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党风廉政的论文

近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媒体上频繁出现了众多有关“限薪令”的种种传闻,作为在企业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对此有着深切的关切和思考,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企业的角度,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作一些粗浅的理论探讨。根据词条解析,职务消费是指企业负责人为履行工作职责所发生的消费性支出及享有的待遇。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有关党风廉政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党风廉政的论文 篇1：

电视反腐倡廉节目发展走向刍议

有关反腐倡廉的电视节目屡见不鲜，然而，专门创办一档以弘扬廉政文化为主旨的电视反腐倡廉栏（节）目却难得一见。江苏盐城广播电视台于2007年下半年与盐城市纪委、监察局联手创办这样一档栏（节）目《黄海廉潮》，我有幸参与这个栏目的采编工作。截止2008年7月底，共采编、制作、播出了26档，每档10分钟。亲身实践，感悟颇多。谈几点粗浅的实践与思考：

一、责任的归位——弘扬廉政文化责无旁贷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并且把反腐倡廉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列起来，成为党的五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说明我们党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我们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和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特别是电视媒体，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快捷的到达率和深刻的影响力，理应把握时代主流，担当起弘扬廉政文化、宣传反腐倡廉的历史重任。

创办《黄海廉潮》栏目初始，我们也是有思想顾虑的。一怕信源不足，办一档栏目开了头就不能有“天窗”；二怕栏目变成“大会堂”，会议和领导活动充斥报道，观众不感兴趣而影响收视率；三怕难出精品力作，影响采编人员工作质量从而影响他们个人经济收入；四怕难组织广告，节目采制成本大，投入得不到应有回报。

栏目组带着思想疑虑反复学习、讨论十七大要求，学习省、市一系列“深入解放思想、推进科学发展”的文件精神，使我们头脑中的疑虑烟消云散，弘扬廉政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明显增强。我们决定把《黄海廉潮》作为打造名优栏目的重点，开始了全年规划和月度策划，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成立了专门的策划选题小组和采编工作班子，拟定了考核、奖惩、问责追究和荣誉、表彰的各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还在市、县（市、区）和市直机关、单位聘请了数十名信息反馈员、通讯联络员和行风监督员，真正实现了责任归位、人员入位、措施到位，为办好栏目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文化的归本——采制每档节目注重文化意蕴

我们创办《黄海廉潮》时，一开始便着力进行文化思考，明确提出“办文化廉潮”的理念，确立“浇铸情感，传承文化，超越自我，回归心灵”办栏目指导思想，并且从遴选策划选题、确定报道视角、策划报道方式和强化包装的文化意蕴几个环节入手，踏踏实实地谋求精品、打造力作。比如，第9期的《海韵廉风——滨海县廉政文化建设透视》，依据滨海目前已成为“中国书法县”、“中国楹联之乡”，“中国诗词之乡”、“中国小戏、小品之乡”的客观事实，选取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们如何有组织地开展廉政文化宣传活动的精彩画面，向人们展示滨海县廉政文化建设的独特风貌。同时，请艺术家本人和纪检、监察干部剖析廉政书画、廉政楹联、廉政诗词及廉政小戏、小品作品的文化内涵、文化意蕴及宣传教育作用。这档节目画面精美、有情有理，播出后很受广大观众好评，市纪委组织专家评审，以最高得票获得了一等奖。

电视反腐倡廉节目的另一种文化韵味，也体现它的表现形式上。第4期《勤廉示范村里故事》、第7期《射阳县惠民监察惠万家》时，在形式表现上运用说故事、加评点的方式，前者表现的是响水县老舍乡红旗村普通党员林开通化解老大难上访“专业户”与干部矛盾、推进村务公开正常化的故事；后者表现的是射阳县纪检监察干部深入贫困乡村，帮助农民解决种粮补贴款、农机补贴款、特困学生“两免一补”落实到位的三个小故事。这些故事一波三折，政策不落实都有起因，村组干部和当事人各执一词，纪检监督干部苦口婆心帮助少数民本意识不强的干部纠错扭偏，保护了群众利益。两档节目都充满了爱民、利民、惠民的民本文化思想。而且故事完整，事件极具典型，既宣传了党的惠民政策，又反映了纪检、监察干部勤廉为民的风貌，文化韵味很浓，所以播出时收视率都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三、情感的归宿——传播严肃文化也讲人性关怀

