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晴隆“喇叭苗”庆坛仪式探析

2022-11-21

一、“喇叭苗”及其庆坛习俗

关于“喇叭苗”及其“庆坛”:

在贵州境内, “喇叭苗”民族主要居住在黔西南晴隆和普安两县以及六盘水市的六枝、水城和盘县三个特区、县交界地带, 集中于北盘江上游两岸。关于其的由来, 相关研究认为, “喇叭苗”的先民原居于湖广宝庆府 ( 今湖南邵阳地区) 武冈州 ( 县) 。

“庆坛”是至今还存在于“喇叭苗”民族中的民俗文化活动, 该文化事象能深刻反映出“喇叭苗”群体的民族性特征。庆坛又称“庆贺坛”, 是“喇叭苗”祭祖还愿、驱邪纳吉的祭祀仪式, 因供奉宅中的坛神而得名。本文通过贵州省晴隆县长流乡杨寨村“喇叭苗”的庆坛个案分析,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庆坛仪式进行分析探讨。

二、“喇叭苗”庆坛仪式过程

“庆坛”仪式内容丰富、环节众多, 从仪式开始直至结束共有21 个环节, 该仪式大致内容和名称如下:

1) 起事 (起坛) :主持仪式的先生向所设立的主神台敬酒, 唱跳, 其中一位先生身穿法衣, 头戴法冠, 身挂牛角, 手持锡杖进行唱跳。

2) 请外道:在事主家大门旁的窗台放上神位、米和酒、煤油灯工等具, 由先生们在窗前唱跳吹打念。

3) 上祖师:将香、贡品等放筛中并将其搁至大门中央, 先生们两两一组围着筛子唱跳, 如此循环数次, 后将筛子中的物品及所念文书丢进竹箱烧掉。

4) 请神:即请“祖师”为主人家庆坛。

5) 架桥:为祭奠亡人, 迎神接祖。

6) 献席:穿法衣先生与另一先生在草席上唱跳。

7) 跳老祖宗:为庆贺老祖宗回来。几位先生之间互相对唱对跳。

8) 戴脸子:一先生穿上法衣, 头裹黑巾, 将鬼脸子 (歪嘴七郎) 斜戴于头上。

9) 钩猪:此仪式旨在答谢老祖宗。此时将杀好的猪至于长凳放在堂屋中央, 推选一位先生出来为“坐堂老师”, 另一位先生戴鬼脸子装扮买猪的人 (称为“老胖”) , 两人以问答形式对话。

10) 开财门:目的是为保家财顺利。两位先生在闭紧的大门外唱跳, 并与屋内的先生相互问答, 唱跳一段时间后门开, 并将一木棍丢进门内, 表示“财富进门”。

11) 走傩上纂:两位先生分别拿着两个小妹娘娘 (傩纂) 唱跳, 其余先生敲打乐器。

12) 敬酒:给祖先敬酒。事主头顶筛子跪在小神台前, 一位先生在其面前烧纸钱和“乙马” (印有图案的白色草纸) , 另一位先生则按顺序念唱家神牌位上祖先的名字。

13) 献衣:在先生唱跳过程中将三根香 (代表祖先的衣服) 用草纸捆起来放进米中, 并打卦和敬祖宗酒。

14) 焚钱遣殃:用白纸捆香还愿。

15) 背钱:又称“叫魂背钱”。一位先生围绕神龛前中部的小方桌来回唱跳参拜, 并将所烧的纸钱灰扫向四周, 然后用竹筛筛煤灰于堂屋中部, 并根据纸钱烧尽后的形状判断事主家的事情的进展情况。

16) 上宝粮米:先生手握坛棍跳数圈后将坛棍置于神坛桌前, 行“上宝粮米”仪式。

17) 迁坛:先生握坛棍跳舞两次, 将堂屋内各种邪恶的神迁出至屋外院子中, 接着安坛棍, 最后将一只公鸡立于锡杖之上。

18) 过关:两位先生净手请祖师, 大门右侧摆放两张条凳, 凳子上放置一杆秤、一个无底的木酒甄, 酒甄上放一块红布、一把新锁、一把刀, 此外还准备好五色线布, 五色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 在小孩过关时用来扫除其身上之污迹与不祥之气。

