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论文

2022-07-03

【摘要】我国当前正在朝着老龄化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对社会保障体制的巨大压力，对传统文化的挑战等。想要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能单单依靠人口政策，不能单单依靠针对老年人群体的单一政策，不能单单依靠单独部门的政策，需要整个社会的通力合作，相互补足，从而最大可能地规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论文篇1：

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公共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

摘要：本文以中国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特大型城市上海为例，通过全面梳理自开埠以来上海城市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探讨了合理人口结构掩盖下的城市老龄化现象和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重点反思了上海目前在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公共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关键词：特大型城市;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制度创新;上海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卫生改善、科学技术进步、生育水平下降以及预期寿命延长等因素的必然结果。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趋势，其所带来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对传统社会养老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政府部门必须对现阶段的老年社会福利管理及时做出调整。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步入老龄社会的特大型城市之一，其在老龄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遇到的困难以及寻求解决的方法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笔者认为，老龄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直接针对问题的应急措施之外，及时调整公共政策并在制度方面进行创新是必由之路。深入研究上海老龄化问题对解决其他城市乃至全国老龄化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上海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上海是中国城市水平最高、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知名的人口特大型城市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上海的常住人口是241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有1455万）。上海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问的积累，才发展现在这个数量的。因此，要想了解上海人口的现在，就必须回顾上海人口发展的历程。而探讨上海人口发展的历程，首先需要明确上海的地域范围。

上海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初，上海县属江苏省松江府管辖。1845年后，上海县洋泾浜以北一带划为洋人居留地，后形成英租界。此后，上海县域内义先后设置了美、法及公共租界等。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以来，上海县与上海市分离。但实际上，上海所辖区域范围并无太大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市区域调整较大。至1958年，原江苏所属浦东、嘉定、宝山、上海、崇明、松江、奉贤、南汇、青浦、川沙和金山等11个县划入上海市。至此，今上海市辖区基本确定，总面积约6400平方公里。

二、合理人口结构掩盖的老龄化问题

人口结构亦称“人口构成”，是某一全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人口的构成状况。其中，人口的年龄结构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又是今后人口再生产变动的基础和起点。它不仅对未来人口发展的类型、速度和趋势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作用。

上海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人口特大城市，肩负着面向世界、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任，在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017年全球最具活力城市排行榜中，上海名列第四。强大的经济活力提供了众多的工作和就业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每年都有大量的年青外来劳动力人口涌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上海常住人口2418万，其中户籍人口仅1455万。非户籍人口占比高达40%。大数据显示，高峰时期，上海人口总规模接近3000万，以此计算，外来人口所占比例更是高达52%。

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年青劳动力人口涌入，对上海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巨大。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上海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第五次普查时的1194万人增加到了1757万人，十年间，绝对数量增加563万，增幅高达47%。实际上，同期上海户籍人口年度自然增长率全为负值，其中2003年自然增长率仅为-3.24‰，人口实际减少4.34。五普到六普十年间，上海户籍人口绝对数量实际减少9.55万。很显然，十年间，上海常住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增加完全来源于外来人口涌入。

图1是根据六普数据绘制的上海人口金字塔，如果不考虑儿童因素，上海人口结构基本上呈近乎完美的金字塔形。这表明，城市青壮人口占有绝对优势，劳动力人口充沛。考虑到第六次人口普查距离本文的写作时间已经有8年，本文写作时上海的劳动人口可能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更多，人口结构更为优化。

但是，看似合理人口结构背后，其实掩盖了城市本身实际存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0%时，这个地区的人口就成了老龄化人口。2017年，上海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例是14.3%，比联合同的老龄化标准多出了一倍还不止。上海人口老龄化问题很突出。无论是与其他国内重要城市对比，北京（ lO.9%）、广州（7.9%）、深圳（3.4%），还是与国际上其他大城市对比，纽约（ 12. 2%）、伦敦（11.1%），上海的老龄化率都非常高。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上海的老龄化问题则更为突出。2017年，上海户籍人口是1455.13万人，其中65岁以上老人达到315.06万人，老龄化率达到21.65%。同时，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有481.61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比例为33.O9%。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不同老龄化率，14.3%和21.65%，说明了上海的老龄化问题通过外来人口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整体老龄化率依然很高，在户籍人口中尤为严重。

