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第一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人体器官和组织

一、死囚还有“经济价值”吗

我国一年之内有许多死囚([杜林华盛顿大赦国际组织说，中国去年执行的死刑人数占世界第一，平均每天处决22人。大赦国际呼吁中国在举办奥运之际不再把死刑当成国家机密，公布真实的死刑数字。总部位于伦敦的大赦国际星期二发布报告说，根据有据可查的数字，中国去年处决了470人，在全世界名列首位。伊朗去年处决317人，位居第二。沙特阿拉伯去年处决143人，巴基斯坦处决135人。美国去年处决42人，名列第五，这也是美国15年来最低数字。)，几乎所有的都没有得到应用。有的死囚是因经济所困走上的犯罪道路的;有的是一个家庭的主要依靠者，由于其死亡，给其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的死囚还给被伤害者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有的虽然是死囚，也很希望给社会给家庭作一点最后贡献。鉴于种种原因，如果死囚本人完全同意，他们的器官和组织能为社会为其家庭作出一点贡献吗?绝大部分是因为钱的原因造成的。为此，在执行前应该告诉死囚，他们的器官和组织还能卖钱给家人，给社会，或者受害者——只要他们完全同意!这样既解决了目前一方面人体器官和组织非常短缺给病人带来的痛苦和遗憾，又解决了因死囚的死亡给其家人和受害者无法弥补经济问题!!!!!!!!!!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呀!!!!!!!!!尽快行动起来吧!!!!!!!!!尽快立法吧!!!!!!!人大委员尽快提出变废为宝的方案交人大审议吧!!!!!!!!!!!!!!!

二、新闻线索

□本报实习记者 申欣旺 2005-05-16 发送至52639020 一方面，器官移植捐赠的渠道越来越小，而另一方面，我国器官捐赠缺乏可操作性，许多愿意无偿捐赠器官者却捐不出去，死刑犯捐赠器官则面临着更多的问题：伦理、道德、法律领域诸多矛盾在此交织。

与此相关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国死刑罪名辐射范围广泛，共有 68 钟罪名适用死刑，而实际上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也较大，在目前对死刑犯捐献器官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人体器官”之中隐含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得死刑犯遗体与器官的去向难逃公众诟病。

死刑犯能否捐赠器官的争论实际上是一个由法律制度设计、道德心理之间冲突的矛盾体之间面临的困境。

三、焦点

■死刑犯是否有捐献器官的权利?

■死刑犯捐献器官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死刑犯捐器官，法院有没有义务管? ■可否给捐献器官的死刑犯减刑?

四声音

死刑犯：“我早晚要被判死刑。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器官捐献给其他人，让别人重获新生，这将是我一生中所具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律师：“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有权作出是否捐献自己器官的决定，但实际操作很麻烦，手术发生不测如何执行?”

专家：“死刑犯可以捐献器官，但有两点必须明确：一是这种行为不能冲击或延缓审判程序，二是这种行为不应该作为减刑的酌定情节，他将被判刑的缘由决定了二者之间不应该发生功利的交换，死刑设置的最大目的就是保障公正。”

社会：“如果死刑犯能够捐献器官，一方面对于社会来说是件好事，但会不会出现强制捐献器官?”

五、新闻回放

据《中国青年报》 4 月 22 日报道，河南濮阳市清丰县一中高三年级学生张红伟去年底患肾衰竭，今年 3 月 28 日晚，关押在濮阳市看守所的死刑犯王继辉偶然在当地媒体看到了相关报道，第二天即向看守所申请捐肾。不久，另一名在押死刑犯张玉海也向所里提出了捐肾的申请。 4 月 13 日，负责肾移植手术的濮阳市第一医院专家对王继辉、张玉海分别进行了配型化验，结果表明王继辉的血型和抗原、抗体与张红伟的完全相同，基本具备肾脏移植的条件，该院决定为张红伟实施肾移植手术。

六、背景资料

资料一：据统计，我国共有 68 种罪名可适用死刑„„死刑罪名较多，辐射范围较广，与此相应，我国每年判处死刑执行死刑数量较大。有官方数字显示， 2001 年对 31 个国家被处以死刑的犯人中，大部分发生在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其中中国占比重的 80% 。

(《论死刑在中国的废除》——中国政法大学 杨辉)

