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一篇：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与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非凡。中国的发展需要以文化为动力，它的重要性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它的影响力是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性，而不至于受外来文化的侵扰，创造一种属于中国本国民族文化。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辉煌业绩 现代价值

在中国固有的语言系统中，“文化”是“文”与“化”这两个字的复合。“文”、“化”二字的复合使用，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事情。所谓传统，指的是世代相传的文化习俗。传统具有历时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一个民族要有传统。传统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记忆，使我们获得了有别于他人的特殊品质。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综毁百家优长、兼集八方智慧的显著特点。所以，不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总能及时的吸收时代精神的要义，不断地实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然而在近代，传统文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以至于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惰性，对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五四”前期，一大批一流的中国知识分子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探索中华民族的新出炉，下起了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才产生了具有确切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概念，它的最初，指的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创作的“旧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1.激励民族奋进的精神支柱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他的结构体系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方向，这种动力和方向，集中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不断地奋进和追求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2.凝聚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共同利益，既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又是爱国主义的动力。在当今的历史天剑侠，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化这种统摄人心、团结族类的精神纽带地作用，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增强民族短接，依然具有深远的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和特点

1.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各民族祖先在漫长悠久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的文明成就的汇聚和升华，所及范围至为宽广，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凡举思想、学术、教育、宗教、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科学技术、文化典籍、民俗风情以及衣食住行等等，无不尽在其中。

2.源远流长、相继不绝

在几千年的风雨沧桑中，中国传统文化既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同化，并且一直以雄厚的气势、宽阔的胸怀不断地发展壮大和推陈出新，始终保持自己自己的基本品格，真可谓源正流畅，延绵不绝。

3.代有高峰、蔚为奇观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了一整套独具特色，持续发展的文化。传统，数千年来，尽管国祚频移、危机迭现，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却一脉承袭，而且代有高峰。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世界人文历史上的奇观

4.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恢宏博大的汉唐文化，包容中西，流被四泽，任何外来文化，只要已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文化场，理科就会失去抵抗能力而被消化吸收;中国文化的神奇伟力和高度自信，在汉唐时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所创造的辉煌业绩

(一)“天人合一”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发挥协调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不能违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征服、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条件下利用、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这种思想为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条非常有意义的思考路径。西方文化在近300年间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量开发和无情掠夺，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中国古代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理念对现代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及生态危机等社会病而言是一剂有效的良药，因此作为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中庸和谐”思想在处理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发挥现实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贵和谐，尚中道，不仅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提倡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并通过对中庸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和谐与平衡，化解人间的冲突与紧张，缓和人际关系。中国人很早就提出构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作为这一思想的延续，我们今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三)“刚柔相济”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推动作用

“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在建设国家中焕发出来的创造热情，在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毅力，正是这种刚柔相济精神的生动写照。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还在传统文化应时而变、不断革故鼎新的精神。

(四)“人文伦理”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现代转化

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其传统思想中的许多核心价值观念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农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比，固然有其落后的一面。但是，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有些是可以进行转化的，如果我们将这些传统思想赋予现代内涵，仍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思想精髓或者核心价值。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它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仁”是孔子学说的最高范畴、理想和标准。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我们建立团结和睦多民族国家的基石。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追求“人格完善”的人文精神素质，强调“和合中庸”的和谐社会关系，重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与价值，在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孙子兵法》等典籍中体现的中国兵家辩证法思想，也为世界所关注，《孙子兵法》被国外许多大学作为教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如何有效的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传统文化的辉煌成就来说明传统文化对现代有价值，而没有说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价值体现，。另外，现有的研究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哪些有利条件，面临哪些挑战，需要改进和完善什么，如何改进和完善等问题的探讨还相当的片面，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尤其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应用方面的研究还缺乏深入的讨论。因此笔者认为，今后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研究应侧重于现代应用，使之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2、张小荣//雷根虎//易宏军《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西安出版社 2010

第二篇：新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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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y365.net 新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王杰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主讲人简介：

王杰，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外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同时还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委员，现代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领导决策参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等学术职务。在《哲学研究》、《理论前沿》、《新视野》、《齐鲁学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及图书评论150余篇。出版《荀子注释》(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主编了《古今中外争鸣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反贪历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

今天这次课给大家交流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参天大树，任何的外来文化都要汇入我们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能够反思自己的文化，即使有一些反思也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反思。那么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船坚炮利、鸦片和廉价的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由一个强势的国家一夜之间变成被人任人宰割的羔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批的仁人志士开始思考我们的文化究竟怎么了?我们的国家究竟怎么了?那么思考的结果把中国近代被动落后挨打的这个板子就打到了传统文化的身上，打到儒家文化的身上，也打到了孔夫子身上，所以他们承担了中国近代被动落后挨打的总的责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就试图以最大的都有各种能力、各种方法来毁灭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一百多年的去中国化，对我们这种民族造成了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事情，造成了数典忘祖的仪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没有感情，没有知识，无知无为的一代，完全西化的一代。

那么一百多年的去传统化我们的目标达到了吗?没有，让我们现代人和传统之间有了很深很深的隔阂，没有心灵的沟通，所以把传统的东西当成封建的垃圾、保守的东西给抛弃掉了，所以一百多年的反传统，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那么结果呢，我们说孔夫子依然和我们面对着微笑，三国、红楼、西游、唐诗、宋词、元曲，仍然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大餐。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所以传统文化在一百多年被否定以后，在当今的时代又有涓涓溪流逐渐回到了我们老百姓生活中，又回涌成了江河湖海，成为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资源。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好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说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等等，但是我们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它毕竟是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血缘关系为母带这么一个农耕国家。它有很多落后的、保守的东西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比如说官本位、小农意识产生创新精神等等，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传统文化不问不闻，过去那种对传统的文化像洗澡水和孩子一块抛掉、一块倒掉的那么一种做法这是非常不对的。

那么当今我们都在谈传统文化，谈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究竟还有没有作用，它在当今社会究竟还有没有价值?我们说是有的，那么它这个价值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是一种精神财富还是一种思想包袱?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们当今搞市场经济、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是一种精神财富还是一种思想包袱?也就是说它究竟是动力还是阻力?那么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中国是被动的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那么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面临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你绕不过传统文化这个问题，那么一百来年，我们这种民族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关系呢?基本上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方式，也就是说你要么A、要么B，你要实现A就必须以否定B作为代价，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一种双赢的思维方式。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一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看看韩国，那么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它的现代化程度比我们中国要高得多，但是韩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它不是在否定传统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而是在充分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行了肯定，比如说韩国的成均馆大学，这所大学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校训还是仁义礼智，那么每年的2月份和8月份韩国人还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文庙去祭祀孔子，为了传承儒家的伦理，韩国人在大、中、小学都设立了关于儒家伦理方面的课程。那么在韩国还有很多现学书院等等，他们教授孩子的教材就是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再比如：韩国我们知道2004年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然后第一所孔子学院就在韩国建立的，2005年的江陵端午祭关于韩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我们中国知道了以后，非常震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韩国把江陵端午祭祀申报为自己民族的国家，以自己国家申报成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拱手相让，是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太不重视了，因而把这种节日本来属于我们中国的，我们自己太不重视了，最后又韩国申报成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韩国在很多的西方国家眼里被认为是儒家国家的后话世，典型的儒家国度。那么韩国对自己的江陵端午祭的申报刺激了我们中国人，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学教授们一致呼吁把我们的传统的节假日纳入到法定的假日中，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节日，现在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那么韩国它走的一条是什么样的道路的呢?它走的一条就是不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把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中，把传统文化与现在社会、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走了这么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道路。那么韩国的现代化程度比我们要高，作为韩国来说，它尚且不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我们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么一个国度，我们有什么理由来抛弃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呢，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这是一个案例。

