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公共关系论文

近年来，“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超越经济层面的区域主义使得一些民族国家因政策束缚而无法对社会福利予以再分配，只能通过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方式进行社会保护。①而在全球化中成长壮大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一些西方社会的众矢之的，受到美国等国家的高度警惕，甚至抵制和制裁。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交往行为公共关系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交往行为公共关系论文 篇1：

努力建设高职校园和谐文化培育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摘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努力建设校园和谐文化。因此，探讨高职院校校园和谐文化建设，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与效益的提升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高职院校 和谐文化 高技能人才 全面发展

［作者简介］丁志强（1968- ），男，重庆人，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职业教育、物理教育；张澍（1966- ），女，重庆人，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讲师，研究方向为人事管理；何翱（1981- ），男，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重庆 40003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6年国家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大中学生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保障系统研究”（编号：06XSH012，主持人：张大均）的一级子课题重点研究项目“高职生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现状及其对策研究”（编号：06XSH012-2，主持人：丁志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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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已占据中国高校“半壁江山”的高职院校，其校园和谐文化的建设问题已成为我国和谐大学文化建设工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它不仅直接关系着我国和谐大学文化和整个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成败，而且影响我国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进而影响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高职院校加强校园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消除高职校园文化系统中的不和谐因素

高职院校要顺利实现促进学生个体身心和谐发展的本体功能和为社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功能，必须着力打造校园和谐文化。目前，我国高职院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制约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不和谐因素，致使学生不能健康、全面地成长。例如，偏重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轻视精神文化建设；狭隘地认为制约高职院校发展的瓶颈是资金缺乏、设备匮乏，在办学过程中把工作重心放在筹集资金修高楼、添置仪器设备、建设实训基地等方面，忽视或淡化了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办学理念的更新；脱离自身实际将校园文化的建设目标定位“高移化”，盲目“克隆”或“微缩”普通高校的校园文化模式；将校园文化建设等同于课外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认为没有必要把校园文化建设纳入高技能人才培养整体工程中来操作实施。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系统中表现出来的这些不和谐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人才培养质量规格的保证，导致培养出来的“高技能人才”有知识无文化、有学识无见识、有科学精神无人文精神、有技术技能无远大理想、有个人追求无团队意识。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消除高职校园文化系统中的不和谐因素，加强校园和谐文化建设。

（二）有利于培育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高职院校学生的全面成长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武装头脑，整合并引领其价值观念系统、政治思想道德情感，正确协调处理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与困惑，引导他们正确对待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德性与技能、科学素质与文化素质、生理发展与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注重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良好的诚信观念、团队精神与人际关系。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成为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为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符合高职院校自身实际的核心价值体系，而高职院校自身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形成过程也就是高职院校校园和谐文化建设的过程。

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在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发展情况如何，很大程度上看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内生力如何。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的高职毕业生能根据未来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和自身职业岗位的变迁自动地做出调整。这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身心和谐基础上的综合素质。这种能力与素质从何而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学校园和谐文化的潜移默化。如果高职院校在校园和谐文化建设过程中，仅仅是停留在对眼前已经出现的校园文化系统中不和谐因素的“治疗”层面，并没有着眼于对全体学生心理智慧潜能的开发和自我内求力的培养，那么这样的校园和谐文化也仅仅是为“和谐”而“和谐”，淡忘了和谐的根本是为促进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最终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远建设打好基础。可见，高职院校加强校园和谐文化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内在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加强高职校园和谐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的过程，也是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做出贡献的过程。

二、高职院校加强校园和谐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

高职院校校园和谐文化的建设以追求和谐、崇尚和谐为本质要求，必须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等基本文化形态着手并结合高职院校自身的特殊性探寻建设路径。

（一）和谐精神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合师生精神家园

高职院校校园和谐精神文化建设是高职校园和谐文化建设工程的核心和灵魂工程，主要包括学校师生长期或短期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活动状态的总和，如办学理念、学院精神、行为模式、学风、校风、校训等。这些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精神状态，关系着师生的成长和学校的长足发展。不同的教师与学生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其价值观念体系会有差别，而不同的价值观念将产生不同的现实行动。尤其是在当前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师生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有的甚至处于价值迷茫状态之中。因此，高职院校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武装师生头脑，以它作为师生价值体系形成的导航器，建立师生的精神家园。