感人心者，莫关乎情。真情实感是一切电视节目永恒的主题，电视反腐倡廉节目也不例外。有“贪”就有“贿”，因“腐”就会“败”。纵观许许多多受到查处而落马的腐败分子，他们当初发迹前，也曾有过艰苦磨练的经历，走上领导岗位或进入有权部门，便忘了自己的草根情结，搞起了“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走向罪恶深渊。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电视反腐倡廉节目一方面要大力宣传惩治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宣传预防的举措。《黄海廉潮》更多的还是宣传预防，报道“防”的典型，唤起情感失衡的人情感回归。回到人的本性、本质上来，回到党纪国法的规范上来。同时，在报道“惩”的典型案例时，也要剖析少数腐败分子人生蜕变的心路轨迹，警示、警醒人们时时保持勤政廉政的形象。第12期《监督在社区延伸》，报道亭湖区在社区村居广泛建立党风廉政监督站，组织无职党员监督在职党员干部特别是在职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言行举止，选择干部提拔监督、干部交友娱乐监督、干部子女上学、就业监督不同对象、不同侧面的三个小故事，指出个别干部情感错位的不良苗头，并报道经过监督诫免后当事干部的态度和表现，唤起当事者和社会公众的良知。第13期《党代表监督在基层》，报道射阳县海通镇组织无职党代表监督村务公开、村官选举和土地转包方面的镇村干部行为。这两档节目有人物有事件有效果，而且宣传了亭湖区在全区建立74个社区村居监督站、400多个监督点的做法与效果。宣传了射阳县海通镇发挥无职党代表作用、受到省、市纪检监察部门充分肯定的做法与经验。因而也获得了广泛好评。第25期《我又站起来了》，报道东台市泰东镇周黄村党委书记费存录因受贿被撤职，然后在市纪委、监督局的关心、教育、帮助下，深刻检讨错误、痛改前非、并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再立新功受到重新重用、被提拔为镇人大副主席的故事。这档报道找到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共鸣，把中国百姓群众情感深处最柔软、最宽容、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一下子触动了。所以得到领导和观众的广泛好评。

四、审美的归真——以自身体验追求心静如水的境界

作为以弘扬廉政文化为主旨的电视反腐倡廉节目，央视和全国众多省级卫视都没有成功的范本，我们想学也无处求师拜“佛”，只好从观众对一些雷同、俗套节目的“审美疲劳”中吸取教训，以自身体验摸索、探求审美归真。第16期《礼金之害》反映一名乡科级干部因本人生病住院、女儿出嫁和老母逝世，三件家事收受属下和有求于他的人礼金。这位乡科级干部最终东窗事发，被送上法庭。采制这档节目，我们没有着意表现这位干部在三件事中收礼受贿的细节，而是请纪委审理室的同志和有关法官从党纪国法的角度，阐明收受“礼金”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定性和处理，帮助公众认清“人情往来”这种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隐藏着“权钱交易”。最后由这位当事人自己诉说他收了别人多少钱，为人家办了什么事。再由相关律师和法官指明他犯了什么法，应该怎么认定和处理。节目入点比较巧妙，叙事比较活泼，对党纪、国法的论述、开掘比较深透，给了受众明白易懂、准确清晰的法律知识和执法的信息，审美不觉疲劳，教育和警示也比较深刻。第26期《红灯适时亮起》反映的是本市大丰市万盈镇副镇长潘某收受镇政府食堂承包人价值近千元的礼品，结果被群众举报受到了市纪委的预警告诫，潘某及时退回礼品并作深刻检查，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与此例似，本市建湖县人民医院未进行公开招标就将8间门面房廉价出租，承包人又将其转让，从中赚取可观利润。市纪委在信访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找医院负责人进行信访预警告诫。医院负责人当场承认错误并主动退出两瓶高档酒和两条高档香烟。采访这档节目，我们没有让纪委、监察局有关人士出面讲述信访预警告诫这个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措施多么好，而是采取与当事人谈心的方式，通过感知、想象、体验、理解，以自身生活体验与当事人进行心灵撞碰、沟通，让他自己道出事情的缘由、经过和危害。将一个严肃的信访预警告诫节目内容，营造出当事人幡然醒悟、物我两忘、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从而既给观众美妙的审美享受，又让观众得到应有的启迪教育。■

