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取消后影响论文

农业税取消后影响论文 篇1：

农业大省环境污染与取消农业税关系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 农业税；工业税；工业化； 环境污染

摘 要： 取消农业税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为改善自身的财政困境，地方政府开始寻找新的税源，发展税率高、见效快的粗放型工业产业成为首选。本文以安徽省16个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取消农业税与农业大省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取消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环境污染问题，并通过增加工业税收的渠道破坏了生态环境。进一步将安徽省分为皖南、皖中和皖北，可以发现取消农业税对皖北地区的环境影响最严重，因此取消农业税将恶化农业大省的生态环境，特别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地区。

文献标志码： 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tax； industrial tax； industrializ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cancella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reduces the fiscal revenue of local governmentTo relieve their fiscal difficulties， the local government starts to look for new tax sources，so developing extensive industry which brings about high taxes and quick benefits becomes the first choiceTake 16 cities of Anhu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build a panel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cancella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vince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cancella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mak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re seriousAnd it damages environment by increasing industrial taxDividing the Anhui province into south， middle and north， find that the cancella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has a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As a result， the cancella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causes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agricultural province， especially for the regions whose leading industry is grain production

一、引言

2015年霧霾在全国集中爆发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广大民众普遍意识到，经过30多年的粗放增长，身边的环境遭到了严重地破坏。传统的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式增长效益低下，资源利用率低，并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过度消耗资源。环境问题不仅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①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在

参加一次座谈会时说到，按照现在的能耗产出 比，要维持国民经济以6%7%的速度平稳增长，

到2020年，全世界的资源给中国都不够。因此，寻找环境污染的深层次原因，加快环境治理的步伐，已成为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有关环境污染问题，大量学者围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展开了研究。Grossman和Krueger分析了GEMS的城市大气质量数据，发现SO2和烟尘排放量与人均GDP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首次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1]方齐云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异质斜率面板数据模型，证实城市化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提出可以根据各地区是否达到其拐点来制定相关政策。[2]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征收农业税的历史悠久，俗称“皇粮国税”。长期以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广大劳动农民失去了反抗精神，任由政府对其进行搜刮，农业赋税日益加重，[3]这就是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秦晖：《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载于《今日农村》2001年第1期。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根据黄宗羲“积累莫返之害”的观点总结而来的历史规律，即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的负担下降一段时间又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标志着 8亿多农民从沉重的农业赋税中解脱出来，我国开始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无农业税时代，实现了“以农促工”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转变。张广花指出，取消农业税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改善城乡关系。[4]陈建宏认为，农业税的取消可以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和集中，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切断了各种搭车收费项目的依附载体，减轻农民的负担。安徽省作为首个农业税费改革试点省份，改革成效显著。[5]

但是，部分学者质疑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果。王学华指出，农业税的取消不仅造成了乡镇财政困难，还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6]于凌云等研究得出，尽管取消农业税后各级政府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但还是难以弥补财政缺口，乡镇政府开始减少公共产品的供给。[7]李瑞林等在肯定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同时，指出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效果有限，政策预期的效果没有充分达到。[8]此外，刘乐山等、董江爱、陆小丽等学者也都研究得出，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收入普遍降低，政府基本职能难以实现。失去农业税的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农业大县急需缓解财政危机。[913]

近年来，安徽省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2015年，全省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1518户，占全省总户数的641%，县域全部工业增加值为47177亿元，占县域GDP比重为438%，较2010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工业发展对县域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97%，主导作用日益明显。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网站。 地方政府在享受工业企业发展带来的GDP和高税收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日益加重。2016年5月8日，安徽省环保厅环境科学研究院与安徽财经大学联合发布《安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报告大气污染防治专题报告》显示，安徽省的空气污染形势比较严峻，20052014年，安徽省仅黄山空气质量优良率达100%。2015年全面执行空气质量新标准后，当年只有黄山与池州两市空气质量达标，PM25污染问题日益严峻。

目前，国内学者对取消农业税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其直接政策效果上，认为取消农业税可以增收减负，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而对于取消农业税的负面效果主要集中在财政收入紧张和公共服务缺失等方面，很少有研究关注农业税的取消对政府行为进而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我们认为，农业税的取消将导致以农业为主的县、市失去重要税收来源，迫使地方政府加快本地工业化进程。由于以农为主的地区工业基础薄弱，难以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不得不引进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致使本地环境急剧恶化。基于此，本文选取20002014年安徽省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取消农业税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揭示环境污染背后的制度成因。本文的贡献在于：（1）相对已有研究，本文首次研究农业税取消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估取消农业税的效应；（2）以农业税取消作为一个自然实验的研究前提，丰富了税制调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为环境治理的税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洞见。

