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筑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建筑是城市的灵魂，建筑群落的分布和人们的生活环境能够间接反映出居住人的居住习惯。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城市建筑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城市建筑文化研究论文 篇1：

新北川城市建筑风貌研究

摘要：羌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的夏朝，但羌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正式得以命名，在历史长河中，羌族这一民族看似古老而又年轻。羌族人民有着坚如磐石的品质，即使面对巨大的灾难，他们依然挺立着民族的脊梁。北川作为羌族的集中聚集地之一，要研究新北川城市建筑风貌就无法避免羌族几千年的迁移发展历史。

关键词：羌族;新北川;城市建筑风貌

1 羌族的历史

羌族在2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十分活跃[1]，他们住在西北和中原，包括黄河上游、黄河、沱江和岷江上游[2]。从秦朝开始，羌族部落逐渐开始向西南、西北地区迁徙，有的到达了岷江上游、大渡河和川西北的安宁河，而有的到达了青藏高原。

汉代，羌族人来到岷江上游。隋唐时期，羌族人迁往河湟，有的到达岷江上游的茂州，成为闽江流域最重要的民族。在不断的迁移发展中，他们遇到了许多当地的居民，并且与这些居民跟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在岷江上游，白石曾被羌族当作武器。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与历史资料的记载一致，都表明汉代的羌族人民定居在岷江上游。

自隋唐以后，羌族在中原的汉人与西部青藏高原的藏民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来自中原的汉人与藏区进行了许多经济贸易的来往，这种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关系使羌族人民自愿被归化，为唐朝所管辖。长期定居在岷江上游的羌族人民受到吐蕃政权的限制，未被归化，这些羌族人与当地原住民和谐相处，逐渐成为今天的羌族。

2 羌族文化、建筑的多样性

羌族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迁移与融合的过程。在迁移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融入古羌族，最后他们定居在岷江上游，与土著人民形成现在的羌族，主要分布在现在的北川、汶川、茂县和理县。虽然羌族都集中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但当我们去研究羌族的历史时，发现这一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迁移并带来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差异。受外来民族的融合与影响，羌族的聚集地也产生不同的地区划分，这样的地区划分主要为原始的羌文化地區与次生的羌族文化地区，其中次生的羌族文化地区因为受到不同民族的融合与影响较强，我们又可以将他们分为汉羌文化区，藏羌文化区和汉藏羌文化区三种类型。

2.1 原羌文化区

原始羌族文化区是指茂县、汶川县北部、理县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地处羌族人民聚集地的中心地带[3]，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小，羌族文化保存完好。他们为了体现鲜明的本民族建筑文化特色与传统，在聚集地的不断发展与建设中，有时采用黄壤为建筑材料，但是聚集地的大部分建筑还是以石头建造的，石头砌的墙外侧自上而下倾斜并且与外部的地面相互垂直，免去了施工的过程中的繁杂步骤，这一切都基于代代相传的高明建筑技术与丰富的技术经验。

2.2 藏羌次羌文化区

在北川的西北部地区，因为身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并且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西藏藏族的聚集地，所以受藏族文化的影响较大，产生来了次生的藏羌文化。当地的风俗习惯等方面与邻近的藏族文化十分接近，在建筑形式上引入了大量的藏族建筑元素，当地的窗户多为U型窗就是藏族传统建筑的特点之一。

2.3 汉羌次羌文化区

汉羌次生文化聚集地区现位于四川茂县的东部，北川县的西部地区，这两个地区是汉族与羌族共同生活的区域，当地的民俗文化与汉族文化逐渐融合。一方面是因为封建时期中国政府的强制管理，另一方面是因为羌族人民是智慧的民族，他们因地制宜，主动吸收与学习先进的文化。随着时间的变化，独特的汉羌文化应运而生，汉羌文化在语言、建筑、生活等方面与其他次生羌族文化有所不同。

2.4 汉藏羌次羌文化区

汶川县中南部地区在汉族、羌族、藏族三个民族的交界地带，既受汉族文化影响，又受到周边藏族文化的影响，因为吸收文化的程度不同逐渐演变成极具特色的汉藏羌文化，三个民族之间的不断交流融合形成新的特色，这一特色也体现在建筑上。

3 地震前北川县的形象

曲山镇位于北川县，面积122公里，原总人口2.4万人，其中羌族占6.2%。曲山镇是地震前北川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展示北川羌族文化形象的第一扇窗口。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社会各界和群众的努力，北川县建设成果明显，但随之而来的缺点也显而易见，改革开放虽然大力提高了国家的经济水平，但盲目的追求经济提升导致一些地区的发展误入歧途，忽略了当地遗留下的优秀的、具有特色的民俗文化。以建筑为例，北川县只在表面上运用了一些随处可见的羌族建筑特点，整个地区的羌族建筑风格缺乏统一，以至于出现了羌族风格、现代化风格，甚至是国外建筑风格混在一起的现象，降低了当地的整体形象与内涵。与全国大多数的县城相比，北川县的形象特点不突出，北川县的建设无法支撑“全国唯一羌族自治县”这一城市形象。

对于一个意图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产业的山区县城来说，城市形象不尽人意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弱点。虽然北川县旅游业的发展在震前已经初具规模，但不难发现，在北川县的现有旅游产业中，旅游模式以自然景观为主，而不是典型的民族风情旅游。地震后，大量的旅游资源被彻底破坏，利用羌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发展北川县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当务之急，是北川旅游业灾后发展的最佳选择。建设一个风格统一、统筹合理、设计科学、富有羌族风情的新北川县成为该地第一要义。

