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和诚信比较论文

[摘要]在一般语境中，人们对诚信和信用的理解基本相同，但研究出版实践中的诚信问题·则有必要对二者差异进行区分。本文基于诚信和信用的不同价值蕴涵和主体期待，阐述了出版诚信对出版信用支持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可行性。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信用和诚信比较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信用和诚信比较论文 篇1：

完善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对策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工程建设领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腐败高发多发领域。在工程建设领域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可以防范和惩治失信行为，从根本上杜绝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行为发生。最近几年，笔者在一些地方调研了解到，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诚信体系建设工作进展缓慢，存在的问题较多，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一、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内容不完整，难以有效防范违纪违法风险

从一些地方实践来看，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信息内容一般包括五大类：一是项目审批公开信息，如项目审批、核准信息等；二是项目建设管理公开信息，如项目基本信息、招标投标信息、征地拆迁信息、重大设计变更信息、施工管理信息、合同履约信息、质量安全检查信息、资金管理信息、交竣工验收信息等；三是土地使用权审批和出让信息，如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信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信息、建设用地审批信息等；四是矿业权审批和出让信息，如探矿权审批信息、探矿权出让信息、采矿权审批信息、采矿权出让信息等；五是从业单位公开信息，如良好行为记录信息、不良行为记录信息等；六是从业人员公开信息，如良好行为记录信息、不良行为记录信息等。这些信息比较全面涵盖了工程建设整个流程，但对于与工程建设单位和个人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信息，如银行信贷、纳税、环保、产品质量、判决执行、重大合同履行、水电煤气通讯等公共服务费用缴纳、违法犯罪等信息比较缺乏，已有的信息难以将不守信用的企业和个人排除在市场之外，或者对其交易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

(二)责任主体缺乏，以协调为主的运作方式存在很大局限性

我国诚信体系建设主体尚无法律明确规定。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建设组织架构方式是：由一个部门牵头，组织协调其他相关部门参与。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牵头单位往往有多个，国家法律并未赋予牵头单位建立诚信体系建设职责和职权。因此，在牵头单位之间，以及牵头单位与参与单位之间职责划分并不明确，既出现多个部门“争着管”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也存在因为所有部门都不理的“管理盲区”和“权力真空地带”。例如，根据《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在国家级层面，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牵头推进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建设，中宣部、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参加。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建立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指导推进有关工作。2008年国务院“三定方案”赋予人民银行“管理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职能。《关于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推进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的意见》规定，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由各级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织协调，行业主管监管)部门、执纪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和宣传部门相互支持和配合。诚信体系建设缺乏一个专门机构重点推动，多部门联合用力，往往相互掣肘和扯皮。近年来，一些省市开始探索统一建设诚信体系的新路子，将诚信体系建设交由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协调小组办公室等机构专门负责，但该机构也仅仅是专门负责协调，并不具有太多的实质权力。该类机构有的有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但工作开展主要依托其他政府部门；有的是临时性安排，负责人由其他部门领导兼任，人员从其他部门抽调，工作保障机制不健全。由于权力少，责任轻，诚信体系推动快慢、好坏与协调机构利益关系并大，在对诚信体系建设效果目标考核缺乏的情况下，诚信体系建设推动力不强。

(三)法律体系不完善，推动进程缓慢收效低

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主要依据是政策规定。首先是党的文件提出要求，如十六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2004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并要求“加快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建设，规范社会征信机构业务经营和征信市场管理。”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2008年，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要求“完善行业信用记录，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整合有关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资源，建立综合性数据库，逐步形成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关于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推进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的意见》、《推进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对诚信体系建设进行了专门部署。其次是政府的文件进行安排，如“十一五”规划提出“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200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201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很多省级政府发布建立诚信体系的综合性指导文件，有的政府部门下发文件在本系统建立诚信体系建设，有的行业协会制定了一些类似诚信体系的规范性意见。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诚信体系建设的法律，政策依据虽然具有灵活性，由于设计论证不够严密，相互交叉和冲突的地方较多，可操作性不强，诚信体系信息收集、整理、使用、储存、分析等工作分散在各个部门而缺乏有效的共享机制，投入成本高，统筹规划和系统性不强，工作推进缓慢，实际收效很小，成本收益不成比例。