二、理论分析

借鉴Fredriksson和Millimet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崔亚飞的理论分析，[1415]我们假设某个农业大县地方政府j的辖区内环境污染水平E主要来自工业污染的排放。如果將一个地区内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值定义为工业化率ir，那么环境污染水平E可以看成是工业化率（ir）的函数，即E（ir）。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其一阶倒数E′大于0，二阶倒数E″小于0。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污染水平首先会不断上升，但是，随着科技水平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提高，人们对环境的重视也能够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降低环境污染水平。

周黎安认为，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模式，即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提升和私人利益而牺牲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16]地方政府j为了获得政治晋升十分重视GDP的增长，而经济增长Q会带来税收收入（T）的增长，即税收收入是经济增长的函数T（Q）。我们进一步把税收细分为工业税IT、农业税AT和其他税收NT之和，即：

T（Q）= IT（Q）+AT（Q）+NT（Q）

假设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U取决于税收收入（T）和环境污染水平（E），即U（T（Q），E（ir）），则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如下：

U（IT（Q）+AT（Q）+NT（Q），E（ir））

其中，UT′大于0，UE′小于0。地方政府以效用函数U的最大化为目标，即努力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地方政府会在税收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进行策略权衡，当地方政府通过降低环境保护力度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税收水平时，便产生了“趋劣竞争”（Race to the Bottom，RTB）。[17]在取消农业税后，AT为0，总税收T显著下降（假设地方政府j为农业大省，因此农业税所占的比例相对高于其他地区），地方政府j的效用水平也随之下降，地方政府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会采取放松环境管制的方式维持甚至提高自身的效用水平，从而造成了环境污染水平E（ir）的上升。

取消农业税对于减轻农民负担、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收入肯定具有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遭遇瓶颈。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地方政府失去了重要税源，而上级的转移支付大多属于专项支付，地方政府很难挪作它用。为了保障自身的效用水平，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税源，以改善自身面临的财政困境。因此，地方政府更加积极的引进工业企业，加快本地工业化的进程，以工业税取代农业税。但是，农业为主的县、市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陈旧和不足，而且有的地区的区位条件很差，从而很难吸引产业链高端企业，不得不引进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因此，农业税的取消引起的农业大县环境污染恶化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取消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地方环境污染。

假说2：取消农业税通过增加工业税的渠道间接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三、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1样本选择。农业大省的地方经济一般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税收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因此，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大省的财政冲击最为明显。但农业大省往往是工业小省，这是因为农业大省的各项政策都向农业倾斜，加上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缺乏，导致工业落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18]。农业大省，特别是农业大县交通闭塞、矿产资源匮乏、资金、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欠缺使得工业发展先天不足，因此农业大县的工业化进程更加困难。地方政府为了尽快走出财政困境，盲目推进工业化进程，将高收益率作为支持生产发展的主要标准，一些高污染的企业趁虚而入，为地方生态环境埋下了隐患。本文选取我国中部的农业大省安徽省作为研究样本，能很好地反映取消农业税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研究的是2006年以后取消农业税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所以选取了安徽省16个市（原巢湖市自2011年被划为合肥等地管辖，故本文不予考虑）20002014年的相关数据，共计240个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笔者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安徽省作为国家农业税费改革的试点省份，在2005年就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的征收，故本文取消农业税的样本区间为20052014年。

（二）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选取工业废气排放量（p）。考虑到近年来雾霾问题严重，选取工业废气作为被解释变量，更具有代表性。

2解释变量。取消农业税变量为虚拟变量Dt，取消农业税的年份，Dt取1，其余年份取0。此外，选取工业税对数（lnitr）作为取消农业税对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渠道变量。工业税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税求和所得。

3控制变量Xit。考虑到模型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选取了相关控制变量。以工业化率ir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化率ir以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为考察工业化水平和环境污染的线性关系，在模型中加入了工业化率的平方项（ir2）。以人口密度取对数（lnpd）衡量生活消费因素，由总人口/地区占地面积计算得出。以地区工业企业数目的对数（lnen）代表地区的工业发展规模。以非农业从业人员比例（uaer）作为劳动力影响因素，计算公式=1（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人数/劳动力总人数）。考虑到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中部地区污染的重要因素，以安徽省各市平均工资水平和上海市平均工资水平的比值（wage）衡量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因素，其比值越小，说明上海市和安徽省的工资水平差距越大，即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越高，越可能诱发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越严重，预期待估参数为负。对除比例数值外的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问题，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取消农业税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相关性，构建如下面板基准模型（1），其中下标i代表市（i=1，2，3……16），j代表年份（j=2000，2001……2014），Xit表示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效应，εit表示残差项。