4 北川羌族建筑的特点

综合分析认为北川地区的羌族是受汉文化影响最大的民族，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羌族人民的文化不断地跟周围其他的文化交流融合，仍然保留着“居山中，石为房”的建筑特色。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建筑语言，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和归纳四川省北川县羌族建筑的特点。

4.1 村庄布局变化特征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以及民族血缘的影响，羌族聚集地的传承保护工作做得非常好。但过去的部落战争不断发生，各民族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多，特殊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自然灾害、疾病等因素也是的羌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坏与分离，不得不产生新的融合，一路搬迁。历史上的北川羌族村落正是如此。

在距山谷约300米的陡坡上，是明清以前北川羌族的主要部落[4]，山间山谷中的小水坝并不是当地羌族同人民的第一选择。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变化的速度和进程进一步加快，总体变化表现为山寨由坡向谷、农户由分散向集中、人口由山寨向城市迁移的特点。

4.2 建筑风格特征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当时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与手段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强制控制，使这一交界处成为“附庸”。从唐代到明代，强制性的“附庸”从未停止过。北川羌族吊脚楼至今仍保留着古碉楼的风格，木石结合的建筑风格十分有特色，北川羌族的木结构建筑大多是用大小不一的瓦砾或石块建造的，有的甚至是整面石墙。在建筑的其他元素方面，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如翠华门、泰山石干堂、木花窗……同时，羌族建筑在运用这些汉文化建筑语言表现出自身特点的同时，还表现出建筑灵活的特点，不刻意复制，不拘束，刚柔结合，风格独特。

4.3 区域气候影响与板式坡屋面的应用

据记载，魏蒙大地上有一些房屋，汶川东部也有一些房屋。汶川以东是指绵义羌丰地区，是介于年降雨量1300毫米的温暖湿润气候区和年降雨量只有500毫米的干旱河谷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北川羌族也在这里，此地区年降雨量约1000毫米。任何用砂石做成的屋顶坡度都只能在1%～2%，经不起大雨和雨水的侵蚀[5]，只有坡度较大的坡顶才能适应这种气候。因此，北川自古就有坡屋顶的建筑，坡屋顶用小青瓦或石片覆盖，内有桶木结构支撑[6]，四周用木板围成，下圆用石墙支撑，土石墙支撑，形成土石方结合的建筑特色。

5 新北川建筑风格定位的必要性

重建北川担负着发掘、继承和保护羌族独特文化的重任，使其得以弘扬和发展。四川省北川县的广大羌族人民对自己民族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感情，他们迫切的期望通过现代化的理念与技术手段来建立新的属于北川羌族的历史文化名城，满足内心的民族情感。既要彰显羌族文化的宽容，也要彰显羌族文化的个性，只有这样，北川县才能比其他羌族城市更具竞争力和吸引力。

6 新北川的建筑风格定位

四川省北川县有1400多年的历史，并且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源、自然资源，所以研究新北川城市建筑类型，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自然资源进行细致的总结归纳，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精华部分运用到建筑上，确立其风格。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羌族的独特风格应该贯穿于北川新县城的建设始终，北川新建筑应体现羌族民族特色，把新北川建设成为现代羌族自治县势在必行。

7 总结

建筑既能表达一定的精神内涵又能反映城市的文化面貌。现在很容易找到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但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都只是采纳与放大一些当地建筑的表面形式，只是在外观与形式方面进行新建，而不是在建筑设计上反映民族几千年的精神文化，这种做法是空洞的，无效的。而这种做法又被大量运用到“四异”建筑的现代建筑中，这种建筑的存在与我们当前社会追求效率的社会氛围有关。当下四川省北川县的建筑设计应该体现羌族的固有文化特色与大禹文化这两个重要的民族文化[7]，同时要避免使用粗俗、肤浅的符号，引用暗喻、隐喻的手法体现羌族文化的特色。应该对羌族的传统和信仰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与归纳，从中提炼出对羌族建筑文化独特性的新理解，对羌族的文化特点进行抽离，并运用其进行建筑改造，建立历史与现实、建筑与环境的联系。

震后新北川的城市发展与建设进程中，要有合理的统筹规划，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调查，了解当地各地区的状况，统一规划。要运用各种不同的设计理念与手法建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表现出不一样的羌族民俗风情，落实城市规划，只有利用这种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传承与延续几千年的羌族文化，才能真正做到展望未来，建造出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与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得到突破，发展成熟，传统的羌族建筑形式不能较好的适应现代社会，因此羌族建筑需要不断的更新。一方面，我們需要城市建筑充满强大的羌族风情;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新城市需要新的建筑实现新的功能，这两者看似矛盾，但在实际上可以通过巧妙的设计和控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8 结语

只要羌族继续存在，羌族文化的根基就不会被动摇。羌族人民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承受了历史造成的痛苦，羌族人民只有紧紧抓住机遇，为保护和发展羌族优秀文化传统作出更大贡献，这样才能可以更好地发展新北川县，传承和弘扬羌族文化。

参考文献：

[1] 陈科.北川羌族村寨的灾后重建与发展——以吉娜羌寨为例[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1.

[2] 李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居文化研究[J].美术大观，2008（09）：184-185.