(四)数据源缺乏统一标准，诚信体系建设质量不高

诚信体系信息共享推进缓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数据源标准不统一。目前全国没有数据源的统一标准和规范。诚信体系建设由各级政府、多个部门分别建设，建设单位各自对数据采集标准进行界定，数据源的定义不完全一致。如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诚信体系评价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对企业名称的定义，在工商部门为“企业名称”，在金融机构称“借款人名称或单位名称”，在组织机构代码库则是“组织机构名称”；对“最高学位”，现有国家标准并没有将双学位、博士等纳入最高学位的值域。另外，工程建设项目信息中的施工管理信息(项目进度计划、完成情况)、合同履约信息、资金管理信息是一个复杂动态过程，信息量大并经常调整和变化，数据源要完全标准化存在一定的客观困难，给信用记录信息在线填报以及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的共享交换造成重大的技术障碍，从而使得诚信体系整体建设工作进展较慢。有的部门和单位诚信体系建设平台技术不完善，相关的软件比较落后，有的信息搜集、整理甚至还处于用笔头记录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水平低，无法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快速搜索进入，不能保证信息及时更新、迅速查询和检索，诚信体系建设平台利用质量不高。

(五)服务意识薄弱，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倾向比较明显

目前我国信用信息多数分散在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等机构手中，且存在明显的部门割据和低效使用的问题，制约了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在内的信用信息拥有者一般没有积极性主动向公共信用数据库提供其所掌握的信息。有的地方将诚信体系建设作为管制个人和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工具，在诚信体系中只强调和建立企业和个人(仅限于从业人员)的信息系统，缺乏政府及其部门和人员的信用信息，导致诚信体系建设系统不完整。政府及其部门游离于诚信体系建设之外，以管理者角色身份高高居上。不少地方政府建立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的目的单纯为了治理，遏制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没有强调服务，以创造更好的诚信环境，培育诚信意识和氛围。建立健全诚信体系是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但有的政府部门将诚信体系建设作为扩大权力范围和盈利增收方式的手段，有的政府垄断诚信体系建设，由政府部门或者政府成立的公共机构垄断生产和提供，私人和私营组织缺乏参与诚信产品供给的机会。有的政府部门利用信息资源垄断地位和优势，向企业和个人收取费用，制造新的产业链条和营利渠道。有的利用诚信体系，排除外地企业和本系统所属企业，限制竞争，地方和行业保护主义现象比较明显。因为各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将诚信体系建设作为扩权增利的项目，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不但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而且固化了系统各自封闭相互分割的格局，加剧了建成统一高效、信息联通共享的诚信体系的难度。

二、完善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1.将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建设纳入国家诚信体系建设统筹规划。由中央政府主导建立全国诚信体系信用数据库，以组织机构代码和身份证号码为基础，将分散在各部门和机构的信贷、纳税、外?[、产品质量、国土资源、犯罪记录、行政处罚、水电煤气电信欠费、工程建设领域信誉评价、项目考核、合同履约、“黑名单”等市场信用记录信息全部纳入数据库，由专门机构对数据库进行研究、管理和维护，统一出台规范性文件，统一提供信息检索等公共服务，由专门的政府网站公布相关信用信息。省一级政府和中央部委根据业务管理需要，可以建立自己的诚信体系平台，但平台的所有信息都得进入国家统一数据库，以保障全国信用信息统一性，使部门的孤岛信息成为社会共有的公共信息，避免部门割据和低效使用，亦防止重复建设和浪费。在财政困难地区，采用补贴换信息办法，对相关部门和机构信用信息搜集、整理、填报等活动及其设备购买等提供财政专项补贴，以保证全国诚信体系建设进度基本保持均衡。

