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毕业论文范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交大毕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他是老师、学生眼中的“亲民校长”，他身上流露出谦和、儒雅的学者气质，他也是冷静、果敢的教育改革者。25年前，当郑南宁结束留学生活再次迈进西安交大的大门后，他便将自己全部的精神和情感安放于此，他的人生之旅也自然与教书育人、办学治校联系在一起，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第一篇：交大毕业论文范文

西安交大档案馆、博物馆藏叶恭绰书画赏析及利用

摘 要：本文通过对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博物馆藏叶恭绰先生书画内容方面的作品及档案资料的分析，确立了这些文物资料的历史艺术价值，并尝试以各种形式将其应用于校园文化建设中，以发挥其价值。

关键词：叶恭绰;书画;交通大学;梅竹图;积厚流光

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收藏叶恭绰先生国画作品“梅竹双清图”一幅，档案馆藏叶恭绰题词档案资料一帧，均为馆收藏的馆藏珍品。

叶恭绰（1881-1968）：字玉甫，广东番禺人。清末举人，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民国后历任交通部总长，兼任铁路督办、邮政总局局长。1921年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其诗文、考古、书画、鉴赏无不精湛。著有《遐庵汇稿》、《交通救国论》、《清代词钞》等。建国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书工楷、行、草，其作雄健豪放，绰约多姿，融会碑帖，自成一家。启功赞其“文章浩瀚，韵语丰穰，书法则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 建国后任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绘画善竹、石、梅、兰、松，尤善画竹，画就辄题诗词。

“积厚流光” 题词

“积厚流光” 书作是叶恭绰为交通大学附属小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上的亲笔题词。（如图一）

1921年为庆祝交通大学上海学校高等附属小学建校20周年，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叶恭绰先生为交大附属小学题写。

“积厚流光”出自《荀子·礼论》，意为：积累的功业越深厚，则流传给后人的恩德越广。以此句题贺称颂交通大学附小为培育人才所做功绩。此幅书法，叶恭绰吸收出土木简及汉魏六朝石刻与六朝写经之长，行笔线条率意，硬笔挥洒，四字笔画劲利飞扬，郁郁有英爽之气。可谓“天骨开张，盈寸之字，竟有寻丈之势”（启功先生语）

此幅作品在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收藏有刊载作品的期刊原件。与市场流通书画作品不同，这幅作品是叶恭绰先生任交大校长之作，既是交大历史的见证，又是叶恭绰先生的书法精湛上品，为交大校史上的重要档案资料，也是近代书法史的研究史料。

保存与利用：此幅作品收录于1921年《交通大学上海学校附属高等小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如图二）。2013年西安交大整理出版《积厚流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校史图志1897-1949》一书，即以此幅题词作为封面。我校西迁博物馆建成后，此幅书作的以图版形式陈列在西迁馆的展厅。另外在本人主持的“交大历史文脉资源发掘和利用——交大知名历史人物书法题词的校园景观应用” 课题中，提取此幅书法设计为我校“科技创新港”文科楼大厅的背景墙，图三为此件书法作品应用的效果图。现在原刊在档案馆妥善保管，其内容已经只作为电子数据供师生学习了解，既保护得当又发挥了其教育鼓舞校内外师生的作用。

梅竹双清图

“梅竹双清图”画芯为宣纸，长宽79cm*38cm。形制：条幅。款识：恭绰。钤印：遐庵画竹（白文）。题画诗：“幽姿绝点雪留骨，疏影翻阶月弄魂”。如图四。

包立民《叶恭绰的书画》一文中称：“叶恭绰弱冠之年就能染翰，但轻易不为人作画。晚年才致力于松、竹、兰、石、尤以画竹著名。”现在叶恭绰先生传世画作也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多。此画作为叶恭绰中晚年所作的可能性较大。

此作以中国传统文人画题材：梅、竹为内容，选材与画法都取元人意趣，清逸潇洒，以写作者品格，是中国文人画的优秀继承，也是叶恭绰先生画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此画作笔法劲挺，竹枝叶横斜层叠，梅花秀逸俊雅，取元人神韵，清逸潇洒，抒写胸臆。题诗书法亦清劲多姿。