（二）和谐制度文化建设——建立有利于高技能人才全面发展的保障机制

高职院校校园和谐制度文化建设是整个校园和谐文化建设工程中的重要内容，是维系高职院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保障机制。近几年，高职院校在蓬勃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例如学生学习动力不足、人际交往和情感障碍、知识能力与素质结构不合理、毕业生社会适应与职业岗位适应不良等。这些问题是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系统中的制度文化缺失息息相关的。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改变现状，加强校园和谐制度文化建设。

第一，深入调研，消除校园制度文化体系中的不和谐因素。在校园和谐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加强和谐制度文化建设，就要以人为本，广泛深入到学生和教师之中展开调研，认真倾听他们的话语，了解学生对人生未来的发展愿景和教师的专业发展理想以及他们在学习、工作与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障碍。在充分尊重师生意愿基础上，制定有利于学生个性张扬和自我潜能开发的制度规范和有利于教师职业理想实现的职业规范。

第二，本着政策导向和价值导向有机结合的理念，以创新促进校园和谐制度文化建设。和谐制度文化体系建设应走制度创新发展的道路，通过体制机制上的文化创新，将政策导向与价值导向有机结合。各项政策措施的出台与落实重在为师生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搭建平台、铺平道路。例如，对于贫困生问题，可通过助学贷款、向社会募捐设立爱心基金、以奖代赈、勤工俭学等多样化方式建立健全贫困生助学制度，其中重点应放在对贫困生助学的制度创新上，尤其是对学生勤工俭学制度环境的创新，为贫困生自我助学与社会实践锻炼融合创造制度条件，对他们实行特殊的弹性学习制度。总之，创新机制的培育是和谐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大兴创新之风，将政策导向与价值导向有机结合，开展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形式多样的创新活动，不仅可以促进学生技术技能水平的提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增强，同时也能为高职院校与企业的顺利交往搭建桥梁。

（三）和谐物质文化建设——营造有利于学生身心和谐发展的校园环境

高职院校校园物质文化是高技能人才培养必备的基本条件，也是整个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载体。校园内各种物质实体的总和，如建筑物、运动设施、绿化地带、图书资料、企业家雕像、宣传橱窗等，它们的“音容笑貌”和整体布局等是高职院校内在精神的外化。当前，许多高职院校在校园硬件方面还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一是校园面积普遍偏小，与现有发展需求不相适应；二是校园整体布局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实训室、实验室、综合教室、运动场地等方面的布局和设置没有突出高职院校的特色。为此，高职院校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过程中要紧紧围绕着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这一宗旨，用以科学发展观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和谐校园物质文化建设。

第一，在校园环境的整体布局上要遵循美学原理和科学发展观。让校园生活区、工作学习区、休闲娱乐区布局合理、和谐得体，并具备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兼容性，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各类建筑实施与校园自然人文景观和谐搭配，浑然一体，充分发挥环境育人的功效。

第二，在校园环境物质实体的具体内容安排上，要充分考虑高职院校为新农村建设、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这一办学目标，处处突出“职”的特点。在建筑物的类型上，要体现高职院校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实际，既有功能齐备的专业实验场地，又有融教室、实训、实验、技术服务与生产为一体的专业教室，使之具有多媒体教学、实物展示、演练实训、实验、考工强化训练等多种功能；借助橱窗、宣传栏、校园网、建筑物等载体进行宣传，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及其相应职业岗位的情感，让学生随时了解企业界成功人士的先进事迹、先进技术发展动态和用人单位人才需求动态。

（四）和谐行为文化建设——创设有利于学生与未来职业岗位对接的实践平台

高职院校校园和谐的精神文化要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实践工程中得到践行和弘扬，实现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目的，就必须大力发展校园和谐行为文化。校园和谐行为文化主要包括和谐的个人行为文化和和谐的团体行为文化。

