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性婚姻范文

第一篇：美国同性婚姻范文

美国同性婚姻倡导者申请离婚

The lesbian couple who led the fight for gay marriage in Massachusetts is filing for divorce. Julie and Hillary Goodridge, of Boston, were among seven gay couples whose lawsuit, Goodridge v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thrust Massachusetts into the center of a nationwide debate on gay marriage. The couple became the public face of the debate in the state, the first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s. The couple was married on May 17, 2004, the first day same-sex marriages became legal under a court ruling. Their daughter served as ring-bearer. The divorce filing is not unexpected. The couple announced they were separating in 2006. A clerk for the Suffolk Probate and Family Court said the case, filed last week, is impounded. Messages left for the Goodridges were not immediately returned Tuesday. 曾经带头争取马萨诸塞州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女同性恋伴侣日前正在申请离婚。 来自波士顿的朱莉和古德里奇是古德里奇诉公共卫生部一案的七对同性伴侣之一。这场诉讼曾将马萨诸塞州推向了全美范围内同性婚姻大讨论的风口浪尖。这对伴侣也因此成为马萨诸塞州同性婚姻大辩论中的公众人物，该州在美国最先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

这对伴侣于法院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首日---2004年5月17日结婚，而婚礼戒童则是她们的女儿。

离婚申请并不出人意料，早在2006年她们就宣布感情破裂。

萨福克遗嘱检验和家庭事务法庭的一位书记员称，上周提交的这份离婚申请还未经审理。

古德里奇夫妇本周二还没有收到法院答复。 Vocabulary: ring-bearer:戒童

第二篇：美国首席大法官对同性婚姻法案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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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席大法官对同性婚姻法案的愤怒

【蓟门决策】美国首席大法官对同性婚姻法案的愤怒

2015-06-29 约翰·罗伯茨 蓟门决策 文章来源：法租界微信公号

编者按

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用5:4的投票结果，宣布同性婚姻合法。

在长达103页的判决书中，少数的四位大法官表达了强烈的愤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用了29页篇幅，从司法与立法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婚姻与宗教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最高法院超越了司法的角色。

罗伯茨持强硬的保守立场，如反对堕胎。不过，他在本案中的反对意见因为超越了个人好恶而显得同样强大。

这也正是我们全文翻译并特别推荐的理由。

多数法官明确拒绝了司法审慎，忽略谦逊，公开依赖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新见解”重塑社会的欲望。因此，最高院宣布超过半数州的婚姻法无效，强制改变一个数百万年来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一个南非布须曼人，中国汉人，迦太基人，阿兹特克人通行的社会制度。我们到底把自己当成谁了?

如果你是赞成同性婚姻的美国人，不管你是什么性向，请庆祝今天的判决。庆祝你们终于达成了一个渴望已久的目标。庆祝你们获得一种新的表达忠诚的方式。庆祝你们所获得的新的福利。但是请不要庆祝宪法的成功。宪法和同性婚姻完全无关。

上诉方提出了许多基于社会政策和公平考量的论点。他们认为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一样，应该被允许通过婚姻来证明自己的爱和承诺。他们的立场有着无法否认的吸引力：在过去的六年中，十一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选民和立法机构都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允许同性婚姻。

但是最高院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同性婚姻是不是一个好想法与我们无关。根据宪法，法官有权力陈述法律是什么，而不是法律应该怎样。宪法的缔造者们授权法院行使判断，而不是蛮力或是意愿。 好问律师APP

虽然同性婚姻的政策论点也许很强大，但是同性婚姻的法律论点并不是。婚姻的基本权利并不包括强制一个州去改变婚姻的定义。而一个州决定保持自己的婚姻定义，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每种文化中都延续的婚姻定义，并不是非理性的。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宪法并没有提出一种婚姻的理论。一个州的人民可以修改婚姻的定义来包括同性伴侣，他们也有自由选择保持历史定义。

但是今天，最高院做出了惊人之举：强制每个州允许并且承认同性婚姻。许多人会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对于那些相信法治，而不是人治的人来说，多数法官的决定是令人沮丧的。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通过民主的进程说服其他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五位法官终结了这些辩论，并且从宪法的角度，强制实行他们对于婚姻的看法。他们把这个问题从人民手中偷了过来，对于许多人来说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笼上了阴云，促使了一个难以接受的剧烈社会变化。

多数法官今天的决定代表着他们的意愿，而非法律判断。他们所宣布的权力在宪法和最高院的先例中都没有根据。多数法官明确拒绝了司法审慎，忽略谦逊，公开依赖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新见解”重塑社会的欲望。因此，最高院宣布超过半数州的婚姻法无效，强制改变一个数百万年来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一个南非布须曼人，中国汉人，迦太基人，阿兹特克人通行的社会制度。我们到底把自己当成谁了?

对于法官来说，我们很容易混淆自己的偏好和法律的要求。但是正如最高院时刻被提醒的一样，宪法的存在是为了有着完全不同想法的人的。因此，法院并不关注法律的智慧或是政策。多数法官今天忽视了司法角色的局限性。他们，在人民还在激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从人民的手中剥夺了。他们的决定，不是基于宪法的中立原则，而是基于他们自己对于自由是什么和应当成为什么的理解。我必须反对他们的意见。

请理解我的反对意见是什么：这不是有关我是不是认为婚姻应该包括同性伴侣。而是有关这个问题：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制国家中，这个决定应当属于人民通过他们的民选代表，还是属于五个被授权根据法律解决法律纠纷的律师。宪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I.

上诉方和他们的amici(法院之友)的论点立足于婚姻权以及婚姻平等。毋庸置疑，在我们的先例中，宪法保护婚姻的权利并且要求各州平等行使婚姻法。本案中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构成了“婚姻”，或者更准确的说，谁决定什么构成了“婚姻”?

多数法官基本无视了这些问题，把人类多年来对于婚姻的经验降格成了一两段的叙述。即便历史和先例并不能完全决定本案，我不能轻易的无视先例，而不对其表示更多的敬畏。 A. 好问律师APP

正如多数法官承认的那样，婚姻已经跨文化存在了数百万年。在所有的数百万年中，在各文化中，婚姻只指代一种关系：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结合。正如最高院两年前阐释的那样，直到近些年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结合是婚姻这个定义所必不可少的元素。

将婚姻普遍的定义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结合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实。婚姻的起源不是因为政治运动，发明发现，疾病，战争，宗教，或者任何历史上的时间，当然也不是因为远古时代有意隔绝同性恋的决定。婚姻起源于一个本质性的需求：保证一对父母在稳定的终生的稳定环境中抚养一个孩子。

婚姻概念的前提如此基本以至于不需要任何的阐述。人类必须繁衍才能生存。繁衍通过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发生。当性行为导致了孩子的诞生时，一般来说，父母健全的孩子的成长更好。因此，为了孩子以及社会的好处，导致繁衍的性行为只应该发生在忠诚于一段长期关系的男女之间。

社会长久以来都将此关系称作婚姻。通过赋予婚姻一种受尊敬的地位，社会鼓励男女在婚姻之内，而非之外，发生性关系。正如一位杰出的学者说的那样，婚姻是一种社会安排的解决问题方式，解决了让人们愿意发生性行为，愿意有孩子，但是不愿意呆在一起照顾孩子的问题。

这种对于婚姻的认识贯穿了美国的历史。大多数人都接受“在美国建国时，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自愿契约。”早期的美国人很相信法律学者如Blackstone，他认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婚姻是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他们也很相信哲学家如Locke，他认为婚姻是一个男女之间自愿进入的契约，基础在于生育，抚养和支持孩子。对于那些宪法缔约的人来说，婚姻和家庭的观念是毋庸置疑的：它的结构，稳定，角色和价值被所有人接受。

宪法完全没有提及婚姻，缔约者们而是完全授权州政府调节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家庭关系。毋庸置疑，在建国时，每一个州——每一个州直到十年多前——都将婚姻的基础放在传统和生物学。本案中的四个州也是同样。他们的法律，在建国前后，都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甚至当州法律没有明确定义此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婚姻的意思。婚姻的意义无需多言。

当然，很多人试图定义婚姻。在第一本Webster美国字典中，Webster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的法律结合“，目的为“防止两性之间的滥交，促进家庭生活和谐，保证孩子的成长和教育。”19世纪一本婚姻法著作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存在的一种民事结合，目标基于性别之间的不同。”Black法律词典第一版将婚姻定义为“男女终生法律结合的民事状态。”

最高院的先例对于婚姻的描述也与其传统意义相符。早期的先例将婚姻称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终生结合”，这种结合构成了社会和家庭的基础。没有这种结合，也就不会有文明和进步。最高院后来将婚姻成为我们生存和存在的基础，这种理解暗含了繁衍的意义。

正如多数法官意识到的，婚姻的一些方面在渐渐改变。包办婚姻慢慢的被基于浪漫之爱的婚姻所取代。州法律取消了coverture(已婚男女成为一个法律个体)，好问律师APP

而承认婚姻双方各自的地位。婚姻的种族限制被许多州废除并最后被最高院废止。

多数法官认为这些变化并不是表面上的变化，而是深入婚姻结构的内部。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婚姻的核心结构：一男一女。如果在coverture废止前，你问任何一个大街上的人婚姻的定义，没有人会说“婚姻是一男一女的有coverture的结合。”多数大法官也许正确的指出了“婚姻的历史是一个传承和改变皆有的历史”，但是婚姻的核心意义却从来没有改变。 B.

在最高院废除婚姻的种族限制之后不就，明尼苏达州的一对同性恋伴侣申请结婚证。他们认为宪法强制州允许同性婚姻，正如宪法强制州允许跨种族婚姻。明尼苏达最高法院在Baker案中驳回了他们的类比，联邦最高院也同样驳回了上诉。 在Baker案之后的几十年中，更多的同性恋出柜，许多也表达了希望他们的关系被承认为婚姻的愿望。渐渐的，更多人开始将婚姻视为同性也可以获得的东西。最开始，这种对于婚姻的新看法处在少数派的地位。2003年，麻省最高法院认定麻省州宪法强制认同同性婚姻。许多州——包括本案中的四州——通过了州宪法修正案，采取了传统上对于婚姻的定义。

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婚姻的民意快速变化着。2009年，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和华盛顿特区率先修改了婚姻定义，允许同性婚姻。2011年，纽约州立法机构也同样跟上。2012年，缅因州的选民们全民公投允许同性婚姻：而仅仅三年前，他们在全民公投中拒绝了同性婚姻。

总共加起来，十一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选民和立法机关改变了他们对于婚姻的 定义，囊括了同性伴侣。五个州的最高法院根据州宪法认定同性婚姻。其他州保持了对于婚姻的传统定义。

上诉方提起诉讼，认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强制各州接受并且承认同性婚姻。在一个审慎的意见中，联邦上诉法院承认了同性婚姻的民主“动量”，但是认定上诉方并没有从宪法上阐述为何拒绝同性婚姻违宪，也没有阐述为何应该将此决定从州选民的手中剥夺到法院手中。联邦上诉法院的决定是对于宪法正确的解读。我会确认此意见。 II.上诉方首先认为本案四州的婚姻法违反了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美国政府首席法律 (即司法部长)在口头辩论中清晰地辩驳了此论点，但是多数法官仍然几乎完全根据此条款做出了决定。 好问律师APP

多数法官在最高院的正当程序条款先例中找出了四个“原则和传统”支持同性婚姻的基本权利。但是事实上，多数法官的意见在原则和传统上都没有任何根据。他们所依据的所谓传统其实是无原则的传统：比如已经被驳回的最高院先例Lochner。多数法官的意见，刨去光鲜的外表，其实就是说正当程序条款给予了同性伴侣婚姻的基本权利，因为这对他们和对社会都好。如果我是一个立法者，我也许会根据社会政策来考虑此观点。但是作为一个法官，我认为多数法官的观点是不合宪的。 A.

