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脱贫攻坚论文

2022-05-12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大学生脱贫攻坚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清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建军授课。2018年10月15日，清远市乡村新闻官培训学院揭牌仪式暨2018年首期乡村新闻官培训班在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摄影/李思靖今年2月，广东省清远市长岭村受疫情影响，数百万斤黑皮冬瓜找不到销路。眼看着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将烂在地里，农户们急得满脸愁容。

第一篇：大学生脱贫攻坚论文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对此，我们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狠抓落实。

一、充分肯定扶贫开发取得的显著成就，清醒认识面对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们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扶贫开发工作不断深入。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消除贫困任务依然艰巨。

(一)过去五年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新进展

1、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2014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比2011年底减少5221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74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7.2%，比2011年下降5.5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8个百分点。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累计己有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2014年下降到4.2 %。中国己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今年以来，各地减贫工作力度明显加大。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农村贫困人口再减少1000万人以上的任务有望完成。

2、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

2011—2014年，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新建农村公路124.12万公里，贫困地区累计解决7852万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和354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完成1565.4万农村贫困户的危房改造。2014年底，93.5%的乡镇和70.8%的建制村实现了交通通畅，100%的建制村和90%以上的自然村通上了电话。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免学费政策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全覆盖。贫困地区新农合参保率达98%以上，农村低保和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人数从2012年的1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5万人。

3、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步伐加快

2011—2014年，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西、河南等六个贫困人口最多的省区生产总值合计分别增长62.8%，55.7%，54.5%，51.4%，49.4%，46.2%，明显高于全国36.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2014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10元，达到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水平的65.3%，比2011年提高了8.2个百分点，连续第三年实现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2015年前三季度，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扶贫开发机制创新取得新突破

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工作思路，摸清了全国贫困村、贫困户底数，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探索建立了贫困县考核和约束机制，健全了社会扶贫组织动员机制，完善了投入机制。各地省级财政扶贫投入预算从2014年的236.28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284.12亿元，增长20.25%;中央财政2015年安排专项扶贫资金467.45亿元，同比增长8%。

(二)扶贫开发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短板

1、贫困群体规模仍然较大

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六省区贫困人口均超过500万，其中贵州达623万;西藏、甘肃、新疆、贵州、云南五省区贫困发生率超过15%，其中西藏达23.7%，全国重点县和片区县的贫困发生率平均达22.1% 。

2、扶贫开发难度越来越大

经过30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扶贫开发，未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一些贫困者非残即病，劳动能力弱。一些贫困家庭一穷二白，缺乏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安全住房、干净水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一些贫困人口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沙化区和荒漠化区，扶贫难以见效。2011—2014年，我国减贫幅度分别为26.1%，19.1%，16.7%，14.9%，呈逐年下降趋势。

3、扶贫开发工作力度亟待加大

还存在扶贫认识不到位、措施不得力的突出矛盾。一些中西部贫困地方还没有把脱贫攻坚作为主要任务。一些部门、单位和东部地方还没有把扶贫济困摆在应有位置。扶贫投入总量仍然不足、渠道比较分散、效率总体不高，面向贫困人口的普惠性金融服务机制还不健全。

二、进一步明确“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总体要求

扶贫开发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是必须打赢的一场攻坚战，必须提高思想认识，确立指导思想，确定总体目标。

(一)明确当前和今后几年扶贫开发的指导思想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20多次就扶贫工作做重要讲话，10多次到贫困地区调研考察，几次专门召开扶贫开发座谈会，发出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动员令。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就扶贫开发作出重要指示，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考察，连续两年将减贫1000万人以上列为政府年度工作目标。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共享发展，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精准帮扶与区域开发紧密结合、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汇聚各方力量，攻克脱贫难关。

(二)明确实施脱贫工程的总体目标

目前，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2948.5万个贫困户、7017万贫困人口，必须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到2020年，要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使我国现行标准(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使贫困县全部摘帽，使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三、落实到2020年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十三五”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必须全力以赴，确保完成。

(一)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贫困人口分布在20多个省(区、市)，扶贫脱贫必须因人因地施策，对有劳动能力的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致贫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提高扶贫实效。

1、发展特色产业脱贫

支持贫困地区科学制定特色产业发展规划，鼓励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特色农产品及其加工业，深入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合理有序开发优势能源矿产资源。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实行中央、省、市财政全额返还县级财政的政策;对片区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中央财政全额返还县级财政的政策。

2、引导劳务输出脱贫

加大劳务输出培训投入，继续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建立和完善输出与输入地劳务对接机制，引导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家政、物流、养老等领域就业。对贫困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给予政策支持。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有序实现市民化。

3、实施易地搬迁扶贫

编制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贫困人口，坚持群众自愿、积极稳妥的原则，因地制宜实行搬迁安置。初步统计，“十三五”时期需异地搬迁的贫困人口约1000万人。要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力度，创新投融资方式，多渠道筹集6000亿元资金。促进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

4、实行社会保障兜底政策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提高贫困地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把新农合大病保险支付、医疗救助等结合起来，使患大病者得到兜底保障。加大贫困残疾人健康服务力度。实行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有效衔接，对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二)扩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覆盖面

我国贫困地区多处于中西部、山区和边陲地带，自然条件复杂，基础设施薄弱，必须进一步加强建设，因地制宜解决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等问题。

