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会法工委经济

2023-01-30

第一篇:全国人大会法工委经济

团工委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案例

新开河街团工委下辖16个团支部,其中3个为“两新”组织团支部(2个非公企业团支部、1个公益性组织团支部),共有青年3200余人,其中团员300余人。自以来,新开河街团工委在扎实机关、社区团组织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两新”组织团建工作上,本着“服务大局服务企

业教育青年”的宗旨和思路,探索出了新的工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开河街福音就业服务中心荣获“市级青年文明号”称号,河北针织服装有限公司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并代表**区接待了团市委副书记冯侠的视察。有2名外来务工青年团员连年被评为市、区级“十佳务工青年”,2名团支部书记经团组织推优入党,新发展团员百余名。

一、重科学发展,拓展团建思路

1、依托党建,提供组织保证。街团工委秉承“政治上积极靠拢,工作上认真主动”的工作原则,争取党组织对非公团建工作的重视与支持,以来先后在金达纸业有限公司等三个先进非公党建单位成立了团组织。为了开展流动团员管理搭建有效平台,街团工委决定在福音就业服务中心(来源:公务员在线 http://)这一公益性服务组织中建立团支部,考虑到福音党支部建设扎实成熟,街团工委主动和街党工委领导汇报沟通建团思路,引起党组织的重视。之后,由街工委同福音党支部协调,取得支持,顺利建成了首家公益性组织团支部。

2、把握原则,提供思想保证。新开河街团工委灵活掌握建团政策,把握“成熟一个建立一个”的团建原则,稳扎稳打的按步骤进行。首先同企业主接触,争取他们的认可和支持,这是前提;然后充分深入地了解企业情况和团员青年的整体构成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最后,在各方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再根据不同企业单位的不同情况,建立从团总支到团小组的详细组织结构。

3、加强沟通,提供人员保证。在选用非公团组织负责人时,我们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对于有党组织的企业、充分听取党组织的意见,从入党积极分子或年轻党员中任命;二是对于没有党组织的企业,优先选用在学校中曾担任学生干部的大中专毕业生任支部书记。为“两新”团组织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团干部队伍。

二、重实践效果,创新活动载体

1、营造企业文化氛围。为了倡导企业理念、激发员工热情,我们在河北针织服装有限公司,成立了全市第一个女子民兵连,并进行军训,增强她们的团队意识;在金达纸业有限公司,我们开辟了共青团蔬菜田、开展“扶危助困,回报社会”送温暖到农家活动,营造劳动文化和爱心奉献的氛围;在福音团支部,我们开展送政策到身边活动和“爱心基金”慰问困难户活动,为职工讲解就业政策和劳动法律法规,营造服务文化氛围。此外,还组织务工团员青年到社区参与志愿服务,文艺演出等活动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使更多的青年感受了文化,增强了素质。此外,街团工委每年还向新经济组织团员青年推荐读书目录,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增强团员意识教育和禁毒、青春健康知识等多种教育和培训,组织慰问孤老病残等弱势群体,这些活动让务工青年在团组织的带动下,感受文化,增强素质,提高能力,让自己成长,让企业更强。

2、贴近企业工作实际。街团工委充分理解“两新”组织社会功能,设计活动时处处为对组织发展着想。在金达纸业有限公司开展了“青春在岗位上闪光”的主题实践活动,严格岗位标准和职责,评选优秀岗位能手,促进企业的发展,也让务工青年得到了锻炼和激励;在河北针织服装有限公司开展优秀青工评选活动,按工作业绩突出和政治业绩优良为双标准评选,对特别优秀的青年员工进行评选表彰,激发了务工青年的工作和生活热情,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这些年来,街团工委在街党工委和团区委的指导下,找准了“两新”组织中团组织的定位,积极调动了“两新”组织中广大青年创造力和热情,在企业发展和青年成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篇: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第十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简报第一期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第十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简报第一期

2010年10月30日上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第十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在中南大学新校区中南大讲堂举行。开幕式由研究会副会长漆多俊教授主持,蒋建湘、高文兵、周成奎、谢勇、吴志攀等领导先后致辞。开幕式后,大会接着展开“主题研讨”,由研究会副会长程信和教授主持。杨紫烜、李昌麒、史际春、郑少华、陈云良、李剑等学者先后做大会主题报告。

第一单元 开幕式

主持人漆多俊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来自全国各地经济法学界的朋友们同学们,上午好!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第十八界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介绍在主席台就坐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谢勇同志,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同志,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同志,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微同志,湖南省司法厅党组成员文泽纯同志,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杨紫烜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北方工业大学张士元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王全兴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程信和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邵建东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张守文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时建中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卢代富教授。

由于时间关系,还有很多领导和来宾,就不一一介绍了。下面请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蒋建湘教授致辞。

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蒋建湘教授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上午好!我谨代表中南大学法学院全体师生诚挚欢迎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百余所大学、出版单位的300多位专家学者,欢迎诸位,欢迎大家回到长沙。说回到,而不是来到,是因为8年前的10月25日,全国经济法学者也曾共聚长沙,召开 “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正是在那次长沙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是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的发源地。

这里不仅是研究会的故乡,还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摇篮。许多湘籍革命先驱为推动中国民主之路贡献出青春和热血,写就了上个世纪辉煌壮丽的中国解放诗篇。正因为如此,在这里探讨经济法与中国民主法治建设问题别具意义。昨天,湖南以政治家摇篮著称,今天,则以法治湖南为人所乐道。小小湖南的这一悄然转变正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一个最好缩影,也是今天年会主题的绝佳分析样本。

八年前,我们会议的主题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等基本理论问题。八年后,学者们已将思维的触角深入到民主与宪政问题,这充分展示了经济法学者济国致用的情怀和务实落地的态度。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整体利益是经济法关注之基本,则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无疑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福祉。中国民主宪政——这个问题有点辣,但是湖南这个地方恰恰是“怕不辣”。

然而,与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相比较,我们的研究会似乎还很年轻,但收录论文集的245篇专论已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法学科的少年盛气。而与学会同样年轻而焕发勃勃生机的,还有中南大学法学院。上个世纪90年代,原中南工业大学创办法律系。本世纪初,漆多俊先生应邀从珞珈山来到岳麓山下正式组建法学院。创业多艰,困难重重,一路走来,得到全国法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鼎力帮扶。如今学院在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基础逐渐夯实,发展已步入正轨。学院本着“实践中求真知、以真知务实事”的理念,在人才培养上,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搭建平台让实务专家走进课堂,将庭审搬进校园,让学生走出校门;在科学研究上我院侧重开展交叉应用研究、实质性参与地方立法,为法治湖南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智囊外脑作用。我们拥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今年9月我们又通过了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评审。后发赶超,特色强院,时不我待,任重而道远!中南大学法学院点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位专家的无私关怀和真诚帮助。各位专家都是中南大学法学院的见证人和支持者。请允许我代表法学院全体师生对各位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秋已深,冬将至,春已不远!期待这次盛会法学人所发出的声音,是唤春的布谷。相信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必将助推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走进一个新的春天。下一个春天,正是辛亥革命百年,一百年前的此刻正孕育着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而相信今明两天这场深度研讨定将为经济法学与中国民主法治关系问题破题。因此,我们由衷感谢各位专家给予我院师生见证并服务于这次思想盛宴的良机。

谢谢中国法学会,感谢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谢谢各位。

主持人漆多俊:下面请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同志致辞。

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教授致辞:

尊敬的谢勇主任、周成奎会长,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经济法学界的这次盛会,也很高兴经济法学的大师、专家和年轻的学者能齐聚中南讲坛。中南大学自合并组建十年来,学校实现了改革发展的历史跨越,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教学成果丰硕。应该说中南大学的理工医类学科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人文社会学科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宪法行政法研究方面,学校已成功举办两次“法治政府•南岳论坛”。中南大学十分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断营造发展环境,明确指导方针,立足优势,充分发掘人文社会学科潜力,求得发展。