上诉方的“基本权利”论点是宪法解释中最敏感的一种。上诉方并不认为州婚姻法违反了宪法列举的权利，比如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权。毕竟宪法中没有“伴侣和理解”或者“尊贵和尊严”条款。他们的论点是婚姻法违反了十四修正案的隐含权利，即自由不能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

最高院对于“正当程序条款”的解读也有实体权利的组成部分：一些自由权利，不管通过什么样的程序，都是无法被州剥夺的。因为有些自由，如此深的植根于我们人民的传统和良知中，已经成为了基本的权利。这样基本的权利除非有极具说服力的原因不然不能被剥夺。

允许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来选择哪些权利是“基本的”——然后根据此来废除州法律——造成明显的司法角色的困扰。我们的先例因此坚持法官应“极度审慎”的选择哪些是基本权利，以避免正当程序条款无形中变成最高院法官的政策倾向。

正当程序条款是一剂狠药。最高院在痛苦的经验中，也学会了使用正当程序条款时所需要的克制。最高院第一次使用正当程序条款下的实体权利是在臭名昭著的Dred Scott案中。最高院废止了密苏里州的一条废奴的法律，认为此法律违反了奴隶主的隐含基本权利。最高院判案时，依赖于自己对于自由和财产的意识。最高院认定“如果法律，仅仅因为公民将此财产带到了某一个州，而剥夺他的财产，那么此法律与正当程序是不相符的。”在反对意见中，Curtis法官解释道：当固定的法律解读规则被抛弃，当个人的意见控制着宪法的意义时，“我们失去了宪法;我们的政府是人治的，被那些暂时有权利解释宪法的人统治着。” DredScott在南北战争的战场和第十三到十五修正案中被驳斥了，但是其对于正当程序条款的解读又重新出现了。在一系列20世纪初的案件中，其中最著名的是Lochner，最高院驳回了一系列干预公民自由缔约权利的州法律。在Lochner中，最高院认定纽约州限制烘培店雇员每周最高工作时间的法律违宪，因为“在我们的判断中，这条法律作为一条卫生法律不必要也不恰当。”

Lochner的反对法官们认为这条法律可以被视作对于烘培店雇员健康问题的恰当回应。多数法官的结论意味着我们的宪法必须接受一种特殊的美国大多数人都不接受的经济理论。正如Holmes大法官说的，“十四修正案并没有实施Spencer好问律师APP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作《社会统计学》。”宪法并不是体现某一种特别的经济理论的。宪法的目的是所有有着完全不同见解的人们。我们认为一些见解或自然或熟悉或新颖或震惊并不能让我们直接得出这种见解是否违宪的结论。

在Lochner之后的几十年中，最高院认定接近200多条法律妨碍个人自由，因此违宪。通常这些案中的反对法官都在重申“违宪的标准并不是我们认为法律是否符合公众利益。”Lochner及其之后的案例，让法官将自己的政策偏向上升到了宪法保护自由的地位上。我们不得不把法院看作是一个立法机关。

终于，最高院认识到了错误，并且发誓不再犯错。我们后来解释道：“我们已经长久抛弃了这样的见解：即正当程序条款允许法院因立法机关的决定不明智而认定法律违宪。我们已经回到了原始的宪法理论，即法院不应越俎代庖，用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信念来代替立法机关的观念。”我们同样说道“我们并不是一个超级立法机关，我们也不应考量立法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规则是：法院并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法律不明智，或者不符合某种特别的理论，而认定此法律违宪。 驳斥Lochner当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隐含基本权利理论，而最高院也没有这么做。但是为了防止Lochner这样的将个人偏好变为宪法要求的错误，最高院现代的实体正当程序理论强调了“司法自我克制”的重要性。我们的先例要求隐含基本权利必须是“客观并且深深植根于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并且“隐含于有规则的自由概念下，以至于如果这些权利被牺牲，那么自由和正义都不复存在。” 最高院在Glucksberg案中最清晰的指出了在认定隐含基本权利中，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许多其他案例也采取了同样的标准。

对于历史和传统的依赖迫使我们不止局限于被挑战的法律。因为在此领域中标准存在之少，植根于历史的方法逼迫法院更加克制。突然剧烈的增加一个权利会使得此权利脱离自己的根系。在这个寻找隐含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唯一能够保证克制的方法便是“不断的坚持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社会基本价值的认识，以及对于联邦主义和三权分立的敬畏。” B.

多数法官完全没有意识到上述的背景。原因很简单：他们对于实体性正当程序条款的侵略性的使用和我们数几十年的先例脱节，并且让最高院回到了Lochner时代没有原则的判决。

1.多数法官的主题是：婚姻是令人向往的，上诉方向往婚姻。多数法官的意见描述了婚姻的极度重要性，并且强调上诉方并没有想要对此制度表示不敬。这些毋庸置疑。的确，上诉方以及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人们的对于婚姻的向往正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转念支持同性婚姻。但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上诉方向往之真诚无关。 好问律师APP

当多数法官触及法律的时候，他们通常依赖讨论婚姻的基本权利的判例。但是这些判例并没有说任何想要结婚的人都有结婚的宪法规定的权利。而是要求州，在对于婚姻传统理解的制约下，解释对婚姻设置的壁垒。在Loving案中，最高院认定种族限制违宪。在Zablocki中，债务限制违宪。在Turner中，对囚犯的限制违宪。

先例中没有一个涉及到婚姻的核心定义：一男一女的结合。Zablocki和Turner中被挑战的法律并没有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其中两方都未入狱。”Loving中被挑战的法律也没有将婚姻定义为“同种族中一男一女的结合。”去除婚姻的种族限制并没有改变婚姻的意义，正如去除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没有改变学校的意义一样。正如多数法官承认的一样，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在上述判例中，隐含了一男一女的关系。

一言以蔽之，上述判例代表的是一个重要但具有局限性的结论：对于传统定义下婚姻的某些限制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判例并没有提及一种强迫州修改婚姻定义的权利，而这正是上诉方在本案中所需要的。上诉方和多数法官都没有列举一个判例支持此中宪法权利。这样的判例不存在，而这已经足够驳回他们的上诉。 2.多数法官认为“还有许多其他的判例”涉及结婚的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完全清楚，但是他们似乎指的是基本隐私权利。在基本隐私权利的第一个判例中，最高院认定禁止使用避孕药的刑法违宪。最高院强调此禁令侵入个人隐私，使得警方可以搜查夫妇的神圣居所。最高院认为这样的法律违反了隐私最基本的含义：独处的权利。

最高院在2003年的Lawrence案中同样运用隐私权利认定德克萨斯州的鸡奸禁令违宪。Lawrence案中，最高院认为针对鸡奸的刑法，正如针对避孕药的刑法一样，侵入个人隐私，进入到了最私人的人类行为，性行为，在最私人的地点，家中。

Lawrence和其他隐私权的一系列判例都并不支持上诉方所说的。和禁止避孕药和鸡奸的刑法不一样，这里的婚姻法并不涉及政府侵入私人空间。婚姻法没有创造任何的罪名，也没有施加任何的惩罚。同性伴侣可以自由的生活在一起，进行亲密行为，并且建立家庭。没有任何人因为现行的婚姻法而必须孤独终生。同时，这些法律也没有妨碍独处的权利。

因此，隐私权的判例并不支持多数法官的意见，因为上诉方并不寻求隐私。相反，他们寻求的是对他们关系的公众承认，以及相应的政府福利。我们的判例一贯拒绝诉讼方打着宪法自由的幌子，向州政府要求福利。因此，虽然隐私权判例的确保护了同性伴侣之间的亲密行为，它们并没有提供一个正面的权利要求政府重新定义婚姻，或者要求我们认定传统婚姻法违宪。

3.也许意识到了先例对于他们论点的有限支持，多数法官放弃了最高院在Glucksberg中规定的对于隐含基本权利的审慎态度。多数法官今天的意见事实上逼迫我们驳斥Glucksberg，最高院最重要的实体正当程序的判例。 好问律师APP

只有一个判例支持多数法官今天的方法：Lochner。多数法官的意见开始提及上诉方“定义和表达他们的身份“的权利。多数法官后来解释道：“婚姻的个人选择权利隐含于个人自由独立的概念中。”这种对于个人自由的理解让我们回想起了Lochner中的“每个人个体自由的基本权利。”

公平的来说，多数法官并没有说个体自由是完全无限度的。他们所设的边界是和他们所谓的“理性考量”一致的，来源于他们对于“不公正的内涵”的“最新见解。”事实上，今天的决定完全基于多数法官自己对于同性婚姻支持的信念，认为“否认他们的权利会让他们作为一个人感到缺失。”不管这个论调在伦理学上是不是站得住脚，在宪法上来看，它的基础和Lochner中裸露的政策偏好毫无两样。

多数法官意识到了今天的判例并不是第一次最高院被要求审慎的来决定一个基本权利。我们同意。最高院在Lochner溃败之后就意识到了对于隐含基本权利的审慎的重要性。今天，多数法官再次忘记了这点，将Lochner时代的巨大错误又重新犯了一遍。

今天多数法官的意见很快产生的问题就是，州是不是可以保持婚姻是两个人之间结合的定义。虽然多数法官随机的把“二”这个数词家了进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二”这个婚姻的核心定义可以被保持，而“男女”的核心定义却不能。从历史和传统的角度来看，从异性变成同性的跨越比从两个人变成许多人的跨越更大，毕竟后者在世界许多文化都存在。如果多数法官愿意做比较大的跨越，很难看出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小的那个跨越。

我们会很震惊的发现，多数法官的大多数论断同样可以用在群婚上。如果“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结婚在一起的结合有着同样的尊严，”为什么三个人的就没有了呢?如果同性伴侣有宪法赋予的结婚权利因为他们的孩子会少一些意识到自己家庭缺失的折磨，同样的推断难道不适用于三个或者更多群婚的家庭么?如果没有结婚的机会是对于同性恋伴侣的不尊重，那为什么这样的剥夺机会对于群婚家庭就不是不尊重呢?