和谐的个人行为文化主要指师生在交往行为和工作学习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和谐。高职院校和谐行为文化的建设要有利于学生与未来职业岗位间的对接。首先，学院领导与教师要作为学生的表率，领导在与教师交往、教师在与学生交往过程中要体现企业“顾客至上”的文化理念，在交往行为上体现尊重与关怀、平易近人、友善互爱的精神文化；其次，学院领导、教师在工作行为上要处处体现精益求精、大胆创新的工作态度与敬业精神。领导与教师和谐的个人行为方式是学生个人和谐行为方式形成的榜样和无声的导师。如果教师与领导具备了和谐的个人行为文化素养，就能够更好地将学生培育成具有和谐行为文化的个体。引导学生投身交往实践活动，掌握与人相处、互助协作的基本原则，在与人日常交往和学习工作中能够更多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和个性特征，学会相互接纳、和谐共处。在对学生学习行为方式的教育方面，要突出动手操作、技能训练，着重体现理论为实践操作服务，最终以适应与胜任行业企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技术应用型岗位工作为落脚点。

高职院校校园和谐团体文化主要是指高职院校作为团体在交往行为与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和谐。这种和谐往往体现为高职院校的对外交往行为与实践活动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和谐要求。高职院校要顺利完成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任，不辜负广大学子与家长的期望，在办学过程中要与社区、其他兄弟院校、生源学校和其他相关社会各界发生交往活动。在这些时候，高职院校每一位教职员工都代表着学校的形象，是否具有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事关学校在团体交往中能否和谐共处，能否赢得社会各界的信任和支持。为此，每一位师生员工在平时的工作学习过程中要善于培养自身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自觉主动地团结在学校团队周围，个人利益服从学校团队利益，与学校团队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学校团队在与其他院校交往中自觉奉行和睦相处、有序竞争的原则，并自觉主动地与其他团体建立健康、文明的公共关系，给社会各界留下良好印象。这样既可以赢得社会各界对学校的支持，又能为整个社会和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贡献。总之，加强高职院校校园团体文化建设，有利于充分利用职教办学资源，从行业企业获取技术学习资源，为学生搭建技能训练的实践平台。

三、高职院校加强校园和谐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

高职院校校园和谐文化建设的成效如何，最终要看它为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质量状况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贡献的大小。因此，高职院校校园和谐文化建设工程必须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启动多元评估反馈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必要将高职校园和谐文化的建设情况纳入学校办学水平考核评估的重要内容，实行灵活机动的过程跟踪考查和阶段性验收考核相结合的评估方式，对校园和谐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和谐”的文化因素给予及时反馈并指导其整改。（2）设立校园和谐文化建设意见箱，及时了解、收集、整理学生与教师对这项工作的看法和一些宝贵的意见，以便及时调整、满足学生与教师对校园和谐文化方面的需求，为学生全面成长和教师幸福生活、快乐工作营造和谐文化环境。（3）成立和谐文化建设校企合作委员会，一方面，为高职院校深入行业、企业、用人单位调查了解毕业生对企业文化的适应情况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认可程度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可将行业企业的相关人员引进高职院校参与校园和谐文化建设。这样有利于汲取企业的成功经验，将校园和谐文化与企业先进文化有机融合，同时也有利于毕业生尽快适应职业岗位，适应企业文化。当然，高职院校校园和谐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也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中，可以预见，它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有利于校园和谐文化建设，从而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骆郁廷.建设和谐的大学文化［N］.中国教育报，2007-04-10.

［2］王明伦.论高职院校精神［J］.中国远程教育，2006（7）.

［3］朱发仁，傅新民.“校企结合”构建高职特色校园文化［J］.职教论坛，2006（6）.

［4］陈小琼，李桂霞.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与探索［J］.高教探索，2006（6）.

作者：丁志强　张　澍　何　翱

交往行为公共关系论文 篇2：

集体话语：中国企业对外传播的话语转向

近年来，“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超越经济层面的区域主义使得一些民族国家因政策束缚而无法对社会福利予以再分配，只能通过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方式进行社会保护。①而在全球化中成长壮大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一些西方社会的众矢之的，受到美国等国家的高度警惕，甚至抵制和制裁。加之疫情在全球蔓延，这些国家将对中国、中华民族的污名化延伸到中国企业及其产品、服务，甚至加以阻隔，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威胁。而在这场全球抗疫战斗中，中国、新加坡等国均向世界展示了其防控疫情的能力，②其成功的实践彰显了儒家文化强调“义务大于权力”的集体主义内核观念及其优势。因此，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对外传播要突破简单互怼的局面，重温马克思的集体观，创新话语方式。

