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格尔茨的“深描”理论

2023-02-28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年出生于旧金山, 于1956年获得哈佛人类学博士学位, 70年代初期创立了解释人类学。他一生著作颇丰, 其中以论文集形式发表的《文化的解释》与《地方性知识》, 代表性的反映了格尔茨探索人的行为表现意义的风格。格尔茨的主要成就在于对摩洛哥印尼包括爪哇、巴厘岛等地的社会文化作了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 并以此为基础, 创新性地提出了解释人类学的概念以及理论体系。格尔茨解释人类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意义的阐释、深描的观点和地方性知识。本文着重探析“深描”理论。

一、“深描”——解释人类学的方法

一百多年来, 人类学家不仅专注于对文化本身的阐释, 更致力于对方法论的探究。其中, 以格尔茨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提出的“深描”的理论专注于通过人类行为与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 来深入探究行动的意义。这不仅是对以往人类文化研究方法的拓展, 更是一种创新。笔者将通过格尔茨的《深描:迈向文化解释理论》和《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这两篇文章为主, 来阐明他的“深描”理论。

解释人类学强调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与差异性。具体来说, 人类的生活方式具有多样性, 需要文化人类学去解释探究并以此作为研究目的。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唯一性, 因此对每一种文化的分析就只能从它们自身出发, 对每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理解也只能从它们自身的特性上去解释, 即社会文化具有独特性。在表面上不同文化表现出来的相同要素, 由于它们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意义, 所以文化具有差异性。这就表明想要正确的理解各元素的本身意义, 需将它们置身于各自背景中来解释, 而不能孤立的、割裂的来解释

格尔茨在《深描:迈向文化解释理论》中以赖尔的眨眼睛和犹太人科恩的遭遇为例来阐明上述观点。关于眨眼睛这个动作,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即可以理解为无意的抽动, 又可以理解为向朋友传递的密谋信号, 甚至还可以理解成给朋友制造的恶作剧, 因此, 每一个眨眼睛的动作都需置身于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动作发出者和特定的信息接受者之中去解释其意义。此外, 格尔茨通过在田野日志中的材料阐明, 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 就需要在关注其文化特殊性的情况下, 展现出此文化具有的常态。这样把他们置于他们自身的系统中, 就会使他们变得可理解, 其难于理解之处也就消释了简单来说, 就是对一个文化进行描述解释时, 要采用可被人人理解的深度描述, 是深入到研究对象体内的描述, 而不是简单的浅层描述。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 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 是记录人类学家在调查地区遇到的人和事, 并以第一手的观察和参与, 从主观的角度理解和解释当地人在其文化系统背景下的社会行为。格尔茨认为, 只凭纯粹的记录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表层的浅显的印象, 只有通过对微观事物进行“深描”, 才能真正揭示出人类行为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才能够客观全面的解释人类行为的意义。可见, 格尔茨的“深描”理论对民族志的记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主张在田野调查的参与观察基础上, 通过一个微观现象去折射整体的社会面貌, 深层次的揭示出文化与行为的关系及意义。

格尔茨运用“深描”法描写民族志具体体现在《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文中。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理论主张和具体文化分析的有机结合。整个章节致力于通过对斗鸡游戏的深入剖析来达到解释整个巴厘人的性格、行为和社会秩序的目的。“巴厘人审美地、道德地、和超自然地将斗鸡视为人性的直接翻版:动物性的表达。巴厘斗鸡就是一种情感爆发, 地位之争和社会具有核心意义的哲学性戏剧的综合体。”

通过探究格尔茨对斗鸡游戏的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他以公鸡为中心, 在巴厘族的习俗之下, 透视了巴黎人在深层心理上与公鸡认同时的某些特点。之后透视斗鸡全过程, 围绕赌博现象, 描绘赌博这一文化系统的内在机制。然后把赌博系统放置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广阔背景中探究其含义。最后通过巴厘人心态价值观念解开斗鸡对巴厘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并解释各文化符号系统的含义, 以完成“深描”的目标。格尔茨以此想要说明一个文化现象无论多繁杂, 解释它的指导原则是关注其自身的解释, 并学习如何得以接近它们。”也就是说对文化要素的解释不是独立的, 而是联系的, 要将其放在所属的文化系统的大背景中, 并相对于其它要素的联系和意义来解释。所以, 解释人类学要求, 理解文化首先要弄清楚当地人对他们自己文化的想法、看法及表述。