资料二： 200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遗体捐献的地方法规。除此之外，《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也于 2003 年 10 月 1 日开始施行，但两部条例都没有关于死刑犯器官捐献的规定，死刑犯的器官捐献仍处于制度空白之中。

资料三：据《青年时报》报道，每年，浙江省仅尿毒症患者就新增 4000 多名，而能等到肾源、做移植手术的仅占一成。而其他器官如胰腺、眼角膜等也因为供体缺乏，遭遇相似困境，心和肝的捐赠情况则更不容乐观。浙医二院眼科主任姚克教授说，他们医院需做角膜移植的病人每年都有两三百个，但可供移植的角膜却很少，偶尔会有濒临死亡的或者眼睛大范围破裂的病人同意捐献，但每年仍然只有 15 个左右的幸运儿能等到手术。眼角膜捐献者还算多的，其他器官的捐献情况则更加不容乐观。

资料四：据《厦门日报》 2003 年 9 月 25 报道，死刑犯杨某在被执行枪决之前，曾萌动捐献自己器官的念头，但遭到自己亲人的坚决反对，他本人也表示不再考虑此事。然而受刑后的当天，他的器官却被捐献，令他家人不解的是，看不到本人要求捐献器官的任何文件，他们领尸掩埋的要求也被拒绝，更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到底捐献了什么器官。

4 月 22 日，河南在押死刑犯王继辉提出捐献肾脏一事引发媒体的关注，社会公众对此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尽管观点不尽一致，但其中表现的几种观点值得深思，比如，死刑犯是否拥有捐献器官的权利?对于死刑犯的捐献器官申请由谁来审批?手术过程中出现事故怎么办?

记者通过对北京以及河北秦皇岛两地公众、律师、法学学者、法律专业大学生等近四十人的随机调查显示，对于死刑犯捐献器官表现出的观点各种各样。

死刑犯有没有捐献器官的权利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逻辑起点：能不能捐、如何捐等等诸多的问题由此产生。正因为此，各方观点纷呈，分歧很大。

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贾宇教授认为：“死刑犯被剥夺的只是他的生命权和政治权，除此以外的权利并没有被剥夺。有的死刑犯在临死之前，人性的光辉重新照亮了他的心灵，愿意捐献遗体，以示赎罪，对这种行为应当给予鼓励„„这种举措不违背法律，符合人类利益，所以至少不应当给予责难。”

对于这个问题，河南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振软认为，“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有权作出是否捐献自己器官的决定，任何人无权干涉。”

果真如此，死刑犯捐献器官和正常程序一样，为何还会引发争论?

对此，就职于燕山大学法学系的北大刑法硕士张曙光的想法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尽管从民法来看，死刑犯只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他就可以作出这种决定。但这种权利通常是受到限制的。对死刑犯采取羁押的首要目的就是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死刑犯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的部分民事权利也必然受到限制。”

但多数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定，首先要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从我国目前的法律来看，并没有对死刑犯捐献器官予以禁止，法律不禁止就意味着可以做。我国刑法对死刑犯的相关规定是判处死刑的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法律角度来讲，首先，他所被剥夺的政治权利是指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具有的政治权利，包括平等权、选举权与被选择权、六大政治自由等等，而并非指作为人的所有权利。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法无明文不为罪”，法不禁止即为许可，前述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对死刑犯其他权利的禁止，从这一点来看，很显然，是拥有处置自己器官的权利的。其次，死刑犯在执行枪决前，他仍是一个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法律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因而，在他生命存续期间，他就具有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资格。从这一点来看，死刑犯捐献器官无疑是合情合理也合法的。

利弊之争

对于死刑犯捐献器官能否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各方观点分歧更大。

有观点认为，“死刑犯捐献器官，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总觉得可怕”，“你想想，你的心脏是一个死刑犯的，真可怕”。

第二篇：取之不尽的源泉-读书-张钊杰

取之不尽的源泉——读书

回首稚嫩的我，面对读书，一片茫然，然而再走几步，便摸索到了读书的路;待我长大些，读书如同一把智慧的金钥匙，解开我未知道的人生的难题。我会继续把握这读书旅程，我相信，明天我会看见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

小时候,我从花花绿绿的书籍中获得的是一份直接的快乐。每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都会令我开心好长一段时间。我有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幅图画"咯咯"的笑个不停。有一次,妈妈过来问我什么有趣的东西这么好笑,我便指给她看一幅黑色的水里游着一幅鱼骨头的画,妈妈盯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幅画是在教育我们珍惜水资源,爱护环境啊!"哦!原来每一幅画还有它的含义呀!”我惊叹到。

