若文化不能为少数民族群众带来经济利益，不能有效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会遭到群众摒弃和逆向选择，更何谈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第三，建设和谐社区，增强民族团结，实现社会稳定。特色村寨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要实现“村民主体、自力更生”，提高村民参与，并通过自身途径分享村寨建设带来的各种红利，继而达到村民关系融洽，构建和谐社区，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民族团结;第四，促进文化活态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一部分文化成为历史，而一部分文化仍旧活跃在少数民族生活中。村寨建设文化传承既有静态文化的复活，更是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让文化成为当地村民生活的一部分，内置于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之中，让少数民族群众成为活源文化符号，这样才能在传承中发展。

(二)如何推进特色村寨建设

在思考特色村寨建设目的以后，就要解决如何推进特色村寨建设的问题。当前部分村寨采取的模式主要以静态的方式简单保护。如果这样下去，村寨充其量是文物而非文化。把村寨内的各种文化资源简单开发，这样做可以获取短期的经济利益，但各种变异开发随之而来，文化价值观扭曲，文化生态破坏，最终会加速文化的消亡。肇兴侗寨因为旅游公司不付报酬导致火塘文化的消亡，以及傣族园、千户苗寨、四川理县桃坪羌寨社区居民与旅游开发企业、社区居民之间因为利益分配不平衡矛盾恶化冲破原有社区文化价值底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此最有效的保护模式就是文化的动态保护。维护好活源文化生态，在动态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实现文化功能的复杂性和文化的自适应性转变，构筑新的文化生长环境，保持文化演进的路径，保证文化发展的活力，同时在发挥文化功能的基础上部分转化为文化商品，达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三)文化发展内生动力源泉

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要有效保护村寨民族文化，就需要对文化发展演变的内生动力进行思考，即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什么。只有抓住这一突破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从本质上讲，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承是族群及其成员的需要。不被族群及成员需求的文化会自行消亡，这是文化发展演变规律。从族群视角来说，是整个族群行为方式的规范;是整个族群价值体系的构建与表达;是族群内部各种关系的确认与协调;是族群行为一致性的象征，可以增强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区别于他族的符号及本民族存在的象征，更是一致对外的需要。从族群成员视角来看，体现族群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族群成员的族别认同;是内部成员情感交流的需要;是成员需求的社会表达方式;是各成员内部关系维持的需要。文化成为族群及其成员需要的同时，这些文化必须融入日常生活，成为生活的元素，而且必须是“活态”元素。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文化也会相应发生变迁。要保持文化活力，关键在“活”字，要让文化功能多样化，既要带来少数民族群众物质利益，又要满足其精神生活。在物质利诱多元时代，文化不产生价值，人们就会反向选择，认为本民族文化是落后的，是过时的，是财富的绊脚石。当地群众就会嫌弃甚至抛弃，如果达到这个临界点，文化发展路径出现拐点，文化会被淘汰，最终命运就是成为博物馆的文物，而不是鲜活的文化，民族文化因缺乏内生动力支撑而自行消亡。

三、以文化为内核特色村寨遴选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原则

第一，文化保护与传承原则。特色村寨遴选指标的构建，要以民族文化为内核，突出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目标。通过对一系列指标的筛选，找出那些真正具有浓厚民族特色且以活态形式存在的文化村寨。不具备民族特色的村寨不选，不具备活态存在文化的村寨不选，只有这样才具备后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才可以作为民族文化的活态样本，才有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和意义。然后通过后续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实现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没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村寨建设达不到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目的，那样建成的村寨只是贴上文化的标签而已，不能有效实现文化保护和传承。

第二，文化主体参与原则。少数民族群众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到特色村寨建设中，这也是文化保护的内在要求。从本质上讲，村寨建设保护的少数民族文化，没有当地村民参与其中，村寨保护将失去牢固的根基，文化传承将成为一句空话，不能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的各项建设只会加速当地民族文化消亡。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众作为文化资源的所有者，不仅通过指标设计实现村民的参与，而且理应从村寨建设中获取各种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生态利益。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倘若不能获取发展红利，村民就会表现出对自身文化保护的消极情绪，对政府各种政策产生抵触情绪，这样的直接后果依旧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第三，优胜劣汰原则。特色村寨建设是多种效益的复合体，既需要发展经济，更需要保护传承文化，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环境。在实际运行中，倘若选出来的村寨在实际建设中与我们的目标偏离，要立即退出特色村寨行列，实行淘汰制，否则不仅达不到文化保护的效果，反而造成各种资源的浪费。必要的淘汰机制既是优胜劣汰的规律使然，更是特色村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可靠保障。