除了研究取消农业税和环境污染的影响之外，本文还对农业税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取消农业税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并不会对环境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制度变革会影响政府的行为选择和偏好，从而间接对环境产生影响。根据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设，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政府急于寻找新税源，会放松对污染企业的环境管制，以工业税来代替减免的农业税。因此，借鉴吴俊培等提出的传导机制模型，[19]在基础模型里加入刻画传导机制的渠道变量工业税itr，如果加入后原取消农业税的虚拟变量仍然显著且变小，渠道变量也显著，那么说明该影响机制成立。引入渠道变量后的传导机制模型（2）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实证结果分析

表2是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通过F和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1）是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取消农业税变量与环境污染正相关，验证了前文的假说1，取消农业税会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削弱环境治理这一公共服务职能。同时，还发现工业化水平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不显著，说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环境的污染。模型（2）是传导机制模型的回归结果，引入工业税这一传导机制后，取消农业税的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且由05041下降为0457，说明这一传导机制成立，即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空缺，通过放松对污染企業的环境管制来扩大工业税收，导致环境污染状况恶化，假说2得以验证。人口密度对数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生态环境压力也日益加大。工业企业数对数系数为负，这可能是由于企业集群带来的技术溢出和基础设施共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环境污染。非农劳动力从业人员比例和工资水平均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工业废水排放量，考察取消农业税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同样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回归结果见模型（3）。模型（3）的取消农业税虚拟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工业化水平及其平方项显著，工业税收变量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未发生显著改变，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三）区域异质性研究

安徽省作为我国中部的农业大省之一，其内部产业布局具有差异性。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皖南、皖中和皖北 参考官方划分，皖南地区包括宣城市、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黄山市；皖中地区包括合肥市、滁州市、六安市、马鞍山市、芜湖市；皖北地区包括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蚌埠市、阜阳市、淮南市。 三大板块，皖北地区多平原，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种植粮食作物、棉花和油料，农业发展水平位于全省领先水平，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皖南地区多丘陵，主要以林茶业和旅游业为主。皖中地区濒临长江，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模型（4）、（6）、（8）分别是皖南、皖中、皖北的基准模型，模型（5）、（7）、（9）分别是皖南、皖中、皖北的传导机制模型。皖北模型（8）和（9）的农业税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取消农业税对以种植业为主的皖北地区环境污染最重，而且引入工业税这一传导机制后，取消农业税的系数显著下降了，证实了农业税取消后地方政府寻求利用工业税替代的机制。皖南地区模型（4）和（5）的取消农业税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该地区的环境质量要求高，环境监管更严格，也有可能是皖南地区人均耕地少，取消农业税前后废气排放差别不大。皖中地区模型（6）和（7）的取消农业税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相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高污染企业向皖北农业大县、市转移，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取消农业税对工业较发达的皖中地区产生了正向环境效应。皖北地区模型的工业税收渠道变量最为显著，而在农业生产比例相对较低的皖中地区显著性较弱，皖南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取消农业税对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环境污染更明显。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运用20002014年安徽省地市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研究取消农业税与农业大省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取消农业税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和偏好产生影响，加重了地方环境污染水平。深入研究内在传导机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工业税的渠道，以工业税代替农业税，缓解财政压力，以重工业生产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带来了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破坏。取消农业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具体来说，对以粮食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皖北地区，取消农业税的环境恶化效应最强，皖中地区环境相对改善，皖南地区不明显。研究结果表明，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大省，特别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地区环境污染影响最为严重。

（二）政策建议

1完善农业税减免政策的配套措施。考虑到地区差异，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业大省或者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大县的转移支付水平，缓解农业大省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减少地方政府因为扩大财政收入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同时，加大对农业大省地方政府的引导，严格控制地方污染企业的进入和污染物排放，以税收和停产等综合措施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将环保督查长期化，减少工业发展对农业大省环境产生的破坏，提高农业大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能够有效增加财政税收的同时，也加大了生态环境压力。首先，地方政府努力推动工业结构的内部优化，对第二产业发展进行扶持和引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企业，严格控制污染企业的规模。其次地方政府要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切不可为了短期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努力实现“一二三”到“二三一”的产业结构转型。

3农业大省地方政府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寻找绿色新税源。大部分农业大省生态环境优于工业大省，自然风光秀丽，适合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业。同时，地方政府要支持金融、信息、交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工业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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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吴俊培，万甘忆.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基于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6）：3745.

