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责任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家社会责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至国家战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可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认知程度，进而在国内外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特色。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为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仅有助于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是在国际上提升国家良好形象的重要手段。

第一篇：国家社会责任论文

社会保障国家:法治国家的新蓝图

摘要：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社会风险只能经由社会化途径解决，国家经由立法、行政与司法体系对社会进行干预使现代国家逐渐成为社会保障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产生了社会保障权等社会基本权，这些权利的实现需要经历从宪法到法律的途径，社会保障等给付行政应当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将社会保障国家逐渐地纳入到法治国家的新蓝图。

关键词：社会风险；社会保障国家；社会保障权；法治国家

文献标识码：A

一、从风险社会到社会保障国家

(一)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

所谓现代社会，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所谓现代国家，是指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国家形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20世纪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工业文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在工业社会中，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们依靠出租自己的劳动力而获得其生活来源或工资，现代工业社会已非“财产权人的社会”。换言之，现代社会已非靠着运用财产，而是藉着工作权，要求良好工作条件的权利以及工作薪资构成之社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之经济与社会生活可谓建立在两个基本命题之上，亦即：所有人皆经由劳动而获致所得；此等所得皆可满足其个人及其家属生活之所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新的风险，并促使很多风险形态由个人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导致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

风险并不是工业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在前工业社会时期也存在风险。安东尼·吉登斯将前工业社会的风险分为三类：一是来自自然的威胁和危险；二是来自诸如掠夺性的军队、地方军阀、土匪或强盗等人类暴力的威胁；三是来自失去宗教的恩魅或受到邪恶巫术影响的风险。这些风险显然是来自外部的风险，是传统的或者自然的不便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更主要的是制造出来的内部风险。“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安东尼·吉登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是“人为制造的”。这就意味着这些风险并不是知识欠缺或主观失误的结果，也不是付出更多努力就可以克服或者纠正的问题，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为社会成员的个人风险转变为社会风险提供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劳动的协作化、生活的社会化、信息传导的快捷化，以及致险因素的增加和阶层利益集团的形成等，均是促使个人风险向社会风险转化的天然催化剂，从而不仅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即使是被传统社会视为纯属个人及家庭问题的生、老、病、死、伤、残等事件，均可能通过群体方式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以工伤事故为例，在手工生产条件下，它只能造成个体的伤残与死亡，损失也较小。工业化时代，劳动安全问题就更为突出，一个螺丝钉的松动、一只小阀门的损失、一点火星的触发、一次突然的停电、一丝一毫的马虎大意等，都有可能酿成巨大的灾难。再如失业，工业化国家的失业率长期高达10％左右，这意味着10％左右的劳动者丧失收入来源，并必然影响到其家庭生活水平。

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现代工业化文明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处处产生和遗留了不可胜数的“潜在的副作用”。当这些副作用变得明显可见，并将当代社会置于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构情境时，风险社会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换言之，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工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其所生产的危险“侵蚀并且破坏了当前由深谋远虑的国家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的安全系统”。贝克指出，相比较前工业社会的风险而言，现代风险概念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而不是或有或无的概念。只要社会按照目前的方式运行，风险就必然存在，而且风险分配正在取代财富分配，成为社会的重要分配逻辑。其二，与前工业社会的风险更多是出于无知不同，现代风险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知识与不知的合成”。正是由于工业社会缔造了风险社会，所以风险社会的话语体系就是反思现代性。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

因此，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工业社会以来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社会处于风险社会时代。研究者指出，风险社会里的风险表现出以人为而非自然风险为主、兼具积极与消极意义、影响后果超越地理和时间限制、不可预测、被社会建构而成等独特性质。现代风险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深远影响和高度的不确定性，人们有强烈地控制它的主观愿望和需求，但是应对时又超出了个人能力所及，从而向国家和政府提出了“控制风险”的强烈要求，工业社会的风险控制由此成为公共政治领域的中心议题之一。

(二)现代国家是社会保障国家

现代市场经济采用社会化大生产，生产成为了一个社会化的概念。采行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系奠基于一个未曾形诸文字但却为所有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所共同遵循的原理：每一个成年人(只要其非年老或受制于家务工作)皆有藉由工作赚取所得以满足自己及家人生活需求之可能性与责任。但是这一定理的实现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充满例外，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缺陷。所谓的例外不胜枚举，包括诸如以下社会问题：缺乏工作机会、丧失工作能力、收入微薄或所得中断、家庭成员过多而负担家计者过少、家庭所需远多于其成员所能给予、父母死亡或没有工作能力、父母无法胜任其责任、无足够满足需求之财货可供支配、物价过高、特定需求的满足远逾其所能负荷等。劳动生活中定理被不适当实践的典型领域：例如不符合人性尊严或有风险的工作条件、存在于劳动给付与薪资间的剥削关系等等。此等“劳工问题”的彰显则是因为劳工并未拥有足够赖以维生所必要的生活物质，其所获工资与其劳力付出及其所遭遇风险间根本不成比例。现代社会国民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其种类大略分为贫困、老年、残疾、死亡、疾病、伤害、生育、失业以及照护等。风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职业收入的谋取方面和职业收入的水准方面。

社会风险只能经由社会化途径解决，克服劳工问题所引发的危害与缺陷，乃是现代国家的责任，国家经由立法、行政与司法体系对社会进行干预，形成国家的特别社会责任。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有两种途径：一是改变雇主与劳工间的法律关系，在既有的法律关系中以内化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二是在既有的法律关系之外以外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对于许多欧洲国家而言，19世纪代表的乃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过程，所探寻者正是在法律及政治上

确实可行、饶富意义且充满希望的道路。内化方式凭由劳动法来实现，公权力藉由强制禁止之强行法与概括条款闯入劳资双方之社会经济领域，从而使劳动法自民法中独立开来。不能藉由内化的、劳工法的方式，或至少不能仅仅藉由劳工法的方式获得解决的问题，例如：因疾病、职灾、残疾、老年与失业所产生的所得中断风险；因负担家计者死亡所产生的生计风险；因疾病以及意外事故所产生的医疗与照护风险等。在经历法国的互助制、英国的友谊社以及德国的共济组织等各种尝试以外化方式解决风险的实验后，最后在德国通过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解决，各国或地区纷纷效仿，社会保障国家应运而生。

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需要的存在，以及如何来满足的问题。给付行政理论的创始人、德国著名法学家厄斯特·福斯多夫指出，工业化的出现使得个人的生存照顾可能会发生危机，从而产生满足人民“取用必要性”的“生存负责”问题。个人的生存照顾，系由个人自求生存，进展到团体负责，再到政治负责之历程，显示出生存照顾不仅涉及到国家与国家权力之行使，且亦直接牵涉到自由经济生产及商业制度。社会保障国家的产生与发展使得给付行政与传统的规制行政并驾齐驱。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需要得到相应的法治反映与保障，社会保障国家藉由社会立法让公权力干预社会现有之财产所得分配状况。公权力之干预工具有二：一为立法上之强制禁止规定，国家以监督者地位，对违法者施以制裁；一为国家藉实物、服务、金钱给付于社会弱者。前者藉由法律授权，公权力得以作用于传统属于社会领域之家庭、社会组织、企业；后者则是国家将市场部门征收来的税收与政府人力资源相结合，以实物、服务、金钱的形式将权利分配给在市场部门没有发言权，而只能接受和要求有所增益的人们。