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国家土耳其，如果说韩国秉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土耳其它的民族文化就是伊斯兰文化。那么它的土耳其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就是试图最大限度地否定自己民族文化，斩断这个民族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根脉。所以从上个世纪20年代土耳其就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比如说它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意识形态等等全盘走西化的道路。在阿拉伯妇女不准带自己的头饰，那么更为要命的土耳其要把自己的文字改革掉，不准用阿拉伯文字书写，土耳其语书写，要用拉丁化、拉丁语来书写，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认为我们已经脱胎换骨了，已经融入到西方的世界中去了，但这恰恰是土耳其悲剧所在。西方社会并没有认同你是我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员，土耳其这种既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又不被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社会所接纳，成了一个幽魂式的国家，按亨廷顿的说法就是自我撕裂式的国家。那么在历史上像土耳其、像中国这种曾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行斩尽杀绝这么一种做法在世界的各个民族中是少之又少。当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中国政府作出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定，在逐步的扭转这种延续了近百年的措施，在重新的评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但是可悲的是仍然还有很多的国人对这些问题不了解，仍然秉持着鸦片战争以来那种思维观念，特别是四五以来的思维观念，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文化。所以韩国、土耳其这两个正反的两个例子给我们一个很鲜明的启示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它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它没有必要以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代价，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社会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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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够忽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够忽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够忽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够忽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那么1938年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逻辑的应该包含着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以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第二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那么只有实现了这么两个方面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地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知道，佛教传入中国，汉代时候传入中国，当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对佛教的了解并不多，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到中国，马上就会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冲突，相矛盾，比如说佛教是主张出世，而中国的文化是主张入世，比如见到皇帝应不应该磕头的问题，皇帝在中国是天子骄子，万人之上，任何臣民见到了皇帝都要磕头。那么作为佛教认为，我不应该给你磕头，发生了矛盾冲突。再比如关于神灭、神不灭的问题，佛教认为，我的肉体是一个臭皮囊，我人死了以后精神照样存在，那么作为中国文化来讲，肉体死亡以后精神也随之消亡，就像一个蜡烛，蜡烛点完了火就灭了，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就发生了很多的矛盾冲突，那么有了矛盾冲突怎么办?有两种解决方式。一个是我不闻不问，我就按我自己的方式走。还有一种就是主动地适应这个社会的现实，适应这个社会的文化，然后走相结合的道路。那么佛教在很大程度上走的第二条道路，比如说对皇帝是否叩拜的问题，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争论，最后佛教徒是屈服了，见到了中国皇帝是要叩拜的，是要跪拜的，那么你跪拜了，你进入中国的门槛就低了一些，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能接纳你的程度就高了一些。所以佛教在汉代以后遇到隋唐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基本上佛教大发展的时期。那么佛教思想是相对来说处于低缓状态，那么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鼎盛，比如说禅宗、华严宗、法相宗、唯识宗等等，其中咱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一个宗教，是完全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民族化的产物，它是把佛教的理念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结合起来，形成这儿一个宗教派别，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观念，佛教有很多的观念和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分的是非常契合的，那么我们并没有觉得它是一种宗教的东西，有很多的概念，比如说世界、吉祥、现在、一尘不染、三生有幸等等，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没有认为我们说的是一种佛教语言，是完全中国化的东西。另外我们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担水劈材，皆成佛道等等，这都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心理特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点。所以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非常容易接受这种宗教，它是一种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一个产物，是完全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的东西，所以魏晋南北朝以后，我们如果不了解佛教，我们就很难了解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历史，所以在汉代这么几百年，中国的佛教是一个逐渐大发展的趋势。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宗教基督教，那么基督教是在唐朝初年传到中国，基督教在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传播了将近五百年，唐朝传播了两百多年，元朝传播了一百多年，明末清初传播的一百多年，那么基督教在唐朝时候被称为景教，在元朝时候称为耶里可温教，在明末清初称为是天主教，那么明清之际有大批的西方的传教士，比如说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他们这些人来到了中国，他们有感于前两次传教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一次是力图把基督教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相结合，所以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四书五经，穿儒服，戴儒冠，讲汉话，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也有很多高官，甚至一些科学家、思想家都归类了基督教，如果按照他们这次努力那么基督教有可能与中国的文化成功地结合、对接。但是他们这种做法被罗马教廷知道了以后是非常不满，认为你在中国不能够祭祀孔子，不能够注视如五经，要保证它基督教唯一性，基督教的独立性，是当时的康熙大帝对罗马教廷的做法也大为不满，从康熙开始，就开始了驱赶基督教徒，开始对基督教堂进行关闭，那么他的儿子雍正皇帝继位以后，仍然是奉行了康熙时期的政策，驱赶教士，毁灭教堂不准老百姓入教，所以基督教在明清之际最有可能一次和中国文化对接的这种努力再一次失败了。那么从唐朝、元朝、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了五百余年，最终没有传播成功，那么它对于没有传播成功可能理由很多，可能我想最重要是两条。

第一、基督教是它是一神教，它要到中国来，要和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但是中国不是一个宗教性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你到了中国来不和中国的社会文化相结合，你只仅仅保持你的唯一的独立性，那么这样的话在中国很难的发展下去。

第二、基督教信奉道非神不红的教条，也就是说它把传教的希望是寄托在与皇帝身上，寄托在了高官厚禄身上，缺少民间草根基础，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基督教就土崩瓦解了。所以在历史上外来文化的传播除了基督教、佛教一个成功的传播，一个失败的传播，那么给我们有什么启示?就是当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佛教我们说可以同仁耳语，但是它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外来文化，那么既然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就要遵循传播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刚才说了逻辑应该包含了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只有做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的作风、中国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的气派、中国的风格，那么长期以来，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特别是1949年以后，我们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了，同样秉承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是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体系，你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抛弃马克思主义，你要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要讲传统文化，然后人文地对立起来了。那么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吸收了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成果，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地对立起来呢?难道马克思主义它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成果吗?我们说它是吸收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没有关系?能不能融合，有没有融合的条件呢?有，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在人与自然这个关系到底是谁先谁后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家思想讲的没有矛盾，你比如说儒家思想就讲了，究竟是先有天，先有自然还是先有人类，《周易》做了很好解答，那么《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上下有所错”，就是说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是先有自然界后有人类，人是来源于大自然，人是处于大自然，人不可能超越大自然，那么在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有一举同工之妙，那么马克思主义怎么说?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人和动物一样都有直接的依靠自然界而生存，人不能够超越自然，人就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文化并没有矛盾的地方。

