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基石，是党增强抵御风险和防腐拒变能力的法宝。目前，党内民主法规体系中还缺少一部具有总纲领性的《党务公开条例》。加快制定党务公开条例，是党内法规体系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迫切要求，为此，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有序公开和必要保密相结合、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相结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党务公开实践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党务公开实践分析论文 篇1：
三个体系下广东省高职院校党务公开初探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广东省高职院党务公开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探讨了三个体系下党务公开的意义及三个体系对党务公开的作用。提出了三个体系下推动党务公开，既是新时期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必然选择，也是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内在要求，是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工作思路、工作重点的一次重大转变。
[关键词]高职院校；党务公开；三个体系
截至2012年4月，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广东省高等学校数量共120所，其中高职高专院校有80所，占到总数的2/3，如何按照要求推进党务公开工作，增强党务公开工作的透明度，把师生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校园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和智力支持，已经成为当前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新课题。
一、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现状
2006年，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在全省高校党组织推行党务公开工作的通知》（粤教工委〔2006〕14号）这标志着广东省高校开始全面推行党务公开，全省高职院校迅速响应，积极推进党务公开的进程，已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一）成立组织领导机构，确立党务公开的目标
当前，全省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已制定了党务公开实施办法，成立了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和监督小组，负责本校党务公开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高职院校党务公开领导小组一般由学校党委书记任组长，副书记任副组长，成员由党委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并设立党务公开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党务公开的日常工作。党务公开监督小组一般由学校纪委书记兼任组长，纪委副书记任副组长，小组成员由纪委委员、工会负责人组成，负责对本校党务公开工作进行监督。通过设立党务公开领导和监督机构，为高职院校进一步做好党务公开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通过推行党务公开，高职院校努力建立和完善学校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和党内民主监督管理制度，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得到有效执行，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得到加强，党内事务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党组织和群众沟通渠道更加畅通，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得到保障。
（二）明确党务公开的内容
推行党务公开，明确党务公开的内容，各高职院校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其他党内法规要求公开的内容以及本单位党员、群众关注的党内重大事项和热点问题，只要不涉及党内秘密的都纳入公开的范围并结合本校实际工作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如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党委把本校党务公开内容分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全局工作和中心工作、干部和人才工作及群众工作等七方面任务，并将每个任务具体分解为若干个主要内容，根据主要内容确定公布的时限、形式、牵头单位及监督单位等。
（三）规范和强化党务公开的管理
各高职院校通过规范党务公开的类型、程序、时限及形式，从而确保党务公开的成效。
1.确定党务公开类型。依据内容，将党务公开类型分为法定公开、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等三种类型。规定党内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要予以法定公开；各高校党组织制定的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事项，要予以主动公开；对于党员、群众要求公开的事项，经党组织研究，认为可以公开的，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的方式公开属于依申请公开。
2.规范公开程序和时限。党务公开按照提出、审核、公开和反馈的程序办理，形成一套严谨、刚性的规范程序，使得党务公开程序规范，持之有据，保证成效；在公开的时间上，根据党内法规制度的规定和公开的内容事项不同，实行定期公开和随时公开，确保公开时间及时，公开时限合理。
3.党务公开的形式多样化。对于适合在一定范围的党组织内公开的内容，采取以党内有关会议、文件通报等形式进行公开；需要向社会公开的内容，采用党务公开栏、电子触摸屏、新闻发布会、广播、电视、报纸刊物、意见箱、公开电话或互联网等现代化的手段进行公开。各高职院校还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其他有效的公开形式，方便广大师生党员、群众了解情况，加强监督。
二、高职院校党务公开面临的问题
广东高职院校自推行党务公开以来，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也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加以改进。
（一）高职院校党务公开基础薄弱
党务公开作为党的组织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这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党务公开指明方向。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高职院校党务公开是自上而下的，在公开过程中，只注重学院党组织愿意公开什么，忽视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需要什么，因而当前各高职院校党务公开基础薄弱。
1.认识上的误区阻碍党务公开的推进
推进党务公开，首要的环节就是要求学校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民主意识，深刻认识推进党务公开的重大意义。目前有些高职院校在面对党务公开问题时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大同小异，认为有政务公开就行了，党务工作主要是党内事情，涉及党内机密，不便公开，也没有必要公开等等。这些观念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党务公开的推进。
2.操作形式化抑制党务公开的进程
有些高职院校在推进党务公开过程中认为党务公开操作上就是走走形式而已，对党务公开工作仅仅是摆样子，应付了事。出现了公开一般事务多，公开实质性问题少；公开结果多，公开依据少；公开重要决策、评优评先的结果，不公开依据；还有的公开成绩多，公开问题少；不及时公开、答复和处理群众提出的问题等情况，党务公开流于形式。实际上，还有部分院校很少向党员通报党务情况，甚至连党费的缴纳和使用都不向党员公布。显然，操作上的形式化抑制了党务公开的进程。
（二）党务公开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