（作者单位：江苏盐城广播电视台）

作者：施　勇

有关党风廉政的论文 篇2：

企业职务消费之我见

近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媒体上频繁出现了众多有关“限薪令”的种种传闻,作为在企业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对此有着深切的关切和思考,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企业的角度,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作一些粗浅的理论探讨。

根据词条解析,职务消费是指企业负责人为履行工作职责所发生的消费性支出及享有的待遇。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公务用车配备及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含礼品)、差旅、国(境)外考察培训等与企业负责人履行其职责相关的消费项目。

从各种媒体对此问题的关注来看,约束国企领导人职务消费的问题已经浮现,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企高管层的天价薪酬和垄断行业的平均收入问题,造成了社会心理的失衡感,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标志之一。

众所周知,在国有企业的薪酬结构中,除了正式薪酬外,还包括职务消费和兼职收入。职务消费这一块收入弹性比较大、标准不细、缺少透明度。职务消费是滋生权力腐败的温床,诸如公车私用、公务招待、公务出国三大项已被视为公害,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上升。

当官就要配车,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特色”的官场规则。而有了公车,就难免不会私用。对于领导而言,何为私、何为公,有时的确难以区分。用公车旅游,用公车办红白喜事,这种腐败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和自然,那么要打破这种人所共知的“潜规则”难度比较大。因为大凡能够成为“潜规则”的,一般都是人人恨之又人人爱之的事情。只有从源头上查找原因,采取治本的方式和方法。

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已成社会顽疾,社会公众对这一腐败现象恨之入骨,说到底,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领导者手中有权力,而他们的权力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和约束。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因此必须加强监督,通过立法来制约权力,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公车私用的实质其实是公权滥用,是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与贪污受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没有质的区别。公车的腐败问题,除了公务用车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还在于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公车配备和使用,更多的时候成了一种福利待遇,甚至是一种权力、地位的象征。遏制“车轮腐败”,它的根子在搞公车腐败的人——常常是坐在车上的权力占有者。

公务接待的奢侈浪费现象是企业长期面临的一大顽症,接待费用居高不下,导致行政成本飙升,接待制度漏洞很多,大吃大喝现象时有发生,或接待无章可循,吃喝者随意花费;或制度标准不明,操办者每每超支;或规定虽严却不执行,违反了也无人追究。于是乎,一些吃喝者有了“理”,认为吃喝事小,不必循规蹈矩;有的吃喝者胆子越来越大,陪客多、超标准、多次宴请、上名贵菜肴,外加名烟名酒,使接待费用不断攀升、居高不下。更有甚者,将违纪支出、私人花费等在接待费中列支、报销,借公务接待之名行以权谋私之实。这些问题既严重损害了企业形象,又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应当积极整治。

当前,各级各部门都在努力探索公务接待的改革办法,主要的模式有:总额控制法、货币化、半货币化等,但不管是哪种模式,都不能彻底解决接待中的种种弊端。总额控制法照样不能解决随意开支、铺张浪费、假公济私等问题;货币化、半货币化有变相加工资之嫌,且额度标准很难确定。

要解决公务接待中的种种弊端,应实行“谁办事,谁出钱”,提高差旅费补助标准,使出差者能够住得下、吃得到饭。公务差旅费和伙食补贴将实行定额包干,出差人员按出差天数领取包干费,原始发票报账的历史将结束。一是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约资金,那种“事前随意开支,事后实报实销”变成了“事前知晓开支标准,事中办事人用自己的钱,事后容易监督”;二是能够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工作人员自掏腰包,促使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直奔主题,争取用最有效的方式完成工作。那种“无吃不办事”、“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没有了滋生的土壤;三是顺从了民意,符合了党风廉政的要求。四是提升了企业形象,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公费旅游是企业官员最喜爱的特权之一,尽管政府明令禁止公费旅游,但是变相公费旅游规模越来越大,跟企业职工大批困难群体形成刺眼的反差,引起职工和公众的愤慨。近年来,一些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考察、学习、研讨、培训、招商、促销为名出国,实为用公费旅游的现象愈演愈烈,并有蔓延之势,不仅挥霍浪费了企业的大量资产,而且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形象,在职工中造成很坏的影响。职工对此深恶痛绝,但却无可奈何,这跟企业制度的基本弊端有关。