2.加快诚信体系建设立法，完善诚信法律规范体系。把诚信立法纳入法律体系建设，制定“诚信体系建设法”、“公平使用信息法”等基本法律，把政府、企业、个人的诚信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加强诚信规范与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制定与诚信体系基本法律相配套的法规制度，确定诚信体系建设的专门机构，明确相关部门的协助职责范围；规定必须开放的数据源、监督机构的责任；合理界定保密范围，政府部门、企业等机构和公民必须依法提供的数据种类，提供不真实数据的法律责任：根据不同用途和不同对象分别规定信用体系查询申请程序、途径方法、收费标准等，扩大诚信体系在公共管理和市场交易中的使用范围；规定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信用权的保护，规范信用信息采集、整理、储存、使用等行为，防止非法侵犯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建立合理的奖励和惩罚制度，采取“黑名单”、不良信息记录等措施，构建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提高失信成本和代价，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鼓励和支持守信行为，在政府采购、纳税、银行信贷、公共服务等活动中优先使用信用良好企业的产品，给守信者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让守信者切实享受守信的实惠和好处。

3.提高信用数据库建设质量，积极推进诚信信息共享。要加快信用信息国家标准化建设，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负责，制定诚信体系数据源国家标准，将人民银行、工商、税务、海关、商务、质检、公安、法院、财政等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公共服务机构掌握的企业和个人信用数据规范化，并逐步将其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形成完整、科学的信用标准体系。采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大力支持软件企业从事信用数据库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形成大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库产品，减少对国外数据库技术的依赖，尽量不使用国外企业的关键技术和产品，以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加大信息共享网络建设和研究，提高数据库关联查询性能。由国家诚信体系专门机构协调人民银行、工商、税务、海关、商务、质检、公安、法院、财政等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建立信用信息协商交流与对比分析机制，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为重点，推动信用信息的相互查询、校验、补充和更新，积极推进跨部门跨地区市场诚信记录信息共享。

4.加快诚信政府建设，规范政府在工程建设领域的行为。政府在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将全能政府切实转变为有限政府，明确政府投资的范围，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目标，不断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水平。要努力提高工程建设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多征询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克服决策的随意性、盲目性，减少和避免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带头做执行法律的典范，不能以破坏法律制度规定为代价弄虚作假要资金、争项目、抢进度。强化工程建设领域政务公开，在不违反保密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着重抓好权力运行关键部门、关键部位和关键环节的政务公开。拓宽公众监督渠道，不断扩大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政府各部门要经常运用诚信体系建设成果防范和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不断推进监管体制改革和创新，提高工作效率和监管水平。要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促使各级各部门言必行、行必果，加大对不讲诚信、为政失德的干部责任追究力度，严肃处理违法违纪失信干部。

作者：蒋来用

信用和诚信比较论文 篇2：

论出版诚信对出版信用的支持

[摘要]在一般语境中，人们对诚信和信用的理解基本相同，但研究出版实践中的诚信问题·则有必要对二者差异进行区分。本文基于诚信和信用的不同价值蕴涵和主体期待，阐述了出版诚信对出版信用支持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可行性。

[关键词]诚信}信用；出版诚信；出版信用

[文献标识码]A

诚信，即诚实守信，主要是指个体道德品质的忠诚、负责等；信用，简单的说，就是能够取信并使用。《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在现代汉语里，信用意味着可以相信、信任、可以往来——包括利益关系的产生和存续。出版行为中的诚信与信用指在出版过程中出版主体(出版人和出版企业)与出版行为相关人发生关系时应遵循的诚信准则和信用规范。

在一般的语境中，人们对诚信和信用的言说基本是同义的，其所指向的对象也没有差别，其所期待的结果也基本相同。但是，这只能说明诚信和信用具有天然的联系，而不能反映二者的差异。弄清楚诚信和信用的不同之处，才能真正搞清楚诚信作为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独特性、适用性和建设方向。

一、出版诚信对出版信用支持的必要性：

出版诚信与出版信用的差异

出版诚信与出版信用的不同不是基于出版规律而是基于诚信与信用的不同价值涵蕴和主体期待。

1.出版诚信与出版信用的内涵不同

“诚信”的涵义是诚实，守信用。这里可以延伸出诚信的两个含义：第一，诚实。要求人与人交往时说真话，向别人传递真实信息，实事求是，不掩盖或歪曲事实真相；第二，讲信用，遵守诺言。

