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党风廉政权力清单
股室权力清单、负面清单
园林中心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
一、办公室
(一)权力清单
组织协调园林中心的政务工作;负责文秘、保密、联络、会务、信息、宣传、信访、后勤管理、目标管理、档案管理等工作。
(二)负面清单
1、有时工作繁忙导致信息不及时公开;
2、有些制度不够科学、严谨，不能及时补充;
3、档案管理不规范，有时造成不方便查找文件;
二、财务股
(一)权力清单
负责单位日常财务核算;掌握单位资金动态、营业收入和费用开支的资料并进行分析、提出建议;负责本单位各类财务信息的编制、汇总、上报等工作。
(二)负面清单
1、可能出现向他人透漏财务信息，违反保密原则
2、资产管理有不规范现象，可能导致资产出现闲置、毁损、流失等情况;
三、监察队
(一)权力清单
负责查处各类损绿案件和毁绿行为，依法做出处理和处罚;负责城区景点广场摆摊设点及在景点广场宣传活动的管理工作，按标准足额收取有关费用;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二)负面清单
1、没有及时处理或处罚各类损率毁绿案件;
四、景点办
(一)权力清单
负责城区公园、景点广场的卫生管理;负责公园、景点广场苗木修剪、施肥、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苗木综合养护管理工作;
(二)负面清单
1、城区公园、景点广场存在卫生死角，没有维护好公园设施;
2、绿化、保洁等相关工作没有及时完成，给单位造成负面影响;
五、技术股
(一)权力清单
负责城区绿化项目规划设计工作;负责城区苗木综合养护管理技术指导工作;负责管理员技术培训工作;负责县城园林单位、园林乡镇创建指导工作。
(二)负面清单
1、对苗木综合养护管理技术指导不到位;
2、不能对管理员做好技术培训工作。
六、施工股
(一)权力清单
负责城区苗木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除草等综合养护管理工作;负责城区时令花卉换置工作。
(二)负面清单
1、对苗木进行养护不科学，导致苗木发生死亡现象;
2、对城区时令鲜花更换不及时。
第二篇：权力清单
这些关于权力清单概念的表述普遍较为简单、浅显和笼统。透过权力清单基本定义的表象，进一步围绕其特点及制定主体、制定原则、制定依据、目标任务等基本问题，作出更加全面详实且系统深度地解构。
狭义上的政府权力清单。依法就权力清单作出的一系列规范称之为权力清单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全面 梳理现有行政权力、清权确权、编制权力清单、优化运行流程、准确及时向社会发布、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及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等。该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激发和释放市场与社会的内在活力，最终以市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瓶颈问题。所以，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法为政府行政权力匡定合理边界，使之回归到理性范围并不断调整优化其中内容，乃是“权力清单制度”
一、权力清单的法律依据
有学者认为，权力清单来源于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清理，还涉及对相关法律的修改、废止和解释，同时，由于奉行“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的理念，权力清单在一定程度上驱逐了法律，以权力清单作为行政权力的法律依据，权力清单获得了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属性。因此，应该定义为一种立法或者准立法活动。取消、冻结、下放等处置方式是对行政权力的重新配置，必然涉及原来法律的变更问题。
如果真如以上学者所言，会引起权力清单与法律法规之间的效力冲突问题，人为造成管理上的混乱。例如，某项行政权力原来是通过规范性文件确定的，但在进行权力清单清理过程中，行政机关认为这样的规定不符合现实的需要，进行了清理。如果严格按照“清单之外无权力”的理解，那么遵守了权力清单，就意味着违反了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形成不执行规定的尴尬局面。
权力清单制度规范了行政权力实施的过程和要求，是对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的一次细化，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权力清单的本质在于将法律法规明确的行政权力行使依据和未明确的程序性内容结合，成为可监督可复制的运行方式。程序性管理规范是行政机关内部进行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在程序方面的规范，便于行政机关内部和社会监督。
实践意义
1、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构建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
明晰权责清单的内容以及权力清单在公示方式上的创新，加强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这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一种方式，可以扩大公民的参与权，简政放权，促使更快的打造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
2、方便公众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
广大群众能够通过权责清单了解政府部门的运行规则，使得政府执法处于群众监督之下，有利于杜绝执法不公和“暗箱操作”。群众监督是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基础，百姓要想有效监督公职人员行为，及时发现腐败线索，必须了解应然(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应如何行使权力)与实然(公职人员实际上如何行使权力)。群众只有了解应然与实然，并发现两者的巨大反差，才能形成有效监督。
3、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增强行政能力
推行权责清单制度有利于强化政府的内部监督,权力清单明确了各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责和义务，使得行政机关各司其职，有利于防止“推诿扯皮”行为和“行政权力真空地带”现象，从而能够有效提高行政效率。
4、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力，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 权责清单制度实质上是行政行为清单，这让行政机关的行为在阳光下运行，强制打开权力封闭运行的“黑箱”，揭开权力的神秘面纱，将权力的行使过程公之于众。目前在有些地区，群众代表可以列席党委和政府会议，实地观察其决策过程，这种权力的“去神秘化”不仅有利于维护群众的知情权，而且对于推动我国的民主决策、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将会产生不容小觑的社会影响。权力清单制度的广泛推行，让公民更好的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并且增强其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
权力清单制度的功能和价值