责任编辑：孔庆洋

作者：周端明 陶欣欣

农业税取消后影响论文 篇2：

一元到多元:中国取消农业税前后的乡村关系

关键词： 乡村关系；制度；一元化关系模式；多元化关系形态

摘 要： 在取消农业税前的宏观制度背景下，乡村关系呈单一化模式，取消农业税以及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调整为乡村关系打破单一模式提供了契机，包括村庄内部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组织状况等在内的村庄自身特质成为重塑乡村关系的主导因素，乡村之间由此呈现出松散型、情感型、理性互动型等多元化关系形态。

From Singleness to Diversification: Rural Relationship before and after aboli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YANG Xueyun(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Key words: rural relationship; institution; single relationship; diverse relationships

我国自2006年1月1日废止《农业税条例》，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学界对农业税取消前乡村关系的讨论存有共识，即认为乡村干部在税费征收的过程中相互利用互为配合形成了一个结构颇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而在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关系的走向上却观点不一，且大多是在泛化的地域概念基础上讨论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国的村庄。如果不能对数量庞大又发展不均衡的中国村庄进行适当的分类研究，农村研究就很难进入到比较精细的层次。”［1］本文通过对影响乡村关系形态主要因素的剖析，结合不同类型村庄的特质，探究取消农业税前后乡村关系形态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及其原因，并分析乡村关系的多元化形态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启示。

一、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关系的一元化形态

在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关系普遍呈现为被学界称作“利益共同体”的单一化形态。这一关系模式的形成与国家农业税费征收制度有着直接关联。

取消农业税前，税费征收对于乡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尤其是1994年中央财政改革，地方和中央“分灶吃饭”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总是处于高度紧张、不堪重负、疲于应付的状态，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原因有二：一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缺乏较为发达的乡镇工业，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大，所以乡镇财政只能依赖从农民那里提取税费；二是有限的乡镇财政要应对诸如政府日常运转、教师工资发放以及各种达标升级等繁重任务。仅就达标升级来说，“据农业部会同国家计委的调查统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中央国家机关‘红头文件’规定需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和名不叫‘达标’却实质是‘达标’的活动就有四十三项，加上地方党委政府下达的‘达标’项目就多达七八十项。”［2］每一项的“达标”都有十分具体的内容和要求，分解成一系列的任务指标。上级对干部个人的业绩考核是通过规定的一系列任务指标进行的，上级往往更关心下级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而很少去过问下级具体采用什么方法与途径去完成指标与任务。这种体制被荣敬本称之为“压力型体制”［3］。在此体制背景下，想方设法完成税费征收任务于公于私都成了乡镇干部的第一要务。然而，对于乡镇干部而言，面对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现实，如果没有来自村庄的协助，完成如此繁重的税费征收任务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成本巨大，于是，村干部成为乡镇完成税费征收任务必须借助的力量。

为提高村干部的协助热情，乡镇对村干部在税费征收中搭便车谋取私利的行为大多是默认以至鼓励的，因此，取消农业税前，尤其是税费改革前，村干部职位所具有的经济含量是上下心照不宣的，而这一点也是很多人角逐村干部职位的重要原因。农业税取消前，尽管各地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及地方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乡村干部在具体的互动协作方式上也会呈现出某些地方性特征，但是，乡村之间的关系结构基本呈现出一元化形态，即：村干部协助乡镇干部征收税费，而乡镇干部则默许、配合乃至鼓励村干部在税费征收过程中的“搭便车”乱收费谋取私利的行为，乡村干部在税费征收中相互利用并在此过程中结成一个结构颇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不仅如此，这一“利益共同体”的存在对村民选举与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样一种关系模式中，乡镇干部干预、操纵村庄选举，使其很难成为真正的民主选举。贺雪峰这样总结村民选举、国家在基层的税费政策、乡村“利益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取消农业税之前，有过农村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乡村关系与《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乡村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乡村关系似一个黑洞，吞噬了所有村干部。即使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也很快被乡村关系的黑洞吞噬进去。因为乡镇的强有力及村干部难为村民谋利，村民对选举失去信心和兴趣，村民自治成为空谈。”［4］