我并没有想要在所有角度上等同同性婚姻和群婚。也许会有些区别使得两者变得不同。但是如果有的话，上诉方并没有指出这些不同。在口头辩论中，被问到群婚的时候，上诉方说因为州“没有这样的制度。”这正是我想说的：本案中的州同样也没有同性婚姻的制度。

4.最后，多数法官提供了也许是判决中最清晰的见解。多数法官认为同性婚姻不会“对他们自己或者是对外界产生任何的伤害。”这个论点和Lochner再一次惊人相似。

在Lochner时代和现在，伤害原则在哲学中比在法律中更多出现。在道德哲学中，将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放在社会法律制约之上是否吸引人值得争论。仅仅因为一个法官相信伤害原则就将此原则，打着“正当程序”的幌子，赋予特殊的道德、哲学或者社会意义是不足够的。在本案的问题上，的确有一种正当程序——民主程序。因此，法院必须跟随法律，而并不是某种社会理论。正如Friendly法官，好问律师APP

跟随Holmes大法官在Lochner中说的那样，十四修正案并没有实行Mill的《论自由》正如它没有实行Spencer的《社会统计学》。它也当然没有实行一种对于婚姻的观念。

多数法官对于正当程序的理解给最高院的未来铺上了一层难熬的远景：如果一个经历了所有人类可记载历史的社会制度都不能阻挡司法政策制定，那什么可以?但是多数法官的方法对于法治同样危险。坚持所有隐含基本权利都必须植根于历史和传统的目的在于保证当未经民选的法官废除代表人民意愿的法律时，他们基于一些超越了他们自己想法的东西。最高院今天不仅忽视了我们国家的全部历史和传统，还积极的诋毁它，只愿生存在当下的世界中。我同意多数法官的观点，不公正的本质在于我们在当下不一定能看出来。正如上诉方所说的：时代可能看不清真相。但是如果看不清历史，这就是自负且不明智的。“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都不曾过去。” III.在正当程序论点外，上诉方还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强制州承认同性婚姻。多数法官并没有认真对待此论点。他们对此的讨论，说实话，很难看懂。中心论点似乎是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之间存在着协同作用，因此一个条款的先例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另一个条款。除此之外，判决中没有任何接近最高院同样判决平等保护条款的案例中的分析。法学院的案例汇编中都明确的写着“现代最高院平等保护条款的分析基于手段—目标分析：法官询问政府的区分性标准是否与其所追求目的足够相连。”多数法官今天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写道：“正当程序条款下的权利和平等保护下的权利也许基于不同的理念，并不永远相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它们都是相同的。在特定情况下，一个条款的解读可以认为更精确的阐释了另一个条款的解读。”

多数法官接下来草率的做出结论，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同样支持他们的判决。但是多数法官甚至没有写哪怕一句话，平等保护条款到底是不是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理由。但是不管怎样，本案中的婚姻法并没有违反平等保护条款，因为区分异性和同性伴侣与州“保持传统婚姻架构”的合理政府利益有相关性。

我们同时需要意识到上诉方挑战的是哪些法律条款。虽然他们讨论了一些与婚姻相关的附带法律权利，比如探视权，但是上诉方诉讼的核心是总体对于婚姻的定义，而非那些特定的条款。依我来看，如果上诉方挑战的是一些附带法律权利，那么平等保护的分析可能有所不同。当然如果挑战的只是那些权利，我们也就不需要处理同性婚姻的问题了。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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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的合法性最终建立于人们对于它判断的尊重。这种尊重来源于人们的感觉——以及事实——最高院在根据宪法和法律给出判决时谦虚而克制。多数法官今天所预想的最高院的角色，和谦虚而克制正好相反。不断的，多数法官赞美司法机关在带来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多数法官的心目中，是法院，而不是人民，应该创造“新的自由”，应该提供社会问题上的话语体系，应该保证中立的讨论，而非鄙夷的评论。

最体现多数法官令人震惊的司法霸权的便是他们对于同性婚姻公众讨论的描述以及不屑。的确，多数法官承认在一边是数千年的不同文化的人类历史。但是在另一边，有着许多的诉讼，许多深入的地区法院判决，无数的研究、报告、书籍和学术论文，以及超过100份法院之友。为何我们要让此民主进程继续下去?现在就是凭借五个律师“更好的理解”，让最高院来决定婚姻的意义的时候了? 建国的人们一定会看到多数法官对于最高院角色的认识感到吃惊。毕竟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为了自治的权利而奋勇斗争。他们从来都不会想到将此社会政策的决定权让渡给未经选举的法官。他们也不会对一个赋予法官基于讨论驳回立法机关政策决定的制度感到满意。“宪法并没有将立法或是行政机关放在一个电视答题节目参赛选手的位置上，如果时间到了他们还没答题，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去抢答。”正如去年多数法官在Schuette案中阐述的“假定选民们不能理智的做出选择是一种对于民主过程的践踏。”

最高院权力的累积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有代价的。多数法官很清楚这一点。在这里以及在很多地方，人们都在进行严肃和深入的关于同性婚姻的公共讨论。他们看到选民们仔细的思考同性婚姻议题，投同意或反对票，有时候改换主意。他们看到政治家们同样不断的去思考自己的立场，有时改换方向，有时坚持己见。他们看到政府和企业修改自己有关同性伴侣的政策，并且积极参与讨论中。他们看到了其他国家民主接受剧烈的社会变动，或者拒绝这么多。这样的民主思辨的过程让人们仔细思考一些他们之前都不会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当我们通过民主手段做出决定时，有些人当然会对于结果感到失望。但是那些失败的人们至少知道他们有自己的发声权利，并且因此，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甘愿接受这样的失败。同时，他们可以准备再次提出此问题，希望说服足够多的人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政府系统的工作方式。”

但是今天的最高院停止了这一切。通过宪法解决这个问题将此问题从民主决策中完全剥夺了。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终结民主进程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的。终结辩论会带来闭塞的思想。被阻碍发声的人们更加难以接受法院在此问题上的判决。正如Ginsburg大法官曾经观察到的：政治进程在移动着，也许并不足够快，但是立法机关正在倾听并且改变着。拙劣的司法干预只会带来，而不是解决，纠纷。的确，不管今天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多么的欢欣鼓舞，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永远失去的东西：一个真正获得承认的机会，这种承认只能来自于说服其他公民他们的提倡的争议性。正当改变的清风轻抚过他们的发髻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一切。 好问律师APP

在创造权利这件事情上，联邦法院一贯很笨拙。联邦法院的宪法权力仅限于解决具体的纠纷;他们不像立法机关一样可以解决人们的各种隐忧以及预判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今天的判决，就提出了许多关于宗教自由的问题。许多正派好人从宗教的角度反对同性婚姻，而他们的宗教自由的权利——和多数法官想象出来的婚姻权利不一样——是受到宪法的明确保护的。

对于宗教信仰的尊重驱使在每一个民主实行同性婚姻的州的选民和立法机关都同时实行了对于宗教活动的特殊照顾。但是多数法官今天的同性婚姻的判罚却没有任何此类的特殊照顾。多数法官暗示道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继续鼓吹并且教授他们的婚姻观。但是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却是人们“行使”宗教的自由。不幸的是，“行使”并不是多数法官用的词。

当行使宗教的自由和新创造的同性婚姻的权利冲突时，会产生许多的问题。比如，当一个教会学校只向异性结婚双方提供住宿，或者当一个宗教收容机构拒绝同性伴侣收养小孩时。毋庸置疑，这些问题很快就会出现在最高院面前。不幸的是，有信仰的人很难从今天多数法官的判决中得到任何安慰。

也许今天判决最令人沮丧的一点便是多数法官对于辩论对方的攻击。多数法官虚伪地说道他们不会贬低那些因为良知不接受同性婚姻的人。但是紧接着另一句，他们便说传统婚姻定义的必然后果便是贬低同性伴侣。这样的不一发生了很多次。根据多数法官的意见，那些只不过是信仰我们全部的历史中对于婚姻的定义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数千万投票支持传统定义的美国人们——他们贬低，鄙视，并且给他们的同性恋邻居们带了尊严上的伤害。这样的攻击会在社会，在法庭上都产生严重的后果。多数法官即便可以认定宪法保护同性婚姻的权利，也不应该把每一个不持有多数法官的“更好的理解”的人归结为顽固派。

在所有这些面前，我们可以构想一个完全不同的最高院的职责。这个构想更加的谦逊和克制。这个构想怀疑法官的法律能力同样代表着他们的道德和哲学能力。这个构想意识到法官是非民选的，因此他们的合法性依托于他们自我的限制。这个构想更加符合历史的经验，以及大法官们越界给最高院和国家带来的问题。这个构想并不自负，不会认为一个全世界各地的人数千年所认定的一个社会制度，只在一朝一夕，就会被现在这一代，就会被最高院，瓦解。 * **

如果你是赞成同性婚姻的美国人，不管你是什么性向，请庆祝今天的判决。庆祝你们终于达成了一个渴望已久的目标。庆祝你们获得一种新的表达忠诚的方式。庆祝你们所获得的新的福利。但是请不要庆祝宪法的成功。宪法和同性婚姻完全无关。 我持异议。

第三篇：同性婚姻：否定、接受还是对话？

王丽萍

山东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上传时间:2005-10-15

婚姻为男女两性的结合，婚姻为一男一女的结合，这已经作为一项为人类所默认的历史规律沿袭至今天。但是，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和人权运动的发展，人们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愈加宽容，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可否成立婚姻?同性伴侣可否享有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在这里，主要通过介绍美国同性伴侣争取婚姻家庭权利的曲折历程，以及国外有关的立法例，来探讨“同性婚姻”(Same Sex Marriage)的法律问题。

一、美国有关同性婚姻的判例和立法

美国为判例法国家，法院所作的判例经历了一个从否认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权利到逐渐承认同性伴侣者权利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美国关于同性婚姻态度的转变过程。