科学的制度是党务公开的保证，尽管各高职院校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的要求，制定了本校的党务公开实施办法，但是相关的配套制度不健全。这包括：1.缺少责任追究制度。各高职院校只明确学校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为党务公开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但未明确责任追究；2.缺少考核制度。没有把党务公开工作纳入学校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没有将考核结果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评优创先、提拔使用结合起来；3.监督制度未落到实处。尽管各高职院校成立了党务公开监督检查小组，但是没有将监督制度落到实处，对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范围、效果等监督检查流于形式；4.评议制度需健全。党务公开工作应广泛征求和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使之不断改进，形成特色鲜明、简便易行的党务公开成效评价体系。
（三）缺少现代信息技术的助推，党务公开吸引力差
在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让更多的党员、师生参与党务公开，以增强党务公开的吸引力这对党务公开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各职院校利用网络技术推进党务公开的意愿却显得不是那么强烈，课题组对全省80所高校网络推广党务公开进行了调查，全省只有11所高职院校利用网络助推党务公开，比例仅占13%；然而这11所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网站功能却有较大局限性，表现在：（1）党务公开在线利用服务功能差，这11家党务公开网站内容多是基本信息和新闻、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在线利用服务的功能比较弱；（2）党务公开网站宣传力度不够、访问量有限、效果不佳，宣传力度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3）有的网站连接性差，往往打不开，网站和网站之间互通性不够，有的网站由于设计的容量不够，往往对过去重要的信息进行处理，反映在网页上多是近期的信息，缺乏信息的连续性等。
利用校园网推广党务公开尚且存在着不足，那么利用学校博客、微客、论坛等师生员工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党务公开就无从谈起。缺少现代信息技术的助推，党务公开的直接性、广泛性、及时性和互动性差，使得党务公开的吸引力差。
三、三个体系下高职院校党务公开意义
三个体系下推动党务公开，既是新时期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必然选择，也是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内在要求，三个体系下党务公开是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工作思路、工作重点的一次重大转变。
三个体系下党务公开就是要努力构建党务公开的信息资源体系、党务信息的公开利用体系和党务信息的安全保障体系。其中信息资源体系是基础，公开利用是目的，安全体系是保障，三个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科学体系，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一）三个体系对高职院校党务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个体系下推进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既是基于目前高职院校推进党务公开实际情况的需要，也是不断满足广大师生员工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的必然结果，因此高职院校要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增强发展能力、提高发展质量，在三个体系下推动党务公开就要大力推进思路创新、内容创新和途径创新。
（二）高职院校党务公开是对三个体系的具体实践
三个体系下推进党务公开，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8000多万党员组成的具有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党，党员是党的主体，即党的主人，在党的建设、党内民主及党的一切活动中处于自主、积极、主动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党员既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又是党内民主的主体。因此，党员在党内生活中所处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党员必须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党内事务，主动行使权利，只有实行党务公开，才能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实现广大党员全面发展的目标。
保证信息安全全面协调发展是三个体系下推进党务公开的基本要求。信息安全是全面推动党务公开发展的保障。党务信息资源体系、管理体系、利用体系和安全体系均要全面推进，忽视任何一个，党务公开就无法健康顺利发展。推进党务公开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消除长期以来在人们思想观念上形成的党务工作神秘感，另一方面仍要进一步明确党务公开并不意味着不遵守党的保密纪律。
统筹兼顾是三个体下推动党务公开的根本方法。应该主要统筹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务管理职能和信息保管利用两种职能的关系，正确处理党务公开与保守党的秘密的关系即既要抓好党务信息资源的开放利用，又要抓好各种秘密和涉及隐私保护；既要抓好运用网络、计算机等信息载体做好党务公开信息化的公开，同时要注重保护好传统纸质载体党务信息的安全；二是党务公开与其他工作的关系，如与校务公开、学校教学管理等工作的关系；三是三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做好党务信息资源体系建设，把党务信息的征集坚持人事物相结合，逐步转向以人为主；在收集方面坚持集中与经常相结合，逐步转向经常为主，在公开利用手段上坚持传统方式和现代手段相结合，逐步走向以现代手段为主，在服务对象上坚持为学院管理和党员群众相结合，逐步转向以广大党员群众师生员工为主，在服务方式上做好积极主动公开服务；在保密安全上坚持实体安全和信息载体安全等。
四、三个体系对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作用
（一）实现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思路创新，必须树立三个体系的理念
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思路创新，三个体系的理念是动力，同时它又将在党务公开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实践必将证明资源体系建设是推动党务公开的必由之路，公开利用是推动党务公开科学发展的根本，而安全体系是推进党务公开的基本保障。
（二）实现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内容创新，必须树立三个体系的理念
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内容创新，在三个体系的指导下应该树立大信息的理念，一方面是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举措及各项重大活动，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全校党员公开或向广大师生员工公开；另一方面各高职院校党组织应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具有特色、切实可行的党务公开细则，提出本级党组织党务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时间、范围、责任和要求，避免党务公开“一锅煮”“、一刀切”的现象，使党务公开做到指导到位、规范到位、落实到位。
（三）实现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途径创新，必须树立三个体系的理念
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的途径创新，在三个体系的指导下，必须树立大服务的理念，一方面要优化党务信息资源的结构，坚持以人为本，要将涉及广大党员和师生员工利益的热点、敏感信息敢于公开，积极主动公开；另一方面改变当前党务公开手段落后，载体单一的局面，利用现代化、信息化、电子化等先进的手段，创新党务公开的传播途径，将党务公开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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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2011年党建研究课题《三个体系下广东省高职院校党务公开研究》（编号：GZZZB10）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飞（1979-），男，汉族，陕西安康人，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馆员，从事档案信息化建设、信息公开研究。