第四，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原则。特色村寨建设各项指标除了符合上述原则外，更重要的是符合实际情况，要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设计的各项指标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另一方面，能够把抽象的指标化为可以度量或描述的指标。设计的指标既要目标明确，要义客观，每一项指标都能够清晰表达各自的内涵;同时各指标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不能割裂成为单独的指标;更要具有可操作性。

(二)遴选指标体系构建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构建4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60个三级指标，所有的指标体系贯穿着村寨文化的内核，凸显出文化的主要地位和村民的主体地位，其4个一级指标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整体。民族文化存量指标是基础，没有一定的文化存量，村寨建设达不到文化传承的目标;文化资源价值是核心，所有的民族文化资源若不具备一定的价值，不能够为当地村民带来一定的效用，不能成为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的一部分，必将被人们抛弃，不能有效实现文化的传承;资源转化条件是重点，即使具备各种文化要素，但不具备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各种价值的条件也不能有效实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一系列转化条件带动各种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文化主体受益是目的，村寨建设虽然是保护民族文化，但当地村民是各种文化的载体符号，构成了丰富的文化要素。当一种文化能够为文化主体带来多种利益时，一定会增加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进一步推动自身文化保护与传承。当文化主体成为文化利益的边缘者时，就会出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现象，这种情况下文化的消亡是必然的。因此4个一级指标层层递进、相互联系，共同构成遴选指标的整体。

1民族文化存量指标。在遴选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考察各类文化的存量，把有文化传承价值和利用基础的筛选出来。其二级指标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理文化以及文化活跃度。建立这些指标有助于遴选出目前村寨的文化总量以及文化的活跃度。同时建立对应的三级指标体系，物质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等方面;制度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历史变迁的各种制度以及礼仪习俗等方面;行为文化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代际传递的各种有价值的、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经验、文明、文化行为等方面;心理文化主要是指反映少数民族族群性格特征、整体价值取向的各种文化。以上四个方面可以反映出村寨文化总体状况，在此基础上需要考察文化活跃度指标。该指标主要反映现今正在使用的文化总量占该村寨所有文化总量的比例。

2民族文化资源价值指标。在对民族文化资源存量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察文化资源价值，当一种文化资源不具备一定的价值功能就失去了保护的意义。其对应的二级指标包括经济价值、美学价值、传承价值、时间价值、空间价值以及认同价值。同时设立对应的三级指标便于进一步量化和考核。经济价值包括村寨整体增长预期、文化产业关联度、吸纳劳动力能力以及文化的可替代程度。其中整体增长预期主要是考察村寨开发后为本村带来的整体效益;文化产业关联度主要考察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带动村寨及周边其他行业发展状况，同时需要考虑在村寨建设中吸纳本村劳动力情况以及该文化可替代程度的大小。美学价值包括文化知名度、民族特性、新奇性和独特性。一种文化的知名度越高，其开发价值越大;一种文化能够全面反映民族特性其开发价值也较大;同时需要考察文化的新奇性和独特性。传承价值包括保持文化多样性、提高文化品位、文化需求弹性及文化教育功能。时间价值包括久远程度、历史作用、保存完整度，文化是社会长期变迁的结果，时间价值是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空间价值主要包括村寨密集度、村寨文化同质度。特色村寨建设既要考虑时间要素，更要考虑空间要素。从目前来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大都分布在偏远山区，出现文化扎堆、文化雷同现象，忽略了空间要素就会千篇一律，保护和开发价值不大，反而影响周边村寨的发展，造成各种资源的浪费。传承价值在于保持文化多样性、提高文化品位和发挥文化的教育功能。认同价值主要包括族群的文化认同、游客的文化认同以及族群的文化自信。该指标主要考察同一族群对本文化的认可程度，通过文化旅游了解游客对当地文化的认可程度，更重要的是了解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自觉。