(一)否认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权利的判例[1] (1)Baker v. Nelson案[2]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件有关同性婚姻的案件。1971年，明尼苏达州的一对男同性恋者贝克尔(Richard John Baker)和麦克康纳尔(James Michael McConnell)因要求被告纳尔逊(Nelson)颁发结婚证遭到拒绝，起诉至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原告认为，明尼苏达州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同性结婚，所以关于婚姻成立的立法目的中应当包括同性婚姻;如果该州的婚姻法只被解释为适用异性婚姻，将会违背联邦宪法。[3] 法院的回答是：“自从有了书面记载之时，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历来就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并且包含着在家庭中生育和抚养子女的内容。”法院依靠《圣经》否认了原告的这一请求。此外，法院驳回了原告有关法律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主张，“我们从未发现美国最高法院的任何判决曾经支持过此类主张。”

(2) Jones v. Hallahan案[4] 1973年，肯塔基州的Jones v.Hallahan一案中，一对女同性恋者申请登记结婚遭到拒绝，她们诉称这种拒绝颁发结婚证的行为，剥夺了她们的结婚权、结社权和自由表达信仰权，并认为拒绝颁发结婚证的行为是对她们的一种残酷无情的惩罚。[5] 法院在审判中，根据字典中“婚姻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的结合”这一定义，作出判决，认为“原告缔结婚姻的意愿不能作为颁发结婚证的必然保证，因为她们的这种意思表示并不是婚姻”，上诉人之所以不能取得结婚证，并不是肯塔基州的法律或是地方法院的原因，实在是因为“根据婚姻的定义，她们缺乏婚姻的主体资格，不具有缔结婚姻的能力。”

(3) Adams v. Howerton案[6] 1975年1月7日，亚里桑那州一对男同性恋者从地方法院取得了结婚证，但亚里桑那州最高法院，援引《圣经》的规定，宣布该婚姻无效。该州的立法机关随即通过了一项紧急法案专门禁止同性婚姻。同年3月26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的Boulder地方法院书记员Clela Rorex，在律师的建议下，给一对男同性恋者Dave Zamora和Dave McCord签发了结婚证。当时，该州尚未出台禁止同性婚姻的专门法律，共有五对同性恋者获得了结婚证。后来，该州的首席检察官提议通过法案来禁止同性婚，这些已签发的结婚证全部被撤回。

1 在结婚证被撤回之前，其中一对男同性恋者是美国的Richard Adams和澳大利亚的Anthony Sullivan，后者想以前者的配偶身份移民美国并成为美国居民，但被美国移民请求委员会所拒绝，他因此诉至法院。

法院在审判中认为，“配偶”通常的含义不包括同性配偶，并且在1965年移民法的修正案中找到了依据，该修正案明确规定“为性偏离所困扰的人”不得进入美国国境。法院推论，美国国会在当初立法时，很可能不允许个人为了取得美国公民的配偶身份而缔结同性婚姻。

(4) Dean v. District of Columbia案[7] 1990年，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对男同性恋者Craig Dean和Patrick Gill在要求结婚证时诉称，哥伦比亚特区的婚姻法是“性别中立”的，拒绝颁发给他们结婚证的行为侵犯了当地的人权法律。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均判决原告败诉。法院援引了此前的类似判例和《圣经》中的规定，认为立法目的中其实并不允许同性婚姻的存在。哥伦比亚特区的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认为，拒绝颁发给原告结婚证，是一种以性倾向为由的歧视行为。《人权法案》的起草者也指出，他们在立法时并没有禁止同性婚姻的意思。但是，法院主张，哥伦比亚特区先前曾经拒绝过关于要求承认同性婚姻的诉讼请求，所以于1995年宣布原告败诉。 从上述几个案例可以看出，法院对于同性婚姻的否认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往往依靠《圣经》以及“历史上尚无此类判例”就做出判决。法院通常认为婚姻仅限于异性之间，同性之间不可能产生婚姻关系。

(二)逐渐承认同性伴侣权利的判例

自1987年起，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就着手致力于消除禁止同性恋者结婚的法律障碍。1989年，圣弗朗西斯科律师协会签署了支持同性婚姻的声明。此时美国各地的法院，不再单纯地以传统婚姻的定义来否决同性婚姻，而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例如，在1989年纽约州的Braschi v.Stahl Associates案[8]中，法院认为纽约州的法律允许相互做出承诺的同性伴侣享有继承权，该州的法律赋予与死者生前共同居住并有亲密关系的“家庭成员”以继承权;同性伴侣的结合可以被理解为“家庭”，如果同性伴侣一方死亡，另一方享有继承权。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发生在夏威夷的系列案件，拉开了美国法律史上关于同性婚问题集中讨论的序幕。这其中最著名的即Baehr v. Lewin案[9]，后来变为Baehr v.Miike和Baehr v.Anderson案。

1990年12月17日，夏威夷州火努鲁鲁市的居民，女同性伴侣Ninia Baehr和Genora Dancel，男同性伴侣Tammy Rodrigues和Antoinette Pregil，Joseph Melillo和Pat Lagon，分别向夏威夷州的卫生部提出结婚申请，均遭拒绝。他们于1991年5月，以卫生部为被告向该州巡回法院提起共同诉讼，开始了Baehr v.Lewin案的漫长诉讼。当时的卫生部主任John Lewin参加了诉讼，他的后任分别为Miike 和Anderson，案件也相应地变为Baehr v.Miike和Baehr v.Anderson案。

原告声称，根据夏威夷州的一项司法宣言，这种因婚姻申请人为同性而适用夏威夷修正法(Hawaii Revised Statutes，简称HRS)第572-1条[10]来拒绝其申请结婚证的做法是违宪的，因为这违反了夏威夷州平等权修正案(Hawaii’s 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中禁止以性别为由的歧视的规定，并且限制、剥夺了他们根据州婚姻法所应享有的178种法律利益。1991年9月3日法院举行了听证会，并于10月1日作出了不利于原告的判决。

2 原告于10月17日向夏威夷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夏威夷州最高法院指出，HRS572—1就表面适用来看，是以申请人的性别为基础来规定他们是否可以结婚并享有相应的权益;根据州宪法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11]就平等保护的目的而言，性别的确是种“可疑的分类”。所以，HRS 572—1应该通过“严格审查”标准来检验其合宪性。被上诉人必须证明，除非HRS 572—1是为了保障“必须的州利益”，并且该法的制定没有不当地缩减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否则它就是违宪的。1993年5月5日，最高法院取消了巡回法院的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该案于1996年8月1日和9月10日审理。在此期间，Miike于1996年4月23日但任夏威夷卫生部主任。Baehr v.Lewin案相应地变为Baehr v.Miike案。

1996年9月10日，火努鲁鲁巡回法院法官Kevin Chang审理Baehr v.Miike案[12]。被告主要是从同性婚姻、同性家庭不利于儿童成长，也不利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论证禁止同性婚是符合“州的必须利益”。被告在9月6日的答辩中称：“夏威夷州在促进儿童的最佳成长方面享有必须利益„„。州的立场是，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但对子女来说，被其父母中的任何一方抚养，或者至少是被已婚的男女两性抚养，是最有利的„„。婚姻法进一步巩固了此种必须利益，使公共利益不因同性婚姻经州批准而受到合理的、可预见的影响。”[13]双方当事人均使用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专家意见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于是，这场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论的中心议题就变成：儿童在同性伴侣家庭中成长是否会受到不良影响，以此来判断禁止同性结婚的法律是否符合“州的必须利益。”

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和大量科学证据，最终法院认可了下述基本事实：

第一，就子女成长角度来看，①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培养，特别是监护的质量和“悉心的照料”，是决定子女快乐、健康地成长、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的最重要因素。②父母的性倾向本身不能成为判断其能否担当父母资格的标准，也不会阻碍他们成为良好的、有爱心的、成功的父母，更不会影响孩子的适应性和成长过程。③同性恋父母和同性恋伴侣有潜力抚养快乐、健康和有良好适应性的子女。如果他们能够悉心照顾子女，那么可以允许其收养儿童。他们不但可以为子女的成长提供有益的父母子女关系和家庭环境，也可以和异性恋父母一样胜任父母的角色。④家庭结构是呈现多元化的。在夏威夷和其他地方，儿童可以被他们的生身父母、单身父母、继父母、祖父母、养父母、同性恋父母和同性恋伴侣所抚养。⑤虽然在同性恋家庭中生活的子女，由于他们非传统的家庭结构，会面临一些压力和问题，但根据法庭所掌握的科学证据、研究和临床实践等资料表明，这些子女可以按照通常的方式适应社会并顺利成长。

第二，就婚姻的原因来看，夏威夷州和其他地区人们申请结婚主要基于下述理由，但也不局限于以下理由：①生育抚养子女; ②实现关系的稳定和相互承诺;③个人亲密关系;④一夫一妻制;⑤建立永久关系;⑥实现个人价值;⑦得到社会承认;⑧为了取得法律和经济的保护、利益和义务。这些理由，同样适用于想要结婚的同性恋者。

第三，就被告的举证来看，①被告未能充分证明同性婚姻对夏威夷州公共利益的不良影响：②被告未能充分证明传统婚姻制度的法律意义，为什么需要把传统婚姻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结构加以保护，以及同性婚姻会对传统婚姻、社会产生什么不利影响;③最关键的是，被告未能说明允许同性婚姻对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的因果关系。

基于上述理由，以及州最高法院对Baehr v.Lewin案的二审结论，巡回法院Chang法 3 官于1996年12月3日，就Baehr v.Miike案作出判决：①HRS 572—1中以性别为基础的分类，违反了夏威夷宪法中关于平等保护的规定，拒绝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是一种性别歧视;②被告Miike及其代理人，不得仅仅由于婚姻申请者是同性就拒绝其结婚证的申请。最后，法官将此案移交至夏威夷州最高法院来执行。

这份判决是美国婚姻法领域内关于性别平等待遇的重大突破，判决明确表明，同性伴侣根据夏威夷州宪法享有缔结婚姻的正当权利，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14] 此外， 2001年，七对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男同性恋伴侣和女同性恋伴侣同时向各自所在地的市政厅申请结婚。遭到拒绝后，这七对伴侣联合向州方提出起诉。2002年5月，萨佛克县的上级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声称州法没有规定同性伴侣在婚姻方面的宪法权利。来自“同性恋权益保护”组织的专业人士担任了七对原告的律师，他们认为该州的法律并没有将婚姻定义于男女之间，因此立即向该州的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2003年11月18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以4票赞成、3票反对的微弱多数裁定，根据该州宪法，同性伴侣有权结婚。但法院没有允许向同性伴侣立即发放结婚许可，而是要求州议会180天内找到解决方案。最高法院投多数票的4名法官认为，该州法律并没有将婚姻限於男女之间，而定义为“两人之间排除他人情况下的自愿结合”。马格丽特·马歇尔法官在多数派判决书中写道：“婚姻是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社会机制，两人之间相互承担义务、约定关爱与互助，有助于社会稳定。由于无法在婚姻方面得到保护、享受福利和履行义务，同性间的专一结合无法加入我们社会中最有益也最受珍视的机制„„这种隔离违背了州宪法中规定的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5]