作者：杨飞
党务公开实践分析论文 篇2：
《党务公开条例》制定问题刍议
摘要：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基石，是党增强抵御风险和防腐拒变能力的法宝。目前，党内民主法规体系中还缺少一部具有总纲领性的《党务公开条例》。加快制定党务公开条例，是党内法规体系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迫切要求，为此，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有序公开和必要保密相结合、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相结合。在实践路径的探索中，要注重夯实党务公开的舆论基础，加强党务公开制度配套体系建设，处理好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间的衔接，借助新载体推动党务公开的现代创新模式建设。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务公开条例；基层民主制度
党务公开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监督的基础工作，是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切实推动党内民主科学化发展的内在动力。201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修改后将提请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党务的公开是与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经历了从地下秘密进行到逐步推进党务公开的历史演变。党内法规作为治党管党的根本依据，是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法理基础。十八大以来，根据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中央修订和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和党内制度，但仍然存在许多空白区域，亟需进一步加强相关党内法规的研究与建设。
依规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就必须加强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党内监督不能有禁区，也不存在特例，党内监督必须严格落实党务公开。目前，在党务公开建设领域，虽然出台过一些具体的制度规范，取得了明显的监督成效和丰富的民主建设经验，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层级不高、覆盖不全、系统性不强等问题，还缺乏一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党务公开领域的法规，即《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为《党务公开条例》）尚未制定，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科学发展。没有公开，就没有科学、民主、依法的治党治国，没有公开，就没有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先进性、纯洁性的保持。因此，加快研究和制定《党务公开条例》，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以党内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推动党务公开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党务公开条例的理论溯源
掌握党务公开的相关理论，是制定《党务公开条例》的必要前提。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指出，“党务公开是指党内事务的内容、程序、结果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布。”[1]934总体来看，党务公开的概念理论应当包括党务公开的基本内涵以及公开的主体、内容、范围、程序、方式、时限、问责等基本外延。在稳步推进党务公开配套制度建设的同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快制定《党务公开条例》，既是完善党内基层民主制度和党内法规制度科学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从党内文件《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向党内法规升级转化的必由之路。
党务公开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年来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组织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过程中，始终强调党内民主原则和党内公开原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2]列宁认为，“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局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3]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根本组织原则，坚持党务公开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落实的首要前提。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要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制定党内监督条例”。[4]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正式提及党内组织管理公开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党务公开的思想来源。该条例指出，“地方各级党委全会作出决议、决定，一般应当向下属党组织和党员通报，根据实际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5]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正式以党内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6]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1]39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对党务公开工作做了科学的制度设计和规范的总体规划。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党务公开，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7]2013年11月，为适应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中央首次提出“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增强党内生活透明度”。[8]2015年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用权必须透明，在阳光下运行，各级干部最好的用权方法就是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落实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的制度。”[9]2016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再次指出，“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真正使党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10]党务公开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织原则，是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前提。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我们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11] 党务公开是增强党内生活的透明度，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的重中之重。2016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修改后提请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