1、加快贫困地区交通、水利、电力和互联网建设

对连接贫困地区的国家铁路网、国家高速公路网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要加快推动。对贫困地区重大水利工程和中小水利项目要强化建设。对贫困地区水电开发、农田改造升级、光伏发电工程要大力推进。加大“互联网十扶贫”力度，加快实现贫困村宽带网全覆盖，实施电商扶贫工程，促进贫困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2、加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农村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整治

国家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石漠化治理、防沙治沙等重大生态工程，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农房抗震改造力度。推进贫困村生活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农户改厕、村庄绿化，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支持山、水、田、林、路建设及小流域综合治理。

3、探索资产收益扶贫

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对在贫困地区开发水电、矿产资源占用集体土地的，试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对财政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一些项目形成的资产，考虑折股量化给贫困户。

(三)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贫困地区与较发达地区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上，必须着力缩小。

1、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

“扶贫需扶智”。要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国家教育经费继续向贫困地区、向基础教育倾斜，“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向贫困地区倾斜。在贫困地区率先实行普通高中免学费，建立保障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

2、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以及残疾人关爱体系

对农村“三留守”和残疾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信息管理和服务系统。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和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帮助特殊贫困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加快建立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3、丰富贫困群众文化生活

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惠民扶贫项目，重点是广播电视服务网络、数字文化服务、乡土人才培养、流动文化服务等。支持贫困地区挖掘保护、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和资源。文化事业经费向贫困地区倾斜。

(四)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

贯彻扶贫开发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关键在落实责任。

1、进一步完善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强化脱贫工作责任考核。对贫困人口规模500万人以上或贫困发生率15%以上的9个省区，真正把扶贫开发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对贫困县重点考核脱贫成效，实行扶贫工作“一票否决”。同时，强化督察和问责，完不成年度扶贫任务的对领导干部进行约谈。加强贫困村党支部建设。

2、强化扶贫开发投入保障

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每年保持较大幅度增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涉及民生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国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及县以下以及西部地区连片特困地区地市级配套资金。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鼓励开发性、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发挥互补作用。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并给予财政贴息等优惠政策。实施扶贫小额信贷工程。保障扶贫开发用地。加大科技扶贫力度。贫困地区创业创新和服务的人员，在薪酬待遇、公务员录用、职级调整、职称评聘等方面给予特殊政策。

3、健全东西部协作和党政机关、部队、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定点扶贫机制

东部地区增加对口帮扶财政投入，启动实施东部强县与贫困县“携手奔小康”行动。加强并改进党政军群部门和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深入推进中央企业定点帮扶贫困革命老区“百县万村”活动。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自愿采取包干方式参与扶贫，落实企业和个人扶贫捐赠税前抵扣政策。扩大扶贫国际合作。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重点。

作者：宁吉喆

第二篇：脱贫攻坚的清远实践

清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建军授课。2018年10月15日，清远市乡村新闻官培训学院揭牌仪式暨2018年首期乡村新闻官培训班在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摄影/李思靖

今年2月，广东省清远市长岭村受疫情影响，数百万斤黑皮冬瓜找不到销路。眼看着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将烂在地里，农户们急得满脸愁容。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村干部肖立鑫带着直播设备来到田头。

通过网络，这位年轻人将冬瓜滞销的消息上传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分享平台上。在视频中，肖立鑫双手抱着半人高的冬瓜，恳请网友们购买，帮帮村民。视频发出后，很快有了回音。

当天晚上，肖立鑫就接到几十个热心人士打来的电话，更多的网友则通过微信联系他，表示愿意购买村民滞销的冬瓜。与此同时，消息也引起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包括清远市委市政府、广东省农业厅都主动与他联系。

短短半个月，长岭村滞销的400万斤冬瓜，全部销售一空。肖立鑫也因此成了“网红”，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冬瓜叔叔”。但他谦虚地说，这不是他个人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另一个身份——乡村新闻官。

带货的红色“网红”

乡村新闻官是清远市于2018年8月在全国首创的一项制度，旨在解决农村信息不畅的问题。这项制度通过选拔一批熟悉乡村工作、表达能力较强的村干部或乡贤，用本土语言传达上级政策，讲好本土故事，帮助农民致富。肖立鑫就是清远首批乡村新闻官中的一员。

在成为一名村官之前，肖立鑫曾在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郑州等地闯荡多年，还从事过文字工作。2014年进入村委会工作后，他写作、表达方面的能力，很快凸显出来，写文章、作宣讲……2018年他还被清远英德市评为“十大乡村名嘴”。被聘为乡村新闻官后，肖立鑫有了更大的舞台，施展自己的特长。

乡村新闻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农事播报，畅通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一开始，村民对通过网络宣传家乡农副产品、网上卖货是不太认可的，觉得网络上的东西比较虚。”肖立鑫回忆说，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他从实际出发，考虑到村里种植墨兰的比较多，便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拍摄一组墨兰的短视频，放到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推广。

在拍摄过程中，肖立鑫一边改进拍摄、制作视频的技术，一边学习传播技巧，反复琢磨一些“网红”视频的特点。经过一点点地摸索，肖立鑫不仅熟练掌握了从构思、找素材、拍摄、制作到发布的整套技术，还拥有了1.2万忠实的“粉丝”。

“自从他在网上帮我们宣传后，来买墨兰的人越来越多。”长岭村花农范世利说，“现在，我们村墨兰种植突破300亩，产值达2000万。”

清遠市西牛镇花田村村干部林旺花，也是一名乡村新闻官。在2018年12月举办的“乡村新闻官丰收播报暨农特产品博览会”上，她赤手抓起一把水蛭的举动，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花田村是省定贫困村。林旺花是村里的扶贫专干，自从担任乡村新闻官以来，每到农产品上市前夕，她就主动承担起对外播报农产品信息的责任，积极推介村里的扶贫产业，2017年引进用于制作药材的水蛭养殖就是其中一项。

