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相关的检验分析论文

[摘要]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对上海近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是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在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拐点。二是在现阶段制度变迁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比较完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自相关的检验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相关的检验分析论文 篇1：

城市轨道交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摘要：本文以武汉市地铁2号线为参考对象，对轨道交通和房地产价格的实证分析表明，轨道交通的存在能够促进房地产价格的增长，二者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轨道交通;房价;正比关系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11年1月，武汉市第二轮建设规划—《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0-2017年）》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

2012年6月12日，武汉市政府批准了《武汉市新城区轨道交通（地方铁路）线网规划和“十二五”建设规划》，该规划明确定义了2号线延长线为光谷广场经流芳延伸至佛祖岭，以及机场线为2号线向北延伸至天河机场。

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同期组织开展了《东湖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东湖示范区产业发展规划》和《东湖示范区总体规划》三大规划。根据规划，2号线南延线从流芳延伸至佛祖岭，以支持东湖示范区近期重点建设，促进流芳组团的开发建设。

2号线全线将采取贯通运营方式，同时预留了北延机场线独立运营条件。2号线南延线的建设运营，可以解决一期工程终点站光谷广场站客运压力过大以及接驳29号线客流的问题。

（二）研究意义

房价历来都是政府、群众关注的焦点，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武汉市地铁二号线南延线的开通，及2019年全国两会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聚焦房地产问题其相关政策背景下，本项目以武汉市轨道交通地铁二号线周边房地产为实证分析对象，对周边群众进行问卷调查，基于2019年收集的截面数据，通过建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实用性的特征价格模型，可以探究影响轨道交通对房地产价格的内在因素。

1.理论意义

本项目主要采取实证研究与实地调研的方法，从轨道交通对房价的影响着手。由于2019年全国两会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聚焦问题“落实房地产税”，武汉市地铁2号线南延线也于2019年2月19日正式通车，所以相关研究较少，尤其是在对比分析轨道交通开通前后对房地产价格的内在影响因素方面。

这次的研究，是对房地产行业的进一步具体研究，细化到房价和地区，是一次全面的深入研究。房地产行业这几年发展迅猛，其自身的复杂性使这个行业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对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去了解房地产行业从而拓宽我们的眼界，同时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城市建设的合理发展;有助于更快更好的建设城市发展房地产行业。

2.现实意义

本项目定量分析了武汉市地铁二号线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来展示结果，不论是对于政府、房地產开发商还是消费者来说，都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1）为政府提供建议及政策依据，有利于其对房地产的调控、轨道交通线路的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的优化，实现轨道交通建设与周边房地产开发的良性循环。

（2）对消费者和投资者购房、投资具有指导意义。由于轨道交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程度是其定价的重要依据，对于购房者而言，轨道交通的便利性及其相对于周边房价的溢价能力是购房者购房决策的重要参考。

综合来讲：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城市建设的合理发展：有助于更快更好的建设城市发展房地产行业，有助于我们去了解房地产行业，从而拓宽我们的眼界。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Daniel G，Chatman（2011）等学者研究发现美国新泽西州南部的房地产经济影响，相较于使用非聚合数据研究自住房屋的增值，更加关注增值的非线性梯度，微分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增值利益的再分配，以及各个社区的类型和差异。同时，这条交通运输线对自住房市场的净影响呈现出中性至略负的影响。虽然低收人人口居住地区和车站附近的少量房产似乎正在升值，但这可能是一种难以进入交通便利地区的房产价值转移。Jingyan（Dora）Wu（2014）等研究表明有效的交通运输方式增加了土地价值，因此政府会对过境交通线收取部分的价格溢价，并将其用于进一步投资公共交通或其他公共项目。对过境交通线价格溢价的衡量可以帮助指导各国政府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此外还研究了两种类型的公共交通系统对城市房价的影响。同时，采用最小二乘法、空间回归模型和分位数特征回归对模型进行估计。Erie Pels（2007）等提出轨道交通是交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其具有可达，陛的特点，有助于提高周边土地资源的价值，通过meta分析来解释结果的差异。他们将这些变化归因于数据的性质、特定的空间特征、时间效应和方法等因素，提出城市轨道交通的邻近性可以从两A"TY面考虑：一个是区域效应，一个是全局效应。同时发现，轨道交通对商业地产价值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短期内，然而，从长远来看，对住宅物业价值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一个250米的住宅离车站越近，它的价格比商业地产高2.3%。与轻、重型铁路车站相比，通勤铁路车站对物业价值的正面影响一直较高。

2.国内研究现状

苏明雨等学者（2015）利用区域理论分析、极差地租理论分析以及居民购房意愿等理论，通过市场分析、走访市民等调研手段，在对数据进行样本分析后得出了轨道交通对沿线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规律一每靠近武汉地铁2号线100m房地产价格将会产生24.1元/m²的增值效应。袁梦迪（2017）通过建立特征价格模型，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得到结论：轨道交通对周边住宅产生积极影响;轨道交通在建设中和运营中对房价有着不同的影响规则;轨道交通在开工年度和开通年度这两个时点上对房价影响最大。沈烁（2018）参考特征价格模型，通过理论分析，从住宅布局要素、相邻要素和建筑要素三个方面，构建了轨道交通影响房价的特征价格模型。选择半对数函数形式模型，对苏州地铁1号线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践结果显示，苏州地铁1号线对周边房价起到积极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差距，轨道交通对城市周边地区房价的影响明显高于中心地区房价。