二、社会保障权：从宪法到法律

(一)社会保障权是宪法中的基本人权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表明，慈悲已经升华为正义与平等，而正义与平等已经成为制度化的公理。正如特拉特纳(Trattner)在其所著的《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一书中所言：“社会福利发展的历史就是从慈悲到正义之路，慈悲是善心是情操，正义是制度化公理，前者无法持久，而后者却可以长久运行。”社会保障发展的正义之路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自由权的新的基本权利，即社会保障权等社会基本权。社会基本权是与福利国家或积极性国家的观念相对应的基本人权，通常情况下被归人积极基本权利，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经济的弱者进行保护、帮助时要求国家作为的权利。社会基本权作为“为解决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背景中，劳资对立与贫富悬殊等各种社会矛盾弊病，并防止传统自由权之保障空洞化，为谋求全体国民，特别是社会经济弱者之实质自由平等所形成的新形态人权。”

传统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是消极权利，关注的焦点是抵御政府公权力的滥用。如美国宪法1791年批准生效被称为“权利法案”的第一至第十修正案，被认为是对消极权利的保障，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从市民社会的最初原理来看，规定社会权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容忍’的让步和不法行为，是国家对‘自由权’的不当践踏。”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盛行，民众要求国家干预才能实现的社会权等“积极权利”日益凸现。有学者对各国关于社会基本权的宪法规范模式作了大致分类：其一是宣示性权利，如《爱尔兰宪法》、《印度宪法》、《日本宪法》。《日本宪法》对生存权等社会经济权利作了规定，但在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旧是“纲领性规定论”。根据这种理论，日本宪法中规定公民福利权利的条款只是课以国家一种政治性和道德性的义务，并不具有司法的适用性。其二是立法裁量中的福利权。日本现在有很多人主张抽象权利论。其三是作为某种司法审查规范依据的福利权，如南非。但对社会基本权的宪法规范方式而言，可能还存在另外两种方式：一种是宪法缺乏社会和经济权利保障，如美国，法院大体上从两种路径出发对福利权加以保障：第一，通过将福利权承认为一种“新财产权”，进而使其获得正当程序的保障；第二，对福利案件适用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规定。另一种是宪法通过原则性规定，如德国确立的社会国原则。

(二)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途径：从宪法到法律

学界普遍的见解是反对将社会基本权视为宪法上的一种公法权利，社会基本权利必须依法律才可产生。这些权利皆涉及到国家财力，若不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决定这些权利的内容，仅由法院解释社会基本权所涉及的宪法条文，将无法实践这些权利。德国现行基本法将威玛宪法中的社会基本权条款完全删除，而浓缩成为基本法第20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乃是一个民主、社会、联邦国”及第28条“各邦之宪法秩序应符合联邦、民主、社会、法治国之基本原则”条文中的形容词“社会”一词。然而，何谓社会?何谓社会国原则?在宪法上却几乎未有任何规定。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5条的规定，德国尊重国际公约之一般规则，并承认其具有法律效力。由此，大量的国际公约遂如潮水般涌入德国的法规范，而成为德国法制的一环，不论是社会国原则、社会权或社会基本权，皆因国际公约之规定而涌入德国的法规范体系。因此，学者一般认为，纵然没有宪法上形式社会基本权的规定，但实质社会基本权则未见缺失。

在德国，“社会国”原则往往具备一定的宪法上的拘束力。依据这一原则，立法者往往负有宪法上的义务，即有义务去“平衡社会与经济上的对立并形成一合乎社会正义的秩序”。此外，还要求司法权和行政权在适用和解释法令时，负有使社会权具体化的义务。但是，社会法治国原则并不直接赋予公民某种权利，联邦宪法法院也并不直接承认从社会法治国原则中可直接推导出某种社会给付请求权。但是，其往往可以作为依法行政或法院审判时解释法律的依据。

纵不将社会福利给付视为人民的权利，但由于其给付来源主要来自税收，因此至少是纳税人之义务。据此，举凡国家福利给付亦皆应规定于法律之中，且任何福利行政亦皆依法有据，亦即每一块钱的社会给付皆应有法律依据。基于此等考虑，德国《社会法法典》第1篇第31条即明文规定：“凡本法所规定之社会给付权利及义务，非经法律之规定或许可，不得创设、确认、变更或废止。”

由于社会基本权利之实践，依赖国家经济能力、立国原则及社会富裕程度等因素甚巨，其实践不似一般自由权利，国家仅不加干涉即可达成效果，而是国家应该给予积极的给付行为，方可凑效。故立法者积极的作为，制定法律，是不可或缺之实践方式。现今许多社会基本权利之不获成文化及具体化，是可以预见及理解的。但是立法者必须体会宪法制定者的苦心，应把照顾人民福祉列为第一要务，视国家财力许可，一步一步的积极立法，才是使宪法理念不致因陈义过高而永远遭到废弃的命运。

三、社会保障国家：法治国家的新蓝图

(一)从自由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

法治国家，乃依法律来治理国家以及保障人权。但是，这种情形在20世纪已有改变。人民总是先求能够生存，然后才会要求享有自由、秩序与福祉。国家因此而负有人民生存照顾的义务，并受这种义务之拘束。用公共行政的方式来提供生存照顾，变成行政法源中一个全新的议题。随着社会保障权利从宪法中逐步落实为具体的法律权利，自由法治国逐渐演进到社会法治国。

自由主义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两者皆是将国家与社会加以分开的国家形式，并且国家的行为都受到“法”的拘束，但是这个拘束国家的“法”，却依所处时代及所扮演社会功能之不同而有差异。在以前“法”是作为界分人民所拥有之自由权利的标准；现在的“法”则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如何规范其生产力的发展与成果分配的秩序作为规范对象。在社会法治国中，由于财产自由、营业自由及契约自由并不能确保社会正义之维持，故须以“社会需要”之角度予以限制。但这种限制并不是以推翻一个法治国家之理念作为其代价，而系欲将该法治国家之内涵赋予新义。现代“福利国家”的用语，便是宪法意义上的“社会法治国家”。福利国家不是完全的自由主义式的国家，国家有义务促成社会正义的实践。

(二)社会保障的法律保留原则

德国著名法学家奥托·迈耶指出，法治由三部分构成的：形成法律规范的能力，法律优先及法律保留。由此提出了法治三原则，即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及法律保留原则。在警察行政及干涉行政之范畴里，其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及依法行政原则，可谓法学界一致的见解。关于社会保障等给付行政是否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学界向有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全部否定说。这种观点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侵害行政领域，包括给付行政在内的其他行政领域属于国家本来的自由领域。在具有提供和赋予利益性质的给付行政领域，法律的根据是不必要的，并且从国家政策论的角度来看，由于给付行政领域具有较多、较强的专门技术性要素，因而更有必要对其进行委任立法及赋予行政裁量权，毋宁说没有法律的根据更有利于相关行政的充分展开。二是全部法律保留论。这种观点认为，根据民主主义原理，无论是非权力性的，还是权力性的，一切公权性的行政都需要有法律(或者作为地方自治法的条例)的根据。三是特定需要论。这种观点对给付与侵害的关联性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给付行政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需要有法律根据的观点。一般而言，在存在复数的申请人而授益决定只能对其中部分人作出，以及负担的赋课与利益的提供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时，相关授益决定的作出便需要有法律的根据。四是本质事项保留论。根据民主主义原理或者保障社会权的原理，给付行政的“本质的法关系”或者重要的法关系要求有法律的根据。

