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定听证规则论文

摘要：国务院推行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中国政府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通过对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法律文本的考察，不仅可以反思“制度移植”试验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可以使我们透过不断探索的制度架构触摸到政治文明进步的脉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行政决定听证规则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行政决定听证规则论文 篇1：

程序正义视阈中中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建设

摘 要：行政决策听证作为一种法律程序，应当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中国现阶段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缺乏统一的听证规则；听证参与人缺少应有的法理属性；听证的抗辩性不强；缺乏对听证代表意见的回应和救济机制等。完善中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应当强化程序观念，提高全体公民的听证权意识；制定统一的听证规则；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和代表遴选制度；建立对听证意见的回应与救济机制。

关键词：程序正义；行政决策；听证

近年来，国务院多次强调行政机关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的程序规则，完善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本论文的撰写，以程序正义为视角，深刻揭示出当前中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若干解决方案，以裨益于中国行政法治建设。

一、行政决策听证是一种正当法律程序

听证是现代行政程序法之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1]。作为制度，听证是指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法律程序。行政决策听证是指行政主体在非行政案件中作出行政决定时，在社会主体的参与下对相关方案进行论证、解释以使所选方案科学化、民主化的法律活动。可见，行政决策听证也是一种法律程序。任何法律程序都应当符合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观念：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笔者认为，尽管对程序正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但一定有一个人们基本认同的最低限度要求。如果我们把法律程序分解为程序主体和程序过程（包括主体行为、行为时序、程序法律关系内容、程序后果）两种要素[2]，那么，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要求在程序构成要素上的表现是：程序主持主体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程序结果接受主体的参与性、平等性、合意性；程序过程的人道性、公开性、和平性、合理性、及时终结性。如果一个法律程序缺乏这些要素的正义表现，那么，不论通过该程序产生的结果如何，也不论该程序多么具有效率，人们仅仅根据正义感或一般常识就可能感觉到它的不公正。听证最初适用于司法领域，后来逐渐为立法领域和行政领域所借鉴。行政决策听证作为法律程序，只有应当符合程序正义的上述基本要求，才是一种正当的法律程序。

二、中国现阶段行政决策听证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缺乏统一的行政决策听证规则

中国现在还没有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来规范行政（决策）听证，有关行政决策程序规则由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自行制定。这种模式“对听证制度中的一些必备要素，或是没有规定，或是规定的过于原则，或是规定的不够合理，或是规定之间存在抵触与冲突。因此，听证规则既不统一，又不完整，难以实现听证制度的功能和价值”[3]。此外，由于各地各领域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差异，造成社会公众对听证规则不熟悉和参与听证的困难，减弱了社会公众参与听证的热情。

（二）听证主持人缺少独立性、中立性

对主持人的选择原则上力求独立性和中立性，以避免主持人出于主觀利益和个人动机影响听证结果的公平与正义。在中国，《价格法》、《立法法》等对听证会制度一笔带过，没有规定涉及到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禁止单方面接触等的听证主持人制度。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而制定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第7条规定，“听证会设听证主持人，听证主持人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来担任。”在中国当前有关法律对听证主持人的规定中，主要采用以行政机关首长或行政机关指定的人员来担任主持人，很难保证能够独立地做好主持工作，也难免使广大听众对整个听证程序的公正性产生质疑。这与构建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相去甚远。实践中，从中国举行最多的价格听证来看，铁路、电信、电力等听证会，其听证主持人一般由这些行业的主管部门指定，而这些行业的企业与上述主管部门有着密切的利益相关性，其听证结果往往是政府价格政策没有符合市场的需要，恰恰是符合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的需要，而忽视了消费者的利益和致力于技术创新的企业的需要。

（三）听证参加人缺乏代表性

目前中国的听证代表由听证的组织机关确定，代表的产生方式主要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例如，《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第1条规定，听证会代表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的听证会代表可以采取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委托有关社会团体选拔等方式产生。听证代表由决策机关自己聘请，很难不让公众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同时，参与听证的人的范围过分依赖与行政机关的预先判断，可能使一部分利益受影响但是却没有被决策机关考虑到的主体丧失参与听证的机会。实践中不少地方甚至采用摇号的方式确定听证代表，虽然具有形式上的民主性，但是如此方式选取的听证代表的参与能力值得怀疑。