对于乡村两级干部通过牺牲村民利益构建的这一普遍存在的关系模式，农民时有反抗，然而税费征收制度本身的合法性、税费征收与地方财政制度在实践层面的紧密关联、“压力型体制”下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以及乡村两级干部的高度组织化等等，使得来自原子化状态的农民的反抗往往很难奏效。

二、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关系的多元化形成

农业税的取消为乡村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它打破了以往制度主导的单一模式，使乡村关系由取消农业税前单一的“利益共同体” 模式走向由乡村特质主导的多元化形态。

首先，取消农业税后“压力型体制”依旧存在，但其对乡村关系的影响已大为减弱。总体而言，农业税取消后，由税费的过度征收引发的乡村治理危机随之得以消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农业税后原有的“压力型体制”也随之不复存在。

现代化理论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要求具备特殊的条件和能力：一是在现代化开始阶段要有强有力的资源提取和社会动员能力；［5］二是现代化启动后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控制社会、保持稳定的能力。［6］显然，就取消农业税后的乡镇政府而言，虽然资源提取的任务已不复存在，但它依然肩负着动员基层社会、推动农村社会变迁及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任。总体而言，荣敬本所描述的“压力型体制”并未得到彻底改变，只不过工作的侧重点发生了转移。有学者认为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以前的硬任务，比如征收税费等，都不再重要了，相反，以前并不特别重要的工作，反而被硬考核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工作中出现了“软指标的硬指标化”。［7］由于乡村社会的组织特点，乡镇干部要完成以上各种指标同样离不开来自村干部的密切配合与支持。

此外，在现有的“压力型体制”下，那些想顺利通过信访“一票否决”的严格考核、通过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出“政绩”以求升迁的乡镇干部，对农民的动员与组织同样需要来自村干部的协助与配合。

不过，尽管取消农业税后压力型体制的实质并未改变，其对乡村干部行为所具有的影响与取消农业税前相比却有很大差异。

取消农业税前，“权小责重”的乡镇角色定位，极度紧张不堪重负的地方财政，使得税费征收直接关系到乡镇政府的生存与各职能部门的运转。因此，为了能顺利完成征收任务，乡镇政府往往会调动所有可以调用的资源，借用公检法司等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介入农村税费征收，甚至不惜引发恶性事件。正如有学者所言，取消农业税前，乡镇政府是遵照“收益最大化的逻辑”行事的，在乡镇的巨大权威面前，村庄发挥的抵制作用十分有限。

农业税取消后，乡镇从税费征收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尽管仍有不少用以考核乡镇干部政绩的“硬指标”，但与取消农业税前相比，其关涉的主要是发展，是在生存得以保障前提下的发展，其压力程度得以大大减轻。在此基础上，乡镇的行事逻辑也从不计后果的收益最大化转向谨慎安全的“风险最小化”，制度压力的这一变化为乡村关系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

其次，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掌握的资源大为减少，乡村关系模式更多取决于村庄特质。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借助征收农业税的各种“搭车收费”再也无法进行，乡镇运转等经费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其财政支出的自主权因而大打折扣。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失去了所有可以凭借用以动员村干部的利益资源。随着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深化，我国基层治理方式从农村汲取资源转向了反哺农村，大量的资金通过粮食直补政策，教育“两免一补”、农村低保制度以及各种具体村庄建设项目等投向农村，而在这些项目的具体投向乃至投入力度上，乡镇干部仍拥有相当的决定权，于是，那些意欲为村庄争取更多资金与项目的村干部势必希望通过与乡镇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以达到目的。不过，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村庄而言，这种有限的资源很难起到如农业税取消前的那种普遍动员的效果。

总之，在“压力型体制”尚未彻底改变的情况下，乡镇要完成上级规定的各项硬指标，同样需要动员村干部加以配合，然而，这种动员因为失去了先前那种带有普遍性的、直接的利益来源，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干部的配合意愿与配合程度，正因如此，有学者将取消农业税前后乡村关系的变迁逻辑概括为从“控制”到“互动”的转变，［8］更有学者认为在缺乏经济资源的前提下，乡镇干部更多依赖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调动其协作的积极性。［9］“互动”伴随着博弈空间、“感情”存在着多种可能，无论是“互动”还是“感情”均意味着乡村关系不确定性以及多样性的增加。乡村之间关系模式的构建更多由村庄本身的特质决定，村庄内部结构、组织状态、文化传承等内在因素成为影响乡村关系的主导性因素，于是，乡村关系由以往制度主导型的单一的“利益共同体”模式转向由不同村庄特质主导的多元模式。

