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

第一篇：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

父母婚姻状况、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的影响

摘 要：目的：探讨父母婚姻状况、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采用人口学调查资料、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和认知情绪问卷对976名技校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父母初婚的学生情感幸福感得分高于父母离异和再婚的学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积极情感得分差异不显著(P>0.05)，而消极情感得分上，父母离异的学生得分最高，其次，是父母再婚的学生，得分最低的是父母初婚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校学生父母婚姻状况与情感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P<0.01)，和积极调节策略相关关系不显著(P>0.05)，而和消极调节策略呈显著负相关(P<0.01)。此外，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也和消极调节策略呈显著负相关(P<0.01)。性别、责难他人、父母婚姻状况与自我责难的交互作用能对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水平起到显著的预测作用。结论：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密切相关，父母婚姻状况不良和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不利于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和积极情感的养成，降低消极心理发生率、培养积极认知调节策略是提升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关键词：技校学生父母婚姻状况;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情感幸福感;影响

作者简介：曹冲，女，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胡义秋，男，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认知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应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而做出的认知努力。[1]Garnefski认为，常用的策略有9种：(1)接受：指顺从已经发生的一切;(2)理性分析：指降低负性生活事件的严重性，或者是强调它在与其他事件相比较时不算较差的;(3)积极重新关注：指思考有意思、令人愉快的事情，而不是目前的不愉快的事情;(4)积极重新评价：指对负性生活事件在个人成长方面赋予积极意义的想法;(5)重新关注计划：指关于采取措施以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的思考;(6)自我责难：是指把自己的不幸经历归咎于自己的想法;(7)责难他人：指把自己的不幸经历归咎于他人的想法;(8)灾难化：指夸大负性事件的恐惧性后果;(9)沉思：指重复回忆与负性事件相关的感觉。[2]前5种为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后4种为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

家庭对个体的成长起到重要的作用，技校学生大多处在青春期阶段，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情绪波动较大，对家庭的依赖也较大，容易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夫妻冲突不仅影响夫妻关系，同样影响着孩子的适应及情绪，Hetherington等人发现，子女对父母婚姻冲突的感知在夫妻冲突对子女的影响中的重要作用[3]，Melanie[4]等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高水平的父母冲突会使儿童和青少年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宽泛的、多层面的概念，由认知幸福感(cognitive well-being)和情感幸福感(affective well-being)构成。[5]认知幸福感即生活满意度，是个体按照一定标准对其生活中各个领域(如工作、家庭、自我等)的满意程度所做出的综合性判断。情感幸福感则是人们对不断发生的生活事件的情感反应，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6]目前，关于情感幸福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学生和大学生，而对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研究了父母婚姻状况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的影响，以期找到一个提升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的方法和途径。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广州市某技工学校学生，对该技工学校学生进行分层整群随机抽样，调查对象为该校一年级学生，并集中发放问卷，以班为单位进行施测，共发放问卷1 000份，全部收回，剔除无效问卷后，用于统计分析的样本为976人，其中男生576人(59%)，女生400人(41%)，父母为初婚的788人(80.7%)，父母离异的116人(11.9%)，父母再婚的72人(7.4%)。

(二)研究工具

1.人口学调查资料，包括性别、父母婚姻状况等人口学资料。

2.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7]含12個项目，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分量表，均为7点计分，得分越高分别表示体验的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的时间越多。量表信度较好，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0.87。

3.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CERQ)[8]此量表是自测量表， 要求被试评估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所使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包括9个分量表，采用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在面临负性事件时就越有可能使用该种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三)施测及数据处理

本研究量表的施测由心理学专业老师和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实施，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处理。

二、结果

(一)父母婚姻状况不同的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差异比较(见表1)

对父母婚姻状况不同的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各因子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情感幸福感总分上，父母初婚的学生得分高于父母离异和再婚的学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积极情感得分差异不显著(P>0.05)，而消极情感得分上，父母离异的学生得分最高，其次，是父母再婚的学生，得分最低的是父母初婚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对父母婚姻状况不同的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差异结果进行事后比较，两两比较结果见表2所示，父母初婚的技校学生在情感幸福感和消极情感上的得分与父母离异和父母再婚的技校学生相比，均有显著差异(P<0.001～0.05)，而在积极情感得分上，两两对比差异不显著(P>0.05)。

(二)技校学生父母婚姻状况、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情感幸福感的相关关系(见表3)

