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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演讲稿范范文
范中信教授演讲稿
10月10号范忠信老师中南说法讲座的录音稿 范忠信：民族伦理与中国法制西化的误区 主讲人：范忠信
地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泰三楼多功能报告厅 时间：2007年10月10日星期三 主办单位：法学院团委学生会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就是中国法制的西方化。中国近代史以来，近代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就等于西化，就等于把西方的法制移植到中国来;借西方的药治中国的病。我们各位今天领教的一切法律制度，主要是来自西方的。身为中国人，受的是西方法制的社会控制，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跟我们的祖先大不一样。我们祖先身为中国人，享受的是中国法;我们现在身为中国人，享受的是西方法。享受西方法，可能并不象享受“洋货”那样方便和舒服，有时不是很舒服，感觉很不好。这个“感受不好”的感觉，四十七八的我现在比较强烈，二十左右的你们可能淡点。你们现在是激情燃烧的时代，相对而言我在冷静反省的时代。今天我要讲的话题，就是要向大家汇报一下我身受西方法制所获得的不好感觉。我们这个话题，我想大致从四个方面来与大家探讨。
(一)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法制西方化历程的大致情形。我们看看，中国法制西方化，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开始，大约经过了一百六十多年，我想先给大家作一个简单回顾。我这个幻灯里讲的，有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有中国近代以来法律体系、原则和框架发生的根本变化。大家看，这些东西中国古代并没有，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什么宪法，也没有什么宪法之下的民法、刑法、诉讼法，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意义上的“刑法”，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这样法律制度进行部门划分的概念和划分方法，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其中的主要制度内容和原则也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我们引进西方法，当然引进的不仅仅是法律条文。我记得原来开讲座专门讲过，中国法制的西方化或近现代化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就是法律规范。把西方法律条文抄过来，变成我们的条文，比如把法兰西共和国刑法哪一个条文抄过来变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刑法条文，这个工作做起来很简单，从沈家本开始，翻译了西方的一百多部法典。现在，这个工作我们已基本完成。今天你打开中国的法律全书，看法律条文，你感觉不到这个条文与西方有多大的差别。如果有的话，就是在条文的背后。
第二个层次是法律制度层次。大家会说，你刚才讲的是法律规范，现在又说法律制度，二者有什么差别啊?差别可大了，法律规范讲的是法律对某方面的规定，不管是成文还是不成文规定，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指导性宣告。但是法律制度，讲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实际上怎样制度化运行，也就是说规范变为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法制西方化，像宪法、刑法、民法的西方化，在规范层次都已完成。最近合同法、物权法等等，也西化很快。除了自己特有的政治主义以外，跟西方的制度框架、内容基本是一样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民事制度真的就西方化或者现代化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立法制度，我们的司法制度，我们的行政执法制度，像这些东西，大家可以认真看一看，很多东西并没有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很多实际运行的制度还是传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的立法模式，人大制定的《立法法》规定下来了，是按照西方的立法模式、立法程序来规定的。但是中国的立法有没有真的像西方那样呢?比如说社会群体、社会团体、社会不同职业界别，总之社会各种压力集团，把自己的意见要求表达为某种强烈的社会主张，这种社会主张影响国家立法、影响国会、影响国会议员，然后迫使使政府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实际制度，中国还没有长成。中国的立法，从来都是中央开个会确定要立个什么法，确定指导思想，然后组织人大机关或法制局机关的干部、专家学者起草草案，最后决定的还是党中央。人大的通过只是过场而已。所有社会力量，仅仅作为参谋人员，为中央决策服务。所以说中国法制西方化，仅仅是在表面上，但制度还是传统的。再比如说司法制度，我们的司法程序规定是很现代化的，但是事实不是如此。可能在座的很多同学不同意，我上次讲过《中国司法传统与当代中国司法权力潜规则》，讲过中国各级地方现在到底是谁在司法。当然大家会说，基本上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我们各级的人民法院实际上是“政府”的分支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真正的主体是党委，党委领导一切。我记得有同学跟我说，范老师啊，你在学校讲的东西，我很当真，我拿到外面去用却总是被别人笑话，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因为很多引进的法制与现实中国的实际作法(习惯的制度)正好相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留，对我们从西方抄过来的法律规范或纸面上的制度形成一种强烈抵抗力量。这就是问题所在。这种抵抗力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存在。简单说，法律制度层次的近代化现代化，才刚刚在最表层开始，根本没有到深处。
第三个层次是法律观念层次。抄人家的法律规范容易，学人家的实际制度不容易，移植西方的法治念就更不容易了。中国人的法律观念，从上到下，目前主要还是传统的儒家式“德治”和法家式“法治”结合的水平，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民自治、法律至上、公民平等、权利分立与制衡、罪刑法定等等基本理念，中国人民还是非常生疏的。
(二)
下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中国一百多年法制西化的观念误区问题。中国立法在这一百多年学习西方法制，有特别大的思想误区，这个误区主要从立法观念、立法思想上看。后面再从具体立法上来讲。我们在立法观念上有许多盲点，下面主要说三个。 第一个盲点或误区就是“国家社会一体化”。什么是国家社会一体化呢?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各位会说，奇怪呀，我们每天不都是生活在社会中吗?我们毕业后不就是要到社会上去工作吗?怎么能说没有社会呢?但是，你说的社会跟我说的社会不一样。你说的是客观社会，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客观的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但我说的是主观社会，是我们自主自由的公民个体为了共同目标，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我们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组织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我们组成一个共同体。这样的社会，是政府之外的民间联合。这种社会，在中国，古代也好现代也好，都是政府最害怕的。你看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任何私人结社，经常就会被称作“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奸党”、“朋党”等。如果你私自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危险因素，这个直到今天还是一样。比如我们想申请成立“西南政法大学湖北校友会”(我现在是副会长)，一开始申请，上面就不同意，也许是认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校友情结被认为有山头性、宗派性，不是官方要提倡的。后来，上面要我们改个名字，于是我们的正式称号就是“湖北省法学会西南政法同学学术分会”。你看看，政府对民间结社是非常害怕的。在今天的中国，不管是学校内还是在外面，任何社会组织团体，不允许你单独存在，都必须挂靠一个国字号的单位才算有名分。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是政府的子女，你不是你自己。像“中国法学会”挂靠在中央政法委，中国法律史学会挂靠在中国社科院。明确要求社会组织有一个挂靠，要求必须有一个爸爸或爷爷，也就是说国家之外不能有私人联合;老百姓要私下结合必须要经过政府点头同意，而且你的结合目的一定要有利于国家利益。
这种现象，是西方法制精神所格外排斥的。但这是中国的传统。用孔子话来说，就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或者简单说就是“君子不党”。你可以和别人交往，但你不能结党营私。在我们的词汇里，就不可能有私人“结党营公”的可能性。所以中国古代法律要特别打击奸党朋党。实际上从今天的作法，到民国的作法，再往上追溯到商鞅管仲的主张，都是把国家政务管理和军事管理一体化，兵民一体化，就是所谓“作内政而寄军令”。在座的各位，你们出生太晚了，没赶上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而我赶上了。我们当时那个村就是一个民兵连，叫湖北省英山县民兵师南河民兵团火田民兵营高二大队民兵连，我还当过民兵连的副连长，我还使用过三八枪，只是水平不高。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是一个战士。我们白天运动，晚上站岗放哨;农忙时就干活，农闲时就练兵。以前人民大学老师们写书写文章，最后要注明“写于人民大学某某连某某排”，大家都觉得奇怪。所以从那时起到现在，还是一个基本管理体制，就是“君――臣――民”的体制，是兵民一体的体制，就是不允许你有私人团体，民间社会。所以中国从古代到今天，有国家，没有社会。中国今天的治国口号，称“社会主义”，但其实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最根本内容抛掉了。社会主义的最根本内容就是“壮大社会，消灭国家”。就是让社会组织越来越健全，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取代国家或政府，让国家逐渐淡化，就是尽量大社会小政府(国家)，尽量有社会没有国家，这才叫“社会主义”。可惜现在我们最怕这种“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看成只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公平，让富人与穷人之间缩小差距的主义，这其实不算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消灭国家，减少国家的职能。什么时候消灭，不知道，但社会主义应该壮大民间社会、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思潮来自西方，西方法制以为国家和个人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这就是“社会”，社会可以对抗国家，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但我们理解和移植时完全搞错了，最后误以为国家社会一体化才是社会主义。这是第一个误区。