为了适应引领社会进步所面临的环境和需求变化,大学的社会职能经历了从单纯的传播知识,扩大到创造知识,再扩大到服务社会的过程。今天的盛会承载着创造知识、传播知识、服务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需要有很多这样的创造新知识的平台,我们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方面我们现实生活和实务部门反映出来了诸多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将本领域内最顶尖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利用研讨会的方式进行交流碰撞,在辩论中明晰新知识,传播真道理,实现学术大发展。

本次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有政法实务界代表,可以给我们提供最直接最核心的现实问题;有全国最顶尖的经济法学专家对现实的关注;更有全国性研讨会这类长期交流沟通的机制存在。我想不仅本次会议将取得成功,而且今后的经济法学研究将持续获得精彩。

最后衷心祝愿本次大会圆满成功!希望长沙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希望中南大学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更希望依法治国、依法治学的理念传播更广、更深入人心!谢谢大家。

主持人漆多俊:感谢高书记的致辞。下面请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同志致辞。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致辞:

各位领导、专家、同志、同学,今天第十八届全国经济法研讨会在中南大学召开,我代表中国法学会韩杼滨会长、常务副会长刘飏向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本次承办者中南大学法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经济法年会参加人数是最多的,报名的有350人左右。看到这种兴旺发达的盛况我们由衷的高兴。本次研讨会主题是“经济法与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对于新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学界对建国以来的六十年有许多的不同的分法。有的分为两个时期,即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还有的分为三阶段,即1949年到1957年、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另有观点将文革后的时段的又分为几期。不管怎么分,这六十年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是在曲折当中不断的向前发展。如果是两分法,前三十年按彭真同志说的,对法律有时候很重视、有时候不重视、有时丢掉,所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种灾难性事件。在座的年轻人不大了解,最近有些讨论主张应该淡化文化大革命,不要讲得太多,我赞成,但也不完全赞成。因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我们改革开放不可能这么顺利,千万不能忘记掉教训。1978年的三中全会有两个主要转变,一个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外一个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这个基本方针我们要长期的毫不动摇的走下去。这30年我们正是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走过的,所以这三十年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法律235件、行政法规800余件,地方法规及自治条例8000多件,所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到今年可以如期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是什么样的法律体系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专门讲到这一问题。即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和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三个层次,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律、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和非讼程序法等七个部门形成的科学的完整的体系。这一个核心、三个层次和七个门类构成了一个内部和谐的整体。到现在为止,应该说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现在全国人大正在调查研究,据我所知准备在适当的时间要宣布这件事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经济法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因为众所周知,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就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取向。同时我们也决定要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所以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一直强调经济法的立法要作为立法重点,同时完善各个方面的立法。经济法立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后续任务依然很重。现在中央又提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起来以后,还需进一步完善。完善工作当然也包括经济法的立法。今年是2010年,后年是2012年,十八大马上召开,随后十二届全国人大也即将产生,新的五年又将来临。我希望经济法在座和不在座的各位同志能否抓紧时间研究一下。根据中央的精神我们要完善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经济法还有哪些基本的起到支架性作用的法需要制定出来,哪些需要修订,哪些需要完善,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宪法的协调一致性怎么样,建议去认真研究。我们有个想法:2012年中国法学会争取提出今后五年我国立法的专家建议。我们特别希望各个分会,特别经济法研究会和其他几个分会,能够抽出时间抓紧研究一下,在2012年能够提出一个完整的意见,供2013年组成新的人大常委会后制定新的五年立法规划作为参考,这样法学界法律界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今天趁这个年会我就想讲这一点意见。经济法学会是中国法学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会。现在中国法学会有43个研究会。同时,2006年国务院已决定将全国有关法律研究和法律交流的社会团体都交由中国法学会主管。原来由司法部主管的一些团体也要逐步移交过来。预计明年中国法学会的分会大概会达到50个左右。经济法研究会是中国法学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这几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卓有成效。原来是只有一个研究会——民法商法经济法研究会,现在分开后干得都不错。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再接再砺,为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各位!

主持人漆多俊:感谢周成奎会长的致辞。下面请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教授致辞。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教授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教授、各位嘉宾、同学们,今天我们相聚在岳麓山下、湘水之滨,共同参与由中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第十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我谨代表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对与会各位专家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湖南发展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借此机会,我把湖南省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向各位专家教授、各位嘉宾作一个简要汇报。

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决策部署,努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积极实施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大力推进“一化三基”(在湖南,“一化”就是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基”就是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工作);着力抓好长株潭两型社会实验区建设,全力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强基础,全省经济社会呈现出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发展趋势。

一是经济总量快速增长。2009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3059.7亿元,总量位居全国第10位,同比增长13.7%,增速排名全国第6位。粮食总产量实现连续6年增产。今年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6805.4亿元,同比增长15.1%,1-8月规模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4%、29.2%、28.6%、18.6%,延续了近年来的高位运行态势。

二是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湖南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2009年全省三产业的比重为15.2:43.9:40.9,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9年首次超过50%,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好水平。大力发展科技事业,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11%,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1%,大力推进节能减排,2009年化学耗氧量减排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提前完成二氧化碳十一五减排任务。

三是两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目前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实验区建设已基本完成了“打好基础、重点突破”的第一阶段任务,实现了规划体系全覆盖、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基本形成,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进展以及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的四项目标。尤其是以长株潭通信实现并网升位、统一区号,芙蓉大道、红易大道建成通车,城际铁路开工建设等为标志,实验区改革建设得以全面推进。

四是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显著提高。央企对接收获丰硕成果,目前已与70多家央企实施对接,合作项目187个,涉及投资总额超过4000亿元。承接产业转移保持良好趋势,2009年新增承接项目2054个,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5.98亿美元,引进内资1443亿元。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明显进展,2009年我省海外投资总额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排名第一位。湖南的建筑机械有两个龙头企业,一个三一,去年在德国投资一亿美元建设工业园,成功落地。我们的中联重科成功收购意大利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在混凝土领域在全球排名第二。目前,中联重科在混凝土机械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龙头地位得到巩固。我们的钢铁企业华菱集团去年收购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在国内一些央企,包括地方企业在国外收购受到阻击的背景下,湖南成功地收购了资源企业。所以在去年,湖南“走出去”的战略是比较成功的。

五是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加快。就业稳定增长,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指标全部超额完成进度目标。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顺利实施,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和文化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六是地方法治建设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2008年,中国第一个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出台,填补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空白;2009年,省政府出台了《湖南省规范自由裁量权办法》;目前正在起草《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为打造服务型政府树立标准,建立规范。

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推动法治经济建设上,中国经济法学界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历史性贡献,本次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第十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将主题定为“经济法与民主法治”,显示了经济法学界对法治经济建设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更深入的研究触角。全国经济法学界在中南大学群贤毕至,麓山论道,相信也会给中南大学和湖南省的经济法学研究,乃至整个法学研究、教学和地方法制建设带来新的启示和推动。

最后,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教授在湘期间工作愉快、身体安康!

谢谢大家!