技校学生父母婚姻状况、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情感幸福感的相关关系如表3相关矩阵。表3相关矩阵表明，技校学生父母婚姻状况与情感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P<0.01)，和积极调节策略相关关系不显著(P>0.05)，而和消极调节策略呈显著负相关(P<0.01)。此外，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也和消极调节策略呈显著负相关(P<0.01)。

(三)认知调节策略在技校学生父母婚姻状况和情感幸福感间的调节作用分析(见表4)

采用多层回归分析方法预测情感幸福感水平：第一步，将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第二步，将父母婚姻状况纳入回归模型;第三步，将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纳入回归模型;第四步，将父母婚姻状况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的交互作用纳入回归模型。

分层回归结果显示，性别能解释情感幸福感水平方差变异的2.4%(F=10.985，P<0.01);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后，自变量父母婚姻状况对情感幸福感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能解释技校学生幸福感方差变异的6.1%(F=3.711，P<0.001);父母婚姻状况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各变量的交互作用能解释情感幸福感水平方差变异的4.6%(F=3.223，P<0.001)。同时，在所有预测情感幸福感水平的变量中，性别(β=0.156，P<0.01)、责难他人(β=0.028， P<0.01)、父母婚姻状况与自我责难的交互作用(β=0.823，P<0.01)都能对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水平起到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余各变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三、讨论

本研究验证了父母婚姻状况、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初婚的学生情感幸福感得分高于父母离异和再婚的学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是积极情感得分差异不显著(P>0.05);而消极情感得分上，父母离异的学生得分最高，其次，父母再婚的学生，得分最低的是父母初婚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这与薛玲珑[9]、胡云君[10]等人的研究结果吻合。家庭不完整的技校学生较家庭完整的学生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对学习、生活产生更大的不信任感和不确定感，缺少完整家庭支持的学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无法及时得到帮助和支持，他们遇事更倾向于使用消极的非适应性认知调节策略，导致其更容易产生消极不良的情绪困扰，甚至会产生人格障碍。总的来说，该技工院校学生父母婚姻状况良好，父母为初婚的占80%以上，家庭完整的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得分高于家庭不完整的技校学生，家庭完整的技校学生也更多的使用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而家庭不完整技校学生的消极情感则高于家庭完整的技校学生，也更倾向于使用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相关分析结果还显示，技校学生父母婚姻状况与情感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P<0.01)，和消极调节策略呈显著负相关(P<0.01)。此外，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也和消极调节策略呈显著负相关(P<0.01)。表示父母婚姻状况越好的技校学生其情感幸福感水平越高、情感体验越积极，同时，父母婚姻状况越差的技校学生越倾向于采取消极的非适应性的认知调节策略来面对生活事件，父母离异和再婚的技校学生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更容易产生自我责难、灾难化、责难他人等消极的认知，产生不良情绪。回归分析的结果则显示了性别、责难他人及父母婚姻状况和自我责难对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水平变化的显著预测作用，本研究的部分研究结果与赵晓妍[11]的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技工院校培养的学生是将来生产和服务于一线的技术工人，他们将直接影响社会生产活动，因此，技校学生的情感幸福感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父母婚姻状况对于技校学生情感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家庭环境的好坏将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和情绪情感，因此，技校学生的父母应该重视子女的心理健康，积极主动地和子女沟通交流，并加强和学校的联系，及时了解他们的情绪情感动态并予以帮助指导，从而增进亲子关系。其次，技工院校应该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模式、改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引导技校学生在遇到问题时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遇事乐观冷静，提高技校学生对不良情绪的应对能力，同时，也要提高技校学生抗挫折的能力，培养技工院校学生积极心理素质，积极开展技校学生幸福感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降低技校学生的消极心理症状发生率并培养技校学生积极心理素质，技工院校如果能将积极心理的培养融学校日常教学全过程，与学校的学生教育管理相互结合，纳入学校的整体工作规划，那么对于技校学生幸福感的提升将会取得更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Garnefski N， Kraaij V， Spinhoven P， et a.l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2001， 30：1311-1327.

[2] 陈海燕，等.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11)：1714-1716.

[3] 池丽萍，辛自强.儿童对婚姻冲突的认知加工和情绪反应的发展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报，2003 (4)：45-49.