回溯党的历史，在武装斗争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期，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镇压状态，深陷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党务公开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基本处在地下半公开甚至不公开的状态。到革命胜利后掌握政权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随着党的自身建设和人民民主的迫切需要，党务公开已经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序推进，持续高压与常态相结合的反腐组合拳正在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党务公开制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以此来不断推动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二、制定党务公开条例的现实意义
加快研究和制定《党务公开条例》，加强党务公开的顶层设计，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时代要求，是我们党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必然选择。
1.提高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内在要求。《党务公开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务公开工作的总纲和指南，是新形势下不断适应管党治党要求的重要内容。党内法规作为政党现代化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管理的手段。近年来，中央陆续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内容涉及党内民主、组织管理、党风廉政建设等诸多方面。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是继《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巡视工作条例》《统战工作条例（试行）》《纪律处分条例》《党内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之后，完善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重要措施和内在要求。“尽管政党是结社自由的产物，但却无往不在规范之中；只有当有关规范主导着政党关系与政党行为时，政党政治才能和平、有序、常态。”[12]进行政党治理离不开政党法规的运用，尤其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导13亿多中国人民实现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民族复兴更要严格落实依规治党。为了防止党内权力集中、党外利益集团的冲击，避免权力滥用和腐败滋生，必须建立科学的党务公开条例和党务公开机制，不断提高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领导中国命运的历史进程中，党内法规在加强自身建设、引导发动群众、代替法律管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由于没有成功的范例可以借鉴，只能边走边摸索。长期以来，因为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党务公开相关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党的建设的现实需要，亟需建立科学的党务公开条例，积极探索科学全面的党务公开程序和方法，以不断适应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的内在需要，使其朝着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2.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迫切需要。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取得的成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党与人民群众是一种零距离的关系，党务不公开，就是把群众当外人了。”[13]一方面，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有利于党更好地发挥其领导党的作用，通过法定的程序执掌政权，依靠民主和法制实现长期稳定的执政。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民主政体就失去了阶级基础和构成要件。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发展年代，广大人民群众一直都是我们党坚固的阶级基础和重要基石。党务公开条例是对当前党务公开工作制度的顶层设计，有利于让广大人民更好地把握党的政策和方针，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把个人的梦、国家的梦和民族的梦融合起来，投身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去。另一方面，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有利于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取得一切胜利的法宝。随着党务公开制度和实践的不断推进，适时制定《党务公开条例》，可以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之间沟通交流搭建畅通便捷的平台，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党的各级组织、党员和党的大政方针，调动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党组织决策凝聚更多的群众智慧和社会共识，以此来不断提高党的建设和党的理论的科学化水平。因此，《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可以有效调动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树立勤政爱民、廉洁奉公、高效有序的阳光政党形象，努力适应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形势的要求，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路线。
3.推进党内民主进程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选择。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基石，是党的组织良性运行的关键。研究制定《党务公开条例》，有利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国家权力、执政党、人民利益科学有序地绑定，推动廉政的实现、民主的提高、监督的运行。一方面，制定党务公开条例有助于推动党内民主化进程。党员是党的主体和细胞，只有充分保障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才能调动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党组织保持生机和活力。“党员是党的主人，是党的组织、党的生活、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主体，也是党内民主的主体”，[14]没有普通党员民主权利的有效行使，党内民主就无从谈起。《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权力加强了监督和管控，对党内生活进行有效的约束，增加了党组织的透明度，保证了党内民主清正廉洁的氛围，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制定党务公开条例有助于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发展。腐败是影响党的自身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阻碍，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难题和社会顽疾。针对腐败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纪委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5]实际上，惩治腐败并不是最终目的，预防腐败问题的产生和肆意蔓延才是制度建设的初衷和价值归宿。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手段，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党务公开配套制度的效率，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在落地环节的诸多问题。
三、制定党务公开条例的逻辑理路
党务公开是政党的政治行为，必须在既定程序的前提下，坚持一定的原则有序开展。同时，制定党务公开条例也是提高党内法规科学化水平的内在要求，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法规领域的“立法法”，保证党务公开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范围内活动。具体来说，必须坚持“三个维度”的统一。