“一般来说，大家见到它就怕!”对着镜头，林旺花从容地抓起一把黏糊糊的水蛭说，“但花田村的水蛭不吸血，只‘吸金’，是不可多得的中药材，欢迎大家选购。”

经过培训和学习，林旺花不仅掌握了抖音、快手等媒体社交平台和部分电商平台的使用方式，而且给自己善于表达的个性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

2019年1月，“清远乡村新闻官爱心年货节”在市中心的顺盈时代广场举行，林旺花积极登台，由她推介的花田笋干，卖出了上万斤，最终获得最佳人气年货，她本人也成为年货节上的“播报王”。

现在，在清远，有1206名像肖立鑫、林旺花这样的乡村新闻官，每天活跃在田间地头，收集农事信息，帮着村民在网上销售农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成立不到一年，乡村新闻官就开展线上播报100多期，阅读量超过55万，短视频在快手、抖音等平台点击量超过1300万，视频直播点击量超过1500万。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乡村新闻官也成了“网红”，拥有了上万甚至十几万的“粉丝”。肖立鑫说，正是因为有了“粉丝”的支持，他才能在疫情期间，帮着村民们把滞销的几百万斤冬瓜卖出去。但与普通“网红”相比，他们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红色的‘网红’，只有心中红才能成为真正的‘网红’”。

清远乡村新闻官刘逢明在进行农特产品播报。摄影/承孟华

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网络作协副主席聂昱冰评价说，清远乡村新闻官以真实身份进行宣传播报，背后有政府站台的方式，极大地弥补了当前民间网络声音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产生了很好的品牌效应，这是普通“网红”所不能比拟的。

事实上，除了卖农产品外，乡村新闻官还在网上赞美景、讲趣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喜爱乡村，推动乡村振兴。

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有“小桂林”之称的清远石潭镇水西村，四周青山环绕，中间是一片平整、开阔的稻田，村容古朴整洁，村舍错落有致。很多城里人来了流连忘返，称赞这里是现实中的世外桃源。但就在几年前，水西村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垃圾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村党支部委员刘逢明感慨道，说到水西村的变化，还要感谢乡村新闻官制度。他介绍说，水西村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但之前由于没有致富的途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子也因为疏于管理，日渐衰败。2015年刘逢明决定回乡创业。最初，他和乡亲们一起种芦笋，但并不成功，要么收成不好，要么卖不出去。转机出现在2018年。

这一年，刘逢明被清远市委宣传部聘为乡村新闻官。他开始学习拍摄短视频，推介家乡的景色和农产品。为了更好地掌握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在清远市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他还专门到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功夫不负有心人。回来后不到3个月，他就发布了30多条短视频，收获了500多万人次点赞。

网友们的点赞，让刘逢明意识到，之前他们是“抱着金饭碗讨饭”，水西村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于是，他和乡亲们开始整治村容，将村里分散的土地整合到一起，搞绿化，办农家乐。很多来农家乐的游客，都是看到刘逢明的视频后，专门从外地过来，感受田园生活的网友。

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扩大，水西村不但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也受到外地企业的青睐。一家香港有机农业公司在看到水西村独特的生态环境后，当即决定租赁400亩土地，种植零农药、零化肥、零重金属标准的高品质农产品，在港采取会员制销售。“这里空气好、水源好、土壤肥沃，很适合种农作物。”该公司技术总监说，“最重要的是，这里是一个天然小盆地，气候湿润度在55%～60%，最适合农作物生长。”

香港公司的入驻，不仅每年可以给村集体增加30多万元的租金收入，还能够提供近60个就业岗位。有了游客，有了工作，村民的口袋也鼓起来。据统计，2019年水西村营业收入约900万元，村民劳资收入150万元，村集体收入从2015年的0.5万元增加到当年的68万元。

如今，刘逢明在快手上的“粉丝”超过12万，直播已经成为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水西村的自然风光、村民的日常生活，还是游客游玩的场景，都成了他镜头下的素材。不过，与成为“网红”相比，他更希望家乡能红起来。他说，他愿意做一座连接家乡与外界的桥梁，让更多的网友了解水西村、喜欢水西村。

在乡村，需要传播的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习俗、文化。与其他代言农产品的乡村新闻官不同，张亚男代言的是“非遗”传统手工刺绣产品——新瑶绣。

出生刺绣世家的张亚男，从小喜欢刺绣，大学毕业后访遍中国四大名绣产地，拜师学习各种刺绣针法。2016 年机缘巧合之下她来到清远，发现这里有许多会刺绣的绣娘，却没有一个带头人。于是，她创立了清远市刺绣文化协会，在清远各地义务培训刺绣技法。

2020年連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三水口村乡村新闻官赵代利与村干部进村入户派发传单。

新瑶绣是在传统瑶绣的技法基础之上，融合现代人的审美和先进的刺绣技法，使作品更富魅力，既顺应潮流趋势，又让瑶绣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从2018年3月开始，清远市刺绣文化协会通过精准扶贫，对300 多名山区妇女及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培训，传授新瑶绣技法，让绣娘有能力承接各类刺绣订单，足不出户即可实现就业。至今，绣娘们已绣出两万多件刺绣产品，并通过乡村新闻官这个平台，吸引了众多的客户和订单。