[4] Melanie T. Davern， Petra K. Staiger& Ernest S. L. Luk.Adolescent and parental perceptions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J].Jourm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Social Section，2005，1(2)：20-25.

[5] E.Diener， S.Oishi， R.E.Lucas. Personality，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of Life[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3，54(1)：403-425.

[6] 邱林.情感幸福感的测量[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37-142.

[7] Eunkook S，Diener E ，Shigehiro O ，et al. The shifting of life satisfaction judgments across culture： emotions versus norm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2)：482-492.

[8] 朱熊兆，羅伏生，姚树桥.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 (2)：121-124.

[9] 薛玲珑.离异家庭高职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9)：84-90.

[10] 胡云君，等.夫妻冲突对子女情绪影响的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2)：236-237.

[11] 赵晓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的关系及叙事团体辅导干预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6.

[责任编辑 曹 稳]

作者：曹冲　胡义秋

第二篇：高职学生情绪调节特点调查分析与思考

摘要：通过对高职学生的情绪调节特点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高职学生具有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在调节情绪时较多地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但也使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在调节情绪水平上认知调节多于行为调节;高职学生性别、是否属于单亲家庭及生源地对其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调节策略有显著影响，年级、专业差异不显著;情绪调节能力、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学习成绩成正相关，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学习成绩成负相关。

关键词：高职学生;情绪调节特点;调节能力;调节策略

情绪是个体行为的重要驱动力，而情绪调节则是个体社会适应与身心健康的关键机能。高职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需要独立面对和处理的事物愈来愈多，如学习、生活、人际关系、恋爱关系、未来发展和就业前景等等，而处在青年初期的高职学生，心理上正经历着急剧的变化，情绪起伏波动大，情感体验丰富而复杂，容易引起诸多情绪困扰或情绪问题。情绪调节的好坏将影响高职学生的社会化发展和身心健康，良好的情绪调节能促进学生社会行为的发展，维持稳定的心理健康，增加学生积极有效的行为。因此，研究高职学生情绪调节特点，探索影响情绪调节的各种因素，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情绪教育，培养和提高高职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增进高职学生的社会适应行为，促进其身心健康。

研究方法

笔者的研究采用了由伍霞编制的效度、信度良好的《大学生情绪调节能力问卷》与《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问卷》，两个问卷均采用五级计分法，个体问卷的得分越高说明其情绪调节能力越高、采取的积极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也越多。大学生情绪调节能力问卷共24题，分成五个维度，分别为：情绪体验、情绪调节方式、情绪控制力、负性情绪持久性、情绪稳定性。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共27题，包括两大维度：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积极认知、积极行动)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消极认知、消极行动、情绪定向)，该问卷是针对负性情绪的调节策略设计的。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能力卷为0.827、积极策略卷为0.714、消极策略卷为0.725，重测系数能力卷为0.782、积极策略卷为0.687、消极策略卷为0.709。

对高职学生随机整群抽取247人进行团体测试，得到有效问卷228份，问卷有效率为92.3%，其中男生56人，女生172人;一年级学生41人，二年级学生146人，三年级学生41人。

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所测数据。

测验结果表明，高职学生情绪调节能力与调节策略总体上看发展良好，高职生使用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明显多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t=16.85、p<0.01)，但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仍然是高职学生常用的调节情绪方法。频数分布表表明，有12.7%的高职学生使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多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这部分学生不能有效地面对和处理情绪事件，容易产生心理问题或情绪化行为。

为进一步了解高职学生使用积极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具体情况，笔者对积极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的得分进行了分析，如表2所示。

进行多重平均数比较的结果发现：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上，积极认知>积极行动(t=9.35、P<0.01)，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上，消极行动>消极认知(t=5.92、P<0.01)，情绪定向与消极行为无显著差异。这表明高职学生在面对和处理情绪事件时更多地采用认知水平上的应对，通过认知调节情绪，然后才采取行动水平上的应对，抑制、宣泄或转移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有52%的高职学生更多地采用积极认知策略，20%的高职学生更多地采用积极行动策略，各有11%的高职学生更多地采用消极认知或消极行为策略，有6%的高职学生更多地采用情绪定向策略。

(二)高职学生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分析

性别差异 由表3可知，男生的情绪调节能力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男生使用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显著多于女生。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上，男生与女生没有显著差异。