笔者赞成郭明政等人的见解，主张社会保障等给付行政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理由主要基于：第一，给付行政亦常伴随干预行政，例如保费义务；第二，社会给付每造成他人之负担，例如税收负担；第三，防止社会行政之恣意与擅断；第四，社会给付应属于人民得以请求之权利而应明确规定；第五，社会给付为涉及人民生活保障与社会资源公平使用之重要问题，因此应经由立法程序之民主讨论；第六，基于中央法规标准法之规定，举凡与人民权利义务有关事项或其他重要事项，皆有法律保留之必要。从保障社会权的原则来看，作为保障社会权的行政，给付行政论所强调的不是由国家进行恩惠性的给付，而是要确保国民社会权的享有。所以，为了赋予并保障国民以明确的请求权，确保国民的自立性固有领域，给付行政也需要有法律的根据。钟秉正认为，政府的给付行政也应当有法律依据或授权才得以实施。社会法的实施手段本就是“干涉行政”与“给付行政”的混合，再加上事情涉及“福利大饼分配”以及“预算排挤”的问题，更应当由立法机关来把关才行。

(三)社会保障国家：法治国家的新蓝图

社会保障属于公共领域，是以政府为主要责任主体的强制性事业，这是市场机制无法调整的领域，它只有依靠行政权力的有力介入才能完成其特定的任务。从学理来看，德国几乎所有社会法教科书对社会保障的内容分类皆按照Zaeher所提出的新三分说进行，即“社会预护——社会补偿——社会促进与社会扶助”。所谓社会预护乃指在风险尚未发生之前即存在保障关系者，其包括具有社会保险关系之社会保险及依附于既有勤务关系之公务人员照护；社会补偿乃是有因之给付，亦即基于特定之原因所提供之给付，如因战争或暴力犯罪致发生损害之情形；社会促进与社会扶助则属无因之给付，可分为以特定福祉之促进或扶助为目的的特别促进与扶助以及以生存保障为目的的一般促进与扶助。特别促进与扶助包括劳动促进、教育促进、子女津贴、住房津贴、儿童与少年扶助等，一般促进与扶助则指老人扶助、残障扶助、生活扶助为内容之社会扶助。

社会保障行政应当适用法律保留原则，遵守法治三原则。在现代社会中，凡是政府的权力都应当来自法律的授权。社会保障法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载体之一，授权政府实施给付行政，保障人民社会保障给付请求权。社会保障国家逐渐地纳入到法治国家的新蓝图。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程中，以法律为依据，在管理机构的监管下采取强制方式实施，一直是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即先立法后实施。

现代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真正萌芽于英国1832年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史称新“济贫法”，规定社会负有保障公民生存的义务。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法，1883年颁布了《疾病社会保险法》，1884年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颁布了《老年和残疾社会保险法》。这些社会保险法的出台，标志着社会保障法的诞生。英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颁布了《公共健康法》、《失业工人法》、《教育法》、《退休金法》、《劳工介绍法》等一系列法规，并于1911年颁布《国民保险法》。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通过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意味着社会保障最终形成为一种法律制度。

德国自19世纪末由俾斯麦首相创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仍然坚持这一理念，相关法制的发展依旧持续而且相当完备，至今在有关社会福利的文献中总要带上一笔。德国1976年编撰了《社会法法典》。综合来说，德国至今为止已经编撰入《社会法法典》的有下列各编：第1编，总论；第2编，求职基本保障；第3编，劳动促进；第4编，社会保险总则；第5编，法定疾病保险；第6编，法定年金保险；第7编，法定意外保险；第8编，儿童与青少年扶助；第9编，复健与部分残障人士；第10编，行政程序、社会资料保护、给付者之合作与第三人之关系；第11编，社会照护保险；第12编，社会救助。尚未整合入法典的则有联邦

教育促进法、联邦抚恤法、联邦儿童津贴法、住房津贴法等既有的法律规范，也是属于社会法的范畴。

四、结语：大同世界的法治实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大同之治，为最为安乐健全之社会。以现代语言之，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灾难疾苦，大家担当，个人无冻饿之虞，社会无贫苦之现象，才是“大同”之治。然社会病根未除，终无正本清源之道。有高瞻远瞩者，观察社会病象，思所以对症下药，乃提倡社会安全制，以为解救社会贫困之方略，现基本已为世界各国所一致采行。外国之行社会安全制者，辄日人民“自摇篮以至坟墓”均属于政府应行注意之事。孟子日“民事不可缓也”，意亦在斯。若政府更以法令辅导商人兴办及扩展一般保险事业，相互配合，同以分担损失之方法，消除人间疾苦，则民生均足，大同之治，可拭目以待也。

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劳工问题的彰显引发了激烈的阶级冲突，为了缓和与消解社会冲突，一些国家通过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了私有制。大多数国家则是通过改良以内化与外化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通过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途径达致资本与劳动之间由对抗走向合作，以国家力量消弭社会贫困疾苦，促进社会安乐健全。

中国目前正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专门就“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展开论述，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目标。这就需要我们探索构建“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蓝图。这些民生蓝图的实现需要中国成为社会保障国家，需要社会保障法治的建立与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9年8月表示，加强社会领域立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成为今后我国立法的重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社会保障法治国家的建设能够使我们每个人更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的、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使我们每个人紧紧相连，将使我们每个人与我们的国家紧紧相连。正如厄斯特·福斯多夫所言：“现代国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国民心理上对国家机构产生了这种视为理所当然及有安全感的心态。但是，假如国民的生活不能拥有此种安全感的话，则国家将陷入危险。人民对国家此种倚赖感，正是联系人民对国家及其命运最好的途径。”

作者：王显勇

第二篇：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战略及意义

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至国家战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可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认知程度，进而在国内外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特色。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为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仅有助于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是在国际上提升国家良好形象的重要手段。

在这方面，欧洲国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目前，一些国家制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战略，另一些，则是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合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和履行。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欧盟将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列入重要的公共政策议事日程。欧盟委员会下设的企业和工业总司、就业和福利总司，有专门人员负责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在欧盟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基础是2000年3月欧洲理事会所通过的“里斯本战略”。“里斯本战略”揭示了欧盟经济社会改革的战略目标，其任务是“以更多良好的就业和坚强的社会团结，构建能够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在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及活力的经济体。”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构想被看作是实现里斯本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并认为搞好企业社会责任将会给劳资双方带来“共赢”。

2001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欧洲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条件》绿皮书。绿皮书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从主动性出发，把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纳入到企业活动中以及利益相关者关系中的一种构想”。经过多年实践，欧盟国家企业在落实社会责任方面具备了相对完备的经验。

2002年7月，欧盟发布《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提出了欧洲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框架;2006年3月，发布了《实施以就业与发展为目标的伙伴关系：使欧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卓越标杆》。2008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竞争力报告，报告指出企业社会责任(CSR)在增强公司竞争力上起到积极作用。该2008年报告首次用一章的篇幅阐述CSR和竞争力的关系，从六个不同的方面分析了CSR对公司层面竞争力的影响：成本构成、人力资源、客户观点、创新、风险和声誉管理以及财务表现。报告指出：“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CSR在人力资源、风险和声誉管理以及创新上有积极影响。”欧委会在报告中还表示将持续为各利益相关方参与CSR提供政治动力和实践支持。

欧洲2011-2014年CSR战略

2011年10月，欧盟通过2011年至2014年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以下简称“欧盟CSR战略”)。发布这个战略，一方面是对原来欧洲CSR政策的深化，也是对欧洲2020战略承诺的呼应，同时也表明欧盟在CSR方面达成了新的共识，在经济危机损害公众对企业的信心的时候，发布这个战略对于重振公众的信心显得尤为重要。

欧盟CSR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估欧洲CSR政策的影响、提出欧洲对CSR新的共识、提出具体的行动议程等。