三、上海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人口老龄化除了因为人体机能老化带来的健康、医疗、养老等直接问题外，还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需要在劳动力、住房、交通以及休闲娱乐等方面认真考量，提前布局。上海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特大型城市，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即有很多的共性，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一般情况下，老龄化首当其冲的社会问题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由此导致供應人口增加，社会负责加重。但在上海，这一老龄化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却不并显著。上海作为中国具有经济活力的特大型城市，每年有大量外来青壮劳动力人口涌人，这在表面上极大地减缓了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但是许多与老龄化相关的其他社会问题却无法通过外来人口缓解。

其一，健康和医疗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所受的由衰老带来的疾病会增多，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70岁以后的生活，基本上处于与各种身体病痛做斗争的过程中。除了肉体的病痛，老年人也会面临更多精神层面的伤痛，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提供更多的医疗资源和服务。上海经济发达，各层级的医院众多，医疗水平较高，但上海需要接纳全国蜂拥而至的病人，与现实的需求相比，仍然缺口较大，医疗资源极其紧张。

其二，家庭和社会养老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养老为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上海这种特大型城市当中，家庭单位越来越小，家庭养老的职能越来越弱化，独居老人增多，由于缺乏子女看护，发生意外身体伤害无法获得及时有效救助的可能性增加，由此引发强烈的社会养老需求。但目前上海在专业养老服务人员、敬老院、福利院以及床位等方面严重短缺。优质公立养老院需要排队好几年才能入住的情况非常普遍。全同各地青壮劳力涌入上海，但他们年老的父母却留在家乡，这产生了大量隐性“留守老人”缺乏照顾。

其三，其他连锁社会问题

长期独居会影响老人的心理状态，令他们感到孤独。尤其在上海这种特大城市中，邻里之问的交流比较少，更容易让他们产生社交上的匮乏。此外，老年人不适应充满现代科技的生活方式，也会令他们感到与社会脱节，产生心理上的被抛弃感。尤其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1.住房问题

老龄化的城市人口有老龄化的住房需求，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多代同堂现象较为突出，但在快速老龄的城市中，一世代户增加，二世代及多世代户减少，是必然趋势。因此，即使在人口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住房的总体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上海作为人口不断涌入，住房刚需旺盛，住宅数量尤其是中心城区的住宅数量本就不足，叠加老龄化因素，供应压力更大。而在房价奇高的城市化进程中，在增加房屋数量供给与平抑房价之问做出平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考验政府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

2.交通问题

老年人腿脚不便，视听能力下降，身体反应及协调能力较弱，在乘坐公共交通时往往面临较多的安全问题。因此，在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等诸多方面的设计及使用方面，如何更能满足老龄化人口的需求，保证他们的安全，提出了许多新的议题，当然面临诸多的挑战。

3.休闲娱乐设施问题

老龄化人口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大部分人的生活重心往往被动集中在休闲、娱乐和健身方面，这给城市规划带来了新的挑战。实际上，真正压力来源原有城市规划和设施无法满足现实需求，比如老年人设施的分布与老人年的生活区域不相符、老年人文娱活动开展较少或设计不好的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整个城市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在青壮年与老龄化人口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

4.公共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

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社会问题，上海在公共政策方面进行了诸多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许多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

其一，医疗方面

上海拥有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不但数量庞大，而且水平极高，但仍然远远无法满足老龄社会的实际需求。其中原因，除了上海需要为全国危重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之外，部分原因还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比如，上海现在通过减免挂号费引导老年常见病人进入社区医院就诊，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三甲医院的压力。但社区医院数量少，分布不合理，就诊时问短，医疗水平低、导致老龄化人口就医不方便。未来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在社区医院方面，形成地段医院、社区医院和小区门诊点不同层级的医疗服务体系。尤其应该尽快在目前社会医院下，增设小区门诊点，提供7*24小时门到门的医疗服务，真正解决最后一公里看病问题。

除了在实质上提高社区医院方面的医疗和服务水平，政府也应该合理地制定宣传政策、令老年人和他们的家人相信社区医院的水平、发自内心地愿意选择到社区医院就诊。通过宣传的方式，令公共政策更好地落地、达到预期效果。