家庭特点 本研究中的家庭特点包括单亲家庭、独生子女、生源地等三个方面，用方差分析对家庭特点对于情绪调节能力和策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单亲家庭的学生对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调节策略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非单亲家庭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显著高于单亲家庭学生，非单亲家庭学生比单亲家庭学生更多地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较少使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如表4所示。生源地(包括城市、城镇及农村)因素对情绪调节能力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其中城市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与农村学生相比有显著差异，城市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大于农村学生，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多地采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如表5所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情绪调节能力与策略上没有显著差异。

教育因素 用方差分析对年级和专业因素对于高职学生情绪调节能力和策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高职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策略、学习成绩的相关度分析

由表6、表7可知，情绪调节能力与积极调节策略成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调节策略成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情绪调节能力与采取的积极策略和消极策略之间的关系密切。此外，积极调节策略和消极调节策略的相关度达到显著，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如果高职学生采取的积极调节策略多，则消极调节策略的使用会相应地有所减少。

学生的学习成绩采用学期总评成绩，由表7可知，学习成绩与情绪调节能力、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成正相关，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成负相关，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对学习的影响更大。

结论与思考

(一)高职学生具有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在调节情绪时，较多地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但也使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在情绪调节水平上，认知调节多于行为调节

高职学生的情绪调节特点与水平使他们在面对负性情绪事件时，有一定的能力以积极的方式对情绪事件进行理解、认识，抑制将要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行为，但不能忽视他们会对情绪事件进行不合理解释，或过度压抑、不恰当地宣泄。消极的情绪调节易产生情绪化问题，或本身就是情绪化问题。

一些关于情绪调节的研究指出，在情绪调节中，倾向于抑制的个体具有较低的正性情绪体验和较少的正性情绪表达，倾向于重新评价的个体则具有更多的正性情绪体验和正性情绪表达。大部分高职学生能采用积极的认知策略，但还有部分学生倾向于压抑自己的情绪或进行不合理的调节，这可能意味着他们经常有负性情绪体验。

(二)性别、是否属于单亲家庭及生源地因素对高职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调节策略有显著影响，高职教育的影响不显著

高职男生比女生具有更高的情绪调节能力，男生比女生更多地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国内一些关于情绪的研究指出，大学生男女在情绪调节上的特点并无明显不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身心都已走向成熟，情绪日渐稳定，认知能力大致相当。而高职男生和女生在情绪调节上的不同，可能意味着高职学生的心理发展稍晚于本科大学生。

单亲家庭与非单亲家庭的学生在情绪调节能力与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中的学生受到的家庭教育不完整、缺乏父爱或母爱，这导致其情绪调节能力显著降低，并且使用的积极策略显著减少、消极策略显著增多。

城市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大于农村学生，比农村学生较少采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其原因可能是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要少、宣泄不良情绪的途径少;农村学生上大学后随着环境的改变，在心理上容易产生失落感与孤独感;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趋于外向、更善于表达与沟通，等等。所有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农村学生使用的消极策略显著多于城市学生，并且情绪调节能力较差。

高职教育对高职学生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不显著，这与高职教育重视学生职业技能的教育和训练，而忽视对高职学生的情绪教育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有一定的关系。

(三)高职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策略、学习成绩的相关度显示，个体采取的积极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都对情绪调节能力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情绪调节对学习成绩有预测作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预示着不良的学习成绩。

教育建议

高职教育应对高职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施加影响 高职教育应重视对学生的情绪教育，应在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的过程中，贯穿对学生的情绪教育。可以开设一些专门的情绪教育课程，如情绪训练或心理辅导课程等，供高职学生选修;也可以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渗入情绪教育。通过情绪教育，帮助学生学会处理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矫正错误的认知和行为，养成正确的适应行为，使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消除人际交往障碍，提高人际交往质量，调节个人内部精神生活的各方面及相互关系，学会正确对待自己、接纳自己，化解冲突情绪，确立适合自己的志向水平，保持个人精神生活的内部和谐。通过情绪教育，促使学生掌握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学会应对压力，减少不必要的压力源。

要有针对性地对高职学生进行情绪调节的辅导 因单亲家庭学生、农村学生容易使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应帮助他们认识、接纳和把握自己的情绪，教给他们遭遇情绪不适时寻求外界帮助的技能，以及理智地对消极情绪进行调控和升华的技巧，不要过度地压抑情绪。由于情绪的调节具有个性化、情境性等特点，应鼓励学生在进行情绪调节时，根据自身特点考虑具体的情境，灵活地采用适合自己的调节策略。