欧盟CSR战略认为，CSR对于企业本身和社会整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对于企业来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竞争力，对于社会整体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念有助于建立一个更有凝聚力的社会，并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对欧洲CSR政策的评估方面，战略给出了一些数字，以证明欧洲推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参与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的欧洲企业从2006年的600家增加到2011年的1900家;参加欧盟环境管理和审计计划(EMAS)的企业从2006年的3300家增加到2011年的4600家;签署覆盖议题为劳工标准的跨国公司全球或欧洲劳工组织文件的公司，从2006年的79家增加到2011年的140家;商业遵守社会责任联盟(BSCI)的成员数量从2007年的79家增加到2011年的140家;以全球可持续报告标准指南编制的欧洲企业的可持续报告的数量从2006年的270份增加到2011年的850份。

欧盟CSR战略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定义是“企业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责任”，战略提出企业应该在商业运营和核心战略中融入社会、环境、道德、人权和消费者关切，并且和利益相关方有紧密的合作。战略提出应该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最大化创造分享价值，同时也要识别、防止、减轻可能的不利影响。战略鼓励企业通过长期的CSR战略，探索创新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发展。

欧盟CSR战略指出，欧洲在推进CSR的政策方面，和国际最新的CSR方面的原则和指南保持一致，如经合发展组织的在跨国公司方面的指导方针、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ISO 26000、国际劳工组织有关跨国公司及社会政策的三方宣言、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南等。

在欧盟CSR战略中，欧盟提出了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的行动计划：如搭建多利益相关方CSR平台，出台CSR良好行为准则;提高CSR行为可见度，为最佳实践案例颁奖;通过将来的法律，要求企业披露CSR信息;把CSR理念介绍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建议各成员国出台CSR计划;企业将CSR纳入到经营战略中，企业在第三国开展业务时，遵守CSR要求，并关注所在国和关联企业CSR行为;对CSR执行较好企业，予以市场回报等等。

最后，欧盟委员会表示会定期检测进展情况，并在2014年开展审查，同时号召企业领袖、金融部门作出公开、负责任的承诺。

德国：率先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战略

在德国，联邦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央部门主管机构。该部从对内对外的角度负责企业社会责任在德国和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制定国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是其主要职责之一。

2009年1月，德国联邦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与其他职能部门和相关社会各界进行了历时2年的协商后，发起成立了CSR论坛工作委员会。该论坛工作委员会为联邦政府制定国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提供支持，至此，德国政府开始正式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经过一年的工作，该CSR论坛工作委员会形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达成共识”的建议案，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的介入和干预范围取得了一致意见并成立了行动领域起草工作小组。

2010年10月6日，德国发布《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战略》(德国联邦政府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德国CSR战略”)，它也是在欧盟成员国中，率先出台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战略的国家。

德国明确联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是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牵头政府部门。

德国CSR战略前言中这样说道：“制定一个国家战略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CSR)，其宗旨是为应对21世纪全球化中世界共同面临的核心挑战而做出贡献。在德国，企业社会责任是国家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首要组成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战略的任务是搭建一个良好的框架，在此框架下，不仅注重市场力量得以发展，而且努力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方式规范企业的自由行动。最终旨在支持一个经济稳定、社会公平、环境和谐的商业发展。就德国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加强企业长期竞争力，为应对社会挑战寻找解决方案的手段，而这些仅仅通过政策措施是无法实现的。”

德国CSR战略同样提到其是在欧洲2020长期战略的背景下制定的。欧洲2020战略概述了欧盟如何从现在的危机中走出走强，并继续一路发展，建立更为智慧的、更具有持续力和更加包容的经济区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保护资源，提供更加环保、更加低碳的能源供应，同时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更加和谐地结合起来。

其内容框架是：在全社会营造一个适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氛围，推动竞争制度框架的建立，以确保企业可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来构筑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特别鼓励中小企业、员工和消费者都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能力建设中。主要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认知程度，进而在国内外强化德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特色。二是为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贡献。“德国CSR战略”设定了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实践有关的目标、课题、公约和措施等内容。

政府介入和干预有助于国家CSR战略目标的实现。德国CSR战略明确政府介入领域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可信度和透明度。二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进行引导，向全社会传播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三是推动教育、培训和科研领域对企业社会责任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四是在国际上注重企业在所在国履行社会责任，保持德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贯性。五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贡献。六是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环境。

瑞典：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国家责任竞争力

瑞典虽然没有出台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战略，但是已经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国家战略，提升国家竞争力。瑞典通过清晰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全方位的推进，形成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并且将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至国家竞争力的层面。在瑞典，政府通过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企业通过自觉的社会责任实践，社会通过媒体监督、舆论引导，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国际智囊机构AccountAbility与巴西商学院卡布拉尔皇家基金会(Fundacao Dom Cabral)联合推出的责任竞争力指数(RCI)显示，在2007年对全球5个大洲、108个国家的测评中，瑞典国家责任竞争力高居参评国家第一名。这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瑞典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瑞典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个层面积极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以此提升国家责任竞争力方针的成效。

自上世纪90年代，瑞典就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1969年，瑞典议会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要对大气、水域和土壤污染进行综合治理，并要求企业尽一切手段提高资源利用率。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瑞典召开。1994年，瑞典议会通过了《瑞典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法案，以此作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基础。

2001年，瑞典政府推出了《瑞典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第一次把该战略以明确的政府报告形式确立下来。报告指出，推进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是政府的一项全面而长期的任务，是制定一切政策的终极目标。2002年，赢得大选的社民党政府还在首相办公室内设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协调办公室，以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瑞典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也不断深化。2004年，瑞典政府以过去的实践为依据，对该战略报告进行了修订，并确定了4项中心任务：一是以环保为基础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实施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三是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制定合理规划，并把城市规划与农村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四是制定积极的儿童和青年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从总体上看，瑞典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定位于服务经济增长、福利和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设。同时，作为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如2004年瑞典的46%的GDP来自于出口推动，瑞典也非常明确地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促进外贸发展，增强瑞典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国际上，瑞典积极参与全球政治和经济活动，努力争取成为坚持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大国，从而增强其作为高标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声誉。

中国能否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战略?

通过以上对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战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对外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国家形象，对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构建和谐有序的“企业一社会一政府”关系，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积极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建设。胡锦涛主席指出，企业应该树立全球责任观念，自觉将社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完善经营模式、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温家宝总理多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国务院国资委2008年1月发布了《关于中央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2011年又发布《中央企业“十二五”和谐发展战略实施纲要》，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提出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载体，立足战略高度认识、部署和推进中央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为实现“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目标提供支撑。实施和谐发展战略，对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企业要以此为契机，不断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评价道：“国资委积极推进中国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实践，为世界上树立了政府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榜样，通过向利益相关方发布报告，提高中央企业的透明度和公众责任的做法，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形象。”

近年来，中国商务部、环保部等也结合自身职能，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和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措施。

但是，中国目前尚无一部国家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性文件。制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性文件，可以服务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从国家层面加以认识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让全社会都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无论从企业还是社会整体来看，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全球气候、环境、人权、贫困等问题关注度的提高，随着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国际国内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相关方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企业社会责任呈现出标准化新趋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呈现了刚性约束新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很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对构建和谐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这一切，都在呼唤中国制定一份国家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文件，从国家的高度，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范围、意义明确下来，政府也提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和行动计划，给予负责任的企业更多的市场激励措施，提升全民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认识水平，加强和提升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进而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作者：林波　殷格非

第三篇：宽容司法的哲学基础：社会责任的国家观

内容摘要：人们在尽享宽容性司法带来的种种好处时，也不得不面对宽容司法对传统司法观以及法律理论带来的挑战，比如，传统的刑事司法原则、传统法律正义观、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界限以及刑事司法的证据认定规则等。因此，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对抗性降低的边界需考量的因素有哪些;宽容的限度在哪里;宽容在刑事和解中如何得以准确和恰当地体现;如何在制度设置的过程中有效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责任的平衡等等。在此基础上，来把握从个人责任观、国家责任观向社会责任观过渡的理论发展脉络。