我国权力清单制度的建设，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实施的政府内部的自觉行动，是一场基于中央政府内部动员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色彩强于法律色彩的政府行政部门的自我改革，其功能和价值如下：一是推进政务公开，权力清单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晒权，将权力公之于众，有利于公共政策公开、行政执行公开、行政裁决行为和行政复议行为公开以及行政信息公开;二是优化行政服务，权力清单制度基于职权法定的原则，将政府行政权力“关进笼子里”，着力规范权力运行轨迹，逐步提升行政权力为公众服务的能力;三是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制度的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一项崭新的行政实践活动，是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创新，行政清单制度必将有助于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四是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行政效能不同于一般的工商管理强调的效能，它强调的是效率、效果和效益的综合，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增强政府机关之间内部的协调和外部的遵从，使机关内外协调一致，进而提高行政效能。
通过对某些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进一步认识权责清单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地方省、市县级政府部门限期公布相关权利清单。为此，各省市在推行权责清单中做了许多的尝试和探索，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推行权责清单制度之前，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各级政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这难免会让人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公正性心存疑虑，这样容易导致权力运行中的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和灰色地带。除此之外，网络上经常曝光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各部门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在1月1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人民法院关于行政不作为的十大案例。据调查发现，江西余干市湖由于附近的夜宵摊点随意排放污水导致污染严重，该市市政管理局，物业管理局，环保局等各市政部门都以各种理由互相推诿责任，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各种原因综合的结果，但主要还是因为政府各部门之间权责不分明，经常会出现权责交叉或者权力真空地带等社会现象,各地区在权责清单制度实行以来，都或多或少的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在简政放权上，权责清单明确了能做什么，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提供了戒尺，责任清单给权利套上了“紧箍咒”，昭示了“法定职责必须为”的真谛，可以防止权实责虚、揽权推责，有利于防止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现象的产生;其次，建立权责清单是政府主动寻求监督，减少腐败的“自我革命”，可以优化政治经济生态，促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② 结合各省市有关权责清单的内容，挖掘各级政府及部门和民众的内心真实想法
权力清单制度最早见诸于中央文件，始于2013年。《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梳理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职权，公布权责清单”，各省市政府也先后对权责清单制度进行了实践，根据本地区的职权种类，名称，范围等事项进行了梳理和整合，编制了适合本地区的权责清单。但是，在具体落实《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对于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来说，他们首先要在心理上去认可权责清单制度，因为权责清单让他们的权利和责任在阳光下运行，多少会让他们感觉不适应，在推行这一制度之初，他们肯定会有很多的抵触心理;其次，在具体的落实方法和实践中，由于是初次尝试，所以这一过程会很漫长，而且成效不会特别明显。于民众而言，我国现在正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公民的法治意识还不高，权力参与意识不强，而且，权责清单制度在实行中
没有很好奖励和互动机制，民众的参与自然就不高，这样不利于这一制度的长远发展。我们通过调查走访各级政府及部门和民众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和认可程度，从而寻求到更加完善和合理的实施机制。 ③ 了解权责清单的实施情况，设计出一套合理的监督互动机制以保障这一制度的具体落实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高科技的广泛运用，民众行政参与的方式也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各级政府及部门仍然运用传统的方式方法来推行权责清单制度，这不利于公民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如果还是采用以前的公告栏方式来进行公示，其传播途径单一，传播效果不佳，不利于公众了解这一政策，从而不利于公民对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为此，我们参考和调查各地区政府及政府部门关于权责清单制度的落实情况，从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的设计出一套比较合理的监督互动机制来保障这一制度的有效落实。主要从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网络和电视媒体传播两方面着手。
首先，我们可以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可用于表达民情与问题反馈的网络平台，集中开辟公民对政府各部门的意见渠道，且公民有权匿名对某行政行为或相关现实问题提出意见，有关部门必须针对公民普遍提出的重大问题予以回应，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设立一个奖励机制，对于公民提出的有建设性的意见，并且为政府及相关部门采纳的，可以适当给以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以此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机制。
其次，通过创设电视直播问政等新媒体方式，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使政府部门负责人必须直面公民的诉求和意见，并将政府对相关意见的采纳和问题的解决情况与部门及其相关负责人的政绩考核评定挂钩，以形成某种激励机制，督促政府履行相应职责，从而保障公民的合理诉求得到实现。 基本原则
一、实施主体与梳理主体相一致
首先，严格根据国家和地方性法律规范，结合地方规定对行政权力进行减权。由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机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三定”规定)、有权机关批准文件设定的行政权力，原则上予以保留。同时，参照《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第八条：“无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非行政许可的审批事项”的规定，行政权力原则上不能无中生有，职能来源于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二、立法机关对合法性进行备案
由于行政机关在日常过程中对于自身行使的行政权力较为熟悉，掌握权力的运行流程，办理期限，法律依据等内容，有利于较高效率完成行政权力的梳理工作。然而，由于政府机关和部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最终决定行政机关是否有该项行政权力的部门应该是各级立法机构。只有通过立法机构对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确认，才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然而，在实践操作中，立法机构对于行政权力清单的确认往往需要经历复杂的流程，无法适应权力清单复杂变化的需要。一旦需要取消或调整，均需经过人大同意，如此的操作相当繁琐，影响了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基于这样的考虑，上海市要求行政机关是行政权力的梳理机关，也是公布机关。然而笔者认为参考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制度，进行备案制可以既保证人大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又能保证对行政机关效率方面的影响可控。