要为高职学生提供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的环境 应给高职学生创造情绪积极表达的机会和渠道。任课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畅所欲言，表达自己关于专业学习方面的想法，解答学生在学习上遇到的困惑;班主任或辅导员可多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在生活、情感方面遇到的困难，耐心听取学生的倾诉，特别应多增加与性格内向学生聊天的机会;学校可通过召开学生代表会议，了解学生对学校在管理、后勤等方面的意见，并尽量做到使学生满意。

要为高职学生提供文体活动的场所和设施，多开展文体活动 文体活动能缓解人的压力，排解或疏导人的不良情绪，通过文体活动，可以使学生适度地表达自身情绪而不是压抑它、忽视它，同时，能促进人际交往，增进人际关系，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还可以提高学生情绪调节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启刚.情绪调节的研究方法与测量手段述评[J].心理研究，2008，1(2)：42-46.

[2]黄敏儿，郭德俊.情绪调节方式及其发展趋势[J].应用心理学，2001，7(2)：17-22.

[3]侯瑞鹤，俞国良.情绪调节理论：心理健康角度的考察[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3)：375-381.

[4]黄敏儿，郭德俊.情绪调节的实质[J].心理科学，2003，(1)：109-111.

[5]卢家嵋.情感教学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王伟红，女，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心理学。

作者：王伟红

第三篇：新冠疫情封校期间不同体育运动对航海类学生负面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摘 要：结合半军事化管理实际，分析疫情期间校园封闭管理下航海类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水平，比较得出适用于航海類学生缓解负面情绪的体育运动方式，探究体育运动调节负面情绪的过程中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所起的作用及其心理学机制。

关键词：体育运动;焦虑;抑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心理学机制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各地不少高校采取封闭式管理以保障返校学生的生命健康安全。然而由于全国范围内仍不时出现的疫情反弹现象，以及严格的封闭管理措施，导致大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其中焦虑和抑郁问题较为突出[1]。各类学生中，接受半军事化管理的航海类学生在封校期间的休闲方式进一步受限，因此属于更易产生负面情绪的学生类型。针对由于学校封闭管理期间航海类学生出现的负面情绪，应当及时采取辅助手段予以疏导。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中也指出，各地相关部门要根据不同人群阶段性的心理变化调整心理服务工作内容，利用各类服务资源，对包括学生在内的各类人群进行实时有效的心理疏导。教育部也陆续下发相关指导意见，鼓励学生积极开展体育锻炼，接受相关心理辅导。

相关研究结果指出，体育运动能够对人的情绪变化产生一定影响，适当的体育活动对改善心理健康状态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够缓解由于特定情境引起的暂时焦虑状态，不同的体育运动会对焦虑和抑郁情绪产生积极的效果，不同的运动内容产生的积极效果也有所差异。多项研究结果也表明，当个体体育运动的频率达到一定水平后，能够帮助个体有效缓解诸如不安、焦虑、紧张这类消极情绪，并且体育运动对个体心理所产生的干预在减轻轻度至中度抑郁症患者的焦虑和压力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效果。孙佳琛等研究证实，8周的八段锦锻炼，能够增强大学生对包括焦虑和抑郁在内的负性情绪的反应抑制[2]。王军等研究发现，对集体实施法特莱克跑步训练，能够帮助个体减轻不良情绪，恢复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3]。本研究采取以上两种体育运动对航海类学生进行运动干预，研究封闭管理期间运动干预形式、内容以及心理健康运动干预效益，提出针对航海类学生在校园封闭管理期间的体育运动教育办法。

有研究指出，在体育运动缓解焦虑和抑郁的过程中，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能是作用于其中的内在心理机制[4]。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在认知自身情绪调节能力时的自信程度，它与个体调节和改善负面情绪的效果成正相关。目前，大量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均能增强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帮助大学生有效改善个体的焦虑和抑郁状态[5]。这些研究结果也说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体育运动调节心理状态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但对于连续接受居家隔离和校园封闭管理的航海类学生来说，仍缺乏关于此结论的纵向研究的直接证据，体育运动能否通过改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来影响航海类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仍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予以讨论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大连海事大学2018级全体航海类学生(1110人)中选择早操形式为跑操的359人、八段锦的362人和早读的389人为对象，对全体航海类学生进行焦虑和抑郁水平前测(在运动干预前通过中队会填写调查问卷)。最终确定存在焦虑和抑郁的学生为受试者，并进行追踪测评。