信用是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它主要指向经济交往，其表现形式就是契约或合同。信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用指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参与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具有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践约能力，既诚实缔约，又积极履约。狭义的信用特指受信方在特定时间内所做的付款或还款承诺的兑现能力，是金融信用。

由此看来，诚信主要指一种道德准则，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它强调“诚”于心而“信”于言(口)，主要指向主体的主观道德品性和内在动机；信用则主要是一种交易规范，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主要指向交易双方对契约的践行能力和意愿。

具体到出版领域和出版行为，出版诚信即是指出版人在出版活动中所表现的道德准则和内在品性；出版信用则是指出版人对出版合同的践行能力和意愿。

2.出版诚信和出版信用的主体及其表现不同

出版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它主要以个体为主体，是出版人的道德品性。其基本表现是“心诚而言实”并且是言必信、行必果。因此，表现在内，即忠实于“良心”，心中有信仰而意志坚定，决不为外在利诱所惑。其表现在外，即讲信用、守诺言，言行一致，对他人负责。这种道德品质表现在个体身上具有偶然性，一方面，不是每个出版人都会具有相同的诚信品质，我们必须承认，在出版领域，人们的道德境界是千差万别的；另一方面，一个人也不是在出版行为的所有方面表现为诚信，由于出版行为所涉及的关系比较复杂，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对象，所表现的诚信品性可能是不一样的。

信用虽然表现为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体系，但具体到出版行为，出版信用的主体一般指出版企业，因为只有出版企业才能与合作关系人签订具有信用要求的契约。信用是合作双方共同意志的反映，契约是这种共同意志的制度化。契约的签订只能表明双方对信用的尊重，但能否履行契约，一方面靠出版企业的能力，另一方面则依赖出版人的诚信水平。出版信用作为一种公信用并不关涉出版人的私信用问题，但从根本上关涉出版人的诚信问题。

3.出版诚信和出版信用的支持机制不同

作为个体道德人格的诚信其内在的支持机制是良心，其外在的维护机制是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美国经济伦理学专家里查德·狄乔治在《国际商务中的诚信竞争》一书中指出：“诚信行为并不在于考验一个人如何阻断干犯禁之事的可能而保持留在界限的可容许行为这边。诚信行为超出满足道德的最低限度；它自觉自愿并故意将行为处处与道德规范一致起来，因为人的行为是受人支配的。诚信行为要求人作自觉的选择，因为人的行为符合人的原则。”因此，个体的诚信品德在人之为人的层面上具有本体的意义，如果不是出于良心的自觉自愿，则诚信就不是作为个体美德的诚信了。除了个体良知外，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对于个体德性的维护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最终取决于个体的内心对诚信美德的真正认可和接纳。故，诚信属于个体自律的范畴。出版诚信是落实于出版人个体的品质，没有个体良知的支持，就无所谓出版的诚信；相反。如果失去出版人个体的诚信良知，一些为追逐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不健康出版就会出现。

从根本上说，有关出版的各种法规和出版企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都在于保障出版信用的落实。因此，出版信用缺少了它们的支持就是不可能的。这种支持的力量在于制度性的规范力度，是一种外部的约束，是他律的。出版信用要求出版人出于对规范的遵守而履行承诺，规范的要求与主体的德性没有一一对应关系，或者说，规范要求不一定会内化为个体的自觉。只要出版人个体不是有意违反规范，那么这种出版信用就可以得以成立。

上述可知，出版诚信和出版信用作为出版行为的规定性，前者更表现为动机，而后者更表现为结果。具有出版诚信，不一定能达到出版信用的结果；而满足了出版信用的要求，也不一定具有出版诚信的品质。因此，在出版行为中，我们不能把出版诚信与出版信用相混。既不能把出版诚信建设等同于出版信用建设，也不能把出版信用建设等同于出版诚信建设。从历史上看，我国对诚信的推崇源远流长，诚信一直被视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松对信用的建设。同样，信用的要求不等于对诚信提出的要求，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针对性地研究人们诚信品质的变化及其与信用之间的联系。