（四）行政决策听证的抗辩性不强

“理性的对谈来自于自由的论证团体，在其中所有的论证都是允许的。”[4]但在中国，行政机关决定着是否举行听证会。行政决策的提出、承办、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的组织、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的主体都是行政机关。公众普遍认为行政听证基本是一种行政决策的预先宣传，公众参与只是行政机关获取行政决策合法性的有利手段而已，不能真正实现公共协商。在以往所召开的一些听证会上，很少听到争论的声音，质询方和答辩方高度一致，一片祥和气氛。

（五）缺乏听证代表意见的回应和救济机制

目前行政决策听证会在中国之所以多流于形式，其关键在于现行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在对听证代表意见有效回应方面存在制度漏洞。多数法规只是要求决策机关应当考虑听证会上的各种意见，合理意见应予采纳。至于如何向社会公众说明是否予以采纳以及相关理由，并没有做出要求。另外，公民在行政决策听证中应当享有请求救济权，对于公民听证权受到侵犯（包括公民要求直接参加听证被拒绝和公民不同意行政机关选出的听证代表）能否直接起诉、公民认为决策不明智不合理的救济和认为决策违法的救济是否有不同的路径等问题，中国现行法律没有相关规定。

三、完善中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若干建议

（一）强化程序观念，提高全体公民的听证权意识

要完善中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首先要解放思想。在思想观念上提高人们依程序行政、“按程序决策”的意识。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集权制国家，行政权力极为庞大，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重视。在立法中，实体规定多，程序规定少或根本没有；在执法中，又只偏好追求行政行为结果的实现，而忽视行政权行使过程的合法性。行政人员在执行公务或行使权力的时候，程序意识非常差。很多行政机关领导至今都有这种观念，只要事情没办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上有瑕疵，是可谅解的。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依法行政更应依程序行政已成为共识。缘此，行政决策听证在中国的完善，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认识程序的作用和意义，重视行政听证规范和制约行政权的功能，使之更多地成为行政相对方的一种权利，保障行政相对方广泛地参与行政；其次，在立法上确立听证权是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权利；最后，听证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的过程。行政决策听证就为老百姓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一个程序保证和操作手段，既可帮助行政机关做出正确的行政决定，也可培养老百姓的民主素质和参政意识。

（二）制定统一的行政听证规则

应当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来为行政决策听证确立一个统一的听证规则。其中应规定有关听证的具体制度、原则、程序，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听证的监督、对违反听证法律程序的救济等。统一的听证规则是指关于听证制度的基本要素是统一的，各行政管理领域仍然可以结合本部门的特点，各地方仍然可以结合本区域的特点使用一些特别的规则。采用统一的正式听证规则有利于保证法治的统一，也有利于公众熟悉规则，更好参与决策。英国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说:“听证权之所以是一项普遍原则的理由之一是授予这种权利不会有什么害处。例外越少，行政官员就会越快地领会到这是永远不能否认或忽视的。法律应不失时机地教授这一课。”[5]所以制定统一的行政听证规则势在必行。

（三）建立健全规范的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制度

其价值目标是：其一，赋予听证主持人以中立、客观的地位及相应的权利，以保证听证的公平、公开与公正。其二，必须规定听证主持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听证主持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专业知识以及经验积累，否则将不足以驾驭听证的进程。因而，应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条件、选拔程序、岗位培训、管理与监督等事项作出统一的规定。

中国听证主持人的产生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首先，借鉴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通过考试考核选拔听证主持人，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具有独立地位的行政听证官队伍。其次，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挥中国行政机关内部法制工作机构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大多数行政机关内部设有法制机构或专门工作人员，负责本机关的法律事务。他们相对于执法调查人员，比较客观公正。最后，对于一些重大决策，比如重大工程和投资项目，听证会应设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为核心的听证委员会作为保证其顺利进行的重要机构。

（四）完善听证代表遴选制度

首先，应当参照司法诉讼中的代理人制度，建立专家代理人制度，通过专家系统化、理论化的表达社会公众代表的意见，从而解决社会公众代表能力不足的问题。实行专家代理人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政府建立包括经济、法律等各类专家的数据库；听证会公众代表从专家数据库中选择专家代理人的方式；建立专家代理人的回避制度。其次，必须超越朴素民主的思维方式，改革社会公众代表的遴选制度，使行政决策听证会真正起到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作用。因此，一方面要扩大公众参与，以提高中国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代表的自身代表能力，以切实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要明确听证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在选取听证代表的具体操作程序上，改变自上而下选择听证代表的模式，贯彻自愿、公开、公正的原则。组织者保持中立，制定规则，充当裁判，不插手代表的选择过程。此外要考虑代表的规模，注意成本与效益的平衡。代表规模过大，势必增加听证的成本，规模过小，又无法体现广泛性。