叶恭绰曾任交通大学校长，是交通大学历史上学识卓著的国学大师、书画大家，作为交通大学博物馆，收藏其作品是对于交大历史的记载，再现交大学人的大家风范， 保护传统文化、弘扬交大人文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保存与利用：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有用于书画藏品的专业文物储藏柜，保存书画文物以防霉、防潮以及病虫害的侵袭，并有专人保管，严格按照馆藏品保管制度执行。藏品收藏至校博物馆后，其真迹及复制品用于各种大型活动的展示，包括新生入学教育、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各项活动，以及书法艺术类学生的专业课观摩学习，以最大发挥其展示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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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利民.叶恭绰的书画[J].中国书法，1987

[3]方燕群.试论古书画文物的保护管理和收藏利用[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

[4]刘秀丽.简论古书画文物的保护管理[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

[5]珍贵的古书画要经历多少次“手术”才能活下来？[J].公关世界，2016

[6]何中梁.刍议古书画文物的保护管理和收藏利用[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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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 莉.古书画修复谈[J].丝绸之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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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舜强.古书画保存环境研究[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

[12]袁 玫.古书画文物的保护管理与收藏利用[J].神州，2013

基金项目：交大历史文脉资源发掘和利用——交大知名历史人物书法题词的校园景观应用，项目编号：WHJS201804。

作者简介：孙琪（1977-），女，陕西商州人，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馆员，硕士，从事博物馆藏品研究;石慧敏（1966-），女，河南淇县人，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硕士，从事档案管理研究;李一鸣（1975-），男，辽宁黑山人，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叶晨露（1988-），女，陜西渭南人，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馆员，硕士，从事历史档案编研与大学校史文化研究。

作者：孙琪 石慧敏 李一鸣 叶晨露

第二篇：郑南宁:西安交大的耕耘者

他是老师、学生眼中的“亲民校长”，他身上流露出谦和、儒雅的学者气质，他也是冷静、果敢的教育改革者。25年前，当郑南宁结束留学生活再次迈进西安交大的大门后，他便将自己全部的精神和情感安放于此，他的人生之旅也自然与教书育人、办学治校联系在一起，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有着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和敢为天下先的实践者——他不仅具有宏阔的视野，也能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一以贯之。”梳理近年来西安交大的人才培养改革脉络，从校长郑南宁身上找到了契合。

2003年新学年伊始，5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南宁出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开始执掌这所百年老校。

“我在西安交通大学学习工作了30余年，对西安交通大学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段谦虚而又满怀信心的就职发言曾为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被任命后，怀着这份情感，郑南宁更是殚精竭虑地谋划学校发展，提出了“以育人为中心”的办学理念，西安交大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改革的帷幕也由此拉开。

回眸改革之路，郑南宁平静地回答，“总结这五六年来西安交通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改革实践，我们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率先提出建立“2+4+X”，实行本科生“双院制”，从设立“工程坊”，再到加强体育精神的培养，西安交大人才培养的“四步式”改革反映了郑南宁和西安交大的领导集体作为高校管理者坚持大学“育人为本”的观点和教育主张。

“2+4+X”，改革迈开第一步

2004年，西安交大率先在国内高校中推出“2+4+X”人才培养新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这一模式的一些观点已为国内更多的高校所认同和接受。但在当时，大家对于这样一种模式还十分陌生，许多人提出了异议：“这会不会意味着学制要发生变化?”