那么再比如：关于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讲共产主义，儒家思想是讲大同社会，大同理想，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对未来的描述共产主义说，在共产主义说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的道德水准极大的提高，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那么在儒家的大同理想中我们看看是描述有一举同工之妙呢，那么儒家我们知道，李济描写在这个大同理想社会中是有德、有才的人成了社会的管理者，在这种大同理想社会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为已，人人为人这么一种状态，人的道德水准是极大的提高，人的一切理想、一切美好的理想都能够在大同理想社会中实现，所以在这方面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描述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所以郭沫若在四五以后写了小品文叫《马克思进文庙》，就把马克思和传统文化它们的结合的一种状态作了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是如何接触马克思主义做了一种很形象的描述，那么在这个小品文中，孔夫子就问马克思，请问你谈谈你的理想是什么?马克思就说了我的理想社会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么孔夫子说，马克思反过来问孔夫子说，那也谈谈你的理想社会，孔夫子就说我的理想社会就是把产品搞上去，然后均分给大家，让大家生活水平提高，让大家的道德素质有所提高。在这方面和马克思主义没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马克思听了孔夫子的描述对他的大同理想社会的描述以后，非常感慨地说想不到在两千五百年钱的中国有你这么一位老同志，你的学说和我的竟是如此的相似，为什么在你们中国有人说我的思想不能够适应你们中国呢，与你的不相同呢?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反问，意思是说我的理想社会，我的描述和你的理想社会，你的思想是可以相融合的，可以相合拍的，这是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可以看出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文化它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看看，比如说对这个道德素质这方面，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人的道德素养、道德修养，所以刘少奇同志还专门写一本书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说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它不是自己自然形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个人的一种磨炼才能够形成，是重视道德素养、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这是我们共产党所提倡的，那么重视道德修养恰恰是儒家文化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儒家文化就告诫我们，说做官先做人，你做官先做人，你做人先立德，立德先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因此建议修身为本，所以道德修养是第一类，是从事其他一切的基础，修身、修心才能够为政于天下，所以孔夫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自己正了，你自己道德修养好了，别人就会跟着你，所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肢风必偃，你的表率的作用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不管是共产党，不管是儒家思想它在这方面所主张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重视道德修养，正人先正己，正已是正人的基础，你只有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了，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做好了，你才能去治理别人，所以道德修养不管是共产党，不管是儒家思想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大的范围是一样的，没有矛盾。

所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说你要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不能够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扎下根，要在中国与时俱进，也不能够忽视你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是相聚几年里，相隔数千年，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对立的，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我们讲第二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忽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而在当今的情况我们过多地注重的现实的层面，而忽视了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如果这样下去，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就很难化下去，所以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逻辑包含了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厚此薄彼，仅仅地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外一个方面。这是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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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知道，滚滚的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我们无法去阻止它，但是传统文化在滚滚的浪潮之下，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它是最后一道壁垒，一个国家如果是科技不发达，可能会亡国，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的灵魂，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为可怕。

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民族文化，只要那些既能够适应现代化，既能够适应全球化，又能够在民族中具有发展潜力这么一种文化，它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它要适应全球化的这种形势，同时又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知道很多原生态的歌舞，原生态的音乐之所以能够走出地域，走向世界，就在于它具有更多的中国的特色，包括这是我们奥运会的开幕式，它之所以能够让40多亿世界人民了解它，记住它，也在于它有更多的中国元素，更多的是中国文化的元素，所以我们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在海外的多次演讲中就强调了文化的多元化共生共存问题，未来的文化一定是个多元文化并生的时代，当然有一种美好的愿望，说是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是不现实的。未来的文化一定是一个多元文化并生并存，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就应该有多少种文化，那么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也应该有56种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一朵花。在这个地球上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地上都有它存在的权利和理由，我们不能够任意去剥夺它、去消灭它。

所以在当今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我们寻找我们民族文化的身份就显得尤其的重要，一个是需要有自己的身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同样有自己的身份，如果在滚滚的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的这种民族身份，那么最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我们是谁的问题，当你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说我是中国人，你能这么说呢?你拿什么来证明你是中国人?你拿什么来证明你是华夏儿女，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你无法证明，所以呢在全球化趋同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寻找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只有这样在能够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否则中华民族是无法复兴起来的。那么这是讲的第三个问题。

四、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个人的安身立命有什么关系?

第四是讲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个人的安身立命有什么关系，与我们人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的安身立命有什么关系?是否会成为我们当今人安身立命的一种场所，一种价值导向，我们知道，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的许许多多的困惑，社会面临各式各样的矛盾，各式各样的矛盾困惑着我们的社会，困惑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我们人的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但是我们有太多的不满足，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诚信的确实，充斥着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潜规则的事情大行其道，正常的事情反而成了不正常，社会上患有心理、精神疾病的人有增无减。最近一个统计说，中国每年自杀是人是25万人，那么可以算算每天是多少人?有200万人是自杀未遂，太多的心理疾病、太多的精神疾病，那么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就是难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确实、诚信确实、道德败坏吗?难道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不需要文化、不需要文明、不需要道德来支撑了吗?需要的。那么对这些矛盾冲突，西方文化显然无法解决，那么当我们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有许多优秀的思想资源可以对我们当今解决社会矛盾提供非常大的思想的支撑。比如说：关于毅力问题，这是先秦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论，也就是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的关系问题。那么在儒家思想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属于我们自己的合理的欲望，鱼和熊掌我都可兼得，但是呢我们人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我们人生的唯一追求，如果我们人把人类的、把我们物质利益作为位移的利益追求，那么我们人就像孟子说的“宝珠玉者，殃必及身;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和禽兽没有区别，吃饱了、穿暖了，住的很好，没有教养，和禽兽没有区别，所以孔子就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因民之所利而立之”，合理的、正常的欲望我们应该满足，应该追求，但是不能够把它作为唯一的追求，把物质利润作为唯一的追求，要欲而不贪，以利制利;这个非常重要。当然像宋明理学那种讲禁欲，讲“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不道德的。所以正常的来说对人的合理的欲望进行正确的宣导。