3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条件指标。在对民族文化进行存量分析以及民族文化资源评估的基础上，需要对文化资源开发的各种条件进行可行性分析，因此本文定义为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条件指标。在实际操作中不具备转化条件的村寨即使有众多的文化存量以及较大的开发潜力都不能较好实现村寨的开发和文化的保护。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状况、发展能力、市场潜力、人力资本、资本投入能力、产业基础、政府支持力度、群众参与热情八个二级指标。其中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通达度、村寨商店个数、环境绿化整洁度、医疗卫生人员数;发展能力主要是现有各类生产投资、现有人均收入水平;市场潜力主要包括周边旅游景点个数、周边旅游景点总人数、周边旅游景点总收入三个方面，以此作为当地开发旅游资源的参考;人力资本主要是村寨劳动力总人口，村寨带头致富示范户;资本投入意愿包括外来资本投入意愿以及村寨自身投入意愿，资本在村寨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需要借助于外来资本力量，同时要增加村寨本身的资本积累和投入能力，这样才会在村寨建设中获得更多的发展红利;产业基础主要包括特色资源、已有企业个数、特色手工艺种类，村寨发展的重点就是以文化产业带动文化传承，没有牢固的产业支撑，特色村寨建设难以实现后续的自我发展;政府支持力度主要包括资金支持意愿、相关政策措施，村寨建设需要政府主导，既需要财力支持，也需要各种政策支持;群众参与意愿包括群众参政议政意愿、群众参与就业意愿、群众参与文化活动意愿三个方面，这既是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加收入的需要，更是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需要，尽可能把当地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吸纳到村寨建设中来。

4对特色村寨的遴选，除了考虑上述几个一级指标外，更多地需要从制度设计方面注重村寨主体利益，考虑当地群众的实际受益，提高当地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水平、村寨经济发展规模、文化生活幸福指数、民主参政议政能力等四个方面。其中产业发展水平包括产业盈利能力、产业持续发展能力、产业吸纳就业人数，这主要是反映村寨特色产业发展预期效果;村寨经济发展规模主要包括带动周边经济状况、吸纳周边就业人数、村寨预期投入产出、人均GDP增长率、道路硬化率等五个指标，主要是考察村寨发展带来的整体经济效应，既要让本村寨经济获得较好发展，同时也要辐射到周边村寨，形成以村寨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极，不断向外延扩散，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功能区;文化生活幸福指数包括村民参加各种文化活动频率、民居改造满意度、文体设施配置、电视广播入户率等几个方面，比较详细反映出当地村民文化生活指数;民主参政议政主要包括村民参政议政能力和村民参政议政机制，主要考察当地村民作为文化主体的民主地位，通过民主参与实现基层民主权利。

四、余论

特色村寨建设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当地各种文化资源的开发，以文化要素为基础，以村民参与为纽带，以村寨建设为桥梁，以政府政策为主导，以产业开发为支撑实现当地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村寨建设中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三者之间虽是有机统一，但也有主次之分，经济发展、生态保护要服从文化保护和传承这个目标，如果失去这一主要目标一味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将是本末倒置，失去原本的意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经济和文化传承的基础，在村寨建设中，要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保护作为文化传承、发展经济的一个新亮点;经济发展则是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的保障。村民不能从村寨建设中分享利益、提高生活水平，就会失去文化自信，远离村寨建设，成为这一文化保护活动的边缘者。没有文化主体的积极参与，当地文化就不能进一步融入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不能成为生活元素，文化失去了存活空间，企业开发留下的仅仅是村寨的外壳而非活文化。

要实现村寨民族文化的有效保护，要严把村寨遴选关。要考察文化资源存量、文化资源价值、文化资源转化条件、文化资源主体受益等方面。从一开始就要体现民族文化内核，尤其是注重具有活文化符号的当地群众，通过一系列的参与机制，尽可能使他们分享村寨建设带来的发展福利，不断提高他们参与积极性。

特色村寨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民族文化保护是一项长远工程，在村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要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要以文化发展促经济增长，以文化发展促社会和谐，以文化发展促生态文明，以文化发展促民族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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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家柳〕

作者：李忠斌 李军 文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