(三)州的《互惠法》、《家庭伴侣法》与联邦政府的《婚姻捍卫法》

1997年春天，夏威夷立法者采纳了一部“有关婚姻的宪法修正案”。该法案第一条规定：“本法的目的在于建议对夏威夷宪法第一条进行修改，以明确立法机关有权将婚姻限制在异性之间。立法机关发现，维系于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是特有的社会制度，是应当受到保护的，这对于整个州、国家和社会具有根本的、无比的重要性。立法机关进一步发现，州是否应当向同性伴侣签发结婚证属于根本政策问题，应当由民众中的代表来决定。因此，设计这种宪法方案是为了确认立法机关有权将婚姻保留在异性之间，同时给那些要求婚姻法变革的人留有余地，他们的要求将从平等保护的基础上予以考虑。”1997年4月29日，该《宪法修正案》在立法机关通过，它明确声称：“立法机关应当有权力将婚姻保留在异性之间。”

夏威夷州立法者还制定了《互惠法》(Reciprocal Beneficiaries Law，它类似于后来的《家庭伴侣法》)，该法自1997年7月1日生效。《互惠法》第二条规定：“立法机关发现夏威夷公众选择保留作为独特社会制度的婚姻，即婚姻是男女两性相互承诺的结合。立法机关还发现，基于婚姻的独特性，并且借助于经常以此为基础的法律，婚姻可以为人们提供通向多样的权利和利益的途径。„„目前基于婚姻可享受的某些特定权利和利益，也应当由那些禁止结婚的伴侣所享受。”《互惠法》第五条还规定了对互惠关系当事人的要求：主体必须年满18岁;任何一方不得已婚或已与他方缔结互惠关系;双方均是法律禁止结婚的主体(此规定防止了某些可以结婚的人选择登记互惠关系)：双方均自主地作出了缔结互惠关系的意思表示，无暴力、胁迫和欺诈;双方均需签署缔结互惠关系的声明。只要当事人符合了上述规定，都可以登记为互惠关系。《互惠法》第七条还规定了任何一方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单方面地终 4 止此种互惠关系。

可以说，对于同性婚姻夏威夷州立法机关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宪法修正案》巩固传统婚姻，另一方面通过《互惠法》，把各种“配偶间的权利和义务”扩大到“互惠关系”范围内，其中包括与健康保险、医院探病、健康照顾决策、保险、继承、死亡利益等方面的权利义务。[16]

1996年9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婚姻捍卫法》。该法将婚姻定义为异性之间的结合，因为联邦的税收、退休金和其他利益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强迫各州基于美国宪法“诚信条款”的要求而承认同性婚。《婚姻捍卫法》第三条A项规定：“在认定国会法案、或任何判决、规定，或对于美国各行政机构政策的解释的含义时，‘婚姻’这一术语仅指男女两性作为夫妻的合法结合，‘配偶’仅指身为异性的夫妻。”该法第二条A项规定：“任何州、辖区、美国的领地或印第安部落都没有义务认可任何将同性间的结合视为婚姻的州、辖区、领地、或部落的公共法令、档案记录、或司法程序的效力，以及由此种关系而主张的任何权利或要求的效力。”显然，《婚姻捍卫法》不承认同性婚，其要捍卫传统上的一男一女组成的婚姻。

至今，在美国仍有很多州对同性婚姻持反对态度，他们往往通过制订、或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明确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既不承认其他州同性婚的效力，也不允许州内出现同性婚。[17]对于同性婚姻持探讨及肯定态度的州，主要有夏威夷州、马萨诸诸塞州、佛蒙特州、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内华达州、罗得岛、华盛顿州。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承认同性恋者关系为一种民事结合(civil union)，但就其是否享有婚姻项下的权益以及程度问题尚存争论;其二，承认同性恋者的结婚权，并赋予其婚姻项下的权益。例如，夏威夷州在1997年的《互惠法》基础上，于2001年正式制订《家庭伴侣法》草案。佛蒙特州的《家庭伴侣法》已于2000年7月1日生效。1999年12月21日，佛蒙特州最高法院就Baker v.State上诉案作出裁定，认为同性伴侣应该享有完全等同异性恋夫妇的配偶权利和保障。[18]美国的佛蒙特州是美国唯一一个为同性夫妇提供与异姓夫妇相同权利和利益的州。佛蒙特州不使用“婚姻”一词，而是用“民事结合”(civil unions)一词。加利福尼亚州在2001年10月14日制定了《家庭伴侣登记法》，于2002年1月1日起生效。这两部生效的法案都为同性伴侣提供了完全等同于婚姻项下的权益，如收养权、继承权、一方死亡时的损害赔偿权、医疗受益权等。罗得岛州于2001年提交了一份“允许同性伴侣缔结法律婚姻”的草案，康涅狄格州的州司法委员会于2002年初提交一份“允许同性婚”的法律草案，建议将婚姻项下的权益扩大到同性伴侣之间。

二、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同性婚姻的立法例

同性婚姻的法律认可经过了一个艰辛的历程。在立法者面前，同性婚姻的出现或许是有史以来人类给自己在法律上提出的最大难题。无论立法者的态度如何，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同性婚姻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1、荷兰

1998年1月1日，荷兰的《家庭伴侣法》正式生效。《家庭伴侣法》中所指的“伴侣”，既包括“同性伴侣”，也包括“异性伴侣”。对于同性伴侣来说，登记的同性伴侣将会和婚姻中的夫妻双方一样，在退休金、社会安全保障、继承和扶养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但同性伴侣无权收养子女;对于异性伴侣来说，该法为那些既想暂时结为伴侣、但 5 又不想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提供了法律保障，它实际上是一部“同居法”。2000年12月，荷兰参议院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同性恋者结婚并领养孩子，该项法案于2001年4月1日正式生效，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19]该法不但允许同性恋者结婚，而且可以完全享有与异性婚姻相同的所有权益。因而，它是一部真正的同性婚姻法。有资料显示，仅在该法生效的当月，就有386对同性伴侣在荷兰结婚。[20]

2、丹麦

早在1968年，社会人民党就发动了丹麦第一次要求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运动。1988年12月，丹麦国会以全部赞同票通过该法案，规定同性伴侣中的双方在继承、住房津贴、退休和离婚方面，享有与异性婚姻项下相同的权利。1989年，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人民党共同发起了一项关于建立同性伴侣注册的议案。同年6月，议会以71比47通过，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生效。丹麦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纳《家庭伴侣法》的国家。

注册同性伴侣可以享受某些异性夫妇独有的权利，如继承，保险计划，退休金，社会福利，所得税减免，失业救济。同样，如果离婚，他们也有承担赡养费的义务。

1997年，丹麦国家教会(信义会)的主教投票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现在，同性伴侣也可以在教堂里举行结婚典礼。从1999年开始，同性伴侣可以领养他们配偶的子女，但是还是不能领养伴侣关系以外的小孩。

丹麦的《家庭伴侣法》于1989年10月生效至1998年，已经有3000多对同性伴侣进行了登记。它不但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婚姻相同的权益，而且也承认冰岛、挪威已登记的同性伴侣关系。但是该法规定：“非丹麦公民只有在丹麦境内居住满二年，才可以登记为同性伴侣关系。伴侣双方可以互相收养对方的子女，除非该子女是从国外收养的。”

3、比利时

继荷兰国会于2000年通过法案，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及同性伴侣享有收养权后，其邻国比利时紧随其后。2001年6月22日，比利时部长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规定今后在比利时境内的婚姻不一定必须是异性间的结合，婚姻也可能是由两名男性或是两名女性所组成的。这一法案的通过使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允许同性婚姻的欧洲国家。[21]

4、加拿大

2003年6月10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赋予同性婚姻合法的地位，安大略省上诉法院裁定加拿大现行法律关于婚姻的定义违反了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平等权，因为它只把婚姻限定于异性恋者之间。这个决议使得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成为北美第一个认同同性婚姻的管辖区。第二天，安大略省首席检察官宣布他的政府将依照判决执行。[22] 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几个大的省份，安大略、魁北克和卑诗省的法庭近来相继裁决，同性婚姻合法。2002年九月，加拿大魁北克省最高法院下令，政府两年内立法，承认同性婚姻。2003年6月，安大略省上诉法院下令，政府立即承认同性婚姻。加拿大联邦政府接着表示，接受法庭裁决，并将立法予以认可。这意味着加拿大将成为继荷兰、比利时之后，全球第三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国家。

在法院的督促下，联邦政府于2003年7月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交了一项立法草案，准备把同性婚姻纳入婚姻的定义中。最高法院预计会在2004年裁决是否将该提案立入宪法。

2003年6月10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赋予同性婚姻合法的地位。但是把它扩大到加拿 6 大所有省份的联邦议案还没有结果。2003年6月17日总理Jean Chrétien宣布政府将不会对这个判决提起上诉，相反，他的政府将引进对同性婚姻的立法，但是同时也保护教堂决定是否承认该婚姻的权利。 [23]

同性婚姻合法化无疑是同性恋者的喜事，但对于那些反对者来说却是黑暗。他们希望联邦政府广泛征求意见，甚至举行全民投票;并建议，设八月二十二日为“婚姻日”。参加反对同性婚姻游行集会的人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严重影响了加拿大的婚姻制度。若成为法律，势必破坏传统的家庭观念。大多数来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不同教会的集会者，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是在男女结合的婚姻制度下繁衍。不过，同性结婚要想正式成为加拿大国法律，仍需两个步骤。首先是最高法院批准同性婚姻没有违法，其次是国会通过改变婚姻定义的法律。[24]

5、芬兰

2001年10月，芬兰国会通过了一部法案，允许同性恋者以伴侣身份登记，该法于2002年3月1起正式生效。根据这一法律，同性恋者在登记注册确定伴侣关系后可获得部分同合法异性夫妻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该法规定了同性恋者登记注册的条件：双方必须年满18岁，但如果双方有一人是已婚者则不能登记，两人如有近亲血缘关系也不能进行登记。另外，该法还规定，登记注册的同性恋者只有在一方去世后，或通过法院才能解除双方关系。登记的同性恋者在对方去世后可以继承其遗产，有权领取家庭养老金。但该法不允许同性恋者收养子女，包括互相收养对方子女。