1.法治化思维：坚持依法依规。民主和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党务公开作为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也必须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6]依法依规是制定《党务公开条例》的首要原则，是保证整个制定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运行的关键。一方面，这里的“法”泛指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国家法律体系，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一切行为活动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领导人民遵守和维护法律，同时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与之发生抵触。制定党务公开条例同样是党内法规的创制活动，在坚持党的领导、党章为本的前提下，必须严格依法制定，不得出现与宪法和法律不一致或者抵触的情况。另一方面，“规”即指党内法规和党内纪律。在《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过程中， 必须遵守党章党规，严格按照党内规章制度办事。“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17]制定党务公开条例，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提高党内法规体系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内容。只有真正把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活动纳入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的双管轨道， 才能保证党务公开工作沿着法治化方向发展，不断密切新形势下的党群关系，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合法性基础。
2.程序化思维：坚持有序公开与必要保密相结合。党务公开的范围，是党务公开条例制定的关键，关系着我们党在保障党员知情权和加强自身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范围来看，党务公开包括两部分，即党内公开和党外公开。党内公开即对全体党员和党组织内部的公开，是保障党员知情权和参与权、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党外公开即党的事务和活动对人民和社会公开，是社会公众对政党特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监督和建议的活动。党务公开，“不仅是政党整合组织内部关系的基础，还是沟通政党与社会、扩大政党社会基础和政党获得合法性的基础。”[18]一方面，该公开的要适时有序地公开，促进党内民主的科学发展。通过制定党务公开条例，保证党的社会化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将党的大政方针、施政纲领、路线政策等输送到人民群众中去，保障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以更好地巩固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同时，党内事务的公开要做到适时有序，“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等依照规定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外，都应向党员公开。”[1]934另一方面，政党是特殊的政治组织，具有特定的核心利益和政党机密，要做到必要保密。《党章》把“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作为每一个党员的八项基本义务之一， 是党的纪律和红线，不能违犯。党务公开必须坚守保守党的秘密的政治高地，不宜公开的要守好党的秘密，不能犯原则性和方向性错误。同时，也要区别对待和依规进行，根据保密期限和范围，有条件地适度开展党务公开。总之，制定党务公开条例，必须坚持有序公开和必要保密相结合的原则，任何无限度的保密和无限度的公开都会给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3.规范化思维：坚持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相结合。在党的建设过程中，任何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成熟的实践经验。也就是说，《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也必然要经历从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形成经验上升为理论、再次指导实践的过程。一方面，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保证条例对实践的理论支撑作用。“党务公开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越是这样的工作，约需要理论上的指导。”[19]建党95年来，从公开建党到党务公开，我们党已经总结了丰富的党务公开理论和党内民主实践的经验。在制定党务公开条例时，党内法规制定部门要结合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历史经验的特点优势，按照什么是党务公开、为什么公开、怎么样公开的逻辑脉络，总结并形成一套科学的党务公开的理论，包括党务公开的基本内涵、党务公开的主客体、程序、方式、范围、时限、配套制度等。只有形成了科学的党务公开的理论，掌握了党务公开的客观规律，形成科学、完备、系统的一整套《党务公开条例》，才能准确用党内法规的形式来指导党务公开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试点探索和总结经验相结合，提高党务公开实践的可操作性。党务公开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需要科学的试点探索和长期的总结经验。由于党务公开工作具有一定的秘密性和特殊性，不适宜全领域、全方位地大范围推行。制定党务公开条例，一定要结合党务公开实践的具体情况，循序渐进、稳妥推进，先试点再推广，不能急于求成、揠苗助长。如果处理不好适度适时的原则，毫无保留地公开只会给党的建设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党务公开在实践中要区别对待时限性的问题，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如定期公开与不定期公开相结合的方式。总之，《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需要科学的党务公开理论的支撑，同时还需要长期的党务公开工作的实践。
四、制定党务公开条例应当注重的几个环节
《党务公开条例》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十八大以来适应党的建设新形势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善党内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保障。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都是一项复杂的立法过程，需要统筹兼顾，同样“制定一部《党务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党务公开的范围、方式程序、监督和保障等内容，以规范党务公开，意义重大”。[20]在探索制定条例的有效路径时，应当在结合党务公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基础上，重点把握以下四个环节：
1.努力夯实党务公开的舆论基础。制度是刚性的，而思想意识是灵活柔性的。因为党务公开工作本身所具有的秘密性，部分党规部门和党规工作者对其认识不充分，很容易形成思想的误区和认识的真空。在党务公开条例制定之前，必须先突破思想意识的藩篱，跳出对党务公开的传统认识的误区，积极营造和谐的思想舆论氛围，才能确保条例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地指导党务公开工作。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务公开成效卓著，但因为缺乏制度的总体设计，党务公开在探索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认识的误区。如，一是把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混为一谈，没有认识到二者在公开主体、范围、程序、方式等方面的根本不同，不利于二者科学的发展，更不利于党务公开条例的执行落实。二是将党务公开形式主义，思想不重视，工作不积极，错误地将党务公开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三是官本位思想严重，部分领导干部抵触公开、消极应对，错误地认为公开的越多，老百姓就越不满越反对。四是认为党务公开条例与党务公开的相关制度存在重复和多余，没有认识到条例的指导性、全局性和规范性作用。《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加快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固然重要，但也必须以努力突破传统观念的藩篱、积极营造和谐的思想舆论基础为重要前提。