再次，国家的人口流动政策转变，农民面临更大选择空间。由于近几年来国家针对农民流动政策的转向，村民有了更多生存出路，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于村庄事务的态度与行为，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乡村干部关系模式的构建，从而使乡村关系衍生出更多可能形态。

农村改革30多年来，国家针对农民流动的政策导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总的来说，2003年之前的政策导向基本上是限制性的，从政策层面为农民流动设置了如限制招用、清退遗返、务工证件等一系列制度障碍。

税费改革前农村因税费征收产生的矛盾普遍存在并且日益尖锐激化，对于这一时期的农民而言，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税费过重带来的巨大压力，政策的限制性导向使广大农民工很难对真正跻身城市长久生活抱有希望，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农民而言，尽管农村税费负担沉重，但村庄仍是他们的生活重心，“向村而生”依旧是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态度与生活目标。因此，对于过于沉重的税费负担，他们时有怨言并兼以反抗，但总的来说，力量悬殊下的妥协仍是生活的主题。国家的限制性流动政策以及在此背景下农民的无奈选择成为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关系一元化的重要生成因素。

然而，从2003年起农民工政策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自此，农民工问题获得全面重视，与农民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诸多重要问题，如居住身份问题、工资拖欠和标准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甚至养老问题等的解决都取得了实质性的巨大进展。［10］同在农业税正式取消的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农民工在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土地承包、户籍等各方面的权益进一步得到系统关注，此后，浙江、广东、上海等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农民工相关政策，社会环境得以逐步改善，更多农民工从政策调整中看到了长久立足城市甚至成为新市民的希望。

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打工环境的改善，对于那些劳动力输出地的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村庄的意义与取消农业税前相比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农民拥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空间，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对村庄事务的态度与行动，进而对乡村关系模式的具体构建产生影响。

三、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关系的多元化形态

农业税取消后的乡村干部关系突破了农业税取消前乡镇主导的单一化模式，村庄特质成为构建乡村关系的主导因素，鉴于村庄在内部结构、经济状况、人口流动等方面的差异，取消农业税后的乡村干部关系呈现出多元化形态。

在那些缺乏替代性利益或利益有限的地区或村庄，乡镇手中缺乏用以激励村干部积极性的有效资源，村干部所能获得的劳动报酬又十分有限，结果是“辛辛苦苦忙一年，不抵两月的打工钱”，乡间的这句顺口溜道出了此类村庄干部的失望与无奈。在这样缺乏替代性利益来源的村庄，乡村关系可能呈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因为替代性利益资源的缺失，原有的乡村干部利益群体迅速瓦解，乡村关系松散，村干部往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处于一种消极应付的状态。同是缺乏利益资源的地区或村庄，乡村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存在另一形态，即乡村干部之间由于公务与私务交往建立了较为深厚的交情，在此情况下，尽管乡镇手中并没有多少可以分配给村干部的利益，但他们基于这种情感与义气也会较为积极地处理、应对各项工作，乡村之间仍维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正如陈柏峰所言，与现代化国家的乡村关系相距甚远。［9］不仅如此，因为利益基础的缺失，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很难长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利益获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诱惑也就不会太强烈。权力之所以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11］在缺少利益激励的情况下，乡村干部之间的这种情感型关系到底能维持多久还是一个问号。

有些村庄虽不算富裕，但尚有些经济资源，村干部仍是一个有一定吸引力的职位，在这类地区，利益的存在为乡村之间关系的延续提供了可能，但利益能否实现、实现情况如何，则与村民的行动意向及行动能力密切相关，村民的行动能力与行动意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乡村之间关系的走向。

在那些村民大量外出打工的村庄，流动成为常态，国家针对农民流动政策导向上的变化，使他们在城市的处境有了一定改善，乡村不是其经济利益的主要获取场所，更失去了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的原有意涵，不再是他们传统意义上的家园。在此情况下，对于相当一部分村民而言，村庄事务不再象以往那样与他们息息相关，村庄缺乏社会关联，呈现出原子化状态，村庄道德及价值标准也随之产生变化，个体主义、理性计算成为人们行动的依据与准则，对于那些与个人眼前利益、直接利益关系不大的村庄事务，大多数人采取的是不予关注或假装忽略的策略。对于在城市长大、基本不务农事、也不想再回到农村去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更是如此。只要村庄事务不涉及其直接经济利益，他们往往兴趣索然。村庄对相当一部分农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充当着应对市场风险的最后“退守之地”。