6、德国

2000年11月10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有关同性恋者结为生活伴侣的《生活伴侣登记法》(Gesetz zur Eingetragenen Lebenspartnerschaft)，社会上简称为“同性婚姻法”。按照此法律，同性伴侣可以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结为“生活伴侣”，“生活伴侣”的社会与法律地位与传统异性婚姻类似。这个法律从2001年8月1日开始生效。起草法律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称此举为德国社会与政治的里程碑;两大教会的发言人则对此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保守的基督教联盟党也顾虑传统异性婚姻的地位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而民众与媒体则对新法普遍持赞成态度;同性恋团体发言人批评了新法的不彻底。

“同性婚姻法”的目的在于消除法律中对同性恋的偏见与不公，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涉及同性恋生活伴侣的登记方式与程序，以及登记后同性恋生活伴侣关系的法律地位。原则上讲，同性恋伴侣可以直接到婚姻登记处登记，结为受法律保护的生活伴侣。登记所需的条件和登记的程序都与异性婚姻类似;登记后的同性恋生活伴侣在法律上也具有与传统异性婚姻类似的地位。与丹麦、荷兰不同，同性婚姻在德国不叫“婚姻”，而叫“生活伴侣关系”，以此区别于传统异性婚姻。

“同性婚姻法”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修改了100多个法律中的相关章节，将登记的同性恋生活伴侣的社会与法律地位落实到具体条文中，同时，规定伴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与传统异性婚姻一样，同性恋生活伴侣可以共同使用一个姓;互相具有抚养的义务;家庭、亲属关系与异性婚姻等同;双方对子女的教育有同等的责任与权力;在法庭出证时，有权拒绝作对伴侣不利的证词;分离后有扶养的义务;死后，伴侣是法定的财产继承人。伴侣相互扶养的义务体现在税法上，即：收入高的伴侣每年最多可以将其收入中的40000马克转让给 7 收入低的伴侣。这40000马克将从收入中减掉，而不必缴所得税(异性婚姻没有这40000马克的界限)。同时，一方失业或丧失收入，另一方就要担负起扶养的责任。

联邦同性恋联合总会发言人在评价新法时说：我们不必专门为同性恋伴侣登记立法，也不必去修改那一百多个法律中的几百条具体条文，只需将民法中对“婚姻”的定义从“异性”扩展为“异性与同性”，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以此来说明新法依然带着种种的“不彻底”。[25]

7、法国

2000年1月，法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公民互助契约》，规定“同居伴侣”可以登记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它与荷兰1998年的《家庭伴侣法》十分相似，因为该法中的“伴侣”，既包括同性伴侣，也包括异性伴侣。《公民互助契约》的最初意图在于使同性关系合法化，但遭遇了巨大阻力，直到倡议者建议将异性伴侣也包括在内之后，才得以通过。

《公民互助契约》允许同居伴侣享受异性夫妻所拥有的一些权益和责任，但这项法律可谓来之不易。自从法国于1958年制定新宪法以来，议会一直没有就改变任何法律举行过辩论。《公民互助契约》规定，“伴侣双方必须在经济上互相支持;除非特别说明，任何财产的添置都属双方所有。同居三年后，两人能够像夫妇那样共同纳税;一万死亡后，另一方能够顺利继承劳保。” 但和婚姻相比，家庭伴侣的关系更容易被中断，而且无需律师的介入。如果双方同意，这种关系在顷刻之间就能解除。《公民互助契约》则规定，如果一方不同意离异，另一方则可以给出通知，原有的关系在三个月内就被自动解除。家庭伴侣法也没有专门关于双方忠诚、孩子或者继承权的条款。

《公民互助契约》使法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天主教国家，《公民互助契约》受到了保守势力和天主教会的激烈反对，但调查表明，接近一半的法国人认为，同性伴侣的关系应该受到法律承认，更多的人则支持未婚的异性伴侣也应该能够享受到一定的权利。[26]

8、英国

自从英格兰、威尔士于1967年，苏格兰于1980年将同性恋行为从刑法中剔除后[27]，同性恋权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一旦同性恋行为不再被认为是犯罪，那么就不能否认同性恋者的各种权利，包括不能因为性取向而受到区别对待。[28]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未，英国法院的一些判例中基于同性恋父母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为由，否决他们的监护权;[29]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法院才开始比较乐观地授予同性恋父母对于子女的权利，如保持联系、共同居住、收养权等[30]。2000年，英国政府通过国会法案来强制性地将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年龄降至和异性恋行为一致的16岁。2001年6月28日，英国伦敦市政府宣布正式承认同性伴侣关系，并从同年9月份开始提供同性伴侣登记服务，为同性恋者举行类似婚礼一样的结合仪式，伦敦自此成为英国第一个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城市。但是，伦敦市的同性伴侣登记服务并不能向同性伴侣提供与传统婚姻一样的法律保护，只是在发生诸如住房租赁、退休保险以及移民纠纷时，可以证明双方关系的存在，由此处理一系列纠纷。自2002年1月10日，英国国会开始讨论一项“同性婚姻法”的草案，正式着眼于同性伴侣的婚姻权益问题，考虑同性伴侣是否可以享有诸如合法异性婚姻项下的一系列权利，包括配偶死后可以自动继承遗产的权利，继承一些租约和养老金的权利。[31] 8 除此之外，挪威、冰岛、巴西、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不同程度地保护同性伴侣的法律权利。

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障碍

在同性恋平等权益的争取中，同性婚姻合法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至高的目标。关于同性婚姻，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

狭义的婚姻是由婚姻法来定义，很多国家的婚姻法都规定婚姻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即使有的国家没有明确写明一男一女，根据约定俗成的理解，也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目前在全球，只有荷兰和比利时的婚姻法明确表明，配偶的性别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所以同性伴侣和异性配偶都被包括在内。因此，从狭义上来讲，目前只有在荷兰和比利时承认同性婚姻。加拿大安大略省于2003年6月做出的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就是认为该国的婚姻法只将婚姻定义在一男一女间的结合，将同性伴侣排斥在外，因此构成了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加拿大政府允诺将修改婚姻法，使修改后的法律也纳入同性伴侣。因此，从狭义的理解来看，加拿大将成为全球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三个国家。

广义的同性婚姻，即同性伴侣关系受到某种程度的法律承认，其表现在于同性伴侣可以在政府部门(法院或市政厅)登记，并可能享受到部分或者全部的配偶权益。

就权益的平等性而言，北欧所有国家(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芬兰和格陵兰)的家庭伴侣法赋予同性伴侣除抚养权之外的所有平等权益，包括联合纳税权、医院探访权、遗产继承权、劳保继承权、外籍伴侣的移民权等，实际上已经接近或等同于婚姻法所能给予的一切。在美国，佛蒙特州专门为同性伴侣设立的“公民结合”，赋予同性伴侣州方给予的一切平等权益，比如抚养权、医院探访权、联合缴纳州税的权益，等等，但由于州法院无法撼动联邦法律，所以在有关劳保福利、联合缴纳联邦税之权、外籍伴侣的移民权等方面，“公民结合”是无所作为的。由于联邦法给予配偶更多更重要的权益，比如最重要的是劳保福利，此外联邦税占据个人所得税的一大部分，所以“公民结合”真正赋予同性伴侣的权益是很有限的，这项法律在政治上的象征性意义要高于其实际意义。

法国和德国实施的家庭伴侣法其实是介于同居(没有任何权益保障)和婚姻(给予充分的权益保障)之间，即给予部分权益保障。虽然同性伴侣可以通过在政府部门注册而享受一些权益，但同居的异性配偶也可以登记家庭伴侣，而不必选择结婚。所以说，异性伴侣有着两个选择，一个是结婚，一个是登记家庭伴侣，而同性伴侣只有后一个选择，况且所能享受到的权益很有限。因此，法国和德国的很多同性恋者对于这种家庭伴侣法的设立并不以为然。

家庭伴侣法还有其它形式的表达。目前美国加州和夏威夷实施的该法律，给予同性伴侣医院探访权等，并允许政府工作人员的同性伴侣享受配偶待遇，比如医疗保险等，但不强制私营企业也为雇员的同性伴侣提供相应福利，更不用谈及税收和劳保福利等关键事宜。英国 伦敦实施的家庭伴侣法，则是政府接受同性伴侣前来登记，但不赋予任何权益，这对同性恋者来说是个纯粹的象征性支持，不具备生活上的实际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欧美很多大公司允许为雇员的同性伴侣提供医疗保险，比如《富比士》每年评选的500家大公司中，现在有超过70%的公司设立这个规定，并且有扩大之趋势，著名大学则几乎都设立了这个规定。这种家庭伴侣福利其实仅涉及到医疗保险(大学还包括配偶的学费优惠等)。

9 但是，从总体上看，同性婚姻由于不受法律承认，这就使得同性伴侣之间无法享受一系列配偶权益。以美国为例，美国法律给予异性配偶的权益多达1400多项，其中400项左右来自州法，1000多项来自联邦法。虽然有的州的判例中认为同性伴侣应享有与异性伴侣相同的权利，但却难以享有联邦法中规定的配偶福利。如果承认同性婚姻，则同性伴侣享有与异性伴侣同性的福利。同性婚姻不符合子女利益，并且人们历来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32]同性婚姻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同性婚姻的，其理由主要有：

1.婚姻是介于男女之间的建制; 2.婚姻的目的在于生育;

3.同性伴侣组成的家庭不适于抚养孩子; 4.同性婚姻是不道德的;

5.婚姻是为了确保人类的传宗接代; 6.同性婚姻威胁婚姻机制; 7.婚姻是一个传统的异性恋的机制; 8.同性婚姻未经试验证明可行。

但也有人指出人们反对同性婚姻的真正原因是： 1.同性恋令人恶心;

2.同性婚姻几乎违背所有的宗教教义; 3.和另一个男人做爱背叛了男性尊严。[33] 当然，不将同性伴侣关系合法化并纳入婚姻法，也决于很多社会和政治上的因素。首先，婚姻作为人类几千年延续下的社会机制，在很多人眼里带有神圣的色彩，而同性恋还得不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反对人士甚至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会危及传统婚姻。美国国会于1998年通过的《捍卫婚姻法案》就即主要缘于此。立法中的让步就是，选择支持同性伴侣关系合法化，但又不触动婚姻法，不改变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一“定论”。这一做法也许在目前有其价值，因为改变“婚姻必须由一男一女结合”需要经历非常艰难的过程。当然，很多同性恋者并不满足于家庭伴侣法或者“公民结合”等形式，认为它们只是“次等婚姻”的表示;“公民结合”、“家庭伴侣”透示着同性伴侣比异性伴侣要低人一等。他们认为，既然婚姻有着约定俗成的神圣色彩，难道同性伴侣之间的结合就不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吗?没有在婚姻法中纳入同性婚姻，难道不是反映了主流社会在继续贬低同性恋者?专门为同性恋者设立家庭伴侣法，难道不是这种贬损态度的妥协?