主持人漆多俊:感谢谢勇主任的致辞。下面请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吴志攀教授致辞,大家欢迎。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致辞:

尊敬的周成奎副会长、谢勇副主任、高文兵书记,中南大学法学院的漆多俊教授、蒋建湘院长、马跃如书记,以及各位理事,各位老师:

今天在中南大学召开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第十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经济法研究会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昨天签到的有290多人,今天合影的有350人,现在到会的有800人。另外我们收到论文267篇,选择了245篇编入上下两本论文集。昨天晚上我看了看论文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都有,而且学术水平都非常高,都有很好的学术价值。举办这样一次大会,确实要非常感谢中南大学法学院,感谢中南大学党委行政对本次研讨会的精心安排和大力支持;特别感谢中国法学会周会长的到来,感谢省人大、省高院、省司法厅等单位的地方领导百忙之中抽空参加研讨会;特别感谢北大出版社、法律出版社、所有媒体,还有法学院的同学们,你们的到来使得本次会议蓬荜生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经济法可谓应运而生,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发展。我讲两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老一代的学者总结出来的经济法的一个特征,它是具有宏观调控特征的一个法律。宏观调控是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没有宏观调控,任何一国政府,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想象。在北大校园内,有外国学生问我,在中秋,全中国都吃同一种食品,得需要多少面粉、多少糖,要生产、运输、销售,这是怎么做到的,是怎么组织和协调的。印度也有11亿人口,但他们没有在哪天吃同一种食品的,因为印度人信很多种教。而且中秋吃的月饼过了这一天就不吃了。外国人觉得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人真是神奇得要命。而中国春运时火车站、机场、汽车站,这么多人在这么短时间内送到全国各地,这显示出怎样的组织能力啊!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再过五年,高铁网络将遍布所有的省会所在地,建成后任何省会城市之间在8小时都可以到达。我这次从北大出校门到长沙所住酒店也用了8小时,但那是坐飞机!正如老一代学者所总结的,宏观调控是经济法一个明显的特征。

另一个体会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为经济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比方说人民币的汇率的问题。我国的CPI已到达3.6,已显示通货膨胀的趋势,人民币在国内是贬值的,但国外却要求升值。美国国会已经通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如果中国不升值,美国将加税,目前正在进行谈判,以争取一点缓冲的时间。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另外,全球资源、环境总是有限的,就需要保护。这不是一个企业,一组合同法,一个部门法能做到的,类似情况都是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一点,我们城市房价的调控。全国在进行房价调控,先是“国十条”,十几个城市出台限购令。房价如果影响民生,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合同买卖关系,而是一个真正的民生问题,是一个人民生计的问题。这就上升到法律道德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观念,一方面我们已经做出贡献,但仍需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经济法学之路是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中国古代法家明确提出了完整理论,西方的法律先哲,也有非常完整的理论,这些都不能解决中国的情况。前苏联的法律,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参照系,也走了一些路,但没有走完。这些都给我们很多借鉴,但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发展情况,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有自己特色,我们今天的路是前所未有的。

最后用两个湖南伟人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讲话。一个人是齐白石先生,他是湘潭人,在我看来至今还没有哪个国画家超过了他,因为他的思想在当今画坛是无人能超越的。齐先生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太似为俗,不似为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另外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在七大上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八大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一定会达到”。我们研讨会在湖南召开,今天我们就是来朝圣的!

主持人漆多俊:感谢吴会长的致辞。上午的开幕式到此结束,休息十分钟后开始下面的议程。

第二单元 大会主题论坛

主持人程信和(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今天我们八百英雄来到长沙,共同商讨经济法的主义与问题。会长会议安排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做今天的主题发言。首先请北京大学杨紫烜教授发言。

杨紫烜(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同学:大家好。《论需求结构调整及其经济法对策》是我提交本届年会的两篇论文之一。下面简要讲一讲这篇论文中的三个问题。

第一,我国需求结构的现状。根据《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的材料,谈四点情况:一是我国内需与外需的结构严重不合理。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其中,出口依存度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40%。因此,当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生产过剩危机,外部需求急剧下降时,使我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害。我们应该正视这一教训。二是我国投资与居民消费比例失调。从2000年至2008年,我国投资率由35.3%升至43.5%,居民消费率由46.4%下降到35.3%。1978年至2005年,全球年均投资率为22.1%,而我国2005年投资率达到41.2%。2007年中等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为60%,而我国仅为34%。对此,必须引起注意,并采取相应对策。三是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并逐年下降。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四是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一比例,发达国家一般占55%以上,而我国却不到42%。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重,发达国家一般占50%左右,而我国还不到10%。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指出: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我国基尼系数改革开放初是0.28,目前已超过0.5;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已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原因是什么?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值得深思!

第二,我国需求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一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二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战略举措;三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由于时间关系,具体内容就不讲了。

第三,我国需求结构调整的经济法对策。一是加强计划法制建设,依法完善计划调控;二是加强投资法制建设,依法完善投资调控;三是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依法完善财政调控;四是加强对外贸易法制建设,依法完善外贸调控;五是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管理的法制建设,依法完善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管理。由于时间关系,我仅就第五项对策简要讲一讲。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关系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并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公有制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现已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对此,人们要问:这是不是违反了我国宪法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的呢?他还说,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对此,人们要问:如果民营经济是什么富民经济的话,那么,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为什么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并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呢?应该指出:在我国,要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有合理的比重,并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必须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同时,公有制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经营方针。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程信和:下面请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发言。

李昌麒(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到把“依法治省”作为重要建设目标的湖南参加本次年会和研讨会。本次年会和研讨会将“经济法与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会议主题是很有深意的,按照我的理解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研究经济法的问题,或者说在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已经为国家所确认的背景下,我们应当怎样寻求经济法自身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又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就蕴含在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中,我愿意把经济法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说成是经济法的宪政追求或者说经济法的宪政目标。

对于什么是宪政,学者有不同的见识。就我本人来讲,对此可以说是知之不多,但是对于宪政是与宪法紧密相连的一种政治形态以及宪政至少应当包括民主、法治、权利保护和权力限制等因素还是有所领悟的。我们讲经济法的宪政追求实际上就是要讲在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如何体现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此为基点,在寻求经济法宪政追求的时候,需要回答以下五个方面的追问:

追问之一: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毛主席提到过宪政之外,好像现在人们总是不愿意提及宪政一词,这是为什么?这里可能有四种解释:一是不知何为宪政,因此也就不好去谈宪政;二是把宪法与宪政混为一谈,以为有了宪法就当然有了宪政;三是认为宪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我们不必去效法;四是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条件下,讲宪政就必然要讲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就可能妨碍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主动作为和自由裁量权的发挥。为此,我认为,要在我国推进宪政建设,首先就必须在广泛范围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间进行深入的宪政理念教育。

追问之二:在我国的纲领性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只字不提宪政,是否意味着在我国就没有宪政?我本人并不这样看,我觉得我们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我国的宪政历程和状态。一方面要看到,我国现行宪法和其他许多法律都体现了宪政的基本要求,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体现并不充分,宪政机制也存在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追问之三: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它和宪政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宪政的核心是法治,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但是这里的法治,不能只理解为宪法之治,而是以宪法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整个法制体系之治。在我看来,一国的宪政体制是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个法律部门的互为作用而建立起来的。由于我国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许多都涉及到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无疑经济法在推进我国宪政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按照宪政的要求推动经济法的立法及其实施是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学者们的共同的历史使命。

追问之四:我国现行的经济法是否反映了宪政要求?是怎样反映宪政要求的?有什么经验和不足?未来应当怎么办?我想,回答这些问题,正是这次年会和研讨会对经济法同仁们所寄予的期待。对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从法律文本判断、价值判断和经验判断三个角度去作出回应。首先,就法律文本判断而言,就是要对经济法文本进行合宪性考察,看是否有违背宪法或者未能充分反映宪法要求的经济法规范。其次,就价值判断而言,就要充分认识到,宪政作为最高的政治文明,它具有普世的价值,我们不应当拒绝吸收,当然,也要允许符合我国国情的解释。最后,就经验判断而言,最有说服力的是要对经济法中的与宪法权利相关的个案进行分析,比如,房屋强制拆迁中的“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东莞“禁猪”事件、北京画家村的“小产权房纠纷”等。因为这些事件都涉及到宪法权利的问题。通过对这些与宪法权利相关的个案分析,可以反思我国的经济立法、经济行政执法以及经济司法是否存在违宪的问题。

追问之五:今天我们应当怎样构建符合宪政要求的经济法体系?这恐怕是一个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走完的过程。但是,我非常高兴的看到,在这次年会提供的两大本论文集中,在这方面已有许多真知灼见。事实上,现在党和国家已经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包括推动我国宪政体制的运行。

最后,我要说,让我们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和宪政建设的推进继续大声地呐喊吧。祝年会和研讨会圆满成功!