其二，社会养老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规模逐渐减小，家庭养老职能不断弱化。尤其是数十年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抚养人和被抚养人倒三角的异态人口结构，越来越多的家庭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全面地照料老人。许多老人被动选择去养老院，养老由此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物美价廉的公立养老院常常供不应求，需要私立养老院进行补充。政府应该适当地对民营养老产业进行扶持，比如提供低价的土地和房屋供养老院的建设。但是同时，政府也应当形成管控机制，建立良好的养老产业市场氛围。虽然不同的养老产品可以在定位、价格上有所区别，但还是应该确保商家不随意抬高市场价格，令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每一位老人的生活中，而不是成为养老产业经营者谋利的捷径。

目前情况下，社会养老困难重重，政府临时性的资源和政策倾斜面临很多挑战，未来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在制度上进行变革，比如，在城市规划中根据人口分布预留足够的社会养老用地，在财政预算中，提支足够的资金储备等，真正把社会养老纳入政府工作计划和社会统筹之中来。

四、其他问题

老年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生活重心几乎全部转移到家庭、健康及个人事务上，这容易导致他们的生活脱离社会和人群，产生寂寞感。为了提高老年人精神生活的质量，政府应该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休闲娱乐的场所。近几年，上海开始有规划地建设城市绿地、步道，适当延长公园开放时间，建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举办老年大学，并规划“广场舞”等社交场地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历史问题，很多老旧小区还不能同时兼顾年轻人的工作、生活和作息时间，冲突与矛盾仍时有发生。

在住房质量方面，也需要认真做出调整，以适应和满足老龄人口的需求。上海有大量没有电梯的老旧公房，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收入水平较高的中青年人口在改善型需求的推动下，搬迁到新式小区。老旧公房小区集居了越来越多的老龄化人口。老年人腿脚不便，上下楼梯困难。近年来，在控制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情况下，部分小区开始加装电梯，方便了他们出行，但在协调各方利益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并给制度性的解决方案。除此之外，房屋内部装修改造，比如加装安全把手，铺装防滑地板，削平突出地平，增加安全保障，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前期的调研和投入。

上海城市公共交通流量潮汐现象特别突出，上班高峰期大量年轻人从城市外围前往城市中心区上班，而下班高峰期人流方向相反。交通流量高峰期与低谷期差异明显。老年人退休后，虽然没有在早晚高峰出行的工作性要求，但是，他们的作息习惯往往又与早晚高峰通勤的年轻人流对冲。如何合理引导老龄人口错峰出行，公共交通管理部分面临巨大考验。上海曾经一段时间为老年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很多老年人在早高峰时段出行锻炼身体或前往超市采购，从而与上班人群争抢交通资源，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上海政府把免费乘车政策改为货币补贴后，相关问题大为改善。

五、小结

老龄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众多，包括但不限于健康、医疗、家庭、住房、交通以及休闲娱乐等。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既是提高人民生活满意度的工作，也是协调社会中不同群体需求的问题，需要发挥公共政策和制度的作用。上海作为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特大型城市，其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共性，目前解決问题的方法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深思，尤其公共政策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思考。将来很多问题，需要进行积极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如何更好地解决上海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不仅体现尊敬老人的人文关怀，更关系到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同时，上海经验也对全中国其他尚为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的地方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作者：张佳妮

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论文篇2：

公共政策角度的我国人口老龄化分析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家庭；社会

自从人类历史以来，年轻人一直在总人口中占据大多数，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年龄结构一直比较稳定。但是随着近300年来，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人类文明井喷式发展，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通过对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和地区人口结构的对比不难发现，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会越来越突出。

研究资料表明，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会从现今的1.7亿增加到超过4亿，而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也将超过30%。在全世界范围内，同等的，将会从现今的7.43亿增加至20亿以上，所占比例超过20%。Pifer曾经说过，“人口老龄化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

一、定义简释

1、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指在总人口中由于年轻人口的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而导致的一种老年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例逐渐增加的态势。这个定义包含两个含义：一是老年人口逐渐增多的状态，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二是指社会总体年龄结构呈现一种老年状态，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当前的通用定义中，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60岁以上老年人占社会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老人占社会总人口的7%以上，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状态。[1]

随着人类医疗卫生条件的日益改善，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人类平均寿命的提高是必然趋势。所以可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然后现在一部分学者仍然将人口老龄化当做一种机型的、负面的社会形态，这是不利于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的，我们要将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来提出对策和策略，以中性的眼光来看待，才能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2、公共政策

陈振明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以特有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关系到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和个体，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2]