我们第二误区，跟上面一个有关系，就是我们的法制否认家庭或家族的自治作用，就是国家过多干预人民的私家事务。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制观念认为，家庭也好家族也好，只有在生儿育女的范围内，只有在扶养赡养亲属的事务范围之内，只有在解决社会成员的生活困难和实现安定的范围内，才是正当的、合理的、合法的。反之，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多余的可怕的，就是一种危险的东西。我们知道，现在党和政府最怕的是什么?是封建宗族势力的复辟，是封建家长制死灰复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地方修宗谱，办宗亲会，地方党政机关基本持否定态度。如果有gcd员、革命干部参加，尽量要让他们退出来，不要参与这些事。为什么呢?因为认为这是封建宗法制，封建残余，威胁党的领导，威胁政府权威，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看法。就是说，对宗族、家族、亲属群体，我们从来将它看成反动消极的因素，从来没有把他们看成正面的因素。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
我记得我上次到江西婺源参观，很有感触。婺源是老徽州的地盘。当地农村的老建筑，风格各异，设计统一，有规划，有环保。在我看来，比我们现在很多新农村建设都高好几个档次。那么大家会说，中国古代没有村委会、党支部，又没有市政局、规划局、环保局，为什么它能搞得这么好呢?我要说，那就是因为当时有宗族组织，有乡党组织，他们起很多作用。这就是说，家族组织在地方起了很多国家政府不能起的作用。而今天，我们却把它当成一种危险的因素绝对排斥了。你看，江西婺源农村的老房子，都有统一的布局和朝向安排，让你朝东就朝东，让你朝南就朝南;不能过于自作主张，说自己的房子一定要坐北朝南，像皇帝的房子一样，面南而治。家族和村落的规划就不允许，家族族长和乡绅的权威是很大的，家族组织机构很有控制力的。但我们到现在的各地农村去看，发现有些房子相距不超过五厘米，他坚决不能连在一起，不能共山墙，而且一定要朝着一个方向。即使造成重大的土地浪费，资源浪费，造成外观凌乱，也在所不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政府管不到那儿去，而我们家族地方的自治组织完全瓦解，而党支部村委会又没有足够的权威控制。当然这是一些小事情，还有很多大事情。
我们还知道，中国古代家族在救济、在互助、在调解纠纷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比如说苏州，我们知道，宋代名臣范仲淹，他的家乡是苏州。他在苏州搞了个范氏义庄，就是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些良田，然后把这些良田作为范氏宗族的集体财产，成了这个宗族法人的集体财产，象今天成立一个基金会。这笔财产的收益主要用来救济孤儿寡妇，支持读书人，和帮助穷困老人等等。这一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情况。而在我们今天，如果有这样的宗族组织活动，我们政府首先会考虑到，你这是在分割党和政府的权威，你是在威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是我们现在的基本看法。所以，我们现在立法方面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尽量否认家庭的秩序自治作用，否认家族和亲属团体的社会组织作用，过分干涉家庭内部家务，这是我们立法的一个主要倾向。这个问题没有更多时间讲，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再找时间单独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立法方面的第三个误区，我总结为这样一句话，就是在我们的立法中，对亲情伦理或者伦理亲情非常否定。我们的立法，我们的党和政府，非常害怕伦理亲情，总觉得伦理亲情会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党和政府的权威。我们的总希望全国人民，“亲不亲，阶级分”，希望人民爱阶级兄弟姐妹胜过爱自己的血缘兄弟姐妹，希望我们“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笑声)。我小时候，老是在这种教育里面，老是感觉到有些怀疑(停顿)：我到底是谁生的?(笑声)我觉得，我应该是党和领袖生的啊(笑声)。那时候，整天躺在床上看着毛主席的像，越看越觉得毛主席和蔼可亲，然后觉得这辈子要是能见他一面，死而无憾;反过来对父母、对兄弟姐妹的情感很淡漠。那时候就感觉，家里只是个生存吃饭的地方。长期在受那种教育影响下，有时会产生这样一种很怪的想法：我要在家里面发现一个反动分子，我要是发现我父亲或者我母亲给敌人发电报，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举报他，争取立大功。这种想法，现在看来，何等的荒唐，何等的愚昧可笑!就是说，我们在长期的极左熏陶下，已经变成了国家的一个恐怖政治工具，变成了一个国家动物。
我记得大约在1969年，我们老家那个县城里面，发生了红卫兵两派武斗。这边拿着机枪往那边打，那边拉着大炮往这边轰(笑)。大家觉得好笑，那会儿哪有大炮啊?那是我们那儿工厂的工人们自己临时制造的土大炮。他们用抽水机的管子，把管子的一端堵死，在在这边挖上一个窟窿，然后把炸药包好以后塞到管子里面去，点上导火线，打出去还能打很远(笑)。那时我到现场去看了，爬在地沟里。当时我也不太害怕。可交战的时候，我看一个场面，现在想起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场面。有机枪的这边用机枪打过去，这边有一个父亲在机枪跟前，看到有大炮的那边自己儿子倒下了。当父亲的当场就没有心思再打仗了。就绕道从后方跑过去，把敌方那边的儿子背起来往县医院跑。当时儿子已经晕过去了，当他醒来第一个动作就是拿起地上的棍子往他父亲脑袋上敲几下，把他父亲敲晕，又跑回战场去了。这个事情，当时很多人在现场亲眼所见，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儿子很伟大很革命(笑)。但是现在想起来，这是人类的悲剧，是荒唐透顶的悲剧。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党，这个社会主义，要把主义彻底要贯彻下去，这是最正常的。就是说，最后要达到让大多数人六亲不认、只认阶级的境地。
这样一种主张从哪里来的呢?在外国往上可以追溯到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国往上就追溯我们传统的法家思想。法家是一种彻底反对伦理亲情的学派，是一个彻底的国家主义派，彻底的反亲情派。法家认为国家是应该这样治理的：“夫妻交友不能相为盖恶弃非”，“民人不能相为隐”。任何人都应该以国家利益为最高标准，即使亲人有犯罪行为，应该赶快向国家举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立法还存在的误区。我们今天无论是民法、刑法，还是物权法、婚姻法、继承法，基本上是在这样一种伦理(观念)下建立起来的。
(三)
下面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大的方面。我说中国的近现代立法违背中国的传统伦理，导致人民不好接受，我们能否找一些简单的事例来跟大家举证说明?
那么我们下面就从婚姻法、继承法、财产法、刑法、诉讼法这样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方面是婚姻法方面。我们的婚姻法违反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地方有很多。也许大家听到我这样说，就会说我保守，但请听我把道理说完了，再来评判我是否保守。大家看到我在幻灯片上把“通奸不为罪”列出来了，就觉得很惊讶：是不是应该制订通奸罪啊?我的意见就是应该制订通奸罪条款，等会儿再说。(笑) 先说婚姻法。中国的婚姻法首先取消了婚约制度，这是违反民族伦理的。现在西方世界很多国家还有婚约制度，比如日本、韩国、泰国，包括我们的台湾地区。当然也有些国家和地区正酝酿着取消婚约制度，但一直没有取消。这个婚约制度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把结婚之前的某些联络活动视为意向性的合同，或者是合同的准备阶段。法律把这个合同看成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这就是婚约，是关于婚姻的预备契约。如果有一方违反了这个契约，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无过错的一方就能因此得到某种补偿。这样一种制度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很强调的，包括国民党时代。但是在我们今天，彻底取消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见，农村的父母们常常给儿子定个几岁的小媳妇儿，就称呼为“未婚妻”。但现在说“未婚妻”，你都会觉得很奇怪。还没结婚，竟然可以称为“妻”。现在结了婚才是妻，甚至同居了多年也不称为“妻”。古代是碰都没有碰一下，甚至看都没有看一眼，就称为“妻”。只要在法律上通过婚约预订了，就可以称为“妻”。
这个婚约制度，它到底起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它起着对婚姻的稳定性或者执行效力的保障作用。它保障的是你将来履行这个合同。如果不履行，你就要为你的违约行为承担一定的民事法律责任。那么大家会问，这是不是封建家长制，是不是封建包办婚姻啊?不是。如果是当事人自己拟订的婚约，就毫不涉及人权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取消婚约制度了。取消了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方不负责任，比如说一个同班女同学，我给她花了很多钱，我以为我和她的关系已经巩固稳定了，接下来应该履行下一步，就是结婚。但是她有一天突然间说“我不干了”，我们分手吧，我就拿她没有任何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承认婚约，婚约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你送了她50万元的东西，你想要回来，那是可以的，道理上是可以的，因为这是赠与。但在法律上就不行。如果女方说她没有花你这么多钱，而你又没有证据，这样你去法院控告，法院可以不受理，因为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你过去的感情投入、资金投入，就打了水漂。因此，婚约制度的取消，实际上侵害了很多当事人的权利，败坏了一部分社会风气，使婚姻的稳定性或者婚姻里的诚实信用原则遭受了重大的破坏，而却鼓励了很多不负责任，投机取巧，坑蒙拐骗，还有鼓励了三心二意，朝秦暮楚的人(笑)。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规定婚约制度，规定先行违约的一方向无过错的对方作一定的民事赔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另一个问题是，现在婚姻法规定，结婚只须登记，不主张任何仪式。