“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清远不仅要展示壮美山河或者千年奇观，还要塑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张亚男说，刺绣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之一，也是清远文化里面极具特色并且又丰富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应该去弘扬和发展壮大。

城乡互通的连接器

位于粤北的清远，是广东的农业大市，农产品丰富、品质好，且富有地方特色，如英德红茶、清远鸡、乌鬃鹅、连州菜心等均有较高的知名度。但长期以来，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

2018年10月，习近平视察清远时就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帮助人民群众脱贫脱困。

事实上，清远一直在进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探索，乡村新闻官制度就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即使在信息化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乡村对外界信息的接收依然存在闭塞现象，村里‘听不到’外界，外界‘看不到’村里。一边是很多优质特色农产品默默无闻，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不为外界所认识，甚至出现‘千亩冬瓜滞销’‘砂糖橘滞销’等问题;另一边是很多城市企业家和创业者，对乡村的投资信息是很渴求的，但缺少一个比较权威的通道去了解农村社会。”清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建军说。

他认为，究其原因，一是城乡市场体系不畅通，互联网时代没有实现城乡市场体系的去中间环节，导致农产品销路难;二是城乡一体的话语体系不畅通，农村缺乏懂行的专业资讯人才和有话语权的传播渠道，城乡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没有信息链接起来。

如今，乡村新闻官的设立，不仅让芦笋、毛葡萄、清水鸭、太子参、擂茶等一大批原来默默无闻的农产品被挖掘出来，摸清了清远优质特色农产品的底细，而且畅通了渠道，解决了农产品销路难、价格低的问题。经过乡村新闻官的播报和全市政务新媒体的集中推介，城乡农产品市场信息渠道被打通，乡村新闻官播报的产品成为民众的关注点，被抢购一空。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横坑村的红衣花生，由原先的7元/斤提升到9元/斤，且在不到20天时间里被预订完，目前该村正考虑扩大种植面积。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太保镇黑山村的清水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被预订8000余只，基本上完成了上一年的销量。

“清远推动的乡村新闻官机制，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信息联通作用，打破了原来城乡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建立了一个立足乡村生活实践、面向城乡社会的权威信息通道。”华南农业大学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刘义强说。

在很多人看来，既熟悉农村，又通过培训，掌握信息传播方式和城市需求的乡村新闻官，实际上扮演了城乡间信息交流“桥梁”的角色。美丽乡村建设评价国家标准专家审查组组长魏玉栋说，“这座‘桥梁’是多向的，主要还是村庄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桥梁，二者之间的连接处，恰是乡村新闻官。”他认为，乡村新闻官的做法，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时代难题提供了创新的解决之道。

作为城乡互通的连接器，乡村新闻官不仅成为脱贫攻坚、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而且嵌入到乡村治理中，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同时激活了基层党组织。

在清远广大农村，乡村新闻官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播报推介农产品，让广大村民切实受益，在村民的支持下参与村务管理。有些不是村委的干部，乡亲们遇到烦心事，或是一些村干部难处理的事情，也会找他们帮忙解决。

基层工作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效性的问题。“很多工作做了，但起不到任何效果，包括基层宣传工作。”清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崔建军说，乡村新闻官由于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再加上采用的是农民自己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真正实现了政策有人说，说了有人听，听了能入心。比如在今年疫情期间，乡村新闻官就化身防疫宣传的“轻骑兵”，对清远广大农村的防疫起到了奇效。

今年1月25日，中央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动员部署后，清远市1000多名乡村新闻官，结合《人民日报》关于“防控疫情，别把农村漏了”的呼吁，马上引导村民加强防护，劝停了村里红白喜事等一切聚会。有的还发挥乡村新闻官的本领，制作短视频，宣传防疫知识。

比如，肖立鑫就制作了一条在村民中引起良好反响的防疫短视频。在视频中，他对着镜头说，“我们长岭村，没有钟南山，没有火神山，只有抬上山(意即病死后埋在山上)。”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劝说乡亲们加强防护，不能放松警惕。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认为，乡村新闻官扎根农村社区，既可以直接收集、归纳、反映农村的民情民意，也有利于准确了解各项政策举措的实施效果。他说，“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村新闻官是密切党委政府与村民关系的有效沟通者。”

作者：蔡如鹏

第三篇：脱贫攻坚何以可能？

摘要：脱贫攻坚关系到人民福祉与社会发展，目前关于脱贫攻坚的探讨聚焦于“做了什么、怎么做的”，对于“为何能做成”涉及较少。在脱贫攻坚收官之际文章从一种宏观的视角出发，沿着纵向“主要党委和政府-贫困群体”以及横向“主要党委和政府-其他政府部门”和“主要党委和政府-社会扶贫力量”两条主线，以政策文本、相关文献、实践经验为着手点，在全民扶贫的大格局下探索这两条主线在脱贫攻坚背后的组织动员逻辑，以期丰富脱贫攻坚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脱贫攻坚;党委和政府;动员;组织;社会扶贫力量

贫困是不稳定的根源，消除贫困是各国政府一项重要的政治与社会议题。我国作为贫困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始终将贫困治理作为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扶贫政策也在不断进行更新与优化，经历了救济式扶贫-输血式扶贫-反贫困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产业化扶贫-精准扶贫，实践证明，政治任务下完全依托市场主导的扶贫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完全依托行政主导的扶贫又遭遇着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困境，这都将造成贫困差距的进一步增大与贫困群体的持续性贫困，甚至冲击地方政府的治理体系，为解决这一难题，行政主导下社会参与的扶贫模式成为我国当下的战略选择。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党中央、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地区基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稳步前进，政府贫困治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深思的是：脱贫攻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国家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来有效完成这项任务，实现数千万人口的全面脱贫，从中央部署到地方实践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政府动员社会扶贫力量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一、已有的研究视角及本研究的切入点