主持人程信和:下面请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经济法室副主任钟真真发言。

钟真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经济法室副主任):

尊敬的中国法学会周副会长、北京大学吴副校长,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上午好!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很高兴与会,和各位专家学者就经济法治的有关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宪法为核心,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不同层次法律规范在内,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已经建立起来了。到目前,除宪法及其四个修正案外,已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235件(其中包括起支架作用的法律50多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8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700多件,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一个立足中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符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以宪法为核心的多层次、多部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即将形成。这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中,已制定经济法方面的法律60多件。这些经济法律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改革开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肯定经济立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一是有些重要的急需的法律,由于实践经验不足,立法难度较大,尚未制定出来。二是有的法律本身不够完善,规定得比较原则,操作性受到较大影响。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修改原有的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来加以调整,因此,经济立法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仍然任重道远。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革时期,各种新旧矛盾和问题正在交织出现,处理不好会愈演愈烈,干扰社会和谐。主要表现在:其一,公民权利保护制度不适应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创业积极性提高的新趋势。公共权力侵害私人权利、行政权侵害财产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城市拆迁、物业管理和农村征地等方面不断发生经济纠纷和财产纠纷,不仅影响社会安定,而且危及社会诚信。其二,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不适应维护社会公正的需要,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其三,我国正处于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层明显的社会转型期,新的社会阶层不断生成,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扩大社会参与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参与机会严重不对称,贫困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呼声还不能得到充分表达。社会成员的职业和地位势必在流动中不断变化,既得利益的减少或丧失将引发不满情绪甚至过激行为,狭窄的沟通渠道和单调的社会协调机制已经不适应这种复杂的社会局面。其四,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突出。一些企业不遵守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和社会保障规定,用工条件恶劣,劳资纠纷凸现,劳资关系紧张。在国有企业改制中,一些下岗失业职工得不到合理的经济补偿,生活、养老、医疗等切身利益缺乏应有的保障。这些问题的存在,迫切要求我们把依法治国落实到社会管理各领域和全过程,用法律的手段解决矛盾,依法保护群众的权益。

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的社会就是民主决策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的社会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以切实维护和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主要是通过完善民主法治制度建设来实现。法治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于法律的权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高于人情、法律高于权力。为了做到真正的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法治要与民主相结合,以民主作为保障。制定法律要保证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人们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及民主监督权,使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完善民主法治的制度建设,保证社会安定有序,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基础。

我们经济法的主要作用和功能是,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防止权力与市场的高度结合,出现腐败;其次,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谁也不能任意掠夺别人的财富。再次,要保护弱者,特别是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消费关系中的消费者和市场竞争关系中小经营者。宏观调控、规范社会经济秩序和促进产业发展等,都是经济法急需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反思,我们经济法律还存在诸多不足。

在社会急剧转型和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呼唤有良知、头脑清醒、思考深刻、富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他们如同黑夜中灯塔、前行中的瞭望哨,担当起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责任与使命!

主持人程信和: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史际春教授发言。

史际春(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经济法学的各位同仁、中南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这次提交了一篇与赵忠龙合写的论文,题目是关于竞争政策,实际上是探讨法与政策的关系,试图阐述法的政策化和政策法治化的原理,然后顺便界定并定位竞争政策。

法治国家为什么还需要政策?依法办事不就行了吗?政策与法的关系究竟如何,二者矛盾、冲突时如何处理?我1991年以来就思考这个问题。1985年第一次看到金泽良雄的《经济法概论》,他说经济法就是经济政策法、竞争法就是竞争政策法等等,当时没怎么介意。日本还有法政策的概念。中川政直教授送我一本他写的《竞争法政策研究》,发现他说的法政策与法没有什么区别。22日我们与美国商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会,他们把会议文件上的“法”都改成了law and policy。在发达国家,还将立法纳入政策体系。

法的政策化是怎么回事?简言之,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劳动协作上升到了社会层面,政府、国家是社会暨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者,公共管理就渗透到经济内部,成为经济的内在要素、有机组成部分。政府作为公共管理主体,面对复杂多变、瞬息万变的经济,必需像企业CEO一样,为人民的利益、出于公心,随时作出判断和决策。在此条件下,宪法暨公法范围内法没有规定的就是禁止的这一法治模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法的概括授权加政府自由裁量加问责制的模式。传统法制不能适应社会化的新形势了。

不同时期、不同主题、不同层次的法多如牛毛,如何适用?比如一个个案有八个具体法条可以适用,仅从法律上看适用哪个都不是错误,但以实践标准只能适用其中之一或者都不合宜,如果无需以政策作为理据,那就给行政执法者和法官的腐败和寻租提供了空间。

法总是滞后的。美国有教授研究得出结论,立法平均滞后于实践15年。法治社会不允许任何社会关系、行为脱法,尚无纳入立法的事物诉诸司法或者需要政府管理的,就要通过政策说理以适用适当的上位法原则乃至宪法,同时创制出具体规范来。

法还总是充斥着矛盾、冲突、缺漏、错误,强推不合宜的、错误的法显然也不是法治。

这就需要以政策对法进行梳理,以政策作为法的纲领和指南。

另一方面,在法治条件下,政策也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受问责制的约束。问责制不是通俗理解的出了问题追究责任,而是一种三段式:一是角色的科学定位、权义的合理配置,包括领导角色和一般角色;二是动态、日常的问责,通过体制内外的各种途径和方式问责,角色担当者必须不时作出回应,不得我行我素或黑箱操作;三是角色扮演不到位、越位、错位,程序或内容经不起问责的,行为人就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形式也不拘一格,从赔礼道歉、引咎辞职直至死刑。

讲到这里就想到毛主席讲的一句话,他说“要人治不要法治”,因为“法是人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不能认识到法是可能被拥有权力者任意立改废的,那我们就还没有超越毛主席。因此,政策纳入问责制就是法治,而立法、行政、司法如果不能纳入问责制就还是人治。

由上,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属于同一个规则体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将竞争政策作为基础性经济政策,其作用是维护、修补、优化、弘扬市场机制。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环境和资源政策、消费政策等都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与竞争政策相协调,相矛盾时也要尽可能不损害市场机制,这是广义的竞争政策。但由于市场暨竞争政策不能解决市场机制所不及、不能和市场优胜劣汰的副作用等问题,这就需要以财政政策、规划和国家安全政策为主导,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协调发展。

在法的政策化、政策法治化的情况下,法与政策正在趋同。法也越来越有弹性、概括性、原则性,需与时俱进随时立改废;政策也常常表现为立法,也可能很具体。更重要的是,法和政策在渊源上趋同,同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体系,解决了政策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政策和法发生矛盾的时,只要以罗马法以来形成的后法优于先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等法律适用原则就可以解决。但在我国国情下,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言论、想法可能成为无形的政策。这就要强调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领导国家,党的政策如果不转化为国家的政策和法就只能在党内适用,实际的政策一定要纳入法治轨道,对无形的政策则须多加防范,不能让它凌驾于有形的政策与法之上。

主持人程信和:接下来有请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郑少华教授发言。

郑少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各位同行中午好。我发言的主题是经济法中的社会政策与民生。 首先,经济法与社会政策的兼容性。第一,从经济法与社会政策的理念看,经济法关注社会整体利益。社会政策必须涉及对中下阶层的关注。后者是社会整体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可以推导出经济法的关注与社会政策兼容。第二,制定程序趋同。社会政策必须采取法定程序,民主化。第三,匹配性。宏观调控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没有与社会政策相匹配,导致问题多多,必须匹配。

其次,生存权必须成为经济法的基本理念。第一,要更多研究合作社。合作社是完全可以和公司相匹配制衡的力量。第二,竞争法必须关注中小企业。第三,宏观调控法要更多体现就业和币值稳定。第四,生存权是政府规制的底线。

最后,经济法和社会法要进行交叉研究,共同关注社会政策。两者不能分离,否则会出现很大问题,甚至会违背常识。

主持人:下面请东道主代表中南大学法学院陈云良教授发言。

陈云良(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向大会汇报的题目是《从初级公平到高级公平》。民法维护形式公平,我称为初级公平;经济法追求实质公平,我叫它高级公平。从民法到经济法呈现一条现代法律发展之路——从初级公平到高级公平。我想借此宝贵时间,向大家汇报我20多年来对经济法的一些思考。20多年来我主要想清楚了经济法学四个基本问题。