而在西方很多国家，包括东方很多国家，都主张登记和仪式并存。大家也许会说，仪式是封建的。其实不一定。我们知道，在结婚时要搞一个仪式，并不一定是为了花更多的钱，不仅仅是为了讲排场，也不一定是为了封建家长在那里行使权威，而是(因为)这个仪式本身有一个重大含义。怎么解释这个含义呢?我们打个比方吧。大家看，在中英、中葡签订关于港澳回归的协议的时候，现场有很多各国政界要人拿着酒杯，满面笑容地在那里碰杯。邀请这么多嘉宾并且全世界转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以让很多人一起见证，做这个契约的见证人。一旦这个契约有很多见证人，这个契约的履行就有了很多保障，就不容易翻脸不认。如果结婚纯粹成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私事，你们关起门悄悄的办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婚姻要反悔，要破坏，要不负责任，是易如反掌的。那么这样来讲，社会的动荡、不安的因素，违背道德、伦理的因素出现的几率就会更高，而没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权利受损害的机会就更多，受损更容易。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现在离婚率这么高――现在中国离婚率在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里几乎是最高的，甚至超过了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国家。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中国实行婚姻的片面登记制度，助长这种婚姻轻率破裂的风气。我们看台湾的民法这样规定：结婚应该有正式仪式及二人以上证婚人。它就没有说一定要登记。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一些规模宏大的结婚典礼，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简单来就是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三亲六戚、亲朋好友、同学老师全部参加进来，作为你们双方婚姻契约的见证人。将来你们要是想反悔、想离婚，就会面对对方的一个庞大的亲属团、亲友团，这个团可能多达几百人上千人。你们要是想分手，你就要找个说法让他们同意或默认，那就非常艰难(笑)。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将来要是想要婚姻变得快一点，你最好悄悄结婚(笑);你要是想使离婚变得不方便的话，就搞一个大型的仪式。法律规定必须有仪式，也不一定是要你搞大规模的排场，铺张浪费，你可以搞一个简单的仪式，三五人参加，就像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结婚，只有有一个仪式，总共就四五个人参加的小仪式。我们只要适当强调一下仪式，这可以就消除导致婚姻易变易散伙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有利于保障婚姻中没有过错一方的权利。
下一个问题，我们的婚姻法在离婚这个问题上，至今还在奉行感情至上主义。在一个从来就没有在婚姻中崇尚过感情的国度，要以感情破裂为解除婚姻的唯一理由，这是不好操作的。中国古代就是实行有责主义;在西方国家，在台湾的婚姻法中，基本主张过错离婚主义，或者叫有责离婚主义。有责离婚主义是很好操作的，比如台湾的民法列出了十种过错，符合一种就可以离婚。我们过分强调感情破裂，正好与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民族过去坚持认为离婚要在有责，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允许。如果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就算你想离婚也不可以离婚;但如果你的婚姻违反伦理，就算你不想离婚国家也要强制你离婚，这就是儒家纲常规定的。那么，中国古代的这些做法就完全是腐朽、封建、反动的吗?也不一定。如果我们把婚姻当作一个合同的话，规定有责主义，实际就是考虑了当事人有没有过错，这是解除婚约或离婚的理由。你有过错我解除合同，这是契约法上的重要理由。我觉得这更有契约精神，更有保护无过错一方民事权益的精神。所以中国古代的制度和西方的制度暗合了，只是我们的立法者因为误解和偏见看不到!
在婚姻法中，还有一些问题，比如中国婚姻法也许是允许结婚范围最广的婚姻法。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的婚姻法与外国婚姻法相比，你可能很惊讶：外国法律对于亲属之间结婚的禁令，非常严格;而我们的婚姻法仅仅只有一条：直系血亲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不能结婚。这条是指共一个祖父的旁系亲属(兄弟姐妹)不得结婚，但也表明共一个曾祖父的旁系亲属(兄弟姐妹)是可以结婚的，是合法的。你想想，共一个曾祖父的兄弟姐妹，竟然可以依法成为夫妻，堂叔和堂侄女可以成为夫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逆伦法制!更为甚者，只规定直系血亲不能结婚，没有规定直系姻亲不能结婚。既然直系姻亲可以结婚，那么就是说法律上讲，就是公公和媳妇、女婿和岳母是可以结婚的。这当然非常违反伦理的，但一个历来讲究伦理的国度的法律却竟然许可这样做!
有这样一个例子，来自楚天都市报。是说一个老先生为他的儿子娶了一个儿媳妇。他儿子去广东打工去了，长期不在家，而这个儿媳妇就乘机和老先生发展了深厚的友谊(笑)。最后发展到要从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变为一种夫妻关系。最后，他的儿子回来，非常的不理解。但这个儿媳妇坚决要和公公结婚，告到法院去，法院还作了调解，作了工作。而报纸上说，儿媳妇只要解除上一个婚姻，下一个将是合法的、正当的，我们都不能干涉。大家想想，这在中国古代就是“内乱”，是十恶不赦的，但今天我们中国法律居然说它是正当、合法的、不可干涉的。这样的婚姻法要让中国老百姓接受，我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善良风俗和心灵的一种残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江苏徐州有一个中年妇女，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上夜班时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才刚出生被遗弃，她就捡回来，带回家当作自己的儿子一般养大了。养大到这个孩子已经二十出头了，儿子竟然爱上自己的养母。养母坚决拒绝这样一种逆伦的婚姻。但这个儿子非常坚持，说全世界的女人他都不喜欢，就喜欢自己母亲一个人。然后，当地的街道居委会出来，看到这个儿子痛苦不堪，就问那养母说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当今这个制度，婚姻自由，婚姻自主，你是正当的，你不用担心流言蜚语，我们会给你当好娘家，我们会跟你撑腰。好了，最后这两个人就由母子关系变成夫妻关系。 这么一个话题是令人民尴尬的话题。不管这两个人之间有没有真情感，这种情感即使我们不能阻止，因为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即使不用谁谁道德败坏这种标准来评判，仅仅就从现在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来看，一个当了十几年母亲一个当了十几年的儿子的这种关系，也绝对不宜变成后来的这种关系――夫妻关系。变成这样一种关系，是对此前多少年的伟大而崇高历史的否定，是对伦理的否定，对善良风俗的否定。西方国家早就有这样的禁止规定，台湾民法也规定养父母子女之间，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即使收养关系、监护关系解除后，也不得结婚。面对这样一种逆伦的情形，我们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法律却把它当作是正当的正常的。这样一种法律，要获得我们百姓内心深处的认同，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条，通奸。我们以妇联为首的中国妇女保护机构都在推动反对包二奶和通奸的立法，都认为刑法应该规定一个通奸罪，打击那些奸夫淫妇狗男女。广东的公安机关据说现在可以对包二奶采取治安处罚措施了。社会的呼声很高。那么，这个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在中国，关于通奸问题，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开放，比美国和所有西方国家都发达。这个改革在中国应该算是先进的。早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在南京立法院里，为了制定刑法里面要不要保留通奸最这条，讨论了两个星期。立法委员两派展开斗争，一派是所谓的保守派，留着山羊胡子戴着瓜皮帽的这一派;另一派是西洋回来的少壮派，穿着西装打领带这一派。那么这两派，一派主张取消通奸罪，另一派主张保留通奸罪。好，两派斗争的时候，南京报纸上有一篇报道，大标题就是《部分立法委员为争取通奸权而奋斗》(全场笑翻)。事实上当时这部分留洋立法委员失败了。这帮委员要是在我党执政的时期，就不会失败，就会胜利。因为我党，在上个世纪，包括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实现了取消通奸罪。到今天，台湾还有通奸罪，日本还有通奸罪，美国还有通奸罪，法国还有通奸罪，整个西方都还有通奸罪，就我们没有。我们今天在这方面，走在了全世界的前面。我们领导着时代新潮流。 也许大家会问我，取消通奸罪还是保留通奸罪，到底好处坏处在哪里(全场纷纷窃窃私语)?你们都认为取消通奸罪很好，是吧(再次轰动„„)? 不怕你们说我是保守党，我认为取消通奸罪，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后果是非常危险的。表面上看来，通奸罪法条好像是保障某种封建的权利，某种腐朽的东西，好像只是在保障男人的利益。但事实绝非如此。人家西方法律为什么要保留呢?他们是从人权考虑的。通奸罪的取消，有三大危害。如果配偶双方有一方在通奸，另一方无辜。在通奸无罪的情况下，无辜或无过错的一方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忍气吞声。法律没有禁止，我也没办法;我不说什么，说了也没有用。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你们这对狗男女在那里乱搞，暗自流泪便是。这是第一条路。这条路好不好，不好。忍气吞声，损害你的利益，违反你的良知，我还没办法出这口恶气。第二条路，离婚。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也不想忍受你，我不跟你过了。这条路增加了社会的离婚率，增加社会动荡，危害和谐社会。这是第二条。还有第三条，你搞我也搞，我也在外面找一个。没有通奸罪，结果造成这三条，每一条都有害社会，损害无过错一方的权利，鼓励道德败坏。看到这种情形，大家也许会想，要是有通奸罪就好了。有通奸罪，没有过错的一方就有很多条好路可以走。第一条，我可以告你，你这事我知道，如果我告你的话，你可以坐几年以上的牢。我只要有证据，我就可以到法院告。你要不要坐牢，就在我手里攥着。我叫你坐牢就坐牢。第二条，我要不叫你坐牢呢，你就要对我感恩戴德，向我俯首帖耳。这样的话没有过错的这一方，在法院里就有很多保障权益的机会了，这也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了(笑)。第三条，通奸罪一般是亲告罪，受害人亲告乃论。