二、概念界定

（一）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的概念相对来说比较宽泛，主要指的是在城市之间或者城市内部通过轨道进行交通运输的综合设施，在每个站点都有服务基础设施，并且具有在轨道上运行的专用车辆。当前，全世界各国都认识到轨道运输的发展在促进城市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其自身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容忽视。其中，地铁是轨道交通中组成部分很重要的一环。

用地铁进行交通的优点是非常多的，包括快速、方便，并且地铁运输中使用清洁能源有助于保护环境和资源。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积极发展大容量，高速，无公害环保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解决大城市交通堵塞问题的主要途径。

（二）房地产价格

房地产和房屋价格是建筑物及其占用的价格，即建筑物地价加上本身价格，房地产的价格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具有多重性的作用，包括城市体量、金融发展等多问题，同时，房地产还对一个地区的人才的引入和引出具有重要的影响，决定房地产价格的因素是很多的，包括城市发展、人口、地区等多个因素，本文研究的是交通运输和轨道交通影响，涉及到的是交通安全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国家，地方政府制度，法规，政策和行政措施。房地产的内在因素是指建筑物本身的状况，如建筑物的结构，方向，房间类型，面积，房屋质量和建筑设计样式。环境因素包括该地区内的交通，公共设施以及道路景观美化。

三、武汉轨道交通2号线及沿线房价的现状分析

下面对我国和武汉地区经济增长，住房数量，住房价格和公共交通的增长、延长等通过条形图绘制来反应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对我国和武汉地区房价与地铁为代表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

我国房价自2012年以来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市政府为了控制房价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近几年来房价增速也有放缓趋势，但是总体上仍然是在增长的。武汉市房价近几年更是增长显著，特别是在地铁附近的房价。

通过2019年的最新数据来看，在洪山区和东湖高新区的成交套数是最多的（分别是1555套和1528套），面积也是最大的（分别是178617.85m²和180307.32m²）。洪山区和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成交的数量占到总数量的超过50%以上，洪山区靠近汉口，武汉市中心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时洪山区的棚户区改造是最先提出和落实的，政府为发展相关政策做出的宏观调控也对市场需求和价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东湖高新区和位列第三的东西湖区（成交套数为807套，成交面积为92594.52m²）是武汉市新兴增长起来的地方，相对于原来的中心城区的房价会低很多，所以许多人选择在这些地区进行房屋购买。

我们选取武汉地铁二号线及其延长线附近的近60个楼盘，最高的每平方米可达到38000元，最低在10800元每平方米。可以看出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平均价格在22000元左右，个别的楼盘还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上下浮动。同时也说明地铁2号线附近的楼盘价格由于地铁2号线穿过的地区广，各地区的价格差异也存在偏差。

（一）购房信息来源

三口之家的家庭，多居住在自购商品房中，多为自购商品房，购房信息多来源于网络和户外广告。根据数据可得大部分受访对象都是三口之家的其中一名成员，出于给小孩提供住所，上学等等原因需要购买住房，地铁二号线算是武汉市近年来发展较快的线路之一，许多家庭出于自身实力等各方面原因考虑，选择购买地铁沿线的住房。其中有54.02%的人表示购房信息来源于网络，40.63%的人的Opl信息來源于户外广告，路牌。

（二）住房面积需求分析

通过我们的调查走访，大多数武汉工薪阶层群众的住房需求多为3房，面积在90～120平米间，需要在交通便利处购买，买房欲望强烈。需求中有60.34%的占比需求住房是三房。在出行方式中，公共交通系统（公交车、地铁）和个人私车的出行方式占据了绝大部分，分别为33.4%，28.57%和47.77%。在地铁2号线沿线买过房的人中有72.22%的人认为还会继续在2号线买房。56.9%的人希望购买住房的面积在90-120平米，24.14%的人更有意愿。

（三）购房付款方式分析

价格为优先考虑因素，可接受的价格区间在150万到200万。楼层为中高楼层，买房按揭的需求巨大。将价格和交通作为优先考虑的占比达到63.79%和58.62%。希望买房的目标区域周边项目价格与周围持平。59.9%的人希望购买的楼房在小高层的9-15层，绝大部分人不可能全款支付，91.38%的人表示需要按揭来贷款买房。

四、轨道交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产品，长期存在着投资成本与利润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铁路运输建设单位经常需要支付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因此，公司不能独立承担或者大面积承担风险。另一方面，轨道交通沿线的房屋所有者和商业住房开发商可以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获得铁路运输的好处。因此，建设单位与土地权利人和开发商之间存在矛盾，即收入与支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有必要将铁路运输发展的一部分利润抵消铁路运输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以减轻铁路运输业务运营和铁路运输用户所要承受的经济负担。它将在我国实现积极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周期，并到达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目标。