（五）建立健全行政决策听证意见的回应与救济机制

建立健全听证意见回应机制，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把意见回应作为听证的法定程序要素之一，体现在关于听证的立法中。其次，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对听证会上的意见进行认真的整理和分析。再次，意见回应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听证会上提出了哪些意见，最终行政决策中采纳了哪些意见，没有采纳哪些意见，采纳与不采纳的理由何在。“说明理由”应成为意见回应的重点内容。最后，意见回应的内容应采取易于为公众知晓的方式，例如在电视、报纸、网站等媒体上公布。对听证代表，应采取正式的书面通知。在公布“意见回应”的同时，应公布“听证记录”，以体现意见回应的针对性与可靠性。

在中国应当尽快建立行政决策听证的救济制度，对于程序正义的要求来说，当公民的听证权受到侵犯时，应当给当事人以行政救济的机会，当事人享有请求有关机关对听证决定进行审查的权利，当事人或向行政机关申诉或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或必须先向行政机关申诉，在穷尽了行政救济之后才可以向法院起诉。这样才使得听证程序的规制完整无缺，成为一项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

参考文献：

[1] 应松年.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515.

[2] 徐亚文.程序正义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239.

[3] 于静涛.中国行政决策听证法治化的若干思考[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学报，2008，(1):86.

[4] [德]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00.

[5]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230.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earing System of Chinese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in the View of the Procedural Justice

WU Jian-hong

（Department of the CPC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Law，Zhengzhou 450002，China）

Key words:procedural justice；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hearing system

[责任编辑 王晓燕]

作者：吴建红

行政决定听证规则论文 篇2：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法律文本考察

摘要：国务院推行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中国政府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通过对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法律文本的考察，不仅可以反思“制度移植”试验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可以使我们透过不断探索的制度架构触摸到政治文明进步的脉动。

关键词：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文本考察

这是一个不断变革的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有力促进了民主政治的不断深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法治国家的时代潮流中，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正在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呈现出很多积极的变化，包括在法治化、民主化、人权、社会公正等方面的进步。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必然产物的听证制度在政府行政决策中的成长与实践就可以被看作是这种进步的重要体现。对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法律文本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反思“制度移植”试验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可以使我们透过不断探索的制度架构触摸到政治文明进步的脉动。

一、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载入法律文本的理论支撑

众所周知，行政是现代国家中最为活跃的一种权力形态。行政虽然从属于立法机关，受制(或受监督)于司法机关，却是这三类机关中最具有能动性、创造力和开创性的力量。现代国家承担着广泛的职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为社会提供普遍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运行所需要的秩序环境，而这一切主要是由行政方面来提供的。而且行政的这些功能，基本上都是通过行政决策过程表现，并由其决策结果的落实来最终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决策是政府政治的核心，是执政者政治意志、管理意志的集中体现。行政决策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行政管理的成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是做好政府各项工作的基本前提和决定性力量。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推行，既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战略措施的最新成果，也是促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和谐的制度支撑。

第一，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扩大民主参与，实现直接民主。民主的本质就是由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政治的时代就是主权在民的时代。然而，“就民主制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立起来各种机构，就不会不引起行政形式的转变”。因而，在现代社会实现直接民主制是不可能的，代议制民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代议制度的弊端在于：“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再过问，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谓：选举一结束，专制即开始。人民只有在投票的时候才是主权者，投票完毕又成为奴隶。”代议制民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民主，是无奈的民主，不是理想的民主，不是民主的最终方式。”因此，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代议制民主与公众直接参与相结合，以公众的直接参与弥补决策者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够充分的不足和缺陷，是现代社会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现代民主宪政运作与发展的历史表明，关键在于政治参与，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民主的参与程度是衡量民主发展的根本标尺。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公众和专家广泛参与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一种行政决策机制，在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中引入听证程序就是要通过民主的参与程序来制约决策的随意性、盲目性和任意性。公众和专家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参与，不仅有助于公众民主素养的培育和民主价值理念的认同，更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人权。它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主的广度，将利益攸关各方的潜在冲突纳入了理性的沟通渠道，便于消除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密切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加强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