[3] 罗琳.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模式个案研究——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五龙寨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2）：59-62.

[4] 唐光孝.四川平武白马藏族北川羌族村寨布局与建筑形式演变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08（02）：134-139.

[5] 成斌.四川羌族民居现代建筑模式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5.

[6] 马宁，钱永平.羌族碉楼的建造及其文化解析[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20-23.

[7] 宋波.西部民族地区本土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07）：66-70.

作者简介：马品磊（1973—），男，山东济宁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建筑艺术空间设计与理论。

作者：马品磊 胡博闻 王荣金

城市建筑文化研究论文 篇2：

社会福祉服务设计体系下城市区域地缘建筑环境的空间形态表达

摘要：建筑是城市的灵魂，建筑群落的分布和人们的生活环境能够间接反映出居住人的居住习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更迭，建筑受地缘环境影响，有些建筑也会受时代的冲击，从结构、基本型和建筑风格上趋于不同，在城市历史变迁和文脉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将东西方文化结合，在文化冲击下分析建筑的空间形态，就社会福祉服务设计大的体系下城市局部区域中地域建筑和周边环境进行深入研究，以马来西亚马六甲为例从建筑和环境的缘起中以历史环境为根基进行深入探讨和阐述。以社会福祉服务体系的视角看现代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服务体系，城市的优越性，城市的发展条件以及未来城市的建设原则。

关键词：福祉服务 城市文脉 地缘建筑 空间形态

一、从城市地缘建筑群落看社会福祉服务

城市地缘建筑指的是在城市区域中拥有悠久历史或是民风和民俗的建筑、环境群落，城市古迹是城市的瑰宝。城市的地缘建筑标志着城市的历史和更迭过程，是城市居民的宝贵记忆，挖掘城市记忆，寻求服务体验让居民可以更好地生活，是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建设方向，现代城市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服务和居民体验。在城市发展中，居民一直是城市建设的主体，城市的基础设施是为人服务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一元素展开的，因此城市的基础建设和生活环境的营造关平民生也关乎居民的幸福感。

针对城市地缘建筑群落的梳理和研究，本文选取了马来西亚马六甲州进行研究。马来西亚的人口构成由马来西亚本地人、华人和印度人构成，具有多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的特点，马六甲是马来西亚的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城内分布大量历史遗迹，这些建筑的修复、保护和周边环境的营造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案列，对于城市地缘建筑群落的未来发展和研究也极具意义。

二、具有历史传承的城市地缘建筑群落

（一）王朝发展时期建筑特点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在1403-1511年建立马六甲王国，是马来西亚在本土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地位，据史料记载马六甲的第三任国王罗阁·登阿（1425-1445）由睡梦中梦见安拉使者遂皈依伊斯兰教，自此王朝臣民自上而下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马六甲建筑群落受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影响，不能运用动物图样只能用文字或是植物花纹，部分建筑呈现出中轴对称的特点，依次循序渐进、主次有別、层层引深组成一套完整的空间序列。建筑颜色上色彩鲜明，顶部大多以穹顶居多，颜色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要颜色，建筑体量壮观，具有浓郁教廷风格，建筑形式上采用多种建筑材料，建筑外观运用材料工艺细致、紧凑。门窗上大量运用几何纹样，采取并列、对称、交错、连续、循环等方式形成两方或四方连续的构图，变化无穷。受马来西亚炎热的气候影响在大多建筑在结构上非常注重建筑的通风和采光。

（二）殖民统治时期建筑特点

从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占领马六甲修建圣地亞哥城堡开始，就在马六甲险要位置修建了炮台用以防御，同时可俯瞰马六甲海峡和马六甲古镇，由于葡萄牙人信奉天主教，因此他们占领马六甲后将清真寺夷为平地修建教堂，建立宗教学校并传播天主教，天主教的建筑形式大体上分为四大类，分別为巴舍里卡式、罗马式、拜占庭式、哥特式建筑。1640年荷兰人联合柔佛进攻马六甲于1月攻克马六甲，葡萄牙人统治终结，这一时期的荷兰人发现当地盛产锡因此对当地的锡进行垄断。1785年左右，英国击败荷兰后开始向马来半岛挺进，先后同苏丹签订契约，兴建相关建筑设施，因此整个，马来半岛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建筑受统治阶层的冲击出现大量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群，如图1。

（三）新时期建筑融合模式

城市的发展必然经历从旧到新，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再到发达的过程。新老建筑的交替更新标志着城市在发展，针对历史性建筑群落的保护和研究有助于分析城市的更迭过程，建立城市文脉认知体系，发展城市文化，促进城市发展。从城市规划的成果来看，城市地域内不存在城市区域建筑群的整体替换或是全部更新，大多数呈现的兴建方式是交替循环、交替承建，形成区域内新老建筑共存的形态，在城市整体发展及城市形象中，建筑群体的各异形态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建筑和文化的多样性及雄厚的经济力量，是城市经济能力的体现。但是新老建筑共存的模式容易形成区域建筑的混乱，因此合理的规划和兴建城市区域内的建筑及环境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

三、马六甲古村落群体特征

在古代马来西亚的整个建筑发展历史中，具有悠久建筑历史的建筑当属当地最有特色和代表性的高脚屋，其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建筑的形成时期，在马来西亚高脚屋的建筑形式，共分四种分别是，马六甲型、霹雳类型、吉打类型、东海岸型。