从人口老龄化的必然性来看，人口老龄化在可预期的未来内，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必然趋势。那么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想要解决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必须使用公共政策进行调节。然而公共政策的调节作用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需要在逐渐适应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的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合理地规避其为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前文中已经提到过，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在一段时间的发展形势是不可逆转的。想要抑制其消极影响，就要对其进行一一分析。

1、对社会保障体制造成巨大压力

社会保障体制作为社会财富第二次分配的主要形式之一，担负着社会公平的重要职责，也是中国梦的重要支撑。社会保障体制对于老年人的作用不言而喻，它是大多数老年人退休之后的重要生活来源，尤其是对贫困老人而言，是其生活支柱。在老龄化社会中，社会保障的作用更是突出。

随着我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社会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和退休老年人的比例正在逐年缩小，社会需要负担的养老费用和需要赡养的老人日益增加，给我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现在的养老金账户存在着极大的缺口，现有的青壮年劳动力所支付的养老金，已经用于支付，而且养老金账户的支付额度正在逐年增加。根据数据统计，我国在2001年到2075年之间，预计养老金账户将产生的缺口甚至可以达到9.15万亿元，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国家财政的灵活性，以及社会的税收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即使国家出台了延缓退休的政策，也不足以从根本上缓解这一形势，养老金账户的巨额缺口将是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国民财富合理地第二次分配的一大重要因素，也会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人民的幸福感和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我国养老体制的二元化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国当前的养老体制基本上还是偏向于城市的养老体制，虽然近些年在农村地区实施的新农保政策达到了一定的覆盖面，但是也仅仅覆盖了一小部分。而且我国在养老金方面的支付比例极不平衡，大部分资源庆祥城镇地区，只有一小部分资金投入新农保，农村老年人真正拿到手中的寥寥无几，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在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依然是主要方式。由此可见，我国应付人口老龄化的重点之后是在西部贫困地区以及农村地区。

由于我国当前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渐衰弱，再加上新兴的社区养老、社会养老体制机制不完善。我国当前养老院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说，都难以达到一个老龄化社会所要求的标准，养老院事业亟需发展。医疗保障体制存在弊端，这又对我国的养老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2、人口老龄化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

费孝通先生将其一生研究的成果汇集为一本《乡土中国》，在此书中，费老先生认为，我国社会是传统的乡土社会，我国社会的基本格局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处于主导。此二关系就形成了我国以伦理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就是极好的体现。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以及社会的发展，我国由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人口老龄化在其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调查表明，在我国当前社会中，老年人在一个家庭中的地位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极大地降低，成年子女对于父母的意见仍然十分尊重。但是家庭中老年人普遍与子女选择了在子女成年之后分居，虽然仍来往频繁，但仅就分居一点，就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挑战。而且现今的子女对老人的赡养，更像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父母以在子女年幼时对子女的养育，来换取自己年迈之后子女对其的照顾，这就对我国的孝的理念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此外，随着当前社会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社会转型的进程，家庭的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三代式大家庭慢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夫妻加子女，或者夫妻式的小规模家庭。如此一来，老年人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地位逐渐降低，而且在整个社会中，老年人对资源分配的话语权不复存在。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社会中针对老年人的社会资源逐渐减少。人们对老年人的态度从伦理态度转变为道德态度，乃至经济态度，对老年人的行为不是以传统的尊让、礼让的伦理标准来衡量，而是以更加公平的道德标准，甚至绝对公平的经济标准来衡量，而人口老龄化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当今社会中存在不少厌恶老人的青年人，“让不让座”、“扶不扶”等问题日益凸显。目前我国社会中无论各个阶层，对于老年群体的评价都趋于使用一种歧视的态度，一些传统的孝理念，如探望老人、赡养老人等，本该由道德伦理约束的问题，到最后必须以强制的法律形式进行约束。人口老龄化在这一转变中无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消极影响的公共政策视角

1、端正态度，不能仅依靠人口政策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看来是必须的，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和不错的效果。但是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使我国的人口发展违背了正常的发展规律，即未富先老。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总是在其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之后，才呈现人口老龄化的状态，而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就已经产生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着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极其不利。前文中已经提到，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通过外力可以逆转的，所以，公共政策不能简单地以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仅通过人口政策的改变就可以解决。我们应该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充足的准备，为我国即将失去的人口红利做好补救措施，通过全面分析人口老龄化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规避现有公共政策和老龄化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实施合理的政策措施，才能将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