第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保障决策科学。公共行政的目标是提供质优价廉的公共服务，其中涉及的量的把握和度的权衡，就是衡量行政决策是否科学的重要表征。由于重大行政决策往往问题复杂，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偏于行政管理经验的行政机关独自承担显然力不从心，邀请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专家学者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过程，对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和研究，提出咨询意见或者论证结论和意见，不仅有助于提高听证质量，增强技术含量，弥补行政机关专业上的缺陷，而且也有助于行政民主与行政效率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专家学者作为公众的一部分积极参与行政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另一方面，行政决策机关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以专家学者提供专门的知识和经验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是行政决策活动中必须具备的科学态度，可以使重大行政决策完备而周详，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从而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保障决策科学。

第三，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减少执法成本，促进社会和谐。公共政策问题的核心就是行政权力机关与公民的关系，由于重大行政决策必定会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利益的分配与协调，公民作为基本的政策对象，他们的认同、遵从与配合与否，对政策的执行及效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所有的政策执行环境中，公众的态度、政策执行机构对待公众的态度以及政府相关机构的整合程度，是影响政策执行效力的主要因素。政策只有经过正当过程获取社会的确认，才能成为各级组织和公众普遍遵从的基本规定和指导准则。因此，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引进听证程序，对于提升政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反之，如果采用封闭方式做出涉及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的行政决策，则会加大决策的实施成本，降低行政效率。因为，封闭的决策方式难以得到利害关系人的接受和支持，而且可能会在执行时遭到公众对政府的反抗，甚至动摇政治上合法权力的基础。同时，听证程序为不同利益和力量提供了制度化的表达途径，多元利益格局的群体立场得以充分展示，不同的利益需求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得到调和与平衡，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在法律规范的文本表达

现代民主宪政的运作与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参与，参与是民主法治的基石。听证制度作为一项保障行政相对人充分行使申辩权利的程序制度，是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重要形式，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一般认为，听证程序起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其制定依据可以追溯到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此后，听证制度在英国的演变经历了从最初适用于司法领域，到逐渐适用于立法领域，并进而被引入行政领域的发展过程。美国则承继了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

观念，并在联邦宪法中确立了正当程序原则，并完美地体现在1946年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大陆法系虽然没有如英国自然正义的法律传统，但是，“在现代行政法体系中，有关行政听证制度的规定却并不缺乏。如法国行政法上的防卫权原则和对质程序，基本上浓缩了行政听证制度的全部内容。”蕴涵公平正义法治精神的行政听证现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共同的核心内容。

我国的听证程序主要是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听证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中国得以蓬勃发展，一方面反映出它顺应了世界各国建立法治政府的潮流。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具有滋养听证制度发展的土壤。作为一种听取“群众意见”的思想和活动，在我国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形成类似于英美等国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没有在行政管理领域形成制度。从现行宪法看，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些规定是公众参与民主政治和国家机关在管理国家活动中倾听人民意见和建议的具体要求，也是听证制度赖以生长的宪法依据资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和本土资源的共同作用下，听证制度逐步在积极建设法治政府的中国得以高度重视和广泛推崇，从最初的行政处罚领域逐渐被引入到价格、立法、行政许可等多个行政管理领域，从一般行政决策的选择程序逐渐成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

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中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该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这在我国行政法程序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听证制度在行政处罚领域的确立，促进了我国行政程序的民主化与现代化，为顺利进行行政管理，服务广大公众，促进行政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8年《价格法》第一次将听证引入到行政决策领域。该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此后，行政听证扩展适用至城市规划、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环境影响评估等多个行政决策领域。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审核行政法规、规章送审稿时，凡送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审核的法制机构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其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具体规定了听证制度的内容，充分体现了贯彻民主精神的行政立法要求。2001年8月1日实施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听证会一律公开举行。《价格法》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将政府价格决策必须征求群众意见的要求，从法律程序上固定下来。“交强险听证会”、“手机漫游费听证会”、“世界文化遗产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全国人大的个税起征点听证会，特别是厦门PX事件的听证会，一系列关系民生问题的听证会使听证制度深入人心，人们在实践中了解听证制度、行使听证权利，也推进了听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08年12月1日施行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价格行政决策要向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开放，拓展了民主参与的空间。2002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环境影响评价，为行政机关依法规划，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国把听证制度引入价格决策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民主政治下的听证制度进行一种“制度移植”试验。但是，这也多少暗含着这样的改革和发展战略逻辑，即：通过在公共行政领域推进民主化来达到进行政府和政治改革的目标。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则较为明确地体现了这一战略逻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强化决策责任，保证决策质量，避免发生重大决策失误，全面推动现代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纲要》指出，要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公众有权查阅。涉及全国或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2008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在市县两级政府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根据决定，要扩大听证范围，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听证。决定强调：听证应当公开举行，确保听证参加人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平等、充分的质证和辩论。对听证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要吸收采纳，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听证代表，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国务院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深化行政决策改革迈出的有力一步，它表明了政府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不懈努力，既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措施，也是公民自下而上推进政府改革的成果表现。此后，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相继制定了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具体实施细则或办法，民主科学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得以广泛推行和实施。