作为这项改革的提出及推动者，郑南宁表现出坚定的态度，“实行2+4+X体制作为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不是学制上的改变，也有别于学硕连读，而是教育教学思想和模式的改革。”

直至今天，郑南宁仍愿意耐心阐释这种模式。

他说，“2”是在本科阶段前两年进行通识教育的同时，加强学生的道德、人格、行为、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4”就是把本科后两年的课程和硕士生两年的课程有机结合起来，让本科生可以选修研究生的课，不同学科的研究生也可以去选修其他专业本科生的课。

“‘2+4’不是一个学制的变化，而是一个课程的重新组织。”在郑南宁看来，这样做对于选择本硕连读的本科生而言，有利于他们今后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对于毕业后要走出校门的本科生也不会有影响，因为本科生毕业的前提是要修完规定的学分，这样做允许高年级本科生在更大的范围内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郑南宁说：“这就是研究型大学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研究资源，同时又让学生以更宽广的视野来体验大学生活。”

那么“X”又是什么意思呢?郑南宁介绍，“X”是指博士研究生学习的年限是弹性的，专业不同，要求也不同。“比如说理科类的博士生，需要发表相应的学术论文。但对一些工程技术学科，我们就不作必须发表几篇论文的硬性要求。你有一个大的发明创造，做出一个大的工程实验装置，只要同行专家认可，匿名评审通过后，依然可以获得学位。”“X”意味不会拿一把“标尺”来决定学位的获得与否。

为了配合“2+4+X”教学体系改革，西安交大首先从核心课程设置开始改革，设置了五大类核心课程，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化传承、社会与艺术、生命与环境、世界文明。郑南宁说：“设置这些核心课程的基本思路，就是让大学生有一个全新的对社会、对文明、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够为学生带来批判性思维，带来更广阔、更深层次的思考。”

多年过去了，“2+4+X”已经融入西安交大的“血液”中。“现在我们学校根据‘2+4+x’来设计培养方案，整个2010年的教学大纲已经按照这种模式进行了修订。”高考的热门专业管理学从2007年就消失在西安交大的本科招生目录上了，“我们已经停止招收这个专业的本科生了，而是从理工类专业二年级优秀学生中进行选拔。”不仅如此，在西安交大法学专业以及少年班的学生都已经按照“2+4”的模式进行培养。

“其实我们也在向一流大学学习，关注它的教学是怎样组织的，它的教授是怎样倾心为学生上课的。”郑南宁说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学生的培养过程按照一个整体进行设计和思考，充分利用大学的各种教学资源，突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大学生能以更宽阔、更高的视野去认识世界。”

“双院制”，改革第二步

“双院制”是西安交大在已经开始的第二个百年历程中本科生培养模式的重大改革。

2006年9月，西安交大以学生公寓为生活社区，成立了彭康书院，学生住在书院，成为大学校园的第二课堂，书院在学校的格局由此形成。

作为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在本科生中实行学院加书院“双院制”的大学，西安交大这一举动当时在国内高教界曾产生了很大反响。

后来事实证明，西安交大这一做法是成功的。如今，西安交大已建成彭康、仲英、启德、南洋、励志、崇实等八大书院。

谈起当初的改革，郑南宁引用了清朝诗人龚自珍的一句话：“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郑南宁说，一个人成才可以在三十岁、四十岁，但是促使他成才的原因，要追溯到他年轻的时候。大学对于每一位走进校园的青年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格养成，并找到他们个人的发展道路。

郑南宁认为，“学问与人生”合一才是教育的高质量，高校不仅要在课堂上对大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还必须重视育人环境，从生活上、心灵上对大学生进行更精细的“滴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远大理想抱负的优秀人才。

这看似是一个理想。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大学的价值取向和师生的价值观出现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中心，大学该如何适应这一新变化呢?

郑南宁认为，传统的学生思想工作处在两个“边缘化”：一个边缘化的现象是在一些基层单位学生工作的重要性往往停留在纸面上、文件上。“各个学院的党政一把手是学生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出了事情是要问责的，但实际情况有时并不是这样。因为学院要忙于教学和科研，而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另一个边缘化的现象就是辅导员身份边缘化。郑南宁坦言，辅导员是学生中最贴心的朋友，也是教师队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大学的工作考核是根据教师课时、发表论文、争取科研经费等来确定津贴的，辅导员只能拿平均数，有的甚至连平均数都拿不到。他们的办公室在学院里是最小的，几个辅导员挤在一起办公。他们自身的提升也没有进入一个正常、规范的程序之中。“这些年轻人，他们的