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冷漠态度使乡村权力更迭成为乡村体制精英的内部事务，普通村民既无涉入的意愿也无涉入的途径，正因如此，在此类村庄，乡镇干部在取消农业税后可以依旧干预村庄事务比如村庄选举，并不会遭遇太大风险，乡村干部关系依旧呈现出类似于取消农业税前的“利益共同体”状态，以牺牲村庄和村民利益为代价，相互配合，各取所需，互利互惠。

而在作为劳动力流入地的富裕地区或村庄，乡村关系则可能呈现另一种形态。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等应运而生且日渐成熟，农民的组织能力及集体动员能力大大提高，在此情况下，他们与乡镇对话的能力大大增强，于是，这里的乡村干部呈现出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但这种关系既不同于前面论及的情感型关系也不同于农业税取消前的“利益共同体”模式，相反，由于这一关系模式是建立在农民的组织能力提升、村庄动员能力提高、集体参与意识增强等社会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是乡镇还是村干部，二者均保持一种理性，理性协商成为二者交流与沟通的主要形式，当乡镇的行为侵犯或危害村庄利益时，村干部有足够的能力与之对话。相对于以上几种，这种乡村关系因为既有利益基础又有社会基础，也昭示着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转型及自治体系的再造与不断完善，因此代表着未来乡村干部关系发展的总体方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构建民主合作型的乡村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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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如何改变了乡村关系［P/OL］ . (2005-12-19)［2010-2-2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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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柏峰.从利益运作到情感运作:新农村建设时代的乡村关系［J］.开发研究，2007，（4）:66-70.

［10］ 赵树凯.农民流动三十年发展［J］ .2008，（2）: 23-25.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1.

责任编辑：肖建新

作者：杨雪云

农业税取消后影响论文 篇3：

“十一五”期间河南农民负担问题研究

摘 要：三农矛盾最为尖锐的是农民问题，农民最首要的问题是负担过重。河南税费改革在农民减负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农民政策性负担减轻，各种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等，但是新时期农民负担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一度减轻的显性负担又出现了反弹，另外，农民巨大的隐性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关键词：税费改革；河南；农民

2005年的农业税费改革是“十一五”期间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措施。2010年是河南农业税费改革的第五年，取消农业税已经满五年，系列辅助政策相继开始执行，这对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起到如何推动作用，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到何种程度，取消农业税后，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农业与农村经济如何发展的，发展的成果是如何分享、如何惠及最大多数农民，分享惠及程度如何，政府新经济政策对取消农业税后产生的三农新问题影响力度。这些问题都在随时间的增长而显露出来。税费改革前，三农矛盾最为尖锐的是农民问题，农民最首要的问题是负担过重，这种农民收入方面矛盾尖锐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财税管理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因此，取消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减负的一项措施，它的实行化解了农民问题中的矛盾的尖锐化，但是新时期农民负担依然存在，而且具有了新的特点。

一、农民的显性负担总体趋势呈现下降，但有反弹迹象

显性负担是指农民所承受的明显的、以征收项目形式表现出来的、很容易定性、定量、界定的经济负担，包括税收、乡统筹与村提留、义务工和积累工、农民缴纳的行政事业统筹费等。

从内容上看，显性的农民负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的税费负担。取消农业税后，我省农民显性负担发生了如下的变化：第一，税收—农业税（狭义上的）、农林特产税、屠宰税三项涉农税收已经正式被取消。第二，乡村两级的“三提五统”在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中被规范为农业附加税，已经与农业税同步被取消。第三，“两工”逐步被取消。河南省份取消了原来由农民承担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第四，“三乱”有所抬头。农村乱收费现象又以新的形式出现：首先，计生、婚葬费用增长显著。计划生育收费户均比上年增长1/3，其中违规罚款户均100元，比上年增长1倍多。婚姻登记收费户均比上年增长近1/7，除办证工本费外，其他收费占一半。目前河南省农村许多地方火化后，再按农村传统习俗进行土葬，农民除承担殡葬改革前的土葬费外，还额外负担火化费用，火化费用800元~1 000元。其次，农业灌溉费用增长明显。灌溉收费亩均25元左右，比上年增长一成多；灌溉电费亩均30元左右，比上年增长近5%。亩均灌溉水费、灌溉电费超过50元的分别占总面积的1/7左右，比上年增长5个百分点左右。再次，道路集资浮出水面。道路集资的实际面比上年增长3/4，人均集资额比上年增长1/4。最后，村民自治中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有所增长。农业税取消后，许多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弥补乡镇经费缺口，“一事一议”筹金就变成了乡镇向农民收费的一个固定渠道，并向各村下达收费任务，一度减轻的农民负担又开始反弹了。