（一）建筑通风

马来西亚地处中南亚，热带雨林气候，气候炎热、潮湿、多雨、为了解决建筑的通风问题，高脚屋这一风格的建筑将建筑地面架高下面辅以竹子或是承重的柱子，充分解决了建筑的防潮问题，在通风上建筑的山墙位置敞开，屋顶架高，增加室内的通风和空气循环，有效增加了空气的流动。

（二）建筑结构

最初高脚屋受热带雨林的环境影响，在建筑方式和材料的选用上，大多以竹子、树枝支撑，顶部交叉隔断辅以大棕榈叶子，随着建筑材料的不断升级，新的建筑不断涌现，但是受季节和天气及环境的影响，马来西亚大部分民用建筑群落仍然是以高脚屋这种建筑形式而存在，大多数建筑的地基已经替换成石桩等新型建筑材料。

（三）建筑采光

在建筑的采光上，由于当地的气候特点和建筑特征，大多数建筑的屋檐都增加了长度，延伸到院墙部位，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遮阴，外墙内在植物的搭配上大多种植棕榈树和椰子树，高高的树干可以增加空气流通，同时厚重的叶子也可以起到遮阴的作用。大面积的阴凉也可以增加凉爽空气的进入间距，受雨量的影响，马来西亚大部分建筑群落的建筑顶部都以尖顶为多，尖尖的屋顶也可以快速增加雨水的流速。

四、区域地缘建筑、景观环境对居民的影响

（一）宗教建筑设施对居民的影响

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因此国家内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清真寺。比较著名的是马来西亚国家清真寺和坐落于马来西亚太子城的粉红清真寺，这座美丽的清真寺融合了摩洛哥、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建筑风格，之所以叫粉红清真寺是因为，整个清真寺的装饰和建筑大部分都是红色的，并且有四分之三是坐落于水面上，在当时，建筑设计大胆并且富有创新，寺内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专为女士信徒所建立，下层为男士信徒朝奉。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极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每天要面向东方祈祷五次，在信徒眼中清真寺是神圣的，入殿必须要脱鞋脱袜，不能裸露肌肤，女信徒要遮住头发，伊斯兰教教义大体上分为五个部分，即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伊斯兰教认为世间真正的神只有安拉，体现出了神的唯一性，如图2。

从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中可以看到优美的图腾和纹样，从大部分器具、服饰及建筑中能够看出伊斯兰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及信徒对伊斯兰教的虔诚。

（二）地缘建筑环境设计对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

区域地缘建筑指的是地处于城市区域内拥有相关历史或是具有特色的建筑群及环境，城镇的主体是居民，城镇中不同区域内的居民受城镇内地缘建筑的影响，在生活上体现出不同的方式，如生活在CBD中的居民，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出门打扮时尚，有朝气，就个体本身而言自律性强;而在文化古迹即古城中的居民大多从事相关文创产品的售卖，每天同各种游客打交道;在公园附近生活的居民晨练指数较高，一些老年人生活节奏较缓慢。

城市的建筑和环境是居民每天主要的集散地。人们来往于城市，生活于城市中，城市部分区域受不同的个体生活习惯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环境，很多环境自然形成，无需设计，经过岁月的打磨別具一格，有些经过巧妙的构思和设计后，贴合人的生活习惯同时又具备审美价值，有一定的观赏性和功能性，这些不同的设计环境由人设计加工后会衍生出不同的地域特点，代表着一个区域的文化。根据不同的建筑职能和功能使城市区域内的建筑各具特色，地域内的环境各异，不尽相似。

利用现代设计手法使环境和古建筑、古环境互相融合，大力发展旅游业增加城市的收入和知名度，使城市得以快速发展，是马六甲城市的特点。在古城马六甲，沿河道两旁布置了很多绿植和具有特色的建筑，被赋予现代的设计手法和装饰后与古城相得益彰，同大多数历史古城一样的是马六甲也有一些古代的装饰品售卖，以供游客选择，以作为城市的手办。但是大多数小商店售卖的产品还有待加工。城市的景观由中心主干道向外呈放射状分布，沿历史古迹穿插于分散于城市各主要景点。

在马六甲沿古河道可以看到河道两旁林立的商店和建筑以及咖啡馆、纪念品商店，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马六甲古镇的优美环境，同时在河道两旁还可以搜寻到各式具有特色的小商品及美食，街道两旁的建筑有些是经过历史的打磨后留存和保护下来的，有些是后面由于游客的需求或是店面本身的需要而加盖和增加的，大部分都依托于当地的历史，如以郑和下西洋事件为主的相关建筑和环境，通过历史文化烘托出傳统的景观布置方式，体现城市的特点，马六甲古镇内分布着很多博物馆，一方面诉说着城市的历史，一方面也向游客传达着马六甲的文化。

受历史文脉对建筑本身的冲击和影响，在马六甲和澳门的城市中残留着大量各具特色的建筑群落，这些建筑本身记录着城市的历史，诉说着过往和曾经，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内部新老建筑交替，但大多复健的模式也是依托于城内古建筑的建筑特点，局部得以保留，使建筑整体相得益彰，不会显得突兀，新老建筑的交替过程也标志着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如图3。