老百姓说的好:“职务消费是个筐,吃喝嫖赌全报销”。也正是由于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行为的普遍存在,各种不必要的、完全职务行为以外的消费现象也变换花样,以职务消费的名目出现,从而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领导人员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交通、差旅、通讯、业务接待等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并不是企业领导人为自己进行的消费,为了完成企业的岗位职责而需要的,因此,理所当然应由企业承担。由于企业领导人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岗位职责的需要,职务消费也成为企业领导人员区别于普通员工的一大“特权”。针对变换名目、不合理消费合理化“处理”的现象,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不少。这种现状的存在带来了企业成本上升、企业领导人腐败等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职务消费的几种主要模式

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虽是近年提出的新概念,但早已是企业客观存在的现象。多年来,一些企业本着既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又促进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精神,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办法进行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项目控制型。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时所需要进行的相关消费与开支项目,企业结合实际逐一做出规定,进行管理和控制。如通信费、交通费、业务招待费等,企业大都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开支的标准、范围等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这种模式有其局限性,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可能产生的消费与开支项目会随着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调整而产生一些新的变化,企业需要随时调整职务消费的项目及开支额度,这就需要制度制定者随时关注市场,能够超前制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否则将会相反地影响到企业领导人员对岗位职责的顺利履行。

第二种模式:实报实销型。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开支,据实报销,开支范围、标准等没有做出具体限制。目前,在我国的各类企业中普遍采取这一办法。这种实报实销的制度相对于第一种单项控制制度有一定的优越性,如它对加强企业领导人员应对企业突发事件的能力,使企业领导人员从繁杂的程序审批过程中脱身出来,对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的负面效应也是极大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种模式增加了企业成本,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第三种模式:总量包干型。对将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根据营业和净利润及历年的实际开支水平进行测算,测算后确定每年的开支总额,预算包干由个人支配,超支不补,余额结转。这是企业改革过程中针对职务消费过多所采取的降低企业成本的比较有效的办法。但这种模式仍然存在有待改革的地方,如企业领导人可能为了在以后的年份中能够有充足的职务消费经费,将不会有意节制开支,这会导致企业产生不该有的成本;“超支不补,余额结转”的办法,也会促使企业领导人尽可能的在期限内把本可以节余的经费消费出去。

职务消费失控的对策

职务消费失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领导自身的问题,也有工作人员的失职;有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也有大环境的影响。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通过体制、制度的完善来进行规范。

1.健全法制,将反商业贿赂进行到底。商业贿赂行为从根本上扭曲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使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发挥正常作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破坏了市场的交易秩序。因此,只有从立法上进行完善,使企业面临一个公平竞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才能尽可能地减少企业领导人职务消费的项目。

2.健全监督体系,建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诚信档案。这是一种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外部约束。国际上对人力资本市场约束的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所谓的诚信记录。在职务消费项目上应该有详细的记录。每一位企业的领导人在每一个企业就职期间每年的职务消费数额都有详细的记录,可以利用人力资本市场中的诚信档案中的职务消费数额与该管理者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增加进行比较,并在同等条件的人力资本之间进行比较,这种诚信档案的建立会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企业外部约束机制。

3.在实报实销制度下,进行制度创新,企业领导人合理地进行职务消费的收益有可能大于消费的所得。企业领导人及高层管理者在企业中的利益目标,除了货币收益目标之外,还有非货币收益目标。过度的职务消费正是企业领导人实现其非货币收益目标的一条途径。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就是要对职务消费的有关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对于职务消费制度要有严格的内部审核与监督程序,对于违反规定进行过度职务消费的,除非本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此项消费确实是因为职务的需要、为了企业的利益必须进行的支出,否则一切开支只能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这便成为过度职务消费的成本。

4.将职务消费列入企业领导人的薪酬制度中。是对现有职务消费制度的一种制度上的修补,列入薪酬制度中的职务消费数额,作为企业领导人的薪酬的一部分,是由企业领导人不经企业审批可以自由支配。企业领导人为了完成岗位职责所需进行的职务消费,由企业领导人自己签单,花不完的部分也不需要再上缴企业,而是作为企业领导人的薪酬;如果不够用,由企业领导人自己掏腰包支付。责任和利益两个方面约束钱的时候,钱的使用效率最高。这种制度的形成既作为对企业领导人的一种激励机制,又可以使企业大大降低成本。

企业领导人员的职务消费虽然是企业管理的一大顽症,但并非无药可治,通过制度创新,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就一定能够找到一条治愈之路。