另外，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同性家庭对于子女不利。[34]反对者认为：第一，关于同性恋者为精神病或精神耗弱者，第二，同性恋会影响或传给子女，

三、同性恋者不会成为好父母，

四、与同性恋者生活会感染艾滋病。但是，这些理由已被很多学者所批驳。

首先，关于同性恋者为精神病或精神耗弱者。早期人们经常将同性恋者列为精神病，并因此认为不适合担任监护人。[35]事实上，美国精神病协会已于1973年即承认错误民性恋既非精神病，亦非精神耗弱，[36]将同性恋者从精神病及精神耗弱中剔除出去。1980年的临床医学研究表明，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在精神状态上并无不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同性恋者在精神上较异性恋者苦恼。在1980年美国出版的精神医学会诊手册第三册中，排除性取向 10 偏差，将同性恋这一名词从疾病手册中删除，且明确指出：同性恋只是一种性行为方式，与其他性行为方式一样，并非病态;仅在心性障碍中的“自厌性同性恋”才为精神病，因为自厌性同性恋不断抱怨异性对其缺乏吸引力，但对持续不断的同性性需求又产生罪恶感，日积月累成为内心无法承受的冲突。[37]此外，研究表明，同性恋不是精神病，同性恋者可以维持稳定持久的关系，他们同样为了传统的原因而结合：对于未来伴侣的爱、追示稳定的生活并希望拥有子女，[38]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一样快乐并善于自我调适。[39] 其次，关于同性恋会影响或传给子女。很多人相信同性恋者或多或少地对子女有负面影响，因为长期与同性恋者亲密相处的子女，其身体、情绪将被严重影响，[40]同性恋的环境有害于子女，使子女易于产生同性恋倾向，[41]同性恋会使子女对性别产生迷惑，且增加成为同性恋倾向的机会，有些人则深信父母会将其性取向传给子女，有时父母会希望子女与其一样，有时子女会模仿父母，而同性恋是可同学习而形成的。但是，有研究认为，同性恋家庭中成长的子女，与异性恋家庭中成长的子女，在心理发展上并无重大区别，有学者将40名分别由同性恋与异性恋母亲抚养的子女加以比较，发现母亲的性取向在两组子女的感情次数与形态上并无差别，且无证据显示母亲为同性恋者一组的子女有性别错乱、增加同性恋倾向或感情发展的困难。更有专家指出，若子女的性取向用是由模仿而来，异性恋的父母何以生育出同性恋的子女?事实上，多数研究表明父母的性取向与子女的性取向并无关系。[42] 再次，关于同性恋者不会成为好父母。很多人认为，同性恋者不会成为好父母，他们更容易虐待儿童。[43]但是，有学者对于同性恋父母对于子女的培养作了调查研究，结果是同性恋母亲与异性恋母亲，对于照顾孩子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她们同样地表现出了对子女的关心和在子女有困难时的帮助;同性恋父亲与异性恋父亲基于同样的理由拥有子女，并对培养子女有同样的信念、同样积极的态度。[44]因此，异性恋的父母并非好父母的保证，同性恋的父母也并非坏父母的证明。

最后，与同性恋者生活是否会感染艾滋病的问题。由于同性恋者罹患艾滋病的比例比一般人群要高，并且罹患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比女同性恋者多。随着科学研究证明，艾滋病传播主要通过母婴传播、性传播、注射传播三种方式，因此，子女与同性恋者的一般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

四、同性婚姻——拒绝，承认还是对话?

关于同性婚姻问题，有学者严肃地指出同性婚姻是基本的人权问题，并认为应该考虑一个更深层的法律议题：对同性婚姻的禁止和性别歧视之间的联系。几位法律学者称对同性婚姻的禁止是一种性别歧视，是性别歧视的某种扩展，因为对同性婚姻的禁止根本上维持性别间分明的二元界限和祀奉家长制的以异性恋配偶为中心的认可的机制。这种禁止是基于性别的分类，是为性别歧视服务的。基于性倾向来否认婚姻权是错误的。如果男人和女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完全平等，那么禁止同性婚姻就是错误的，因为对婚姻伙伴的选择是基本的个人选择，政府是不能干涉的。[45] 我国在《婚姻法》修改过程的确出现了有关“同性婚姻”的争论。2000年8月31日，北京部分婚姻法专家、社会学家、法律工作者，就婚姻法修改中的热点问题召开了研讨会。会上，有社会学家提出了关于考虑“同性婚姻”的建议。[46]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征求全民意见。在反馈意见中， 11 有学界代表认为，在当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状况下，新婚姻法应“以人为本，尊重现实”，作为人类情感组成部分的同性爱在新时代也应得到与异性爱婚姻家庭同样的法律地位保障，而不应回避这个问题。指出，人们对婚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需求：心理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生理上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同性爱己被证明非医学疾病，它作为人类情感的一部分，与异性爱同样存在上述四个方面的需求，所以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一部具有“长远意识”的婚姻法应当包含同性爱者的婚姻，而家庭的定义(结构、形式)除了常识上的异性夫妻和子女等组成的家庭外，还应包括同性爱者组成的家庭。即使婚姻法不涉及同性爱者的婚姻权益问题，也应当提倡社会公众至少不歧视社会上存在着的特殊婚姻和家庭关系，以尊重社会成员生活方式多元化的选择。要求“不同性取向者应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不同价值取向的人或人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社会才能长久地安定团结。”[47]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5月，我国台湾法务部修正的《人权保障基本法》草案中，将同性恋团体争取多年的同性恋人权问题纳入法律保障范围内。该部《人权保障基本法》，原来分为“自由权”等14章，修正后将其中的“妇女人权”一章扩大为“两性人权”，有关同性恋者人权的新增条款与事项，列在此章的第58条，该条规定：“同性男女可组家庭，并可收养子女。”但立法者表示，同性结合对传统亲属法中的婚姻关系，仍不免带来冲击，所以仅承认同性男女可以组成家庭，让彼此间具有“家属”关系，但他们的结合关系并不等同于“婚姻”。[48] 即使在美国，法官和立法者们对于同性婚姻也多持谨慎的态度。美国的作法明显地反映了一种矛盾与妥协：《同居伴侣法》、《互惠法》始终与《婚姻捍卫法》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如果一味从正面否认同性婚姻，会违背宪法有关基本权利的要求，而如果承认同性婚姻又会产生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因此，立法者一方面尝试着加强对传统婚姻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保护同性伴侣的某些利益。美国许多州的家庭伴侣法(同居伴侣法)中，承认同性和异性非婚同居者均享有“合法家庭成员的资格”，家庭可以包括两个成年的终生伴侣，他们之间以终生相伴和共享感情和财产并彼此依赖为特征。在一些城市里，如旧金山、西好莱坞、纽约、西雅图、华盛顿等，非婚的同性伴侣可以到政府机构办理登记，取得“伴侣”身份，同时得到法律赋予的相应的权利，双方在终止同居关系时，也须到有关部门登记备案。根据这些城市的规定，同居伴侣所享有权利主要包括：(1)有权享受家庭健康保险政策，(2)有权作为家庭成员请假照料生病的伴侣，(3)有权作为家庭成员休丧假，(4)有权作为家庭成员到医院和监狱探视，(5)一方死亡后，他方对共同居住的房屋有继续承租权。[49]也许这种妥协是不得不为之，但这种妥协至少也是一个教育过程的开始，使那些因不了解而对同性婚姻持反对态度的人能渐渐意识到同性恋平等权益的意义，虽然能否完成从家庭伴侣法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过渡尚属疑问。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我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类似英、美的“恐同运动”、同性恋者迫害运动以及同性恋权利解放运动，所以，在处理同性婚姻问题时，理应采取科学、谨慎的态度。我国的现行《婚姻法》中的婚姻是以异性关系为核心的，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至今还不可能宽容地接受同性伴侣的结合。本文旨在介绍同性恋者争取法律上的权益的过程，从同性恋行为不受刑法处罚，到争取对于个人的性取向的非歧视待遇，再到法庭和立法者承认同性恋者的家庭关系并加以保护。[50]也许这个过程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是否 12 应该竭力保持理智的对话并不断拓展理智对话所能探及到领域;我们是否应该放下偏见，理性地加以思考如何才能够真正地追求公平、正义。是否承认同性婚姻倒在其次。无论是否承认同性恋者的婚姻权益，来自现实中的权利主张始终是存在的并不能忽视的。“文明消失于对话的死亡”，保持对话、倾听呼声并保持理性的思考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姿态。

[1] 参见孙振栋：《同性恋者人权保护问题研究》，山东大学法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2] Baker v. Nelson, 191 N. W.2d 185 (Minnesota Supreme Court , 1971), appeal dismissed, 409 U. S. 810(U.S. Supreme Court, 1972). [3] 因为联邦宪法第九和第十修正案分别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只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公民所保留的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忽视。”“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

[4] Jones v. Hallahan,501 S. w.2d 588：(Kentucky Court of Appeals，1973).

[5] 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一和第八修正案修正案中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公民所享有的三项基本宪法权利：结婚权、结社权和自由表达信仰权。”“在一切案件中，不得课以过多的保释金，过重的罚金，或施加异常的残酷刑罚。”

[6] Adams v. Howerton, 486 F Supp. 1119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 1980 ), affirmed on other grounds, 673 F. 2d 1036 (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 , 1982). [7] Dean v. District of Columbia，653A.2d 307(District of Columbia Court of Appeals，1995).

[8] Braschi v. Stahl Associates, 74 N.Y. 2d 201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 1989). [9] Baehr v. Lewin. 852 P. 2d 44 ( Hawaii Supreme Court, 1993), clarified in response to the state’s motion for reconsideration , 852 P. 2d 74 (Hawaii Supreme Court , 1993).

[10] 此条规定了合法婚姻契约的一系列必备条件，“合法婚姻契约仅限于男女之间”。 [11] 夏威夷州宪法第一章第五节的“平等保护条款”规定;“不得因为种族、宗教信仰、性别或祖籍等原因，而否认公民依法享有的平等保护权、民事权利或者在实践中对公民进行歧视”。

[12] Baehr v. Miike, 1996 WL694235, Haw. Circ. Ct. [13] See Defendant’s Pre-Trial Memorandum, Page 1-4. [14] 但是，当Baehr v.Miike案从巡回法院移至州最高法院后，夏威夷州和美国联邦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了立法，来阻止这份有利于同性婚姻的判决，以从根本上维护传统婚姻。所以，直到1999年，夏威夷州最高法院才就此案(那时已经成为Baehr v.Anderson案)作出了最终判决。1999年12月9日，夏威夷州最高法院，根据该州1997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婚姻保留在异性之间”的规定，作出了一项意义不大的判决：①目前该案已经终止，日后仍可提出新的诉讼;②确认1993年判决中认定的夏威夷州拒绝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是以性别为由的歧视;③确认1996年判决中认定夏威夷州的“歧视行为”并非基于“州的 13 必须利益”;④期望日后可以出台把婚姻权益扩大到同性伴侣之间的法律。

[15] http:// 2001年6月27日新闻。

[49] 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 [50] Kenneth McK Norrie. Sexual Prientation and Family Law. Edited by Jane Scoular, Family Dynamic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Family Law. pp152-153. Butterworths, 2001.

