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论文

[摘要]以湘西自治州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对5所职业院校的894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学生手机上网时长、手机上网内容的现状，并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学生在手机上网行为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手机上网差异对其社会化的影响。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论文 篇1：

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现状调查与分析

人际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个体社会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是大学生社会化的起点。作为未来警官摇篮的警校必须重视在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因此，对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进行调查、分析，了解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现状和人际关系的困扰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不仅对学生自身的心理健康很有意义，更是对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理论的丰富和拓展，对学生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将有很大的帮助。

一、对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方面调查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位于郑州的一所警察专科学校的在校大学生，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共发放问卷876份，收回有效问卷848份，有效率97%。其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分别为417人和431人，男生和女生分别为681人和167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分别为409人和439人（实际统计时已经剔除了未填和错填社会人口统计学资料的被试者）。

（二）研究工具

采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郑日昌教授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该量表主要从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上所存在的自我中心、害羞、孤僻、社交恐惧等问题来诊断人际关系行为的困扰程度，共28道题，每道题有“是”和“否”两个选项。回答“是”得1分，回答“否”得0分，总分为28道题之和，分数越高，说明被试者人际关系行为的困扰越严重。总得分在0～8分者表示在人际关系上无或较少困扰，9～14分者表示在人际关系上有轻度困扰，15～28分者表示在人际关系上有较严重困扰（其中超过20分者表明人际关系的困扰程度很严重，而且在心理上出现较为明显的障碍）。量表还分别从四个方面诊断了人际交谈、人际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的困扰程度，每个方面7个问题，得分范围是0～7分，分值划分成三段，从低到高分别表示各方面的行为困扰程度越来越重。大量研究显示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二、调查结果

（一）困扰程度状况调查结果

总体来看，在本次受测的警校学生中，525人（61.9%）在人际关系方面无或较少有困扰，人际关系良好，善与朋友相处；323人（38.1%）在人际关系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困扰，其中，248人（29.2%）在人际关系方面有轻度困扰，75人（8.8%）在人际关系方面有较严重的困扰。在人际关系方面有较严重困扰的75名学生中又有18人（24%）属于困扰很严重，在心理上已经出现明显的人际关系障碍，在本次全体受测者中的百分比为2.1%。

（二）四个维度的困扰程度状况调查结果

把人际关系诊断量表四个维度的得分分组统计后，人际交友、人际交谈和异性交往三个维度的困扰程度比例比较高，分别是356人（42%）、308人（36.3%）和267人（31.4%），人际关系困扰问题最少的维度是待人接物110人（13%）。从存在较严重困扰程度等级的比例来看，与异性交往维度的比例最高，有69人（8.1%），其次为人际交友51人（6.0%），人际交谈25人（2.9），在待人接物上的困扰比例最低为11人（1.3%）。

三、对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方面调查结果的讨论分析

（一）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程度与其他院校的比较

此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状况整体良好，具体结果与周婧颖（2010年硕士论文）对民族院校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研究结果相比，数据结果基本接近；与甘露等人对广州市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结果相比，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略显偏低；与李芹燕（2008年硕士论文）对地方高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结果相比，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比地方高校大学生要高一些。

警校大学生与民族院校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相接近，可能是由于警校与民族院校都属于特殊类院校，学校的教育政策、内容等有着与地方院校所不同的特殊性，因此，人际关系的状况比较接近。

与广州市的大学生人际关系相比，警校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要差一些，其中可能有地域性的因素。广州是中国开放比较早的城市，经济实力雄厚，人员流通量大，对广州高校的综合影响也非常大。而郑州（本研究中警校的所在地）是一个内陆城市，虽然有我国的“交通枢纽”之称，但是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对人的开放性和人际交往的影响与广州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与李芹燕对地方高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结果相比，警校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要比地方高校大学生好一些，原因可能是警校大学生培养的职业定向性要求。当今社会，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人际交往能力是不可缺少的素质之一。所以，警校對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要比地方高校突出一些，进而，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要比地方高校大学生高一些。

（二）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四个维度的困扰程度状况分析

把人际关系诊断量表四个维度的得分分组统计后，人际交友、人际交谈和异性交往三个维度的困扰程度比例比较高。研究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困扰问题最少的维度是待人接物，这个结果可能与警校的警务化管理有一定的相关性。警校的警务化管理使学生一入校就养成并建立了良好的教学、训练、工作、生活“四个秩序”，并且非常强调文明礼貌和纪律观念，因此，警校大学生在待人接物方面总体情况良好。