(二)实验分组

在前测基础上，考虑行政班的实际情况，对存在焦虑和抑郁问题的学生进行实验分组，两类负面情绪均依据体育运动内容分为三组，其中焦虑情绪分组：八段锦实验组41人，跑操实验组43人，对照组46人;抑郁情绪分组：八段锦实验组28人，跑操实验组31人，对照组35人。

(三)体育运动干预方案

实验组分别采用法特莱克跑步训练法和八段锦两种不同的体育运动内容，在早操时间进行为期8周的体育运动干预，对照组不进行任何体育活动(以早读代替早操)。半军事化管理的制度为本研究的实验控制提供了有利条件，从问卷填写到集中运动干预均由各中队指导员组织开展，实验要求严格把控运动时间、强度和频率3个方面(表1)：运动时间为30min;运动频率为每周3次;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准，即(220-平均年龄)×(60%～69%)。

(四)评估方式

焦虑自评量表(SAS)。采用修订焦虑自评焦虑量表(SAS-CR)。该量表原型是W.K.Zung编制的抑郁量表(1971)，采用4点计分，包括20个评分项，其中正向评分15个，负向评分5个。低于50分代表正常情绪，超过50分需要引起注意，分数越高，焦虑倾向越明显，现已成为大学生焦虑程度自我评估的主要工具。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设为0.912。

抑郁自评量表(SDS)。采用抑郁自评量表。该量表由W.K.Zung(1965)编制，采用4点计分，包括20个评分项。低于50分代表正常情绪，超过50分需要引起注意，分数越高，抑郁倾向越明显。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设为0.91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采用由文书锋等人(2009年)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该量表最初由Caprara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初步研究后编制，现包含两个分量表——表达积极情绪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以及由调节沮丧/痛苦情绪自我效能感和调节生气/愤怒情绪自我效能感合并成的调节消极情绪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该量表共包含12个题目，所有题目均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五)数理统计法

利用软件SPSS21.0中的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信效度分析以及中介效应分析对受试者的负面情绪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测评结果进行计算。

二、实验结果

(一)校园封闭管理期间航海类学生心理测试结果

对所有参加早操的跑操组359名、八段锦362名以及早读组(对照组)389名航海类学生进行焦虑和抑郁量表测试。结果发现，存在焦虑情绪的学生占跑操组11.7%、八段锦组11.3%、占對照组11.8%;存在抑郁情绪的学生占跑操组8.6%、占八段锦组7.7%、占对照度8.9%(见表2)。

(二)不同体育运动方式对封校管理的航海类学生负面情绪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以描述性统计结果的形式将各组计算得出的焦虑、抑郁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前后测中的变化量制成表3，然后检验各实验组不同运动干预方法对各变量的影响情况，并将各变量组别效应的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列于表4。是否对各组进行事后多重比较的显著性水平进行校正，取决于各组单因素三水平的方差分析组别效应的显著程度。

校园封闭管理期间航海类学生焦虑情绪受不同体育运动方式的影响。分析表3数据能够得出，跑操组和八段锦实验组较前测均有所下降，对照组在后测中有略微升高。方差分析结果为F(2，106)=41.6，P<0.001，即组别效应显著。如表4，事后比较分析发现，跑操组和八段锦组的焦虑水平较对照组均有明显下降，同时跑操组的焦虑水平降幅大于八段锦组。

不同体育运动方式对封校管理的航海类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通过表3的数据可知，与前测相比，跑操组和八段锦组的抑郁水平均有所下降，但对照组的抑郁水平有所上升。方差分析结果为F(2，106)=29.4，P<0.001，即组别效应显著。如表5呈现，事后比较分析发现，跑操组被试抑郁水平下降较其他2组更加明显，同时八段锦组抑郁下降水平也显著大于对照组。

校园封闭管理期间航海类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受不同体育运动方式的影响。通过表4数据可得，各组被试情绪自我效能感在不同维度上均未出现显著变化。方差分析后发现F(2，128)=1.6，P=0.17，即在表达积极情绪的维度上组别效应不显著，但是在表达消极情绪的维度上，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方面F(2，128)=13.8，P<0.001，调节生气/愤怒情绪方面，F(2，128)=11.5，即在组别效应均较显著。在表6中呈现的事后比较分析指出，与对照组相比，跑操组和八段锦组在调节沮丧/痛苦情绪和调节生气/愤怒情绪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有显著上升，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提升，但是两组上升的幅度并没有显著差异。