那么儒家思想在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的关系上，我们看看道家，道家也是这样，所以老子就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如果你把你的全部的精力放在对民利的追求上，对财富的追求上，那么你一定会遭到灾害，也就是说一切祸害之源就在于你对物质利益的贪得无厌，过多的需求。所以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张人应该对自己的欲望进行合理的截止，要综合适度，而不像脱缰的野马过度地追求它。那么《红楼梦》里面有一句话叫：“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就是眼前没有路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当今的世界，当今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凡人有太多的追求，太多的物质利益的需求，太多的放不下，那么越多的放不下，反而失去越多。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这百年3600日不在病中记仇中，所以庄子也说世俗之君子，我们这凡人拼的命，不要命了去对物质利益进行追求，岂不悲哉，过多地一味的以前，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追求它。这次汶川地震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也就是说在生命比金钱，比财富更为重要的还有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友情，我们的家人，这是汶川地震给我们非常大的启示，一味的向前忘掉了应该有一个终止的地方。所以柳宗元写过一个小品叫《腹板撰》，这个《腹板撰》就把这个腹板这个小动物描述成是一个人人世间最愚蠢的一个小动物，这个动物会把它碰上的、遇到的、所有的没有用的东西都背在身上，然后呢，这个腹板这个小动物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爱爬高，本来就背这些没有用的东西还要爬高，最终的结果全是坠地而亡，我们很多人都不这样吗?不知道自己应该除了对财富的追求以外，还有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的一生非常的短暂，庄子说过“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是吧，300来天，山珍海味一口饭，高楼大厦一张床，我们能吃多少，我们能喝多少，我们能用多少?很多人不知道回味我自己应该在社会中应该怎么样活着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所以在中国宋朝以后，有这么一段话，就是儒家就“以儒治世，以道养身，以佛修心”，一个是对治世，一个是修身，一个是对修心，儒释道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社会都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所以传统文化就告诫我们，对待我们的民利、对待我们的一切财富，我们能够像看床前的花开花落一样平淡，像天上的云卷云舒一样自然，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所以它告诫我们就是在这种利来利往，醉生梦死，整个社会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这么一种情况下，要寻找一块属于我们人生自己的精神港湾，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空间，属于我们自己的孔颜乐处应该去做的事情。那么当代人往往是在这些问题上处理不好，所以这个传统文化告诫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因为大小问题我们也可以来概括它，所谓大呢就是凡是大事不糊涂，就是毛主席评价叶剑英说的“吕端大事不糊涂”，所谓小就是不要对小恩小惠所蒙蔽，我们当今的人太多的人处理不好这个大小问题，比如说我们已经落马的一批贪官就是处理不好这个大小问题，我们说唐朝有一个太守叫陈藩，宋朝有一个权臣叫蔡京;秦朝有一个和绅，那么当代人我们可以列举很多，这些人往往就是处理不好这个大小问题，处理不好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的关系问题，处理不好我的人生和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关系问题，最后沦为阶下囚。比如说和绅临死之前写的那些东西对自己一生的反悔，“万事枉劳神，一生原是梦”，贪掉了那么多，最后没有用。所以我们说在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么他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问题在哪里?我们说在于他的起心动念处就出了问题，在它的道德修养的最根基的地方就出了问题。古人说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连为一体的，你只有把心修好了，把德修好了，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然后才能够赋予你治国平天下的权利，你道德不行，你道德没有修养好，你如何去治国平天下?所以在起心动念处就出了问题，我们说百善孝为先，德为孝之本;一切要把道德、把孝做好了，孝门一开，百善皆开，如果自己的道德修养没有搞好，那么建立在道德修养上这些治国平天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赋予你多大的权利，权利越大你祸国殃民就越厉害，所以我们说传统文化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做人的道理，是教我们如何做人，教我们如何做事的。所以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身，养性，作为我们的安身立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说，像孟子那样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精神，也才能够做到像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传统文化看起来表面上离我们很远，实际上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就生活在传统中，那么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提高我们的道德素养，提升我的人文素养有非常多的好处，非常大好处，所以传统文化我们应该重视它。

那么作为我们当今社会来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丢，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丢了我们就可能亡党亡国，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老祖宗我们同样不能丢，那么丢了以后我们就断了根，忘了本，那么尤其是在当今我们在丢了传统文化一百多年以后，我们在今天我们再也不能丢了，我们再也丢不起了，所以不管你是官员，你是老板，你是鸿儒，你是白丁，作为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不管自己的民族文化究竟是有多么的精华，多么的糟粕，首先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所了解，你了解了你才能去骂它，不是你要骂传统文化吗?你先了解它，你了解它你去骂它，你凭什么去骂它呢?所以我们不能再做过去那种物无知无为无耻的事情了，首先应该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心存温情和敬意，心存感激之情，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公民对待我们民族文化的最起码的期待。好!谢谢大家。

第三篇：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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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文学院吴洁

[摘要]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当推动反贪立法，不断健全廉政制度;多设监控渠道，不断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官德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关键词]传统廉政文化;现代价值;实践意义

一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廉”在古汉语中是指堂屋的侧面，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用通俗的语言对这一含义做出了明确表达：“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1]。由于“堂之侧边”的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而“廉”又做正直、方正、干净、节俭等道德含义之解，从古至今，“廉”都表达着人们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其基本要义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而“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2]，即正直公道的基本原则是治理一方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可以将廉政理解为一种源于传统清廉观的为政之德和政治氛围，而廉政文化，则正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并与之形成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气都产生了行之有效的促进，并对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氏族和部落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意识，却有着强烈的为民父母的原始公仆意识，他们不仅广泛听取民众意见，而且以戒言、铭言诲人律己。尧曾有过有“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址”，[3]认为继承人必须有极好的德行，必须能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而不后退，因为日后他是千万臣民的公仆，而不是高压于人上的至尊。舜也曾告诫他的臣子要清明正直，并每三年对公职人员进行一次考核，清正廉明的就升迁，否则就降级。上述可谓中国廉政思想文化的最初萌芽，说明“廉”作为一种朦胧的为政道德活动，已经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

“廉”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及贪贿现象的盛行应运而生的。商朝提出重民用德，不任用贪财聚货的人，而任用努力为臣民生财造富的人。周朝清醒的认识到夏商灭亡的原因在于暴政压迫和贪污腐化，倡导勤政廉政，并采取了保民、任贤和勤政等措施，认为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应当尽力接触小民，了解他们的疾苦，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这种勤政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可贵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大变动和文化大繁荣，廉政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管仲在《管子?霸言》中明确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论点，认为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的，为政者必须能顺民所欲，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使人民得到快乐、富贵、安定。孔子、孟子等这一时期的儒学大家也是廉政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并实践着廉政文化。孔子认为，为政者欲把政治搞好，就要自身廉洁，不以权谋私，为民做出榜样。孟子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认为人民才是国家中最可贵的，人民是政权之本，而国君的地位完全次于人民，并且还提出了给民以恒产,施教化，救济穷人等具体措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本质所限，社会战乱不止，衰世

长而盛世短，贪污腐败现象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中长期盛行，但真正的清官、廉吏和博学志士依然坚守着清廉之志，不断发扬着优秀的廉政文化传统。

战国时期的商鞅认为国家的法令应当统一，并使其家喻户晓，这样违法乱制的举动就无处藏身，官吏也就不敢枉法为邪了。西汉的贾谊创立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体系，认为“廉”是为人为官都应具有的一种道德品质，为政者必须注意自己的品行，作为国君要做到“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仇”[5]。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是一位仕途并不如意的政治家，但他却在充分了解民族和封建官僚机构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去贪致廉的措施，如举贤进能、量才授职、厚禄均俸、养廉去贪，并实行不速迁、不久次的任官政策，这些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现今的反腐倡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虽屡遭贬黜，仍然奋进不息，其一生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个人生活也十分节俭，他未给子孙留下什么遗产，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性，诸如精简机构、抑制侥幸、裁减冗官冗费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而宋代的欧阳修则提出“廉”应当是为官者应具备的根本道德品质，如果因为利欲熏心而不能保持廉德，那么也就丧失了其从政的个人品质。明朝的海瑞一生宦海浮沉、坎坷不平，但却为官清廉、秉公执法、为民伸冤，深受百姓拥戴，被誉为“海青天”，他认为要彻底扭转官场中的贪污腐化之风，在提倡廉洁奉公的同时应大力严惩贪官，对贪赃枉法者处以重刑，同时鼓励百姓对贪赃官吏放胆来告，并且能在权贵面前严格依律秉公执法，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是十分可贵的。