利用回归分析，给出房地产价格和轨道交通之间的关系。

因变量：房地产价格

自变量：已输入所有请求的变量。

设因变量为y，3个自变量分别为x1.X2.x3.描述因变量y与自变量x1.x2.x3和误差项8的依赖关系的方程称为多元回归模型。其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y=Bo+B1x1+B2x2+B3x3式中，B0.B1.B2.B3.B4是模型的参数;8为误差项。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共选取了三个影响因素来实证检验它们对武汉地铁2号线及其延长线周边房价影响，这三个影响因素分别是距离2号线的距离，距离附近自带商场距离以及距离最近3甲医院的距离。本文首先对这三个影响因素及周边房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本文的因变量房价的最小值为9000元，最大值为65000元，均值为22902元，可以看出，武汉市地铁2号线及沿线房价差异较大，平均房价已突破22000元，处于较高水平。武汉市地铁2号线及沿线距离最近的楼盘，仅有60米远，最远的也就20000米，平均距离为664米，说明在武汉市地铁2号线及沿线楼盘平均距离不超过1000米，交通十分便利。在距离附近自带商场这个方面上，最近的仅30米就可以达到，最远的也是2000米，平均距离为366.25米，说明武汉市地铁2号线及沿线的住户平均距离自带商场的路程十分短，购物消费等行为也很便利，甚至优于离地铁2号线的距离。第三个方面是距离最近的3甲医院的距离，最近的为100米，最远的有10000米，平均距离有1015.5米，可以看出不同住户离3甲医院的距离差异还是比较大，但平均距离在1公里左右，还是较为便利。

（二）相关性分析

在实证检验分析本文上述3个影响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前，需先考察这三个影响因素与房价之间的相关性，以判断这三个影响因素的选择是否合理，同时考察这三个影响因素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以排除由于共线性的影响所造成下文回归分析研究结论的不稳健，因此本文对因变量以及自变量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从表1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以看出，本文因变量房价与距离2号线的距离和距离附近自带商场的距离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463、-0.355.且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房价与距离2号线距离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房价也与距离自带商场的距离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房价与距离最近3甲医院距离的相关系数为-0.35.但未能通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房价与距离最近3甲医院距离具有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可以看出，本文所选择的3个解释变量整体上来讲跟因变量具有显著关系，因此能够很好的对房价进行有效解释。

另外，從三个影响因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来看，这三个影响因素之间并未出现系数大于0.8.且显著的现象，说明这三个影响因素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不会对下文的回归方程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三）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明距离2号线的距离，距离附近自带商场距离以及距离最近3甲医院的距离对房价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SPSS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具体检验结果如下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本文回归模型的F值为13.735.其对应的Sig<0.01.在1%的置性水平下显著性，说明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整体有效。

从表3可以看出，本文回归模型的调整R²值为0.276.说明本文的模型的解释力为27.6%，Durbin-Watson值为1.35.表明这本文回归方程整体有效且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能够很好的对因变量进行解释。

从表4可以看出，为防止本文回归方程自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影响模型的稳定性，为此对本文所选取的房价实证检验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方差扩大因子（vIF）的大小反映了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一般认为，当VIFi>10时，就说明自变量与其它自变量之间存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且这种共线性可能会过度影响最小二乘估计值。如表所示，VIF的值均略大于1.远小于10.容差均小于1.所以可以认为本文房价实证检验模型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从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来看，距离2号线的距离的标准化系数为0.414.且在1%的置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距离2号线距离对房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居住房距离2号线越近，房价越高，居住房距离2号线越远，房价越低;距离附近自带商场距离的标准化系数为-0.313.且在1%的置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距离附近自带商场距离对房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居住房距离附近自带商场距离越近，房价越高，居住房距离附近自带商场距离越远，房价越低;距离最近3甲医院的距离的标准化系数为0.131.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距离最近3甲医院的距离对房价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另外，通过对比这三个影响因素对房价的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可以看出距离2号线距离的标准化系数绝对值最大，距离最近3甲医院的距离的标准化系数绝对值最小，说明在本文三个影响因素中，距离2号线距离对房价的影响最大，且具有显著性，距离最近3甲医院的距离对房价影响最小，但不太显著。说明消费者在考虑购房时，交通的便利性放在首位，从而抬高了距离2号线地铁距离较近的房屋的价格，其次考虑的是居住房距离附近自带商场距离。而距离3甲医院的距离，对房价的提升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出现了一些抑制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本文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武汉轨道交通对房地产价值影响的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知道，武汉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和2号线的距离呈现的是强线性相关性，也就是说，距离地铁2号线的距离越近，则房地产的价格就越高（见表2.房地产价格与距离二号线的距离之间相关性其他因素相比较而言相关性较高。），和自带商场的距离呈现的是非强项自相关，说明相对于闹市区，人们对于地铁的距离问题是比较在乎的，并且随着距离地铁或者轨道交通的距离变小，相应的房地产价格是要高的，这一点对于新房的影响尤为巨大，对于新建房地产或者新型房源，如果距离地铁站或者轨道交通较近，无论是相应的购买速度、购买力和价格都会相应的升高，并且中国站点的房价要高于边缘站点，这更是说明了轨道交通的存在对于房地产价格的正相关性。