19) 推凶星:包括仙人吊斗和推磨两项内容。一是“仙人吊斗”, 即两位先生面向主神坛念唱并敲打;在堂屋中间的房梁上挂一条长绳, 绳下放一个大斗, 用草纸搓成的绳将大斗吊起。斗中放满稻谷壳、香、蜡烛等。二是“推磨”即通过推磨这种形式将事主身上的灾星推脱。

20) 贺神:主要是为庆贺坛神。扮成“小妹娘娘”并手拿牛角的先生与穿法衣的先生共同唱跳, 唱跳完后, 每人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香, 边唱跳边搓。

21) 送圣:唱科文, 迎神上马收兵回宫。

送圣仪式结束后, 预示整个庆坛仪式的结束。该仪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请神、敬神、酬神、颂神、送神等一系列环节, 揭示出喇叭苗祭祖还愿的信仰仪式。

三、“喇叭苗”庆坛仪式文化探究

1、庆坛仪式的内部结构及其关联

上述的21 个仪式环节并非是孤立分开的, 而是相互之间紧密连接在一起, 每个仪式存在的是一种因果上的承上启下关系, 是逐渐发展和环环相扣的, 共同显现庆坛“驱邪纳吉、庇佑儿孙”之本质。在本场庆坛仪式中, 笔者认为主要由仪式主体、仪式操作者、仪式助力者、仪式被禳除者、仪式观看者等构成一个整体, 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一个仪式的整体, 并赋予其意义和目的。

本场庆坛仪式的最终目的是使事主家财顺利、人丁兴旺, 事主是这场仪式活动的出资者、主办者和神力的受领者。先生是事主与神灵之间的中介, 是“技术的操作者”。他们通过一定的手段礼请各界神灵帮忙禳除污秽, 解除关煞, 保佑事主及其子孙今后生活顺利, 以求重建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和谐秩序。

在仪式之中, 法师们要想能顺利的与神灵互动, 必须要通过各种法器来增强自身的“法力”, 如师刀、牌带、锡杖、神像、科文等, 它们是沟通法师与各界神灵的一座桥梁, 是神性观念的物化性表达。[1]庆坛主要由仪式和表演两个部分组成, 在这场仪式之中, 除来道贺的宾客之外, 不少男女老少的村民都赶来观看, 还有不少村民坚持看完了整场仪式, 直至天明才各自归家, 他们在仪式之中起到一个渲染氛围的作用, 同时也体现出仪式的娱人特性。庆坛仪式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 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互为对方依存的条件, 共同构成一个繁杂的意义系统, 并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彰显出仪式所蕴含的本原意义, 共同达成仪式的终极目的。

2、庆坛仪式与表演

从宏观角度可将整个庆坛过程分为“仪式”和“表演”两大部分。其中, 仪式可分为“请神”、“酬神”、“颂神”等。所谓“请神”, 首先是利用各种法器, 如摇晃师刀、敲击锣鼓钵、念唱科文等, 以此达到通报神灵到坛助法的目的;而后法师们借助神秘力量以引领各界神灵的降临 (起事、请神等) 。“酬神”则是以敬酒、杀鸡、杀猪等最具代表性 (勾猪) 。“颂神”则是唱神灵的来历, 歌颂其丰功伟绩、雄壮威武等 (贺神、念科文等) 。在该庆坛之中, 仪式的部分占有极大的比重, 所占时间亦最长。

