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科技园区管理体制论文

摘要:大学科技园发展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制度、文化建设上存在着若干制度性缺陷,因此制度创新势在必行。在引入制度创新理论、三螺旋创新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前提之下,大学科技园制度创新应在建立市场化的管理体制、构建利益联动的GUI机制、探索激励性的产权制度、培育开放竞争的创新文化等关键路径上进行。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大学科技园区管理体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大学科技园区管理体制论文 篇1：

“大学城”与“高教园区”辨析

[摘 要]我国正在兴起一股兴建大学团区的新浪潮，目前在建的“大学城”与“高教团区”在本质上基本相同，形式上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学城”(CollegeTown)概念在国外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内涵。本文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大学城”进行分析。狭义的“大学城”与“高教园区”的含义相似，是一个教育社会学上的概念，通过比较分析，两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实质内涵上的区别；同时对“大学园区”与原采的“文教区”进行比较。广义上的“大学城”是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概念，本文讨论了大学城的生长过程、衡量标准和建设具备的条件。

[关键词]大学城 高教团区 辨析

[作者简介]俞建伟，宁波市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林麒，宁波大学教务处副研究员 (浙江宁波315211)

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在国内务城市逐步兴起一股兴建大学园区的新浪潮，而且发展迅速，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将几所高校或校区相对集中建设在城市的某一区域。目前，这种教育现象有三种称法：“大学城”、“高教园区”和“大学园区”。其中正式称法是前两种，“大学园区”则成为“大学城”与“高教园区”的通称(以下统称为“大学园区”)。目前，全国正在兴建或规划中的大学园区共有20多个。有的称为“大学城”，如目前正在兴建的有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上海的松江大学城和杨浦大学城、深圳大学城、珠海大学城等，另外，安徽合肥大学城、福建福州地区大学城、湖南长沙岳麓山大学城、山东济南大学城、河南郑州省会大学城、云南昆明大学城、陕西西部大学城、南京仙林大学城、湖北武汉黄家湖大学城、湖北荆州大学城、辽宁沈阳大学城等也已完成前期的论证和规划阶段。有的称为“高教园区”，目前只有浙江省明确称为“高教园区”，在建的有杭州的下沙、滨江、小和山高教园区及宁波、温州等地兴建的5个高教园区。虽然“大学城”与“高教园区”在名称上有所区别，在其概念和内涵的判别上也存在争论，但从实践上看，这两种概念在本质上基本相同，形式上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大学城”的概念是从国外传入的，通常指的是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大学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大学聚集在一起，大学周围或大学校园本身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常常被人们称为“大学城”(CollegeTown)。国外的大学城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著名的大学城有英国的牛津大学城、剑桥大学城，美国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大学城等。在这些大学城中，通常有一所或多所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学，具备相应的教育、服务等比较完整的功能体系。目前，国内在建的“大学城”与国外“大学城”有一定的类似性，如地域较大、在校生规模较多、一般由几所大学集合组成、以高等教育作为主要功能和产业。但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国外的大学城一般是自然生成的，大学按照市场的法则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逐步自然发展而成的，通常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形成；而国内的大学城则是主动构建的，政府和学校积极主动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的规划在较短时期内建成的，这种“大学城”建设具有国外大学城的形式，也具备相应的高等教育基本功能，但在其内涵、办学理念、与社区之间关系等方面则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城”。

国内虽然有许多城市在兴建“大学城”，但对“大学城”的含义和真正内涵却一直很模糊。国内有人如此解释，“所谓大学城，从狭义上说，是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围绕着一个或几个大学所组成的社区；从广义上说，则可以扩展到整个城市的范围”。虽然如此定义并没有准确概括大学城的本质特征，目前也很难对大学城进行准确和完整的定义，但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大学城”进行定义无疑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我们国内目前一般所称的“大学城”指的是一个狭义上的含义，与“高教园区”的含义相似，是一个教育社会学上的概念。“高教园区”通常是从地域而言，指集中多所高校和以高等教育作为主要功能的园区。狭义上的“大学城”与“高教园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可以看作为“以大学为主体，以高等教育作为主要产业的城市社区”。国内在建的“大学城”和“高教园区”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主体开放。在国外，“大学城”被人们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意思指的是在“大学城”里，大学与社区融为一体，相互融合、协调互动。我国的“大学园区”一般也不设置“围墙”，校际之间以水系、绿化和道路相隔，以建筑的风格和颜色相区别，这样不仅有利于学校之间的交流，而且可以实现与所在社区的互相融合。主体开放实质是开放的办学理念的体现，这与原来高校封闭、独立式的办学模式和理念构成巨大的反差和冲击。二是资源共享。“大学园区”内往往容纳多所高校，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提高办学效益是高校集中建设的最初出发点。通过集中建设，可以对教育资源实行充分互享，一般对图书馆、体育中心、会议中心、医疗中心和绿地等公用基本设施实现共建共享，有的在教师、实验室和图书资料等方面也实现部分共享；甚至各校际之间教师和学生也是流动的，师资可以互聘，学生可以跨校际间选修课程，学分互相承认。通过资源共享机制的建立，打破了传统教育管理体制下教育资源各自所有和部门办学的限制，这也是“大学园区”建设的目的所在。三是服务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是高校后勤改革的方向，后勤设施条件的欠缺成为限制高校发展和扩大招生能力的主要“瓶颈”之一。作为新建的“大学园区”肯定不能重复原来的封闭自办和缺少竞争的“后勤模式”，“大学园区”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后勤服务社会化的道路，不仅从一开始就剥离学生公寓、教师公寓和食堂等传统的后勤设施及附属设施，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筹措社会资金，引入社会企业投资建设并经营，而且在建设完成后，其后勤服务也实行完全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运作。后勤社会化是新建园区的一个优势所在，这样无疑会减轻学校的压力，同时也促进园区内服务体系的建立。