付出与应得的尊重不相称，这就是边缘化。”

基于种种现实，郑南宁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他脑海中，“双院制”构架慢慢清晰起来。郑南宁说，书院的住宿是以班级为基本单位的，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同学在同一书院居住，这样可以促进不同类型的同学间的交流和学生自我管理。简单地讲，书院就是把学生睡觉的地方改造成为大学生生活的重要场所。设立书院就是要让辅导员到书院去做老师。每个书院有辅导员身份的老师，还有学院的教授，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到哪个书院去做学业导师。每个书院都有图书室、计算机室、谈话室、会议室和健身房等面向学生活动的场所。书院的辅导员还可以承担“2+4”教学模式中“2”通识课程教学的部分。

联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郑南宁对大学宿舍文化感受很深。“其实，一所大学的传奇和逸事大都是在‘卧谈会’上谈出来的。什么叫‘卧谈会’呢?就是躺在床上，熄灯以后，大家一起在那里聊天，‘今天我见了某某教授’，‘那天我看见哪位教授在那里做什么’。”郑南宁笑笑，“一所大学的文化和精神也在这样一种方式中延续不断、薪火相传。”

郑南宁说，清朝思想家唐甄有一句名言“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学院教师作为书院的学业导师要跟学生之间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与学生共同分享大学生活。简单地说，学院就是“父亲”，书院就是“母亲”，因为一个家庭中父母亲承担着育人的不同责任——母亲关心自己孩子的饮食起居，父亲则更多地关心孩子能力的成长、技能的培养。

历数种种特点后，郑南宁也谈到当前书院工作存在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如何使学院的教师自觉地认识到作为大学生的学业导师的责任，如何从制度上鼓励更多的教师参与书院的育人工作;同时要进一步落实以学生为本的书院管理，还要做好书院的环境建设。郑南宁强调，书院建设是一个不断摸索和完善的过程，要把我们彭康老校长倡导的大学生要“学习活跃，思想活跃，生活活跃”的“三活跃”融入书院文化中，让大学生对书院的生活有一种归属感，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郑南宁表示，西安交大的书院制并不具备复制性。他说，也曾有其他高校来西安交大考察书院制，回去后也做过相关的工作，但一些学校却没有成果，原因就在于学校的文化和体制、师生对书院制的理解程度、校领导推行书院制的决心等很多差异性。“不同学校有不同的特点，学校制度必须与其相适应，才会有创新和自己的特色。”他强调。

改革第三步、第四步……

郑南宁是一个热爱教育和积极推行教育改革的人。在西安交大，改革如同一场“接力赛”。

2007年，借教学评估东风，西安交大又悄然开始了一项新的改革。

在郑南宁的主持下，学校把原来占用学生实验厂房的企业全部迁了出去，把原来的校办工厂和工程训练中心，包括创意艺术中心整体合成一个“工程坊”。

何谓“工程坊”?郑南宁说，“坊”就是作坊，是动手的意思。“现在的大学都‘软化’了，搞工程的大都去搞仿真了;本来做实验的，就在电脑上用软件完成一个程序就行了。”在郑南宁看来，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工程训练的弱化是当前大学教育必须关注的问题。

郑南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将大学基本学习环境的构成归结为几个基本要素。一是一所大学要有图书馆，图书馆是师生通过阅读的方式来吸取前人创造知识的场所。二是需要一个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环境，就是在实践中获得新的知识，在实践中体验动手和创造的愉悦，我们就把它叫做“工程坊”。“工程坊”是一种动手意义上的图书馆。