2、不能仅仅依靠老年人口政策

当前的公共政策简单地认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以老年人为出发点。这种政策由一定的道理，但是很不全面。通过前文的分为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改变，除老年人之外的其他年龄群体才是致使其改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老年人之外的年龄群体也必须参与到公共政策的主体之中，公共政策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人的年龄阶段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叠加的过程，只有在人到达老龄化标准之前给其注入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才能使整个社会的老年群体呈现渐进的发展状态。而养老政策更是如此。我国的养老金账户的巨额缺口正是需要从当前的青壮年劳动力为政策主体进行解决，可以通过增加年轻人的收入，提高其劳动效率等来弥补养老金缺口，也可以在这一批人退休之后有客观的经济基础。老年人的医疗健康问题也是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解决，不仅仅要靠医疗制度的改革，更要推广全民健身，在人们老了之后拥有健壮的体魄，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全社会需要共同参与，从而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医疗条件。个体有着不同的年龄发展阶段和发展潜力，需要不同阶段的个体进行互补，来实现整个社会的现实性发展。

3、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部门的政策

仅仅依靠某一部门的政策也是不足以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大量的实践证明，公共政策必须要以某一部门的政策为主体，其他各个部门通力配合，才能使政策取得良好的效果，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以及预期内的发展，家庭养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主要的养老模式，尽管我国近些年有一定的社会养老方面的政策出台，但是其他的一些政策在无意中固话的家庭养老的模式，比如对于养老机构的资源进行垄断，使得民营养老机构难以维持等，这无疑不利于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时也会给子女带来繁重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但是仅仅依靠医疗部门自身的改革不足以缓解压力，还需要更加合理的政策安排。比如医疗卫生教育体系远远没有形成，人们没有健康的医疗卫生观念；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也迟迟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受困于资源不足等等。总而言之，需要不同部门政策之间的配合和补足，才能应付这一全社会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6）。

[2]陈振明.政策科学研究与现代社会发展──论政策分析的意义[J].岭南学刊，1995（6）.

[3]中国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M].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

[4]田雪原.中国老年人口（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孙陆军.中国涉老政策文件汇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作者：来冲冲

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论文篇3：

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特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摘要：“七普”数据显示，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小、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因素长期累积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格局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

基于“七普”数据对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人口老龄化新特征进行勾画，并讨论在此新形态下老龄化带来的多重影响及应对方略，为更加深入认识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参考。分析表明，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人口老龄化新特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增长态势更加快速、地区差异更加明显以及省际差异更加多样，同时还需动态认识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机遇主要在于老年人口年龄结构低龄化所带来的二次人口红利，但也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带来了多重影响和挑战。

未来应该从理念适老化、政策一體化、区域平衡化、和治理多元化这四个方面入手，充分利用回旋空间，抓住多样红利，规避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并充分把握机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新形态;“七普”;应对策略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1.00.036

收稿日期：2021-05-15

;修订日期：2021-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1ZDA106）。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刘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The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New Form

of Aging Society in China：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eventh Census

LU Jiehua， LIU Q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一、引言

2021年5月1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发布。

我国总人口数为14亿1178万人，较2010年的“六普”增加7206万人，增长率为5.38%，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人口总量增速明显放缓。而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小和比例下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等多种因素长期累积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两次普查的十年间发生了重大转向，人口发展面临着从以往数量压力到结构性挑战的历史性转变[1]。“十三五”时期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仅带来少儿人口比例的小幅回升，却并没有改变人口结构变老的长期发展趋势。具体而言，与2010年相比，2020年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即“两升一降”，与此相对应的人口金字塔“头重脚轻”的态势进一步加重。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不仅无法扭转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趋势，无法解决老年人口规模膨胀的问题，对于减缓老龄化速度、控制老龄化水平的作用也相对有限[2]。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呈现出人口又多又老的发展态势，且“老”这一结构引发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值得关注。

第七次人口普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60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2.64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8.70%，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91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3.50%，两者比重较2010年分别上升5.44和4.63个百分点。这表明，当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格局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

少子化态势加深，劳动力人口规模与比例持续下降，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老年人口比例急剧扩大，老龄化新格局下经济社会正进行深刻的变革和调整，中国正在经历老龄社会形态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4]。未来我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是国家乃至全社会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本文将基于“七普”数据，对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人口老龄化新特征进行阐述，并侧重讨论在此新形态下老龄化带来的多重影响及应对方略，为更加深入认识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必要参考。