但是，研究还可以发现，这种强相关的关系并非是绝对的，如果将轨道交通的距离缩短到500米，则这种强相关性就会降低，这说明在可选择性较强的交通便利区域，轨道交通的便捷性不能有效的加强房地产价格的提升。楼盘项目距离地铁站的距离，房地产价格受到该变量的影响所导致的变化是不同的。存在城市轨道交通对周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并且以正相关的形式存在，即轨道交通的建造导致了周边房地产价值的明显增加。也就是说，对于新房来说，轨道交通的存在可以帮助助推价格，但是对于比较老，或者设施配备比较全面的二手房来说，距离地铁的位置对于房价的助推作用则是非常的低，地铁沿线形成了发达的商业圈，带动了周边的经济发展，促进了配套设施的完善，改善了周边人们的生活水平，地铁线的“正式开通”，对房价影响强于地铁“规划建设”期。而且，越是交通建设不成熟的区域，地铁投资对周边地区产生的效益越大，房价的升幅也越大。但是，建设地铁和带有路障的道路所产生的噪音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还应考虑这些负面因素，并且不容忽视带来的相关建设成本。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和相应的展望如下：

1.武汉通过纵横交错轨道网络的建设来扩大购房者的选择范围，大型区域性项目的跨越式开发为这些地区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要做到科学规划和合理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方向，从而可以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既要注重处理周边环境，又要注意公园和绿地的规划建设，居住区域的规划和建设必须要严格符合国家等相关标准（居住区公园的绿化面积至少为10000m²，供应半径为0.8km-1km;小花园不小于4000m²服务半径为0.4km-0.5km），从实际出发，真正意义上改善和提高居住区周围的环境质量。房地产开发商应科学地利用土地，严格遵循开发要求，以切实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质量为最终目标，坚持现阶段科研成果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相结合，竭尽全力注重将居住区域与轨道交通、公交路线等公共交通有效整合，以改善交通的可达性，节省居民的通勤时间，丰富居民出行交通的选择，并为居民更多选择组合机会从而增加居民的生活参与度与幸福值。购房者应将实际需求建立在购房基础之上，全面调查了解自己实际需要与住房条件相结合选出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最优选择的，客观地对楼盘状况作出分析，适合自己后来的实际生活和工作以及子女教育。

2.轨道交通所产生的效益具有外溢性，对周围事物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效益，不仅仅体现在交通通达度，还体现在开发商和物业获得了其产生的大部分收益中，而轨道运输公司和政府所获得的相对有限，但是居民的收益是相对稳定的，对缓解城市商业中心压力，降低通勤时间，缓解上班焦虑情绪有显著作用。但是为了弥补交通公司和政府的问题我们也要提出一些建议，这可借鉴香港地铁公司“轨道与物业综合发展”模式：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实现资源的更好配置，土地由政府提供，开发商提供资金，以降低双方系统风险并实现共赢（唐宗鹏，2014）。在此基础上，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调查数据，适当调整沿线土地供给弹性，以此来不断优化城市。开发商可围绕已开通运营轨道交通线沿线土地实施二次开发，提高土地开发和利用强度，以交通轨道线带面，再由个别突出点发展带动形成典型案例代表，形成点线面有层次的结构供应效果，最终提高轨道交通整体效益。

作者：刘芷含 向纬 杨淼 佘展江 许沁怡 朱虹雨

自相关的检验分析论文 篇2：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上海经济增长的源泉

[摘要]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对上海近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是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在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拐点。二是在现阶段制度变迁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比较完善。三是技术进步来源中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相互脱节，没有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上海经济的增长无积极作用。

[关键词]索罗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金融市场开发、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资为三大投资动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上海经济增长已连续十几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达到12.3％，已连续第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6年，在经济增长惯性推动和内生增长动力的驱动下，全年实现生产总值上海市生产总值（GDP）10,296.9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2007年生产总值（GDP）12,001.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3%。

顾国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9.50%，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要远高于1978～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1]。他主要运用的是索罗增长模型，不存在规模经济。陈诗一认为近十多年来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第二、第三产业轮流推动的[2]；石磊在“解读上海经济”系列报告找那个指出：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3]。周亿粟通过对上海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分析得出：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上了主要靠资本和技术投人带动，而不是靠劳动投人，甚至可以减少劳动投人的阶段[4]。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之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原则上讲，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外延式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的扩充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经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对经济增长还有拉动作用？出在何种发展阶段？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上海的研究和开发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有多大？虽然一些学者研究了技术进步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并没有揭示出影响技术进步的要素是什么，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也是出于经济的直观判断。本文拟用传统的增长理论来确定上海的发展阶段和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用内生增长理论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罗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得出要素和研发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不同作用的命题；第二部分为上海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是结论。

一、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随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来得到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果。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其核心思想为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8]。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強調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9]。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罗默于1986年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10]。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个变量：产量（Y），资本（K），劳动（L）和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在任一时间里，经济中有一定量的资本、劳动和知识，而这些被结合起来生产产品。生产函数为：Y（t）=F(K(t),A(t),L(t))其中t表示时间，而且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资本、劳动和知识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劳动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增长：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为外生参数，分别表示劳动和知识的增长率。

由此变化图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这个命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距离自己稳定状态越远时，经济增长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是表现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大；随着接近稳定状态，要素投入递增的程度会越来越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率作用会逐渐下降；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会等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实际资本存量等于长期资本存量；当实际资本存量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时，经济增长率会小于技术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就应该减少资本存量。