西安交大“重实践”的传统办学理念体现在“工程坊”的建设上。“工程坊”是面向全校本科生开放的，除了完成规定的教学和实习之外，其他时间学生都可以申请使用。可以学做木工、学做车工，或者在数控机床上完成自己的一个设计加工，学生社团也可以在“工程坊”这个环境中进行小创作、大发明。郑南宁有感：西安交大的学生机器人俱乐部接二连三在海内外的竞赛中获得冠军，就得益于这个“工程坊”中的实践。因此，工程坊不仅仅是工程实践的基地，它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新场所。百余年来西安交大培养出一大批蜚声国内外的工程师，也被誉为中国工程师的摇篮。在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今天，西安交大要为各行各业输送一流的人才，同样要秉承交大的理工传统，担当起培养卓越工程师的重要责任。

重视“基础与贯通”，是近年来西安交大这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共同之处。西安交大的改革还不止于此，在“双院制”育人模式的基础上，西安交大还将体育精神融人人才培养之中。

2009年，西安交大又进行一项改革——加强体育精神的培养，学校把体育部改制成体育中心，并投入经费建设环境与设备完善的学生体育活动中心。

郑南宁是怀着一种怎样的理念进行这项改革的?他为何将“体育精神”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

“我是这样来理解的。”郑南宁说，“作为一所合格的大学，要把书教好，就是要把教育教学工作搞好;作为一所好大学，除此之外，还要把学生的人格养成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要重视学生人格培养;而作为一所优秀大学，除了要有卓越的教育教学、人格培养，还必须要重视学生的体育精神的培养。”在郑南宁看来，体育对年轻人的心智成长、行为养成和不畏困难的精神培养具有十分重要而又积极的意义。他认为体育对大学生的身心的教育和影响是独特的，是其他知识传授所无法替代的。而这一点，恰好是我们大学教育中最容易被忽视的。

郑南宁感叹，“体育太重要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体育不仅能培养学生愉快的生活态度，而且通过严酷、竞争激烈的体育锻炼能够给处于舒适环境的学生提供痛苦的体验，有利于塑造坚强的人格和体魄。”

有一年，郑南宁到美国一所大学访问，学校刚好在举行美式足球比赛，一些校友开了几百英里的车到学校观看比赛。“他们为什么跑这么远?是为了要看自己学校的比赛。”

郑南宁说，在美国，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一般的社区大学，每天都能看见在校园里匆匆忙忙行走的学生们，他们是去观看体育活动的，或者自己就在进行体育锻炼。体育活动不仅拉近了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也密切了与校友之间的关系。

在西安交大，正在学生中逐步组建不同的体育社团，改变了单一上体育课的形式，创造一种环境使大多数同学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身体情况参加一到两个体育社团。“我们体育中心的老师分别参与各个书院的体育活动指导和培训。每个书院有几位体育老师，他们平时承担规定的教学任务，在其他时间作为这个书院的体育社团活动的指导和教练。”郑南宁说，学校今后还要做一些工作，支持体育教师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体育科学方面的研究，让体育教师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体育教学和科研水平，让他们在人才培养中更有成就感。

重新思考人才培养的使命

郑南宁一次次发出这样的呼吁：大学要重新思考人才培养的使命。

“大学从上到下都要认真思考大学的使命，要把目光和主要精力更多地投向教育教学工作，像推动学科建设和争取大项目那样来搞好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真正地把人才培养工作放在学校工作的中心位置上，这样才能回答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的价值诉求。”郑南宁说，当前大学内部一些片面的认识使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边缘化现象。大学不能偏离人才培养的目标，要对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面向社会服务三者之间的关系保持清醒的认识。

“知易行难!”郑南宁感慨，现在是用一种片面的教育方式，把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作为教育教学的唯一目标，而忽视青年学生的道德、情操和价值观的教育，忽视社会公民意识培养，缺乏师生之间的交流。“创新，不是光靠课堂教育能培养出来的。创新是个体的思维和实践的结合，实践是创新的基础。”郑南宁认为，把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的唯一目标，这种教育观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在郑南宁看来，对学生思想道德和情操的教育也不能只停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上，而需要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中。“一所大学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这些都会通过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反映出来。课程教学是照本宣科，还是给学生一个更宽阔的视野?”郑南宁介绍，西安交大在通识教育中还增加了有关宗教方面的讨论。他解释，“我们讲宗教方面的知识并不是传教，而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当今世界宗教之间的冲突是影响这个世界发展的。”

