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纠纷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白城地区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研究，深入探讨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成因及法律救济的有效途径，进而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提供理论参考。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农村纠纷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村纠纷研究论文 篇1：

以社会治理为视角的农村纠纷解决研究

摘 要 李庆保，梁平两位学者合著的《困境与突破：面向农村的纠纷解决》一书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问世填补了国内有关农村纠纷解决研究的一些学术空白。阅读该书后，笔者为其研究思路、视角与观点所折服，以下择其要者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 社会治理 农村韭菜 解决

发生在农村的一方主体为农民的涉农纠纷是作者所谓的农村纠纷，与以往研究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作品不同，除了探讨纠纷解决的一般原理，该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农村纠纷发生与消解的内外机理上，如同有经验的老中医诊断病情时要把准病人患病的内因与外因。该书解剖一个麻雀，从央视“今日说法”栏目的一个案例谈起，深入剖析对农村纠纷产生与消解具有决定影响的沉淀在中国一般农民心底的深厚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无诉观、气、人情、面子、情理与清官情结、实力因素；同时又不忘探讨农民所成长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对其的型塑。新时期，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对几千年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形成的历史积淀进行碰撞、冲洗甚至覆盖，农村原有的以血缘或地缘为联结基础的熟人型乡土社会旧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融合现代工商农经济的社会秩序尚在形成之中，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就是一个明证。农村旧秩序虽已破局，然而，消解农村纠纷的各种机制以及守护社会秩序的乡村治理体制却形影相吊而空守其位，甚至成为引爆一些新型纠纷的触发器。正是由于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碰撞、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机制与体制更新的滞后，形成当前中国转型期农村纠纷高发、难解的困境。

在看到农村所存在的纠纷高发、难解的困境之后，该书并未陷入一般研究的俗套，即直接从末端治理上大谈如何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此种困境，转而对农村纠纷进行类型化，分析各类纠纷的主要起因、纠纷中各主体间的实力地位、纠纷主体间的关系距离、农村中有无消解这些纠纷的传统机制等特征，即先辨症。接着，该书又着重剖析影响中国农村纠纷解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对影响农村纠纷主体选择的各类因素进行全景式扫瞄。与长期受现代工商社会洗礼的城市市民不同，受传统礼教渗透下的人文社会环境熏染加上千百年自然经济基础上生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的牵拉，中国农民心中仍然保留着深深的无诉、争气、讲人情、爱面子、论情理等对纠纷长消具有决定影响的传统性元素的印记。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的大潮之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性元素直接作用于农村纠纷的各主体，权利维护、利益最大化等思想又成为影响农村纠纷各主体做出选择的最大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基层建立的社会治理机制则随着农村各主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农村经济基础的变迁更面临着无的放矢式地空转。由于社会治理理念与机制未能顺势更新，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权则从农民利益的积极维护者异化为农民利益的汲取者，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中直接引发了农村官民冲突，现行的不适宜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以成为影响农村纠纷多生与不易消解的一大病邪。因此，化解农村各类纠纷不能避开农村基层治理机制而大谈农村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否则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标不治本之策。此为析病理。

接下来，该书对现行农村各纠纷解决机制解纷的能力与效果进行逐一检视。现有的官方或民间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在应对现实的农村纠纷时各有其优势与劣势，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应是针对不同的农村纠纷来完善最适宜的解决机制。通过比较发现调解是传统农村纠纷的最佳解决方式，包括纯民间的调解、半官方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诉讼调解等，而对于那些农村新型纠纷，调解的效能却难敌诉讼。然而，我国当前诉讼机制解决农村纠纷却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局，无论是其解纷的能力与公信力，还是解纷的成本等诸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选择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的意愿。由此，这又导致了现有农村纠纷解纷的机制供给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的困境。此为析药效。

在明辨病症、病因、药效之后，下一步则是对症施药。首先，宏观上改革现行滞后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是治本之策。要打破长期以来基层政权治理中所形成的固化了的利益格局，国家应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局面，让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得到释放；同时，国家应更新基层乡镇治理模式以应对城市化、市场化对原有农村治理机制的冲击。通过改革，让市场能解决的归于市场，属于政府负责的政府应强化治理能力，即建设更加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农村官民纠纷。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完善法制，强化法治。为了避免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出现爆炸式增长，当前国家应强化行政机关的解纷能力，各级地方政府整合其所属机关机构的解纷职能，建立统一的行政性解纷机构，综合运用各种可行的解纷手段来化解农村纠纷。同时，司法机关应加强自身能力、公信力建设，针对农村纠纷的解决做一些适应性调整，提高司法解纷效能，加强司法解纷与行政性解纷机制的衔接，坚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强化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与外部法制监督。在微观上，适应农村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调整乡村治理的组织形式，强化调解对于传统农村纠纷的化解效果。最终，做到应对各种农村纠纷，都有相应的一次、两次或多次的消解机制，使得机制供给能满足或略微超过农村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