三、坚持依法清理的原则
行政机关在实践操作中，可能存在着某些行政权力行使依据并非明确授权或委托取得，而是仅仅根据“三定”规定设定衍生细化而出。笔者认为这样概括性的规定由某部门负责某方面行政事务的情形，并非在权力清单中所说的“法律依据”。
权力清单制度的主要特点
基于行政权力的内涵和特征,权力清单制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合法性。既然政府行政权力是由宪法、法律授予的，那么制定权力清单制度就应合乎国家宪法和法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设立、运行、监督、评价和调整，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开展，不能突破法律限制进行法外行政。
第二，强制性。对政府来说，权力清单规范的是行政行为，清单之内是必须履行到位的职责;清单之外原则上是属于市场、社会和公民的活动范畴，政府绝对不能“越位”乱作为，否则就属违法行为。因此，这项制度具有强制性。
第三，公开性。开列权力清单，不能秘而不发，不能只向政府内部公开，也不能部分地公开政府权力，而是除极少量必要的保密事项外，要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的各项权力内容、运行程序、执行主体、责任追究机制、目标结果等，做到“决策、管理、服务、结果”四个方面的公开，以此接受社会监督，促进政府各项行政行为更加规范有序、 透明高效。
第四，有限性。相对传统行政权力的无限性，权力清单制度要求在宪法、法律的授权下，以市场、社会优先为原则，清晰划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活动边界。凡是市场、社会能够自行解决和做好的，政府就不必再设定管辖权。该制度时刻提示政府要有活动“界感”，体现了行政权力的有限性。
博弈均衡是两个或多个个体相互作用且每个个体的决策取决于他对其他个体行为的预测所形成的均衡状态。
博弈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纳什均衡，其他均衡概念都是以纳什均衡概念为基础的。纳什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个参与人能够在给定其他参与人不改变行为的情况下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使得自己的处境更好。占优策略均衡是指不管对方的策略如何自已的策略总是最优策略这样一个博弈的结果。当所涉及的人数很多时，博弈均衡就趋近于一般均衡，所以博弈论是比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更普适的方法。博弈论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理论中发展得最为成功的一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授予博弈论专家及应用者，博弈已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有人说，如果未来社会科学还有纯理论的话，那就是博弈论。
纳什均衡对法律制度的分析意义重大，要让一项法律制度成为人们遵守的规范，就必须形成一种均衡，使当事人没有违反法律的激励和动机。(思考:为什么贪官前仆后继?为什么“叛徒少”!) 值得注意的是：纳什均衡是由单个人的最优战略组成，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是一个总体最优的结果!(如“囚徒困境”)
我们要想建立或者变更一种法律制度，我们首先要分析其所立足的现实基础，为什么要建立?其标准又是什么?立法目的和实施后的结果会不会一致?我们要考虑法律制度涉及的尽可能多的利益主体，要分析在新制度下的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制订出有效的法律。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大量立法被规避，既有一套正式规则还有一套潜规则，真正有效的是潜规则，因为它既是博弈的规则，也是博弈的结果。将博弈论方法引进到法律分析中是积极的，它不仅仅在于解释法律，更重要的在立法上很有价值;立法是博弈规则，当它有效时也是博弈的结果。法律是博弈的结果;只有当立法达到纳什均衡，法律才是有效的，自我实施的。
肖民茂《浅谈科学依法编制行政权责清单》主要从明确界定权责清单的概念、编制行政权责清单的重大意义、编制行政权责清单面临的困境及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对策等四个主要方面探讨了如何科学依法编制行政权责清单，从理论上提出了应该要从程序上规制权责清单的梳理、审核和依法公示，并提出了在实施权责清单制度过程中应该加强市政统筹并且接受各项监督。杨洪、冯现学《以编制权责清单为突破口建设法治和服务型政府》一文中以深圳市龙岗区权责清单的实施状况为研究对象，围绕“全”、“简”、“转”、“控”、“实”、“严”这六个字来说明该区在以“编制行政权责清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如何打造法治型服务型政府并在此基础上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孟庆国《省级权力清单差异性分析》研究指出各省在推进权力清单工作中存在很多差异和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指出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有：
1、对权力清单的概念存在不同理解;
2、对权责清单的关系存在两种操作模式：权责合一和权责分明;
3、对权力事项类别存在两种划分;
4、对纳入清单管理范围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得出了权责清单要遵循法治原则的要求，此外，对于不同模式的权责清单模式要区别对待，匹配足够的行政资源。张恩娜《权力清单制度视野下政府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中指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必要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府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等，最后得出常态化、机制化推行和落实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检验政府法治化治理水平的试金石。姜水静《地方各级政府全面推进权力清单制度问题研究》认为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首先要厘清权力定位、权力取得和权力运行的转变;其次，文章中指出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要把握一些关键问题：权力善查是基础、权力论证是关键、权力优化是目标、权力监督是保障;最后，作者得出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要从权责体系和权力公示方式以及政府绩效管理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刘同君、李晶晶《法治政府视野下的权利清单制度分析》研究指出实行权责清单制度有利于加强依法行政，防止腐败，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过程涉及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利益调整等诸多复杂问题，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依法而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最终形成配置科学、运行规范、监督有力的权利运作体系。罗亚苍《权力清单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张力、本质、局限及其克服》指出了权力清单本质在于，通过规范行政行为达到控制行政权力，实为行政行为清单。而且指出了权力清单因认识偏差、缺乏理论指导而存在功能、调控、权责、职能、依据、主题、运行和衔接等八个误区。按照轻重缓急、先后有序，循序渐进、从粗到细，法律保留、程序正当，上下联动、内外有别，权权相称、权责一致，格式统