贫困治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伴随社会的发展，关于贫困治理的研究也逐渐向纵深推进，呈现跨学科和多方法的特征。回溯现有文献，内容多聚焦于脱贫攻坚思想的论述、地方脱贫攻坚实践经验梗概以及后革命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路径，即已有的研究多从脱贫攻坚的政治背景分析、区域实践总结、国家战略契合上三个层面研究脱贫攻坚得以可能的原因。其研究成果带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即“初期论述思想—中期经验总结—后期长远发展”，然而对宏观上脱贫攻坚得以可能的背后缘由缺乏系统性的分析。

首先，学界对脱贫攻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了脱贫攻坚任务得以可能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习近平新时代脱贫攻坚思想的形成源于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中国现实贫困情况[1]，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时代创新探析[2]，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实践创新，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3]，但学者们也指出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在变化，这为脱贫攻坚任务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潜在空间[4]。其次，脱贫攻坚的实践研究聚焦于地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路径选择、绩效提升与考核机制、助力脱贫攻坚的因素等方面，从政府层面解释了脱贫攻坚得以可能的部分原因。在地方脱贫攻坚的路径研究中，徐伍达通过对西藏贫困地区的探索，提出强化精准识别、激发内生动力等措施助力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5]，肖宜滨等纵向梳理了沿海地区江苏的扶贫历程，系统总结了江苏省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如派驻省委扶贫工作队、实行“五方挂钩”[6];在脱贫攻坚绩效提升与考核机制中，莫光辉强调政府在脱贫攻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以政府为主体提出了若干措施来提升扶贫绩效[7]，在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学界通过研究发现在脱贫攻坚中要注重生态扶贫[8]、文化扶贫[9]、产业扶贫[10]、教育扶贫[11]、金融扶贫[12]、新闻扶贫[13]等。最后，学界关注颇多的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者的有机衔接，研究聚焦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关系与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这两个分支，系统总结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从侧面指出脱贫攻坚任务得以完成的战略性因素。

综上所述，学者们关于脱贫攻坚的研究既有科学的理论分析又具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指导脱贫攻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可拓展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研究遵循“是什么-怎么做”这一逻辑主线形成两类研究分支，一是对脱贫攻坚思想的理论探源，二是对脱贫攻坚实践路径的经验总结，但关于脱贫攻坚得以实现缘由的深入探讨相对匮乏。第二，以往研究呈现出单一视角的特征，或从政府角度，或从社会动员角度，缺乏对脱贫攻坚整体性的把握。基于此，本文将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出发，沿着纵向“主要党委和政府-贫困群体”以及横向“主要党委和政府-社会扶贫力量”和“主要党委和政府-其他政府部门”两条主线，以政策文本、相关文献、实践经验为着手点，在全民扶贫的大格局下探索这两条主线在脱贫攻坚背后的行为逻辑，以期豐富脱贫攻坚已有的理论研究。

二、何以可能：脱贫攻坚的纵向组织逻辑

在我国压力型科层体制下，政府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方式实现垂直管理部门之间的整合，体制内高层主要负责人通过行政问题政治化的方式在顶端理顺了政府“条”的逻辑，规范了政策传递途径，各级扶贫办贯彻国家扶贫理念，以政治表述建构自身行政与合法性基础[14]，从而使扶贫政策传递到基层成为可能。体制内中层主要负责人将扶贫纳入各地核心工作议程，他们完成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发挥着关键的承上启下作用，确保了扶贫政策与扶贫资金等资源的有效传递。基层承载扶贫政策执行的重任，自上而下的压力督促着基层力量寻求扶贫政策有效执行的策略，为增强基层扶贫力量在扶贫场域中的作用，第一书记与驻村工作队推动着村级干部向行政科层化转型，形式上延长科层制链条。扶贫政策最终的落脚点是贫困群体，将这一庞大的扶贫客体转变为扶贫主体，纵向延长扶贫主线，打造扶贫的循环线路成为扶贫政策落地的关键。从纵向看，脱贫攻坚的主线为“中央-省-市-县-乡村-贫困群体”，这条主线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主要党委和政府，第二个层次是基层力量，第三个层次是贫困群体。这三类主体在各自的场域中形成了三种脱贫攻坚的策略，三种策略形塑了脱贫攻坚纵向的运作逻辑。第一种策略是通过制度性文件或者会议建立层层落实责任的工作机制，即“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第二种策略是推动行政力量向下嵌入到农村场域，通过乡镇政府与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力量助力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第三种策略是通过精神上的激励激发贫困群体脱贫的内生动力以及自我发展能力。(见图2)

(一)层层落实的工作机制

我国实行的五级行政管理体系，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授权奠定了各级政府合法性基础且衍生出“向上负责的制度”，在这种体系之下便于纵向整合起扶贫的主要行政力量。在扶贫人员、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等构成的主要扶贫网络中，扶贫人员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尤其是主要党委和政府，包括对扶贫负有首要和最终责任的党政一把手，他们是纵向动员体系的核心，将其动员起来依托的是层层落实的工作机制。