也不必担心国家滥用追诉权，干涉家务事。所以大家应该看看是不是应该恢复通奸罪啊?所以很多事情，不是简单地贴上一个“封建”或“反动”标签就能了了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第二个方面，继承法和收养法方面。中国的立法在这个方面也有严重地违反传统伦理的情况，我们很少去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人的遗产会经过两种方式传给别人，一种是遗嘱继承，一种是无遗嘱继承。遗嘱继承广义上讲包括遗赠。一个人如果没有遗嘱，其遗产就由法定继承人继承。另一种可能，如果某些时候，我留下遗嘱，把我的所有财产赠给不是我的法定继承人的人，一个跟我完全没有丝毫血缘关系亦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这种遗赠，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律里面，没有任何限制。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人的财产，一百万一千万十个亿一百亿也好，都可以全部遗赠给一个不是自己亲属或法定继承人的任何人，而国家法律对赠与权没有任何限制。这种情形，是西方国家的法律所不允许的。那么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造成的结果很可怕。我从前开讲座讲过杭州的那位小保姆继承百万遗产事件。杭州的一位姑娘给一位老先生做了吧八个月的保姆，后来不想干了，老先生帮她找了个工作。找了工作之后还回来住在老先生家里面。后来老先生去世的时候立下遗嘱，把自己的百万遗产赠给这个小保姆。这个小保姆呢，就在办遗产过户的时候，老先生的两个女儿知道了，出来主张权利，说我们是亲生女儿，这个遗产应该交给我。事实上，这两个女儿没有什么明显违反道德的地方，没有任何法定过错，只是上班远照顾父亲不便而已。这个事情经过法院的一审二审，判决结果是老先生的全部遗产都给了小保姆，两个女儿一分钱都没得到。
大家想一想，依照法律规定，一个人的继承权，什么情况下可以被剥夺啊?只有继承人虐待遗弃被继承人，伪造或变造遗嘱，杀害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只有在这样的严重情况出现的时候，才可以被剥夺对死者的财产继承权。就是说，在没有出现这些法定情况的时候就不能剥夺。但是，在杭州的这个案子里，由于法律没有在这方面没有作一个明确的限制，所以实际上就成了老先生一纸遗嘱，无端剥夺两个无法定过错的女儿的全部继承权。这显然就违反了中国伦理。因为中国的传统伦理认为，财产从上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天经地义。下一辈得到上一辈的遗产，绝对没有任何前提。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由血缘造成的无法改变的。但在这个杭州的案子里，有媒体这样报道说，这里体现了一种社会主义新风尚，因为小保姆在老先生家里有了贡献，她承担了很多应该由儿女承担的责任，所以得到这些遗产是正当的。又说那两个女儿对父亲虽然没有虐待没有遗弃，但她在外面回来很少，一个月才回来一两次，履行义务还不足够。大家想一想，这种逻辑推理在法律上能成立吗?在中国，不只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一样，从来遗产的继承，都不以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付出很相等的赡养劳动作为条件，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履行很多的义务，并没有说我要履行价值一百万的义务才能得到一百万作为报酬。就因为有血缘，所以天经地义要继承遗产。无限制地通过遗嘱把家产流向族外，是违反民族伦理的。
在这一问题上，西方法律比我们想得周到。西方法律有“特留份”的规定，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假如一个作父亲的要把财产遗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如果配偶、子女或兄弟姐妹还在，法律规定这个父亲要留下全部财产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留给法定继承人，实行法定继承。余下的部分，才能遗赠给别人。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就是说，遗赠必须考虑伦理亲情，不能无视伦理亲情，不能无视传统习惯。法律上关于遗赠权利的这些限制，实际上就是说哪怕你不喜欢你的子女、兄弟姐妹，你也不能擅自通过遗嘱完全剥夺他的继承权。
有一次我在法学院举办的一个学术沙龙里就杭州小保姆事件作了一个发言。当我说财产在家族内部根据血缘伦理、根据亲情自上而下传承是中外共同伦理的时候，学民法学的老师同学就当堂猛烈批判我是封建主义，是封建阴魂不散。在座的各位想一想，假设你是杭州那位老先生的儿女，你给老父亲找了一个小保姆;她在你家干了8个月，就把你家一百万财产拿走，还要你对着电视台记者说我要赞成这种社会主义的新风尚，你能说得出来吗?你可能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决不让我爹找这个保姆，要找也要找个男的(笑)。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法律规定，严重违反民族伦理，也威胁了对老年人晚年生活正常照顾的机制。
我们再看下一条。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遗产合法继承人的范围，是全世界最小的。你们要不信可以看一下德国民法典，看看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你们会发现他们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都比我们中国更加广泛。我们中国，(法定继承人的)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假如这两个顺序的人都没有怎么办呢，就是财产收归国库。所以我们的财产收归国库的可能性是全世界最大的。这跟中国传统伦理，跟中华民族的传统绝对背道而驰。我们中国继承法，在关于遗赠这一条文中说，国家鼓励公民以遗嘱把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其他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你把遗产第一赠给国家，其次赠给集体，最后给个人。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立法在很多情况下的考虑就是，尽可能把个人的财产国有化。这就是我们立法的一种内在精神。这种精神的立法，你叫我们要心甘情愿接受，这是很困难的。
我们再以收养法为例，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收养需要符合规定：单身男性收养女性，年龄相差要大于45岁;单身女性收养男性，年龄相差至少要20岁(具体规定记不准)。这就是我们国家收养法所要强调的，就是要防止你通过收养找一个老公或者老婆。但中国古代收养有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宗族里面的宗嗣收养，就是说在本家族内部的收养，在年龄上可以尽量放宽。比如说，有一个男人没有后代，就跟他哥哥商量，把侄儿过继过来当儿子。侄儿可能只比他小一两岁，但从宗法伦理上讲的确可以作下一代。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正常的。但这在中国今天收养法看来是不合法的。更不用说我们现在中国的收养法还有种种苛刻限制，比如自己有子女的不得收养等等。这都违背了我们民族的传统。
第三个方面是财产法。在财产法里面，族产的取消，家产的缩小了，夫妻的财产制过分超前了，还有未成年人的财产权过分强调了。总而言之，我们比西方更超前。还有公有财产高于私有财产，典卖制的取消„„，这些都没有时间说了。简单说，中国之所以物权法那么艰难，到了现在才出来;而且我们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很不满意，原因就是我们过分地移植抄袭西方的东西，很少真正认真考虑中国的国情，既不正视中国的传统伦理的遗存，又不认真考虑当代中国的真正现状。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讲。
第四个方面是刑法方面。我国刑法违背民族伦理之处很多，有很多需要讨论的。第一条，亲属之间互相伤害，亦即对亲属的犯罪行为，如何处理?这在古代中国、古代外国和近现代外国，都有一致的规定，就是亲属之间互相伤害应该加重罪责。但我们今天中国的法律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特别规定。这就把亲属之间的关系完全看作平常人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把亲属之间的特殊伦理和特殊责任消除了。这样的价值取向，也是违反传统的。具体来说，我曾经写过一篇3万多字的文章，发表在1997年第三期的《法学研究》上，专讲这个问题。今天没有时间，不说了。
第二条是“亲属容隐”的问题。我们刑法规定，如果包庇自己的犯罪亲属，或为亲属作伪证，或者帮助脱逃，这就构成包庇罪、窝藏罪、伪证罪、帮助脱逃罪等等，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结果常常是，一个人犯罪，一大群亲属都要受到惩罚。这种情形，在中国古代是国家法律要刻意避免的，这就是“亲属容隐”制度。在现在很多国家刑法都有亲属容隐的规定，台湾的刑法也有。他们都规定，近亲属之间即使有窝藏、包庇、销赃、伪证、变造证据等有利于犯罪亲属的行为，都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这就是中国古代提倡的“亲亲相隐”。今天我要说包庇藏匿自己的犯罪亲属的人可以减轻惩罚，有同学肯定要说这是违反社会潮流。但是我请大家主意，那不是社会潮流，那是国家权力滥用。古今真正的社会潮流，就是顺应大多数人的人情，就是不要强人所难，就是保护大家的基本人情，基本伦理，保护人的亲情本性，这实际上也就是保护基本人权。我看过当代很多国家的刑法典，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主张亲亲相隐，主张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主张近亲属有包庇藏匿行为可以减轻处罚。只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取消亲亲相隐，主张任何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主张近亲属也应该举报犯罪。这几个国家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社会主义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这四个伟大的国家。大家想想，这是怎么样的一种伦理导向，要让人民爱国家、爱政治，胜过爱亲属。我注意到，在前苏联，在gcd领导的时候，是主张亲亲不得相隐，主张近亲之间有告发的义务，必须要告发反革命;但从苏联刑法变成俄罗斯刑法的时候，马上把这条取消了，变成了亲亲可以相隐。我很怕去参观“严打”的宣传展览。罪犯的照片，全部在墙上贴着。某某重案罪犯，某某重大案件是如何侦破的，如何判决重刑的。在一个重罪犯大照片的后面，常常贴着罪犯的父亲、母亲、弟弟、弟媳、妹妹、妹夫、表叔、同学，后面还有十几个这样亲近的人的照片，都是包庇犯、藏匿犯、伪证犯、窝藏犯。你把这整个介绍看下去，就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种一人有罪、株连亲属的作法。一般来说，每个人在包庇藏匿犯罪的近亲属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国家法律怎样规定，党的需要怎么样，组织的需要怎么样，政府要我们怎么样;他心里只想着不愿自己的亲属马上受国家制裁。亲不亲，血缘分。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人的天性。你要追究我的天性，制裁我的天性，你就是逆天。所以中国的刑法刑诉法在这个方面的规定，可以说是逆天。