一、形式固定的选择路径推进，才能让权力清单制度迸发出制度生命力。最后总结得出这一制度的建构及发展完善，要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发展轨迹。
从我国国内研究现状可以看出，从提出到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问题以及具体的解决方案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和公民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如何推行权责清单制度以建设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一直是学者苦苦追求的目标，从各种学术会议上的专题研讨到各地学者的专文论述，权责清单制度研究在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至今，学者们围绕建立和完善我国权责清单制度问题撰写了一定数量的专著及学术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板块：第一板块主要阐述权责清单理论体系的建构，主要从法理和制度层面来设计出一套完整和可行的权责清单制度，主要针对权责清单制度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境;第二板块主要分析权责清单制度在我国各地区的实际执行情况。主要是通过调研和走访各地区的政府及部门对权责清单制度的落实情况和当地民众对这一制度的知晓程度和满意程度，通过整合收集来的数据对比分析得出各地区在实施权责清单制度过程中存在很多差异，并创造性的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协调各地区，各市政部门高效的推行权责清单制度的建议和办法。理论研究终归要落实到实践中去，从这一角度来讲，我们继续停留在权责清单制度的理论研究已经没有太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意义，新时期我们更应该从实际出发，结合相关的法律和政府规章就权责清单制度在具体实际推行当中面临的困境及出路进行探索，调查后发现国内关于这一方向的研究较松散，不成体系，而且可操作性不强，所以，我决定把该问题作为研究的方向。
第三篇：“权力清单”背后
“权力清单”背后：政府干预过多阻碍改革
“权力清单”管住“政府的手”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打破权力“暗箱”。
2014年3月17日，国务院60个部门集体公布“权力清单”，涉及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共1235项。按要求，各部门将不得在清单之外实施行政审批。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这是权力清单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制度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2014年年初，李克强在各级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这被舆论解读为中央政府申明依法治国和市场主体的决心。
时代周报记者获悉，此次晒出权力清单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部门，各地亦密集推出地方版的权力清单：3月30日，武汉市公布55个市直部门4530项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查询。浙江省宣布2014年起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安徽省实施省级政府机关行政职权清理试点改革，并要求试点单位晒出权力运行图。
而早在2013年11月下旬，广州即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亮出权力清单的城市。 政府干预过多阻碍改革
权力清单所指向的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实上，这一改革已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着力最重的领域。权威统计数据显示，一年来，中央政府下放、取消审批事项达416项，任务完成过半。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承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 “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行政审批是政府部门权力的直接体现。其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早在十几年前便已起步：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行政审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自2002年开始，中央共进行了6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改革，共取消2016项行政审批项目。 尽管行政审批制度历经多次改革，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看来，我国各级政府管理中干预过多，管制过严，越位、缺位、错位并存现象仍然存在，而简政放权往往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而要从根源上解决行政审批制度顽疾，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管住“政府的手”。姚先国表示，相比前几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新一轮改革不仅在密度和力度上空前加大，更是首次采用权力清单这一概念。这是富有新意而又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革举措，将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抓手和突破口。
权力清单是依据国家法律，对政府职责和权力行使进行“确权勘界”。通过清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权力种类、数量，权力使用的对象、条件与方式，权力使用的约束、责任承担等。
“权力清单有三大特征，„规范、透明、追责机制‟。”姚先国分析说，此次改革的目的是有效管住政府的手，将之置于阳光下，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依法行事，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 一方面，政府改革将激发市场活力。过去是有红头文件才可以做，把政府权力压缩在权力清单里后，其他的没有明确不能做的事情，将由市场主体、民众自己去定;另一方面，通过权力清单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管住政府之手，审批流程清晰透明，也就管住了腐败之本，遏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腐败。
“从提出简政放权，到公开权力清单，政府自身改革在加速推进，速度之快、透明度之高，大大超出预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亦认为，此次改革将对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从根本上确定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自我改革，建立权力清单，简政放权，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内在要求，更事关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聂高民说，在经济进入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激发市场活力是我国当前非常急迫的任务。