以上三方面也是“大学园区”的本质特征和优势所在。但“高教园区”并不完全等同于“大学城”，从理论意义上探讨，两者不仅在名称上有所区别，在实质内涵上也有所区别：一是主要在于定位不同。“大学城”是“城”(Town)的定位，侧重于“大学城”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定位，实现“大学城”的整体对外开放，很多“大学城”就建在大城市周围，作为城市的卫星城，具有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通讯条件；而“高教园区”是“园区”(park)的定位，侧重于园区内部关系定位，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园区内学校办学主体之间的开放，有的“高教园区”建立在城市郊区或离城市较远的区域，很难实现与所在城市之间的互动发展。二是功能上也有所不同。国外“大学城”除了传统的高等教育功能外，还有很大程度上的科技创新和转化功能，而且两者的地位是并重的。“大学城”内一般有很

多的高科技公司，发展依托大学优势举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典型的如美国的“硅谷”和斯坦福大学之间的关系，有些“大学城”又称为“大学科学城”(University—ScienceCity)，实际上是“高教园区”与“高科技园区”的组合，功能也是两者的叠加。“高教园区”一般主要以高等教育为基本功能，．有的园区还兼有文化、旅游和生态等功能，但科技创新和转化的功能却不强。三是构成要素也有所不同。构成要素与功能密切相关。“大学城”的构成要素中一般存在三种体系：以教学和研究为主体的教研体系、为大学提供服务的生活服务体系和以大学为依托形成的高科技产业体系；而“高教园区”的构成因素相对比较简单，一般只包括前两种体系，而高科技产业体系因为科技创新和转化功能的缺乏而很难建立起来。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大：学城”应该比“高教园区”定位更高、功能更强、构成要素也更全。但从实际上看，我国现有的“大学城”或“高教园区”与国外历史悠久的“大学城”比较，其实质内涵显然相距甚远，当然其发展方向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城”。

我们对“大学园-区”与原已广泛存在于全国各个城市中的“文教区”进行比较。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全国性的高校院系调整后，高等教育也有一段较快的发展时期，当时全国许多城市在城市中某一区域集中安排一些学校和文化场所，形成实际上的“文化教育区”。当时多数文教区处于城市的偏远地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如今这些区域已经成为城市的中心城区，高校也没有了可以扩展的空间；随着学校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扩招，造成目前多数高校狭小，生均占地面积严重不足的状况。很多高校通过异地再建或建设新的校区的方式来进行规模扩张。当时的“文教区”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高校集中建设，由于受到当时“部门办学、条块分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限制和封闭、独立的办学模式的影响，每一所高校建设是分散、分步进行，各自开展独立办学，高校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也很少往来，当然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共享，结果造成目前高校结构不合理、规模偏小和教育资源重复设置现象严重的状况。“大学园区”显然与原来的“文教区”有很大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开放的办学理念上，更重要的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在建设过程中对共同的教育设施实现共建共享，对其他的教育资源也实现互惠互利；这样不仅能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节省建设成本，从而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益，而且可以实现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能比较顺利地整体推动园区内后勤服务社会化。

狭义上的“大学城”可以看作是大学的城市化。从其形式看，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以一所高校为主逐渐扩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社区；另一种是几所大学在某一区域内连成一片，形成一个高校相对集中、以高等教育作为主要产业的城市社区。狭义的“大学城”的生长过程：在中心城市的边缘或郊区兴建大学或大学群，通过大学的规模扩张，形成相应的教研体系以及为大学提供服务的生活服务体系，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社区。随着“大学城”的发展，又逐渐形成一批以大学为依托的高科技产业，并形成地理意义上的城镇或小规模城市，往往成为所属城市的专门设置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卫星城”(SatelliteTown)，如英国伦敦附近就有著名的牛津大学城和剑桥大学城作为其卫星城。

在国外，“大学城”也有广义上的含义。广义的“大学城”是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即从整个城市范围而言，高等教育成为城市的主要产业，大学在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国外的经验看，许多原来在工业化时代为典型的工业城市，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工业经济不断地转向知识经济的演变，现在已经逐渐转变为注重并适应当代科技、经济发展之特点的以高等教育为主要产业的“大学城”，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原来就是英国的棉纺织中心，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学城”。

广义的“大学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为城市的大学化。其一般生长过程有两种：一是先有城市，然后在城市中举办多所大学，大学成为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对城市的逐步渗透，城市的人口素质、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等都受到大学的深刻影响，大学在城市中的地位日渐重要，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城市的主要产业，这座城市就逐渐发展成为“大学城”。如美国的波士顿市是著名的“大学城”，共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50多所高校，在校生人数超过25万，占全市人口的1／5强。二是在原来为一座城镇或小规模的城市中举办了一所大学，以后又逐步兴办一些院校，后来由于当地的传统产业萎缩，高等教育产业逐步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城市中的其他产业为大学服务或依托大学产生，形成了以大学为主体的城市也称为“大学城”，不过这种“大学城”与第一种“大学城”规模相比较小。典型的如德国亚琛市，是以亚琛工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为主体的“大学城”，在城区20多万人口中，有在校生8～10万人，其中亚琛工业大学就有4万多人。