(三)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体育运动与焦虑和抑郁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如表7呈现，焦虑和抑郁的变化量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的变化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显著性的计算结果显示，封校管理期间，航海类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的变化均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表达消极情绪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但是抑郁水平的下降主要受表达消极情绪中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方面的影响。该结果也进一步表明，航海类学生调节负面情绪效能感的提升可能是降低焦虑和抑郁水平的心理作用机制。

利用SPSS 21.0中的PROCESS插件，将自变量设为体育运动内容，中介变量设为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的各个维度，则焦虑、抑郁水平即是各组的因变量，在基于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的过程中，将有放回抽样样本设为3000，Bootstrap CI method选择“Bias Corected”，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水平设为95%，结果只要最终估计的模型参数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即为显著。

计算结果可得，航海类学生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中调节生气/愤怒情绪自我效能感对调节焦虑情绪的中介影响是显著的，且为完全中介;航海类学生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中调节沮丧/痛苦情绪自我效能感对调节抑郁情绪的中介影响是显著的，但为不完全中介。表8所列的各中介模型参数说明，体育运动能够对航海类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继而对航海类学生改善负面情绪产生促进作用，其中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降低航海类学生焦虑情绪方面的作用更大。

三、讨论

(一)疫情期间封校管理下航海类学生负面情绪状

况分析

本次研究结果指出，选择跑操的有11.7%，选择八段锦的有11.3%，选择早读的有11.8%的学生存在焦虑情绪;选择跑操的有8.6%，选择八段锦的有7.7%，选择早读的有8.9%的学生存在抑郁情绪。而在不接受体育运动干预的对照(早读)组中，8周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航海类学生的抑郁情绪水平存在上升现象，综合负面情绪呈现出严重的发展态势。通过量表各项指标对应的现象可以得出航海类学生的负面情绪主要集中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容易急躁，不易平静;莫名感到紧张、担心，缺乏自信;情绪低迷，失去对周围事物的兴趣;易产生伤感情绪，难以平复;耐心下降，比以往更易怒;睡眠质量显著下降，失眠严重等现象。这种情况可能由多种因素复合作用而成，一方面，疫情形势反复，校园封闭管理下的航海类学生在接收并处理这些信息的同时会增加个体忧虑的水平，对疫情防控的担忧、对解除封闭管理的失望等不断使学生的负面情绪发酵;另一方面，虽然结束了居家隔离，但校园封闭管理期间，学生长时间处在单一的环境中，对周围事物产生了与居家隔离期间类似的厌烦心理。除此之外，航海类学生还要面对来自学业、社交以及半军事化管理等方面的压力，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航海类学生的负面情绪不断发展，逐渐对航海类学生的学习与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不同体育运动方式对封校管理期间航海类学

生焦虑、抑郁以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根据本研究结果，两种体育运动干预方式均能改善封校管理期间航海类学生的焦虑和抑郁状态。因此，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体育运动方式能够帮助航海类学生有效调节负面情绪，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6]。曾玲子在研究中指出，在培养和发展心理素质的过程中，除遗传所带来的生理解剖特性影响之外，还要通过更多后天行为在知、情、意等方面引起心理活动，体育运动就是这些心理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影响形式，在培养和促进良好心理素质上起着积极作用[7]。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引起大脑功能性或结构性变化，同时影响激素代谢产生的[8]。