谈及改革，面对何时迈入一流大学行列，这个摆在中国大学校长们面前有些沉重的命题时，郑南宁认为尚需时日，“一流大学的形成，需要一流的师资，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这所大学文化和精神的形成和产物，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要追求学识卓越，郑南宁说：“一所大学的水平是否达到一流，社会公众并不关心SCI论文的发表数量，也不关心获得多少奖，这些只是大学圈子里感兴趣的。老百姓关心这些吗?家长关心这些吗?不关心!家长关心的是大学培养出的孩子能不能自立自强地走向社会，社会关注的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不能够适应社会需求。”

“一流大学的建设要把人才培养放在根本的位置上。”郑南宁说，这就是从事教育的责任和目标。

作者：张韦韦

第三篇：中国古代学子的毕业与毕业礼

【关键词】毕业 毕业礼 科举 学制

无论古今，学子们要举行毕业礼，基础是完成学业“毕业”。那么，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呢?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本文将一一论述。

何为“毕业”?古代学子的毕业标准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有一个在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古代学子们并没有明确的毕业期限。夏商时期的学校制度无史料可考，西周“官学”——国学的学制，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有记载，当时的学生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艺”，十五岁入“大学”，培育道德素养、学习“修齐治平”之道。至于学子们何时毕业，《近思录》中说：“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这些学子们需经过长达25年的学习生涯，直到四十岁才能踏入仕途，但这并不意味着25年就是固定的毕业期限，因为并非所有“大学”学子都能够步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没有入仕的学子，即使学习的时间足够，也不能算是“毕业”。

西汉武帝时，在都城设立“太学”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立“五经博士”为教官，教授学生儒家经典。“太学”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由太常进行选拔，《汉书·儒林传》载：“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各郡县地方高级官员推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这些学子经荐举进入太学后，每年参加固定的考试，成绩优异者即可取得做官的资格，“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从而顺利“毕业”。结合西周官学与汉代太学不难看出，科举制度出现以前，在政府官学学习的学子们不论年龄长幼，亦不论学习时间长短，从学校毕业的唯一标准就是入仕为官。

隋唐以降，随着科举制度兴起，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也在逐步完善。唐代有六大官学，皆隶属于国子监，对所招收的学生有年龄规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针对学习不同儒家经典的学子，官学也规定了不同的修习年限，如果学生没有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将被除名。对于在官学或地方私学就读的广大学子来说，科举是他们进入官场的必由之路。此时，他们毕业的标准由“入仕”转为“及第”，而每一届科举考试也就成为了这些学子们的“毕业考试”。

宋承唐制，在唐代科举的基础上增设殿试一级，学子们只有通过殿试才能真正称之为毕业。明清时期，基本延续了这个标准，而又有其时代特点。此时，考中进士仍是学子“毕业”的正途，但因国子监监生的地位提高，学子们即使没有考中进士，只要进入国子监继续读书并通过考核，也能够取得做官的资格。清代还开设博学鸿词、孝廉方正等制科，作为选拔“非常之才”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但不变的是，学子们的毕业标准仍是入朝为官。

“毕业”之际：古代学子的毕业礼

中国古代，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及其重要性日益突出，科举中式、入朝为官，成为学子们的毕业标准。对于古代学子而言，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这才算真正“毕业”，是登科学子人生之大事，从学子到学校、官府都视之为举足轻重的大事而欢庆。那么古代学子的毕业礼都包含着哪些庆祝活动呢?自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设以来，至明清时期，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逐步成型，中国古代学子们的毕业礼也就围绕着这些重要节点展开。