该书研究农村纠纷解决的视角独特，结论独到。绕开惯常的就机制论机制式的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该书则是深入到农村社会生活内部，洞察其产生與消解的内外机理，从而为寻找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机制做足功夫。该书在研究农村纠纷类型时，将农村纠纷分为传统纠纷与新型纠纷，并对新型纠纷的特点进行总结，得出新型农村纠纷由于其利害关系重大而且争议双方的地位与实力不对等特点更需要正式的国家解纷权威来平衡的结论，这与那些无的放矢式的鼓吹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论者明显不同。在论及农村纠纷解决的宏观策略时，该书强调将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农村社会治理机制的一部分进行综合考虑，良好的社会治理机制是有效避免和消解社会纠纷的根本路径，该书试探性地从消解农村纠纷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更新，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在探讨完善官方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时，该书着重研究了如何完善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与现行法律上流行弱化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趋势又有不同，毕竟很多纠纷主体都有清官情结。在探讨完善民间解纷机制时，该书则从中国农民城市化大潮的实际出发，建设性地提出调整乡村布局，强化村民间的沟通联系，分别建立村内、乡镇内农村纠纷联合调解机构动态化解农村纠纷的设想。该书最后所形成的农村纠纷消解图，更是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作者对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深入研究的成果，它为纠纷主体指出化解纠纷的各种出路，为解纷者指明各种机制的内在联系，为决策者提供完善的机制整体框架。

（作者：华北电力大学政教部教授）

作者：张艳

农村纠纷研究论文 篇2：

白城地区农村土地纠纷问题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白城地区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研究，深入探讨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成因及法律救济的有效途径，进而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土地纠纷；成因；法律救济

一、白城地区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类型

（一）抛荒农民回乡要地引发的纠纷

农村税费改革未实施以前，由于土地经济效益低，税费比较繁杂，很多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对土地进行了闲置、抛荒，这些闲置的土地或是被亲属耕种，或是由村组集中转租出去。税费政策好转后，抛荒农民返乡要求重新承包抛荒土地，现有土地承包人不同意让出承包经营权，由此产生的纠纷在农村屡见不鲜。

（二）村级机动地发包产生的纠纷

机动地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减少土地承包次数，解决村集体经济组织开支需要，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按户发包之外预留的部分田地。这些机动地普遍存在承包关系不明确，发包不透明的状况，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土地增值明显，村民对机动地发包问题的质疑越来越多，由此产生的纠纷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三）农村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引起的纠纷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在实质上是被征用土地所有权定价的问题。被征地的当事人对土地征用补偿、拆迁安置补偿政策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实际上就是对征用土地一方给出的价格表示不满。此类纠纷固然可以通过行政权参与后，以强制力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但被征地的当事人利益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和侵害之后，所选择的集体上访、群体诉讼。使得此类纠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总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期待从土地使用权转让之后获得的利益亦将不稳，社会成本随之加大。（四）履行土地承包合同产生的纠纷

通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获得土地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但因各种原因，在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过程中亦常产生纠纷。如履行合同中，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签订合同过程违法法律规定。

二、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面临的司法困境

近年来，农村土地纠纷呈迅猛上升之势，同时因为土地纠纷案件具有涉及人员多，季节性、时间性强等特点，由此而来的是人民法院在解决纠纷中不可避免的遇到困境。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障碍

因法院设置的诉讼门槛较高无法使所有农村的土地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以案例一为例，依据《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依据本款规定，康心药业与马武法院的纠纷无法在人民法院得到救济。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均能够通过诉讼的方式得到救济，对于那些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之外的土地纠纷的处理我们更应该加强关注。

（二）解决农村土地纠纷适用法律的障碍

虽然有关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断完善，为人民法院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也对法官处理案件如何适用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对司法工作者的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如何理解、适用现有法律对于法律工作者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三）诉讼与仲裁在解决纠纷中的对抗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在争议产生后，可以平行选择两种救济途径：诉讼与仲裁。但在两者救济方式的衔接问题上并未制定如“仲裁前置”、“一裁终局”等制度。这直接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与土地仲裁机构针对具体案件的相互推诿，这为及时有效的解决土地纠纷问题带来极大的困难。如前所述，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救济方式种类多样，但众多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纠纷对象的范围上存在重合，问题随之产生，当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应当采用哪种方式解决纠纷，纠纷解决后是否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救济，以上问题的存在对及时、高效的解决纠纷造成了障碍。