首先,关于经济法的独立性之争。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乃至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学科?一直存在争论,困扰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当然,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坚信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经济法学界看来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每年仍然有学者、学生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感到传统的研究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说服力不太强,不能完全驳倒反对派的观点。2009年我在《法商研究》发表了一篇论文《傲慢与偏见——经济法的现象学分析》,发现用现象学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经济法这一19世纪才出现的新的法律现象。现象学强调“面向实事本身”。用先验的理论、固有的偏见、原来的观点解释经济法这一新的法律现象,经济法必然什么都不是。研究经济法必须从经济法这一新的法律现象本身出发,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现象学的方法使我真正感到经济法的独立性不容置疑。

其次,关于经济法的中西之争。我们一般认为经济法产生于垄断市场经济时期,在市场出现自身无法自我调和的矛盾时需要国家干预,来化解市场失灵,所以,经济法是弥补市场缺陷之法。这在一般意义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照搬西方的经济法理论,说中国经济法也是解决市场缺陷之法就有问题了。因为中国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根本还没有市场,或者说市场经济还很不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我2006年在《现代法学》发表了一篇文章《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提出转轨经济法学的观点,认为中国正处在计划——权力经济向市场——法治经济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法的根本任务是培育市场,更主要是解决国家干预过多的问题,不是授权法,而是控权法。使中国经济法学区别于西方的经济法理论。

再次,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争。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已经无可置疑,但经济法与行政法如何区分呢?我认为,这是经济法研究中最难啃的一个问题,不断有人来研究,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调节主要由政府部门来执行,所产生的是行政关系,主体、客体都在传统的行政法范畴之内,很难说它不是行政法的东西。我2007年在《现代法学》发表了《国家调节权:第四种权力形态》提出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权力不是一种传统的权力,不是行政权力,而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西方的历史尤其是美国第四部门的历史印证了这一观点。这样,经济法与行政法难以区分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当然也有人不赞成国家调节权独立性的观点,王新红教授提交的年会论文就批评了我的观点,欢迎挑战。

最后,关于经济法的古今之争。多数派观点认为经济法是19世纪才出现的法律现象,属于现代法。那么,古代国家也存在大量的调节经济的法律,例如商鞅变法,这不是经济法又是什么?如何将其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区别开来。也有不少文章研究过这一问题,但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这次本来想向大会提交论文《从初级公平到高级公平》,解决经济法的古今之争问题,但没来得及写完。

斯大林将人类社会分为五种。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呈现两种社会基本形态: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人类社会通过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资产阶级大革命,通过这样一段漫长的进化过程,去除蒙昧,通过英国《权利法案》、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法国民法典》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文明社会的基本规则,实现了人类社会的初级公平(在此以前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不平等社会),使每一个人都能作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体而存在,无论贫富贵贱。就是人能够作为人而存在,否定奴役的合法性。我认为,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它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形式平等,实现了人类社会的初级公平。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生产力高度发达,至19世纪末又出现了垄断这类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社会新问题。而且垄断是充分利用契约自由的结果,以契约自由为灵魂的民法无法化解它。因此,才产生了经济法这样一种授权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禁止垄断,保障实质平等,实现高级公平。因此,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前的那些君主管制经济的法属于前现代的法;民法维护形式公平,推动人类社会实现初级公平,进入现代文明;而经济法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产生的法律现象,维护实质平等,实现高级公平,具有后现代性。这样或许可以回答经济法的古今之争。

二十多年的经济法研究之路,我主要悟清了以上四个基本道理,坚定了我对经济法的信念。用我们湖南话说我们一位现场嘉宾,全国人大经济法室副主任的名字——真(钟)真真,即经济法——真!真!真!

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使我感到经济法奥妙无穷。 主持人程信和:下面请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李剑副教授发言,他是我们本次年会青年优秀论文评比一等奖获得者。

李剑(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

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汇报我的研究成果。我报告的题目是《双边市场下的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百度案”中的法与经济学》。百度案是中国《反垄断法》颁布之后法院判决的重要案件之一,不仅因为案件涉及著名的互联网公司百度,更因为在该案中法院第一次对相关市场做出判断。此案案情如下(略)。在“百度案”的一审判决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从网络用户的角度将相关产品市场界定为搜索服务引擎市场。但这一认定忽略了搜索引擎的双边市场特性。传统的反垄断法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单边市场。在单边市场中,价格的确定是按照需求弹性来进行,而不同客户群之间相互并不影响。但双边市场不同,平台企业所面对的群体之间有相互的影响,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的特性。典型如银行卡。这一特性使得双边市场企业面临相对单边市场企业更加复杂的竞争状况。而百度公司的搜索服务引擎具有双边市场的典型特征。百度公司实际上面临四个方面的竞争。法院将相关市场界定为搜索服务市场实际上只考虑到一个方面的竞争因素,而忽略了其他三个部分,因而将相关市场界定过窄。此外,尽管法院在百度案中没有采用SSNIP测试来界定相关市场,但实际上,在双边市场下这一分析工具也面临更新。

主持人程信和:今天,我首先是一位听众,是一位学习者。聆听老中青发言。我的体会是感慨、感悟、感动。

一是感慨。感慨之一是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经济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我们一边耕耘一边收获。我们既不赞同盲目乐观,也无须保留不必要的悲观。对于质疑经济法独立性的“傲慢与偏见”,大可一笑了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感慨之二是历史证明经济法不是可有可无、经济法学不是在夹缝中生存,而是既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现实基础,有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经济法已经与市场经济结下不解之缘。我们与经济法、经济法学可谓有缘有份。我们今天在长沙再次聚会也可谓有缘有份。

二是感悟。今天吴会长致辞和七位代表的发言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研究方法,交流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发人深省。我要强调会长致辞和七位发言是很有分量很有价值很有启发意义的。

三是感动,由感而动。经济法学者要有创新精神。与传统法学相比较。经济法原创性更强。可原封不动抄来的东西不多。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明确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纵向三层次,横向七部门。经济法是七大部门之一。我们经济法学者必须做好。经济法的权力配置不像民法那么系统,相对零散。创新的精神要体现在创造经济法特有的或相对独立的概念和原理,而不仅是对现有法条的注释;要体现在对现实经济的关注,如何从经济到法又从法到经济最终适用法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是经济法学者的研究使命。最后我用经济法研究会三十年总结的那句口号结束我的发言。传承和发展司马迁的那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说,成中国经济法学大家之言。

我宣布大会主题论坛到此结束。

第三篇:全国人大法工委释义——委托合同释义

第二十一章 委托合同

本章共十八条,主要内容包括:委托合同的概念,特别委托与概括委托,受托人的报告义务,受托人亲自处理事务的义务,受托人的报酬请求权,委托人支付报酬的义务,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贸易代理、委托合同解除的规定等。

第三百九十六条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释义】本条是对委托合同概念的规定。

委托合同又称委任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委托他人处理事务,他人同意为其处理事务的协议。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委托他人为自己处理事务的人称委托人,接受委托的人称受托人。

委托合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合同类型,早在古代巴比仑汉漠拉比法典中,就对委托合同作了专门的规定。以后法国、德国、日本民法典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对委托合同也都作了规定。委托合同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它可产生于任何一种民事主体之间,它可以在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或者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缔结;可以为概括的委托,也可以为特别的委托。委托合同的目的是有利于生产经营,方便人们日常生活,加强国际经济贸易的联系。具有人身属性的法律行为或事实行为,一般不适用委托合同,如收养关系的建立或终止、婚姻关系的产生和消灭、立遗嘱、结婚、收养子女等。 1.委托合同的特征

(1)委托合同的标的是劳务

委托人和受托人订立委托合同的目的,在于通过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来实现委托人追求的结果,因此,该合同的客体是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行为。