一、集体话语共识的建构：真正的共同体

集体与个体相对，具有组织实践性。有关集体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原始社会的集体、城邦的集体、中国宗法社会的集体以及马克思“共同体”的集体。③原始社会中，个人依靠集体而存在，以免受自然的威胁，以延续生命；城邦的集体是基于政治平等的，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的宗法思想中，由于家庭、家族与宗族是中央集权与皇权的延伸，个体隶属于宗法的集体。这三种集体观都存在虚假成分，原始社会的个体因生存而不得不依赖于集体，是主体性泯灭的共同体；城邦的集体是有条件的共同体，只有男性公民被纳入城邦集体的自由之中，女性和奴隶被排除在外；而传统封建社会的宗法集体中，个体的角色、地位及意义都由集体定义，个体自由是缺席的；而以市场—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现代集体，又过度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将集体利益抛之脑后，使之趋于瓦解。只有马克思所论的“真实集体”才是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共同发展的共同体。④这正符合中国传统哲学所倡导的“天下世界观”，强调“共存先于存在”。⑤

一些西方媒介对中国国家与民族形象的污名表面看是话语斗争，试图通过短暂的区域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使其民族国家与福利社会暂时免受全球化的冲击，而更深层次的则是政治经济体制及意识形态的较量，是一些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强势崛起的恐惧。从长远来看，建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普遍共识才是全球福利社会得以保障的根本。基于此，中国企业海外传播应以话语弥合而非斗争和“互怼”为话语建构、意义建制的前提，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主动设置“真实集体”议程便成为中国企业扭转舆论的意义来源。而旨在弥合斗争张力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则可促使共识的达成。

哈贝马斯将世界分为三种，不同的世界对应话语不同的规则，且不可通约。客观世界对应话语的“规范性”规则，以“以言表意”为其主要功能；主观世界对应着话语的“自我表现”“主体性表达”规则；社会世界对应话语的人际交往功能，即“以言行事”“以言取效”规则。而“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⑥这也正是哈贝马斯与福柯的不同之处，福柯以權力的社会实践对话语进行观照，而哈贝马斯则侧重于话语弥合斗争、达成共识的功能。由此，哈贝马斯共识的话语体系也成为集体话语建构的前提。

共识的建构首先需通过语言将“意义”象征化、物质化，“意义”通过符号系统得以传递。而意义的内化依赖于个体依据象征符号所展开的主体间交往、组织形塑及其制度化的保障，并通过制度化的群体加以内化，也就形成了意义—象征叙事—媒介载体—组织实践的建构路径，完成了以观念形塑个体“主观现实”的过程。企业基于集体观念的话语建构也将依照这样的路径实践。

二、集体话语的生产与实践

高度现代性的西方社会，将系统的风险转嫁于个体，职业生涯的失败乃至生活的失败，是个体选择的结果。⑦而国家拒绝对公共事件负责有着一系列的手法，其中一种便是暗中拒绝或拒负责任，即将责任推给其他力量（有名的或无名的），意味着这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或超越了其控制。⑧近来，一些西方国家有关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信息发布相对滞后，防护责任全赖个体，群体免疫之法流行。面对疫情风险，政府管理的缺席也被隐藏在“个人主义”、“自由”等意识形态之中。而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经验，则体现出了中国政府和社会的集体观念、集体化动员的组织实践，这也应成为中国企业对外传播话语的意义生产之源，以突破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运行逻辑，匡正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市场失灵。

（一）集体观念的具化：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

企业在对外传播中可将“和合”“大同”的儒家集体思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作为集体意义生产的观念来源。这具体表现为注重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注重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相结合，注重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承担，注重体现人文关怀的温度。在中国疫情的治理方面体现为基于保护个体生命权的集体合作，这既包括国家之间，个体与国家、个体与机构团体的合作，也包括地区间医疗、物资、食品等方面的相互支持；在疫情的防控方面，以集体化、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病例及病情的追踪、隔离与防护，并同时以组织化的方式，例如以企业、学校、社区等为基本单位关注并满足个人身体与情感健康的双重需求。这也体现了哈贝马斯的真实性原则，即集体的思想以保护个体生命安全为前提，平等关注不同个体的自由与利益。