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是“大学城”没有明确和固定的标准，一般是人们的习惯认识，但有两条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在校大学生人数达到所在城市人口的一定比例以上；二是将高等教育作为城市的主要产业，甚至是主导产业。“美国学者哈里斯(C．D．Harris)在20世纪40年代对美国城市分类的研究中，把拥有大学注册人数达到本城市人口的25％以上的城市称为‘大学城’”(City)。当然，这些城市的规模并不大，一般只有10多万人，最多也只有几十万人，一般作为大城市的“卫星城”。在美国，衡量标准可以达到25％以上的比例，而在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国家很少有城市能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明显偏高。“大学城”的衡量标准应该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所以说，这个标准不是稳定的，可以随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变化，并以被社会多数人认可为原则。我们不妨也将在校生占城市人口比例作为衡量“大学城”的重要标准，这里在校生应该包括全日制的注册在校生和非全日制的成人教育注册学生。我们认为可以借用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的最主要标准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大学城”的标准，目前这个比例大约为15％左右。即这个城市中注册大学生数达到该城市(城区)人口比例15％以上的，可以称为“大学城”。

过去，我国很少有城市能被称为“大学城”，主要原因有：一方面是过去高等教育规模较小，在校大学生比例过少，而且高等教育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中小城市一般没有高校，地方政府也没有相应的高等教育管理权限；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一直由政府独家举办，并没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产业来发展。目前，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使一些中等城市成为“大学城”有了可能。我国有一些中等城市已经提出

“大学城”的发展定位。建设成为“大学城”究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我们认为以下是一些基本条件：首先，要有一定数量的高校和相应的高等教育资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入学率将在近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上升，预计全国范围到2005年达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的目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例更高，很多高校的规模成倍扩大，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中高校在校生容量将持续较大幅度增长。特别在一些中心城市，不仅高校数量较多，一般有二三十所以上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而且有若干所在国内领先和规模较大的大学。按大学10000人和高职学院5 000人的规模计算，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城市比较容易达到15％的比例，即15万人以上的在校大学生。当然，这要求城市中要有较丰富的高层次人才作为教师的后备资源和比较稳定的学生就学生源。其次，现有的大学在地域上比较集中，并且能与城市融合在一起。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服务体系的社会化。现有高校比较集中，可以通过对现有高校进行资源整合，形成局部互相开放、资源共享的“大学园区”。如上海杨浦大学城，就是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区域内的高校进行规划建设，形成一个以大学为纽带，集教育功能、产业功能和生活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局部优化区域。有的地区为了加速高校的聚集，专门划出一些区域，将现有的高校通过置换另建或建立新校区的方法移迁到这个区域内，成为新的“大学园区”。第三，“大学园区”的建设与城市发展应该实现“互动”——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和互相依托。高校的建设离不开城市的支持，其发展需要社会的保障和服务，同时城市的发展也依赖于高校的依托和支撑，高校应该成为城市的人才培养中心和科技创新的基地。从城市的功能定位看，大学城应该成为具有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学习化城市；具有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产业，并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城市资源与大学共享，城市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在一些人文(自然地理)科技资源较为集中、有一定高等教育基础、有特色的明星城市的建设发展中，可以提出‘大学城’的定位”。由于我国的高校都集中在一些中心城市，一些小城市或城镇成为“大学城”的可能性不大。在一些中等城市中，发展空间大，由于城市人口相对大城市基数小，吸收容纳人口能力大，近几年内在校生数达到本城市人口的15％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以“大学城”定位发展的中等城市，可以以其高层次的人才结构队伍，带动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居民素质的提高，对城市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大学园区”的建设有利于营造出城市的品牌效应，提高城市的档次和地位，在国内以至世界上树立起自己的特色影响，产生对城市的产业发展、文化进步的辐射作用。

(本文是教育部规划课题“高教园区(大学城)的建设与管理”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俞建伟　林　麒

大学科技园区管理体制论文 篇2：

大学科技园制度创新路径探析

摘要:大学科技园发展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制度、文化建设上存在着若干制度性缺陷,因此制度创新势在必行。在引入制度创新理论、三螺旋创新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前提之下,大学科技园制度创新应在建立市场化的管理体制、构建利益联动的GUI机制、探索激励性的产权制度、培育开放竞争的创新文化等关键路径上进行。

关键词: 大学科技园;制度创新;管理体制

近十年来,我国大学科技园以其高科技人才密集、产品技术含量高、管理现代化和技术领先等特征成为区域经济的亮点,在转化科技成果、孵化高科技企业、培育创新创业人才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建设起步相对较晚,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发展初期和探索阶段,尤其是在园区的制度(包括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制度,以及各种非正式约束)建设上,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因此,我们应该以制度创新为支点,推动大学科技园区的全面发展。