二、出版诚信对出版信用支持的

可能性：出版信用伦理的建构

培养和完善诚信道德需要从自律和他律亦即从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两个环节着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诚信建设都只能是“德治”，而不能是“法治”。信用既然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有时间间隔的一种特殊的价值运动，因此，信用度就不能仅凭一次交易进行判断，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逐渐积累的过程，经过信用调查或资信调查(征信)、信用管理、信用评估、信用监督的全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不能给他人提供相对正确的信用或者准确了解他人的信用。因此，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制度和法律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信用的建立和维护机制而言，信用主要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础上的正式制度，当然，一定的正式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观念、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所以，信用的建立也需要诚信观念和诚信意识。换言之，信用

的建立不仅要求建立健全各个方面的法律，也要加强诚信道德的建设，是“法治”和“德治”的统一。如此，基于二者的联系，我们可以提出出版信用伦理的建构。

所谓出版信用伦理，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出版行为所涉及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要求和道德规范，是处理和评价出版行为各个环节的伦理理念、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从根本上反映了建立和达成契约关系或交往关系的出版行为涉及对象对契约和诺言应当持有的道德立场和道德态度，其基本内容就是讲“信誉”或恪守诺言或兑现承诺。休谟将信用视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道德律之一，它同样适合于作为文化生产和传播部门的出版企业。出版信用伦理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精神，这些精神都是以诚信为核心的。

(1)出版信息的真实。所谓“真实”，即公开、透明、不隐瞒，不提供假的信息和资料，不误导、迷惑对方。在出版行为中，某个出版主体不可能完全做到信息资料的公开和透明，但是，哪些信息和资料需要对方知道却是大体确定的，特别是在长期的合作交往中，双方都做到诚实是很有必要的。“真实”虽然用来描述信息和内容对客观的符合和一致，但也可以成为一个表述人的基本德性和精神状态的道德范畴，“真实”的精神曾经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被提到很高的地位，即儒家所说的具有本体意义的“诚”。朱熹认为，诚即真实无妄，是人事的当然。基于这种天人合一理念上的“诚”就把天道之实在落实到人，构成人的身心合一和内外合一，上升为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从“不诚无物”到“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确立了诚在人的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在《礼记·大学》中，“正心、诚意”被视为儒家伦理核心理念系统“八条目”中的两个关节和德目。与出版行为相联系，说到底，具体到一本书的出版，从开始策划到利润核算都是人的行为，个人在出版行为各个环节中的诚实即整个出版企业的诚实，出版企业的诚实守信必然通过个体在出版行为的表现而得到表现。

特别是当“真实”被用来评价一个出版企业对待合作伙伴的态度时，它对企业整体信用精神的指涉意义就远远高于对个体德性的指涉。

(2)言行一致。“信”，《说文解字》说：“诚也，从人，从言，会意。”看来“信”本身就有诚实的意思，强调说话算数，说到做到。在中国语言中，“信”字用来表达处理和评价人际关系和交往的几率是很高的，由于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关系背景下，“做人”和“做事”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信之伦理要求同样适合处理由人做中介的“做事”范畴。出版行为交往是出版企业和合作者间直接的信息的交流，这种交流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全方位的，它虽然超越了个体之间的你来我往——特别超越了其中的情感交往——但，个体之间的信用、信任同样可以延伸到企业之间。这种“信”在时间上表现为对对方的长期的和历史性的肯定性认识，空间上表现为对对方的积极而整体的把握。

信是出版交往中的基本规则和道德要求，但是这种信不是两个合作者间的简单的互守承诺，还应该在更高的标准和准则要求，而不是无原则的守信。即“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信的品质在于用诚实的态度完成义举，是成就“义”的。所以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出版某一部书，签订某个合同，要不要守信，应用“义”去判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那些违背出版法律和政策、对国家、民族和读者的可持续发展无益的出版行为应该加以自觉抵制，任何出版企业都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讲信用的前提。

(3)善于承担责任。“意志薄弱的人很难做到真诚”，而一个讲究诚信的出版企业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道德担当的勇气。