2.内生增长模型

本论文使用的内生模型是在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开发模型和宇泽弘文与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学者韩廷春所构造的增长模型，以消除 “阿罗—罗默”模型中当时的知识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却忽视了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技术进步，和沿着“宇泽—卢卡斯”模型中强调人力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却忽视了知识的增加 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本模型经济分成三个部门，即最终产品部门、人力资本部门及R&D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出用于消费的消费品（C）及用于生产的投资品（I）；人力资本部门生产出用于人力资本部门、R&D 部门及最终产品部门所使用的人力资本（H）；R&D 部门生产出用于最终产品部门及R&D 部门所使用的新技术、新发明和新设计，即R&D资本（R）[11]。最终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θ1)与R&D 部门的生产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时间贴现率(ρ)的大小，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成同方向变化，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方向变化。因此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现时的储蓄率越高（即人们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越大），则经济增长率越高。这里，尽管均衡增长率与人口或劳动力的增长率有关，但即使人口增长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经济的持续增长仍是可能的。

通过内生增长理论的动态分析可得出这个命题：技术进步使生产曲线外移，长期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增大，这时实际资本存量要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必须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时间内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还会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实际资本存量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由于人力资本与R&D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也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二、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及指标的选定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即对其进行分解所需要的数据是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技术交易额和R&D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上海人力资本的数据无法获得。所选用的数据为1990年到2007年，均来源于历年《上海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并且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或简称资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在众多估算中国资本存量的研究中，贺菊煌(1992)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本文拟从折旧总额中反推资产总额。一般说来，资产越多，折旧额与大，如为正比例关系，只要选定折旧率就可以推出资产总额。由于研究中最关心的是资本的弹性系数，只要折旧额和资产满足正比例关系，在作回归分析中，不同的折旧率对弹性系数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旧率为5％。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而在中国，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而且我国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其余的指标按对应统计年鉴指标的数据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得到。

2.用索罗模型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为对数线性生产函数（即Cobb—Douglas生产函数）：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γ为外生的技术进步率，ut为随机变量。 在此基础上，做了四个回归，其中回归（1）包含资本、劳动和时间三个变量，回归（2）包含资本和时间两个变量，回归（3）包含劳动和时间两个变量，这三个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4）为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资本不能通过t检验，而劳动通过了t检验，说明有可能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在模型（2）去掉劳动这个变量所的分析结果都通过了t检验，模型（3）去掉资本这个变量所的结果也通过了t检验，并且拟合优度都不错，从而说明资本和劳动确实存在着非常强的共线性。在运用索罗模型分析上海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劳动指标所用的数据是上海历年劳动力人数，而应该选用的是实际劳动的投入量，所以劳动这个指标含有较大的主观取舍，而资本的数据相对要客观得多，因此选用资本作为模型的变量。在前三个模型中，D-W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存在着序列相关。为消除序列相关，模型（4）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从模型（4）得出，资本弹性系数为0.8891，说明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没有大于1也没有等于1，考虑模型（1）将资本和劳动力系数相加所得为0.97，接近1。运用传统的增长理论可知，此时的实际资本存量略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如果资源属于有效配置，经济是不会处于这个阶段，因为如果经济短期处于这个阶段，要素投入会停止甚至减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弹性系数达到1。说明上海的资源配置比较合理，市场比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产率为0.0111，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只有15％，和一些学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异。考察所运用的模型的差异可发现，这些学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和为1，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假定，现实中一般不会是这种情况。而本文所作实证分析中没有这个假定，所以可认为本文的结果相对可靠些。当然所选用的数据年限、数据处理不同，也会导致的结果的不同，但这些不是主要因素。从分析结果可看出，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带动的。

3.用内生增长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来源有两种：一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二是知识存量的增加。知识存量的增加是通过技术交易从外部获得和自身的研发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识存量的增加所导致技术进步的相关因素，所运用的回归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别对应表示资本、劳动、技术交易额、研究和开发的弹性系数，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随时间变化对GDP的影响，θ反映了技术交易额与研究和开发的交互作用对GDP的影响，ut为随机变量[12]。在实际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变量或存在共线性或不能通过t检验等一些问题，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对上述模型变量的筛选。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变量，可看出R&D和技术交易额的交互作用项系数非常小，t检验值也非常小。消去这个变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归。从这个回归可看出，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在这里选择资本变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资本这个变量所作的回归，时间变量的系数很小，t检验也很小。在本文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时间变量t 的系数所反映的是制度变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术进步，也就是说此项系数是索罗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除去技术进步的剩余项。从回归结果可得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变化很小，靠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除去时间和劳动变量，就得到回归（8）。模型（8）共包含四个变量：资本、R&D、技术交易额和研发与技术交易额的交互项，这些变量都能通过t检验。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作了回归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发是滞后项，而模型（10）技术引进是滞后项。模型（11）是为了消除回归（9）中的自相关性，而采用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3。