中央统筹。中央在整个脱贫攻坚阶段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是脱贫攻坚的总设计师《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强调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统筹制定脱贫攻坚大政方针，出台重大政策举措，完善体制机制，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协调全局性重大问题、全国性共性问题。为做好脱贫攻坚总体规划，中央共召开四次重要会议、开展七次专题座谈会、发布三大重要文件以及十九个配套文件。在重要会议上，内容呈现“总体要求-具体部署-激励监督-强化巩固”的阶段特征。在重要文件上，《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逐渐落实并细化各项政策，筑牢了中央在脱贫攻坚战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省负总责。省级在整个扶贫工程中处于枢纽位置[15]。首先《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对扶贫开发工作负总责，抓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监督考核等工作”，这从制度上对省级党委和政府提出了要求。其次《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对各省减贫成效、精准识别情况、精准帮扶情况以及扶贫资金的监管与使用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的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最后将责任落实到纸上，中央要求扶贫开发任务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要向中央签署脱贫责任书，并每年要向中央作扶贫脱贫进展情况的报告，这种行政施压推动着省级党委和政府加入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当中。

市县抓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对市县两级政府的责任进行详细的规定。市(地)党委和政府在脱贫攻坚中处于中间位置，连接省级党委和政府与县级党委和政府，起着沟通协调与上传下达的作用。县级党委和政府是脱贫攻坚的第一责任人，他们主要负责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组织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指导乡、村做好脱贫攻坚政策宣传工作等，在市县抓落实方面南宁市创新治理模式，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成效显著的南宁经验，按照相关要求，南宁市委市政府建立了南宁市脱贫攻坚战前线指挥部，前线指挥部设立办公室，办公室下设项目推进组、驻县(区)工作组等10个工作组。驻县(区)工作组长期驻扎南宁各县区，深入贫困一线，紧密联系群众，发现实质问题，了解真实需求，并向指挥部定期汇报工作，这种双层扶贫治理体系深化了市县脱贫攻坚责任，巩固了“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16]。

(二)向下嵌入的行政力量

行政力量对乡村扶贫场域的嵌入。乡镇政府位于科层制链条的最底端，权责的不对等导致乡镇政府部分脱离了科层制的运行逻辑，逐渐演变为“悬浮式政权”，在上级政府重压及多项行政事务下，乡镇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村庄是较为复杂的扶贫场域，村民委员会对于正式的政治任务执行缺乏一定的经验，完全依托村干部的力量难以达成扶贫目标，取得乡村扶贫场域的胜利还需注入外部行政力量干预乡村扶贫过程，即第一书记与驻村干部，第一书记与驻村干部出自传统的科层体制，是行政力量和党的力量在基层的延伸，他们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增强基层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从2015年到2020年2月，全國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干部深入扶贫一线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他们在贫困地区的嵌入不仅将党和政府最新政策宣传到村到户，精确地将行政力量与扶贫客体连接起来，而且激活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推动了贫困地区脱贫工作进展。《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需由县级以上各级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选派的政治素质好、工作作风实、综合能力强、健康具备履职条件的人员，因此一般来说他们专业能力及各方面素质都高于普通干部，同时文件还对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稳定性予以了规定，要求干部驻村期间不承担原单位工作，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到所驻贫困村，确保全身心专职驻村帮扶。综上，行政力量的嵌入活跃了乡村的扶贫力量，延伸了脱贫攻坚的纵向组织体系。

(三)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

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的纵向体系中，涉及的最后一类主体即为贫困群体，贫困群体是扶贫资源的需求者与接收者，传统扶贫方式存在的不确定性难以实现持续有效的资源供给，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能够将其纳入扶贫链条末端，推动贫困群体“反客为主”连接起其他扶贫力量，从资源的需求者与接收者转变为资源的供给者与制造者，从而盘活整个扶贫体系，纵向延伸扶贫的链条，保障脱贫的持久性与有效性。《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都将“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作为脱贫攻坚的基本原则之一，以往研究发现贫困深度越深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陷入贫困时间越长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17]，因此对于贫困地区或者深度贫困地区，要想实现贫困人口长期有效的脱贫，就要“治本”而非“治标”，即授之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要坚持脱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扶志”的提出契合了当下“造血式”扶贫与“我要脱贫”的境况，促进输入的资源转化为贫困群体自身发展的资本，从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持久的动力;“扶智”就是从知识与技能上对贫困群体进行扶持，扶持方式主要是教育与技能培训，教育的作用在于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而专业的技能培训为贫困群体提供了致富技能，增强了他们脱贫的信念与勇气，“扶志”与“扶智”的结合，在脱贫纵向体系的末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践中各省纷纷出台相关措施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如：湖南省大力开展扶志教育，通过正向激励、技能培训、改进帮扶方式杜绝“保姆式”扶贫;甘肃省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扶贫工作思路，将扶志扶智作为扶贫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贫困群体教育程度和就业创业能力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三、何以可能：脱贫攻坚的横向动员逻辑

(一)同级政府内部的动员逻辑

脱贫攻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财政、教育、医疗、文化、科技、农业、外交等各个方面，仅仅依靠主要党政负责人的力量难以达成识贫和具体的扶贫目标，因此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将具备不同职能的政府内部组织人员动员起来。然而我国科层制下条块的界限分割了政府内部的整体性功能，各职能部门各行其是，表面上高度专业化与非人格化能够消除外界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18]，而现实中完全理性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受限于诸多因素，故在非常态化下，纵向上需保留科层制的专业与高效，而在整体性视角下政府内部的协同需要主动打破条块分割的界限，聚集政府跨部门的合力推动政治任务的完成，消除科层制的固化与政策的僵化，提高对行政力量的横向整合能力。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整合同级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的力量、消除同级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间的碎片化才是打赢脱贫攻坚的关键，这一横向动员策略有三，一是通过高层领导方式直接要求各部门的加入，这是一项政治要求;二是以人为本的职责要求，即政府应把以人为本的脱贫攻坚任务作为共同的目标追求;三是通过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实现政府内部的组织动员。(见图3)