第三条，关于高龄老人犯罪宽大处理的制度。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刑法规定，七十岁以上十岁以下，或者八十以上七岁以下，这老少两种人犯罪，应该减轻或免除处罚。但我们今天的刑法，只规定十四岁以下的人犯罪，免除处罚;十八岁以下的犯罪不处死刑。但上面的人，就是老人，就不作特殊规定了。所以，我们就会出现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情况。还有解放军驾着机枪，显示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何等的强大。不过，每当你看到这种情形，就会内心感到有一种无比的凄凉，感到一种道德沦丧的凄凉，而不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壮大的一种胜利感。
最后一个方面是诉讼法方面。我们诉讼法也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说过，从诉讼法角度来讲，近亲属之间有没有拒绝作证权;从刑罚来讲，包庇藏匿作伪证要不要减轻处罚。这是同一个问题，一个在诉讼法领域，一个在刑法领域。现在就不说了。另一个问题是近亲属之间的诉权限制问题。根据我国今天的诉讼法，近亲属之间诉权无任何限制，这是违反传统的。家庭好歹要看成一个法人;法人内部的事务，成员之间是不得提起诉讼的。还有刑法执行中的亲情程序统统被取消了，如存留养亲、存留承祀、亲故辞决、亲属监督社区行刑等等，许多充满伦理亲情的刑事司法程序都取消了。
我这里特别讲一下亲属独立上诉权的问题。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近亲属有独立上诉权;中国古代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简单说，就是，一个被告人如果在法庭上没有提出上诉，而在一边旁听的亲属觉得判决不公，就可以单独提出上诉。这在汉魏时代叫“家人乞鞫”，在外国叫“亲属独立上诉”。这样的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大着呢。如果你的亲人在司法机关受到非人待遇，受到法官或检察官的威胁，他不敢提出上诉;作为亲属，你看着不合法不公平，就独立提出上诉，不管作被告的亲属同意不同意。这种规定，即有利于防止冤假错案，又有利于照顾人们的伦理亲情――-因为爱亲属是人类的最大天性，法律必须为这种正当的爱开方便之门。
(四)
最后，我们来反省一下中国法制西化中的这些误区的根源。中国近代法制西化，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不管我们感情上怎么样，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中国既然已经接受了西方式的物质文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商业文明、市场经济，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跟它难舍难分了，我们当然就要接受西方式的法律制度，甚至要接受西方式的法律观念。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我是赞成法制西化的。但是，我不赞成象中国过去这一百六十多年特别是新中国这五十多年这样的所谓西化。这样的西方化，实际上不是西方化，而是苏维埃化，是红色恐怖化，是鲁莽灭裂，蛮横无知，是刻意败坏中西传统伦理的共同价值，刻意败坏中西法律文化在顺应人性人情方面的数千年成就。我们上面举的很多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的误区或盲点，为什么产生，根本原因何在?我以为有四点原因：
第一是立法主事者们过于急的切救亡图存、后来居上的功利价值取向。在近现代中国，最严重而紧迫的时代任务是什么?是救亡图存，还是民主启蒙?有时人们以主张前者为主，有时人们以主张后者为主。有的人终身呼吁救亡，有的人终身呼吁启蒙。在近现代中国，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们更多主张救亡至上，立法者更多是认为救亡图存大于一切。在野知识分子更多主张民主启蒙重要，但往往一到民族危急关头就理不直气不壮。更加理直气壮的往往是救亡压倒启蒙派。直到今天我们还特别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是吧?稳定压倒一切，常常就可以理解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作出牺牲，家庭必须为民族和国家让路。人性人情人权的强调，伦理亲情的使用，有时认为影响国家的政令实施和法律秩序，也就是影响国家的救亡图存大目标，所以一定要刻意压抑。所以，救亡图存压倒民主启蒙。好，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立法者对西方法制文明的真谛并不懂。我们近现代参与立法的许多人对西方法制文明真谛并不懂，上到沈家本，伍廷芳这些人，下到我们今天的很多参与立法人，特别是红色中国以来的立法者们，对西方的很多民主法治的含义一知半解。他们以为他们学来的是西方的好东西，是西方的文化通过苏联革命后批判改造得更好了的东西，以为就是正当合理的东西，以为就是包涵了西方文明精髓的的东西，其实刚好弄反了，南辕北辙了，拷贝走样了，歪曲变调了，偷梁换柱了。他们把许多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西伦理暗合的东西，统统当成糟粕抛掉了。他们还把那个西方法制中坏的东西，把中国传统法制中的坏东西，比如极端国家集权主义(纳粹主义)、“作内政而寄军令”等等，拿出来当作是新奇的、革命的东西。把腐朽当神奇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人类法制文明有很多内在共性，很多参与立法的人完全不懂。当然，你说他不懂，他说那么我叫你去立法，看你搞出什么好样儿的法制来?我只好说，我也不很懂，懂得很少。但是我主张谨慎对待传统、抱审慎的同情区理解传统，而不是简单一通骂街式的否定。中西法制，古今法制，人类社会不管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制度，不管是中国法律文化、印度法律文化、阿拉伯法律文化、希腊罗马法律文化，还有其他法律文化，其实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和解决思路，是暗合的，是不谋而合的。那么这个暗合的东西，可能是法制里的主体成分，相互不同的东西往往是次要成分。如果我们一直只讲这个不同，那个不同，就会无视或忽视暗合成分。
第四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立法者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内在精神也不懂。我们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常常误解了，我们以为中华民族的伦理，中华民族的传统法制，传统法律原则等等，都是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服务的，都是坏的。只要一提到中国传统伦理，就认为是“三座大山”，就认为是“四大绳索”(皇权、神权、族权、夫权)，就认为“五毒俱全”。只要是儒家提倡做的，都是坏的;所以我们过去要“砸烂孔家店”，要“破四旧”。说到“破四旧”啊，我就感到非常痛心。我在家里就参加过“破四旧”。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把我家里的旧书，拿出来整整堆两堆烧掉。现在想起来那些旧书里也有很多是医书，是我外祖父留下的医书都给烧掉了。我参加过“破四旧”烧书历史文物的活动，就是烧那个佛像。在村里的操场上，烧三天也没烧完。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的做法，是一种义和团的做法，是一种塔利班的做法(笑声)。 我们当时那种做法跟义和团、塔利班是一样的。你看塔利班毁灭那个巴米扬大佛，塔利班现在还不让女同志“露脸”，还把足球、电视机之类当作邪恶的东西埋到土里面去，多么恐怖。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尽管做法上比他们先进一点，但是我们的一些观念和塔利班的水平差不多。 我们很多人，激烈地反传统，其实不懂传统制度或原则的真谛。比如说吧，我们刚才讲的“亲亲相隐”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这个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宗法制度的遗毒，是传统中国法制中的反动的腐朽的东西。但是，你要反复思考一下，从古人的出发点反复思索一下，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亲亲相隐”是很先进的，是很民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是说，中国古代法制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跟西方法制是暗合的。双方有个共同的想法，这个想法就在于(停顿)国家和社会组织有某种平等地位。国家是一个团体，亲属圈也是一个团体。每一个人生来一定要参加两个团体：一出生就参加了亲属团体，然后才参加了国家团体。每一个人在这两个团体之间是有矛盾的，是吧?我要喜欢、保护家庭和亲属，就可能对国家尽不了很大的义务，就可能影响国家的某些秩序;我太喜欢国家了，又对家庭尽不了很大的义务，可能影响亲属间的伦理情感。古人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要当忠臣，当特别的忠臣，就不好成为孝子;要当特别的孝子，就不好成为忠臣。那么，在这中间。，就有一种非常具体的尴尬情形：如果你父亲犯罪逃回来了，你的兄弟在外边犯罪逃回来了，你要想当国家忠臣，你就应该告他们，把他扭送出去;你要想当孝子，你就应该把他藏起来。 那么中国古时的法律，早考虑好了这个问题。就是考虑，最后作出了制度选择，第一个就是不要强人所难。每一个人爱自己的亲属是天然感情，是不用经过教育的天然感情。而每一个人爱国家、爱政府、爱皇帝、爱主席、爱党和总书记，那是后天的。我们不要用后天的东西去抵消先天的东西;不强人所难，不强迫人做他情感上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是重视最基本的人权――良心自由权。这是一个考虑。另一个考虑我们是说，国家是一个团体，亲属是一个团体，我要尊重亲属团体的自治权，亲属团体在某些问题上可以有自治。(比如说)一个亲属，在国家犯罪逃回家来，相当于一个人在日本犯罪，他在日本谋杀天皇，然后逃回中国。好，那么这样出现一个问题，现在日本要求中国：你把这个人引渡给我审判，我要在日本审判你这个中国公民。好，中国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公民，按照国际法的引渡原则：本国人民不引渡。是不是这样的? 家庭和国家其实也有部分这样的关系。在国家犯罪逃回家庭这个圈里面来，只有我们自己亲人知道，国家还不知道人在那儿的时候，如果国家要求你将这个犯人引渡回去呢?亲属们该怎么办?我们是法律上承认亲属圈有拒绝引渡权，还是规定亲属圈必须引渡罪犯?关于这个，全世界(除几个国家外)几乎一致规定，亲属圈、家庭甚至家族，甚至曾经有亲密关系的人们，都有拒绝引渡权。这实际是对亲属团体自治、亲属自治的一种重大尊重，实际上也就是从最底层开始尊重民主，尊重自治，尊重自由，尊重人权。所以中国古代很多东西，表面上看来非常反动腐朽，实际上无意中有这样一种人类最最前沿的考虑，但是我们现在好多人不知道。因为当我们抱着红卫兵、义和团、塔利班式的革命激情的时候，就不会冷静考虑这东西了。因为整天起来这个要打那个要烧，就来不及考虑。