2.加强党务公开制度配套体系建设。制度具有指导性、全局性、规范性，是具体工作开展的指南针，是“具有约束、调整、规范作用的行动规则、程序”。[21]党内条例是最具有普遍性和强制力的党内法规，是加强党内管理和党内监督的重要保障。党内法规的健康运行需要健全的配套制度为基础，《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和执行也必须以科学完善的配套制度体系为保障。目前，党务公开制度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够，体系的顶层设计还需进一步完善。同时，党务公开作为党内民主尤其是党内基层民主的重要内容，必须建立一套不以领导人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机制，结合党内监督体系，确保各项具体制度发挥最大的制度效能。总之，无论是理论的研究，还是试点的探索，都需要在加强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不断建立健全包括党内情况反映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党员参与决策制度、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重大意见征求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党员信息质询制度等保障机制，确保党务公开制度体系框架的完整、有序、科学、高效，为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奠定制度保障。
3.处理好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间的衔接。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内在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关键。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科学、规范、全面的系统，它包括了不同层次、不同效力、不同形式的法规，而这些法规之间也呈现了不同的状态和效用，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和衔接。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是党内法规体系中位阶最高的法规。《党务公开条例》与其他党内法规之间是平行的、协同的，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发挥各自应有的法理规范和法制保障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构建工作，已经陆续颁布和修订了《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巡视工作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内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加快制定《党务公开条例》，必须正确处理已有的党内法规间的互动和衔接关系，搭建沟通和协作机制，促进工作的衔接和互动。如，《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为《党务公开条例》提供了法理基础和立法前提，为规范党务公开工作指明了方向，条例制定时必须以前者为依据，同时也要充分研究其他党内法规，避免出现互相抵触或者冲突的情况。《党务公开条例》为《巡视工作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提供了必要的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保障。只有充分做好党务公开，才能有效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严格服从中央巡视工作安排，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减少顶风作案、腐化堕落等违法违纪案件的发生。总之，条例的制定必须放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逻辑思维下，促进体系内的衔接和互动，互相借鉴并共同促进，才能提高单行党规的效率和作用。
4.借助新载体推动党务公开的现代创新模式建设。方法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好的方法是事半功倍的前提。党务公开同样也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新形势下新闻媒介等传播载体在党务公开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务公开条例》的制定必须利用大数据时代的新载体，创新传播方式方法，努力构建党务公开的现代模式。传统模式下，党务公开依靠的主要是开会议、出文件、设置党务宣传栏等，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往往存在成本高、效率低、接受差、互动弱等缺陷，影响了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快速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党务公开也应该充分利用先进的大数据平台带来的信息优势和资源便利，加快构建党务公开信息化数据库平台、党务公开信息共享平台、党务公开无障碍沟通平台等新媒介，创新党务公开的现代模式，使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直接的沟通更密切、更便捷、更流畅，有效节约党务公开的成本，提高党务公开的效率和群众满意度。通过现代技术搭建的新载体，积极探索科学、先进、创新的党务公开的现代模式，吸引更多的党员群众参与到党务公开中来，同时要不断总结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来推动《党务公开条例》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提高党务公开的现代化水平，真正把民主集中原则落地落实。
结语
党务公开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和阶级性质也决定了其必须实行党务公开。《党务公开条例》是党务公开工作的“基本法”，同时也是党内基层民主法规的“重点法”，对党内监督领域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制定党务公开条例，需要协调好与国家法律体系、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党务公开领域规范性文件的关系，准确把握好自身的功能定位，更好地发挥履行党内监督和促进党内民主的作用。同时，党务公开条例应当涵盖党务公开的基本制度，既包括公开的内容、方式、程序、范围、频率、追责等，也应该包括科学的党内上情下传和下情上达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务新闻发言人制度、党务公示听证制度、党务公开效果反馈制度、党务公开监督保障制度等等。目前，党务公开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如封建官本位思想、特权利益思想、传统党务管理思想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削弱了党的执政地位和凝聚力。因此，加快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党务公开条例》，继续完善党务公开配套体制建设，大力提高党务公开的科学性和主动性，是破解当前阻碍党务公开体制难题和观念障碍的基本遵循和法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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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
作者：马金祥
党务公开实践分析论文 篇3：
党务公开必须处理好三大关系
党务公开，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战略性工程。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党务公开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只有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才能确保党务公开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也正是十八大强调要“完善党务公开”的要义所在。笔者认为，在推进党务公开过程中应重点处理好三大关系。
一、正确处理党务公开与保密的关系