二、隐形负担仍然沉重

隐性负担是指农民所承受的比较隐蔽的、不以征收项目形式表现出来的、很难进行定性定量界定的经济负担。它常常以农民生产经营中某些机会成本增加后机会收益减少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质是农民承担了政府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外部性结果。本文仅讨论其中最主要的二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生活成本负担。

1.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取消后，涉农物资大幅涨价，使农民刚刚得到的实惠，立刻被企业和中间商几倍、几十倍的要了回去。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变化，部分抵消了取消农业税带来的政策效力，甚至一些地方感到农民负担较农业税取消前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农用物资的涨价使农民生产性支出增加，甚至超过了减负的速度，吞噬了减负给农民带来的收益。

据河南省政府公布的信息得知，从2010年河南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分别为2005年河南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为 131.3（2005年= 100），增幅比2005年提高了31.3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涨幅强劲，除了2009年价格指数有所回落以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势必会对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带来严重冲击。例如，河南省在近两年的前三季度中，也因购买化肥而致使全省每农户多支出40元~160元。若按河南全省2 050万户计算，农民每年因购买化肥一项就多支出8．2亿元~32．8亿元，必然使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影響。

2.教育负担。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投资严重倾斜于城市教育。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可以依托国家福利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贫穷的农民却必须自己承担孩子的大多数教育费用。就河南省而言，2004年河南省教育经费支出231.26亿元，占财政支出比例为20.72%，虽然就那几年，教育投资有所增加，如2010年河南省财政教育支出853.5亿元，但是现行“以地方财政负担为主、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形式补助” 的投入模式使财力薄弱的县级财政难以改善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根据黄超英在2007年对河南开封某县农村教育负担调查显示，该县被调查家庭一年的平均年收入为12 899.01元；所有家庭平均一年支出7 698.68元，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2 846.46元，人均支出为1 722.46元，所有家庭一年对一个子女的初中教育支出平均为1 408.83元，最高的则达5 180元。家庭总的教育支出平均为3 069.97元，最高的则达13 000元，主要是有在读的大学生子女所发生的。

3.医疗负担。河南省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存在严重的失衡，城乡卫生资源严重的过剩，而农村卫生资源相对短缺（包括资金、设施、设备、技术、人才等）。城市医院拥有50万元~100万元的大型医疗设备占了全省总量的69．8％，对于100万元以上的大型医疗设备，城市医院就占了95．7％，农村分别只占了30．2％和4．3%。河南省的大型医疗设备大部分都分布在城市，农村所拥有的大型医疗设备相当少，尤其是100万以上的医疗设备更是少得惊人。在对部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定点医疗机构村级卫生所进行的调查中，笔者发现村级卫生所的条件简陋，设备不齐全，大部分都没有达到村级卫生所基本标准。2003年，河南省作为国家四个重点联系省份之一，正式启动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它采取了不少新举措，比如住院费用按比例补偿的，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农村医疗保障状况得到改善，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不完善的方面，如资金筹集难度大，管理和监督不规范，办理农合手续繁杂，农民多跑冤枉路等，说明现在河南农村许多农民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依然非常弱，在不少农村地区仍存在着“小病扛、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不正常现象。农民患了大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使家庭收入急剧减少。

4.红白事负担。在广大农村，“邻里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对于婚丧嫁娶来说，近些年来盲目攀比的现象相当普遍。在农村，一个儿子从定亲、建房到结婚生子共需要费用10多万元。农民只靠种地一生也“种”不出这么多钱来，而为了自己孩子的所谓“幸福”，东讨西借也要把媳妇娶到家。农村办丧事花销也很大，七八千元很常见，上万元也不希奇，有的甚至达到2万元~3万元。可以说，婚丧嫁娶中的“大手大脚”，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广大农民“自我减负”也成必然。

总之，零农业税不等于农民“零负担”，在显性负担隐性化的趋势下更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一些社会人士和媒体大肆渲染农民“零负担”。但正如前文所言农民实际上仍然存在着一些负担。尤其是隐性负担还呈加重趋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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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超英.河南某县农村家庭教育负担实证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07，(7).

[5] 河南省卫生厅.河南卫生统计提要[Z]，2005.

[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