1. 高位推进的政治要求

在每层级政府内部，主要党委和政府承担着协调推进、统筹规划扶贫活动的重任，他们是政府内部政治动员的发起人，他们的直接介入实现了同级政府不同职能政府部门的整合，以高位推进的方式推动脱贫攻坚成为各级政府的核心工作。从中央层面来讲，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目前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同志担任组长，其组织成员包括了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组织部、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这种高层领导的方式赋予了该机构政治重要性，从侧面对中央其他各个部门提出了政治要求，进而形成了涵盖全面、高效有力的组织机构，保障了扶贫开发重大战略政策措施的顶层设计。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讲，也采用了高位推进的方式，即以地方部门负责人为首成立脱贫攻坚指挥部以及脱贫攻坚办公室打破科层制条块模式的约束与局限，以问题为导向再造动员体制。从最基本的村级组织来讲，对于扶贫末端非正式的村级组织，高位推动仍然存在，主要通过第一书记与驻村工作队的嵌入推动村干部与村级组织向行政科层化转型[19]。在政府内部这种高位推动的动员逻辑将脱贫攻坚的工作上升为政府各部门的中心任务，将政府各部门纳入脱贫攻坚的体系中，保证了脱贫攻坚的各项各类扶贫措施的有效实施。

2. 以人为本的职责要求

美国学者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中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应重视人的作用。我国自提出构建服务型政府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提到公务员应勤政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8修订)》第十四条提到公务员具有“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脱贫攻坚作为党和政府着眼于未来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兼顾了不同地区的发展境况与不同人口的利益需求，契合了当下共同发展的理念，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政府主导下，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人口都在1000万以上，充分体现出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他们拥有经济职能、政治职能、服务职能与文化职能，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将政府划分为不同的部门，不同部门拥有不同的分工与任务，但在重大的政治任务面前，他们需要履行共同的职责，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与其他部门相互协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且在脱贫攻坚中牢固树立为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切实维护好人民的利益，合力推进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进行。因此职责要求下以人为本的脱贫攻坚是各个政府部门应该承担以及必须承担的政治任务。

3. 奖惩并施的制度要求

脱贫攻坚涉及多项机制，如层层落实的工作机制、精准的投入机制、全方位的监督机制等，而将这些制度体系连为一个闭环的则是严格的考核机制，这一机制既可以独自起作用又能反过来作用于其他机制，使整个扶贫体系成为有秩序、有规则的整体。以地方政府为例，各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指导下会针对本省情况对其他政府部门做出相应考核要求，如陕西省出台了《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强调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受到国家表彰或在全国推广经验的单位，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符合条件的可优先提拔重用;对因工作指导不力、帮扶措施不到位等省直部门(单位)会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提醒谈话、约谈、通报批评，若考核结果较差，其党政正职及分管领导直接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由此可见制度上的要求体现在正向的激励与负向的约束两个方面。一方面脱贫攻坚主要党委和政府会以政策倾斜的形式对其他政府部门形成正向的激励，如许诺参与脱贫攻坚会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与评选先进的优先权，另一方面脱贫攻坚主要党委和政府会以惩处的形式对其他政府部门形成负向的约束，如对扶贫绩效不佳的政府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或降职调岗，为了避免通报批评、降职调岗，其他政府部门会在约束下被动地参与脱贫攻坚，且有质量地完成扶贫任务。

(二)对社会扶贫力量的动员逻辑

所谓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资金供给以及行政体制内部的动员，也在于政府构建起一个直接面对社会贫困群体，由纵横交错的科层组织、正式和非正式交织的制度规则和庞大的官僚群体组合而成的“扶贫工厂”[20]。这个扶贫工厂具备专项功能，专门负责社会中贫困群体的资源准备与分配，除了科层制内部横纵组织网络，扶贫还依赖工厂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为带有政治性、社会性与市场性的一项工程，脱贫攻坚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还涉及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口，因此需要在上下联动的基础上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横向联合与各方联动，再造扶贫流程与识别程序，总之社会扶贫力量的补充机制能够弥补了政府在扶贫资源生产与配置上的不足。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見》中，社会扶贫包括以下几个大类：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帮扶、企业帮扶、军队帮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根据政策文本以及相关文献总结，政府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逻辑有三：一是政府利用利益联结的政策激励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二是政府通过荣誉性奖励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三是利用党建平台建立政府与社会各界力量的资源互惠机制。

1. 利益联结的政策激励

首先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上，2016年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以规范东西部扶贫协作行为，文件提出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落实帮扶双方的产业合作，于政府而言产业发展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于社会扶贫力量而言，通过贫困地区的各类资源能够实现地区进一步发展。当前已形成了东部9省市帮扶中西部14个省区市、东部343个经济发达县市区与中西部573个贫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的活动协作局面。其次在定点扶贫上，目前已经形成了308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592个国家重点县，全军部队帮扶4100个贫困村的帮扶格局。于政府而言，定点扶贫拓展了扶贫资源，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1]，于社会扶贫力量而言，在脱贫攻坚的工程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最后在具体社会力量帮扶上，主要包括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一些扶贫项目如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的“让每个乡村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项目、台州市青公益服务协会的“青海玉树地区藏族学校医疗援助实践”项目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政府为动员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细化落实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济困活动的税收减免、信贷支持、行政事业性费用减免、业务知识培训等政策，作为政府与扶贫之间的桥梁，社会组织能够快速整合社会资源，提升扶贫效能[22]，从资源上弥补了政府在脱贫攻坚上的不足，实现了双方在脱贫攻坚工程中合作共赢的局面。