二

纵观我国古代的传统廉政文化，从仁义廉耻的从政道德到节俭重民的优秀品德，从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到克己奉公的修身之志，从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到心忧天下的鸿鹄之志，我们不难看出其深刻内涵和重要影响。作为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支持，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1、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传统廉政文化经过历代人们的探索、加工和改造，在不断与贪污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发展、深化，形成了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内容，许多已融入到现代思想文化中、渗透到各个行业领域。中国古代民贵君轻、勤政廉政等思想文化已为人们所熟知和倡导，成为当今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和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一以贯之，并不断发扬光大。因此，传统廉政文化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

其次，在我国，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根深蒂固，有着强大的习惯力量，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传统廉政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更是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爱民厚生”等传统廉政思想引导、激励人们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自觉地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因此，传统廉政文化也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开展的潜在动力。

此外，中国传统的廉政文化尽管有着丰富的内容，但也不全是精华，也有着消极的方面，如传统的廉政文化中有许多针对官员的廉政建设思想，但却缺少对专制君主廉政勤政方面的监督，各种廉政思想、措施的出发点往往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人民仅被视作统治的对象和权力斗争的工具，就连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固封建统治。对这些糟粕，我们在丢弃的同时也应了解其历史原因和阶级局限性，并加以总结，从而不断提

升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水平。

2、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传统的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深得民心，传统廉政文化的长期熏陶和真实的历史教训，使得人们充分认识到：官员的廉洁勤慎与否，历来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反腐倡廉应当是当前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只要我们在全社会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弘扬传统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必能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反腐倡廉工作的支持。

其次，传统的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我国的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中意义深刻的廉政思想和卓有成效的廉政制度都很值得我们在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加以借鉴和运用。比如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多层次监察的意识，以及设官分职、激励勤政的官僚制度等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精华所在之处，对我们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很有借鉴意义。

最后，传统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几千年来，在我国廉政文化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教导方法和灌输方式，并深得群众的喜爱，比如格言、传说、戏曲、诗歌、小说等形式，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又宣传了廉政思想，震慑了贪官污吏，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很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借鉴。此外，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所注重的一些人伦道德和修身原则，如淡薄寡欲、见利思义、克己奉公、勤政爱民等，都可以运用到当前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工作中去。

3、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我国的官德建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清廉价值观的形成。“公仆意识”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当代清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领导干部最大的官德。在官德建设中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培养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可以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从而遏制消极腐化观念及其行为的发生与泛滥。抵制消极腐朽文化对人的侵蚀，有利于清廉价值观的形成。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在心目中确立了廉政文化的主体地位，才能树立清廉的价值观，自觉反对和抵制腐败诱惑。

其次，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自我约束能力。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约束、规范、引导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我国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不但包含着古代廉吏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气，还包含了种种廉政制度规范，其一旦根植于官员的心中，将起到法律制度和空洞的廉政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传统廉政文化潜在的熏陶、引导、渗透作用，才能感化、优化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使其树立不愿腐败的思想观念，不断增强自我约束力。最后，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遏制腐败风气的蔓延。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廉政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观、道德观、道德准则一直按照自身的传播规律和渠道，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人们，直到今天，包含着清廉价值观等诸多内涵的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仍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评价周围的人和事，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的蔓延。

三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在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其现实作用，在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扬，进一步推动我国廉政事业的发展。

1、推动反贪立法，不断健全廉政制度

在皇权支配一切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十分重视通过制定重法严肃官纪，从《秦律》

开始，就规定了详细的以惩治渎职和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法规，对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都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以轻罪重罚为特色的惩罚标准;两汉时期有《刺史六条》、《三互法》等专门的监察法规，分门别类地针对各种贪贿行为予以惩治;在明代，更是出台了惩治贪污的特别刑事法规《大诰》。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欲的膨胀，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目前我国的腐败案件呈高发态势，立法上虽然在《刑法》第八章中对贪污腐败犯罪做出了相对严厉的惩治规定，但却缺少有关的程序法保障，给证据采集、案件侦查、法庭审理带来不便，从而导致了办案效率低下，警示教育作用甚微。因此，我国亟待出台一套较完整的惩治贪污腐败犯罪的专门法规，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及办案程序做出比较周全、缜密、具体的规定，明确区分罪与非罪，从严规定有罪标准和处罚措施，从而才能有效地威慑隐形犯罪和预谋犯罪;另一方面，专门法的制定也能够方便人民群众了解和举报腐败罪行，有利于执法机构及时立案查处。

2、多设监控渠道，不断强化监督机制

近年来，众多政府监督部门的高官、反贪局长的纷纷落马，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谁来监督监督者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完整的监察机构和完备的监督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依赖监察机构，尤其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对监察机构、监督者的监督不可或缺。从我国由古至今几千年的反贪实践来看，人民群众无疑是最公正、最称职、最积极的监督者，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贪官污吏的斑斑劣迹绝不可能逃过民众雪亮的眼睛。历史上无数贪污腐败的大案都是在人民的检举揭发下败露的。两汉时期就有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的“言变事”制度，甚至把民间舆论即所谓的民谣作为陡黜官吏的依据之一。因此，我们应将人民群众的监督纳入到现有的监督体系中来，不仅要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工作，而且要通过法律对相关程序加以明确，在保证人民行使监督权力的同时保障好监督者的人身安全。目前在我国检察系统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便是很好的监督形式，并且也取得了良好成效。此外，我们还应加强立法、行政、司法等各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之间的合作，实行互相监督、协作办案，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质量，从而形成较严密的廉政监督体系。

3、加强官德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一个政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就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就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只有惩治腐败，才能深得民心，党才能长期执政，国才能长治久安;而唯有加强官德建设，培养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才能从根本上反腐倡廉，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同志将党的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集中概括为“三常”警句，即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7]，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官德建设的内涵。常修为政之德，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复杂形势下，自觉用党纪国法来约束自己，加强政德修养。修政德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8]，充分表明了官员的为政之德对人民、对国家的重要性。常思贪欲之害，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时刻保持应有的警惕性，抵制各种诱惑。早在宋代，清官包拯就对贪欲之害有着深刻认识，认为廉洁的官吏是人民的表率，而贪赃的官吏则是人民的盗贼。当前，腐败之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所抬头，若任其发展不加节制，势必会使人民丧失对我党长期执政的信心，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因此，广大领导干部只有在心中常敲警钟，才能保持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常怀律己之心，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常怀廉洁之心。“律己廉为首，立世德为先”是古人对为官者在律己方面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要求。只有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洁，才能在执政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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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安等.淮南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4]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G].北京：中华书局，1980.

[5]贾谊著.于容智译注.贾谊新书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6]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M].湖南：湖南出版社，1995.