(2)委托合同是诺成、非要式、双务合同

委托人与受托人在订立委托合同时不仅要有委托人的委托意思表示,而且还要有受托人接受委托的承诺,即承诺与否决定着委托合同是否成立。委托合同自承诺之时起生效,无须以履行合同的行为或者物的交付作为委托合同成立的条件。

委托合同成立不须履行一定的形式,口头、书面等方式都可以。

委托合同经要约承诺后合同成立,无论合同是否有偿,委托人与受托人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对委托人来说,委托人有向受托人预付处理委托事务费用的义务,当委托合同为有偿合同时还有支付受托人报酬等义务。对受托人来说,受托人有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亲自处理委托事务、转交委托事务所取得财产等义务。

(3)委托合同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

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委托合同是否有偿,应以当事人双方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与难易程度协商决定,法律不作强制规定。 2.关于委托事务的范围

委托合同的目的在于受托人处理委托人的事务。关于“事务”的解释,直接关系委托合同的适用范围,对此,日本民法典第643条和656条规定,仅限于法律行为,始得为委任合同之标的。就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务所成立的合同,称为“准”委任合同,准用委任合同的规定。

本条虽然未对受托人办理事务的内容作具体解释,但依照本法第二条的规定,只要能够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任何事务,委托人均可请受托人办理,既包括实体法规定的买卖、租赁等事项,也包括程序法规定的办理登记、批准等事项,还包括代理诉讼等活动。但委托人所委托的事务不得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如委托他人代为销售、运输毒品、淫秽物品等,或者按照事务的性质不能委托他人代理的事务,如与人身密切联系的婚姻登记、立遗嘱等。 3.受托人以谁的名义处理委托事务

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对于委托合同是否要以委托人的名义处理委托事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委托合同应当规定受托人以委托人而非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这样,也能够划清和行纪合同的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委托合同不应规定受托人以谁的名义处理委托事务。委托只涉及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涉及第三人;代理则涉及代理人、被代理人及第三人三方的法律关系。委托是产生一切委托事务的基础,如代理、行纪、居间等均由委托而产生。委托合同是一基础合同,法律应予专门规定。合同法基本采纳了后一种观点,侧重解决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

第三百九十七条 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

【释义】本条是对委托权限的规定。

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应以委托人指示的权限为准。以受托人权限范围为标准把委托划分为两大类,即特别委托和概括委托。

划分特别委托与概括委托的意义在于,使受托人能够明确自己可以从事哪些代理活动,也使第三人知道受托人的身份和权限,使之有目的、有选择地订立民事合同,以防止因代理权限不明确而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如果发生了纠纷,也便于根据代理权限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相互责任。 特别委托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受托人为委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的委托。特别委托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不动产出售、出租或者就不动产设定抵押权;2.赠与。由于赠与属于无偿行为,所以需要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3.和解。在发生纠纷后,有关人员在处理问题时需要双方当事人彼此作一定的妥协与让步,以终止争执或者防止争执的协议,它包括民法上的和解或者诉讼法上的和解,以至破产法上的和解;4.诉讼。当事人就有关事宜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的行为。5.仲裁。仲裁是指当事人发生争执时,不诉请法院判决,而是提请仲裁机构判断,其效力同法院的判决一样。受托人接受特别委托时,对于委托事务的处理,可以采取一切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必要的合法行为。

概括委托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受托人为委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协议。例如,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理其买卖业务或租赁业务的所有事宜,即是概括委托。

第三百九十八条 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释义】本条是对委托人应当预付费用及偿还费用的规定。

受托人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往往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无论委托合同是否有偿,委托人都有义务事先提供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和补偿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所垫付的必要的费用。

1.委托人预付费用的义务。由于委托合同的特点是受托人用委托人的费用处理委托事务,因此,受托人对于费用没有垫付的义务,预付费用可以说是委托人的义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如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就应当先预付诉讼费。因为费用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需要支出的,它与合同约定的报酬不是一个概念。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45条规定:“委任人因受任人之请求,应预付处理委任事务之必要费用。”

对于委托人支付的预付款,如果委托事务处理完毕,尚有剩余,受托人应当返还给委托人。

2.委托人偿还受托人支出必要费用的义务。由于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应当由委托人事先预付费用,受托人就没有垫付费用的义务,但如果垫付了,则有请求偿还的权利,即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所垫付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应当把委托人支付报酬与偿还处理委托事务所应负担的费用相区别。偿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不是对价关系。所谓必要费用,比如差旅费用、有关财产的运输费、仓储费、交通费、邮费等等。受托人处理事务所支出的费用,不仅会有金钱支出,有时也会有物的消耗。至于判断费用的支出是否必需,应当依据所委托事物的性质及处理时的具体情况来定。何为“必要”,其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支出费用的合理原则应从三个方面考虑,其一,直接性原则。受托人支出的费用应与所处理的事务有直接联系;其二,有益性原则。受托人支出的必要费用应有利于委托人,目的是使委托人受益;其三,经济性原则。受托人在直接支出费用时,应尽善良人的行为,采用尽量节约、适当的方法处理事务。也就是说,必须是客观上确有必要,才可以请求偿还,以防其滥用。不能以受托人主观上是否认为支出为必要为标准。而应以受托人实施行为时的客观状态作为标准。

3.委托人偿还利息的义务。偿还费用还应包括自受托人暂付费用之日起的利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利率有约定的,事后就应按其约定,如果对利率没有约定或者约定的不明确时,就应当依照法定利率计算。例如,甲因出国数年将自己的房屋委托乙看管并出租。数年后甲回国,乙应将房屋及其历年的房屋出租费交付给甲,但甲应当将乙为管理该房屋支出的维修等必要费用,连同自乙支付时起的利息,偿还给乙。

第三百九十九条 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释义】本条是对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的规定。

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这是受托人首要的义务。委托合同是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而订立,因此,受托人应当一丝不苟地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认真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想方设法完成委托事务。受托人原则上不得变更委托人的指示,如果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的过程中,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而需要变更委托人的指示时,法律规定应当经委托人同意。

受托人只有在具备以下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不按这些指示办事:1.因情况紧急,需要立即作出新的措施;2.由于客观上的原因,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3.依据情况这样办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所必须。例如,甲委托乙为其出售股票,明确指示了某日以后再抛出,但突然股票价格骤跌,如果等到甲指示的某日再出售,股票价格将低落不堪;委托人又外出办事,短时间难以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乙推定如果委托人知道此情况,也会变更其指示,受托人就有变更指示的权利,应当机立断妥善处理。如果受托人在不应该变更指示的时候而变更了,就应当负损害赔偿责任。

国外民法典对此也有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五条规定:“受托人受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时,依情形认为委托人如知其情事亦能允许变更其指示者,得违反委托人的指示。”

第四百条 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

【释义】本条是对受托人有义务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的规定。

委托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是以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委托人选择受托人是以对其能力(业务能力、专门知识)和信誉的信赖为前提,该合同的订立,既体现了委托人对于受托人的办事能力和信誉的信任,也表明受托人了解委托人和愿意为其办理委托事务的意志。这种彼此信任是委托合同赖以订立和存续的基础。因此,委托合同强调当事人的人身属性。这样就要求受托人应当亲自办理委托事务,受托人不得擅自将自己受托的委托事务转托他人处理。

合同法对于转委托的情况作了如下规定:第一,转委托须事先取得委托人的同意。法律上所以不许任意转委托,是恐妨害委托人的利益。但如果委托人同意转委托时,则法律就没有禁止的必要,因为合同是以双方当事人自愿为原则,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受托人才可以再委托第三人代为处理委托事务。第二,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转委托的,对第三人的行为不承担责任。例如委托人临时患急病,不能前去处理,由于情况紧急,如果不转托第三人代为处理,就会使委托人受到很大的损失。

第四百零一条 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 【释义】本条是对受托人负有报告义务的规定。