从（8）、（9）、（10）的模型可看出，无论研发和技术引进是否采取了滞后，还是谁先采取了滞后，研发和技术引进的交互相都为负值。这说明上海的研发和技术引进相互之间有挤出效应，也就是说自主研发就不会引进，同时技术引进就不再研发，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我们知道，相对全国来说虽然上海的经济技术水平属较高层次，但相对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属于落后的，所以对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技术能力发展战略为：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改进和创新。上海毫无疑问也应该采取如此战略，这个发展战略被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国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果。从这个发展战略来看，技术引进和研发是相辅相成，先技术引进，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是提高当地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捷径。而从上海的实证分析中，却没有体现这种发展战略。

通过（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1.3%，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8.7%。在技术进步中，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72.7%，技术引进的贡献率为52.5%，两者的交互项为－25.2%。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带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这和用索罗模型所作的结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过要素投入的增长阶段之后，必须靠技术进步来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上海已经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捣东南亚国家的覆辙。不少专家考察后发现，美国这些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是与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创新战略密切相关的；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经济发展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最为关键的是技术进步的来源模式。有理论分析可知，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对于后进国家和地区来说，缩短差距的捷径就是先引进再研发，形成技术引进和研发互相促进的关系。[13]但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所得的结果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无论对政府和企业来说，都必须找到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结 论

从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量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在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拐点。二是在现阶段制度变迁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比较完善。三是技术进步来源中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相互脱节，没有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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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仲礼，王泠一.上海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政策导向[J].社会科学,2002,(5):12-16.

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Center for Regulation & Competi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

Key words: solow’s model;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TFP; positive analysis

（责任编辑：张丹郁）

作者：阮　敏

自相关的检验分析论文 篇3：

我国基金会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通过对我国大型基金会各要素特征与发展的关联分析,发现基金会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公募基金会,国家级基金会发展超过省级基金会,团体协会占基金会发起人主流,而学校、个人、企业这三类发起人发起的基金会净资产较高,但基金会性质与发起人性质对基金会发展的影响不确定。我国近年基金会规模的发展与其基金会级别、地域和宗旨等主要特征相关,其中以公平为宗旨且资金使用率较高的基金会更容易得到青睐。

关键词:基金会;公募;私募

文献标识码:A

一、选题背景

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2004年后,中国基金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是政府之后吸纳慈善捐助的第二大主体”,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2009年底我国的基金会数量达到1843家,比2008年增长16.7%,比2007年增长34.6%。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基金会的发展规模仍有较大差距,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制约了我国基金会的发展值得学者们探究。

当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主要从个案访谈或宏观定性的角度分析基金会的发展情况,尚未见有对基金会发展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也未能以全国数据为基础探究我国基金会规模的发展状况。2010年7月以推动基金会信息透明为目标的基金会中心网推出,本文利用基金会中心网显示的2005~2009年TOP100的128家大型基金会的数据,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细化影响基金会规模的要素,探究其规模发展特征及其原因,并提供了相应发展对策。

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选题背景;第二部分文献综述;第三部分通过对搜集的TOPi00基金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探究我国基金会规模的发展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回归分析,并得出的结论。

二、文献评述

由于专业化程度对基金会发展的影响成为共识,学者们纷纷提出基金会应该通过项目来建立一种机制或者渠道,构建一种以筹款队伍“专业化”、筹款策略“市场化”、财务运作“透明化”和回报方式“个性化”的“公众参与型”筹款机制,但对于其他因素影响的研究比较零散。近年有关基金会规模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了以下观点:

1.基金会的性质是基金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基金会有公募与私募两类,卢德之提出公募基金会的发展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从长远来看,非公募基金会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因为我国基金会传统的筹款机制是“政府主导型”,这种机制筹款分配规则空置,资金结构单一,投资理念落后,财务分析不足,导致发展受限。国外从政府影响角度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的资助行为会使得那些私人捐赠者们担心自己会丧失对捐款的控制,从而降低基金会的收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的注资行为会提高机构的信誉,从而产生一种吸收效应以提高基金会的收入。

2.发起人对基金会发展速度存在影响。中国基金会发起人主要有学校、企业、个人,当前学校教育基金会发展迅速,但企业将成为基金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外学者也研究了发起人因素对基金会发展的影响。例如基金会的启动种子基金对于基金会的发展至关重要,更多的理事会成员能够为基金会赢得更多的支持者并夯实组织资金来源的基础。但中国尚缺乏对发起人与发展规模关联性的研究

3.基金会宗旨对其发展存在影响,不同宗旨的基金会发展不均衡。国外基金会从事的各项领域中,文化艺术类,教育类和科研类的非盈利组织倾向于获得更多的资金;同时,法律和公共代理服务得到的资金则相对较少。原因在于投资于文化和艺术类机构可以为公司提供广告效应而投资于教育机构则可能为投资者带来优秀的人力资源。

4.基金会的支出对于基金会的发展也存在影响。相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用于募捐的花费与募集到资金的多少是呈正比的。对于机构投资者,则更加关心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状况而不是从道德等方面去考虑。短期内募集资金花费的增加有助于资金的募集,但是从长远来看,资金的募集费用的提高会降低机构运转的效率,从而降低其获得公共资金支持的数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基金会性质、支出、发起人以及基金会宗旨对基金会规模发展的影响都不确定,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同时也缺乏定量分析,未能在同一环境下分析比较这些基金会规模发展可能的影响因素,它们是否与基金会的规模发展有关,影响程度如何。本文认为基金会的专业化程度不是先验的空中楼阁而是由基金会的一些基本特征、性质影响决定的,研究这些基本特征与基金会规模发展的关联对了解推动我国基金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此外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比如基金会的级别、所在地区也未见有深入研究。