[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金池.《论语》新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第四篇：传统工艺美术的现代美学价值研究

摘 要：艺术家学习民间美术与工艺的任务，不是延续巧手农妇的艺术生命，或者再现一个辉煌的传统民间文化，而是重建属于我们时代高层次文明的新文化，去汲取一种艺术本源中的活力，把它贯注到新的创造中去，同时找到一种表达自己精神世界的语言方式。民间美术与工艺的现代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独特的造型语言、实用的造物技艺、典型的文化内涵三个方面。

关键词：民间美术与工艺;美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146-02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永恒话题。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令世界侧目，“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①，并且中国正面临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转变，即从劳务与产品的输出国家，向大规模消费高端产品的国家的过渡”②。在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十字路口，我们首先要做好为民族崛起而重建崭新的、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民族文化形象的准备。

民间美术与工艺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与历史文脉，它作为中国现代设计的重要资源宝库，是增强中国设计国际话语权的力量之源。然而在中国美术史上，民间美术与工艺一直以来是没有受到正视的。封建贵族和文人士大夫曾经假借工匠之手，让他们为之制作各种工艺品，但是工匠们自己所用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农民的艺术，在他们看来便更为粗俗不堪、难登大雅之堂。虽然儒家思想是一个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的学派，但不乏有些观点具有消极思想。譬如“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原本是一种哲学的思考，但由此便肯定了“君子不器”，“坐而论道”，既轻视了民间美术与实用工艺，也同时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中国美术体系在长时间的西化过程中，审美法则与审美价值判断的西方权威意识深重，中国民间美术与工艺的话语权不仅要破除西方美学的世界性神话，更要重建民族美术与工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另外，随着中国传统美术的复苏，虽然关于提升中国传统美术国际话语地位的呼声不断高涨，但是距离中国美术引导世界新基准还有很远距离，美术与工艺话语背后的实践和理论成果仍需要完善，缺乏在中国自身文化和经济根基支撑下的强势话语与西方抗衡，中国美术与工艺要掌握世界话语权还需在关注全球潮流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文化影响力。

中国民间美术与所工艺达到的高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巨大的科技成就和精神的文化一度是世界设计的领先者和创造者。“无论是“四大发明”还是陶瓷、青铜器、纺织服饰、家具，甚至是车、船、舟桥、建筑，中国古代的工匠艺人通过自己的双手将设计的智慧物化在一件件器物和用具上，不仅惠及历代中国人，而且惠及世界各国人民。”③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民间美术与工艺思想一直是中国造物的基本纲领，体现和传达着宽容、仁爱和灵动的中国精神，而且至今仍在不断延续、拓展与充实;中国民间美术与工艺风格样式更是远播海外，西方各国当年的“中国风”余温尚存。然而全球文化共享背景下，囫囵吞枣和拿来主义式的处理都难以获得深远的影响力，他国优势的创意开发常常使得我们在相关美术与工艺话语问题上遭遇窘境。如美国以我国“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民间故事为题材，通过卡通动画创意制作成动画片“花木兰”，在投放世界市场后美国的创意设计得到认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界各国对“花木兰”文化归属的模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更是遣散和溶解了现代美术与工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民族文化面临着融合趋同、丧失身份独立性的巨大危机。跨国公司通过产品中价值观念创造和输出，将所谓的时尚潮流席卷扩张到世界各地，使得欧美文化逐渐上升为世界主流文化。

因而，在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创意时代即将到来，传统美学正被极力追捧的中国，返回民间美术与工艺的原点中来以充分自省的方式来反思和深化我们的美术工艺意识，从而发掘民间美术与工艺的形式语言和精神语言彰显文化影响力，应是更为清醒和明智。

由于中国工业社会的发展，农村日益城镇化，使民间美术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中畸形生存，有些品种由于没有得到及时保护而消亡。民间美术呈现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民间美术作品被商品化和批量复制成了城市人们的欣赏品。另一种情况是民间美术直接提取了民间艺术中可供欣赏的一部分，以欣赏的眼光把玩它。这两种情况无疑都把民间美术的创造环境和创造者抛在了一边，使脱离了民间的“民间艺人”进行的批量制作的作品失去了活力、吸引力。

艺术家学习民间美术与工艺的任务，不是延续巧手农妇的艺术生命，或者再现一个辉煌的传统民间文化，而是重建属于我们时代高层次文明的新文化，去汲取一种艺术本源中的活力，把它贯注到新的创造中去，同时找到一种表达自己精神世界的语言方式。民间美术与工艺的现代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特的造型语言

1、高度概括的标志性。民间美术的特性包括造型和色彩等视觉显性要素。在传统民间文化观念和集体意识的规范下，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通用造型语汇，这些语汇具有高度程式化、集体趋同性、承传稳定性的民间美术独特的视觉语言，成为具有象征含义的观念性造型符号。民间美术接受了这许许多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便促使其生成了多种特色直观视觉语言文化，并作为文化见证和信息传达媒体，展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精神，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表现形式和历史文化确证。民间美术把自然界中的形象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与提炼，形成了标志性的特征，如龙、凤、鱼、植物等都被进行了符号化的处理，形成纯真、质朴、简约的符号化的视觉语汇，而标志性正符合现代设计的创作语素。比如民间“中国结”的造型带有极强的标志性，它象征吉祥如意，代表团结和睦。

2、寓意浓厚的象征性。民间美术在艺术语言的表达上主要采用了象征的手法。象征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民间婚俗剪纸刺绣中的“鱼戏莲”“狮子滚绣球”“蝶扑瓜”“扣碗”等传统吉祥图案，并不是表现实际生活中的情趣和其自然属性，它们都是用来隐喻阴阳(男女)嬉戏交合，化生万物的。民间反复、大量地在婚俗艺术中使用鱼的形象，正是因为鱼象征和隐喻多子、生殖茂盛的含义。“绵绵瓜瓞”正是子孙繁衍的象征。黄河流域的剪纸民谣点明了其生殖崇拜的隐喻、象征含义，“蝴蝶闹瓜瓜，五谷满家家”，“瓶里插牡丹，儿女一铺摊”，“碗扣金蛤蟆，生个胖娃娃”，“石榴坐莲盆，金童玉女进家门”，这些以动植物或器物组成的纹样，都是从阴阳观念出发象征和隐喻婚姻生殖兴旺美满的。

3、视觉强烈的冲击性。民间美术的创作构思新奇、造型夸张、形象概括、色彩强烈，具有强烈的视觉张力、冲击力、感染力。这正同时下的现代艺术设计所倡导的设计理念共通。创新是现代设计的主旨，设计构思要出人意表，不落俗套。民间美术由于它的自发性，经常会闪现出许多灵感，创作出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印象深刻，这与现代艺术设计不谋而合。如陕北剪纸“虎、猫、鼠”设计成虎腹中有猫，猫腹中有鼠，构思巧妙而风趣。现代设计的作品特别注意给观者的第一眼印象，常采取夸张的手法，而民间美术也经常采用夸张的造型，有许多杰出的范例，为现代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民间年画画诀中“黄马紫鞍配”“红马绿鞍配”，也反映出强烈补色、高纯度色相对比的色彩造型倾向。以纯色、补色、对比色运用为主的方法，形成了民间美术质朴夸张、厚重艳丽、装饰感强的色彩特点。而这正是现代设计所追求的“诱目性”，即醒目、个性、卓尔不群的艺术效果。