从那时起,每当我看书时,我便学会了从书中的图画中猜测它要表示的某种道理。渐渐的,语文书上的内容深奥了起来,不再是五颜六色的图画和简单的汉字了。老师开始教我们理解文章的意思了。有一次,老师问我"她笑出了泪"有什么含义,我不懂,我觉得那是矛盾的,怎么回一边笑一边哭呢?接着老师便解释说要联系人物的心理情感去理解。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文章不仅仅要看表面的意思,还要深入的分析才能了解啊!从此,我不再看仅有图画的书了,我也会从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逐字逐句的去挖掘文章的内涵了。

书看的多了,我感觉的到,我的心灵也越来越充

实了,脑海里也浮现着对书籍的回味。然而,看书的过程中,也不是每一本书都能给予我欢笑的,常常有些书能够催人泪下,将我的思绪牵入悲伤的旋涡中。在我还很年幼的时侯，我经常看《三毛流浪记》。当时读着只觉得有趣也很离奇，当我重新阅读时，我不禁泪眼哗哗，感到无限的悲伤。三毛的遭遇令我可怜，想比之下，我还是算比较幸福的。

我更加珍惜我的读书机会了，我觉得每一本书都可以令我成长，获得生命里最真实的快乐。所以，每每我阅读一本书时，我不单单把从书里汲取的知识和经验记在脑子里，我发现有些东西会随着时间被我遗忘，我必须用笔把这些精神财富记录下来，这样我才能学以致用，受益终身。这个习惯现在我依然坚持着，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承诺，我必须永远遵守它。

读书是积累，知识的大小要靠日积月累才形成。年华如水，一去不复返，怎样才能不让它白白流

走呢?靠的只是自己抓，抓住了 知识，抓住了今天，你就抓获了生命，抓住了未来。书将继续伴我

成长，伴我生命之光环。

第三篇：父母的爱就像大海取之不尽

感恩父母

父母的爱就像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父母养育的恩情，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回报，古话说得好：“鸦知反哺，羊知跪乳”。父母的养育是人间最深厚的恩爱，知恩图报，感恩尽孝是我们应尽的本份，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我的爸爸妈妈爱我如心肝宝贝，把我看得比自己还重要，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父母教的，我学走的第一步是父母教的，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母也是父母教的……生活上，学习上处处可见爸爸妈妈对我的爱。

记得有一次晚上，我发起了高烧，妈妈给我量了下体温，39.5度。妈妈马上给爸爸打电话，爸爸心急火燎地从诊所赶回了家，一边给我打针，一边安慰我，还一直问我哪里不舒服，妈妈一直陪在我身边，担心极了，一晚都没睡好……为了我的学习，妈妈都会不顾一切来帮助我。爸爸更是对我学习方面的要求有求必应，只要对学习有帮助的，他花钱从不吝啬，他宁可自己把香烟戒了。

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我无以言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我要感谢爸爸妈妈给予我的一切，平日里我总要惹你们生气，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不应该，我真想对你们说声“对不起”!我会把你们的关爱永记在心，并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你们!

吉庆小学 六年五班

韩慧达

Eric

第四篇：民国时期圆明园：取之不尽的废料场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结束了清王朝260多年的统治。民国政府给予溥仪许多优待条件：清帝仍保留其皇帝尊号，允许继续住在紫禁城内，由国民政府每年供给400万元的费用;对清帝及皇族原有的私产加以保护。这样，原属皇家所有的园林，包括圆明园、颐和园等，自然仍归清室所有。

尽管圆明园形式上继续由逊清的内务府监管，但动荡不安的民国政府无法履行诺言，没有防卫能力的皇室很容易沦为腐败政客和粗暴军阀的牺牲品。这一时期，不少清室的陵墓被炸开盗窃，大军阀孙殿英就指挥军队炸开清东陵的乾隆、慈禧等墓，盗走大量陪葬珍宝。此时的圆明园虽已残破不堪，却因其显赫名声而成为许多贪心人的目标。太监、军阀、官僚、地痞、奸商等对园内的残余物资肆意掠夺，大批的砖瓦、木材、石料等继续被盗卖，无数精美的汉白玉石雕、石碑以及假山太湖石等被盗走后，用去装饰和修建私人宅院和墓地。