（三）区域景观布置对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

传统城镇的兴建模式大多以建筑及实用功能为主，多数现代城市缺乏文化主线和文脉体系，从城市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城市需要历史文脉和文化传承，这种传承可以是基于城市历史、城市建筑、城市环境等，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需要后代去了解、去壮大、去传承、城市通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以跟进社会的发展，包括科技的革新，兴建城市配套设施，使城市本身拥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使居民能够利用科技便利的生活，但是从城市的底蕴和文化来看，文化底蕴的缺失越来越是部分城市发展的制约条件，这种制约条件包括：文化的缺失，使居民缺乏归属感和自豪感;后代的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人员在本城市无可研究的对象。

因此城市应积累自身的文化底蕴，包括城市的历史、居民的习俗、文化遗产、古建筑等。塑造城市文化传承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城市品牌、城市知名度，促进旅游业为居民带来收入。在意识形态上拥有归属感，惠及下一代。

在古镇内文化古迹的保护和传承方面，古镇内拥有多家博物馆，博物馆内陈列着大量的古代文物，包括国王用过的一些用具，带有浓烈的伊斯兰教风格，拥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诉说着前尘往事，彰显着当时的繁荣。

（四）马来西亚城市水系特点

城市如果单单是建筑物堆叠，那它一定会显得枯燥和乏味，城市的水系循环能够为城市增加活力，水系的循环还能够增加城市的湿度。马来西亚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因此城市的热循环和排水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城市内部兴建水系能够有效地缓解温室效应，减小区域局部的热导现象，从而起到降温的效果，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拥有SMART隧道工程，该隧道是典型的纵向三级隧道，平时正常的城市排水从第一层经过，第二层为通车隧道，当遇到洪水时，第二层将变为泄洪隧道，当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时将关闭第二层的通车隧道，其用第三层将整个直径12米的隧道用于排水通道，完全解决了城市的洪涝问题，如图4。

（五）国际行业需求对地缘环境的影响

马来半岛最初的经济基础以农业加上小规模的商业和锡矿业为主，后来经过殖民统治后殖民地的发展带动了马来半岛的经济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欧洲汽车行业的迅猛发展，对于橡胶的需求量巨大，由于马来西亚气候条件适合种植橡胶，因此资本家纷纷投资橡胶，这一时期的橡胶园得到迅猛发展，于此同时当地的居民绝大多数依然种植水稻，极少部分被雇佣在橡胶园工作，华人充当商业的代言人，从事进出口贸易，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五、具有历史传承的特色建筑群落发展趋势

马来西亚信奉伊斯兰教，很多建筑受伊斯兰建筑风格影响，大多以黃色、白色、淡蓝色为主，在马来西亚建立了很多伊斯兰教的寺庙，建筑风格格外壮丽美观，建筑顶部雕刻精美的花纹，多以四方连续的图形为修饰，在马来西亚民用建筑也别具一格，大多数都有独立的小院子，院子内栽种一些棕榈树，房子结构多数为二层或三层的小楼，形态各异，兼具浓厚的东南亞建筑特色。

吉隆坡附近有一座刚刚兴建的城市被称为布城（Putrajaya）是马来西亚三个联邦直辖区之一，旧称布特拉再也、太子城。太子城是马来西亚的联邦行政中心，马来西亚的首相署和政府各部已迁入城内办公，城内设有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和休闲设施，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太子城是马来西亚的政治中心，内部城市绿化面积很高，70%是绿地。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地区仍然保留着原始的翠绿景色、随处可见草地，郁郁葱葱树木和湖泊。太子城整个城市的面积面积广阔，山林起伏，宏伟壮观，被称为“智慧花园城市”象征着欣欣向荣。

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建筑群和特色建筑越来越成为游客驻足和观光的主要地点，新兴建筑群和民族特色的建筑群落的衔接也成为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基础城市建设中深度挖掘历史文化，保护历史传承，塑造城市品牌文化，打造新型都市文化建设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总结

（一）纵观马六甲古镇的整体建筑规划及环境设计具有浓重的伊斯兰教建筑特点，从文化古迹和历史的传承角度看，城市本身也包含特点，自古以来马六甲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得名，是中国通往西方的要冲，被竞相争夺。战乱中也兴建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建筑物，这些建筑融入到古镇中为古镇多了一些异域的风情。马六甲古镇本身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型城市，城镇每天接纳的游客数以万计，城市内部分布有很多历史古迹，城市依托历史古迹兴建了很多相关的配套设施和旅游设施，博物馆、商店和古董店等。

（二）古代由于马来西亚国家演变致使马六甲城镇已无历史性的原著居民，城市内部多数居民都是以马来西亚其他州的人或是华人及印度人为主，居民的从业状况多数以趋向旅游相关的附属行业，主要向游客兜售纪念品或是饮食行业等，城内信奉穆斯林的占绝大多数，城内居民一天要做五次礼拜，每天生活主体主要以信仰为主游人为辅。

（三）城市区域古环境的营造方式往往能够决定城市地域的建筑和环境。城市区域环境塑造的优劣能够影响区域内居民的生活状态，良好的区域城市环境可以增加居民的幸福感，基于城市的配套设施和福利政策能够使其能够获得良好的生活体验。

（四）马六甲作为一个以旅游业为主的城市，在区域环境的塑造上是以点带面为主的发展模式，马六甲古城内分布着大大小小形色各异的文化古迹，先后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先后来到马来西亚，在马六甲古城中耸立着各式的建筑群落，这些古代遗迹由于殖民者的不同兴建的时间不同，兴建的人不同使整体建筑环境和建筑风格都不尽相同。在不同的古迹周围，环境的营造方式要结合古迹的特点，有的进行复原，有的结合现代的景观布置方法，运用多种类植物进行植物造景，但总体上要使整个景区的环境相协调。