他表示，2014年7.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市场活力的进一步激发。从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出口难以掌控，消费一贯平稳，清理地方政府性债务制约了政府投资的空间，激活民间投资就成为能否实现全年增长目标的关键。
权力清单无疑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释放了深化改革的强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政府改革被放在第一位，“因为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等每一项改革都和行政体制改革有关系，如果政府自身改革不能有效推进，那么其他改革也就难以顺利进行。”
在汪玉凯看来，整个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阻力。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一是政府本身。尽管未来7年的改革，还是以经济改革为前沿、重点，但在很多问题上，障碍不在于经济层面，而在于行政，“如果不改变700多万公务员的观念，不下大决心改革行政审批，不改变政府的部门利益，政府自身或将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 “金鱼缸政治”的地方探索
在中央政府各部委自动“割肉”时，地方也在全力跟进，密集推出地方版的权力清单。 2013年11月21日，广州宣布共有3705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接受社会监督，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晒出权力清单的城市。
2014年1月底，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和调整294项行政审批事项。浙江省和江西省先后宣布，2014年起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安徽省也实施省级政府机关行政职权清理试点改革，45家省级行政机关清理取消行政职权1461项，同时要求试点单位晒出权力运行图。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3月30日透露，该省正在制定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在横向层面，界定政府不同部门的权责边界，实现一件事情由一个政府部门主管;在纵向层面，划清省、市、县三级政府不同层级的权责边界，建立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运行规制。
同一天，武汉全面公开了权力清单，将55个市直部门的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从8197项减为4530项。该市负责人透露，6月份还将公布“程序清单”、“责任清单”。
事实上，多年来，国内各地在权力清单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力图将公权力导入一个四壁通透的“金鱼缸”内，让其运行轨迹一览无余。
河北省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2005年春，该省悄然启动被称为“对权力机关进行自我革命”的宏大举措—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
这项改革由一起震惊全国的腐败大案引发。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在一年多时间里，利用审批进口汽车配额的权力，收受贿赂高达4744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列内地贪官之首。2004年该案被查处时发现，李友灿的领导以及外经贸厅的其他班子成员，竟无人知道李的手中握有汽车配额这个权力。
“权力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暗箱操作，产生腐败。”河北省决策层决定在省内推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试点，试点单位包括邯郸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和119个县处级单位，规定这些单位的行政权力“除涉及国家机密和法律规定必须保密的之外，必须全部公开”。
随后不久，全国首个“市长权力清单”出炉，时任邯郸市市长王三堂的权限被定为92项。这92项权力随即被汇编成目录以及运行流程图，向全社会进行公开。
继邯郸之后，河南省郑州市也公布了市长的权力清单。四川成都、北京西城、浙江富阳等地相继启动了晒权力清单的试点工作，并在本区域内成功实现了权力清单的部门或层级全覆盖。 其中，北京西城区政府经过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区68个部门所掌握的6000多项行政职权，实现了部门全覆盖。成都市不仅公布了市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还公布了各区(市)县、乡镇(街道)的权力清单，实现了政府层级的全覆盖。河北省万全县甚至进一步向基层延伸，为村干部开出了权力清单。
给外界更大惊喜的是，地方基层公权力“祛魅”的试验进程，还悄然从行政权力的自我革命，走向了党委权力的自律自省，标志着权力改革开始触及核心领域。2009年，中纪委、中组部主导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三地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削权”县委书记。
试点之一的河北成安县，曾形成国内首份“县委书记权力清单”，明确规定县委职权50项，县委常委职权185项，县委书记职权27项。此外，成安将县委中效力最大的人事任免权作为突破口，实行了公开预提名制、认可度测评制、公开通报制等6项制度。
江苏睢宁县独创了议决权、否决权分离制衡机制，提出对于重点工程、规划的审批等由县政府研究决定，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成都武侯区则在四川省第一个明确提出取消书记办公会，形成了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全委会向党代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多年来持续关注着上述地方在权力公开运行方面的积极探索。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些探索无疑为今后全国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基层试验充分证明：制定和公布权力清单在技术上完全可行，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度或技术障碍，应尽快向全国推广;权力清单适用于各个政府层级和部门，应成为对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统一要求。 权力清单仍有缩减空间
从2005年河北邯郸市探索性地在国内公布首份市长权力清单，到如今国务院集体亮出权力家底，在程文浩看来，无疑是一场“透明革命”。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国务院部门晒出权力清单确实透露出敢于从自身“割肉”的决心，但从目前清单的内容来看，仍有缩减空间。
此次国务院60个部门汇总的1235项行政审批事项中，非行政许可审批374项，比重仍高达30%。事实上，非行政许可审批因为没有法律依据，难以监管，成为边减边增、先减后增等行政审批改革痼疾的温床。
“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比取消行政许可审批难度还要大，很多社会组织直接靠这个吃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最大问题是审批过程中对权力监督制约少，暗箱操作空间大。由于没有法律约束，行政许可取消和下放不易;而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增设却更容易，此消彼长，很难说行政审批改革的效果不被打折扣。非行政许可审批应该全面清理，而不是取消和下放，确实应该保留的，要纳入行政许可。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而开列权力清单，让权力公开透明，自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必要一环，也是建设廉洁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受访专家们认为，并非有了权力清单就能管住权力，如果相关制度设计得不到落实，权力清单仍旧只是“一纸清单”。要切实发挥权力清单作用，应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做文章。 就广度而言，权力清单制度既要实现国务院部门全覆盖，还要在地方普及开来。国家应将政府权力清单公开纳入法治和责任轨道，要求地方政府列出公布权力清单的时间表，责令其限期公布，这是规范权力公开行为的关键。