1913年，李大钊同友人凭吊圆明园遗址时，写下了“吊圆明园故址”的诗，序言中写道：“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陟高冈，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峙于荒烟蔓草之中，唏嘘凭吊，感慨系之。”百感交集之际，慨然赋诗写下了“玉厥琼楼委碧埃，兽蹄鸟迹走荒台。残碑没尽宫人老，空向蒿莱拨劫灰”的诗句，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圆明园的悲惨状况。

卫兵亦是盗贼

初期的北洋政府当局公然向紫禁城内落魄的清朝宫廷索求圆明园的物件。1915年，为了装饰在北京繁华商业区新翻修完成的正阳门，内务部总长要求内务府批准，从圆明园西北角落附近的安逸堂里，搬走两只石麒麟。同一年，北京的军方将领提出要取圆明园内的假山湖石。不管多么不情愿，内务府没办法拒绝这些索求，只好答应。有一次内务府在溥仪的同意下，自愿帮助民国政府从圆明园挑选并运送51块太湖石。

随着“总统”袁世凯去世，政局变得更坏，圆明园的保护工作更为困难，事实上这座荒芜的园林已经成为盗贼唾手可得的猎物。溥仪从太监总管王和喜那里接到有盗贼闯入圆明园的报告，他除了寻求北京政府的帮助根本没有其他办法。警察捉到至少三个盗贼，他们承认在圆明园里偷走了数百块石材。可是，过了没多久那些警察甚至士兵自己都变成了盗贼。在1919年秋季的一天，数十名士兵放肆地在文源阁遗址上运走几十辆马车的太湖石。清室向北京的步军统领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毫无用处。

同年，驻扎在西苑的边防军炮三营高副官和十几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圆明园，并用三辆大车拉运砖块。溥仪被激怒了，他向陆军部抗议，重申圆明园完全是他的私人财产并得到政府当局所给予的保护，可是当卫兵变成盗贼之后，合法的保护变得毫无意义。民国政府的朝野人士不断地侵犯圆明园的完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件发生在1921年，有两营属于十六师的军人殴打婉言拦阻他们的园内仆役，强行进入圆明园掠夺，他们拆毁舍卫城的城墙，搬走许多太湖石，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来掠夺。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敢拦阻他们。

民国政府的文职单位同样对圆明园投以贪婪的目光。1921年，北京龙泉孤儿院逼迫溥仪将圆明园的西墙砖块和园内的湖石捐赠给他们，作为扩充院址的建筑材料，并且辩称这些废弃的物料应该用在公益上。1922年，燕京大学的传教士管理者为了在校内建筑莫根园，要求在邻近的圆明园拉运大量的石材。这两项用途也许还可以说是用作公益，但其他人就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同年，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想从圆明园的遗址“借用”一些建材为己所用。薛之珩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这样要求的具有影响力的官员，其他官员也曾到圆明园押运载满数十辆大车的太湖石，不理会皇室驻守圆明园总管王和喜的抗议。 颐和园靠卖圆明园物料过日子

绮春园大宫门原本是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处，这一组建筑群具有相当规模，除宫门外，尚有东西罩门，东西配殿，门前有一对石狮，南边建有红色照壁一座，门东边建有膳房，门内东西各有配房，门前石路两侧有桧柏百余株。在1900年的庚子之役时，由成府村会首团练局用武力保护，八旗拆匪的阴谋没有得逞，所以这一处是经过1860年和1900年两次劫难后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建筑。民国后，香山慈幼院计划修建香山中学时用低价从颐和园事务所的润贝勒手中，将万春园大宫门整组建筑买下，全部拆走，门前的大桧柏也被砍光。这一时期，颐和园事务所的一大部分收入，就是靠卖圆明园的残余物资过日子。空车进去，自己随便装满一车，出门交一块钱。有些有势力的人，任意选取，根本不给钱。