关键词：宽容　社会责任　国家责任　刑事司法

以社会责任为核心重新审视刑事诉讼中的个人责任与国家义务，我们可以得知，国家有义务维护公共秩序、惩治犯罪。但是，它必须在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履行该职责。因为，一个正当的刑事司法制度不仅仅涉及国家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它更多的是要关注社会对其可接受度的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对抗与宽容在刑事司法中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追求前者是典型的个人责任与国家义务传统理念的表现，而注重后者则是一种社会责任视角下的制度体现。站在现代文明的视角下审视，宽容的刑事司法态度尽管具有毋庸置疑的优点，但因其对传统刑事司法理念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而步履维艰，因而寻找对抗与宽容态度并存的最佳契合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学者的使命之一，以便我们探求当代司法的充分性、有效性和正当性。

一、宽容对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挑战

刑事司法的宽容性是一个时代性的话题，它是在人权理念下对刑事司法价值重新定位的结果。这一特征的转换是通过国际社会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系列制度性探索来完成的，包括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各种犹豫制度、方兴未艾的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等。

宽容的刑事诉讼程序尽管因其更符合人性而为现代刑事法学家们所推崇，但毋庸置疑的是，国家司法机器天然的倾轧性，使得这一理念的诉求在制度层面显得零散且苍白。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它与传统刑事司法秩序既融合，又有很多冲突，〔1　〕这种冲突无论是在辩诉交易制度上，还是在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制度中，都体现得非常激烈：

1.与传统刑事法律原则相冲突

无罪推定与罪刑法定是传统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前者保证了被告人在没有被定罪之前享有基本人权待遇，具有包括辩护权在内的充分对抗权。它是被追诉人抵御指控方强权压制的核心武器，也是传统刑事司法公正的运作底线;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对被告人罪刑的认定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得法外定罪处刑。宽容司法实际产生的结果是，认罪者获得宽大处理，而不认罪者则承受了较重的惩罚。但两者比较，所犯罪行相同，认罪者从轻，等于不认罪者受到了较重的处罚，这种刑罚差别，在犯罪相同而认罪态度不一致的共同犯罪案件中表现尤烈。所以被告人是采取合作还是对抗的态度，将决定其获有不同的刑罚。放弃诉讼中的正当权利，配合控方和法庭，就会得到量刑减让的结果：而坚持正式审判，主张不受强制自证其罪权，反而会对自己不利。其产生的弊端，在于挫伤人们寻求正式审判和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意愿，对司法的公信力也将是一种损害。

另外，传统的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理论都是建立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上的，即控辩双方必须有一个对立的立场。但是宽容司法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被告人一旦认罪，双方的典型对抗性就消失了，那么传统的无罪推定以及由此产生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还有多少存在的空间?

2.挑战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正义观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罪必罚的报应观念积习已久。刑罚的依据在于犯罪，刑罚的轻重也在于犯罪，即所谓的罪刑相适应。长期以来，实事求是不仅是刑事诉讼法的核心原则，也是我国所有程序法的重要原则。“不枉不纵”是人们追求的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而在宽容司法的理念下，被告人的认罪与合作态度则由于减轻或者免除了控方的证明责任，也有可能使被害人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这必定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作为对其认罪答辩的“回报”，国家可以适当地给予其宽宥，表现在不起诉、减刑或降格定罪等方面。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宽容司法是国家针对被告人合作态度的一种功利主义选择的表现，其不仅与国家的利益相联，也可能促进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但也因此可能会超越罪刑相适应原则。

3.挑战了犯罪与侵权的严格划分

在古罗马法中就有一个定理：公法行为、公法问题不得由个人之间的协议来解决，即“公法不因私人简约而变通”。落实到刑事问题上就表现为很长时间以来的国家追诉主义。现代包括近代以来的刑事法学建立的理论根基都是在犯罪与侵权的严格区分基础之上的，认为犯罪是对国家统治的严重挑战，具有社会危害性，由此产生了刑事诉讼中的国家追诉主义。而侵权具有私人的违法性质，适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处分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而宽容司法，尤其是刑事和解及协商不可避免地会使得犯罪与侵权的概念界限逐渐模糊，可能很多轻微犯罪，甚至轻罪会被当作民事侵权案件来处理。由此，在被害人地位空前提高的同时，刑事诉讼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出现民事化的倾向。从而瓦解传统社会对犯罪的认识评价体系，牺牲法治的权威。

4.挑战了刑事司法传统价值

我国刑事司法的目的和价值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诉讼秩序的设计在总体上都围绕该目标展开，控诉机关与审判机关以严格追究犯罪为己任，检察院还肩负国家法律监督的职责，以强化案件处理的准确性与统一性，这几乎剥夺了对被控方意思自治与程序选择在制度层面的生存空间。而宽容司法的出现，将会产生大量的有罪答辩，使普通审判程序萎缩，所产生危害除损害无罪推定原则外，也不利于检察官履行证明责任，尤其对那些指控证据不足或滥用国家起诉权的案件缺乏必要审查。同时宽容司法产生高服罪率，使检察机关松懈对提交到法庭的案件进行充分指控的动力，这可能会导致大量指控不利案件的数量增加，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数量也随之上升，对刑事司法价值的实现将会产生极大的挑战。

此外，有的学者还提出，我们传统理论提出的法律价值是一种二元构造，最早是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后来是惩罚犯罪，正当程序;再后来是实体真实，正当程序。都绕不开程序公平和结果的公正。而宽容司法中的和解制度的出现给我们提出了挑战——宽容司法由于对社会关系的修复而带来了和谐价值，但这种司法和谐不取决于结果，也跟程序没有必然联系，它是在传统的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之外出现的第三种价值。这种价值的出现，使得以传统的结果公正、程序公正为标志的二元构造受到了空前挑战。〔2　〕

5.与补强证据规则相悖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推出，我国证据规则中很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实行补强证据规则，即在我国，仅有被告人口供不能定罪处罚。没有被告人口供，其他证据充分的也能定罪。因此，所有案件的判决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而宽容司法往往以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为前提，然后代表国家的控方才可能对其进行宽宥，这已经与西方的辩诉交易有了很多相似之处，〔3　〕实际上是仅仅凭借被告人口供就达成了程序中的事实认定和量刑决定，国家的让步也就此形成，这显然与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相悖。宽容司法的推进是否会逐步将我们推向变异后的西方认罪答辩制度呢?

由于上述多重冲突的存在，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刑事诉讼对抗性降低的边界，也即宽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二、对抗性降低的边界需考量的因素——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尽管刑事诉讼的宽容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潮流，但是正如加罗法洛曾经说过的：“无条件地宽恕所有犯罪人，只能意味着诚实的公民被邪恶和犯罪所压迫。”“显然，今天盛行的宽大思想是累犯普遍增长的原因。”　〔4　〕笔者认为，确定宽容的边界主要需要考虑如下几个要素：一是犯罪的状态及被追诉人的状态，二是社会的容忍度，三是市民社会对国家力量的分化程度。

1.犯罪的状态及被追诉人的状态

犯罪本身的状态，即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被追诉人本身的状态，即被追诉人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其悔过程度、犯罪时的精神状态、对被害人的补偿等因素。这些都对追诉能否在个案上予以宽宥起着关键作用。

毫无疑问，在刑事诉讼对抗性逐渐降低的过程中，国家公权力必须被保证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必须维护重大公共秩序方面，刑事诉讼的对抗性是不能降低的。但问题在于，哪些是必须受到维护的重大公共秩序呢?