一、 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制度缺陷分析

(一) 管理体制缺陷

我国多数大学科技园建设属于起步阶段,与硅谷等发达国家大学科技园相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政府层面来看,不少地方政府不能准确把握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大学科技园的本质差别,把大学科技园当成高新区来办,在建设大学科技园方面多出于经济利益的回报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更为关注短期的经济指标和招商引资。在大学科技园的建设规划中,从一开始就制定了较大的产值和利润目标,把大学科技园当做一个大型企业来建设,偏离了其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政策指令的牵引下,一些大学科技园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优化创新服务环境,完善管理运行机制,提高研发创新和孵化企业的质量上,而是一味地扩大规模,甚至把大学已有的企业及校办工厂重新注册到科技园里,一些非科技成果孵化的企业也进入大学科技园,影响了大学科技园的孵化质量和水平,也使其背离了发展高科技的宗旨。同时,由于政府参与和管理过多,严重挫伤了高校参与的积极性,高校无法把科技园建设看成是高校自身建设的一部分而投之以太多的精力,无法通过大学科技园这一平台促进学科建设,也缺乏技术创新的持续动力。

(二) 运行机制缺陷

在行政主导模式惯性之下,多数大学科技园的管理按照行政化模式运作,缺乏使管理者创造经济效益的激励机制,市场化、企业化的运行手段未能得到有效的运用,大多数大学科技园与企业、市场和社会服务支撑体系的连接不畅通,缺乏充分的支撑手段和支撑环境,科研成果难以与社会企业、商业、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体系产生多层次的结合。多数大学科技园服务体系供给严重不足,尤其是还没有形成相应规范的技术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易市场,科技园内的中介服务机构与科技园内、外企业的需求联系互动不够,导致前者无法取得良好的经营绩效,而后者的正常咨询需求亦得不到相应满足,良性循环迟迟不能形成。

(三) 产权激励缺陷

我国的大学科技园主要以国家和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为依托,运行机制往往停留在事业单位的运行模式上。事业单位的运作模式缺乏管理者创造经济效益的激励机制,园区的经营好坏与管理者关系不大,很难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一些大学科技园与母体大学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经营权与所有权没有完全分离,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大学科技园作为高科技技术成果的创新和孵化基地,确立研发人员的人力资本产权对激励技术创新、促进科技园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多数大学科技园里,人力资本产权化的进程比较缓慢,相关的研发人员持股经营机制、技术开发奖励制度也很不完善,从而无法有力刺激研发人员努力工作。

(四) 文化建设缺陷

制度分析论者非常重视文化、习惯、风俗等基于非正式约束层面的制度安排对于经济绩效的重要作用。大学科技园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器和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基地,是否能有效地实现其基本功能,不仅取决于硬件方面的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科技园的文化氛围。然而,我国的许多大学科技园往往注重硬件建设,忽视软件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大学的校园文化与大学科技园的企业文化没有很好地融合,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大学科技园内的企业文化与依托大学的校园文化的融合问题。大学科技园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行企业化的运行机制,而学校现有体制与科技园区创新创业文化的文化需求构成了很大的矛盾反差。创新创业文化是实现创新增长的内在动力,是大学与大学科技园区融为一体的纽带。然而,我国许多大学对创新创业文化的培育还没有形成一个多维系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集聚效应”,鼓励创新和冒险、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还没有普遍形成[1]。

二、 大学科技园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一) 建立市场化的管理体制

管理体制的创新必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相接轨。大学科技园不是政府部门的派出机构,也不是大学的校办产业,更不是生产经营某一具体物质产品的一般企业,而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是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的基地,是企业创新创业人才的培育基地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研发基地。政府必须进一步规范自己的行为,精简机构,积极构建“小政府,大服务”、精干高效的管理机构,由原来的以管理为主向以服务为主转变,建设一支观念新、素质高、勇于进取的管理队伍,逐渐把经济管理职能从地方政府的职能中分离出来,让科技园管理机构拥有更多的责任和自由;尽快取消在注册审批上的繁杂手续和重重限制,完善鼓励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创业以及人才流动的奖励制度、激励机制和分配机制,支持和扶植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让法律、金融、会计和审计等社会中介组织拥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尽可能为吸引人才、用活人才、调动人才创业积极性创造有利条件;正确处理好创建高校、地方政府、各级高新区以及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在制度创新中之间的关系。

(二) 构建利益联动的GUI机制

政府、大学和产业之间互动机制被国外学术界称为GUI互动机制,国内也可称之为官产学相结合的机制。大学科技园参与方主要是政府、共建高校院所和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方均有投入,因而都有权要求效益回报,效益常常成为各方合作的关键点,而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决定了此种效益回报方式对于各投入方来说并非一致。政府需要当地企业发展以创造更多的税收和就业岗位;而研发单位需要有更好的经济效益以投入更多的研究经费;高校则不仅仅需要能获得经济收益以不断支持其基础研究和开展技术前沿合作,更希望借此建立起高校学术、科研队伍与市场接轨的渠道,将科研成果大量应用于社会实践,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2]。因此,必须以利益联动机制为润滑剂,促进政府、研发单位以及高校之间的协调运转。利益分配政策应获得各方广泛认同,政府在其中应扮演协调角色,在利益分配政策的制定上,应听取多方利益相关主体的意见,寻找利益平衡点,同时将各种有效的分配方式制度化,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以实现一个运转协调的GUI机制。