（二）集体话语的实践：他者利益与组织化行为

在策略上，集体话语实践体现为以“他者”利益为导向，侧重系统性思维以及“他者”经验。在叙事上，则体现以集体中的个体为主体从微视角讲述小故事，主要在自媒体、社会化媒体上传播。而在组织实践上，则以细分的兴趣群落、文化族群、基层社区、华人社群等为意义内化的群体行动。

1.“以东道国利益为主”的话语策略

“以东道国利益为主”的话语策略也就意味着企业在对外传播中，弱化自我，以“交互主体化”、“关系理性”为主导，注重东道国政府及民众的利益。依托中国已有成功防护并治疗疫情的经验，企业要注重协助提高东道国的卫生医疗知识水平，注重传播疫情防护经验。企业要承担向东道国的民众解释风险的责任，使其及时认识疫情，并成为当地民众的伙伴，帮助其治疗、防护及降低疫情带来的风险。

此外还应注重系统思维。系统思维表现为不同话语主体基于话语目的一致联合以及对多方话语主体利益的观照。企业对外传播需考虑国家、东道国政府、民众等多方主体的利益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减轻疫情带来的不良影响。企业既可以通过官方、民间等多重渠道进行，即与当地政府合作来传播疫情防护的相关知识，也与当地企业、基金会、其他社会组织等进行合作，资助疫情的防护与治疗；还可与国内外外交部门联合，化解疫情带来的不良舆论影响。

系统思维还体现为长期的、战略性的传播体系，企业需持续与东道国有关政府部门等联动，借鉴其他国际企业防护疫情的经验，掌握疫情动态，不同时期解决不同问题，以形成长效传播体系。

2.集体的象征叙事：微视角、小故事、自媒体

中国企业对外传播中首先讲述的是中国抗疫小故事，即中国企业抗疫中基于集体的个体化故事，更有助于东道国政府及其民众的疫情防控。其次，叙事应从微视角入手，注重表述小人物、小事件中的人性光辉与价值力量，侧重抗疫过程中普通人的情感，以真实细节的刻画触情达意，使得故事富有情感传播的力量；再次，应注意与东道国文化的契合度，用本土语言文化讲述有利于本地的故事；最后，既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官方媒体的作用，更应高度重视社会化媒体等在民间具有高活跃度的媒体，使得故事在个体情感情绪的触动中，实现裂变式传播。

3.意义的组织化阐释：文化群落、兴趣族群与华人群体

企业在对外传播中不可仅靠刻板印象一概而论地对待海外民众，应基于个体利益平等观，根据其文化群落、兴趣族群以及区域差异、实际需求、关系利益等予以细分，在组织化的群体中内化意义。

企业海外形象塑造不仅依靠象征符号的传播，还需组织化的实践。例如以企业为单位关怀在地员工的职工个体及其家庭；与当地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合作，传播抗疫方法，增加当地民众防控疫情知识，降低其对疫情风险的恐惧；同样通过组织化、群体化方式为东道国政府及民众提供救援物资，帮助其实施救援措施，以渡过疫情难关。同时，借助海外华人、亲华人士以及当地重要舆论领袖的力量，做好口碑传播，借助社区传播使得集体化的意义内化至个体。

三、集体话语的长期建设

随着“逆全球化”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态势，以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促发性作用，可以预期的是，封锁、管控甚至污名化中国企业的行为会频繁发生。因此，舆情预警的长效机制建设十分重要，尤其要对东道国的社交媒体舆情态势保持高度警惕。

舆情机制的设立首先要主动设置议程，传播我国抗疫等故事；第二要建立国际及分公司信息对接机制，精准把握舆情；第三要对不同舆论主体的不同需求进行精准研判，有针对性地回应；第四要避免出现否定、调侃、讽刺、戏谑其他国家的疫情态势与防疫工作的舆论，避免因意识形态对立而导致情感与行为的对立，因为基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同情、怜悯、关爱与支持才是化解危机的正确方式。