信用反映了出版行为合作者之间的义利关系和双方的义利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商品的物化文化造成了人们间的虚伪和伪善，真诚和信用成为不可求的东西。“真诚是一种心灵开放。真诚的人在现实中十分少见，而通常我们所见的所谓真诚，不过是为了赢得别人信任的一种掩饰。”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进行企业运作的出版者来说，对真实和信任的追求永远是各种社会形式下人际交往和企业合作的价值追求。信用不仅来自双方相互承担责任，而且承担责任本身被视为守信的表现和要求。特别是在面临利益受损、利润缩水和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而造成客观损失的时侯，主动承担责任无疑是展示自身信用的最好时机，也是巩固企业信用的必然选择。

善于承担责任的另一意义是，作为文化传播的专业企业，出版单位有着为社会提供健康读物、出版优秀文化的社会责任。对这一责任的承担，彰显了出版企业对自身美誉的维护。

信用伦理的提出的必要性在于可能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存在风险。儒家处理人际关系，对父母为孝，对君主国家为忠，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为什么对处理其他社会关系或者在人际交往中不言“信”而专门对朋友的关系约之以“信”呢?孔子等人已经看到，没有任何天然或者外在力量作基础和保障的朋友之交，是存在风险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即在企业行为中，合作的双方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存在是企业讲信用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因为要讲信用，使出版企业作为文化制造和传播的精神生产部门的信用伦理具有不同于个人和其他性质的企业的社会意义。

三、出版诚信对出版信用支持的

可行性：寻求融通之途径

出版行为是在社会中实现的，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以各种实体的社会关系为依托，因此，出版行为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此意义上，出版信用伦理也存在着各种制约因素。但作为出版诚信的建设，其能动性发挥作用的地方往往表现在制约之中寻求对出版信用支持的可行途径，从而彰显诚信品德的主体功能。

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性的经济，它需要并创造着社会中个人的人身独立和理性思维的独立自主。由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市民社会在“物”的层面上将全世界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网络化、信息化的推动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极大的扩展和深化了，所以，这种普遍联系使各个各级交往主体之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变得越来越具有可能性和确定性。因此，信用也就具有了更加广泛和必然的意义。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为不同的出版企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提供无限的空间，从而促进了出版企业的全面和立体发展。在经济交往、交流、互动中可以更容易生成或展现属于出版企业共同性的东西或方面，并在此基础上，为信任的产生和存在提供更加厚重的背景。资本为求得最大化的收益，必然寻求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这有利于信用制度的产生。

但是，市场经济的本性决定了出版行为中的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上升为主要的内容，这存在对出版企业之“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原则冲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现实的出版行为中有可能表

现为实际的只顾经济效益的冲动。第一，出版企业有可能为了自身眼前的经济利益违背相关出版法规和伦理准则，而背信弃义；第二，合作的双方出版企业有一方可能会对另一方提供虚假信息或采取欺骗行为谋求单方面的经济利益而违背信用原则。

我们会发现，在经济的信用制度之外，在出版企业的交往之中，还存在着信任的真理性和信任的价值观的矛盾。由于合作伙伴的经常性交动、社会偶然因素对出版行为干涉的不确定性等的影响，对一出版企业是不是讲信用、是不是守信的评价依据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合作双方在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合理的前提下，如何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取得信任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无疑，在出版行为的信用制度大行天下的时候，进行出版诚信的教育会在出版人个体的良心上起到某种增加耻感的作用，从而转变为人们的信任理念和观念形态的信用，但其中的内在转换机制却是各个出版企业自身必须努力解决的。

第一，出版诚信是出版人出于义务之心对经济合同、契约和承诺的践履，是尽自己的责任，并且把这种尽责的精神和做人的原则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出版诚信指向的不是因为害怕蒙受经济和名誉损失而对约定的遵守和守信，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