本文利用基金会中心网数据,对我国基金会规模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金会中心网是中国基金会行业信息服务平台,拥有完备的中国基金会行业数据库,其检索中心提供了9.005年~2009年每年按净资产、捐赠收入、公益支出指标列出的100个基金会,本文主要选取了2005年~2009年度按净资产排名的TOP100基金会中的出现两年及两年以上的128家基金会进行研究。从净资产规模上来看,这128家基金会是中国最大的基金会,对基金会规模的发展情况研究很具有代表性。

三、我国基金会发展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基金会资产规模变化分析

中国最大的128家基金会2005年~2009年按基金会特征分类的年均增长率趋势图。从下图中可以看出,TOP100基金会2005年~2009年的平均增长率差异较大,其中非公募基金会增长速率为119.1%,高于公募的55.68%;国家级基金会资产增长率为106.119/6,明显高于省级9.25%;在发起人中,发起人为学校的基金会增长率为234.91%,紧跟其后的是企业发起的基金会增长率达151.29 9/5明显高于其他各类;地域方面,其他城市基金会的增长率为91.16%,相对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45.2%要较高一些;最后,在宗旨中公平大类的基金会增长率最快,达到了89.54%。

2.公募——非公募的性质结构分析

从性质上看,在TOP100基金会中,公募的基金会有93家,占总数的72.7%。非公募的仅有35家,其中有17家属于教育基金会,占非公募基金会总数的一半;包括教育基金会有31家非公募基金会涉及教育行业,占非公募基金会总数的88.6%。

越来越多的非公募基金会进入TOP100的行列,说明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速度很快。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以企业、高校和名人为主,占非公募基金会的77.1%/6。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是市场化改革,经济快速发展,财务积累的结果,也显示了社会上富裕阶层和成功人士对社会公益的关注和投入。

3.基金会发起人结构分析

按基金会发起人可分为学校、企业、个人、团体协会和海外这五个类别。在这128家基金会中有10家是由学校发起的,11家是由企业发起的,12家是由个人发起的(这三类基金会81%是非公募的基金),94家是由团体协会发起的,1家是由海外发起的。由团体协会发起的基金会数量较大,净资产占总和的70%6左右。

每类基金会的净资产呈现每年递增趋势,但变动幅度差异较大。由学校发起的基金会净资产增长最快。其他基金会净资产和收入都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4.基金会地域分布分析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基金会的地域分布极不平均,经济发达地区慈善部门较多、各类资源丰富,往往能获得较多的慈善资源,因而基金会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因而在研究的128家基金会中,有95家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地区,占总数的76%。其中,北京最多,上榜基金会达到67家,上海、广州各19家,福建、浙江地,区的基金会数量次之,占总数的23%/6左右。根据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分布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基金会资产平均增长率为46.2%/6,低于其他地区的91.16%。

5.基金会公益目标领域分布分析

按照业务范围和开展公益活动的行业领域,可以将我国基金会分为三大类,一大类是发展大类基金会(包括教育文化类基金会、科学研究类基金会、环境保护类基金会、国际交流合作类基金会),另一大类是公平大类基金会(包括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类、医疗救灾类、社会服务类基金会),同时涉及这两大类的基金会为综合类基金会。在上榜的128家基金会中,立足于发展的基金会数量为56家,多于立足于公平的基金会数量19家,其余53家属于属于同时涉及这两大类的综合类基金会占总数的41%。同时发展类、公平类、综合类三种基金会2005~2009年的平均资产增长率分别为63%/89.34%、35.87%。

6.基金会发展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TOPl00基金会2005~2009年净资产的变化情况反映了基金会在这5年内的规模发展情况,基金会的基本要素直接影响基金会规模的发展。将基金会的基本情况与基金会2005年~2009年净资产平均变化比值进行回归分析,目的是找出对基金会规模增长存在影响的因素。

(1)变量的选择、处理与假设

解释变量的个体指标:基金会的资金募集方式(公募=1/非公募=0),基金会的级别(国家级=1/省级=0),基金会的发起人性质(分为学校、企业、个人、团体协会),其中团体协会作为基准对照项,基金会所在地域(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的一线城市=1,其他地区=0),基金会2005年~2009年的收入增长比例均值、支出收入比增长均值,基金会的宗旨大类(分为发展大类,公平大类,综合大类,其中以发展大类为基准项)。

被解释变量:基金会在TOPl00中2005~2009年净资产增长比例均值。

假设:

1)基金会的性质影响基金会的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相对充足,资金使用相对比较便利,且受到政府的支持,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比公募基金会发展快;

2)基金会的等级影响基金会的发展,国家级基金会的公益活动领域较广,省级基金会公益活动领域受到地域限制,所以国家级基金会扩张比省级基金会发展快;

3)基金会所在地会影响基金会的发展,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富裕人士越多,基金会发展越快;