企业对外传播不仅是一个短期的扭转企业品牌形象的战术行为，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公共关系系统建设的战略过程。除微观的、短期的讲述企业抗击疫情的中国好故事外，还需宏观的、长远的传递规避公共卫生风险的系统性知识。这既包括讲好中医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包括提高民众面对突发疫情的医疗卫生知识和素养；既包括提高身体素质的日常健康传播，也包括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防护措施。而公共卫生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建设与深化传播，也将成为现代社会规避风险的重要知识塑形。

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设计固然可以用以扭转不良的舆论局势，然而对整体环境的系统性改善，终究取决于企业的产品及其良好的市场服务体系。在这场疫情的防卫战中，依靠市场化的物流体系、消费机制、生产体系与商超组织，日常生活得以正常、有序地运转，而企业则是免疫系统中强有力的输血与淋巴系统。可以说，是企业及其市场服务体系的存在，使得免疫系统存在自愈的可能。而企业也依托良好的产品与服务，成为社会系统这个大型集体中最无声的奉献者。⑨

《六韬》之《文韬—文师篇》曾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需要打破国家、民族之间的界限，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灾难，而业已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其对外传播转向集体话语也是势在必行。正如赵汀阳教授基于亚历山大·温特所论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提出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缺失的第四种文化——天下世界观，将“国家—国际理论”提升到“世界—国际—国家理论”，包容性地思考所有的政治问题。⑩中国企业对外传播亦是如此，我们需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深挖中华文化精髓，与各国人民一起来创造世界共同利益和共同幸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课题“‘一带一路’对外宣传及国际舆论引导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VDL019）

「注释」

①蒙克：《向心运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失衡与再均衡》，《文化纵横》2019年第8期。

②Bruno Ma？？es， Coronavirus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ational Review， March 10， 2020，转引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2020年3月14日。

③刘建茂：《当代中国集体主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18年。

④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⑤赵汀阳：《天下体系的现代启示》，《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

⑥[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頁。

⑦[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⑧[美]克兰纳伯格：《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8页。

⑨墨菲：《疫情下，中国的“免疫系统”》，微信公众号“量子学派”，2020年3月14日。

⑩同 ⑤。

作者：李继东 吴茜

交往行为公共关系论文 篇3：

浅谈公安群体人际关系

摘要:公安机关是由众多民警和单位组成的有机整体。在公安群体中,必然要求上级与下级之间,同级与同级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警种与警种之间,按照一定的规则构成相应的关系,即公安群体关系。这种关系是公安群体中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关系,由公安机关的性质所决定,是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公安群体;群体;人际关系

公安群体人际关系是指在公安机关这一特殊组织中,不同单位和成员之间为实现预定目标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建立起的心理关系。它反映公安群体中民警与民警、上级与下级、民警与群体之间各自的心理差距,这些心理差距由其不同的社会因素所决定。

一、公安群体人际关系的内涵可作如下分析:

(一)公安群体人际关系是一种心理关系

公安群体人际关系不同于公安群体社会关系和公安群体公共关系。公安群体人际关系和公安群体公共关系同属于公安群体社会关系的范畴,不能狭义的将公安群体人际关系与公安群体社会关系划等号。公安群体公共关系旨在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协调各种公众关系,从而更好地行使管理和服务职能,一般把它归属于宏观管理学范畴。公安群体人际关系则是以个体为主体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旨在为民警个体的人生幸福、事业成功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它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主要反映在公安群体内部人际交往中存在的心理距离。

(二)公安群体人际关系是公安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和联系

公安群体人际关系是在公安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使公安群体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它主要包括由于组织结构关系所形成的民警与民警、上级与下级、民警与群体等之间的关系。个体在公安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承担的职能和所处的相对位置决定了公安群体人际关系的形成。没有公安群体成员之间的不断交往和联系,就没有良好公安群体人际关系的发展。

(三)公安群体人际关系是在公安机关这一特殊组织中形成的

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具有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和刑事执法机关。公安群体人际关系产生于公安群体内部的各种社会交往和合作关系之中,由公安机关的性质所决定,是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这种关系的适用范围非常明确,只适用于公安机关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同级与同级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警种与警种之间。