这场庆坛仪式中, 表演的成分并不多。其扮演部分有二:一是一先生带着歪嘴和尚的面具扮作“老胖”与“坐堂老师”对话;还有则是一位先生穿上喇叭苗女性服装扮作“小妹娘娘”。法师所扮演的“老胖”与“坐堂老师”的对话内容可谓是放浪不羁, 贯穿着各种不雅言语, 同时还存在着许多奔放的男女调情动作。为了避免尴尬场面, 在表演过程中法师们便在不更改老规矩的前提下, 用木头雕刻了一个歪嘴和尚的面具, 将其挂在“老胖”脸上, 这才说出粗话。[2]这些日常禁忌在此却得到允许, 仪式的参与者都在阵阵哄笑中得到某种满足, 可以毫无遮掩的宣泄日常生活中被禁止的心理欲求。在仪式的表演中几乎全采用对话和动作的方式, 使表演显得更生动、夸张, 富有感染力。

3、庆坛仪式文化阐释

“喇叭苗”庆坛仪式的举行, 虽举行的缘由和形式存在差别, 但其结构大致相同, 即“有事求神”-“向神许愿”-“庆坛还愿”。文化是公众所有, 因此意义也是公众所有。“喇叭苗”信奉“桃源三洞”, 适时举行庆坛, 这以他们的共同信仰为前提。正因为人们接受并了解这种信仰及其蕴意, 才会延续并坚持这样的信仰行为。由于人的大部分行为是受到所谓情感的控制和指导, 因此, 应有必要尽可能解释个人在参与具体宗教崇拜后形成了哪些情感。[3]

喇叭苗民众认为, 人死了以后灵魂会顺着来路返回故乡, 所以作为以祭祖还愿为主体的庆坛仪式, 产生了将祖先从老家宝庆府请来贵州受祭、荫庇儿孙的环节, 也就是仪式接祖的行为。当家中如遇不测, 他们会认为是自己平日怠慢了坛神而致使坛神不庇佑的结果, 于是就许下信愿, 如果灾厄解除, 便会延请先生择吉日庆坛, 接坛神至家中接受猪鸡等贡品, 备足充足的粮草兵马, 以勾愿信, 并预祝今后家道顺利。因此, 当喇叭苗人们无法摆脱生活困境之时, 他们就将希望寄托于庆坛之上。这种信仰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 无论外人如何理解, 也无论问题是否真正解决, 人们都坚定的信奉庆坛是问题解决的办法, 至于为何有时不成功, 人们也只会在自身上寻找原因, 而从不怀疑庆坛。庆坛实质上是喇叭苗传统社会当中的一种宗教效应, 它所带来的是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理暗示。它作为一种民俗行为和民间信仰, 寄托的是人们的一种希望, 这也正是庆坛经久不衰, 永恒存在的内在因素。

仪式就是人们在文化上构建的一种彼此交流的体系, 喇叭苗通过庆坛仪式编织了本民族的“意义之网”, 通过这种祭拜先祖、祈福勾愿, 强化了该民族群体同宗同源的血缘意识。

四、结语

从以上仪式过程我们可以看出, 可以将整个庆坛仪式所有环节简要地概括为“请神- 酬神-祈神- 送神”等部分, 其余都是围绕这一祭祖还愿庆坛而相应举行的。通过对“喇叭苗”庆坛及其仪式过程的考察发现, 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积极的社会功效, 它一方面满足了“喇叭苗”民众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和心理诉求, 另一方面也起到维护村寨及群体秩序、加强民众的道德教化、凝聚民族向心力、强化族群认同及深化传统文化等积极作用。

摘要:庆坛仪式是贵州省晴隆县长流乡苗族支系“喇叭苗”的一个重要文化事象, 其中蕴藏着诸多文化信息。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 扼要介绍了庆坛仪式的过程, 并对这一仪式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庆坛仪式,文化研究,喇叭苗,晴隆县

参考文献

[1] 陈玉平, 龚德全:《土家族“收神疯”傩仪的象征人类学解读》, 怀化学院学报, 2009.09.

[2] 柳远胜:《六盘水民族风情》,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5.p137.

[3] (英) A.R拉德克利夫·布朗著, 潘蛟等译:《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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