第二，出版诚信是出于信念、信仰和信心的实质理性，它要求行为主体不会因为契约签订前后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动摇对契约和承诺的遵守，即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因此，它不是一种博弈的结果，不是一种工具理性，虽然，它并不排除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第三，出版诚信是不可度量的，但是可以进行评价并且是可以把握的。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是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的统一。在实际的出版行为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迅速变化，有可能使原来的承诺不能兑现，但是这不能表明出版人出版诚信的缺少，相反，对承诺的一次甚至多次兑现也不能得出出版人在伦理方面的可信度很高。可以这样说，经济契约和合同甚至承诺的责任是有限的，但是出版诚信所指向的责任却是无限的。

当然，这种经济信用伦理要求的“诚实守信”与作为传统意义上或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交际伦理要求的“诚实守信”，其内涵意义有很大差异。其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后者是个人对所交往的朋友而言的，而作为出版信用要求的“诚实守信”则是出版企业或出版人对一切顾客和消费者甚至是所有天下人而言的。具体说来，“诚信”作为出版行为的内在要求，在正面意义上是要求出版企业或出版人及其信息传播委托人向顾客和消费者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并尽可能避免误传和误导；在反面意义上则是要求出版企业或出版人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误导或欺骗，诸如对产品与服务不作不真实的描述，不做误导性广告，不歪曲有关研究数据，不做虚假的有关公司业绩的报告等。而“守信”作为经济伦理要求，用准则性的语言表达便是“尽可能兑现承诺，不食言”，其实质是要求出版企业或出版人严格履行在广告或契约中承诺的有关义务，能够对自己的言行承担经济责任。可以说，“诚实”是准确信息的德性之源，也是信任的基石，而守信则是建立和保持信用的根本所在。

历史和现实进一步表明，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就愈要求人们诚实守信。诚信不仅具有伦理价值，而且具有功利价值。诚信作为一种伦理价值在没有市场经济以前是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市场经济产生之后，对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的建立必然是把这种伦理价值纳入其中，从而使市场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信用经济，诚信的伦理价值也就相应地构成信用伦理的本质所在。

出版诚信对出版信用是互为基础的。一方面，出版信用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总是凭借制度的强制力来保障而成为舆论、习俗，然后依靠自律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出版诚信又为制度性的信用提供了信念基础，没有立足于以诚实守信的义务感为核心的自律性的基础上，制度信用的强制能力、强制效果会相当有限；制度是“心法”的外化，制度的合道德性而非强制力，是制度信用有效的内在力量。出版信用与出版诚信是相互补充的。出版信用以其强制性、稳定性、统一性弥补了出版诚信存在主观性、或然性、差异性的不足，出版诚信则可以在制度尚未健全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以其灵活性与先行性弥补出版信用在机械性、滞后性、不完全性方面的不足。出版信用与出版诚信是相互转化促成的。市场经济愈发展，出版诚信就愈是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被制度化，而出版信用在成为社会舆论、行为习惯后，就会转化成为人们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行为，同时，以制度充分保护人们的眼前利益，能增强人们在道德上相互信任的预期，而依靠人们在道德上的相互信任，又可以大大节约出版过程信用的实施成本，提高制度的效能。所以，重建出版信用，应同时从制度建设与诚信建设两方面实施。

作者：陈宏平

信用和诚信比较论文 篇3：

浅谈国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社会信用体系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改善信用环境的保障。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被称为“征信国家”。分析征信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为我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步伐。

一、背景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改善市场信用环境、降低交易成本、防范经济风险的重要举措，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将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国务院及相关部委也分别在不同文件中，进一步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行業信用建设的工作要求。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初步构建起社会信用体系的总体框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各个城市先后将出台了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方案，各个城市都在机制、制度、管理、产业等方面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全国大部分省市的社会信用信息化建设正在逐步建立，大部分省市都建立了“诚信网”等在线信息系统，加强信用体系的宣传和培训，方便公众查询信用信息，增强面向行业领域的服务应用。走得比较靠前的城市，则建立了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完善社会信用的应用体系。

二、征信国家信用体系建设模式

征信国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方面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各国国情的差异决定了模式的不一样，主要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模式、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市场主导的建设模式，又称民营模式，这种模式特征是第三方征信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归集、整理、加工法人和自然人的信用信息，为信用信息的使用方提供服务。在这种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起到促进信用管理立法和监督信用管理法律的贯彻执行作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北欧国家采用这种社会信用体系模式。