人际交友维度的困扰比例最高，可能是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警校的封闭管理所致。目前在警校学习的学生当中，有将近一半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交友的一些技巧和范围等相对欠缺；另外，警校的警务化管理是一种半军事化管理，学生不能随便进出学校，这也导致警校的学生接触外界的机会和时间有限，交友范围狭窄；而警校的大学生大多刚从高中来到大学，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最需要的就是朋友，因此，警校大学生子在人际交友方面存在的困扰问题最多。

从困扰程度的等级来看，与异性交往维度中，较严重困扰程度等级的比例最高，有69人（8.1%），可能是由于警校的性别比例差异所致。警校培养人才的特殊性决定了男、女两性学员的比例差异很大，本研究中的警校男、女两性学员的比例大约是5：1，男女比例差异较大和警务化管理中的封闭特点导致警校学生的异性交往受限，进而引发异性交往的困扰问题比较严重。

本研究结果表明，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整体状况良好，但是在异性交往维度上，存在较严重困扰程度等级的比例较高，这一状况值得警校学生教育和心理教育工作者重视并开展进一步的人口学差异研究，并针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分析和教育方法。

（作者单位：铁道警察学院）

作者：李莉

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论文 篇2：

职业院校学生手机上网行为差异及对其社会化的影响

[摘要]以湘西自治州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对5所职业院校的894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学生手机上网时长、手机上网内容的现状，并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学生在手机上网行为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手机上网差异对其社会化的影响。结果显示：（1）就读学校性质、年龄和月生活费等3个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学生在手机上网时长上有显著性差异；除民族外，其他人口学特征不同的学生在手机上网内容上均有显著性差异。（2）手机上网行为对学生的人际交往、知识习得、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等4个社会化指标均有显著影响。手机上网已经成为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力量，其社会化环境由现实转向虚拟，时间大大缩短，内容呈明显的跨界性。

[关键词] 职业院校学生手机上网行为社会化虚拟进程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6010

当前，手机上网已成为我国青少年日常获取信息、交流沟通、休闲娱乐、了解社会、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其学习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已经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青少年是个体社会化的关键时期，手机上网会对其社会化产生怎样的影响，是笔者调查与分析的核心问题。笔者通过对我国青少年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职业院校学生的调查，分析其手机上网行为的差异及对其社会化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人的社会化与青少年社会化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波普诺认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一个人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的各种习惯的过程”[1]。一般而言，社会化是指个体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获得社会知识、适应社会规范、内化社会价值，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社会化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伴随着个体生命的始终。国内学者郑杭生从个体社会化历史进程的视角，将人的社会化分为初次社会化（儿童期）、预期的社会化（青年期）、发展社会化（成人社会化）、逆向社会化（老年期）和再社会化[2]等五个阶段。依此分期，青少年社会化涉及个体社会化的前三个主要时期，包含了个体社会化的大部分内容。美国学者R·哈维格斯特将人的社会化分为六个阶段：幼儿期、儿童期、青年期、成年早期、中年期和老年期，并认为前三个时期是人的社会化最为重要的时期[3]。

有学者指出，青少年社会化包括谋求独立、确定自我、获得性别角色、适应性成熟和学习适应成人社会等内容。这意味着在人进入青年期之后，社会化任务从孩童时期的次要地位上升到主要地位，青少年需要掌握成人社会中的规则、积累起较丰富的社会经验来满足其独立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4]。赵红妍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化因素往往通过“认知（思想、知识水平、知觉和记忆）、行为（技能、天赋和能力水平）及情感（感觉与感情）等几方面对青少年产生重大影响”[5]。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都认同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影响到个体人格的形成、价值观念的建构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在人的青少年阶段，个体通过与社会的互动明晰其社会角色，构建自身的价值体系，明确其权利、责任和义务。而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媒介是影响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因素[6]。

（二）媒介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

手机上网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属于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这一研究范畴。由于青少年尚未形成独立和稳定的价值观，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每当一种新媒介诞生时，社会各界都非常担心这种新媒介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当电影这种媒介出现时，人们开始关注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美国佩恩基金会当年资助了许多学者进行电影与青少年成长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电影对青少年社会态度、认知、情感、道德、行为等都会产生影响。在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传播学者格伯纳自1967年起就对电视内容及其影响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培养理论”研究。研究发现，电视节目是引起青少年儿童暴力行为的社会因素之一，对青少年产生了“诱发效果”[7]。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很多研究者发现网络所构建的虚拟社会使青少年社会化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已突破了传统社会化的限制，实现了以互联网为主的网络社会化。施泰贝格在其研究结论中指出：“对网络时代的青少年而言，互联网几乎提供了认知、心理和行为发展所需的一切信息。”[8]手机出现后，由于其具有便携、互动的特点，深受青少年喜爱，被称为青少年“媒体的皮肤”。日本学者Ling、Pedeson和芬兰学者Kamibeppu等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通过使用手机上网来实现个人的独立性、躲避成人的监控，并增进与同学之间的交流与认同。使用手机是此类人群中的身份象征。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内学者们开始关注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随着网络的出现，国内掀起了网络对青少年影响的研究热潮。学者陈俞霖通过研究发现，网络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体现在网络成为青少年心目中“信息获得”和“人际交往”的新兴渠道，促成了网络同辈群体的产生。青少年能够通过和网络同辈的人际互动与交往，借由线上角色模拟与尝试，提早认识并体验到真实社会的面貌，从而实现其社会化[9]。徐向东认为网络传播是对青少年社会化传统范式的消解，且呈现出网络社会化的景观[10]。