二、实用的造物技艺

民间美术与工艺是生产和生存的艺术，实用是其创作的原动机，而造物技艺则是实用舒适度的保障，在长时间的实践活动中，民间美术的工艺技巧代代相传、日益精进，并且逐渐由初级进入高级技术阶段，不同层级的技术也带来不同层级的美感体验。实用的造物技艺的美学意义，体现在工艺美的“悦感、悦心、悦神”之效上。

1、工“娴”之美。这是“悦感”的工艺之美。“娴”是娴熟之意，是指造物者技艺的纯熟，能够熟练的造物，使其满足实用需求，同时也注重一定的形式美，但形式美显然只是功能的附加，离开这种形式美功能不受任何影响，功能审美占主要地位，形式美处于从属地位。造物的工“娴”之美表现在所造之物章法得体、把持有度，是一种清新、淡雅、简约、质朴的美感。如原始陶器，这种对于容器形制的掌握，虽无过多的表达，但显然已具备完整朴实的美感，追求简洁的形式，但造物手段却是相当成熟，显示着娴熟的工艺美感。

2、工“精”之美。在工“娴”的基础上，造物者的主观思想得到进一步表达，他们在造物活动中积极的施展技艺，使器物臻于“精美”。工“精”之美是造物者技艺在物上的充分表现，所造之物往往细致缜密，手法高超。显示出一种华丽、精致，或气势磅礴、超然出群的美。他们的焦点往往集中在造物艺术的形式美上，审美活动中，这种精致的美很容易被察觉，常能使人为其工艺精深所震撼，产生“悦心”的审美效果。例如我国古代使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均是精工之作，其细腻的美感令人心悦诚服。

3、工“巧”之美。工巧是指造物者在造物时的巧妙构思以及特殊安排，将实用和审美综合考虑，控制造物的要点，使功能美和形式美相辅相成，统一于器物中。这种匠心独运能使器物增添一些奇特、灵动的审美效果，带有一定的趣味性又富有一定的内涵，能够广泛的引起人们的兴趣，引发联想，或者产生“意境”，带来神奇、巧妙、意味深长的审美感受，让人“悦神”。较好的例子有二，一是汉代长信宫灯，灯身造型为一手持灯具的宫女，内为空心，灯内可装水，灯烟可顺宫女袖管融入水中，如小型的环保装置。一是唐代的一件工艺品银熏炉，炉体呈圆球形，遍体镂空花纹，内置焚香杯，利用重力原理，使焚香杯可以随圆球的转动而转动，无论圆球怎样放置，焚香杯永不翻到。

三、典型的文化内涵

学者张紫晨先生在《民间美术与民俗文化》中说：“在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中，人们已经充分重视到它的美学内涵，它所蕴含着的民族心理素质和精神素质，它所反映的民间的质朴审美观念，作为民间淳风之美的艺术结晶，它不仅以情真淳美见长，而且与民间广大群众保持深厚的联系，反映着人民的生活历程和面貌。”

民间美术在功能上同构于原始美术，但它更是劳动群众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民间美术的存在，劳动群众的现实生活将会是苍白的、淡然无味的，喜庆活动也将是缺少色彩和活力的。

民间美术仿佛是广大劳动群众的精神家园，在各种形式的民间美术中寄托着民众的情感，聚合着民众的精神追求，也体现了各异的乡土气息和经济文化特征。富庶的江南加上吴侬软语，对应着纤细精致的苏州刺绣，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石雕“马踏匈奴”，则显示出雄强大气、不拘泥于细节的特点，用整块花岗岩稍加雕刻，突出对象的气势和主要结构特征，体现了北方艺术粗犷、豪放的风格。

民间美术的创作除受到社会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制约外，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材料一定是根据各地的物产而决定，它必须廉价，而且取用方便。既受到区域内原产地物产的制约，同时也由此形成了其地域性的特征。苏州地区养蚕业发达，造就了其“终端产品”——民间刺绣艺术;无锡惠山泥质地细腻，粘性好，干后不裂，遂有了著名的“惠山泥人”;皮影的材料为羊皮，陕西多养羊，成为中国皮影的发祥地，南方盛产竹，因而竹编的主产地均在南方各省。因此，品类繁盛的民间美术品总是显现着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工具的匮乏，人类抵御外界自然力的能力有限。因此，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表现为显著的集体性特征。如人们在狩猎活动中，面对狮、虎之类的猛兽，靠单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取胜的，而必须依赖于人们集体的力量。所以，在原始人的观念中，无论是生产、生活、娱乐等等，集体性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民间美术与原始艺术的关系表现为直接的气脉相接，原始艺术是集体表象的外化形式，其内化则体现在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概念。民间美术的创造者在创作中，充分发挥想象和联想，遨游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来去自由，不受束缚。民间美术的思维方式和创作形式由于集体的、长期的、自然形成的时空意义上的聚合和积累，从而形成了群体性的集体表象和传统程式，即集体性特征。

第五篇：关于文化现代化与价值体系建设笔谈

[论文关键词]文化转型 文化现代化 价值体系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随着社会的转型正在经历着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价值观与价值体系的建构也势在必然。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特点，反思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命运，研究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建设的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中国文化的客体化及其历史机缘

晚清以降，中西文化遭遇使原本为一自足系统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故，以致于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对此可以从表象上作出种种描述和刻画，迄今为止已经不知有不少人做过这项工作，但其实质究竟如何，仍有探究的余地。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始终是近代以来国人的一个无可逃避的任务。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认识中国”的必要性还是它的可能性，均源自同一个事实，即中国与西方的相遇(其实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西方”对“中国”的“发现”，请注意“中国”的“被动”性)。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中国文化面临着双重客体化命运：一方面，中国文化沦为西方文化的对象和他者，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中西文化的交往不是互主体性的关系，而是主一客体关系，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异己的他者被塑造着，其存在仿佛只是为着显示作为征服者的优势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姿态而已;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原本即为中国人的自我，但在现代性语境中，它却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对象化了的规定，即主体的客体化。对于国人来说，中国文化本来是主格的，然而在西方文化镜像中，它面临着被宾格化的境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的客体化境遇一旦积淀为国人的自我审视方式，形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自卑情结，就将不可避免地步入“自我殖民化”的误区和歧途。我们知道，任何“解放”归根到底都只能是一种内在性的行为，即自我解放。对于文化或文化意识而言，同样如此。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心态既是文化上丧失自我和自主意识的结果，同时它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丧失。对于一种文化而言，“传统”和“过去”不是一回事，“传统”是“活”的，“过去”则有可能是“死”的。

其实，文化只有作生命观才是本真状态的，才是鲜活的。这恰恰是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深意之所在。牟宗

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1958年合写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为新儒家的文化宣言，其意义非同小可。其中最为重要的，要算对于中国文化的恰当态度——对文化作生命观的态度——的确立和贞定。该宣言指出：“我们首先要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有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因而不能用“凭吊古迹”的态度去对待中国文化”，否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的确，由于我们对本土文化采取了一种对象化的审视方式，就将必然地导致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论态度。应该承认，这种知识论的“客观的”态度，恰恰是我们逐步丧失掉对本位文化“温情与敬意的了解”的深层次原因。