为了尽力防止无休止的从圆明园夺走物料的行为，三位内务府大臣绍英、耆寿和宝熙于1922年9月向北京的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强调禁止从圆明园遗址夺走任何一物。王怀庆承诺会给圆明园遗址做最好的保护，但讽刺的是他自己就曾经派出数百个工人手持尖锄、斧头和铲子潜入圆明园，拆下环绕舍卫城的坚固围墙，拆除“鸿慈永祜”的大墙，还拆毁巴洛克式建筑的砖墙，以便用这些石材兴建自己的私人花园——达园。他不仅公开拉运，而且由副将亲自督办。时任北京市地方长官“京兆尹”的刘梦庚，则在王怀庆的庇护下，从长春园、绮春园强行拉走太湖石623车、云片石104车。而步军统领聂宪藩，原本是负责保护遗址的，却也派人从长春园拉走太湖石352车。因贿选总统而臭名昭著的曹锟，在担任巡阅使期间，为了修建自己位于保定的巡阅使署花园，从文源阁拉走太湖石数十车到西直门装上火车，并由卫兵负责押运保护。

1924年，东北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他从圆明园搬走了大量汉白玉，运到辽宁去建造自己的墓地。与此同时，一名富裕的德国军火商从圆明园搬走不同种类的建材，来建造他的翠华花园。就在这样肆无忌惮的拆毁中，圆明园的城墙迅速消失。 城墙被拆掉之后，人们就打园里土地的主意。当清华大学于1923年开始新的学年时，校长曹云祥正式要求清室提供圆明园遗址的部分地皮，以扩充大学的用地。这位校长相信把圆明园的土地给予清华大学，将是保存古迹的最好方法。曹云祥拿不出太多的现金来购买土地，于是他建议特别对满洲籍的学生提供大约26万元的奖学金作为对清室的补偿。这项建议看来颇具吸引力，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满洲籍的学生进入这一所崇高的学府。不过，溥仪把这项建议束之案头，不做明确的回应，因为他不愿意出让任何一寸土地，他担心一旦这样做的话，圆明园的遗址就将会永远地消失无踪。

指标性遗物被移走

圆明园的整体性虽然暂时得到维持，但在1924年的一整年中，园内的物料仍然不断地被人搬走。北洋政府的秘书长王兰亭直截了当地向内务府通报，要求从圆明园内的假山运走一百车的山石去建造他的私人庭园，而清室无力阻止这些举动。同年年底，一连骑兵在没有知会内务府的情况下，就驻扎在圆明园的遗址里。掌管燕京大学的外国牧师们，在1925年踏进圆明园，把安佑宫的石柱和工艺品搬运到燕京大学的校园内。当清室要求警察详细询问这些牧师，所得到的答复是，这些石柱放在校内保存会更安全。在北京市内的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董事会，也认为把那些倾圮石块留在园内，并不安全，所以他们建议溥仪把残余的石料运到他们的公园内，做妥善的保存。类似的要求，陆续不断，但溥仪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另觅新址是处理圆明园遗物的最好办法。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北平特别市政府接管圆明园后，遗址又遭到了更加有组织的损毁。为了修筑高粱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北平市政府先后下令拆毁了圆明三园的4800米南墙和长春园东侧的全部虎皮石墙，砸成碎石以补石碴之不足。同时还组建了“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并将园内所谓的“废旧砖石”变价拍卖，大宫门外的影壁也被招商投标卖掉;西洋楼石门左右的石柱连顶，则被卖给商人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当局甚至明文规定：圆明园内所有虎皮石可一律出售;西洋楼故址的大理石、青条石，凡雕花粗镂者亦可出售。

溥仪关于为圆明园遗物另觅新址的想法也未被尊重，一些具有指标性的遗物仍然被移走。好几尊外表优美的青铜兽和山石于较早时就被挪移到颐和园里;在万春园入口的新宫门有不少厢房、影壁墙、拱门和石狮子，被前清的贝勒卖给一个慈善机构作为中学的校舍;江朝宗(北京步兵统领)修建北京中央公园时，移走了圆明园“坐石临流”的“兰亭八柱”和“石屏风”，以及万春园的仙人承露台的石座与长春园的太湖石;燕京大学建校时，通过颐和园事务所购得圆明园“安佑宫”的望柱4根，龙凤丹陛石一块，汉白玉雕成的石麒麟一对，植树碑一座，西洋式线发桥一座，喷水石座2具，“谐奇趣”前面的喷水石鱼，以及福海沿岸的大量花岗岩石料和太湖石;1930年，建北京图书馆时，也在圆明园取了不少材料，除了“安佑宫”的一对华表外，还有长春园大东门外的石狮子一对(现仍安放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外)，文源阁石碑两块、福海西岸“望瀛洲”昆仑石一块、黄色太湖石两块和带有汉白玉石座的象皮青太湖石一块。北京颐和园东宫门丹陛台阶石，则是取自“安佑宫”大殿前;现在“仁寿殿”前铜麒麟一只，取自长春园的二宫门。最近经专家鉴定确认，南京中山陵附近的谭延闿墓周围的汉白玉祭台、牌坊、华表、石狮、花盆和牡丹花坛都是北京圆明园的遗物。