当代社会，手机已成为人们超越时空限制进行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手机上网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深远。汪青云等人在对青少年手机使用情况开展调查的基础上，从青少年认知、行为及情感三个角度出发，探析手机媒体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11]。杨雪睿在2013年以对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进行的“中国大学生媒体接触与消费行为调研”所得数据为基础，对不同性别、年级及不同生源地的中国大学生手机上网使用现状，及其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进行检验和分析。结果发现，手机上网时间较长的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的比例相对较大；手机上网以及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成为大学生形成“圈子”的重要途径，并满足了他们进行“个人整合”和“社会整合”的需要[12]。

（三）研究问题、对象与假设

综上，国内外已有对青少年手机上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群体是大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甚至有些研究以初中生和高中生群体代表整个青少年群体，忽略了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这一群体。职业院校学生是青少年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年龄和普通初中生、高中生相仿，但是其教育和成长环境跟初中生、高中生差别较大。他们大多是由于学业成绩不理想或家庭条件贫困等原因选择就读职业院校。他们大多是寄宿生，远离父母，加上职业院校没有升学压力，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与监控也不如普通中学严格。而职业院校的学生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大学生来说，年龄普遍偏小，自我管理能力与媒介素养都相对较弱。同时，他们又不像中学生那样有父母和学校的严格监管。因此，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手机来上网。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对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影响相对较弱，而手机网络却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决定其对身份的认同，影响其思想意识，左右其需求与欲望，甚至是样板化其感知世界和未来发展的态势。从这个角度来说，手机上网是影响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因素。

基于以上文献的梳理，笔者的研究聚焦于两个层面：一是在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群体内部，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学生在上网时长、上网内容方面的差异；二是分析手机上网时长、手机上网内容对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影响。本项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包括：H1：人口学特征不同的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手机上网时长有显著差异；H2：人口学特征不同的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手机上网内容有显著差异；H3：手机上网时长不同的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上网内容有显著差异；H4：手机上网时长、手机上网内容的差异对职业院校青少年社会化影响有显著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抽样与样本

调查抽样总体为湘西自治州职业院校的青少年学生，抽样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法。第一阶段抽样单位为学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湘西自治州教育局备案的职业院校中抽取5所职业院校。根据职业院校高年级学生已经离校实习，仅一、二年级学生在校的实际情况，故第二阶段抽样对象设定为一、二年级在校学生。进一步根据学校一、二年级在校学生规模，分为两个层次：将一、二年级在校生数量不超过100人学校的在校生全部列入调查对象；对一、二年级在校生数量大于100人学校进行抽样调查，单位设定为班级，对每个年级（不限专业）采用抽签法随机抽取5个班级，共15个班级入选。最终确定调查对象为910人，发放问卷910份，回收有效问卷894份，应答率为982%。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

（二）变量的设定及测量

1自变量。自变量的设立主要从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和手机上网行为特征两个维度来确定。（1）人口学变量。包括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的学历层次、性别、年龄、民族、专业类别、月生活费及其就读学校的办学性质。（2）手机上网行为分两个测量指标：手机上网时长和手机上网内容。根据国内对手机上网进行研究的通用时长分类标准，结合本次调查对象的具体特点，笔者将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每天手机上网时间分成30分钟以内、30分钟至1小时、1～4小时、4～6小时、6小时以上5个层次；通过询问被调查对象“您用手机上网通常都做些什么”，要求被调查对象在聊天交友、搜索、玩游戏等9项内容中进行选择。

2因变量。社会化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学术界对社会化内容的界定和分类方式多种多样，如有学者认为凡是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能力、行为方式、生活习惯、道德规范、政治态度等都应包含在社会化内容之中[13]。本研究将社会化内容分为四个方面：知识习得、社会交往、价值观念、行为倾向。其中，知识习得是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获得的适应社会生活的各种知识与技能。社会交往是个体与他人相处的能力、水平、关系的现实状态，是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价值观念是指个体评价客观事物与自身的重要性或社会意义所依据的各类价值、立场、观念的总和。行为倾向有两种类型：侵犯性行为倾向和亲社会行为倾向。侵犯性行为是指有意伤害别人且不为社会规范所许可的行为；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笔者通过对青少年上网行为差异的分析来揭示其对青年少年知识习得、社会交往、价值观念、行为倾向等方面的影响。