（四）案件数量众多与司法资源有限的障碍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国家惠农政策的影响不断加大，土地受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各方利益交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快速增加，已经成为法院审理的重点案件之一。同时受到土地纠纷案件具有涉及人员多，季节性、时间性强等特点的影响，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困难。所有的农村土地纠纷均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一方面没有可行性，同时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充分重视多种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十分关键。

三、推动农村土地纠纷法律救济的思路

（一）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律意识

采取多种宣传方式，不断拓宽教育渠道，强化对农村的法律宣教工作。为农民讲解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宣传党和国家对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提高农民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加强对乡镇经管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同和法律指导，促进辖区乡镇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规范性，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订立土地承包合同，明确土地承包合同的具体内容，增强诚实信用和遵守合同的意识，依法履行承包合同，减少矛盾和纠纷。

（二）着重调解和鼓励当事人和解，建立健全基层调解组织

强化司法服务意识，加强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民间调解组织的优势，尽力将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还应与政府部门进行多方位的沟通与协调，争取利用多方面的力量，解决各类土地承包纠纷，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三）加强农村土地的立法工作

我国农村土地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与进步，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仍存在众多问题急需我们解决。首先，进一步扩大人民法院受理农村土地纠纷的案件范围，确保本类案件能够通过诉讼的方式得到救济；第二，明确法院与仲裁机构在案件管辖问题上的衔接障碍，做的具体、明确，从而使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同时，人民法院等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培训、学习，对于一段时间内颁布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及时的总结，从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陈巍

农村纠纷研究论文 篇3：

当代中国农村赡养纠纷的对策研究

摘要:根据国际相关标准,中国已跨入了老年型国家行列,而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又占了大多数,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赡养纠纷也日渐增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既有社会制度层面的原因,又与当今社会道德价值观的丧失有关,除此之外,经济的不发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从这几方面入手。

关键词:农村;赡养纠纷;社会制度;社会道德;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出的现赡养纠纷也越来越多,有的子女不但不孝顺父母反而歧视虐待父母,把老人当成负担,但由于舆论压力不能把老人撵走,又不愿留,于是经常在心理上和生理上虐待老人;还有的子女互相推诿,把老人当球一样在兄弟姐妹之间踢来踢去,使老人无家可归。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既有社会制度层面的原因,又与当今社会道德价值观的缺失有关。因此,想要遏止这种现象,解决赡养纠纷也应从这两方面入手。

一、社会制度层面

当前中国实行的主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方式,正是社会养老的不发达,使得当前农村的养老存在着许多问题,而社会养老又是以后农村养老的必然,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制度入手完善农村养老方式。

(一)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1.优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的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这一措施特别适合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实际,因为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广大农民收入偏低,建立以缴费为核心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困难,但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则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尤其对于贫困而又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年人来说,这是比较有效的一种养老保障底线。应科学确定保障标准,不同地区依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有所不同。

2.逐步建立灵活多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分区进行,在缴费方式上跟城市区分开来。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运行过程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拓宽农村养老金的筹措渠道,形成国家、集体、企业、个人多渠道投资,多种所有制养老机构共同发展的局面。此外,还应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增加基金收入,发挥养老保险资金的主渠道作用,加大政府支出力度,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保证农村养老基金不被占用、挪用甚至贪污。

3.大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2年,中国开始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即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政府、集体、个人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突出大病统筹为主、重点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政府给予资助、发挥资金利益导向作用,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将过去以乡村为统筹单位改为以县为统筹单位,具有更强的抗风险和监管能力。这种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已覆盖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村老人的医疗保健状况也得到了逐步的改善,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要大力推广这一新的制度,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因此,我们必须强化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的监管,提高管理效率。另外,针对有些地方筹资水平低的情况,应完善以财政资助为主体的多方筹资机制,不断提高筹资水平。总之,各地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其实和地方发展的合作医疗。

4.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加大扶持力度

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政府有着必要的财政责任,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就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而言,大部分农村集体和个人的缴费能力有限,因此,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是必要的。政府有一定的管理责任,政府应当从管理体制的内部构造与管理基金运营及事务管理的分离,专款专用及专人监督等方面着手建立符合中国农村现状的养老保障管理体制。政府还有着一定的监管机制,这主要是针对社保基金的运作与管理,要监管业务部门真正将符合条件的业务对象的经费如数收缴上来,并保证其不被贪污挪用。国内外经验都表明只有政府承担起责任,充当起主导的角色,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二)加强立法普法工作,加大处罚力度