二、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人口老龄化新特征

自2000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一直呈现加速的鲜明特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则进一步凸显了当前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人口老龄化的新特征。

1. 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增速远超出预期

表1和图1展示了自1953年起历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数量、占比以及年均增长率情况。首先，就老年人口数量而言，自1953年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2.64亿，70年间增长至最初的6倍;而65岁及以上人口除1953年至1964年间略有下降，此后同样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其次，在老年人口占比方面，也可以发现与老年人口数量保持着同样的增长态势。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0.3%，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7.0%，我国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自此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仅用了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以及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到18.7%和13.5%，与2000年相比几乎翻倍增长。图1中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和占比曲线均以持续抬升的斜率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人口老龄化之迅速明显超出预期。

同样，从老年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方面也能发现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态势。从表1和图1可以看到，1982—201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保持上升的态势，但年均增长率的增幅较小，最高仅0.39%，而令人惊讶的是，2010—2020年这十年间，60岁及以上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增幅接近1%，远超于上一个十年（0.15%）。65岁及以上人口也表现出与60岁及以上人口同样的加速发展态势，甚至较其更加严重，1982—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保持在3%以上，甚至随着年份的进展稍有降低，而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陡增至4.80%，与2010年相比增幅达1.79%，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口老龄化已迈入加速发展的轨道。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已成为我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鲜明特征之一。

2. 老龄化地区差异更加明显，区域应对压力增加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差异较大的气候环境、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经济发展和历史民族文化等，可能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不同的影响。

为科学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通过综合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可以将我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七大地区。

下面结合四分类和七分类这两种区域划分方式，以第七次人口普数据为基础阐述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特征。表2展示了两种地区划分方式下“六普”和“七普”各地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情况。

首先按照社会经济分区来看，东北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达24.00%和16.21%，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较为接近，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8.85%左右和13.50%左右;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最低，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6.00%和11.60%。

其中东部地区是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最好的地区，老龄化程度居中;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老龄化水平呈现出一高一低的突出特点，且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但四分区法仅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為依据进行划分，各地区内部囊括的省份较多且地理分布广阔，尤其是西部地区就包含了我国大部分地理区域，因此尚无法更加精细地反映出不同行政和自然地理区域的老龄化差异。

按照行政地理分区来看，东北地区仍然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呈现出相近的老龄化水平，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9.50%左右和14.00%左右，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华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为老龄化程度最低的区域，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4.60%和10.40%左右，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西南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居中，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6.48%和12.40%，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七类地区表现出4种老龄化水平（详见图2，虚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对比各地区“六普”和“七普”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数据可以发现，我国老龄化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具体来说，从社会经济分区来看，“六普”数据显示各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差值范围为0.04%—0.98%，而“七普”数据显示的各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差值范围为0.48%—4.61%;从行政地理分区来看，“六普”数据显示各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差值范围为0.08%—2.28%，而“七普”数据显示的各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差值范围为0.01%—5.82%。

总体而言，我国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较以往更加明显，且无法用任何一种因素（如经济、气候、地理条件等）完全加以解释，因此地方性政策和措施需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老龄化应对方略。

3. 老龄化省际差异呈样多样化，分省应对回旋空间明显增大

我国老龄化水平除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外，也存在多样化的省际差异。图3和图4分别展示了“七普”数据中我国各省份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情况，图中的实线为全国平均水平，图中的短虚线和长虚线分别为轻度老龄化标准（即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0.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7.0%）和中度老龄化的标准（即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0.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0%）。

综合图3和图4可以看出，我国31个省份的老龄化程度差异显著。目前全国有18个省份的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即18.7%），而有13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即13.5%）。从老龄化程度来看，仅西藏自治区仍未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8.5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也仅5.67%。不过，目前已有12个省进入了中度老龄化，包括天津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其中安徽省和湖南省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0%，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尚未超过20.0%，而其余10个省份两个年龄段均超过中度老龄化水平的评价标准;剩余的18个省份则处于轻度老龄化水平。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各省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差异性较大，不同省份分布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即尚未老龄化、轻度老龄化以及中度老龄化这三种不同阶段（详见表3）。因此，我国老龄化的省际差异呈现多样性，分省应对老龄化的回旋空间增大，即部分省份面临较大的老龄化压力，需要尽早采取应对措施，而另一部分老龄化水平较轻的省份还可以尽早进行前瞻性地政策部署，有效减轻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