与此相反，那种内在体认式的、反身性的姿态，才是看待生命的态度和尊重生命的学问。“这种学问，不容许人只先取一冷静的求知一对象，由知此一对象后，再定我们行为的态度。此种态度，可用以对外在之自然与外在之社会，乃至对超越之上帝。然不能以之对吾人自己之道德实践，与实践中所觉悟到之心性。”(而中国文化的秘密就存乎现代新儒家之所谓的“心性之学”。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作为本体论规定时才是有生命的，一旦被对象化为客体(亦即被知识论化)，它就变成“死”的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由知识论态度回归本体论态度，从体认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本土文化，以恢复其内在的生命力。

2.中西古今之争是“假问题”还是“真问题”

自东西方文化近代相遇以来，特别是在“五四”时代的文化论战中，人们喜欢对中西文化作二元划分并把它们对立起来，如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都表达了这种思路。这种划分不免有简单化之嫌，但的确也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具有本质意义上的真实性。因为它不仅仅是基于想象，更是基于东西文化实际冲突的历史事实，且为后来东西文化交往所遭遇的尴尬进一步证实。

中西文化的差别是明显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问题不在于中西文化有无差别，而在于如何确认差别的性质。“五四”时代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如张君劢、梁漱溟等的主张。胡适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1)，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1)，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1)”[]‘丹。然而，吊诡的是，胡适又提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这说明，他不仅承认中西文化有着根本取向上的异质性，而且承认这种差异体现在西方文化外向探求和中国文化内在超越之间的分野方面。显然，这里隐含着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潜在判断，从而陷入自相矛盾之中。难怪当年就有人指出：胡适的这些说法“很容易使人误解他所谓东西文明仍然有‘根本不同之点”。胡适在文化比较问题上的观点的这种不自洽，客观地意味着中西文化二元对立关系的某种真实性。事实上，物质和精神在一种文明中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主次的问题。胡适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来反驳“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观点，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有学者认为，学无中西。所谓“‘学’有真假之分、高低之分、精粗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因为据说“中学和西学其内容不同，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作为知识，作为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来说，哪个民族和国家根本上都是一样的”L4J。其实，这里混淆了两个层面的问题。让我们以西方的“科学”为例：就“科学”的“所指”而言，它是普遍有效的，是没有中西之别的，例如我们不能说牛顿力学定律只在西方有效。但就“科学”的“能指”而言，它一定是特别地隶属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不然就不会提出“李约瑟难题”来了。对于后一个方面来说，它又体现着中西之学的互盲和互斥关系，从而“学”必有中西之分野。所以，强调科学作为知识的普适性，并不能消解学问的中西之分这样一种二元关系。

其实，中西古今之争不过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双重维度在文化交往中的体现。它并非“假问题”，也就是说它决不是一种人为地制造出来的问题，而是历史本身的结论。中西文化自晚清以来的实际冲突的历史，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用“假问题”来解释的，近代以来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异，并非一场历史的误会，亦并非一个“假问题”，它既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涵，也有其真实的学理意义和价值。

3.文化上的“体用之辨”及其面临的困难

按通常思路，西式的物质生活加东方的精神生活、西方的科技工业加东方的情趣格调，应该是一种理想的文化图景。但现代新儒家给出的“药方”——由“老内圣”(儒家之道统)开出“新外王”(科学和民主)——的失败，似乎证伪了这种可能性。胡适当年就反对“体”“用”的剥离，他拒绝“中体西用”的一个理由，就在于认为有西用必有西体，有中体必有中用，用总是体之用，体也总是用之体，强调“体用不二”。因此，不可能分离体用，整合出一个所谓的“中体西用”。这正是他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根据之一。其实，这同那种极端的保守派在根本方法上是一致的，其差别仅仅在于各自所坚持的“体用不二”的根基截然相反罢了。应该承认，尽管胡适的“全盘西化”立场不能成立，但他在体用一致问题上的见解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诚然可以设想“当归上帝的归上帝，当归恺撒的归恺撒”，但两种异质文化的结合，不能在“体”的层面上得以实现。也许，一种文化传统的某些碎片可以被镶嵌在另一文化传统的系统之中，甚至这种“移植”可以“成活”，然而，当这些碎片一旦被“植入”异体文化，就已经改变了它原本的性质和功能了。此即所谓的“系统质”概念的意义所在。

文化可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这三者的内在关联是无法彼此剥离的。精神构成文化的内核，它统摄着整个文化的各个层面，使文化成为一个有机体;器物层面作为外在的形式，不过是文化的物质外壳，充当着文化的物质承担者或载体;制度层面则作为中间环节，既是价值取向的规则表达，又是物质外壳的秩序来源。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器具都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规定，同时还是特定文化观念外化的形式和文化偏好选择的结果，它因此总是折射着特定的文化取向。在此意义上，任何器具都不是中立的，它总是有其文化负荷，隐藏着特定的文化承诺。按照梁漱溟的说法，文化无非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器具代表着“活法”，因为它本身固然是工具性的，却蕴涵着更隐蔽的文化观念。“麦当劳”、“肯德基”是一种食品，但作为一种“快餐”，却意味着追求效率的文化偏好。美国的阿米什人对于现代器物的拒绝的例子，就颇为耐人寻味。阿米什(Am—ish)人是l6世纪早期激进宗教改革形成的瑞士再洗礼教派后裔。他们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为了自己的文化信念，即为了保持自己的清教信仰的纯粹性，迄今仍过着l8世纪欧洲式的传统农村生活，拒绝使用现代化的日用器具，如电灯、电话、汽车、计算机等等。这种文化选择在被现代化了的人们看来是一种痛苦，但在阿米什人看来却是一种满足。阿米什人深知，一种文化观念总是首先借助于器物的传播而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地认同和接受的。它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一种有信念的生活。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教和儒学的情形。20世纪的基督教面临着世俗化际遇，却逼出了原教旨主义。

这归根到底仍然无法逃避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不改变基督教的存在方式，就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从而难以融人今天人们的现实生活;为适应现代生活作出必要的自我调整，又不能不离开原生态意义上的基督教传统。这种两难处境，不啻是宣告了那种建立在传统与现代相妥协基础上的变革的失败。对于一切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变革来说，这种失败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这在跨东西方传统的中国文化那里尤其如此。有学者把东亚现代化归结为“儒家资本主义”，问题在于，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究竟是一种证伪了韦伯命题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个案只能发生在西方的事实，还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儒家资本主义”其实应该被解释为西方文化在取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传统的置换过程中此消彼长的短暂并存状态罢了，它并不能证明二者已经达成了内在的有机整合关系。就此而言，“儒家资本主义”这一称谓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掩盖了儒家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非有机性质。基督教和儒家在现代社会遇到的问题，不是证明了体用剥离的可能性，相反，恰恰证明了这种剥离的不可能性。

其实，我们的“体用之辨”所遇到的真正难题是：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传统终有一天将会遭遇共同的问题吗?或者说，对于不同文化传统而言，人类未来的出路是否将超越相对主义的判断?不论怎样，历史总有自己的步伐和轨迹，现实也总有自己的出路和选择。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所作的一切学理上的探究，在历史和现实面前或许会变得苍白无力从而显得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