作者：李金泽

城市建筑文化研究论文 篇3：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变迁侨乡城镇的近代化历程

摘要：在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下，岭南侨乡城市与建筑的近代化历程可以从西方殖民者、本土政府和民间社会三个层面进行解读。以侨乡城镇为例，可以看出华侨和侨汇对“骑楼”建设的影响，殖民主义建筑风格的骑楼与传统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融合共存这一现象是侨乡社会文化变迁的物质反映。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可以阐述这一建筑文化现象之下的社会动因。

关键词：后殖民语境；文化变迁；侨乡城镇

1840年鸦片战争及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中国自此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除了通商口岸等港埠城市开始被纳入世界经济的体系外，岭南沿海的乡土社会亦成为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地区。出洋的华人通过自由劳工、契约劳工这两种近代移民的主要方式以及随之发展的连锁式移民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一华侨。归侨、侨眷人数的增加，海外华人与其故里的经济关系即侨汇资本的发展，不仅启动了岭南侨乡社会变迁的历程，也影响了城市乃至乡土社会空间营造的近代化实践。

源自英属海峡殖民地城市建设规范，被制度化为一种热带殖民城市的空间文化形式的“骑楼”，被华人转化为类似中国店铺住宅“前店后屋”的空间使用形态，并随着殖民主义、官方推动、归侨及侨汇资本的作用，形成为岭南侨乡城镇特殊的建筑与街道空间类型，是城镇发展至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与反映。

岭南近代城镇发展离不开华侨以及侨汇的力量。然而过往通史性质的中国近代建筑或城市研究对于殖民世界二元对抗结构的设定，只一般性地揭示殖民势力的话语压迫对中国传统建筑生存状态的影响，而作为民间具体运作机制的华侨以及侨汇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从风格变迁的角度研究近代建筑的总体特征，有时不足以说明动态的建筑文化变迁过程，特别是百余年来华、洋政治、经济、文化冲突背景下的复杂变迁。 人类学研究的视角以及文化研究的领域的成果，尤其是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可以作为“近代建筑与城市”研究方法的参考，应用于殖民城市与殖民建筑的课题。

首先，人类学所掌握的微观结构与小进程研究为处理整体性认知与局部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参考。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人类学家并不试图通过一个(数个)社区或个案的微观研究作出整体性的推论，然而小型单位的地方和个案分析完全可以作为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因为借此我们能够从生活和民众的视角认识和解释现象的本质。换言之，对于“侨乡城镇”这样的“地域性建筑”课题，只有投入更多的力量。从地方史角度，从基层社会的“生活世界”中寻求其发展的原因及轨迹，才能使解释增加自身的说服力。

再者，奠基于欧洲殖民主义历史和制度实践，以及所有殖民地人民对这些实践的反应之上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可以转化为建筑学领域研究殖民城市与殖民建筑及相关问题的方法。重要的理论如安东尼，葛兰西的“话语霸权”——关于“统治”与“认同”的权力话语理论，弗朗兹·法侬(FantzFanon)提出的殖民主义背景下民族主义发展的三阶段说，以及霍米，巴巴(H，K.Bhabha)针对殖民地人民的异化，用心理学术语“矛盾心理”分析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彼此吸引又互相排斥的一种非常复杂的混合性心理特征等等。从他们的研究可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经常不是简单的二元对抗关系。

在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下，重新审视那一段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城市与建筑，如果从主导力量——人的主观作用角度出发，以后殖民理论为依据，侨乡城市与建筑的近代化历程研究实际可由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1　西方殖民者透过西方近代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策略建构殖民城市或租借地、外人居留地，成为与中国传统城市并列的异质的示范区域。这些物化的实体实际上是殖民主义从军事上征服了本土统治阶层之后，试图建立起隶属自己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宿，同时又对本土传统逐渐颠覆，从而从边缘话语的层面跃升为主流话语的实践结果。

2　本土政府面对殖民城市的刺激作用以及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逐渐转化为推动城市变迁的自发性动力及主导力量之一，开始进行近代城市的建构。这种空间实践不仅局限于开埠城市，近代许多城市的“拆城筑路”、“市政改良”运动都明显带有传统城市新旧嬗变的印记。

3　华侨阶层对殖民城市文化的认同，借侨汇经济的力量触动城市、集镇、市墟乃至乡土社会的社会变迁与实质空间变迁，即殖民话语引入的异质空间形式被逐步纳入到广阔的乡土社会空间生产和运行的机制，一方面彰显了华人宗族社会的伦理与价值观，一方面表现为西方殖民文化形式的模仿与接纳。

一、侨乡城镇的近代化

作为城市发展至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对以“骑楼”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侨乡城镇空间演变的解读亦同样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前两个方面的研究颇多，本文着重讨论第三方面，即华侨和侨汇对侨乡城镇建设的影响和其深层次原因。