4)基金会发起人性质影响基金会的发展,由学校、企业、个人发起的基金会资金较为充裕,扩张比团体协会、海外发起的基金会快;

5)基金会的目标宗旨影响基金会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方面宗旨多元化的综合大类的基金会由于支持领域较广,可能吸引更多的资金,而另一方面宗旨单一的基金会也可能由于其目标单一性而显得更为专业,能募集更多资金。

6)基金会支出占收入比重的多少影响基金会的发展,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越高,募集到的资金使用率高,有更多人愿意对基金会进行捐赠,基金会发展就越快。

(2)计量分析

在实证中使用线性模型,运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首先,将资产年增长率作为衡量基金会发展的指标我们得出模型。

另外,许多的学者都将基金会的收入作为衡量基金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根据研究,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对于基金会收入的增长存在影响。一般而言,基金会的参与的项目即支出越多,就越容易得到更多的慈善捐助。于是,我们以基金会的年均收入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中加入各基金会的年平均支出推出模型。 针对所选择的样本和变量,AssetsR、In—comeR分别是样本基金会2005—2009年五年来的净资本平均年增长率和收入增长率,Income是年均收入,为衡量基金会规模发展的指标;Expend为各基金会年均支出,&、7。为模型的总截距,J3i是解释变量的系数,Nature代表基金会的募集方式,Level表示基金会的级别,Sponsor表示基金会发起人的类别,Address则表示基金会所处的地域,Org-type则表示基金会所从事的领域类别,e为模型中没有观察到的随机干扰项。

是最小二乘法的各假设。

首先,我们利用eviews软件检查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

各变量之间相关系

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5,并通过计算膨胀因子系数(VIF-=1.3256),发现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其次,我们检查了样本残差的情况。方程的残差值并不随着基金会数目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其趋势基本呈现一条直线,并经过怀特异方差检验拒绝随机误差存在异方差的假设。

最后根据eviews软件的回归结果进行DW检验,得出模型1的DW值为2.022234,模型2的DW值为2,040833。都接近2,故可以排除出现自相关的可能。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样本符合最小二乘回归的基本假设,可以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TOP100基金会净资产增长率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1解释力稍弱,模型2,R2高达0.94,显示解释变量解释程度很高。具体来看,模型一中级别、地域和公平类宗旨通过了t检验。其中级别的显著性为1%的显著性,地域为5%的显著性,而公平类宗旨则为10%/6的显著性,其系数分别为1.66、-1.28、1.24,说明国家级以及以公平为宗旨的基金会资产增长率较快,同时相对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其他二线城市的基金会的规模扩张更为显著。模型二中基金会支出占收入比重、级别均通过检验。其中,支出占收入比的变量为1%/6显著,级别为5%的显著性,系数分别为1.30和8.44。由此可见,级别因素对基金会规模和收入的增长均有影响,是影响我国基金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支出占收入比较高、以公平为宗旨的基金会更容易得到资金的青睐,基金会的规模扩张速度较快,说明近五年来,我国的社会公益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更加青睐注重推进社会公平的基金会,而且在选择时也不仅根据表面的特征,对基金的收入使用状况也有效关注了。

四、简要结论

(1)基金会资金募集方式对基金会资产增长速度和收入的影响都不确定,说明公募与私募两种性质的基金会都各有优势,其性质不会制约基金会的发展。

(2)基金会级别对基金会规模变化和收入变化的影响显著性水平较高,说明全国级的基金会确实有明显的发展优势。

(3)基金会规模变化受基金会所在地的影响显著,但与假设不符。处于二线城市的基金会增长率反而比一线城市要高。这可能是由于处于一线城市的基金会资产绝对数高于其他地区。因为处于一线城市的基金会,其平均资产总额为137,005,901元,而其他地区基金会的资产均值则为57,401,407元。前者比后者的两倍还多。

(4)基金会发起人对基金会规模变化的影响在模型中并未有体现,由学校、企业、个人发起的基金会,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在模型1中我们发现由学校发起的基金会t值为0.1043,接近显著水平,所以相对其他发起人而言,由学校发起的基金会,其规模扩展的速度快的可能性相对要大一些。

(5)基金会规模的扩张受基金会宗旨影响,宗旨的明确单一与综合发展各有其优势,结果显示宗旨单一更有助基金会的规模的扩张,有关公平类的基金会其资产增长率更高,说明社会公平问题得到更多社会人士的关注与支持。

(6)最后,基金会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影响基金会的发展,支出收入比越高,说明募集到的资金使用率高,基金会募集资金及时充分的使用对基金会收入增长影响明显。

以上分析显示,我国近年基金会规模的发展与其基金会级别、地域和宗旨等主要特征相关。说明人们选择基金会进行捐助时,主要关注基金会级别和宗旨活动领域,以推进公平为宗旨的基金会更容易得到青睐,此外捐助者还较为偏好资金使用率较高的基金会。而基金会的资金募集方式、公墓还是私募的性质对规模的影响不确定。由此可见,我国基金会发展正从中心城市向二级城市扩散,具有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基金会要发展就要明确自身的公益宗旨,加强自身的专业性,资金使用的及时与充分性,同时要提高基金会的信息透明度,方便捐赠者了解,以促使基金会健康、快速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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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亚维　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