中国法制近现代化，向西方学习法制，一百六十年多年了，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现在一百六十多年。这一百六十多年，我认为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我最后总结一句话，中国法律西方化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西方化，怎样弘扬人类法律文明的共同精华。我们要按照全人类的共同伦理，按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按照中华民族现在还能够接受的东西，对法制西化的历史和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反省，把误区纠正过来。要让更加理性的民主的法制，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壤里面生根开花结果，不要刻意搞一个外来异己的新法制，也不要刻意搞一个传统复活的法制。不要过于强调法制的革命，革命的效果从来不是很好的。西方法制象一个器官移植在我们身上，现在整天排异反应很强，我们不要让这样一个过程进行下去。我们既要改良中国的所谓西化的制度，使其成为合乎中西共同伦理的制度;也要尽力改良中国的社会土壤。这就是我的想法。中华民族的法制，应该更多地合乎民族的伦理，要不然在中国的根子扎不稳。如果法制没有民族的土壤根基，那么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要天天起来搞普法运动，一五普法不够，二五;二五普法不够，三五;现在是五五普法，普了五五二十五年，我们当代中国法制在老百姓心中扎多少根、开多少花、结了多少果啊，我想在座的同学比我更清楚!
我们要全面反省中国一百六十年的法制西化或近现代化的严重教训，这也是我们法科学生最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最后的话。暂时讨论到这里，谢谢各位!(热烈的掌声) 法学院团委学生会学术部整理
经范忠信教授审阅删定 2007年10月16日
第二篇：竞聘上岗演讲稿-竞聘上岗演讲稿范
文
竞聘上岗演讲稿范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好!
首先感谢组织上给我这样一次机会参加竞争上岗。对我个人来讲，我想这不仅是一次竞争，更是一次对自己的检验、学习和锻炼。下面我就把自己竞争办公室主任的一些想法，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
从部队退伍后，市总工会是我唯一的工作单位，在座的各位也是最亲密的同事、朋友。在工会工作的24年中，各位领导和同志们给了我莫大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从一个对工会工作一无所知的
青年，到现在成长为领导一个部室的中层干部。我深深地感到，个人的每一点成长、进步，都得益于工会机关的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体现了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厚爱和关心。在总工会这个大家庭里工作，感觉踏实，也很温暖。是对工会这个大家庭的热爱，激发了我竞争办公室的勇气;是因为有了你们——在座各位的支持，才树立了我竞争办公室主任的信心。特别是现在的总工会，政通人和、心齐气顺。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工作，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没有理由不再拼上几年。竞争办公室主任我有以下优势：
(一)部队生活的锻炼和多年从事机关工作，使我养成了做好办公室工作必备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纪律意识和扎实的工作作风
(二)为人正直、诚实，能善待每一位同志
(三)身体素质好，精力充沛，能吃苦耐劳
(四)在农村、部队受过锻炼，又有较长时间的工会工作经历，特别是接管事业部近四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如果我当选，我将把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铭刻在心，按照“管好自己、带好队伍、搞好服务”的工作思路开展工作，团结带领办公室全体人员，争创一流业绩，树立良好形象，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回报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
一、加强学习。办公室是工会的参谋部、情报部、督导部，是沟通上下，联系左右的枢纽。要发挥好参谋服务协调作用，就得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同时抓好办公室全体人员的学习，以适应办公室工作的要求。
二、开拓创新。形势发展日新月异，如果办公室工作因循守旧，就难以跟上领导的思路和工会工作发展的节奏。因此，必须不断开拓创新。要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改革后勤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在总结以前好的制度的
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条件，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使之更加科学、规范。
三、精心搞好服务。服务是办公室工作的天职，在这方面要团结同志，调动大家积极性，按照“及时、热情、超前、立体”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做到“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事杂而乱为，不以事急而盲为，不以事难而怕为”，尽心尽力地为领导和市总工会的全体同志服好务。
四是廉洁奉公，维护好工会形象。办公室是工会的窗口。办公室主任公道、正派、廉洁与否，直接影响着工会整体形象。公道正派，心无杂念，是做好办公室工作的重要前提。有私心、缺乏公共意识、整体意识就要出问题。为此，我将会按照党纪国法和工会的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慎独，慎微，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工作中，将在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尽最大能力满足领导和同志们的工作需
要，为工会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确保工会各项工作正常、有序、高效运转。
实事求是地讲，在这次竞争上岗中，相信包括我在内的每位同志都对自己的进步充满憧憬。我本人也希望能获得成功，同时我也不断地告诫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和人民，让群众来评判，由组织来选择。我会坚决服从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以更优异的工作成绩，回报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厚爱。
谢谢大家。
竞聘上岗演讲稿范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和支持，给我这次难得的展示自我、认识自我的机遇和锻炼、学习、提高的机会。
我市委办公室举行科级干部竞争
上岗，是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今天，我本着提高自己、锻炼自己的宗旨，站在这里，进行竞争上岗的演讲，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第三篇：爱国的主题演讲稿 爱国的演讲稿范
文
同学们, 我们要勤奋努力,追求上进,让爱国之情在每个人的心中传遍。小编为你分享了爱国的主题演讲稿,希望能够帮到你。爱国的主题演讲稿篇1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以前自己对历史知之甚少,今天老师给我们看了一横老师的演讲视频,一横老师的演讲让我有很深的感受,一横老师表达的这种爱国思想值得所有的有良知的国人学 习和传承。当初我们中国人的领土被日本侵占,还要中国人割地赔钱买回自己的领土!1931年和1937年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被日本杀害了多少人
的生 命!这还只是侵华的开始,日军又对中国华北地区三光政策,企图灭亡全中国!但中国经过八年的抗争终于让日本停战了。但中国却承受了无比巨大的牺牲。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新社会,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里,一直以为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想到日本人曾经给中国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今天,他们又像以前一样来欺负我们了,不过我们的今天已经不再懦弱了,如今的中国已今非昔比,不容许任何人来侵占我们的国家领土!
因为我们现在还小,所以能做的就只有认真读书,读好书,长大了献出一份力,报效祖国,让祖国更强大不让外国欺负我们中国人!一横老师说的对: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中国雄于地球,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保卫国家人人有责,我们要记住一句话:莫忘国耻,努力学习。购买国货,自强不息!爱国的主题演讲稿篇2
各位老师、同学你们好!
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历
朝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祖国,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热爱祖国的山河,热爱民族的历史,关心祖国的命运,在危难之时英勇战斗,为祖国捐躯,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是由于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积极维护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祖国的领土寸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要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创造更加辉煌的民族文化而尽心尽力。
今天,我国已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
加密切,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更需要我们不断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重振雄风,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少年兴则国兴,小年强则国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爱国的主题演讲稿篇3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爱我的祖国》。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丰收的硕果!