从民国2年(1912年)制定的《广东省城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开始，骑楼被政府推广到市区主要的商业街区，作为改善城市空间的一种手段与方法。此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广州市区各商业发达地段基本完成了骑楼的建设。广州都市改良的成功，鼓舞了省内其他城市的“市政改良”，许多城镇如江门、开平、台山、汕头、中山等地，均根据广州的城市发展模式与经验，成立官方或半官方、半商会的组织来推动拓辟马路、兴建骑楼街道的工作。其他地区如潮州、佛山、开平、恩平、新会等市镇，也在20～30年代这一波都市改革的风潮中，陆续风起云涌地推动骑楼建设。从清末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经由各地方政府推动的市政改良，骑楼政策可谓自省城广州逐漸在多个地方城镇实行。每个城镇仅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城市形态与城市面貌为之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这50年左右的时间，同样也是华侨实力开始显现，侨汇逐渐成为侨乡城镇建设的重要动力，侨乡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侨乡城镇集居形态的发展时期。

由华侨力量主导的侨乡城镇形态的转变，有以下几个方面：(1)19世纪90年代末以后华侨新社区的出现。这些社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的新区，如广东江门五邑的海外华人及当地富商于19世纪末纷纷成立地产公司，购买江门近郊的鱼塘桑基之地，填沙造地，划分地段，规划房屋大小、高度、走向，卖给同姓或同乡的海外亲戚作建房之用。以同一风格的建筑式样，同样的楼房高度，形成一个个华侨新村，如端芬镇附近的模范村，台城城南的模范村。(2)因铁路发展起来的新社区。新宁铁路通车之后，沿线地区建筑业一片繁荣，三合地区的20多个华侨新村，其中不少是这一时期修筑的。(3)因市场交易活跃、商业繁盛而发展起来的墟镇。除五邑的各县城外，台山的斗山、公益，开平的赤坎、塘口，新会的古井、沙堆，恩平的江洲等墟镇兴旺起来。由华侨投资经营以侨眷为主要

顾客的金山庄、钱庄、金银铺、布匹百货店、杂货店、酒楼饭店、建筑材料店鳞次栉比，相当繁荣。

骑楼也正是在官方改造城镇、市墟与华侨自发建镇造圩运动中进一步得以在广阔的乡土社会中推广的。

台山公益镇的建设便是源自华侨造镇。旅美归侨伍于政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家乡经商的伍于政有感常年越潭江至对岸水口圩经商不便，遂召集地方绅士及华侨成立“埠务公所”，开始印发地段契据，四方招商建埠。次年5月，适逢民营铁路——新宁铁路动工修筑。伍于政等人多次与新宁铁路的创办者陈宜禧商谈，争取新宁铁路途经公益并设车站，故新宁铁路第一期工程改为公益至斗山段，铁路公司还投资20多万元，建筑公益路分局大楼、机器厂、停车场、电灯厂、码头、长堤等项目，吸引了大批华侨落户投资，加速了建埠进程。公益镇的规划建设直接受到了美国方格形城市规划的影响，美国方格形商业街区与已在海峡殖民地城市发展成熟的商住两用建筑——骑楼相结合的模式，被认为是适应于城镇商业发展的理想形式，故而“旅美华侨，熟知家乡建埠，心情激奋，遂集纽约市建筑图式之精华，绘制图纸”，将公益埠骑楼街道布局为垂直相交的网格形。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仅3年时间就实现了河滩变大埠，将公益建成为台山第二大墟镇。建埠完成后的公益埠里，自西向东的横街南华街、维新街、中兴街、苏杭街、长乐街、海房街与由南向北的直街上海街、上环街、中环街、下环街、东华街呈规整的方格网布置。横街作为商业经营的主要街道，逐渐形成了经营范围相近的专业街市，如中兴街集中了金融业。而苏杭街以经营丝绸、纺织品为主。横街与直街均为开间大致相等的二层骑楼。

公益镇是国内较早以民间——华侨的力量，透过有秩序、有系统的规划方式相互约定建设起来的颇具规模的近代骑楼城镇的。在这小小的土地上，还规划有公园、学校、医馆、教堂等公共建筑，地下水道也是预先铺设的，因此公益埠基本具备了近代商业城镇的要素。

华侨推动传统墟集的骑楼化改造及新的骑楼墟市建设，是侨乡社会空间地景变迁的又一主要内容。大量介于城镇和农民居民点之间的聚落形式——墟市的营建，将骑楼发展推行至乡土社会。

端芬镇汀江圩就是由当地梅姓华侨以及侨属侨眷创建的市墟。端芬镇大同河旁原本已有供商品交易的大同市，20世纪20年代末，居住在大同市的梁姓、阮姓出于宗族利益，杜绝附近的梅氏到市上买卖，激发了梅氏海内外乡亲自行建墟，墟址毗邻大同市东侧，大同河旁。时任培根小学校长的侨属梅健行被推举主理筹建，他和同族的梅炳然、梅忠儒共同筹划建设。汀江圩于1932年建成，占地80亩，100多幢二、三层的骑楼街屋沿长方形周边排列，整齐划一，中间留有长214米、宽28米专供商贩摆卖商品的空地，俨如一座大型院落，故汀江圩又成为“梅家大院”。四周的骑楼，以商业经营的店铺居多，现能证实的以“堂”、“号”、“记”、“祥”为名的商铺就有33家，间有少量单纯居住的“卢”。不论是商铺或住宅，都为宽度3米的占有1至3个开间的骑楼建筑。