同时也有专家表示，公开行政审批事项，主要涉及行政许可权、行政确认权，还不能算是完整的政府权力清单。应循此路线图，开列政府权力的完全清单。而权力清单的制定宜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同时应秉持“市场决定”原则，把宏观调整与行政审批职能严格分开。 权力具有天然的侵略性、扩张性。有人质疑：一个权力清单、一个流程图，就能给权力套上“缰绳”?因此就深度而言，关键在于监管。
如何加强监管?程文浩的建议是，尽快构建起上级监督、同级监督、群众监督三位一体的立体监督体系，以确保中央放权地方后监督到位、制约有力，并严格控制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对违规用权的监督问责机制。
浙江省省长李强最近在《求是》杂志也撰文说，监督行政权力运行光靠政府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把各类监督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制度合力。
“权力的下放，绝不是一放了之，决不能一放就乱、一乱又收、一收又死。”李强说，政府管理方式要与审批权力下放、职权事项清理结合起来，重心要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做到“放”和“管”两个轮子一起转，不能在权力下放的同时留下大片“监管盲区”。 链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史
2001年9月24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2001年10月18日 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2002年4月
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审批制度进行课题研究的实施方案》，确定了15个大中城市率先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课题研究。 2002年5月
全国首次行政审批制度研讨会在河南省焦作市举行，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围绕如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展开讨论。 2002年6月25日
国务院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议。 2008年8月5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2011年11月14日
国务院召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行政审批工作，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 2012年8月23日
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十二五”时期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 (胡非非 资料整理)
地方“权力清单”出炉记
2005年春
河北省启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试点单位包括邯郸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和119个县处级单位，“除涉及国家机密和法律规定必须保密的之外，必须全部公开”。 2005年8月
全国首个“市长权力清单”在邯郸出炉，邯郸时任市长王三堂的权限被定为92项，向全社会进行公开。 2005年9月 郑州市政府公布“权力清单”，市政府可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4122项。 2008年
浙江省富阳市8个部门在当地媒体晒出“权力清单”。此后，全市各部门均列出了清单，这是该市政府首次摸清自己的“权力家底”。 截至现在，7800多项权力已减少到2500多项。 2009年3月
中纪委、中组部主导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三地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权力改革开始触及核心领域。 2009年10月
四川省成都市公布市级“权力清单”，涉及49个市级部门和单位的行政权力7437项。随后，成都市还陆续公布了各区(市)县、乡镇(街道)的权力清单，实现了政府层级的全覆盖。 2010年7月
河北省万全县将“权力清单”向基层延伸，明确村干部20项权力。 2011年
宁夏编制县委书记“权力清单”。 2011年
北京西城区委公布“权力清单”，并规定市民短信举报干部滥用权力两个工作日内将获答复。 2012年2月
四川省首批14家省级部门行政权力清单网上公示。 2012年8月
北京西城区政府经过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区68个部门所掌握的6000多项行政职权，实现了部门全覆盖。 2013年8月
安徽省公布45个部门3814项行政职权，清理取消1461项。 2013年11月
广州“晒”出行政权力清单，共有3705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接受社会监督。广州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公布“权力清单”的城市。 2014年1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和调整294项行政审批事项。 2014年3月10日
浙江省宣布该省今年6月全面公布省级部门“权力清单”，10月公布市县级部门“权力清单”。 2014年3月30日
武汉全面“晒”出权力清单，涉及55个市直部门4530项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 2014年3月30日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透露，该省正在制定政府部门权责清单。
第四篇：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清单制度迎难而进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法治政府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新要求
近年来，“权力清单制度”快速进入公众的视野。
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指出，“梳理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职权，公布权责清单，规范行政裁量权，明确责任主体和权力运行流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按照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部署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的要求，中央政府在建立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制度上作出表率。
今年3月，国务院审改办公开了国务院60个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共计1235项。按照国务院要求，各部门不得在清单之外实施行政审批。
地方政府及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也在加快推行。2011年8月，湖北省在全国率先晒出权力清单，分部门自行清理、专班审核确认、权力流程再造、权力对外公开等阶段有序推进。今年5月21日，广东省政府公布了该省政府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以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目录。其中，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涉及46个省直部门的694项行政审批事项。