三、研究发现

（一）人口学特征与手机上网时长的关系

根据统计，894位调查对象都使用过手机上网，手机上网率达100%。调查对象在每个上网时长层次里的人数和所占比例见表2。

“360互联网安全中心”2014年发布的《“90后”移动互联网调研报告》显示，国内六成“90后”每天使用手机上网时间超过3个小时，本次调查结果与该报告发布的数据基本吻合。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年发布的《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数据表明，2014年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1小时[14]，日均时长为373小时。本次调查对象中日均手机上网时间大于4小时，明显超过全国网民日均上网时长的有375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419%。这说明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手机上网时间整体偏长，值得特别关注。

为进一步分析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手机上网时长的影响因素，本次调查以手机上网时长超过全国平均时长的整小时数4小时为分界线，将调查对象分为上网时长≤4小时/天与上网时长﹥4小时/天两个组别，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与手机上网时长的关系（见表3）。

表3表明，两组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的人口学特征中，就读学校性质（867%v816%、133%v184%，P<005）、年龄（114%v59%、776%v816%、110%v125%，P<005）、月生活费（322%v236%、384%v341%、177%v214%、117%v209%，P<0001）在两组不同上网时长的青少年学生中呈现显著差异。

综上，假设H1成立，即人口学特征不同的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手机上网时长有显著差异。

（二）人口学特征与手机上网内容的关系

本调查提出的研究假设认为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的人口学特征与其手机上网内容存在相关性，即人口学特征不同，上网内容会存在差异。本次调查将手机上网内容分成聊天交友、搜索、玩游戏、发微博、手机阅读、购物、收发email、听音乐看视频和浏览新闻等9大类（人口学特征与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手机上网内容的关系见表4）。

（1）人口学特征中，不同办学性质职业院校中的青少年学生在手机上网内容选择上呈现显著差异（P﹤005），民办院校青少年学生使用手机上网听音乐、看视频方面比公办职业院校学生高出78个百分点。不同学历层次的青少年学生利用手机上网购物有显著差异（P<0001），大专生比中专生更喜欢购物，高出15个百分点。（2）性别对上网内容的选择有显著影响。男女生手机上网在搜索信息方面有显著差异（P<0001），女生相对于男生更会搜索，高出男生148个百分点；男女生利用手机上网玩游戏有显著差异（P<001），男生更喜欢玩游戏，高出女生116个百分点；男女生利用手机上网购物有显著差异（P<0001），女生比男生更会选择购物，高出男生202个百分点；男女生利用手机上网听音乐、看视频方面有显著差异（P<001），女生比男生更喜欢听音乐、看视频，高出男生79个百分点。（3）年龄对青少年手机上网内容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同年龄的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利用手机上网聊天交友有显著差异（P<005），年龄越大的学生越会选择聊天交友作为手机上网的重要内容；不同年龄青少年利用手机上网玩游戏有显著差异（P<005），年龄越小的人越会选择玩游戏；不同年龄的青少年利用手机上网发微博有显著差异（P<005），年龄越小的人越喜欢发微博。（4）专业类别对上网内容选择有显著影响。不同专业类别的职业院校青少年利用手机上网聊天交友有显著差异（P<001），理科、工科专业学生聊天交友高于文科学生；不同专业类别的职业院校青少年利用手机上网搜索有显著差异（P<001），文科、理科的学生相对于工科男生来说更会搜索，高出工科学生10多个百分点；不同专业类别青少年利用手机上网玩游戏有显著差异（P<005），工科、理科学生相对于文科生来说更喜欢玩游戏；不同专业的青少年利用手机上网购物有显著差异（P<0001），文科、理科的学生比工科学生更喜欢购物。（5）月消费对上网内容选择有显著影响，不同月消费类型的青少年利用手机上网发微博有显著差异（P<0001），月消费越高的人越喜欢发微博。不同月消费类型青少年利用手机上网购物有显著差异（P<0001），月消费越高，手机上网购物的内容所占全部上网内容的比例就越高。月消费≥1000元与月消费少于500元的两组青少年学生相比，前者比后者高出22个百分点。

综上，假设H2成立，即人口学特征不同的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上网内容有显著差异。

（三）手机上网时长与上网内容的关系

本调查假设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手机上网的时长会影响手机上网内容的选择。在考察调查对象手机上网时长与手机上网内容的关系时，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年发布的全国网民日平均上网时间373小时为参考，以4小时为分界线，将小于等于4小时的受访者分成一组，将大于4小时受访者分成一组。手机上网的时长与手机上网内容的关系如表5所示。