2. 情感互动的荣誉激励

社会力量不同于正式的政府组织，他们受制度约束的程度较小，因此除了政策上的激励外，政府对于社会各界力量的动员还需使用情感互动的方式，让社会力量充分认可脱贫攻坚这一政治任务，从而在情感上与政府产生共鸣，进而在价值目标的驱动下参与脱贫攻坚。政府采取的情感互动的手段主要有宣传引导与情理劝说，并辅以荣誉奖励的方式对社会力量进行动员。在宣传引导上，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提到要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引导社会组织扶贫，广泛动员个人扶贫，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全民公益理念，为巩固理念倡导的动员成果，国家建立了脱贫攻坚的荣誉制度，每年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奖、脱贫攻坚模范评选表彰活动，表彰为脱贫攻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2019年国务院扶贫办评选了“社会组织扶贫50佳案例”以发挥榜样作用、汇聚更多社会力量。在情理劝说上，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扶贫济困理念，使之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基本价值取向[23]，同时注重培育社会力量的善心，激发其扶贫济困的行为热情，另外政府以平等的姿态激发社会力量的社会责任感，以荣誉性的奖励给予社会力量认可，有利于强化社会力量进一步的扶贫活动，增强社会力量的参与精神，从而实现对社会力量的情感动员。这种情感式动员方式消除了纯利益交易的弊端，能够更好地将社会力量转化为脱贫攻坚的行动主体，是一种更为长效的动员方式。

3. 资源互惠的党建激励

党建能够提高基层组织对党的高度认同感，使基层组织成员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社会组织、企业、高校、医院以及志愿者等是脱贫攻坚的重要社会力量，增强他们对党、对国家的认同感与责任感是吸纳他们参与脱贫攻坚最重要的一步。从社会组织来说，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新时代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基层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体现[24]，有利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引导社会组织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激励社会组织主动参与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从企业角度来说，2019年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企业扶贫蓝皮书(2019)》显示近七成中国100强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且党建引领成为企业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重要方式。在政府资源、专业能力有限的背景下，企业是贫困地区发展产业的关键抓手，是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直接力量，企业党建激发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引导企业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从医院与高校来说，他们是教育扶贫与医疗扶贫的主力，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与知识素质，是贫困地区亟需的帮扶资源，其党建有利于医护人员与教职人员坚定救死扶伤与教书育人的信仰与信念，增强对党和政府的认可与肯定，激发其社会责任感，获得个人价值观上的满足，因此党建在脱贫攻坚中具有重要的思想动员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凝聚各方力量，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25]。

四、结语

实践表明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党和政府高效有力的组织动员。从纵向看科层制下实现了“中央-省-市县”的主线串联，完成了脱贫攻坚的重大部署、责任落实和主要执行工作，行政命令下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嵌入扶贫一线，切实保障贫困地区脱贫工作有效落实，精神激励下党和政府以“扶志”与“扶智”为抓手，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与发展潜力。三重逻辑安排实现了从中央到贫困群体的纵向垂直动员，形成了“中央-省-市县-乡村-贫困群体”的组织体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汇聚了主体力量。从横向看同级政府内部的政治动员主要依托的就是各项要求：高层领导推进的政治要求、以人为本的职责要求以及奖惩并施的制度要求，政府内部的横向动员是政府在各项要求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党委和政府动员社会扶贫力量主要就是通过各项激励措施，从经济人角度讲，社会力量存在趋利行为，政府以利益联结的机制驱动社会力量付诸扶贫行动;从社会人角度讲，社会力量本就拥有乐于助人的特征，政府以情感共鸣辅以荣誉激励的方式激发社会力量的社会责任感，并通过党建方式凝聚共识，形成“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的常态[26]。

脱贫攻坚在党的领导、政府主導与社会的参与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方案，也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凝聚社会合力是决胜之要”，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收官阶段，系统总结已取得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强化脱贫攻坚的成果，为后期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 韩广富，葛一璇.习近平新时代脱贫攻坚思想及其指导意义[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26-31.

[2] 张菊香.习近平脱贫攻坚战略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时代创新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1)：42-46.

[3] 黄承伟.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总结[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5)：5-16.

[4] 黄承伟，袁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2)：14-21，89-90.

[5] 徐伍达.西藏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的路径选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5)：57-62.

[6] 肖宜滨，张立冬，包宗顺.江苏脱贫攻坚历程、举措、绩效与展望[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6)：39-48，157.

[7] 莫光辉，陈正文.脱贫攻坚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及转型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一[J].浙江学刊，2017，(1)：156-163.

[8] 莫光辉.綠色减贫：脱贫攻坚战的生态扶贫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二[J].现代经济探讨，2016，(11)：10-14.

[9] 范玉刚.脱贫攻坚文化不可缺位[J].理论视野，2018，(8)：36-41.

[10] 付伟.乡土社会与产业扎根——脱贫攻坚背景下特色农业发展的社会学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5)：16-24.

[11] 关荆晶.基础教育应成为脱贫攻坚的“靶向药”[J].人民论坛，2020，(8)：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