可以预计，未来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即将提速。在此改革进程中，弄清“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与外延，理顺政府及其部门职权关系，破解难题，十分重要。
“行政权力”是法定的
行政权力是指国家管理行政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而行政机关的职权，则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具体法律表现形式。它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管理的事项;二是政府为公共行政的目的而需要进行的事项。
行政权力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在维护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能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行政权力是对社会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一种支配力量，如果不对其作必要的限制和规范，则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消极作用。
我国行政权力不同于实行三权分立制的西方国家。它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要受制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
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对国家事务、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领导与行政权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法学界通常认为，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依法律、法规，特别是行政组织法来设定，非依法律、法规不能设定或变更，即实行行政机关职权设定的“法定主义”。
在我国，行政职权也必须符合法定原则，即行政机关的职权的设定，应当有法定依据，主要是宪法和组织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法规性文件(如“三定规定”)等。
按照依法行政的基本原理，各级政府和部门实施行政管理、开展行政执法、提供行政服务，都应在法定范围内进行。但由于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广泛性、复杂性，权力范围模糊和多变性，给权力行使带来困难，容易出现滥用或超越职权、失职、缺位、错位等问题。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使职权法定、边界清晰、主体明确、运行公开，这是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法治政府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新要求。
准确理解“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清单包括政府权力清单和部门权力清单。所谓权力清单制度，是指政府及其部门或其他主体在对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梳理基础上，将职权目录、实施主体、相关法律依据、具体办理流程等以清
单方式进行列举和图解，并公之于众;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依法律、法规、规章及其清单进行，实行“法无授权不可为”。
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及其部门以“清权、确权、配权、晒权和制权”为核心内容的权力革命，其实质是给行政职权打造一个透明的制度笼子，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基本依据，也为企业、公民提供便利条件。它类似于一种办事指南、行政规程或项目手册，目的在于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方便社会公众。
权力清单制度要求明确责任主体。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关于“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的规定，行政职权除由行政机关行使外，还可以由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行政机关授权或委托组织行使。
权力清单制度要求界定职权范围。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就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相关问题答疑》，主要执法职责分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
权力清单内的行政职权比行政执法权范围更广，主要是权力行使主体对外行使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权力或活动，大致分为行政执法类、行政管理类、指导服务类和其他四类。
其中，行政执法类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命令、行政检查、行政奖励、行政补偿、行政执行、行
政征用、行政征购、行政征收、行政规划等;行政管理类包括行政监督、行政救助、行政给付、应急处置、政府采购等;指导服务类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允诺等。
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将行政决策也列入行政权力清单，似应归为行政管理类。由于国务院已决定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因此权力清单范围不包括“非许可行政审批”。
此外，权力清单制度还要求公布权责清单、明确运行流程。 理顺政府及其部门职权关系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需要理顺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职权关系，解决职权交叉、多头管理、多层执法等问题。
政府职权，主要是执行、管理、服务，办理授权或交办事项等;政府部门，行使经济、教科文卫体、资源环保、城乡建设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司法行政、监察、计生等部门管理职责，但涉及政府部门的工作方针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本级政府请示或报告，由本级政府决定;涉及政府全面工作或跨部门的职权应由本级政府负责。
同时，有些法律规定了政府、政府部门以及部门之间的职权关系。如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各级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职权或责任，以及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或经人民政府
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等处罚权。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定规定”界定了相关部门的职权，这为理顺部门间的职权关系提供了依据。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也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关系。地方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工作，但外交、国防、海关等涉及国家主权的事项，金融、国税、外汇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事项，以及海洋、流域管理等跨行政区域的全国性事务，由中央政府管理。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保、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