第四篇：同性婚姻合法化反方一辩发言稿

各位同学，老师和对方辩友，大家好!对于同性恋婚姻是否因该合法化，我方坚决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情况来说，同性恋婚姻不应该合法化，我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我方观点：

第一、当前社会不适合。据李银河在微博上发起的对于同性恋婚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投票显示反对者是赞同者的十倍之多，据李银河统计中国的同性恋仅占3%-4%，为了了一部分人特殊习惯的人权就去修改法律，那法律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我不习惯在马路上听见汽车的声音，而尊重我这个人权，颁布出一个只要我在马路，就不允许有汽车出现的法律吗?全国这么多纳税人，仅为了这1%-13%的人而去耗费大连人力物力通过人大会议几次表决再修法定法，而且还不一定那个解决实际的根本问题;

第二、婚姻合法化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婚姻合法化不能给他们带来所谓的幸福，关键在于社会观念的压力，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观念，而非因不因该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当前中国社会并不适合将其合法化，操之过急只会带来不利的一面，强制会带来社会动荡不利于创建和谐社会!西班牙是一个如西班牙2005年06月16日，传统派人士的发动下，数十万人涌上马德里街头，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同性婚姻大游行。同性婚姻法案是两千年以来大众价值观遭遇的极大挑战。这难道就解决了所谓的维权问题了吗?

第三、置大众的利益于不顾，就算是维护同性恋者的权利，这样的做法弊大于利。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底蕴较强的国家，强制要求大众去改变他们的认知观念，同性恋者呼吁维权，那广大群众就不会也拿起权利维权吗?和大众传统价值观相违背的政策颁布对大众可能没有影响吗?习惯的改变、心里的惆怅、对错的迷茫，甚至去怀疑法律权威性和为大众的服务性，这难道还是利大于弊吗?我们姑且认为没有影响?出于保护目的就合法化是利大于弊的吗?那我想买把枪，是出于保护我自己不被人伤害的目的，法律规定买枪合法化，就利大于弊了吗?

把婚姻法修改不等于完善，我们当然希望法律每次的修改都是完善，但是期望和现实不等同啊，好比我希望自己是研究生，可是现实我不是啊。或者是不是我希望对方辩友承认我方观点，对方辩友就会承认我方观点了呢?综上所述，我方认为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操之过急，不适宜当前社会的发展!!

对方辩友说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是出于保护同性恋的目的，对大众并没有影响，所以是利大于弊。那我就又很奇怪了，和大众传统价值观相违背的政策颁布对大众可能没有影响吗?习惯的改变、心里的惆怅、对错的迷茫，甚至去怀疑法律权威性和为大众的服务性，这难道还是利大于弊吗?或者我们姑且认为没有影响好不好呢?出于保护目的就合法化是利大于弊的吗?那我想买把枪，是出于保护我自己不被人伤害的目的，法律规定买枪合法化，就利大于弊了吗?

，对方辩友说如此婚姻法的修改，正是我国法律系统的完善和进步。请问修改等于完善吗?我们当然希望法律每次的修改都是完善，但是期望和现实不等同啊，好比我希望自己是研究生，可是现实我还是一个专科生啊。或者是不是我希望对方辩友承认我方观点，对方辩友就会承认我方观点了呢?

第五篇：美国知名婚姻专家调查总结幸福婚姻十宜十忌

导读]近日，美国最杰出的婚姻研究专家之一戴维·H·奥尔森调查了21501对夫妻，并总结出影响婚姻幸福的“十宜”和“十忌”

很多人憧憬婚姻的甜蜜，却无奈于现实的矛盾，高涨的离婚率成了全球面临的问题。近日，美国最杰出的婚姻研究专家之一戴维·H·奥尔森调查了21501对夫妻，并总结出影响婚姻幸福的“十宜”和“十忌”。《生命时报》特邀上海市心理行业协会会长王裕如、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和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红枫中心热线督导侯志明，为您详解婚姻这门艺术。

关于幸福，我们不能描述它的模样，预测终点的位置，只有当它出现，我们才能深刻体会，而这个过程，需要夫妻双方朝着以下10个方面共同努力。

有良好的沟通。“千万别把沟通当成吵架后的‘灭火器’。”王国荣说，沟通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只在矛盾出现甚至争吵发生后，才急着跟对方说：“我要跟你谈谈”，这种沟通会因双方处于愤怒中而宣告无效。建议冷静下来后再沟通，并将沟通当成彼此分享、表达自我观念的一种习惯。

遇到问题，双方共同想办法解决。王国荣说：“不正视婚姻中的问题，婚姻就会出问题。”矛盾出现时，夫妻应静下心来商量解决之道，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不妨向父母或共同信任的朋友求救，他们或许能帮忙解开你们观念差异的“死结”。

创造亲密感。走路时手牵着手，回到家给对方端杯茶，用手指舒展伴侣紧锁的眉头„„这些“小动作”就是夫妻间难得又温暖的亲密感。“‘亲密感’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方对另一方表达关爱的具体行为。”王国荣说，中国人应该向西方人学习亲密感。起床后、出门前、睡觉前，给彼此一个拥抱、一个亲吻、一句问候都能培养亲密感。 不约束和控制对方。王国荣认为，家中“领导权”的争夺、要求对方按自己的喜好去改变和挑剔的行为，是婚姻产生矛盾的主要因素。应该明白对方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不要过多约束。

经常聊天。如果说年轻时人们看重的是能否玩到一块的“玩伴”，那么等年老了，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彼此说说话的“谈伴”了。王国荣说，两人相处数十年，自认为很了解对方，忽略了交流，幸福感也随着这份沉默慢慢消失。因此，夫妻二人应该每天找时间聊聊，工作、家庭琐事都行，也可以淡化老婆或老公的角色，天马行空地聊。

彼此欣赏。谈恋爱时，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他是最好的。这种欣赏是你们相爱并步入婚姻的基础，但在日复一日的琐事中，那些你曾经欣赏的东西，却可能成了引发矛盾的导火线。王国荣说：“我们不能只看到玫瑰有刺，而应该看到刺中有玫瑰。要多看对方优点，多想想你们当初为何能走到一起。”

独处和共处时间平衡。“结了婚，没了自由”成了很多已婚者的抱怨。的确，再亲密的人也需要空间，“独处”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自由。侯志明说，独处与共处的平衡很重要，不要伴侣一不在身边，就打无数个电话，疑神疑鬼。

亲友少干涉。王国荣说，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是一个相对稳固和独立的家，如果问题不是太严重或小两口没有主动求助，亲友就不应过多干涉。帮小两口带孩子的老人应尤其注意，凡事不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一致的金钱观。钱越来越成为婚姻的不稳定因素。王国荣说，钱是为婚姻服务的，人不能成为钱的奴隶。建议夫妻给父母钱别盯着数量上的公平，而应从父母的需要出发;借钱给亲友不妨采用折中方案。两人磨合出相近的金钱观、消费观至关重要。

培养共同的爱好。夫妻共同的兴趣爱好越多，婚姻关系越牢固，感情基础也越深厚，亲密感也越强，因为这意味着你们有很多美好时光是共同度过的。不过，王国荣还提醒，双方也应培养一两个不同的爱好，给自己一定的空间。 幸福的婚姻让人体会到不同的幸福，而不幸福的婚姻原因却是相同的。戴维·H·奥尔森在调查中发现，以下10点是导致婚姻不幸福的主要因素。

争夺“领导权”。“这个家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成了不少婚姻的矛盾引爆点。侯志明认为，在婚姻中争强好胜，不愿忍让，是目前在独生子女身上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也是催升离婚率的重要原因。夫妻应彼此尊重，减少对方的委屈、压抑感。

一方太固执。妻子死活要丈夫在今天下午陪他逛街;丈夫腰痛，可怎么劝也不去看大夫„„王裕如说，一方长期过于固执、任性，另一方就觉得不可理喻。任何一份长久的关系，都需要学会妥协和宽容。

子女教育观念不同。侯志明认为，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夫妻双方的教育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其父母教育方式的再现。由于成长环境不同，双方更容易产生矛盾。建议在孩子小的时候，夫妻最好别当着孩子的面争论，做好分工合作。而当孩子有七八岁时，凡事应该先遵循孩子的意愿。

过于挑剔。“挑剔和唠叨是破坏婚姻关系的一大‘毒瘤’，”王国荣说，挑剔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没完没了的唠叨：脱完鞋为什么不放整齐?书桌怎么总是那么乱?一些很小的事情，在“挑剔方”的眼里都是无法接受的大事。侯志明建议，在挑剔对方时，不妨想想自己是否事事完美。

总希望对方陪自己。“有无时间陪自己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他因什么而不在你身边。”侯志明说，如果对方是因为工作，那就应理解，如果总是出去喝酒、上夜店等，那确实需要来场谈判。作为被“冷落”的一方，也应想想为何对方有时间也不愿跟自己在一起。

精神上不给对方空间。“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需要有独立的空间去消化自己的烦恼和脆弱，这可能是自尊心的体现，也可能是怕把不好的情绪传染给你，”侯志明说，夫妻关系应该是相互依恋，并非相互依赖，“亲密有间”是最好的状态。但需要提醒的是，给对方空间的前提是信任，而不是隔阂。 不愿承担责任。王裕如说，在婚姻中，不负责任的背后暗藏的是“能同享乐，不能共患难”的真相。结婚前对婚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就应做好准备。

总是小心翼翼。因为金钱、感情等的不对等，有些人在婚姻中总是压抑自己，谨言慎行，生怕惹对方生气。王裕如认为，婚姻最需要坦率和真实，一味隐忍，会影响双方的磨合。不要恐惧争吵，但说话要有技巧，别总是以离婚相要挟。

对伴侣期望过高。王裕如说，妻子“你真窝囊，看人家„„”这样的指责，只会增加婚姻破裂的风险。妻子对丈夫财富、地位的追求越高，婚姻越难稳定。事实上，结婚前就应有心理准备去接受一个与恋爱时不一样的伴侣。

夫妻差异难以消除。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两人因差异吸引，也因此产生矛盾。王裕如说，差异必然存在，两人完全一样就会减少激情。所以，有差异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磨合，其底线是不勉强别人，也不委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