二、“深描”的当代意义

后现代思潮对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影响集中表现在, 极端的后现代民族志在20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广泛流行。它对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学科理念、学科方法、田野作业规程, 甚至是学科的知识论基础都提出了挑战、反思、批判和质疑。不可置疑的是后现代民族志思潮对于推动人类学领域的发展和完善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 一些人类学家在这一反思中走向了极端的怀疑主义, 其严重威胁着人类学学科的生存。而直面抵抗后现代民族志的极端怀疑主义成就了格尔茨的“深描”理论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第一, 面对后现代民族志的极端怀疑主义对人类学知识产生的根基的质疑, 格尔茨富有智慧的提出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近经验”与“远经验”之间的关系。

后现代民族志极端怀疑主义对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是否能真实、客观地再现其研究对象表示怀疑, 并质疑了人类学学科的科学性。面对质疑, 格尔茨沉着冷静的提出了富有智慧的解决策略。他指出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研究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 而是近经验与远经验之间的关系。近经验是文化持有者自身的文化经验, 远经验是指进入特定地域的人类学家所携带的文化经验。为了达到对特定文化现象的深入研究, 就需要人类学家克服自身本来的文化经验, 努力深入到文化持有者的文化经验当中, 以文化持有者的文化经验而不是外来者的文化经验去看待研究对象。只有这样, 才能打破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主客体对立关系, 体现一种文化持有者内部/外部之间的关系, 一种真正的交流关系、理解关系及诠释与被诠释的关系。因此, 民族志的任务就是研究者通过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对其特定的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 这种解释的方法便是“深描”理论的方法。

第二, 后现代民族志的怀疑主义指责人类学家在民族志的书写动机上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就此质疑, 格尔茨通过梳理人类学家的伦理困惑和民族志书写的目的, 对极端的后现代民族志怀疑主义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极端的后现代民族志对人类学家民族志的怀疑和大加批判, 即认为人类学家民族志的书写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 是他们的帮凶。不仅使得学科伦理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中。更加促发了格尔茨对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的伦理困惑进行深入思考。格尔茨发现人类学家在长期的田野工作下, 虽对研究文化中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及民众的困扰与痛苦有着深入的了解, 但却无能为力。这就形成了人类学家研究实践中的伦理压力, 这种压力来源于人类学家对研究文化的深入发现, 但这种发现对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状况却没有实际效用的矛盾, 此压力还会随着人类学家研究工作的深入而加强。由此, 并不能因为人类学家的伦理困惑来批判其书写目的和扮演的角色。人类学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当地民众的幸福, 而不是自己所属文化的统治当局的利益。在研究实践过程中, 体现出的是人类学家对科学的追求和对文化事实的探究精神, 以及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正义感, 这与一些为殖民利益目的服务的人类学家是截然不同的。格尔茨进一步表明解释人类学践行“深描”理论的方法论策略, 致力于对细微事物进行深度考察, 因而对文化事象能保持一种敏锐的眼光。正因如此, 使得卓越的人类学家能够创造性的、想象性的思考, 从而为一系列的人文社科领域源源不断的注入新的活力因子, 延伸它们的研究视域, 带领它们走出困境, 走入希望之境。

第三, 当后现代民族志的极端怀疑主义在人类学的民族志的表述问题上进行质疑时, 格尔茨通过对民族志的表述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来抵抗了极端的后现代民族志。并以自己的民族志书写实践, 树立了民族志研究应对后现代知识论冲击的典范。

后现代民族志的极端怀疑主义认为, 人类学的知识的充满了主观性与随意性, 是不可靠的。在表述问题上, 他们甚至将民族志与诗相提并论, 将书写民族志的人类学家比喻成“蹩脚的诗人”。格尔茨对以上观点表示反对, 他认为在民族志表述的背后, 是实实在在的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的文化事实, 这些东西无论面对怎样形形色色的表述问题, 都不能被抹杀掉。除此之外, 格尔茨对民族志表述中“放纵感情”的做法表示出明显的反感, 并提出了自己的“深描”理论。在他眼中, 民族志研究是一种微观研究, 将微观小事放置于文化系统的意义结构中, 除确切的把握它所处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要阐释它在整个文化系统中与其他文化事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达到对这件微观小事的的完整把握, 而这个把握的过程就是“深描”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 人类学家需要摒弃自身携带的文化经验, 尊重文化系统的复杂性。至此, 人类学家才能保持高度的警觉和足够的敏锐, 能够创造性的、想象性的思考。在此意义上, 格尔茨认为人类学家工作的目的是加速宏大观念的死亡, 但这种死亡会为新理论的滋生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摘要：一百多年来, 人类学对人类文化的研究, 不仅专注于对文化本身的阐释, 更致力于对方法论的探究。以格尔茨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所提出并使用的“深描”理论, 着重于通过阐明人类行为与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 来深入探究行动的意义。加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 给人类学带来的挑战和表述危机, 使得我们深入研究格尔茨的“深描”理论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有助于为人类学直面挑战和摆脱危机探究新路径。

关键词：深描,解释人类学,格尔茨,后现代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