交通便利，方便商业贸易往来的公路、河道旁及两者交会处，是墟市发展的首选地段。如大同河上游距汀江圩仅13公里的西廓圩，由梁姓华侨宗亲修建，采取的方式也是骑楼店铺围合中心空地的布局方式，在规模上逊于汀江圩。再如台城至开平三埠镇公路与紫霞河交会处的园山仔圩。是1928年由当地旅美谭姓华侨用侨汇兴建骑楼宽度2.6米的商铺与自住房，采取的仍然是骑楼沿矩形周边布置的方法。

20世纪20年代台海(台山至广海)公路的建成通车则刺激了上泽河旁上泽圩的繁荣，并引发上泽侨居美国、古巴、南洋的陈氏宗亲开始对这个元朝中后期就已经存在的墟集进行改造。临近上泽河的住宅统一改建为商住两用的骑楼，骑楼街道于靠近台海公路处放大为8.4米×12.4米的集市贸易区。可见这种骑楼街屋围合形成墟市是当时墟市新建或改造的常见办法。作为一种贸易墟集，它的规模还无法形成像公益埠那样的集镇。它的布局方式满足了传统乡土社会宗族关系在近代逐渐转化为一种以商业贸易为主的经济与利益共同体的需要。

二、后殖民语境下的现象解读

上述关于侨乡城镇集居形态的转变，以及骑楼在乡土社会的推广，最终成为一种分布广泛的地域性城镇与建筑样式，即殖民主义建筑风格的骑楼与传统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融合共存，这一现象可称为侨乡社会的“泛骑楼化”。侨乡社会“泛骑楼化”的现象，是侨乡社会文化变迁的物质反映，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殖民主义所引发的“族裔散居”与“精英”阶层的出现是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族裔散居”带来了侨汇这一城镇建设的经济基础，“精英”阶层的出现决定了城镇建设中的价值取向——向新的、先进的东西学习，而侨乡传统的乡土社会文化也对城镇的建设产生了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上几种因素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这种“泛骑楼化”现象。

人们从他们的家乡自愿或被迫地迁移是殖民过程中的一个中心历史事实，“族裔散居”是指某个种族出于外界力量或自我选择而分散居住的情况。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一方面生活在所居处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一方面还残存着原乡集体的记忆。“族裔散居”给侨乡传统宗族关系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家族成员长时间并不集中生活在一个明确且固定的地理范畴，他们主要靠经济力量维系海内外家族成员和原乡家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转变是海外宗族关系的延伸，也使得侨乡家族相对淡化大家庭、宗族的结构，成为一种经济共同体。因此，造镇兴墟运动的基础——侨汇的使用，正是基于这种经济共同体的关系，一部分作为赡养家庭之用，一部分应用于赚取利润的资本运作，更有华侨将传统光宗耀祖的观念延伸为跨村的乡社认同，用之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及捐献于社会启蒙教育与慈善领域，成为侨乡社会近代化的推动力量。广东华侨投资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广州、汕头、江门、台山、海口和梅县几个侨乡中心，且广府地区的华侨投资几乎占全省华侨投资的60％。广东华侨投资的重点依次为房地产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房地产业投资占去一半以上。

故而，侨汇带动房地产业是骑楼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相似的墟市形态——窄开间大进深的商住两用骑楼围合中心市场的布局方法，恰也符合了这种侨乡社会血缘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复合关系，因为在宗族社会里，占有与支配的关系是产生矛盾的根源，面对市场，用均质化的空间划分方法是一个大家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墟市的绝好办法。可以这么说，“族裔散居”透过侨汇经济力量维持了近代侨乡的各种社会运作，包括巩固了传统的宗法伦理，当然也挑战了源自农业生产的旧的社会价值观。

“族裔散居”和侨乡社会文化变迁互为因果，但归结起来，殖民主义是二者共同的原因。因为殖民者来到殖民地。他们的文化对土著来说是某种新鲜的东西，当两种不同的文化被历史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双方都从对方不同的文化形式中看到新的东西。由此，文化即在这样的过程中采取渐变、发现、发明或传播的形式发生变迁。殖民主义所导致的文化变迁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新的主体——来自第三世界但游离于第一、第二世界边缘的人及他们当中的“精英”的产生。他们反过来通过殖民主义发现或发明的东西影响、推动着殖民的进程。面对文化乃至建筑文化的选择，他们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来自本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在和西方殖民建筑文化全面接触的过程中，又感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在很多方面的先进性，故而努力地从西方建筑文化中去谋求可能有助于本土建筑文化发展的元素。所以，“骑楼”是复合的建筑文化形式之表现：从单体上来看，是传统“竹筒屋”平面与殖民外廊式建筑、西方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的混合体；从市墟平面布局方式上看，是传统市集与骑楼建筑的混合；在城市市政改良中，源自海峡殖民地建筑规范的文化形式影响了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商业街区的建筑形态，成为一种重要的阶段陸建筑样式。这表明了，受殖民文化影响的精英阶层(甚至可以由华侨扩大到官员阶层)一边模仿殖民建筑的形式，包括规则、话语等，一边出于自己脚下的土地和本能的反映，在前者的基础上作出变异和综合的努力。

选择在后殖民语境中解读侨乡近代城镇的发展及“骑楼”现象，其叙述对象从建筑、城市物质本体上升为文化现象，叙述视角转换为创造者——人，叙述的层面扩展到国家——地方政府——乡土社会，解读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建筑文化变迁现象之下的社会动因。环视亚洲诸国的“近代建筑”，它们无不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历史有关，希望这一方法的尝试，能对近代殖民城市和殖民建筑的研究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　王献福

作者：邓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