表5表明，日均手机上网4小时以内与4小时以上的两个组在聊天交友方面有显著差异（P<005），4小时以上组在聊天交友方面的占比要高于4小时以内组；不同上网时长的青少年 利用手机上网玩游戏有显著差异（P<0001），上网时间越长的青少年学生玩游戏的时间就越长， 4小时以上组要高于4小时及以下组12个百分点；不同上网时长的青少年利用手机上网发微博有显著差异（P<0001），上网时间越长的人越喜欢发微博；上网时长跟青少年利用手机上网阅读有显著差异（P<001），上网时间越长的人越喜欢手机阅读。

综上，假设H3成立，即上网时长不同的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上网内容有显著差异。

（四）手机上网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

1对青少年人际交往的影响。表6模型1中的数据表明，聊天交友、玩游戏、发微博、手机阅读共解释了青少年社会化的158%。各偏回归系数的t检验也达到显著状态（P<005），验证了人口学变量、手机上网内容与青少年人际交往存在强线性相关。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人际交往受到各变量，包括聊天交友、玩游戏、发微博、手机阅读等方面比较显著的影响。其中，手机阅读是负影响，不利于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手机上网时长对青少年人际交往无显著影响。

2对青少年知识习得的影响。表6模型2中的数据表明，玩游戏、浏览新闻、搜索共解释了青少年社会化的173%。各偏回归系数的t检验也达到显著（P<005），验证了手机上网内容与青少年社会化中的知识习得存在强线性相关。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社会化中的知识习得方面受到手机上网内容，如玩游戏、浏览新闻、搜索等比较显著的影响。其中，玩游戏是负影响，不利于青少年的知识习得。手机上网时长对青少年的知识习得无显著影响。

3对青少年价值观念的影响。表6模型3中的数据表明：手机阅读、浏览新闻、购物共解释了青少年社会化的165%。各偏回归系数的t检验也达到显著状态（P<005），验证了手机上网内容与青少年社会化中的价值观念存在强线性相关。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受手机上网中的手机阅读、浏览新闻、购物等方面比较显著的影响。因此，手机上网中的手机阅读、浏览新闻、购物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念有显著影响。其中，手机阅读和购物是负影响，不利于青少年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手机上网时长对青少年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无显著影响。

4对青少年行为倾向的影响。表6模型4中的数据表明：玩游戏、手机上网时长共解释了青少年社会化的184%。各偏回归系数的t检验也达到显著状态（P<005），验证了手机上网内容与青少年的行为倾向存在强线性相关。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的行为倾向受到手机上网玩游戏、上网时长等方面比较显著的影响，不利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形成。

四、研究结论

尽管学界关于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已有诸多探讨，但对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忽略了这一群体媒介接触与使用的特殊性。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群体使用手机媒体的特殊性，但研究视角过于宽泛，缺乏细致的实证调查与数据分析，导致要么视职业院校学生新媒介使用与接触问题为洪水猛兽，要么过于乐观而忽视问题的普遍存在。本次调查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人口学变量对职业院校青少年手机上网行为有显著影响。调查发现，人口学特征中就读学校性质、年龄、月生活费等方面对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手机上网时长有显著影响；人口学特征中就读院校的办学性质、学历层次、性别、年龄、专业类别、月消费等方面对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手机上网内容有显著影响。从人口学变量来看，青少年的民族身份变量对手机上网内容没有显著关系；从上网内容来看，手机阅读、收发email、浏览新闻等方面受人口学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不存在显著关系；在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手机上网时长影响上网内容的选择方面，聊天交友、玩游戏、发微博、手机阅读与手机上网时长呈正相关关系，其他手机上网内容与手机上网时长关联度不显著。

第二，手机上网成为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渠道。在传统社会，青少年社会化的主导力量主要是家庭与学校。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出现，青少年社会化的方式与路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庭、学校在青少年社会化中的作用正逐步减弱，网络对于青少年社会化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本次调查的对象——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这一群体更为特殊，同普通初高中生在学习任务、学习环境上有显著差异；就读学校的管理方式也大不一样，且大多数远离父母，家庭与学校对这一特殊群体社会化的影响相对较弱。本次调查对象使用手机上网率为100%，且手机上网时间普遍较长，手机上网对其人际交往、知识习得、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等方面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三，手机上网使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环境从现实转向虚拟。传统社会青少年的社会化主要是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完成的，即通过青少年与现实社会的互动来获得对社会的理解与认知，熟悉各种社会规范，正确理解自我社会身份与角色，形成适应社会和发展自我的能力。由于手机上网已经成为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其社会化过程从与现实社会的互动转变为与网络虚拟社会的互动。手机上网提供了青少年参与社会的表面化感觉，但毕竟与现实世界不同，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的对社会的理解、认知常常会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这对青少年适应现实社会非常不利。手机阅读对青少年的人际交往产生负向影响，意味着一味地沉浸在虚拟世界中，不愿意和现实中的人交往，对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构成了障碍。