4. 动态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保持加速增长的态势，仅二十年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加了8个百分点。但是，要达到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充分认识，不仅需要充分回顾过去，更需要动态认识和预判其未来发展趋势。老龄化的发展并非一项匀速、同向的简单运动，其特征是动态发展和变化的，需要人口学者持续保持敏锐，时刻利用有效数据和信息进行判断。当前的老龄化速度尚未达到最快，未来老龄化人口将继续加速增长。

表4展示了以往不同的代表性文献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预测情况，可以看出以往对目前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比的增长预测基本都是低估的。第七次人口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64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8.7%，而除了陈艳玫等

预测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75亿人外[5]，其余均低于实际人口数值，因此以以往的人口发展状况为准将低估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从而导致盲目乐观，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进展将远快于预测水平，需要根据实际变化进一步对老年人口预测进行调整。

前述提到，在2010年至2020年近十年间，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其人口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远高于以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尚未达到最快的时期，未来两至三年可能是老龄化发展更快的时期，我国可能整体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行列。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发展并非一个匀速的过程，而是一个加速发展的动态过程，需要持续动态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发展。

三、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多重影响

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呈现出与其他国家有差异性的、不可复制的突出特征，包括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未富先老，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与老龄化并存等[1]。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增长持续加速，且各地区和各省份呈现出差异性、多样化的老龄化发展进程，体现出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人口老龄化新特征，而这些特征势必将给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治理、家庭等多个方面带来深远影响。不过，进入老龄社会新形态之后，我们需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老龄化的变化及其多重影响。总体上看，人口老齡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或负面的，而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综合看待。

1. 机遇相随——老年人口年龄结构低龄化带来回旋空间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转变也加速进行，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生育结构和死亡结构改变、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共同导致中国老龄化的加速发展。通常认为，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和老年抚养负担增加，导致家庭和社会面临沉重的照料和经济负担，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阻碍。但是，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其对社会的影响需根据老龄化水平的不同而差别看待。

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老龄化程度相比，我国虽然部分省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但全国平均水平尚处于轻度老龄化，还有一定的缓和空间和回旋余地。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和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最新一期的调查结果表明（详见表5），目前我国的老年人口大部分为低龄老年人口（60—69岁），而高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规模和占比较少，表明我国正处于老年人口结构低龄化的机遇之中，我国尚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个回旋时间为下一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多种准备。

具体而言，我国老年人口结构低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催生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又称老年产业或老龄产业，指的是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而产生的专门为老年人消费服务的产业，包括老龄储蓄业、老龄服务业、老龄用品业和老龄房地产业等[10]。人口老龄化有效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对第三产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积极发展银发产业，不仅有效满足了老年人的需求，缓解了老龄化所引发的社会压力，同时给经济带来了有效刺激[11]。此外，人口老龄化将通过预防动机产生储蓄激励，造成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促进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生[12]。二是利用银发劳力。老年人口并非绝对的消费性人口，也具有生产性特征，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他们身体状况较好，且大多具有知识、经验和技能优势，可以继续为社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当下，传统意义上以劳动力数量为主的人口红利正趋于消失，我国进入以人口老齡化为特征的后人口红利时代的趋势不可避免。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供求的逆转可能成为延迟退休年龄的推力，而养老金制度的老龄化危机则成为延迟退休年龄的拉力，通过延迟退休可以进一步延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有利于个体积累养老金，并改善养老金财务收支平衡等[13]。三是促进银发新生态。中国的老龄群体不可一概而论，随着时代的进展，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已经无法充分阐释现代老年人的内涵，“老”需要重新定义，中年和老年的边界逐渐模糊，中年的限期不断延长，感知到变老不断延后[14]。老年人正在积极地投入新的旅途，活出自己的世界，给社会带来属于新老年人的活力和价值。

2. 老龄化所面临的微观、中观和宏观挑战

除了看到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机遇，更应该看到所要面临的挑战，下面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进行阐述。

微观层面，主要是从个体和家庭的角度来看。目前老年人的养老还是主要依托家庭代际支持，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展和以往过低生育水平的遗留效应，未来家庭的养老负担逐渐加重，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养老和照料工作，导致年轻人不堪重负。同时，失独、空巢、高龄、失能、失智等社会问题进一步导致家庭的养老功能缺位，一部分老年人面临无处养老和无人养老的困境。