(三) 探索激励性的产权制度

创新的激励可以来自政府、市场、企业,也可以来自产权,由于产权规定了创新者和创新成果之间的所有关系,从而使得产权成为激励创新的一个重要制度。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做为无形资产的科技要素和做为创造性的人力资本等智力要素具有独特的产权特征,这些要素的参与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重要形式。知识要素与经济要素、知识技术资本与风险投资资本的要素组合,体现大学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要素组合的市场原则。大学科技园应当突破传统的“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产权界定原则,大胆地树立“人力资本也是一种资本投入”的现代理念,通过技术股、创业股等产权制度的创新,在制度的框架内界定人力资本,使产权制度真正朝着清晰化和多元化方向演进。以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是作为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岳麓山大学科技园重要成员之一)为例,它的“两个70%”就很有特色。即:把技术类无形资产入股时作价总额70%的股份给予对无形资产的直接贡献者;结余横向科研经费入股科技型公司时课题组成员持股70%[3]。这一政策通过学校技术成果入股、科技人员持股这样一种现代产权制度安排,以产权的形式物化了高校的无形资产,固定和保护了科技人员的应得利益,是大学科技园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创新。

(四) 培育开放竞争的创新文化

大学担负着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大学文化应对社会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大学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有着不同的理念及利益追求,作为大学科技园应尽可能使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相融合,建立一种创新的创业文化。这种创新文化应当是使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完美结合的文化,既要提倡创新、激发高校源源不断的科技研发能力,又要提倡创业,在研发成果迅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方面取得新成就,获得高效率和最大社会收益。要不遗余力地进行长期建设,使园区处于一个浓厚的科技与人文的气息中,为科技的创新发展和人才的创业提供一种无形的推动力;重视大学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增强大学创新文化对大学科技园的辐射,以大学的母体文化为背景,积极吸收现代市场环境下企业文化的合理要素,促进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的融合与渗透,使园区形成浓厚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园区树立鼓励创新、敢于冒险、愈挫愈勇的精神,使勇于创业、永不言败成为大学科技园所有企业和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力量之一;在园区广泛塑造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形象,让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成为促进大学科技园发展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黄亲国.中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与对策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146.

[2]朱勇.产学研自平衡运营机制研究———基于大学科技园产学研结合现状的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9(7):95-97.

[3]蒋言斌,勾瑞波,吴爱祥.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体系建构[J].现代大学教育,2007(2):96-99.

(责任编辑东彦)

作者：阚 为

大学科技园区管理体制论文 篇3：

城市空间与教育空间的有机融合探析

摘 要: 大学城建设的空间本质是城市空间与教育空间的有机融合。大学城的建设和发展,应以城市空间和高等教育空间发展规律的有机结合为指导思想,促进科学规划;以文化建设为核心,增强文化特性;以学科交流合作为重点,促进资源的有效共享;以区校深度合作为基础,推进区域联动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城市空间;教育空间; 上海大学城;文化特性;区域联动

进入21世纪,大学城的建设和发展掀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篇章。兴起于上世纪末的大学城,在经历了10年的建设和发展后,到底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在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警示下,对大学城的研究从以集群理论为基础的功能、效能研究,逐渐转向了以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为重点,结合城市和区域发展的规律,借鉴国外大学城建设的成功经验,研究大学城未来的发展之路。

上海自2000年开始启动大学城建设项目,2003年随着高校新一轮的布局调整,确定了“2+2+X”的新布局,明确了将要重点建设的4个大学城。经过近10年的建设,各个大学城都已初具规模并逐步走上正轨。虽然每个大学城的定位和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是基本能反映我国大学城建设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问题。本文着重以上海大学城为例,对我国大学城建设和发展中的不足进行初步反思,并提出“城市空间与教育空间的有机融合,促进大学城文化特性发展”观点及相关改善建议。

一、大学城的空间本质

大学城,最早出现于西方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我国仅在近十年才开始建设。关于大学城的定义,学界有多种观点,但并无统一的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两种:第一,《教育大辞典》中对大学城的定义为“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人口一般在5—10 万。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1]。第二,有学者认为大学城是执行教育、科研、开发、服务功能并具有鲜明科教特色的新型现代化社区,在校大学生人数应达到本城区人口的10%以上,高等教育及其产业是其主要产业[2]。这两种定义都对大学城进行了量化的界定。前一种观点将大学城的人口界定在5—10万,恐难囊括大学城的实际范围,而且对大学城的功能定位也略显简单,因此本文倾向后一种观点,并结合大学城的实际形态,将大学城定义为:以大学为核心,以城市为依托,以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和产学研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新型现代化科教社区,在校大学生人数应达到本城区人口的10%以上,包括特点与功能相似的多校区大学、大学园区、高教园区、大学科技园、大学城等。城市空间和教育空间的有机融合是其空间本质,独立、共享、开放、互动是其主要特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定义是广义范畴的大学城定义,因此,上海的各个大学园区和大学城,虽然在名称上并没有统一称为“大学城” ,但从其本质属性来看仍然属于大学城的范畴。