第四，手机上网使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社会化内容越界，时间大大缩短。在传统社会，青少年社会化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每一个阶段的特征和任务都相对清晰，界限也比较明显，即青少年学习成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规范与其生理、心理成长状态基本相适应，呈现出较强的递进性。手机上网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切，使职业院校青少年学生异常容易和便捷地获得传统社会所不能接触到的各种信息，包括各种与其年龄阶段不相适应的性、暴力、色情及社会潜规则、阴暗面等方面的信息，“越界”现象加剧。传统社会中青少年社会化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而在手机提供的网络世界里却可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同样的社会化内涵。因此，手机上网加速了青少年的社会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26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

[3]张文宏美国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论青少年社会化[J]. 道德与文明，1993（3）：23

[4]朱智贤儿童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02

[5]赵红研互联网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研究[D]. 沈阳：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1：16

[6]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心理学百科全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1415

[7]郭镇之乔治·格伯纳及其“电视教养”理论和“文化指标”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6（1）：48-50

[8]Steinberg，U “The rise of the electronic individul：a study of how young swedish teenager use and perceive interne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1999：113-133

[9]试述网络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EB/OL].http：//ojsglobalmissiologyorg/indexphp/Chinese

_t/article/viewFile/531/1325

[10]许向东网络传播对我国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国际新闻界，2007（7）：66-77

[11]汪青云，陈靓手机媒体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J].新闻知识，2012（7）：32

[12]杨雪睿中国大学生手机上网现状及其对其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研究[J].现代传播，2014（8）：12

[13]李远煦电视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11

[1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R]http：//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502/P020150203548852631921pdf2015-11-17：37

作者：龚芳敏 刘晗 毛奥王召君

人际交往能力的人口学论文 篇3：

成人依恋、大五人格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

摘要：已有关于依恋在工作或组织情境中的研究较少，大体发现成人依恋在工作情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已有研究并未从生态系统角度综合考虑依恋及个体人格的影响。本研究集中探讨成人依恋、大五人格及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将对于工作倦怠干预及拓展依恋理论JDR模型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选取183名上班族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人口学变量的差异上，依恋回避、宜人性和责任心在性别上存在差异。神经质、外倾性、工作倦怠在月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依恋焦虑、外倾性和开放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男性比女性的依恋回避更高，宜人性和责任性更低;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外倾性水平较高，神经质、工作倦怠较低;受教育程度越高，依恋焦虑水平越低、外倾性和开放性程度越高。（2）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大五人格与工作倦怠显著相关，依恋焦虑、依恋回避、神经质越低，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越高，个体的工作倦怠的水平越低。（3）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外倾性和责任心能显著预测工作倦怠的水平，神经质越低、外倾性和责任心越高，个体的工作倦怠水平越低。但是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没有其独特的影响作用。以上研究结果从个人的生态系统的角度，表明实质上对个体工作倦怠的影响而言，相比于家庭因素，个体的人格特质发挥了更加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成人依恋;大五人格;工作倦怠

1 前言

依恋最初提出指的是照料者和孩子之间的一种情感联系（Bowlby， 1969），随着研究的进展，众多研究者发现成年阶段的浪漫关系同样可以被看作成一种依恋关系（Hazan & Shaver， 1987）。工作倦怠又称为职业倦怠（1974，Freudenberger），指的是在工作中个体在需要长期情感付出的情境下，引起的身体、心理和情感耗竭的状态。工作倦怠主要在情感耗竭，疏离以及低职业效能三个方面被诠释和操作。

大部分与工作绩效相关的研究都会采用JDR模型作为解释工作倦怠产生的机制，JDR模型指出：在工作情境中存在工作要求（job demands）和工作资源（job resources） 的区分，其中，工作要求指的是工作中持续的身体上与心理上的努力的部分;而工作资源指的是工作中对于完成工作目标有帮助的部分，工作要求导致工作倦怠的产生与增加，而工作资源可以降低工作要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

与工作倦怠的相关研究发现，大五人格和工作倦怠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国内的相关中，曾垂凯和时勘（2010）发现，大五人格能够显著预测工作倦怠。王莉（2015）指出，五大人格中的外倾性负向预测情绪衰竭，责任感负向预测玩世不恭，神经质负向预测职业效能。国外的相关研究同样发现大五人格和工作倦怠之间的紧密关联，Zellars 和 Perrewé （2001）发现，宜人性和外倾性水平高的个体更少出现工作倦怠，而神经质水平高的个体更多出现工作倦怠;Barrick 和 Mount （1991） 对管理者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在高独立性的工作中，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和外倾性对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度会更高。Swider和Zimmerman （2010）在有关大五人格和工作倦怠的元分析指出，高神经质、低外倾、低责任感和低宜人性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工作倦怠。