对此，可能刑法上的犯罪标签理论能够给我们一些提示。作为现代犯罪学中解释犯罪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理论，有的学者给犯罪标签理论归纳了几个基本假设前提：

(1)任何行为从固有性质来看都不是犯罪，行为的犯罪性质是由法律规定的。(2)犯罪的定义是由有权势的群体的代表，包括警察、法庭、矫正机构和其他管理部门为了它们的利益而强制使用的……(3)一个人并不会仅仅由于违反法律而成为犯罪人。相反，其是因为官方当局的反应才被称之为犯罪人的，官方当局赋予其被抛弃者的身份，并且剥夺了其一部分社会与政治权利……(4)把人们分为犯罪人和非犯罪人的做法，是与常识和经验性证据相矛盾的……(5)尽管许多人都同样地违反了法律，但是只有少数一些人因此而被逮捕。“逮捕”的行动引起了贴标签的过程。犯罪行为本身并不能引起贴标签的过程，只有犯罪人在被刑事司法机关逮捕时，才开始了对其标定过程。(6)由于法律实施中使用的制裁是针对整个人，而不仅仅是针对犯罪行为的，所以，刑罚因犯罪人特征的不同而有区别……(7)刑事制裁也因犯罪人的其他特征的不同而有区别，这些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状况、少数群体身份、下层阶级成员身份、是否为暂住者、受教育程度低、是否为堕落的城市区域中的居民等。(8)刑事司法活动是以这样一种刻板观念为基础的，即犯罪人是一种被社会遗弃者——一种道德品质恶劣、应受社会谴责的故意作恶者。(9)面对公众谴责和坏人的标签，犯罪人很难保持一种积极的自我形象。他们会对公众的谴责和坏人的标签产生消极认同，产生更加严重的犯罪行为。〔5　〕

可以看出，根据标签理论，人们实施的某种行为，本身无所谓越轨还是犯罪，之所以被界定为越轨或犯罪，是因为强权性群体，包括代表国家出现的警察、公诉方、法庭、矫正机构和其他管理部门为了它们的利益而强制行为人贴上“越轨”或“犯罪”的标签的结果。标签理论看到了刑事司法程序和刑罚对于犯罪人的副作用，主张对越轨者，特别是初次越轨者采取引导、教育的态度，呼吁社会尽可能地包容、接纳违法者，而不因为行为人的一次错误就从此将其视为异类，给其贴上不良标签;同时也要避免因为犯罪行为而给犯罪人贴上永久性标签，强调犯罪人重新回归社区，成为守法公民中的一员。西方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从加害人矫正和被害人抚慰两个角度反思现有制度提出改革方案，而标签理论就是对其中的加害人角度的最有利的理论支持。此外，标签理论还告诉我们，对于犯罪的界定也是有时代性和特定性的。在此时代被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个时代就不再是犯罪，甚至成了英雄，布鲁诺以及中世纪受到严酷宗教审判的很多人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随着时代的变革，人们逐渐宽恕一些过去所不能宽恕的罪行，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时，法院处理犯罪的正式过程可能与我们的日常经验脱离，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这个体系运用的语言、处理问题的方式(围绕法律规定)、参与的主体(职业化)、遵循的规则使得犯罪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被动接受、无法发挥影响、无法表达自身需要和情感的状态，最终导致法院的判决无法真正解决犯罪的原因和影响，反而可能使之恶化，使得犯罪的影响处于持续之中。同时，监狱作为处理犯罪问题的主要方式，在今天已经被认为是滋生更多犯罪的可怕之地，完全背离了最初的设想，这种将犯罪人与社会相隔离的处理方式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值得反思。

刑事古典学派法学家贝卡里亚曾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任何司法官员(其是社会的一部分)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过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者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　〔6　〕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最原初的表述。罪刑法定原则体现出的是一种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梅利曼教授指出，在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中，“法官的作用仅限于根据条文的内容，选择可适用的法典规定，并阐明其确切的含义”，“在此意义上，‘确定’的主张反映了防止法官创制法律的愿望。”　〔7　〕这一点也说明，“罪刑法定原则的使用也不能绝对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相对于封建时代的罪刑擅断而言是刑罚制度的伟大进步，然而一旦走向绝对化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弊端：第一，它只规定了犯罪的一般情况，忽略了不同犯罪的具体情形，为了获得法律上的普遍正义，却经常以牺牲个别正义为代价。第二，限制了裁判者的主观能动性，把法官变成了‘自动售货机’，机械适用法律，使刑罚适用缺乏灵活性。第三，以刑罚的报应论为基础，没有顾及对犯罪的个别预防与矫治。”　〔8　〕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历史法学派就一直对制定法及其确定性持怀疑态度，而十分强调非理性的、植根于遥远过去传统之中的、几乎是神秘的“民族精神”观念。〔9　〕

此外，现代社会关于犯罪、刑罚的理论思潮不断变化，即对什么是犯罪、如何处理犯罪以及为什么要惩罚、如何惩罚的问题，具体而言有惩罚正义、功利主义和康复性司法，它们对于上述问题各自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同时，彼此展开论战。在这种论战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值得关注的共和主义的刑事正义理论。根据共和主义传统，他们得出“freedom　is　no　dominion”(自由即不受支配)的结论，据此认为国家在处理犯罪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减少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侵犯，尽管犯罪是对受害人和其他社会成员自由的侵犯，但是，国家对犯罪的追究、控制和预防本身也构成了对公民自由的限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将这些限制和侵犯降到最低，即如何在防止高犯罪率的同时将国家的犯罪控制降到最低点，或者说找到两者最佳的配置点，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他们认为在效果相同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非正式的处理犯罪的方式来避免国家对公民自由的干预，这就为宽容司法乃至修复性司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10　〕

由此，在刑事诉讼对抗性降低过程中目前争议最大的刑事和解制度也并非绝对性地挑战了传统法律正义观、传统法治及司法原则。因为刑事和解制度乃至宽容司法本身的发展可能将导致刑法上罪与非罪的重新划分。就刑事和解而言，其适用的基本条件必须包括：被告人认罪;控辩双方乃至被害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被告人与被害人完全出于不受影响的自愿的合意;被告人的悔过以及符合当下法律允许的刑事和解案件范围。被告人的认罪与悔过态度本身就降低了其人身危险性，并且节约了国家司法资源;其与被害人达成的合意又平息了被害人的复仇心理，对其作出了一定的补偿，从某种程度上修复了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被追诉人对于修复或补偿的自愿承诺，表明其已经了解其实施了不当行为，同时也表达了希望对此弥补的意愿，这清楚地传达了其对社会规范的遵从，而对损害的承认也确认了社会规范的价值和被害人的权利。对其予以宽大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对于适用和解的案件范围的划定，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列举式立法，排除绝对不能适用的案件。这些案件就是当下严重威胁国家公权力占据主导地位，损害必须被维护的重大公共秩序和刑事政策的领域。有些学者认为，现行刑法罪名种类中绝对排除适用刑事和解的应当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故意犯罪(交通肇事罪等有具体被害人的过失犯罪除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军人违反职责罪。这些被排除的犯罪由于其侵犯的法益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其排除是绝对的。而对于其他的犯罪，如侵犯财产犯罪、侵犯人身或民主权利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则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和当事人的情况作出综合判断。〔11　〕当然，笔者认为，即便是对于这种当下看来应当绝对排除的罪种，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也会有新的变化和理解。