按照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的要求，2014年国务院决定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
按照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要根据事务的性质、范围、管理的效率和经济性、公正性等因素，突出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重点。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还涉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职权关系。按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要求，地方政府要做好国务院和上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承接工作;市场监管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由市县政府负责;省级政府主要负责维护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以及对下级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
在探索中破解难题
作为一项新鲜事物，各地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和探索才能破解。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使行政权的来源具有法律依据。同时，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还要符合精简、统
一、效能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化，行政权力应依据职能配置的要求和精简的原则确定。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要由中央统一领导，发挥地方积极性，并服务于提高政府效能的目标。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首先要“清权”(梳理政府及部门职责);其次要“确权”(编制权力目录和运行流程图);其三要“配权”(对现有权力进行调整、优化权力流程);其四要“晒权”(公开权力清单和流程);其五要“制权”(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可由本级政府提出，经上一级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后，报上一级政府批准;其中，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清单，还应当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由本级政府部门提出，经本级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后，报本级政府批准。
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进程中，还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定变统一”，即坚持职权法定原则，将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规定”等作为行政职权的依据，同时完善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规定和制度。
二是“点面结合”，既全面清理又突出重点，特别是要把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
三是“权责一致”，按照这一要求，在确立职权的同时要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
四是“动静平衡”，建立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动态调整机制，及时调整行政权力事项、优化权力运行流程，同时适当保持相对稳定性。
五是“上下联动”，一方面及时出台中央文件，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和宏观指导;另一方面鼓励基层探索创新，地方特别是省级和较大的市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方面应有一定的自主权。
第五篇：＊＊学校权力清单制度
田家寨学校权力清单制度
一、制度概述
所谓权力清单，就是把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学校清单制度即将学校各部门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它着眼于依法优化和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致力于形成权责清晰、程序严密、运行公开、监督有效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以切实有效地解决权力运行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相互推诿、监管缺位、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突出问题。
二、制度关键
清理
强调清理，是因为各级政府所掌握的权力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中央一再推动简政放权，就是要将地方政府手中不必要的权力削减掉。政府不是万能的，不能包办一切事务。
透明
没有透明度，权力就会处在混沌状态，对权力的监督也无从谈起。权力的公开当为普遍原则，不公开应是例外。凡是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公共权力，理应都在强制公开之列，接受民众监督。
执行
当权力清单制度逐步建立，当权力运行的程序、环节、过程、责任逐渐规范，这个时候，就应该强调可执行、可问责。执行到位与否，关乎权力清单制度最终的成效。
二、制度意义
权力清单有利于推进法治建设，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清单对各项权力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权力越界行为有了规范、制约、监督、查办、惩处的标准，有效减少了各种权力越界行为，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也给各种社会行为留下了足够活动空间，权力清单以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强调行政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和行政权力运行流程的规范性，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与效率。
权力清单可以对各职能部门和不同岗位的职权与责任进行明确界定，对政务流程进行合理的标准化，有助于构建权责统一、清晰具体、密切协同且无交叉的权责体系和程序化、法制化的权力运行流程，提高行政管理的水平与效率。
权力清单致力于制度性授权，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权力清单是一种制度性授权，对事务的办理流程、相关的法律依据、需要提交的证据材料、岗位的权责范围以及奖惩措施等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可以改变我国政府部门内部管理财政控制加权威影响的粗放式模式，加强对实际工作的规划和指导，促使公职人员的工作作风和政府工作效能产生质的飞跃。
权力清单有利于加强社会监督，遏制滥用职权行为。我国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抽象化、不具体，使制度机制形同虚设，相关的监督主体无处着力。推出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将会使监督主体有了明确的监督方向与具体内容，确保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