现有研究对工作倦怠影响因素的考察仅仅只集中于其中的单一方面因素。个体是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仅仅只考虑家庭因素或仅仅只考虑个人人格特点都是不足的，需要同时考虑多方因素的作用。综上，本研究将探讨成人依恋、大五人格与工作倦怠的关系，考察成人依恋和人格特质对工作倦怠的共同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的方式，选取正处于工作中的成人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共有183名上班族参加了测试。其中男性102名、女性81名，平均年龄30岁，标准差是4.84，平均工作年限在7.8年，被试的工作领域涉及房地产、IT、金融、教育等行业。

2.2 工具

2.2.1 亲密关系体验量表

采用李同归 和 加藤和生 （2006）修订的Brennan 等人（1998）编制的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ECR）中文版。共包含36个题目， 包括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分量表各18个题目， 考察被试与依恋对象保持情感距离及对亲密关系感到不舒服的程度。量表7点计分， 要求被试依据每项描述与自身实际情况符合的程度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进行评定，分数越高表示焦虑或回避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分量表在本次测量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9， 0.90。

2.2.2 大五人格量表

大五人格量表采用美国心理学家科斯塔Costa和麦克雷McCrae在1987年編制的量表的修订版NEO-FFi大五人格（60题）的中文版，包含五个维度：外倾性（extraversion），神经质（neuroticism），开放性（openness），宜人性（agreeableness），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 每个维度各12个题目。量表为5点计分， 要求被试依据每项描述与自身实际情况符合的程度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进行评定，分数越高表示焦虑或回避的程度越高。对回收数据进行信度测量，总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610，其中外倾性、神经质、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分量表在本次测量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0.864，0.832，0.396，0.557和0.757，其中开放性和宜人性信度较低，研究将主要探讨外倾性、神经质和责任心的影响。

2.2.3 工作倦怠的测量

工作倦怠的测量采用由Maslach和Schaufei编制、李超平和时堪修订的工作倦怠量表（ MBI-GS） （李超平 & 时勘， 2003） 。量表共15个条目，采用7点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倦怠程度越严重。根据本次调查数据计算的工作倦怠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

2.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8.0进行，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包含独立样本t检验、F检验、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等。

3 结果

3.1成人依恋、大五人格和工作倦怠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对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大五人格和工作倦怠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如下表1、表2、表3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依恋回避上，男性的依恋回避要显著大于女性;在大五人格的各人格维度上，男性的宜人性和责任心的水平要显著低于女性的宜人性和责任心的水平（宜人性t=-3.37，p<0.01;责任心t=-2.23，p<0.05）。

从表2可以看出：心理弹性、工作倦怠在月收入上均差异显著（心理弹性F=2.833，p<0.05、工作倦怠F=5.570，p<0.05），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和外倾性在收入水平呈现显著的差异（神经质F=2.861，p<0.05、外倾性F=4.098，p<0.05）。收入水平越高，个体的神经质水平越低，外倾性水平更高。

从表3可以看出：依恋焦虑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依恋焦虑F=4.281，p<0.05），专科和本科学历的被试在依恋焦虑上表现更为显著，得分更高;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开放性存在文化程度的显著差异（外倾性F=4.374，p<0.01;开放性F=3.289，p<0.01），总体而言，文化水平越高，外倾性和开放性的水平更高。

3.2 成人依恋、大五人格与工作倦怠的相关

随后进行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大五人格和工作倦怠之间的相关分析，所得结果如下表4所示。

表4可以看出：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大五人格与工作倦怠显著相关。其中，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水平与工作倦怠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与工作倦怠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个体的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工作倦怠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3 成人依恋、大五人格和工作倦怠的线性回归分析

以依恋回避与依恋焦虑及大五人格作为预测变量，工作倦怠作为被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考察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和大五人格因素的独特作用，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结果可知，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水平越高、外倾性和责任性越低，工作倦怠水平越高。然而当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和大五人格同时加入到回归分析的方程中时，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并不能显著预测个体的工作倦怠水平。

随后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将人格特质放入回归方程的第一层，成人依恋作为第二层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6所示。

随后进行的分层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当将个体的人格因素變量放入到回归方程中的第一步时，个体的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并不能显著预测工作倦怠水平。这一结果表明对工作弹性的预测而言，个体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4 讨论