2.社会的容忍度

这里所谓的“社会”，主要是由特定时空中的民众以及由民众组成的各种组织、团体，以及作为统治者的国家本身等要素所构成的一个集合体。社会对于犯罪在特定地域以及特定时期的容忍程度决定了刑事诉讼宽容化的速度和走向。一项法律的效力只有当其符合社会实际状况并暗合民众的心理时才能得以实现并发挥出来，否则就有成为“恶法”的可能而遭到抵制或不被服从;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一项法律只有在其实际运用于大多数情况下时都能指望切实可行时，才会“产生效力”。因为司法依赖于民众的信赖而生存。任何司法的公正性，在客观性与可撤销性方面的价值观，绝不能与司法的信任相悖。〔12　〕比如，死刑的废除肯定是一个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但是在目前我国民众对其具有强烈的排斥心态，国民精神素质普遍不高，物质文明水平极其不均的情况下，断然在一时之间废止死刑，弊端巨大，必然会出现大量利用死刑废止而疯狂作案的情况，基本的社会安定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但是，社会的容忍度很难准确界定，民众的心理也时常处于不稳定的变化当中，如果按照群体性归属来进行对比和归纳，情况将更加复杂。因此，任何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方面的界定都只能是综合性的、一般性的。这里的容忍度界定也只能是一个大几率概念。有学者指出，一般而言，在精神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朴素的报应观念逐渐丧失市场，对待犯罪的态度较为理智。而且，由于人们的整体素质提高，较为轻缓的刑罚就足以制止违法犯罪，人们也就接受和认可较为谦抑的刑事诉讼制度。反之，在一个精神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报应观念十分浓厚。而且，人们的整体素质低，只有用较为严厉的刑罚才能制止违法犯罪，只有用刑罚化的刑事诉讼法，人们才认为是正义的。当然，社会意识取决于社会存在，即社会民众的心理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在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里，犯罪所造成的危害与人所能够创造的物质价值的反差大，人们就比较看重人的价值。因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比较谦抑。反之，在一个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社会，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人的价值相对较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就比较严厉和苛刻。〔13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持部分保留意见，因为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在很多文明程度较低的地方，出现了大量民间法与国家法相冲突的地方，而根据民间法，许多被国家法认可为犯罪乃至不可和解的严重犯罪行为都具有很高的民间可容忍度。〔14　〕当然，关于民间法与国家法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而在西方，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社会，尤其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高犯罪率的原因正在于社区的衰败、解体和自身处理犯罪问题的能力的丧失，而这又要归结于国家对犯罪问题的垄断。甚至是法学研究的发展窃取了本来属于市民社会的邻里的纠纷。〔15　〕因此，笔者认为，社会的容忍度只是一个适用度比较有限的、需要当时当地作出判断，并且变动性较大的概念。

3.市民社会对国家力量的分化程度

根据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论断，经典意义上的司法权实际上是一种市民性的裁判权，其相对于政治性的行政权以及从行政权中分划出来的立法权而言，在政治权力的属性中本来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市民性的‘司法权’是一种去政治化了的权力。施米特所认为的孟德斯鸠给出的裁判权不是一种‘权力’;马克斯·韦伯通过政治和权力的定义，发现了孟德斯鸠权力理论中的“司法权”是与政治格格不入的，也与由政治而派生出来的权力现象格格不入;裁判权的性质与裁判的功能，在康德、黑格尔和古德诺那里，是一种与政治权力和政治功能毫不相干的东西，因此在国家权力中毫不存在。”　〔16　〕而今天在宪政制度下的司法权只是一种被政治化和被强化了的权力，而这一政治化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的。〔17　〕由此可以推知，权力从产生之时起，其集中与分化一直是一个过程，当下被普遍认可的、具有正当性的某一种权力样式也只是一种“时间段上的知识”。在市民社会的权利没有逐步被集中为今天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权力或者说国家权力尚未如此强大之前，可以设想，对于犯罪的容忍度，甚至对于犯罪本身的界定，定然呈现出与今天不同的格局。而即使在权力性质初定的今天，每个国家权力被分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后现代思潮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个别性。普世价值和“宏大叙事”受到质疑，〔18　〕福柯甚至主张，普世规则仅仅是权力欲望的表达，它们被用来为控制他人的需要而服务。〔19　〕西方和非西方——中心和边缘的划分被打破，连西方文明自身也成了“地方性知识”。比如，美国英雄式的司法权被中国所羡慕，但也仅仅是一种美国式的权力构造形态，甚至在曾对其进行殖民的英国都不具有可复制性，更不用说欧洲大陆了。〔20　〕通过诸如久远年代的宗教战争而进行的各种征服与被征服，文化和制度乃至对权力的认同观都在演进。例如原著民被迫接受西方的司法体系和司法制度，自身原有的处理犯罪问题的方式受到很大压制，并且在这些国家中原著民在犯罪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之高与其人口比例严重失调。〔21　〕因此，笔者认为，有关刑事司法中对抗性降低的边界，也即宽容的边界的讨论，实际上要看市民社会依据其在一定时期形成的社会心态与国家权力博弈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权力呈现出从分散到集中，又从集中逐渐开始分散的过程。〔22　〕

有的学者引用尼采对史前时期公社中的违法行为的分析，根据尼采得出的认为随着公社实力的加强，对违法者的惩罚会越来越宽宥的结论，即如果一个公社的实力加强了，它就不会再把个别人的违法行为看得那么重;在公社看来，违法行为就不会像过去那样对整体的生存产生威胁。〔23　〕并引申认为，随着国家统治实力的增强，对犯罪的惩罚就会越来越谦抑。并进而推定，这一分析对刑事诉讼照样适用。“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外国，都出现过一定时期的太平盛世，那一时期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往往正是比较谦抑的。”　〔24　〕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统治实力的强弱与国家权力的大小是两个概念，一个统治实力很强的国家可能在国家权力的行使上却反而呈现出弱势，其权力还可能逐渐分散至市民社会之中;反之，一个统治实力弱的国家往往由于时刻担心自己的统治不稳而不断地从市民社会攫取权力，形成集权和专制政府。

三、从个人与国家责任到社会责任——宽容的责任基础

宽容司法的兴起证明，人类的责任观正在从以个人责任观、国家责任观为中心逐步转向重视社会责任，强调社会在刑事责任承担中的重要作用。

责任在道德领域内是指主体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说义务有外在强迫的性质，那么责任则完全来自于主体的感觉，来自主体对自身应尽义务的明确认识。因此，与义务相比，责任属于较高层次的范畴。

个人责任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而被提出的。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依附于特定的团体而存在，人的个性得不到张扬，梅因指出：“我们在社会的幼年时代中，发现有这样一个永远显著的特点。人们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而是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公民，然后，既是一个公民，他必是阶级中的一个成员……。其次，他是一个氏族、大氏族或部族的成员;最后，他是一个家族的成员。作为社会的单位的，不是个人，而是由真实的或拟制的血族关系结合起来的许多人的集团。”　〔25　〕所以，在古代法中，责任的主体主要是团体而非个人。因此，这种团体责任表现在刑事法律上就体现为诛连治罪。直至资本主义兴起，随着社会生活的嬗变，传统的一元政治社会逐渐分化为二元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个人理性的旗帜得到高扬，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呼唤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刑事古典学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时至今日，个人责任已经被公认为现代刑事法律的一项原则。它“至少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刑事责任只能由行为人个人来承担，而不能牵连无辜;二是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考虑行为人个人的具体情况。第一层含义的主要功能是确定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从而影响刑事责任的有无，即个人责任要求刑事责任的主体仅仅是行为人个人，而不能牵连无辜;第二层含义的主要功能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大小程度，即个人责任要求行为人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大小要考虑到行为人个人的具体情况，即人身危险性。”　〔26　〕个人责任的兴起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它替代了团体责任，从而破除了诛连，使得统治者运用高压手段打击异己、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以巩固其统治变得困难，是一种人权受到尊重的表现。