根据形成方式的不同,大学城可以分为“自然发展型”和“规划建设型”。“自然发展型”大学城是指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的自然发展,大学的规模逐渐增大,大学校园本身或者大学周围逐渐聚集一定的人口并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通常也被称为校园市镇、大学城镇或大学区等。西方的大学城主要是这种类型,这类大学城的形成速度比较慢,一般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比较著名的有英国剑桥大学城、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布里奇镇大学城等。“规划建设型”大学城主要是指为适应战后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需要,由政府和高等院校主动规划建设的大学城。这类大学城一般在较短时期内就能基本建成,更注重发展规划,有的还建立相应的大学科技园区,如日本的筑波大学城。我国的大学城大都是这种类型。

根据建设模式的不同,大学城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投入型” 、“多元投入型”三类。“政府主导型”大学城是指以政府投入为主,大学城从策划、规划、投资、建设都采用以政府为主的建设模式,如深圳大学城等;“企业投入型”大学城是以企业投入为主,大学城的资金投入、基本建设和管理模式等,基本采用市场化机制,后勤服务系统实行企业化的运作模式,如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等;“多元投入型”大学城一般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完成大学城的规划和大学城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优惠地价的土地,高校通过土地置换和贷款等方式筹资建设校区,企业负责大学城的后勤服务系统。这是我国目前最为普遍的建设模式,例如上海松江大学城、浙江五个大学城及广州大学城等。

按照大学城内大学的数量和地位的不同,大学城还可分为“一校型”和“多校型” 。“一校型”大学城是以一所大学为主或仅有一所大学的大学城,如英国牛津大学城,大学城一般以该大学命名;“多校型”大学城是由几个大学组成的大学城,大学在区域上连成一片,一般以所在的城镇作为大学城的习惯称法,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美国坎布里奇镇大学城。我国的大学城大多是这种类型,如上海松江大学城、广东珠海大学城等。

二、 国外大学城建设经验

国外大学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以12世纪开始形成的英国牛津大学城、剑桥大学城等为代表的“自然发展型大学城” ,这些大学城一般围绕一所或多所著名的大学经过长期的发展自然形成;第二阶段的大学城形成于17世纪中期,这些大学城基本吸纳了牛津等大学城的经验,同时增加了新的教育理念;第三阶段是以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日本筑波大学城为代表的“规划建设型大学城”,它是在采纳前两阶段大学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由政府主导建设而成。不论是“自然发展型”,还是“规划建设型”,国外的大学城都非常重视城市发展需要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高度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

(一) 以科学的规划引导大学城的长远发展

大学城的规划主要包括区位选择和大学城内外规划两个方面。从国外大学城的区位选择来看,大学城往往依托一个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拥有适于科研和生活的良好自然条件。如日本筑波大学城,位于东京东北部的卫星城镇筑波市,距东京60公里,与东京有着非常完善发达的交通网络联系。同时,筑波市与东京间隔一定的距离,拥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自然环境。

另一方面,大学城的规划既包括大学城本身的规划,也包括大学城所在城镇的规划,还包括不同阶段大学城及所在城镇的规划。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城,近60年来分三个阶段制定的科学而及时的剑桥城规划,为大学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50年编制的剑桥城规划,指出了剑桥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并为剑桥大学城预留了大量的发展用地。1967年的规划促进了剑桥第一个科技园区和“剑桥现象”的产生[3]。20世纪90年代末的规划,则为剑桥大学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二) 以政府和市场的协调互动促进大学城的良性发展

政府和市场是促进大学城良性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中市场是主导。虽然在大学城形成的初期,政府对大学城具有极其重要的扶持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必须在市场主导的前提下发生,否则,政府过多地干预反而会阻碍大学城的发展。如由政府主导建设而成的日本筑波大学城,从规划、审批、选址到教育科研机构的搬迁等整个过程都是政府操作的,结果导致政府投资过大,筑波城的产出与投入差距也很大。

在大学城发展的中后期,市场的作用更为重要。如英国牛津大学城,市场力量的引入是其中后期保持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政府对大学财政支持不断减少以及高校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牛津大学引入了市场机制,根据英国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开设相应的课程,教育目标调整为培养贵族、绅士、政治人士及科学家。同时,大学城重视出版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研发,建立牛津科技园区。此外,凭借牛津大学独特的文化魅力,牛津城形成了发达的旅游业,每年有数亿的经济收入。

(三) 以研究型大学城为核心推进产学研的高度发展

产学研的密切结合是大学城得以对区域经济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关键因素。科研的优势地位是大学城繁荣的根本。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大学城都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因为研究型大学具有较强的科研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能力。从产学研的关系来看,研究型大学与产业是一种联系密切的伙伴关系,且多以科技园工业为纽带,大学城则为研究型大学科研成果的迅速孵化、产业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因此,大学城的建设强调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能促进产学研的高度结合,能带动大学城本身和区域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城,作为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剑桥大学以其科研和技术创新能力上的强大优势带动了整个剑桥科技园区的高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这片130英亩的土地上集中了近500家高新技术企业,为4000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3]。目前以剑桥大学为中心的科技园区已有1600家高科技企业,就业人口达4.5万,年产值达40亿英镑[3]48。

三、 我国大学城发展问题与现状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校连年扩招导致高校空间资源严重紧缺的问题日益突显,大学进行校区扩展的迫切需要成为大学城兴起的主观动因;另一方面,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高校管理权下放到地方,使得地方政府的经济压力大大增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土地资源级差效应进一步显现。另辟城郊相对廉价的土地建设大学城,成为地方政府改善高校办学环境、减轻政府经济压力的主要渠道。1999年10月北京东方大学城的开建拉开了我国大规模大学城建设的序幕。至2004年,我国已建有54座大学城[4]。