每当我凝目国旗的时候,我就会心潮澎湃。豪情满怀。五星红旗,多么鲜艳美丽,使多少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五星红旗,我们为您敬礼。
作为中华民族的接班人,我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国家,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无论何时何地,我都爱着我的祖国!
洒下一颗爱国心,就能收获一片理想。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榜样就像蜡烛在默默地奉献着:天还没亮,勤劳的清洁工就开始装扮我们的家;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唯独只有老师还在房间里忙碌着,为培养祖国的下一代而奉献出自己美丽的青春;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可警察叔叔像钢铁一般站在马路中央,有序的指挥着交通等等。这些默默奉献的蜡烛精神正是我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阿!可是,在我们的校园里,就有出现浪费粮食,浪费资源,不好好学习,成天无所事事,
上课捣蛋,下课疯闹等现象,这难道就是爱国的表现吗?
刘备在《诫子书》中说:“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精心培育的,从妈妈的襁褓中成长,咿咿呀呀的学说话,在无数次摔倒中学会行走,直到孜孜不倦,刻苦读书。但是,有些同学却因为成绩不如别人而自弃,甚至埋怨上天,这难道是上天的错吗?不,就像李白所说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其实只要勤奋努力,每个人都是成功者。就像农民伯伯那样,洒下一分汗水,收获一份果实。
其实上帝派我们来到人世间必定是有所委任的,要让我们懂得奉献,而不在于一昧的索取。
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增添一份绿意;如果,你是一颗星星,就点缀一角天空;如果,你是一棵大树,就洒下一片阴凉;如果,你是一泓清泉,就滋润一方土地。从现在起,我们要为自己定一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我深信只要勤奋努力,坚持不懈,终有一天在你面前会出现一片大海,
而在这片海的那边,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最棒的,加油!经历风雨后等待我们的将是最美的彩虹!
我爱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会让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披上最耀眼的彩虹!
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您,我要把最美的青春献给您,我的母亲,我的祖国!猜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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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范春歌
内容摘要：
《武汉晚报》高级记者，曾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范长江新闻奖”，在中国传媒以独身远行采访著称。
1989年她骑单车纵穿中国西部采访;途经云南、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等5省区的64个县市，全程4076公里，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精神和体力的双重磨难，沿途发回稿件34篇，武汉晚报为其开辟了一个新闻专栏《八千里路云和月》。
1992年7月，她又独身赴西藏采访了林芝、泽当、那曲、日喀则、山南等地区。以后她又进行了 "中国陆疆万里大扫描"的远程采访。范春歌三度涉险走天涯的壮举，在武汉新闻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范春歌业务全面，消息、通讯、特写、述评、现场新闻等各种文体都屡屡获奖。
1994年只身完成“中国陆疆万里大扫瞄”;
1998年赴中国南极长城站考察;
2000年开始只身追访郑和下西洋航线。
008年重返西部采访。
2011年在湖北六处“鸡鸣三省”之地采访。
关键词： 名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范春歌
正文：
2000年7月11日，全国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武汉晚报》高级记者范春歌踏上了重走郑和下西洋之路的征程。3年之后，回到中国的范春歌将探险经历写成了《追寻郑和下西洋——被遗忘的航行》一书，并于最近出版。昨天，携新书来宁的范春歌披露了书中惊人发现：早在十五世纪之前，中国的航海家就绕过了好望角，并绘制了精确的航海图。这比国际公认的1497年，欧洲航海家迪亚士“首次”到达好望角的时间早了将近一个世纪!1肯尼亚有中国人后裔
郑和最远到过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研究郑和的学者们之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郑和船队最远到了东非沿海的木骨都束、竹布、麻林，即现在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一带，也有人认为郑和的足迹还要远。因此，范春歌寻访的足迹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延伸，一直到达南非的好望角。范春歌说，其实，和东南亚一带一样，东非沿岸各国也布满了郑和的遗迹。比如在肯尼亚的帕泰岛上，范春歌寻访到了一个奇怪的种族——法茂人。长得和中国人有几分相像的法茂人把范春歌称为“远方的亲戚”。而“法茂”在当地语言中是“死里逃生”的人的意思，法茂人说，他们的祖先是郑和船队的船员，因为遇到海难事故逃到这个岛上来的。最有意思的是，法茂人对范春歌提到过，他们的祖先最早是在帕泰岛一个叫“上加”的地方登陆，有学者据此考证，“上加”的地名可能与上海有关，因为明初时，上海就已经是个重要的港口商埠了。
神秘地图标出了好望角
在肯尼亚有了重大发现后，范春歌一路向南，在南非，她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她说，1 《被遗忘的航行：追寻郑和下西洋》范春歌东方出版社
2《你是我的糖，甜到忧伤》范春歌新世界出版社
在办签证时，南非驻华大使馆的代办霍杰士先生曾经向她透露，最早到达好望角的航海家应该是中国人，而佐证这一发现的地图有一份复制品就收藏在南非!在南非国会，范春歌终于见到了这张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地图。南非的朋友告诉她，这张海图是1402年由中国人金士衡、李茂初步考订，李荟详细校对，由权近补充朝鲜和日本部分，最后在绢上绘制完成的。这张图上描绘的世界尽头正是好望角!这幅地图绘制完成后，由一名朝鲜使者带回朝鲜，日本侵朝时又被掳掠到日本，目前秘藏在日本一所大学中。南非国民议会的议长在访问日本时，得到了一件复制品。范春歌向记者介绍，这幅海图以大明王朝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至爪哇，北到蒙古。虽然地图把南亚次大陆和中国版图画在了一起，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精确的，无论山川、河流，其方位，走向都和现在的地图十分接近。更为关键的是，它标出了好望角，画出了非洲西海岸，这说明中国人在这幅地图绘制的1402年之前，就已经发现并绕过了好望角!
郑和可能绕过好望角
范春歌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发现意味着世界航海史要重写，中国人又获得了航海史上的一个“世界第一”!但由于郑和船队初航的时间是在1405年，因此第一个绕过好望角的并非郑和，究竟是谁，还有待考证。不过，郑和的庞大船队到过好望角没有，现在还不好确定。因为郑和最远到哪里的问题存在激烈争议，如有学者认为郑和船队曾到过澳大利亚，英国学者孟席斯甚至提出郑和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但范春歌提醒记者注意，没有见过《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地图学家弗拉·毛罗曾提出郑和航海到过好望角的假设。如，毛罗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在注解中提到，1420年，有一条“印度的中国式帆船”横越印度洋，通过迪布角外的男岛、女岛，绕过了好望角。在向西和西南方向连续航行了2000海里，在40天之后又回到迪布角。这艘船正是郑和船队的一艘!
3月30日下午，在北京世纪大厦的中国船级社会议室里，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航海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大洋协会、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联合召开了“郑和下西洋”研讨会。
研讨会有两项内容：一是听取范春歌介绍她于去年7月初至10月初完成的“重走郑和路”第一行程即南亚8国的万里远行。二是与会有关专家发表对“郑和下西洋”以及范春歌“重走郑和路”的观点。
新闻事实
“重走郑和路”是《武汉晚报》资深记者范春歌数年前开始精心策划的一次活动，她将沿着南中国海、印度洋、阿拉伯海追寻郑和率领的那支庞大的中国船队七下西洋的遗踪。这一越洋采访计划得到了武汉晚报社的倾力支持。
整个行程预计跨度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南亚，已于去年7至10月完成。范春歌从郑和当年起航的地方江苏刘家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依次经过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8个国家。经过休息、调整，今年6月范春歌将接着走第二阶段5个国家：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曼、也门和埃及。第三阶段将于明年上半年进行，依次走访非洲的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南非，最后抵达好望角。在完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全部路线后，范春歌最后将踏足欧洲———哥伦布的故乡，虽然郑和当年并没有到达这里，但采访终点放在西方航海家的故乡，是想借此做一次深刻的思索，以探究东西方文明当时未能发生碰撞的原因。
行旅记者的脚步永不停歇
在中国新闻界，范春歌是个很有名气的记者，她曾纵贯中国南北，只身中国陆地边疆万里行，三次赴藏，到达南极考察。在一次一次生命放逐中，她承受着双重压力：不仅要忍受生理的极限，还要完成每天数千字的新闻报道。1998年，《武汉晚报》在全国率先成立第一
23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新闻工作室──“范春歌工作室”。她以记者敏锐的视角，颂扬正义，抨击邪恶，在她身上体现着一个新闻记者的优秀品质。中国第一个记者节这天的CCTV《东方之子》，介绍了这位被新闻界称为“独行侠”的女记者。
在很多人眼里，记者是一个非常风光的职业。范春歌也这样被人羡慕着，何况她身上有诸多的荣誉，诸如范长江新闻奖、中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中国记协理事、省人大代表等等。但对于这个已届不惑的女性，这些都不是她刻意追求的，一次次的生命远行，她是当成一项项事业来做的。据统计，在非军事职业中，矿工是最危险的职业，其次就是记者。在和平时期，记者的危险性会大大降低，但范春歌所做的一次次远行充满着艰辛和危险。“重走郑和路”途经几十个国家，沿途气候多变、语言不通、资料匮乏、护照签证期有限，甚至瘟疫、艾滋病以及频仍的战乱，还有远离祖国只身在外的孤独。其实最大的孤独不在于一个人走，而在于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她。应该说，与前几次远行相比，这次跨洋行动对范春歌是一次全新的挑战。4
长着一双长腿的范春歌，有一句被广为传播的名言：“只要世界上有路，就有上路的;有天职，就有听从召唤的;有死神，就有敢于赴约的。”
“我为什么要„重走郑和路‟?”