中观层面，主要是从社区、机构或企业等角度来看。社区方面，社区养老是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中间桥梁，家庭养老功能的衰弱对社区养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社区是老年人除家庭以外的主要活动场所，如何打造年龄友好型的社区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社区养老共同体，也成为社区发展进一步面临的问题。机构方面，家庭结构改变，户均人口规模锐减，且无子女家庭比重上升，对居家社区为主的社会化养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数量和质量尚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企业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各企业都无法脱离银色经济的洪流，是否随着银色洪流调整产品、服务和技术，是所有企业都需要深思的问题。

宏观层面，主要是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家方面主要包括超前规划顶层制度设计、合理配置养老资源和解决区域老龄化差异性问题。首先，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因此从顶层设计到地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可能都无法避免与老龄化应对策略交集，政策的设计和实施都面临着全方位一体化的要求。其次，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国情是未备先老、慢备快老，而预计未来老龄化仍在加速进展，虽然存在一定的回旋空间，但养老、医疗、基础设施等一系列资源都尚不能满足老龄人口的持续增长需求。再次，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老龄化水平不同，因此不存在对所有地区都同样适用的老龄化政策或措施，需要因地制宜，并考虑其平衡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最后，城乡差异不能忽视，我国老龄化存在城乡倒置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思维定式。社会方面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治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老年人自身和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群对老年人的社会观念需要进一步改变，认识到老年人口的增长不仅是负担，更是社会和家庭的机遇和财富;其次，人口老龄化引起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医疗资源和福利供给等多方面的变化，如何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是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四、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老龄化应对的主要方向及其方略

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老龄化给个体和社会均带来了诸多挑战，应对老龄化并不仅仅是国家或任何组织的责任，而需要处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共同参与，如此才能变挑战为机遇，抓住人口老龄化的多样红利。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老龄化应对的主要方向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充分利用老年人口结构低龄化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坚决保障各年龄阶段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和生活质量。为实现以上两方面目标，下一步老龄化应对的具体方略应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即理念适老化、政策一体化、区域平衡化和治理多元化。

第一，理念适老化。理念适老化主要针对不同层级而言，即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多元主体应将老龄化视为常态，在工作和生活中充分融入老龄化理念。宏观层面，需要各级政府将老龄化理念融入所有政策，社会环境建设过程中将尊老爱老以及新老年人思想融入社会，并在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现状，积极构建适老型社会。中观层面，社区、机构、组织和企业等的服务和产品理念也需要适应加速的老龄化新形态，例如养老机构打造优质养老服务和养老环境，银行和保险公司应积极推进养老储蓄和养老保险业务，企业应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设备或物品，旅游业、房地产等也可以推出老年旅游和养老地产等相关业务，积极发展银色产业。微观层面，做好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让各年龄阶段的人群充分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势、政策法规、敬老文化等，让各年龄阶段的个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老年人应放平心态，正视身份，积极发掘自身潜力，做新时代的老年人，而年輕人一方面需要认真履行对父母的赡养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重视未来自身的养老问题，从各方面早做准备。

第二，政策一体化。老龄公共政策要保证有效性，需要做到两个一体化，即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人口变化是一体的，要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能仅仅聚焦于老年人口，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因此横向一体化是指老龄公共政策应不仅包括老年人有关的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系列政策，还需要将视角横向扩展到全方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例如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等，当提高了出生率，少儿人口占比上升，对应的老年人口占比自然下降。政策的纵向一体化则是指老龄公共政策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的多层级细化政策，既需要国家级老龄化战略的提纲挈领，也需要细化到各地的因地制宜，从国家层面的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战略到构建适合不同地方的老年服务体系（医养结合、养老保障）等，如此才能保证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地。

第三，区域平衡化。我国面临着老龄化水平的区域差异问题，包括省际差异和城乡差异。在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方面，要因地制宜，并考虑其公平性、平衡性和有效性，各地方也需要以顶层制度设计为纲，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务必做到区域应对的一地一策。在资源的供给方面，权衡到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程度，亟须尽快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按需划拨养老资源，将养老公共财政和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利用，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第四，治理多元化。人口老龄化引起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医疗资源和福利供给等多方面的变化，如何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是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体系难以满足老龄社会的治理需求，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不仅仅是国家或任何组织的责任，而需要多方积极参与，建立老龄化视角下社会、政府、家庭和个体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此外，为实现老龄社会的有效治理，还需要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环境建设，充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通过完善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多维支持和治理体系，创建养老、敬老的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充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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