以上海为例,上海在2003年新一轮高校格局大调整后,形成了“2+2+X”的布局,即南北“2”个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核心的高校集聚地,杨浦大学城和闵行紫竹科学园区;东西“2”个以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建设相结合的松江大学城和南汇大学城;“X”是建设了若干个与产业、社会文化联系密切、优势明显的特色高校。通过六年多的建设,4个重点建设的大学园区都已正式投入使用,并已逐渐进入正规。但是从大学城建设的过程和现状来看,我国的大学城表现出教育空间单一扩张的特性,普遍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 缺乏深入的科学规划和研究

我国大学城大多是近十年建设起来的,在规划建设前,对城市空间发展和教育空间变迁的规律欠缺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建成后,配套的交通等设施又难以很快跟上,导致大学城大多成为“孤城”、“孤岛”。

1. 大学城的规划和建设没有密切结合城市空间发展的布局。

从大学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要求来看,大学校园的选址既不宜进城,也不宜远城,一般应选择在自然环境优美、交通较为便捷的近郊区。目前我国的大学城虽然都建在离中心市区不太远的近郊,但是不少大学城都建在交通不便的新城区,大多是建在工业区,自然环境并不符合高校发展的要求。以上海目前4个主要的大学园区为例,除杨浦大学城离市区较近以外,其他3个大学园区都在距市区30公里以外的城郊,乘坐公共交通到各校的老校区或市区需要1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交通极不方便。同时,各个大学城之间的距离则更远,也没有直接、便捷的交通渠道。其中,以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为主的闵行紫竹科学园区身处吴泾化工业区,自然环境更谈不上优越。杨浦大学城虽然在市区,但土地后备资源非常有限,大学城核心组团西区只有53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可供大学城未来发展调整使用[5]。

2. 大学城的规划和建设没有深入结合教育空间变迁的规律。

大学空间拓展的需要促成了各高校新校区的建设。从高等教育空间发展的需要来看,新校区应选址在与老校区距离较近、交通便捷的地方,而以集群效应为基础聚集在一起的大学新校区,也应该考虑聚集高校的学科层次和特色。我国的大学城一般由政府主导,在规划大学城的建址和大学城内包括的具体大学时,较少考虑与大学老校区的联系以及同一大学城内各高校学科发展的联系。上海的松江大学城、南汇大学城、闵行紫竹科学园基本都是新辟一块城郊的土地从零开始建设大学园区,对大学城与各高校老校区的距离考虑较少,大学城内进驻的高校主要由政府确定,对入驻高校的学科长远发展的需要考虑得也不够全面。以松江大学城为例,其中的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等校的老校区分布在上海市区的不同方向,新校区却组合在了一起,而且大学城内的高校都是单科性高校,没有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虽然不同学科特长的高校组合在一起有利于学科互补,但是松江大学城的模式不仅与国外大学城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的发展经验大相径庭,也不利于单科性高校的学科在更高层次的交流和发展。

(二) 缺乏文化的深度延续和融合

高校的发展过程,也是历史和文化积累的过程,校园的花草树木、亭台楼阁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高校搬迁至大学城,必然面临着文化的移植和再生。我国大学城的新校区与老校区之间由于较远的距离和完全不同的校园环境,原有的大学文化难以得到有效延续。同时,新老校区人为地分割了学科和学生的联系。比如,松江大学城各高校基本是本科等低年级学生在新校区,研究生在老校区,闵行紫竹科学园内的华东师范大学则是不同的学科各自分布在新老校区,这些情况都使得大学内部的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障碍。其次,目前大学城内各高校相对独立、封闭的格局,使得文化难以很快融合,新的大学城文化难以形成。再次,大学城大都远离市区,相对闭塞,学生缺少与社会交流的机会。作为高校中最重要的文化传播者的大学教师,大多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更加加深了大学城的“孤城”效应。大学城成为了学生的封闭村落。

(三) 缺乏资源高度共享的平台和机制

大学城建设的初衷之一就是要利用资源共享的便利条件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效应。然而硬件、软件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使得资源共享非但难以实现,各大学还独立建设了同样的设施,不仅没能节省资源,反而造成更多的重复建设。

1. 各校与共享资源区间距离远的客观原因增加了资源共享的难度。

我国大学城的共享资源区普遍存在与大学城内其他高校距离较远的客观难题。以上海松江大学城为例,大学城现仅有一座公共体育馆,由于离各校距离2—3公里,师生们一般不愿意去。各校都建有自己的报告厅,供学生活动。再如,闵行紫竹科学园,现仅有上海交通大学拥有可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供园区内大学共用,但是从园区里的其他学校到这座礼堂有2公里多的距离,而且使用礼堂的租金较高,因此这个礼堂在园区内共用的效率并不高。据悉,园区内的另一所高校——华东师范大学也准备以后自建大礼堂。

2. 本位发展的主观思想助长了资源的重复建设。

各高校难免都有本位主义的发展思想。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2002年6月)详细规定了各高校图书馆状况、体育设施达标的硬性指标,为高校提供了建设规划硬性发展目标,客观上也认可了“小而全”现象的存在。同时,在师资互聘、学生跨校选课等软件资源共享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各高校总是把好的教师和资源用于本校的学生,把一般的资源拿出来共享,使得大学城内的软件资源共享仅仅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缺乏推进学科互补、融合等高层次的合作平台和机制。