4.1成人依恋、大五人格和工作倦怠的特点

研究分析了成人依恋、心理弹性和工作倦怠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结果表明，成人依恋在和心理弹性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女性的依恋回避要显著低于男性。这与已有研究中发现的结果一致 （王大华， 杨小洋， 王岩， & Miller， 2015）。

除了性别的差异外，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外倾性水平较高，神经质、工作倦怠较低。高收入水平表明了高薪职业要求的人际交往能力，所以在外倾性上表现得较高。而在神经质和工作倦怠上的结果则表明了收入水平对个体的保护性作用。

相关研究变量在受教育程度上同样体现出差别。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依恋焦虑水平越低、外倾性和开放性程度越高。这表明了教育对个体人格特质的塑造。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在外倾性和开放性上相对较高，他们有更多的关系和相关的应对。

4.2 成人依恋、大五人格和工作倦怠的关系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工作倦怠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五人格与工作倦怠同样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与假设相符，即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越高的个体，其在人际关系中持有消极的自我模式和他人模式。（王争艳， 杨叶， & 汪斌， 2006）。因此，一方面在家庭关系中将面临更多的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在工作情境中将面临更多的关系相关的问题。因此，他们在面临工作压力时难以有更多的个人资源和应对方法，更易产生工作倦怠。

对于大五人格与工作倦怠的关系而言，研究结果发现，大五人格的各个维度与工作倦怠之间均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越有责任心的个体在工作中工作倦怠程度越低，而宜人性人格特质也能减轻工作倦怠。但神经质较高的个体会经历更强烈的工作倦怠。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指出，良好的人格特点实际上可以作为个体工作倦怠的潜在保护因素。这一相关结果也与已有研究中发现的大五人格与工作倦怠的关系一致。

此外，研究也发现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大五人格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依恋焦虑回避的个体很难与他人建立健康关系，因此他们在面对压力时更难保持情绪稳定或者对他人倾诉。这一显著的相关也与依恋理论符合。依恋理论指出，依恋焦虑回避低的个体拥有积极的自我模式和他人模式，在关系交往过程中呈现更加开放的态度 （Mikulincer & Shaver， 2016）。因此，可以看到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以及开放性之间的负向关联。同时，拥有安全依恋的个体实际上有更高的情绪稳定性和应对不良生活事件的能力，因此表现在神经质上的显著正相关。

4.3 成人依恋、大五人格对工作倦怠的预测作用

研究同时分析了成人依恋和心理弹性对工作倦怠的预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当研究同时将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心理弹性放入回归方程对工作倦怠进行回归分析时，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作用便不再出现了。同时在分层回归分析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在排除人格特质对个体工作倦怠的影响之后，依恋个体差异并不能显著预测工作倦怠水平。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了实际上依恋个体差异对个体工作倦怠水平的解释可以完全被个体的人格因素所解释，人格因素对工作倦怠具有更加有力的预测效应。这一结果也给已有研究一定的启发意义，即我们在考虑个体的依恋个体差异对工作倦怠影响的同时，人格因素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变量。

总体而言，实际上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为个体工作倦怠的产生提供了一种个人、家庭和工作交互作用的解释，为理解并干预个体的工作倦怠提供了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 Barrick， M. R. ， & Mount， M. K. . （1991）.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job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Personnel Psychology， 44（1）， 1-26.

[2]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New York： NY： Basic Books.Freudenberger， H. J. （1974）. Staff burn‐ou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0（1）， 159-165.

[3] Hazan， C.， &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3）， 511–524.

[4]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16）. A model of attachment-system functioning and dynamics in adulthood. In M. Mikulincer & P. R. Shaver （Eds.），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2nd ed.， pp. 27–46）.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5] Swider， B. W. ， & Zimmerman， R. D. . （2010）. Born to burnout： a meta-analytic path model of personality， job burnout， and work outcom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6（3）， 487-506.

[6] Zellars， K. L. ， & Perrewé， Pamela L. （2001）. Affective personality and the content of emotional social support： coping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3）， 459-67.

[7] 李同歸， & 加藤和生. （2006）. 成人依恋的测量：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ECR）中文版. 心理学报， 38（3）， 399–406.

[8] 李超平， & 时勘. （2003）. 变革型领导与领导有效性之间关系的研究. 心理科学.

[9] 王争艳， 杨叶， & 汪斌. （2006）.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社会认知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14（6）， 880–887.

[10] 王大华， 杨小洋， 王岩， & Miller， R. B. （2015）. 老年人夫妻依恋的测量及与一般依恋的关系. 心理学报， 47（9）， 1133–1142.

[11] 王莉. （2015）. 大五人格特质与矿工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05）， 20-24.

[12] 曾垂凯， & 时勘. （2010）. 工作倦怠形成机制的初步研究. 人类工效学（02）， 26-29.

作者：殷悦 王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