三、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在法律文本的时代延伸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法律在规范社会各个层面利益的博弈中所体现的必要性被不断强化，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关注社会民生，保障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一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历史，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听证制度移植成长的历史。”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行政决策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实现了由传统的经验型决策为主向现代民主、科学决策为主的战略转

变，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进展。

对于中国而言，民主政治本身正处于探索和推进过程之中。听证制度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发展与完善也是如此。听证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环节，重大行政决策领域的听证实践也还处于探索阶段，行政机关和公众对此都还缺乏充分的认识，也没有多少经验，在行政决策听证实践中难免会有不同的理解乃至差错。比如，我们仍然习惯于在制度设计上过分强调行政主导，在听证过程中强调节奏的控制和话语权的把握，而没有为参与听证者畅所欲言提供足够的机会。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主观认识上的偏差，也有客观体制环境条件的制约影响；既是我国阶段性特征下执政条件的现实反映，也对我们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提供了新的要求。但是，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是不争的事实。

听证制度之所以会在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蓬勃发展，逐步成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与其本身所蕴涵的制度能量和价值活力有着决定性的关系。听证制度之于重大行政决策的这种决定性关联已然超出了现有的法律文本，赋予民主政治更为鲜活的时代内涵。“西方国家的听证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决策制度、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已经有了较长的发展历史，由此也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文献。在西方国家，听证总是被置于民主政治和多元主义的框架下来加以认识。因此，与其说它是一种行政民主，毋宁说它是一种政治民主更加合理一些。”在中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执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突出公民有序参与，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制衡和监督，是依法行政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重大决策工作能否确保公众参与，也不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涉及民主宪政的大问题。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力量和丰富的智慧，只有群策群力，才能更好地凝聚民心、集中民智，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一些地方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把“民心工程”办成了“官赏工程”，以至把实事办虚、好事办坏，尽管有诸多因素，但没有确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行政机关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恐怕是根本原因。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我们的重大行政决策工作，要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坚持把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必须做到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政府重大决策的全过程。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在在事关人民群众重大利益的行政决策上，政府进行公开听证，民众能更清楚决策的内容与过程，有利于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在重大行政决策上进行听证，吸纳民众共同参与决策过程，有利于保障民众的参与权；重大行政决策以公开形式进行听证，让民众公开表达意见与建议，有利于保障民众的表达权；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公开听证，让决策的整个过程处于阳光之下，方便民众进行监督，有利于保障民众的监督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不仅是行政民主的具体体现，更是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

作者：王仰文

行政决定听证规则论文 篇3：

论我国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完善

行政决策听证的主持人在听证程序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切实保障听证的顺利进行，确保当事人实现权利，使听证制度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是行政决策听证程序是否公正的一个衡量尺度。

一、行政决策主持人的选任

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的人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另一种是由行政机关的首长或指定的人员担任，绝大多数国家采用后一种做法。选任主持人标准有两点：一是确保主持人地位独立、中立，唯有此前提，才能保证其指引程序公正地进行。二是确保主持人专业，这样才能为行政决策听证程序的参加人及民众所信赖，做出专业的、正确的判断。因此，美国的行政法官是从有律师资格和行政经验的人员中选出，并有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一系列保障使其专门从事听证工作。在加拿大，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的产生取决于听证的性质和类型。行政决策听证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决策机关主持，但并不排除民众代表主持的可能性。决策机关在听证中，要遵守利益冲突规则、防止预断规则和公开原则。且不管主持人是否是决策机关人员，都应符合一些基本要求：一是公正和不偏不倚，二是具有确定听证基调的技巧和主持的艺术。[1]

二、行政决策主持人的权力

另一方面涉及到的是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的权力问题。从世界各国关于听证主持人制度的立法来看，有的国家规定，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只享有组织听证的权力，而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如德国、日本;而有些国家规定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不仅有组织听证的权力，而且有作出初步决定或建议性决定的权力，如在美国，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即职业的行政法官，他们就具有组织、初步作出决定和建议的权力。而前面提到的加拿大，当其由决策机关来主持的时候，自然就具有决定的权力。