责任编辑:蔡金华

作者：杨玉生

有关党风廉政的论文 篇3：

论邓小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摘要：邓小平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他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必须从具体事件抓起、要抓典型；要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各种制度；要依靠法制等论述，对于我们搞好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林伟京，嘉应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梅州 514015

文献标识码：A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并对此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党风廉政思想，本文就此作一粗略探讨。

一、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党必须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各种考验，提高了拒腐防变能力。但是，必须看到，在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够完善，存在许多政策漏洞，为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创造了条件。因此，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党和政府机关内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党内不正之风及腐败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它的危害性极大，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败坏党的形象，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等，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被坏人利用，就会走向极端，引起社会动乱，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邓小平十分关注，他告诫全党必须高度重视腐败的严重危害性。早在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指出：“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1(P217)1982年4月他又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1(P402)“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P40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显得更加严峻和紧迫。1986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P154)因此，邓小平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要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要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惩治腐败。邓小平特别强调搞好党风建设的重要性，他对陈云同志提出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表示赞同，认为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从而促进整个社会风气好转。

二、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

党内出现不正之风，产生腐败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我国曾是一个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专制主义、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随时可能影响到党内。干部特殊化、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正是这些思想的反映。同时，一些意志薄弱、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的人极力推崇西方的价值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则为这些人提供了机会。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未给予高度重视，忽视党的建设，致使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导致理想淡薄、信仰动摇，出现以权谋私、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等不正之风。因此，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出现，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腐败现象，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健康进行，真正地抓出成效。1982年4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1(P403)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强调：“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2(P164)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重申：“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2(P379)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党风廉政建设既要立足现实，抓紧抓好，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又要着眼长远，常抓不懈，这样才能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健康稳步发展。

三、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

邓小平认为，端正党风，搞好廉政建设首先应该从领导干部做起。他指出：“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1(P125)他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带头廉洁自律。他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1(P125)他认为：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这些充分说明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在广大党员中发挥表率作用，树立良好的形象，那么广大党员和群众就会心悦诚服地学习这种好榜样，从而在全党形成良好的党风。相反，领导干部带头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普通党员和群众必然会效仿，结果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所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必须有极高的警觉性和自觉性。

四、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具体事件抓起，要抓典型

邓小平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具体事件抓起，让广大群众看得见，取信于民，同时起到警世作用。他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2(P152)1989年5月，他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要求：“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2(P297)抓具体事件，首先要抓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的案件，抓典型。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2(P152)他认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2(P297)根据邓小平的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搞好党风廉政建设，通过抓典型大案要案，处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贯彻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坚决查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和中止其担任的领导职务。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与鲜明态度，任何触犯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将受到严肃的追究和严厉惩处。

五、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各种制度，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前提和关键

同一种环境，同一个单位，一些人经得起考验，而有的人却贪污腐化，原因是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腐败就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因此，在党政干部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教育，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是防止腐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前提。1989年邓小平坦诚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而且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所以，他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还特别强调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2(P306)通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增强他们的“免疫力”，提高防止腐败、保持廉洁的自觉性。

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既要抓思想政治教育，更要完善各种制度，比较起来，制度更带有根本性。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P333)。如何建立严格有效的制度?邓小平强调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体制和新制度，以此规范、约束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防止权力滥用。邓小平提出要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用人制度，建立和健全一套包括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交流、回避等在内的干部制度等等。

在制度建设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应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谈到对领导权力监督的重要性，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又强调：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监督。1980年9月，他又提出，要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从而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滋长不正之风。邓小平认为监督有三种形式：一是党内监督。它包括党的纪检机关的纪律监督，以及各级党组织的上下监督和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二是群众监督。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1(P332)实行群众监督，使党能够经常听到群众的意见，发现问题，同时，也会使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慑于群众威力而收敛。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邓小平认为：党外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六、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要靠法制

法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反腐倡廉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986年在谈到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2(P154)他说我们国家由于法制不健全，结果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又一次提出，搞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P379)。邓小平认为法制建设应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立法要完备，就是要建立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二是执法要严格，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邓小平指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1(P332)邓小平认为，只有坚决地做到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对于执法机关本身，邓小平要求它们要廉洁，认为对它们不廉洁的问题不能姑息迁就，不能以钱代罚、以钱代刑，这样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

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内容丰富，难于概括穷尽，认真学习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搞好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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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伟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