新加坡在1994年8月推出了轰动全世界的《赡养父母法》,该法规定,凡拒绝赡养父母或资助其年迈双亲和处于贫困状态的双亲者,处以1万新元罚款或判期一年。中国虽在保护老年人权益这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具体方面有些欠缺,并且可操作性差。因此,我们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孝顺法》,根据自己子女的实际情况再细化各自的责任。除此之外,要大力开展以养老法规为内容的普法教育和宣传,让村民认识到养老不仅是“家务事”,也是一种应尽的法定义务,无论以什么借口拒绝承担赡养老人的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法律所禁止的,尤其是老年人更要学习法律,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危害时,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国现行的刑法对虐待、遗弃罪的规定基本上沿袭了旧刑法的规定,并未做实质性的变动。目前来说这样的规定实在是过于软弱,起不到威慑作用,特别是告诉的才处理,几乎把虐待、遗弃罪片面性比例降为零。另外,赡养裁判与一般民事给付判决不大一样,赡养裁判给付周期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之久,多数赡养人在法院下达裁判之初会主动按裁判执行,但时间一长拒不履行的现象就多了,哪怕强制执行也难有成效。因此对于赡养相关的刑罚幅度适当调节实有必要。

二、社会道德层面

养老、敬老、爱老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孝道一度受到非议,被认为是封建的伦理观念,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文革”时期又被当做“四旧”加以扫除,“批林批孔”又把它当成封建糟粕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同步跟上来,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更加冲击了传统的孝道观,因此,重塑传统的孝道观便成了当务之急。

(一)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加强家庭养老的宣传教育

由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力量相对薄弱,财政支撑力度比较脆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家庭养老依然是中国养老模式的首选,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传统孝道文化,进行家庭养老教育。积极宣传尊老敬老的先进模范事迹,形成一种尊老敬老光荣、不敬老人可耻的社会风气;通过邻里监督、舆论导向使子女承担起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还可以利用“乡约”、“族约”等传统“协议”对农村养老的积极作用。面对市场经济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要加强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使他们从小就养成尊老的高尚品格。采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使他们懂得老人历经沧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国家的财富、家庭的幸福,看不起、嫌弃老人是愚昧和无知的表现。

(二)发挥好基层组织的调节作用

农村非同城市,城市里有以解决家庭问题、养老矛盾为主要职能之一的街道居委会,而农村的家庭矛盾大都是通过亲朋好友、村委会或家族内有一定威望的长者出面予以调解,针对这种现象,可以成立专门针对家庭养老问题的调解机构,由村里有威望的人或村干部组成。赡养纠纷毕竟是家庭内部矛盾,生硬下判也无助于家庭和睦,调节机构可基于维护农村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当事人相互体谅理解的原则进行调节,发表意见,形成有力的舆论压力,促使當事人自行认识错误自我悔改。需要注意的是,参加调解人员要注意自身业务培训和法律知识的培训。

(三)老年人应逐步转变养老观念,提高自立意识和自养能力

很多的老人奋斗了大半辈子最后都把所得贡献给了子女,而自己却落得老无所养的后果,因此,养儿防老不如致富养老保险。老年人要转变传统的养老观念,在年轻时积累一些养老钱或购买力所能及的养老保险,筹集日后足够的养老资金,这样既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又能减少对他们的依赖程度。此外,老年人还应积极锻炼身体,主动参与社会,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及其他老年人间的互动,这有助于老年人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并能融洽代际关系,提高养老质量。

(四)正确处理“婆媳关系”

农村中最不好处理的就是“婆媳关系”,而在赡养纠纷中,儿媳的幕后作用不可忽视。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要负一定的责任。所以婆婆应将媳妇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多包容与爱护,给与其认同感,而不是到处传播其缺点。作为儿媳应将婆婆当做生母看待,多照料与孝敬,除了必要地物质赡养之外,重要的是精神赡养和行为的赡养,如果自己做的好了也就不怕婆婆到处宣扬了。作为儿子,要起到桥梁的作用,因为婆媳之间无直接的血缘关系,因而相互容纳一般需要一定的过程,这就需要儿子来发挥作用,不能偏袒一方忽视另一方,而是要站在正确的立场来处理。

除了社会制度和道德层面的措施外,发展农村经济也是一个必要的措施。养老说到底是个物质保障的问题,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家庭结构的日益小型化,使得农村子女的负担加重,目前农村中出现的赡养纠纷与此不无关系。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家庭养老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从而减轻农民在赡养老人过程中的负担。另外,还要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余力,根据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老年人的特性,继续发挥老年人在农村发展和改革中的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让他们对自己有认同感,而不是产生自己无用的想法。

作者：姜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