从实践情况看，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党务公开与保守党的秘密之间界限还十分模糊，从而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以保守党的秘密为由，使党务公开大打折扣；有的则以公开为名，使党的一些重要机密面临泄漏的危险。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党务公开与保守党的秘密之间的关系呢？
1.在处理党务公开与保守党的秘密关系上保持高度清醒
在推进党务公开过程中，现在各地都把保守党的秘密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这是符合党章要求和逐步推进党务公开现实需要的。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各地普遍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做法，往往人为扩大保密范围，甚至提高密级，导致党内信息保密范围过宽、保密程度过重，损害了党内成员的知情权。据对某省党委办公厅系统定密情况分析显示，该系统在一年内所确定的国家秘密事项准确率只有30%左右。换言之，在定为秘密的内容中有70%左右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公开的。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所强调的是封闭条件下的保密，而对如何从公开的角度推进保密工作还缺乏研究，因而原有的保密制度明显不适应党务公开背景下的需要。从保密技术上看，我国的保密技术和防范手段明显落后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微软的视窗系统和办公系统在我国已占据高达90%的份额，使我国对许多非法入侵及窃密活动难以防范。目前，随着党务公开的推进，间接泄密问题比较突出。有资料显示，我国目前与网络有关的泄密案件已占到各种泄密案件总数的70%左右。一些直接泄密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因有关人员保密意识淡薄、保密制度不健全、保密技术落后等原因，导致一些应该保密的内容随着信息公开而被公开，在客观上使信息公开的途径成为泄密的重要渠道。
2.多管齐下处理好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
在思想观念上，要从“能不公开就不公开”转向“能公开就公开”。在公开与保密界限的设定上，要坚持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基点。秘密不是任意界定的，定密的主体、权限及其相关程序都应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又应当是为公众所周知、认可和合乎情理要求的。只有这样，保密才能被公众所认可，公开才有其最大的社会价值。为此，未来在推进党务公开中涉及到的保密和解密问题，最好由专门机构在社会有效监督之下，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判断和仲裁。
在具体做法上，要充分借鉴政务公开所积累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其一，“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在党务公开中，要借鉴政务公开中把政务信息视为国家重要资源的理念，同样把党务信息视为党和国家的重要资源。由于资源的不同空间存在状态，决定了其作用的发挥及价值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的巨大不同。由于信息的广泛共享性、重复利用性和无限开发性，决定了党务信息价值最大化的实现方式必然是实行公开，因而除了不能公开的信息以外，应尽其所能使之公开，使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换言之，党务公开应是常态，而保密则是例外。其二，权衡成本收益，突出公开和保密的重点。党务信息的公开与保密，不仅要考量公开可能给党和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同时还要考虑保密需付出的代价。应通过利弊权衡，力避花费极高代价而获益甚少情况出现。党务信息的保密工作应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部位，突出对绝密级党和国家秘密的保护和对核心涉密人员的管理。其三，合情合理和恰如其分。“合情合理”是指党务信息的公开与保密要有法规依据，不能因强调公开而泄密，也不能借口保密而拒绝公开。所谓的“恰如其分”，就公开而言，是指应坚持最大限度、最大数量，并尽量减少灰色地带，使得广大党员群众可以尽情享受党务公开带来的便利。对保密而言，应坚持最小范围、最小数量，使不能公开的党务信息根据其内容、载体特点等选择恰当的保密方法和保密期限，使其恰如其分地得到保护。其三，制订《党务信息公开条例》等规章制度。应通过规章制度对相关信息公开主体、范围、方式、审查机制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正确处理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党务公开在各地的试点，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在各地也相应地展开了。在此背景下，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作为最重要的两种民主形式，在实践上如何协调相互关系，进而形成良性互动，是亟需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1.正确认识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党的先进性本质决定了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都应具有明确的人民性，即都要通过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来体现这两种公开的价值。同时，这两种公开总是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地区性、行业性等多元化的个性特点。从时间角度看，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和手段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总是要随着时间、地域、环境、技术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总是以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需要以及党员群众的关注需求为依据，由此形成两种最基本的公开类型：主动性公开，即党委和政府根据工作需要主动进行公开；需求性公开，即党员群众要求公开什么，党委、政府就考虑公开什么。在实践中这两种类型总是相互结合的，因而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特征。无论在党务公开进程中，还是在政务公开的推进过程中，都要始终考虑和保证与公开相伴生的安全性问题。从法律层面，要符合国家宪法或相关公开条例。凡是涉及国家机密以及受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都不能公开。从社会稳定层面，要考虑实践上的可行性。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如果对有些事件真相实行实时公开的办法，很有可能给有关地方或单位带来巨大冲击，在其还不具备应对能力的背景下，应考虑待时机成熟时再公开。但这种情况，只应成为例外，而不应成为常态。
可见，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既有区别，又具有内在统一性。这种区别决定了两种类型的公开各有其侧重点和作用范围。比如，党务公开侧重于重要决策的提出和形成过程的公开，而政务公开则注重办事过程和结果公开。二者的统一性决定了两种公开间的密切联系。推进党务公开是政务公开的延伸和发展，但同时又是政务公开深入推进的有力保证；推进政务公开势必对推进党务公开提出新的要求，但同时又能为党务公开提供技术支持。因此，可以把这两种公开统筹谋划，以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互补、互动、互促的格局。
2.切实认清当前在实践层面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存在的突出矛盾
从实践看，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要么把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混为一谈，要么两种公开严重不同步。主要有：一是以政务公开代替党务公开。有的基层组织对推动党务公开要么持抵触情绪，不愿实质性推进；要么不清楚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之间的区别，把二者完全视为一回事。其结果是，以政务公开来代替党务公开，对真正需要公开的党务工作，诸如有关人事安排，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举，有关重大决策等，大都采取避重就轻、有意回避的做法，从而导致党务公开的内容被冲淡或成为形式主义。二是以党务公开代替政务公开。表现为党务公开对政务公开采取大包大揽的做法，使政务公开缺乏相对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常因党务公开力度不够，导致政府本该公开的信息，因未能得到党委批准而不能及时公开。三是党务公开进程明显滞后于政务公开。在不少地方，政务公开早已轰轰烈烈地开展，但党务公开迟迟不能启动。这种党务工作上的不透明，也影响了政务公开的实际效果，阻碍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公开工作的健康有序推进。