(四) 缺乏区域联动的长效基础和实践平台

虽然我国大学城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地的经济,但是目前反映出的只是浅层次的短期商业效应,既没有形成国外大学城那样促进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没有形成与区域发展紧密相关的长效联动机制。以上海松江大学城为例,虽然在大学城筹建之后,附近的地价、房价成倍增长,但是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并未形成。而像国外那样成功发展的产学研结合的大学科技园在我国的大学城又缺乏有效的实践机制。例如,松江大学城主要由偏文科的应用型单科性高校组成,难以形成产学研高度结合的产业园区。而拥有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所综合性大学的闵行紫竹科学园也尚未形成高层次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区域发展合作还停留在区校项目共建等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

四、 对我国大学城发展的若干建议

大学城建设的空间本质是城市空间与教育空间的有机融合,只有将城市发展规律与教育发展规律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大学城的良性发展,为城市区域的长远发展提供强大的软实力。本文根据国外大学城建设的经验,结合国内大学城建设的主要不足,提出以下初步建议:

(一) 城市空间和高等教育空间发展应有机融合、科学规划

在大学城的区位选择和前期规划方面,地方政府应将大学城与城市空间的结构布局规划统一考虑。应进一步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规划的内容应包括用地规划、融资规划、管理规划以及学科规划等方面。大学城的规划应进一步考虑处理好三对关系:第一,大学城与大学原有校区的区位关系。大学城应尽可能选在与原有校区靠近、交通便利的城郊。第二,大学城与城区发展需要的关系。大学城应选在有一定文化或产业基础的城区,以便与区域合作。第三,大学城内部各大学之间的关系。一个大学城内应尽可能考虑学科互补的因素,尽可能以一所或多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核心,以便学科在高层次的合作互动,从而形成高水平的学科合力。在大学城建成之后,地方政府应着力完善大学城的交通等公共设施,促进大学城与市区的联系以及大学城之间的联系。比如,对上海的各个大学城,政府不仅应着力进一步完善大学城与市区间的交通条件,还应修建、完善连接各个大学城之间的交通网络,促进形成各个大学城交流便捷的城市高等教育大网络。

(二) 以大学文化建设为核心,增强大学城的文化特性

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之大,而在于大师之大,也就是文化精神的特性。大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大学城的灵魂和品牌是文化特性。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大学,因此,在大学城的文化建设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大学本身。虽然各地大学城在规划设计时都提出了人文化的设计理念,但从实际建成的效果来看,这一思路还停留在理念设计阶段,已建成的大学城或城内各高校往往是大同小异的。因此,在大学城的规划阶段,应该重视对原校区环境文化的继承(与不同大学文化特性差异的尊重)。如,松江大学城的华东政法大学校区就沿用了老校区的风格,设计了相似的代表建筑,但其他大学新校区则如出一辙,少有特色。在大学城建成之后,校园的文化建设更为重要。大学应充分发挥教师作为文化传播者的主导作用,进一步为教师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留在大学城增加与学生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强化新老校区一脉相承的文化教育,增强大学的特色文化教育。同时,加强大学城内各校的交流,以合作开展文化活动等形式,促进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

(三) 以学科交流合作为重点,促进大学城的资源共享

在大学城的硬件设施因距离等客观原因难以实现高统一度共享的情况下,大学城的资源共享重点更应该放在软件的共享上。大学城为大学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但是如何利用好这个平台是实现大学城资源整合、形成学科合力的关键所在。各高校出于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仅愿意共享低层次的学科资源,要促进各校学科在更高层次的交流合作,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可以推出相应的优惠措施鼓励合作。如,给予一定的资金或政策支持,鼓励创设各校学科合作的创新平台,为跨校合作培养学生提供实际的支持等,以此促进形成高水平的有特色的学科合力。

(四) 以区校深度合作为基础,促进区域联动的长远发展

大学城对区域经济的引领效应,仅靠地价、房价的短期增长是不够的。借鉴国外知名大学城产学研结合的成功经验,我国大学城应以建设成为区域的人才高地和智力库为目标,进一步加强与所在地区的深度合作。一方面,大学城所在地区政府应根据各高校的优势学科,提供更多渠道的合作平台,如,建设特色专业的科技园、教育服务专业研究咨询组织,鼓励高校和区域科研机构合作培养研究生等,促进产学研的高层次结合;进一步完善高校与地区的人才流动机制,推动高校人才高地的实践创新。另一方面,大学城内各高校应主动研究所在区域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形成以各校联动的优势学科合力,承接区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项目,使高校真正成为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

参考文献

[1]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3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71.

[2] 李惠芬,许益军.当前国内外大学城的发展与启示[J].科技与经济,2005(1):57-58.

[3] 马 兰,郭胜伟.英国硅沼——剑桥科技园的发展与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4):21-22.

[4] 蒋太岩.大学城建设需统筹规划[N].中国教育报,2004-06-04(4).

[5] 彭岚兰,沈玉芳,柏程豫.现代大学城发展特点及选址原则研究[J].经济论坛,2004(21):157-158.

(责任编辑 东 彦)

作者：鲁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