受托人在办理委托事务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向委托人报告事务处理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以使委托人及时了解事务的状况。如果委托合同约定了报告的时间,受托人应按时进行报告。

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就办理委托事务的情况,向委托人全面报告办理经过和结果,如处理委托事务的始末、各种帐目、收支计算等,并要提交必要的书面材料和证明文件。

对此问题,各国的规定各有不同:法国民法典第1993条规定,“受托人应将处理的事务向委托人报告”。瑞士债法第400条和日本民法典第645条规定,只在委托人请求报告时,受托人才有报告的义务。德国民法典第666条规定,除在委托人请求报告时受托人有报告义务外,在自己认为有必要报告时,及在合同终止时,均有报告的义务。

第四百零二条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释义】本条是对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和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知道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的规定。

委托合同产生代理关系。大陆法系有关代理的规定,一般是在民法总则中作出的,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活动,活动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委托合同产生行纪关系。属于大陆法系的有的国家或者地区,一般在民法的债编中对行纪合同作出规定,行纪人接受委托后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活动,活动的直接后果由行纪人承担,并按照行纪合同解决行纪人与委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

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可以适用经济贸易中的特殊情况,但不能适用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活动的所有情况。英美法系有关间接代理的规定,以及大陆法系有关商事代理的规定,都允许在一定的条件下,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的活动,其活动后果直接由委托人承担。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因外贸经营权以及其他原因,也出现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贸易代理活动。根据代理制度的原理,适应经济贸易中有关代理的不同要求,兼顾委托人、受托人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合同法借鉴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等有关规定,对本条以及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作出了规定。

依照本条的规定,在下列条件下,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该合同不是直接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而是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第一,第三人清楚地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是说第三人知道受托人是委托人的代理人;第二,第三人是在订立合同时就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如果是订立合同的当时不知道,是事后知道,不适用本条的规定;第三,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的,也不能适用本条的一般规定。这里讲的有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的情形,比如,受托人与第三人约定该合同只约束第三人与受托人,不涉及其他人;有交易习惯表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如行纪合同;有证据证明如果委托人作为该合同的当事人,第三人就不会订立该合同等。

第四百零三条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释义】本条是对委托人的介人权、第三人的选择权的规定。

委托人的介入权指的是在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委托人取代受托人的地位,介入到原本是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委托人行使介人权的条件是:第一,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是说受托人与第三人是该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对受托人与第三人具有约束力;第二,当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间接影响到委托人的利益,这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第三,因受托人的披露,委托人可以行使介入权。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应当通知受托人与第三人。第三人接到通知后,除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以外,委托人取代受托人的地位,该合同对委托人与第三人具有约束力;第四,因受托人的披露,委托人也可以不行使介入权,仍然由受托人处理因第三人违约而产生的问题。

第三人的选择权指的是在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因委托人的原因造成受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即第三人可以选择请求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请求仍然由受托人承担违约责任。但第三人只能选择其一,选定后不得变更。

规定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有利于解决因代理产生的合同纠纷,有利于贸易代理制度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但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是有条件的,不能滥用。

第四百零四条 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释义】本条是对受托人转移利益的规定。

受托人应当将自己因处理委托事务而取得的各种利益及时转交给委托人。这是受托人的义务。这里所说的“取得的财产”包括取得的金钱、实物,以及金钱与实物所生的孳息,以及其他财产权利。例如受托人因出售委托人的物品而取得的价金,或为委托人出租房屋所取得的租金等。

受托人转移利益的义务,不仅适用于受托人,还适用于转委托的第三人。

第四百零五条 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释义】本条是对委托人支付报酬的规定。

有偿的委托合同,在委托事务完成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受托人支付报酬。即使是委托合同中并没有约定报酬的,但依据习惯或者依据委托事务的性质应该由委托人给付报酬的,委托人仍然有支付给受托人报酬的义务。

一般处理事务完毕,委托关系才终止。但在委托事务未全部完毕之前合同提前终止的情况也很多,提前终止委托人是否还要给付报酬呢,各国的民法典对此有不同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48条规定“委任关系因非可归责于受任人之事由,于事务处理未完毕前已终止者,受任人得就其已处理之部分,请求报酬。”

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其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因委托人的原因,如委托人有本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受托人依法解除合同的;或者委托人不给付处理事务的费用,致使事务无法进行的。第二,由于客观原因,如发生不可抗力,或者委托人死亡、破产,委托合同终止的,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无法使委托事务完成的等。上述事由都不是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的,不能归责于受托人,委托人应当根据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所付出的工作时间的长短或者所提供事务的大小,给付受托人相应的报酬。

第四百零六条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释义】本条是对受托人过错致委托人损失的责任的规定。

在有偿的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只要有过错,并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在无偿的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一般过失下并不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在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所谓重大过失是指一般人对该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都能预见到,而行为人却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致使损害后果发生。由于无偿委托合同,受托人没有报酬,因此,其承担责任相比有偿委托合同要轻一些。

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无论委托合同是否有偿,都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七条 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释义】本条是对委托人对受托人损失承担责任的规定。

受托人在委托权限范围内认真处理委托事务,在自己毫无过错和过失的情况下,使自己的财产或者人身造成损害的,有向委托人请求赔偿的权利。

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遭受损害的情况有很多,如,由于委托人在受托人无过错的情况下,解除委托合同的;委托人未经受托人同意,又委托第三人处理同一事务致使受托人报酬减少的等等。

第四百零八条 委托人经受托人同意,可以在受托人之外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受托人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释义】本条是对委托人另行委托他人处理事务的规定。

相互信任是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基础,它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因此,委托人如果要把委托事务再委托他人处理,需要征得受托人的同意。

委托人另行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可能给受托人造成损失,如报酬减少。造成受托人损失的,受托人可以向委托人请求赔偿损失。

第四百零九条 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释义】本条是对共同委托的规定。

共同委托是指委托人委托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行使代理权处理事务。但是,如果委托人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数人时,而受托人只有一个人时,则不是共同委托。 共同委托的特点:

1.共同委托的代理权必须是由数个受托人共同行使的

所谓共同行使,是指数个受托人享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即平等享有、共同享有的代理权,处理事务时只有经过全体受托人的共同同意,才能行使代理权。这并不是一个委托人同时委托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受托人,都产生共同委托的问题,如委托人在受托人之外另行委托他人处理委托事务的情况。又如,有时受托人虽然为数人,却不能认定是共同委托。例如,一个大商场委托甲代为购进家用电器,委托乙帮助销售电视机,又委托丙帮忙销售冰箱。这里虽然甲、乙和丙都是委托合同的受托人,他们都是共同接受一个委托人的委托,但是受托人甲、乙、丙之间并不存在联系,他们是各自独立的接受委托、各自行使代理权、各自承担责任,是同时存在的三个独立的委托合同,而不是共同委托。 2.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委托中的一个受托人与其他受托人协商后或者数个受托人共同协商后,单独或者共同实施的委托行为,其实施的委托行为应该被认为是全体受托人的共同行为,由此而造成损失的,若干个受托人依法应当对委托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如果共同受托人中的一个受托人或者数个受托人没有经过协商而擅自单独行使代理权的,由此造成的损失,仍然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当事人事先约定了按份责任的除外,即合同中无特别规定,他们应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百一十条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释义】本条是对解除合同的规定。

委托合同是以双方信任为存在的条件,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失信于另一方,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必要,法律赋予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即只要一方想终止合同,就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而且不须有任何的理由。

1.委托人可以随时撤销委托。如果互相没有信任或者已不再需要办理委托的事项,委托人即可单方解除委托合同,无须征得受托人的同意即可发生效力。但是受托人可以要求委托人赔偿相应的损失。

2.受托人可以随时辞去委托。委托合同的成立既需要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了解和信任,也需要受托人对委托人的信任。如果受托人不愿意办理受委托的事务,受托人无须表明任何理由,即可解除合同。