序曲：为举人而设的“鹿鸣宴”。自隋唐到明清，按照科举体制，中国古代学子们通过解试(即乡试)成为举人，并于次年赴京参加省试(明清时称为会试)。在解试放榜后，地方官员便会为这些举子们举行盛大的“鹿鸣宴”，庆贺他们通过解试，同时也预祝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省试中“高中”。“鹿鸣宴”是脱胎于周代“乡饮酒礼”的一种宴会形式，这类宴会多演奏《诗经·鹿鸣》以助兴，“鹿鸣宴”之名由此而来。比起传统的、并不十分规范的“乡饮酒礼”，“鹿鸣宴”增加了《诗经》的演奏环节，更具文化品位和“敬老”“尊贤”的文化功能。不过，规模不小的“鹿鸣宴”只是古代学子毕业礼的序曲，重头戏要到会试结束后的放榜之日才拉开帷幕。

正礼：从谢恩、拜谒礼到朝谢、“簪花”。古代进士的“正礼”，近似于今天的毕业典礼，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唐代，在会试放榜后，新科进士要结队拜谢会试主考官以感谢其拔擢之恩。五代人王定保编纂的《唐摭言》记载了初始的唐代学子们谢恩的情形，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拜谢流程：首先，由新科状元带领及第的进士们前往礼部列队而立，报上姓名，等待谢恩。接着，状元在主事的引导下与主司(即主考官)互相行礼并致谢辞，随后学子们依次向主司行拜谢礼。三日后，再行一次拜谢礼，这次主司可以和进士们交谈，并一一指出他对进士们的引荐之处，进士们则对其提携表达感谢之情。新科进士们等到皇帝的敕命下来，就要前往中书省，完成拜见宰相的仪式——过堂。面见宰相的流程与拜谢主考官类似，仍由状元致辞感谢宰相的栽培，随后状元以下的进士们一一报上姓名并致谢意。

宋代，殿试正式成为科举建制。学子们在会试之后还要经过殿试才能正式成为进士。为了防止结党营私，宋代明令禁止新科进士向主考官和宰相谢恩，所有进士及第者均为“天子门生”，此前流行的“谢恩”“过堂”等礼仪也都变为由新科状元率领及第进士上谢恩表，朝谢皇帝。元明清三代基本延续了这一礼仪。明清两代又在进士中选取优良者点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清代，新科进士们先行朝谢，之后前往国子监拜谒祭酒和司业，国子监祭酒和司业则在“彝伦堂”为这些新科进士们举行“簪花”仪式，可视为清代学子的毕业典礼。这与今天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授予学位时的“拨穗”仪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盛宴：種类繁多的宴会礼。在正式、严肃、繁琐的正礼之外，新登科的学子们还会参加同年进士之间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毕业”宴集。一是曲江宴。在唐代，最为出名的“毕业”宴集就是“曲江宴”。它是一种泛称，唐代有相当多的宴会均在曲江岸边举办，各地均有曲江亭，进士们就在亭中举行宴会，其中又以“闻喜宴”和“关宴”最为出名。闻喜宴，是学子们在听闻及第的喜讯后，所举办的庆贺宴会。唐代，闻喜宴主要是及第进士们的私下聚餐，属于民间性质的宴会。但到了五代时期，朝廷开始出资举办闻喜宴。《旧五代史·唐书》记载：“敕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逐年赐钱四十万。”此后，宋代延续了朝廷出资办闻喜宴并予新科进士钱财赏赐的做法。“关宴”则是新科进士在参加最后的“关试”后举办的宴会，也是他们参加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毕业”宴会。“关宴”由学子们自行出资筹办，宴会中众学子往往饮酒斗诗、歌行酒令，将宴会氛围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关宴”也是同年登科的学子之间的告别宴会，蕴含各奔前程的离别之意，故亦称“离宴”，这与现代的毕业宴会有相同之处。

二是琼林宴。宋代出现的“琼林宴”，是专为新科进士们举办的宴会，从“闻喜宴”演变而来。与唐代闻喜宴不同的是，“琼林宴”的规格更高，是皇帝親自参与的“国宴”，因赐宴在著名的“琼林苑”而得名。在“琼林宴”上，新科进士们会将各自的籍贯、三代等情况记录下来，形成类似今日简历一样的档案进行保存。明清时期，多将“琼林宴”称之为“恩荣宴”，其仪式内容基本不变，“琼林宴”的形式得以传承下来。