3.切实在制度机制建设上确保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的协同并进
首先，要构建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协同并进的工作格局。针对当前各地公开实践中所存在的要么把两种公开相混淆、要么把两种公开相割裂的问题，今后应努力把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纳入到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的工作中去，努力形成两种公开协同并进的工作格局。比如，在公开载体上实现共享，在公开内容上实现互补，在工作部署上实现统筹等。其次，要构建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协同并进的运行模式。鉴于我国特殊的党政关系，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联系十分密切，尤其是在县级以下的基层组织中，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表现出较大的叠合性。为节约公开成本、提高公开效率，在切实保障基层党员群众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应探索开发基层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协同并进的运行模式，并借助这种公开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基层党务、政务信息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公开对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三，要构建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协同并进的制度体系。要加快探索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可由上级领导机关统一组织成立专门的督察督办机构，会同相关部门对下级政府和党组的两个公开分别开展督察督办，推动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要加快探索建立健全考核奖惩制度。上级领导机关应将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的考核分别纳入下级政府和党组全年目标考核之中，要量化标准、完善机制、严格追究责任。
三、正确处理党务公开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
实行党务公开的初衷之一，就是要纠正民主集中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偏差和变异问题。为充分发挥党务公开对民主集中制的校正功能，关键要搞好以下四个环节：
1.优化民主集中制中决策者的产生机制
要以推动党务公开为契机，通过改进选举模式，不断优化三大层级决策集体的产生机制：一是优化党代表大会的产生机制，扩大直选范围，提高直选层级。可考虑在总结近年来实践经验基础上，让党务公开在选举试点上步子再大一点，为更高层级党代表的直选积累经验。二是优化全委会或常委会的产生机制，把组织推荐与群众公认相结合。全委会和常委会是党内两个重要的经常性决策机构，其在决策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为此，必须以推动党务公开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其成员的产生机制。可在直选党代表试点的基础上，把组织推荐与群众公认相结合，扩大差额选举比例，借此以形成在好中选优的充分竞争格局。三是优化书记、副书记的产生机制，提升差额选举比例，扩大直选试点。在现行制度中，书记、副书记大多采取等额选举，致使选举的民主性、合理性大打折扣。近年来，随着党务公开力度的不断加大，包括中央层级的领导选举也在尝试引入差额机制，这是我们党内民主的巨大进步。现在不少地方的乡镇一级已开始推行党委书记直选制，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书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今后应以推进党务公开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差额选举比例，扩大直选试点范围，提升试点层级。
2.强化民主集中制中党代表大会的法理权威
在党的组织结构中，党的集体决策机构由党代表大会、全委会、常委会构成。从理论上讲，三者的领导关系和权力边界是明晰的，即党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全委会和常委会是其权力执行机关，三者的权力强度和限度是依次递减的。这种权力配置所体现的正是民主集中制中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基本原则精神。但在现实中，却往往相反。在不少地方，党代表大会并没有真正成为与其职能相匹配的决策机构，而少数人在常委会决策中垄断决策权的格局成为常态；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书记办公会之类在决策中实际发挥重要作用的非正式决策机构。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党的纵向权力关系在运行中出现错位甚至逆反。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要“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充分发挥代表大会最高决策权威的功能。
3.提升民主集中制中全委会的决策效能
上述分析表明，党代会常任制是党内民主实现的重要条件。然而，从目前各地实际情况看，全国相当多的地方及基层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在此背景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党代会的权力空间应该由全委会填补，全委会应承担重要的决策职能。但事实上，有不少地方的全委会其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而常委会事实上发挥着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和执行功能，由此导致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决策过程中并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要从根本上解决全委会的职能缺失问题，需要以推动党务公开为契机，以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为指向，对全委会的作用机制进行有效改进。
4.优化民主集中制中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具体的决策中，还要考虑因决策对象、背景和目标的不同而引起的操作技术上变化。以往，我们对于民主集中制的认识通常是“民主+集中”这样简单，由此容易导致把民主集中制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别独立的两段，其后果常常是民主集中制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事实上，民主集中制在决策过程中所体现的是一个完整的、不间断的运动过程，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辩证统一。而在民主决策实践中之所以常被割裂和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决策信息没有充分流动和共享。如果真正实现了党务公开，决策信息对任何参与决策者是完整的、透明的，那么就有可能避免民主集中制的异化。比如，在多数委员对决策事项及其背景资料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就仓促作出的多数决策，只会导致少数人专断的合法化，进而出现“以集体之名行个人专断之实”的结果。为确保决策信息的充分流动和决策者之间的充分沟通，有必要以推进党务公开为契机，对民主决策的程序进一步规范，对民主决策的规则进一步细化。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大关系只是新时期推进党务公开工作需要着力处理好的诸多关系中的一部分，其他诸如党务公开的速度与效果的关系、党务公开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等，同样也是在推进这项工作中所必须统筹考虑的。总之，党务公开作为新时期我党的重大决策，为确保其健康有序推进，必须站在新时期党建工作全局的高度，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系统科学的思维理念为统领，努力把这项战略性工程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向前进。
（作者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作者：张军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