所谓“国家责任”，是指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必须为其国民的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同时，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出于道义和社会责任，应为全人类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责任对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作用日渐凸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责任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财富和国家能力，而且往往胜于国家财富和国家能力。一个伟大的国家往往并不是因为她比别的国家强大而被世人尊敬，而是因为她的“人格魅力”、“道德情操”、“诚信友爱”等品质而使世人“诚服”和“仰慕”。〔27　〕国家责任这一概念源自于国际法，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也称国家的国际责任，是指国家违反其国际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国家责任规则的内容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上国家责任仅仅指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所应负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但理论的发展使得国家不仅仅在国际法领域存在国家责任，“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内政还是从外交来说，国家责任都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中心课题……在国内政治领域，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和领导者，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有责任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有义务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平与安宁，有责任和义务惩治腐败，建立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28　〕

国家承担责任的理论，是与国家赔偿制度联系在一起发展而来的，就历史发展而言，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全面否定阶段。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长期坚持“国王不能为非”的封建传统，美国则坚持“主权豁免原则”。二是相对肯定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家主权豁免理论日渐式微。一些国家被迫在有些领域放弃国家主权豁免观念，与国家赔偿相关的国家责任制度进入相对肯定阶段。三是全面肯定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国家开始通过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与国家责任相连的国家赔偿制度。

国内的现实因素是国家责任形成的催化剂。就国内而言，面对现实，我们不仅要形成这样的追问：(1)面对当前物价飞涨，国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网上流传着所谓：“工资涨得像眉毛一样慢，物价涨得像胡子一样快。”特别是在房产领域，政府是否有责任实现古人所追求的“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用法律术语表达就是政府是否有责任确保公民的生存权、居住权?(2)在教育、医疗等有关国计民生领域，政府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面对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国家已经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在法律上，孩子的教育是否纯粹是家长的责任?有人甚至提出：“义务教育不仅要收取书本费，还滑稽地要交纳高额的学杂费。反观其他国家，在‘义务教育’的范围，不仅书本费、学杂费全免，国家还在学校提供免费的学习用品和膳食。差距可谓天壤之别。正是由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缺位，远未履行责任，才使得‘义务教育’化为镜花水月”等等。在国际法领域，与人权相对的义务主要是由国家承担的。因此，平等地保护受教育权是联合国各成员国和国际人权公约缔约国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是一项国家义务。(3)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经济就是“不管经济”吗?面对诸如社会道德水平日益下降，政府是否有作为的义务?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意味着国家、政府承担更大的义务与责任。显然，在当今社会，国家具有多重责任，而如果政府不承担这些相应的责任，人民就可以宪法为依据来追究国家责任。(4)面对当前的贪污腐败，政府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等等。〔29　〕

在刑事法律领域，当前的很多犯罪现象，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导火线，多集中在社会弱势群体田地被剥夺、房产被强迫拆迁以及其他种种被侵权、被损害的遭遇，得不到公正裁决和公平补偿，其生存出路面临严重威胁。社会矛盾更深刻的根源还在于社会公平失落，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30　〕特别是日益严重的权力腐败，也是群体性的、集团性的，官商勾结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和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导致一些地方民怨沸腾。这是社会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而体制内的行政与司法等权力救济手段失灵，在有些地方不时制造的冤案错案，不但未能化解矛盾，反而成为新的矛盾滋生之源。这种时候，国家责任理论要求国家及其相关各级领导人承担政治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这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促进社会和解。这是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与法治惯例。

在刑事诉讼中，当人们将目光从单一的个人责任观转向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观并重的时候，就会更多地找寻犯罪的发生过程中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询问是否国家疏于对国民的“生存照顾”，是否保障了公共安全，实现了公平与平等。从而谋求通过改良统治方式和政体来减少犯罪现象。犯罪不再是一个只关于被追诉人本身的事情，国家要时时警惕自身的错误，避免犯错。对国家责任的关注使得国家在刑事程序之中开始克制，在刑事程序之外诉求制度的改进，剔除制度引发犯罪的因素，刑事程序更加人性化和宽容化。

在社会法学眼中，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存在，是现实的法律秩序确定的一个共同体，它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特殊的意志。这种国家意志有时被称为公共意志、集体意志、整体意志等，其内容主要是个人意志的有机结合体。社会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它由众多的集体组成并代表着个人意志的另一种有机结合。个人是组成社会和国家的基础元素，它有时是国家与社会的目的，有时是其附庸。个人的权利和地位也会因此不同。社会法学认为法律规则的最终权威来自它所保障的社会利益，其直接权威来自国家。〔31　〕体现了社会法学突出社会本位的法律观。社会本位与国家中心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法律观是相对应的，它反映了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向问题。

社会意味着个人的一种更大范围的结合，是与社会分工紧密相连的各种结合形态。所以，社会意志对个人意志的综合是一种有组织的反映，社会意志也因此呈现出可辨别的组织特质，所谓多元化特征由此而生。换言之，社会意志之于个人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概括和总结，它除了以个人基本的意志要求为基础之外，更注重社会分工视野下的对个人意志的发展和张扬。也就是说，社会意志本身包含了对个人意志的继承和检讨，它继承了个人意志中关乎基本的人权价值的意志，并运用社会分工协作的需要过滤了过于个体化的要求，目的是促进人的基本要求的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实现。这是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的关系。同理，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意志还与国家意志发生直接的联系。国家意志是从整个国家安全与秩序的角度对社会意志和个人意志的一种抽象概括。总体而言，社会意志是国家意志的直接来源，而起源于人的意志。国家是建立在诸多现实的社会组织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意志是对社会意志的继受，同时也是从国家秩序的角度对社会意志的一种简约和检讨。其目的包含了实现社会当中基本的和谐关系，同时也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之间的有效的和谐，以及国家整体发展和进步的需要。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的国家意志应当是通过社会意志实现与个人意志的联结。

20世纪以来，个人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法律本位观都受到了质疑和纠正。市民社会理论的广泛兴起，直接构成了对国家中心主义法律观的理论挑战，而社会力量的实际发展、法律的社会化运动直接引发了对国家中心主义的纠正。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公法理论的发展中产生的国家“辅助性”理论中得以说明。〔32　〕我们所追求的正义是一种社会统合的正义。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如果我们并不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的定义，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指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　〔33　〕社会本位的法律观体现了当代社会发展和法律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关注社会的统合作用。我国法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同样兴起了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也开始了对社会法学基本理论的关注，对社会的关注大大提高了。梁治平先生对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在对过去一百年尤其是最近五十年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进行重新评估之后，他对当今流行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社会发展的空间的流行看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国家职能十分有限，在经济之外，我们今天习惯于由国家控制甚至垄断大量社会公共事务。传统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另一种结合方式，一种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法律与道德、公域与私欲之间无法明确界分基础上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的好处之一，是国家与社会直接分享同一种意识形态，法律的不足可以用礼俗来补充，政治统治所需要的成本可以降低到最小程度。一种由国家控制全部资源和规划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不但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而且是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上一个极为短暂的插曲。〔34　〕

社会因素在刑事诉讼中的加入使得人们更加重视犯罪现象的社会土壤，而不再一味地强调惩罚具体作出犯罪行为的个体，或者可以说，惩罚的方式不再是单一地让行为人承受痛苦，而逐渐转向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修复。恢复性司法可以说就是在这种语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宽容司法的发展史是一个从个人与国家责任观逐步过渡到社会责任观的过程。

作者：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