三是鹰扬宴与会武宴。“曲江宴”“琼林宴”都是专为新科文进士们所举办的“毕业”宴会。同样，武科发榜后也会举行“毕业”宴会进行庆祝。武举乡试发榜后，会举办与“鹿鸣宴”对应的“鹰扬宴”;武举殿试发榜后，则会为新科武进士举办“会武宴”。“鹰扬宴”的得名，出自《诗经·大雅》“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称颂姜太公在牧野战场上威武善战，如雄鹰展翅，“鹰扬宴”以此为名，来勉励新科武举人们。“鹰扬宴”的流程与“鹿鸣宴”大致相同。清人吴荣光在其《吾学录》中记载：“武乡试揭晓翼日，燕监射主考执事各官及武举于顺天府，曰鹰扬燕，仪与鹿鸣燕同。”清代还设立“重宴鹰扬”制度，规定武举人中举满六十年，再逢武举乡试，准与新科武举人一同赴鹰扬宴。朝廷赏给花红表里，赐以武衔，以表彰武将们常年戍守边疆的功绩。“会武宴”是专为武进士所设，一般在武举殿试发榜后举行。《吾学录》中记载：“《通礼》武殿试传胪后，燕有事各官暨诸进士于兵部，曰会武燕。既入席，和声署升歌兔罝之章，余仪与荣恩燕同。”“会武宴”上，武进士们一齐咏唱《周南·兔罝》这首格调雄壮而奔放的诗篇，抒发报国之情。“会武宴”的规模、气派远超“鹰扬宴”，其宏大场面可与“琼林宴”媲美。

畅游：远足与踏青。除去宴会，新科进士们结伴游览京城名胜也是毕业礼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唐代，进士放榜多在春季，因此及第的进士们多选择在长安附近踏青。他们通过当时专门办理这类事务的民间组织——“进士团”安排出游活动，最常见的去处就是长安周边的曲江，游览之余还可在曲江之滨举行宴会。唐代的进士还偏爱游览长安郊外的慈恩寺大雁塔，进行“雁塔题名”。在雁塔之下，同年的新科进士们推举擅长题字者进行题名，如果题名者日后成为朝中高官，就需要用朱笔将其重写一遍，以示尊荣。此外，唐代的进士们在曲江宴后，又会“移饮于杏园，行探花之举。”所谓探花，就是在同科进士中选择年纪较轻者作为“两街探花使”，骑马采摘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大园林的名花。宋代一度延续了“探花”活动，但神宗熙宁年间还是以“以厚风俗”的理由废止了宴席“探花”的传统。

学子毕业礼：历史、现在与未来

学子毕业，代表着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昭示着下一个阶段的开启。无论古今，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古代毕业礼重拜谒师长，体现了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这一传统延续到今日的毕业典礼上，仍保留了毕业生向教师“献花”、举办“谢师宴”等诸多“谢师”的传统，学子们对师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师生互道未来珍重，展现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古代学子毕业畅游的传统也沿承了下来，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今天毕业活动重要组成的毕业旅行，对学子开阔眼界、体验多样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古代毕业标准和毕业礼中存在的弊端。古代学子对皇帝的朝谢、对师长的拜谒，流程极其繁琐复杂，这是中国古代礼制以礼仪定人之等差的表现，入朝为官、进士及第者不仅可得隆重表彰、享受盛大的毕业礼，更可获得政治地位，保持世袭门第，形成利益团体、阶层固化，桎梏学子视科举为一切，扭曲学子的人格，产生“范进中举”一类闹剧、悲剧。而且，古代学子毕业礼中的各类宴集讲究排场，极尽奢华，也影响到今天毕业宴会的铺张浪费，都是不可取的。总而言之，从古到今，学子毕业礼虽有变化，但毕业生对师长的感激、对人生未来的憧憬之情传承至今。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赵鸿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②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③吴荣光：《吾学录》，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⑤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作者：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