第二种是政府主导的建设模式，又称公共模式，这种模式是以中央银行建立的“中央信贷登记系统”为主体，兼有私营征信机构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央信贷登记系统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全国数据库网络系统，直接隶属于中央银行，中央信贷登记系统归集的信用信息数据主要是法人和自然人的信贷信息。该系统是非盈利性的，系统信息主要供银行内部使用，服务于商业银行防范贷款风险和央行进行金融监管及执行货币政策。据世界银行统计，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七个国家有公共信用登记机构，即中央信贷登记系统。同时，除法国外，其他六国都有市场化运营的私人征信机构。

第三种是混合型模式，这种模式是指既有以盈利为目的民营模式，又存在不以盈利为目的公共模式。日本由行业协会为主建立信用信息中心，为协会会员提供自然人和法人的信用信息互换平台，通过内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归集和使用信用信息的目的。这种协会信用信息中心不以盈利为目的，只收取成本费用。 同时日本也存在帝国数据银行和商工调查公司这样的商业公司，以盈利为目的提供信用服务。

不同模式的社会信用体系各有优势和不足，“公共模式”有利于保护金融系统的信息安全，能较大程度地保护个人隐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数据库的覆盖面广。其不足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对建数据库的投资较大，维护系统运转的成本较高；市场化运作空间较小，服务范围有局限；不利于将不同类别的信用信息整合并渗透到社会更多方面，对扩大全社会的信用规模，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民营模式”的长处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空间较大，服务范围广，有利于为降低更大范围的社会信用交易风险提供信用调查和咨询服务；具有保障征信企业投入产出实现良性循环的机制；对信用市场的渗透率较高；对扩大信用规模，进而带动需求增长的作用明显；政府财政不需投资，能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民营模式”的不足在于：美国的现有征信模式是经过较长时期的市场竞争、淘汰和市场整合后形成的，对于后发性国家来说，难以在较短时期内形成覆盖范围广、市场占有率高的征信机构；不仅时间要求长，而且激烈的竞争还有可能导致同水平的重复投资和社会资源一定程度的浪费。同时，“民营模式”对法律环境和执法水平要求较高，否则有可能产生滥用信用信息资源和侵害消费者隐私权的社会问题。

二、國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综观发达国家的三种建设模式各有优缺点，我们应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及征信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采取适合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上海、深圳、浙江和辽宁等地市相继开展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各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

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个人征信服务为起点，通过第三方征信机构建设企业和个人联合征信系统，为信用信息的使用方提供服务。基本建成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主要框架和运行机制。

深圳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由政府授权委托民营公司筹建，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由政府、人民银行、相关会员单位和筹建公司共同参与建立深圳市个人征信和个人资信评级体系。先内后外的对外提供服务，公司的运营过程由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监督委员会负责。

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由政府部门主导，同时建立个人征信和企业征信体系，采取政府投资建立国有独资征信公司，按照市场化机制运作，向参加联合信用征信体系的会议提供服务，联合征信体系的运行由政府负责监督管理。

辽宁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同样由政府部门主导，同时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信用体系。由政府部门归集各部门数据并建立信用数据库，建立信用服务平台，制定各项规章、界定信息采集范围，规定信息公开范围，保障信用信息安全使用，并为政府、信用主体、专业机构提供信用服务。

三、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选择

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政府主导的，现阶段主要由各政府部门和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归集自然人和法人的信用信息数据。企业征信方面有中诚信和上海资信等传统的征信公司。个人征信目前除了人民银行之外，还有一些民营的互联网征信公司，如芝麻信用、腾讯征信、前海征信、鹏元征信等公司。我国未来会形成三大征信模式，一是金融征信中心，以人民银行为代表。二是商业征信中心，以芝麻信用等为代表。三是行政征信中心，就是把政府的公共信用信息用于征信。

从长远来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依赖于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通过政府部门归集相关信用成员单位的信用信息，形成统一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并逐步实现信用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由社会组织或者有资质的企业承担。充分利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优势，构建合理高效的社会信用服务体系。

作者：汪疆平 刘继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