委托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时期解除委托合同而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谓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时期,就不利于委托人方面而言,当受托人在未完成委托事务的情况下解除合同时,委托人自己不可能亲自处理该项事务,而且又不能及时找到合适的受托人代他处理该委托事务而发生损害的情形;就不利于受托人方面而言,是指由于委托人在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尚未完成前解除了合同,使受托人因不能继续履行义务而少获的报酬。委托人除对受托人已履行的部分给付报酬外,对在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情况下,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委托人造成的报酬减少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受托人处理事务不尽注意义务,怠于委托事务的处理,委托人无奈而解除委托合同,虽会给受托人造成一定损失,但因解除合同事由不可归责于委托人或者不能完全归责于委托人,委托人对受托人因合同终止而遭受的损失不予赔偿或者只赔偿其部分损失。

第四百一十一条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的,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 【释义】本条是对委托合同终止的规定。

委托合同的成立,是以双方信任为基础,为人格专属的法律关系,如果当事人一方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破产,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与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能否取得互相的信任还是未知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出现,法律规定在这些情况下,委托合同可以终止。

以上三种情况是法定事由的发生时合同应当终止,但也有例外情况: 1.合同另有约定时除外。当事人可以另行约定既使有死亡、破产及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发生,委托关系仍不消灭,有此约定的,当然依照其约定。例如,委托律师诉讼,委托合同可以约定,不因委托人死亡而停止代理诉讼。 2.因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国外及有关地区对此也作了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50条规定:“委任关系因当事人一方死亡、破产或丧失行为能力而消灭;但契约另有订定或因委任事务之性质不能消灭者,不在此限”。如德国民法典第672条规定,委托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原则导致委托合同的终止,但以下两种情况为例外:其一,对委托人的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发生疑问;其二,不宜立即终止的委托合同。瑞士债务法则规定,除有相反约定或因委托事务的性质不能消灭者外,委托合同因委托人或受托人的死亡而消灭。

第四百一十二条 因委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承受委托事务之前,受托人应当继续处理委托事务。

【释义】本条是对受托人应继续处理委托义务的规定。

委托人出现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这三种法定事由时,一般来说,委托关系终止。但是,如果出现了本条规定的情况,委托合同不能终止,受托人还应当负有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义务,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直至委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承受了委托事务为止。

受托人继续处理事务,如果委托合同是有偿的,则受托人仍得请求报酬。因此,对委托人来说,并未增加负担,对受托人的利益则起到防止损害发生的作用。

受托人负有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义务,但是,继续处理委托事务应到何时为止?笔者认为,应继续到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能接受时为止。例如委托人死亡,委托人的继承人有时因远在外国,一时不能赶回来,如果受托人不继续处理其事务,势必使委托人的继承人发生损害。受托人应继续处理至委托人的继承人能够接受时为止。

第四百一十三条 因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的,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因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作出善后处理之前,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释义】本条是对受托人继续处理义务的规定。

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负有两项义务:一是及时通知委托人的义务。二是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况下,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例如,保存好委托事务有关的单证和资料;保管好委托事务的财产,以便交付给委托人。法律规定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承担上述通知义务和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是因为受托人死亡后,继承人有继承其财产的权利;受托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其民事活动;法人破产后,由清算组织接管,对破产财产清理、保管、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织可以代表破产企业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清算组织,在承受受托人遗产或者处理受托人事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将受托人的有关事宜妥善处理。 继续处理委托事务应到何时为止?一直处理到委托人能够接受时为止。委托人在知道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善后处理,如需要找新的受托人代替前一受托人的工作,寻找的过程需要时间等等,在委托人处理好以前,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有效的措施,继续处理委托事务。

第四篇:环境保护部关于转发全国人大法工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转发全国人大法工委《对违法排污行为适用行政拘留处罚问

题的意见》的通知

环发[2008]62号

颁布时间:2008-7-4发文单位:环境保护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副省级城市环境保护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解放

军环境保护局:

《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明确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行为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对环境管理中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行为做出了具体规定。为认真贯彻执行《水污染防治法》,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充分运用行政拘留的强制手段处罚恶意排污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08年5月印发了《对违法排污行为适用行政拘留处罚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现将《意见》转发给你们,并将具体运用问题通知如下:

一、违法向水体排放或倾倒危险物质的,可以依法适用行政拘留处罚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意见》的规定,排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向水体排放、倾倒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构成非法处置危险物质的,可以适

用行政拘留处罚。

二、案件的移送程序及证据材料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排污单位有违法向水体排放或倾倒危险物质行为的,应当依职权调查处理,凡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需要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主动、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88号)的有关要求向公安机关移送,并将案件相关证据材料一并移

送。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两名或者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

出移送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案件,应当附有案件移送书、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依法需要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案件情况调查报告、涉案物品清单、有关监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等证据材料。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对相关环境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同时移送行

政处罚决定书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资料。

三、加强协调,密切配合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环境违法案件,应当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充分协调。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后的十日内向公安机关查询受理情况,并跟踪案件办理过程。对公安机关已经受理的案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配合,支持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根据需要提供必要的监测数据

和其他证据材料。在案件移送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如认为必要,可以邀请公安机关派员参加相关调查工作;公安机关要求提前介入调查或者要求参加案件讨论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配

合。

四、严肃责任追究机制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运用行政拘留的处罚手段,切实做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环境违法案件

的移送工作。

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而不移送,致使违法人员逃脱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根据《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监察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10号)第8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附件:略

第五篇:全国人大法工委明确劳务派遣期不得超半年

2007-12-26 03:10:19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核心提示: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副主任张世诚透露,全国人大法工委已就劳务派遣疑问答复劳动部:明确劳务派遣期不得超半年、岗位为非主营业务、岗位须为可替代性岗位。

京华时报12月26日报道 昨天,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副主任张世诚透露,全国人大法工委已就劳务派遣疑问答复劳动部:明确劳务派遣期不得超半年、岗位为非主营业务、岗位须为可替代性岗位。

劳动关系80%不稳定

张世诚透露,目前劳动力市场存在最主要的两个问题,一是不订劳动合同,二是劳动合同短期化。张世诚称,调查显示,我国企业总体合同签订率只有50%左右,其中非公有制企业只有约20%;且60%-70%的劳动合同时间较短,最终导致80%的劳动关系处在不稳定状态。

政府高度关注派遣用工

张世诚介绍,《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1日实施后,对合法经营企业影响不大,而企业违法成本将大幅度上升。 近来,一些企业为规避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是设法解聘正式员工,然后再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员工,从而达到既节约成本又规避责任的目的。针对这些新问题,劳动部近期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反映了情况,并就应对措施作了咨询,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则意味着这一问题已引起立法机构与政府部门高度关注。

工期超半年须用正式工

张世诚介绍,全国人大法工委已向劳动部给出答复,答复确定了劳务派遣用工形式的三原则: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所谓辅助性,即可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岗位须为企业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指正式员工临时离开无法工作时,才可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一人临时替代;临时性,即劳务派遣期不得超过6个月,凡企业用工超过6个月的岗位须用本企业正式员工。

意在规范国内劳务派遣

目前,国内劳务派遣公司很多家,派遣工种涉及几乎所有工种,包括加油站工人、空姐、网络工程师等等。全国公有制企业、事业、机关单位及非公有制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现象普遍。

张世诚介绍,上述答复是针对国内的劳务派遣进行的限定,意在规范国内的劳务派遣,防止企业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对派往国外的劳务外派暂无影响。上述答复,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答复劳动部后即日起生效。

-名词解释 人大法律答复 据《立法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劳务派遣

所谓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后,将该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从事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用工形式。

劳务派遣亦称员工租赁,即用人单位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向劳务派遣公司提出所用人员的标准条件和工资福利待遇等,公司通过查询劳务库资料及各招聘储备人才中心等手段搜索合格人员,经严格筛选,把人员名单送交用人单位,用人单位进行选择并确定。然后用人单位和派遣公司签订劳务租赁(派遣)协议,派遣公司和被聘用人员签订聘用合同。用人单位与派遣公司的关系是劳务关系;被聘用人员与派遣公司的关系是劳动关系,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是有偿使用关系。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记者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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