本研究发现，以法特莱克跑步训练法为基础的跑操运动更适用于航海类学生在封校期间调节、改善焦虑和抑郁情绪。法特莱克跑步训练法不仅关注锻炼者在生理上健康体魄发展，同时更加关注对心理的培养，刺激锻炼者有意识地去培养自我坚持不懈的认知思想，进而以自信、不畏困难的心态应对生活。而法特莱克跑步训练法也通过其循序渐进的强度变化改善受训者的心血管系统，使得受试者获得机体上的生理舒适感，为克服负面情绪提供了良好的健康条件[3]。而在心理方面，法克莱克跑步法首先通过锻炼个体对疲劳的忍耐增强了个体克服消极情绪所必须的忍耐力，同时在集体跑操的过程中使受试者在遵循特定规则的情况下，培养了相互扶持、相互竞争的意识，突出了榜样的力量，增强了集体荣誉感，使航海类学生对周围环境更加适应，人际关系更加融洽，更加善于倾诉，为解决消极情绪拓宽了途径。随着训练内容的深入，对个体树立努力克服困难的意识培养也更加顯著，这种强化也催生了自我肯定、自我相信等积极情绪，这些积极情绪带来的正面影响也会逐渐帮助个体缓解甚至消除负面情绪的困扰。法特莱克跑步法突出的计划性，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受试者计划实施目标的意识，帮助受试者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9]。八段锦训练虽然能够通过外形动作配合意守、呼吸等方式促进个体的意志控制来调节负面情绪，但由于其传统、慢节奏的特点，不易于理解，缺乏趣味性，不利于该年龄段的受试者理解其中精髓，所以在最终效果上不及法特莱克跑操法带来的效益。

(三)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焦虑和抑郁情绪的预

测作用

关于航海类学生的焦虑、抑郁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变化量及分析能够说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不仅是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因变量，同时也能够对航海类学生的负面情绪做出直接预测，只是预测焦虑和抑郁的维度不同。相关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较高的运动员的抑制反应显著低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的运动员[10]，该结论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即焦虑和抑郁症状更容易出现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鉴于此，有研究认为，负面情绪与调节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呈现显著负相关。Caprara对340名青少年的调查发现，个体对压力应对的策略会受到调节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水平高低的影响[11]。以上结果都表明，航海类学生在应对负面情绪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质，航海类学生可以凭借高水平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自主减轻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水平和影响。反之，低水平甚至缺失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则会引起更多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四)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体育运动改善焦虑和

抑郁的中介效应

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在体育锻炼、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焦虑、抑郁情绪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个体可以通过体育运动改善自身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而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焦虑和抑郁间接产生缓解作用，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焦虑和抑郁产生作用的途径则是直接的，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直接作用效果也明显大于体育运动产生的直接作用[12]。

以往研究发现，调节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表现越好的个体，其抑郁和焦虑程度越低。综合多个维度对体育运动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改善负面情绪进行讨论，结果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改善焦虑和抑郁的中介程度不同，而且对不同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也是通过不同维度实现的。综上所述，体育运动调节负面情绪的内在心理学机制可能是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因此在校园封闭管理期间应注重航海类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以帮助航海类学生及时缓解负面情绪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结论

1. 校园封闭管理与居家隔离同样会对航海类学生造成心理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焦虑和抑郁情绪方面。

2. 体育运动的干预能够帮助存在负面情绪的航海类学生在封校期间改善焦虑、抑郁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且以法特莱克跑步训练法为基础的跑操比八段锦训练更适合航海类学生。

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够有效对焦虑和抑郁水平进行负向预测。

4. 运动干预改善焦虑和抑郁的内在心理机制可能是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并且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但是作用的维度是不同的，其中运动干预改善焦虑情绪是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的调节沮丧/痛苦情绪自我效能感起直接中介作用;运动干预改善抑郁情绪是通过调节生气/愤怒情绪自我效能感起间接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廖蔚.居家隔离 克服负面情绪侵扰[N].解放军报，2020-2-9(7).

[2]孙佳琛.八段锦锻炼对负性情绪内隐调节的影响[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8.

[3]王军，刘运.法特莱克跑步训练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J].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30(6)：61-63.

[4]姜媛，张力为，毛志雄.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8(4)：570-576.

[5]张艺帆，弓宇婧，唐东辉，等.短时有氧运动对焦虑女大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机制及影响因素[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8，33(3)：210-216.

[6]Stubbs B，Vancampfort D， Rosenbaum S，et al.An examination of the anxiolytic effects of exercise for people with anxiety and stress-related disorders：ameta-analys-is[J].Psychiatry Research，2017，249：102-108.

[7]曾玲子.体育运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影响：心理坚韧性的中介作用[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8]Khan MA，Shabbir F， Rajput TA. Effect of gender and physical activity on internet addiction in medical students[J].Pakista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2017，33(1)：191-194.

[9]武洋阳.锻炼诱导情绪的比较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7.

[10]卫雅平.情绪、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运动员执行功能的影响[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6

[11]肖孟琦.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5.

[12]杨柳.大学生情绪平衡、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智能手机成瘾的关系及干预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作者：马忠强 牟聪瑞 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