三、我国听证主持人制度的现状及缺陷

决定者的中立性是程序公正的一个必备前提，而决定者的独立性又是其中立性的前提。在行政决策听证程序中，听证主持人即应当发挥其决定者的角色功能指引程序的顺利进行，保证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要使听证主持人能胜任这一职位，他应该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及资质，这样才能得到听证的当事人、行政机关及公众的信赖。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支专业的行政听证主持人队伍，听证主持人一般由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担任，他们在主持听证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而也就难以做到中立性。而且，由于他们不是专职的或专业的人员，其在相关的行政管理领域及法律知识方面就会有所欠缺。在控制听证进程的能力上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比如我国目前的价格听证一般由价格主管机关组织，听证主持人也是价格主管机关的官员，这样的设置就很容易让行政决策参与者感觉主持人容易偏向行政机关一方，难以保证听证结果的公正性。

四、完善建议

公众感知的公正中有两个要求：决定者的中立性和决定者是否可信。这直接影响到行政决策听证是否能实现其行政民主的目的，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行政决策听证的主持人制度：

（一）借鉴美国行政法官制度，建立行政听证委员会，完善主持人队伍

建立一支专业的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队伍是必要的，这不单是针对行政决策听证，而是针对各类的听证。听证制度在我国逐渐发展，适用领域也会越来越广。建立专业的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是符合其发展需要的。在具体的构建上，可以考虑类似美国行政法官的行政听证委员会。由于我国本没有行政法院的设置，也就没有行政法官的称谓，若与美国一样设立行政法官，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因此建立行政听证委员会会更加合适，从而再建立行政听证制度的组织保障、人员保障、业务保障。一方面从其机构设置上保持其相对独立。组织上组建在行政编制上，隶属于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听证委员会系统，该系统的级别可以与各级行政机关的级别相对应，但行政听证委员会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单位经费由国家财政单独列入各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另一方面，要使行政听证主持人具有职业性。听证主持人要求必须熟悉相关行政管理领域的专业知识、相关的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的对听证程序的控制能力，从而使听证主持人队伍专职化。笔者认为，如果行政决策听证的主持人能达到专职专业化的程度，那么就可以赋予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不仅有主持听证的权力，还有做出决定或者建议性决定的权力。

（二）实行职能分离的原则，保持听证主持人地位的独立性

杨惠基教授说：“若听证主持人不能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势必不能以客观公正地评判是非。不能想象，听证活动可在一个存有偏见的人主持下进行，如果这样，只能使听证成为徒具公正面纱而实为欺骗世人的闹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是听证制度的核心。”[2]所以，要保证听证主持人地位的独立性，必须实行职能分离的原则。也就是说，行政决策听证中调查人员、主持人和决策机构要相分离。[3]职能分离的原则能使裁判者在争端的各方之间保持一种“超然”的心理态度，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只有实行真正意义的职能分离，才能保障听证主持人公正主持听证，增加行政相对人大胆实施程序权利的信心，使他们的程序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否则只是空谈。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复议委员会制度，确定听证主持人选，听证主持人的产生取决于听证的性质和类型：听证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决策机关主持，但并不排除民众代表主持的可能性，但决策机关在听证中要遵守“利益冲突规则，”“防止预断规则”和公开原则。

（三）听证主持人的职权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的主持人应具有两项职权：一是组织听证的权利。具体包括对听证材料的初审，宣布听证会程序;介绍听证会代表;维护听证会秩序;保证听证会代表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和时间;对听证会进行总结;主持最后的表决程序;宣布听证结果。二是初步建议权。听证会结束后，由主持人根据听证会各方代表的意见，形成初步的建议书，简要介绍听证会的情况，并提出自己对听证会结果的意见和看法。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笔者认为，行政决策听证的主持人只能有组织听证和初步建议的权力。因为，对于一些重大事项的决策，不是一些代表和专家通过发表意见能够决定了的，最终还需要决策机构站在全局的高度，权衡利弊来决定。听证主持人的初步建议可以作为决策机构决策时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刘东生.行政决策听政国际研讨会综述.2003年http：//news.cupl.edu.cn/file/file1317.doc

[2]杨惠基.试论听证主持人[J].行政法学研究，1998（02）

[3]学界将职能分离分为内部分离和外部分离，本文所指是内部分离。

作者：许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