一提起郑和，范春歌的话就滔滔不绝。
“在报社策划„重走郑和路‟的选题时，我常常面对世界地图，缅怀这个远离现在600年的中国男儿的英姿。当他长袍飘飘挺立在巨船上、挺立在汹涌的印度洋的波涛上时，后来以航海闻名世界的达伽玛、哥伦布、麦哲伦还未出世。而600年来，我们和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一说起航海史就会唠叨那三个欧洲人的名字。”
“那年，我随中国南极考察记者团赴南极，乘坐探冰船穿过德雷克海峡。那些天，我不断地从地图上辨识这片海域的每一座岛屿的名字，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由最早发现它们的外国人命名，当然没有一个中国名字。就连我们穿过的这条世界著名的大海峡，也是以最早穿越它的一个英国海盗的名字冠名的。”
“哥伦布少年时代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立志长大后要寻找神秘的东方，虽然后来他率领的船队因为方位的问题没有到达东方而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然而世界因为这一发现而改变了方向，也可以说一本游记改变了世界的进程。世界七大文明古迹之一柬埔寨的吴哥窟就是一个法国人拿着一本中国人的游记发现的。我常想，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人拿着自己写的游记来发现它，而总是外国人来探我们的丝绸之路、我们的敦煌?为什么我们从没有到海外去发现金字塔、寻找玛雅文化?我真恨自己晚生了500年!”
“为什么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航海没有带来地理上的发现，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国又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有人说，郑和是一个悲剧，一开始气势磅礴，很辉煌，但最后结局黯淡无光，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如雁过无痕。对于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我们不能仅仅抱着惋惜、遗憾的态度，而要思考：他的得失在哪里?我们从他身上能得到些什么教益?” 2
3 范春歌《我们应有说话的权利》 新浪网百度百科 关于“范春歌”的相关搜索
4 《读者》2011-23期，《亲爱的，我只好先走了》作者范春歌
5 《中外名记者研究》张红云山西出版集团
6 肖峰老师课堂笔记
7《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近当代故事)
8《报馆旧综》，郭汾阳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9《记者心理学》，沈俊法等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10《记者甘苦谈》，李普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韬奋》，穆欣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12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原名《报纸--权利与金钱》
“我是中国读者伸向海外的眼睛”
“有媒体评介说：范春歌将是第一个全程走完当年郑和下西洋路迹的媒体记者。对此，我深感荣幸，也倍感压力，虽然我一个人在走，身后却有我的祖国。我是中国读者伸向海外的眼睛，打量祖先那段沉浮在岁月长河中的历史，一段无与伦比的蓝色文明。”
“80多天的只身追访，我走过了越南的归仁港、柬埔寨的吴哥城、泰国的湄公河、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垅、印度的科钦岛、斯里兰卡的加勒和马尔代夫的马累。而这仅仅是全部行程的三分之一。今年，还有中东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等待我的跋涉。”
“一路走来，我也一路在沉思，在采访中，我一次次被震撼。在泰国清迈，我找到了郑和清朝末年迁徙到这里的一支后裔，他们已基本上不会使用中文，并融入了泰人血统。在印度一个古老的渔岛上，我发现了郑和传过去的中国渔网，这使大海成为当地人的银行。但在郑和登陆的地方，当地人并不知道郑和，我费尽周折找到的纪念碑也不是为郑和所立。在印度南部的卡利卡特一个僻远的小渔村、郑和率领2.7万多人登陆过的海滩，人们好奇地围住我，询问我来自哪里，到这里找谁?他们听了我的回答后诧异地说，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们的身后有一座航海碑，它是为欧洲第一位绕过好望角发现印度的达伽玛而立的。他们不知道，我的祖先登陆这里比他要早近一个世纪!”
“在马六甲，10年前当地的华人从中国福建订制的郑和石像，一直不被允许矗立在公共场合，如今还被弃置在一个长满荒草的停车场里。我们的祖先以和平、贸易的方式传播文明，没有侵占别人的一寸土地，但几百年之后反而不如一个殖民者著名，这让我的心里很不平衡。”
“站在达伽玛的纪念碑前，我感慨手中没有一砖一瓦，不能为我的祖先筑一座丰碑，海风扑打着我被阿拉伯海的阳光灼伤的脸颊，我不知该如何表达一个中国人的心绪，在海鸟翻飞的海滩上，我弯下腰在沙面上用中、英文写下一行文字：„中国—郑和—1405‟，我相信总有一天，世界会读懂它的含义”。
新闻背景
1405年7月11日，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一支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起航，向波涛汹涌的印度洋进发。此后的28年中，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探访了当时的近40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抵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郑和七下西洋，规模浩大，每次出洋船数都超过200艘，最多一次317艘，人数达2.7万之众。最大的船有9桅、12帆，全长142米，全木质结构，吃水量达上万吨，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要造出这样的全木结构大船也非常困难。
1492年，哥伦布驾船远行，去寻找梦想中的东方乐土，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1519年，麦哲伦才开始他的环球航行。但他们的航行，要比郑和晚了大约一个世纪。哥伦布的帆船与郑和的船只相比，简直就是救生艇与泰坦尼克号的差别。
作为中国探索世界、寻求沟通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郑和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笔，成为千古流芳的英雄，至今仍影响着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
在上世纪即将结束时，接连发生了几件与郑和有关的事：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考察郑和航线直达非洲;
英国探险家瓦纳独驾帆船沿郑和航线直抵印度洋;
西方《海之龙》纪录片摄制组来到中国寻访郑和的遗踪;
中国人民海军远洋舰队沿着郑和当年的航线绕过非洲好望角;
中国台湾《经典》杂志社派遣采访小组分赴郑和航线;
在中国北京和台湾省，两位退役海军将领正在共同致力于筹备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大型庆贺活动，参加者将是全球各地的华人……
2000年7月11日，《武汉晚报》著名女记者范春歌独自一人开始了“红金龙之旅———
重走郑和路”的越洋采访。
参考文献：【1】百度百科 关于“范春歌”的相关内容摘要
【2】维基百科 关于“范春歌”的相关内容摘要
【3】南京报业网《女记者发现重要线索：郑和可能绕过好望角》 05年3
月25日
【4】范春歌博客 博联社 《亲爱的南瓜》
【5】《乞力马扎罗的雪》 摘自豆瓣文学作者 黄兰亭
【6】方芳、乔申颖编，《名记者清华演讲录》，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
【7】《名记者论》，文言主编，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3位名记者生平及新闻实践评价)
【8】《中外名记者研究》，郑亚楠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39位生平)
【9】《名记者轶事》，李双建著
【10】《名记者脚印》，于友著
【11】《对面-著名播音员主持人访谈录》，翁佳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12】《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近当代故事)
【13】《报馆旧综》，郭汾阳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中外记者经验谈》，蓝鸿文等编，人大出版社83版
【15】《怎样当新闻记者》，吴锦才著，新华出版社95年版
【16】《记者素质与成名》，姚文华著，新华出版社90年版
【17】《新闻记者入门》，孙世凯，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18】《安岗新闻工作50年》，《经济日报》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19】肖峰老师课堂笔记
【20】《被遗忘的航行，追随郑和下西洋》范春歌东方出版社
【21】《你是我的糖，甜到忧伤》范春歌新世界出版社
第五篇：个人总结 范
个人总结及自我评价
2011，在制造厂全体员工的努力下，顺利完成了本仪器生产任务。作为综合录井仪制造厂的一名员工，我主要从事仪器装配制造中计算机系统及相关技术工作，在领导支持与同事的帮助下，坚持“爱岗敬业，求实进取”的职业道德理念，本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完成了自已的本职工作。通过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基本具备了仪器装配调试维修所需的电气工程专业知识;通过工作实践及向同事请教学习，初步掌握了相关技能。仪器生产制造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计划、材料、装配、质检等多个方面，需要团队良好的沟通协作才能干好干快。我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已做到遵守劳动纪律，严格按操作安全规程施工操作，服从领导及班组长的安排，与同事密切配合协作，不懂的地方认真学习，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解决，解决不了的则及时汇报。对制造工作来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全员质量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工作中，我要求自已要有质量意识，保证自已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质量达到合格标准，不合格的及时整改，消除质量问题隐患，同时做到合理安排时间，优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我也认真参加制造厂的定期安全教育学习，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不违章作业，同时互相监督和纠正不安全行为，作一名合格称职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