二、公安群体人际关系产生的原因

人际关系的产生取决于群体双方交往中各自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而并不是群体成员随心所欲的简单总和,它是在一系列因素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一)客观因素

1、方对关系。这是人际关系产生所必须的基础。民警是公安群体人际关系的主体。必须有两人以上民警的参与,才能构成某种公安群体人际关系。这里所说的方对关系,是指两人相对、互为对方而结成一对关系。没有民警的方对关系就没有公安群体人际关系可言。如:有上级与下级,才构成上下级关系;有在同一部门工作的民警,才构成同事关系。

2、联系媒介。作为人际关系构成的桥梁,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构成公安群体人际关系,光是有民警结成方对关系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媒介把民警联系起来。这些媒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实物媒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质交流,礼尚往来。另一种是信息媒介,就是通过信息载体传递民警的思想,表达民警的情感,从而建立和发展民警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两种不同的媒介相互作用,才能使“桥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3、交流活动。只有通过一定的交流活动,人际关系的产生才可能实现。交流活动是构成人际关系的中心环节,其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从接触方式上看可以将其分为直接交流和间接交流。这些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活动,一般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即礼仪交流、实利交流、情感交流、思想交流。

(二)主观因素

1、认知因素——产生公安群体人际关系的内在基础。认知因素指建立人际关系双方的认知状况,包括彼此相互认知状况和对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认知状况等,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安群体人际关系起着调节作用。任何人际关系的形成都是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交往双方彼此的感知、识别和理解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的存在必须以双方的认知、了解为基础。通过充分的社会交往,民警会对交往对象产生一定的人际知觉,通过这种知觉对对方进行分析、判断和总体评估,然后再决定是否与之建立起相应的关系。

2、情感因素——公安群体人际关系建立并维持和发展的纽带。情感因素指建立人际关系双方彼此在情感上的好恶程度和满意程度,它制约着公安群体人际关系的亲疏、深浅、长短程度。假如没有情感因素的参与与调节,公安群体人际关系就不可能成功建立。因此,情感因素是民警人際关系的重要调控器,制约和调控着民警的人际发展水平。

3、行为因素——建立和发展公安群体人际关系的根本保证。指建立人际关系双方具体的交往行为,包括言谈举止、表情动作等一切可察觉的外部表现。在公安群体人际关系中,无论是认知因素还是情感因素,都必须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行为是民警人际关系的实现手段,语言、举止、作风、等交往行为均能显示民警的个性,给对方形成鲜明的印象,从而会加深对方的印象,使其产生是否交往的意向。

三、公安群体人际关系的类型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极广,结成的人际关系也极复杂,即使在同一群体中的人际交往也不是单一的。从公安群体人际交往和联系中的关系性质、范围和个体特点等角度分析,可以把公安群体人际关系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按联结纽带可分为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

公安机关人际关系中的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缘为纽带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老乡关系、邻里关系等;业缘关系,是指以职业为纽带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所谓趣缘关系,是指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友谊关系、情爱关系等。这些关系在庞大的公安队伍中是经常存在的。

(二)按心理倾向分为主从关系、合作关系、竞争关系

主从关系,是指倾向支配心理的人与倾向顺从心理的人互相结合形成的关系。主从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一种。合作关系是指双方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相配合、互相忍让的人际关系。合作关系是人们推崇的理想的人际关系,它的基本点是立足于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之上的。竞争关系是指双方为了各自目标而互相竞赛、互相排斥的人际关系。在公安群体人际关系中,主从关系、合作关系、竞争关系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各种因素往往糅合在一起。

(三)按组织形式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正式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是由正式组织内部具体条文明文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公安机关的具体部门、具体警种按照分工的岗位和任务不同,他们的具体职责各不相同。这种关系使民警职责明确,可以减少互相推委、互不负责的现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非正式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是没有明文规定的群体中的人际关系。如各种形式的同乡会、聚会等内部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是民警在兴趣、爱好的基础上以感情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对正式组织产生着重要影响,不能忽视。

作者单位: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王发曾.城市犯罪分析与空间防控[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4.

[2]张兆瑞.社区警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76.

[3]李中亚.谈谈公安体制设计问题[J].公安研究.2005.(3).

[4]李兴山.现代管理学(修订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5]章凯.组织行为战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作者：李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