大量笨重的物料被挪走之外，被前清太监、旗民和当地居民偷窃的许多小东西，更是难以计算。凡是能作建筑材料的，如方砖、屋瓦、墙砖、石条、石柱、紫铜管道，甚至碾米作坊奸商向大米中掺假用的白沙粒等等，无不从圆明园废墟上搜刮。从民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每年都有上百辆大车装满圆明园残料拉走。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居民几乎每天都目击有人从圆明园运走石雕、青铜铭文、太湖石、砖块、瓦片，和其他各种大量建材。当时连附近农民家里的猪圈都是用圆明园的砖石砌筑的。

英国作家丹比于20世纪30年代观察到，“在北京许多简陋的石匠店铺里，可以买到精美的、刻在石头或大理石上的双花环、花朵和外国主题的雕像，这些石雕取自欧式建筑的宫殿，一两块钱就可以买到”。

自此之后，人为的抢掠、火灾和气候的侵袭，使圆明园沦为不见人烟的荒野。1931年3月，中国建筑协会为了唤醒大众保存历史文物的意识，趁纪念宋代建筑师李明仲(诫)逝世821周年的机会，主持圆明园的历史与遗址公开展览会，向民众展示地图、模型、手册、山石、碑文、文件、诗作和书籍等物品。这场展览会虽然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吸引大批的民众参观，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下，对历史文物的保存知易行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当时叫北平)附近的饥饿农民、前清太监和前清的满洲旗民，来到圆明园的旧址上挖地，把这里变成了农场。结果是山丘被夷为平地，湖泽被填为耕地或作为鱼池。圆明园遗址首次遭遇到从地表消失的威胁。

到1949年北平解放前，圆明园这座皇家园林已被掠夺破坏净尽，几乎变成了一片荒凉的野地。只剩下西洋楼若干石柱，孤零地矗立在丛灌之中。

第五篇：挥之不去的记忆

□ 戴发炬

今年的我即将进入初三，我由非常天真到今天感受到时光沉重的蜕变，其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大事，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占据着我心灵的天空，3年来久久萦绕心头，青春季节的骤雨冲刷不了它，学业的大山覆盖不了它，往事并不如烟，它成了我脑海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那还是在我五年级时深冬的一天夜晚。西伯利亚的寒潮竟不远万里无情地来到我们学校，我陡觉身上衣履单薄，冷不可支。而我班边近的同学都穿得厚厚的，提着火炉上学，于是我们教室里热气腾腾，温暖如春，但屋外则是大学纷飞，天寒地冻。我便局促于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但又不可能不出教室，出则两股战战，不堪寒冷。于是，我忙往小卖部电话求救告急我妈，把我那一件最厚最厚的羽绒服火速带来。可是我们这里一下雪，电又停了，电话又不通。我在教室里有些绝望了，就不住地朝教室窗外看是否出现什么意外的惊喜发生。没有，没有，还是没有。窗户外面，不闻妈妈唤女声，但闻阵阵呼啸风打门。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地上的雪越积越深，我想，妈纵然神通广大，但天又比妈更厉害。妈是不会来了，我将要度过一个何等艰难的夜晚!

不料就在我万念俱灰悲痛欲绝之时，“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老师突然高分贝地喊我：“熊红群，你妈来了，快出去!”我惊喜万分地跑出教室，只见走廊上站着一个雪人，雪人喊了我一声：“红群„„”啊，的确，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是妈妈的呼唤，世界上最美的景物是妈妈的眼睛!我便不顾一切地倒在她的怀中轻轻啜泣起来。妈妈的眼泪和我的眼泪流在一起，汇成了我心中一溪飘满桃花的春水，浩浩荡荡流向爱的海洋„„而下课铃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感动得好像提前响了起来，声音清脆悦耳。同学们下课了，妈妈走了，她艰难地提起在雪地里跌了无数跟头的两腿一瘸一拐地走了，变成一个黑点，最终消失在大团大团的夜雪之中，消失在茫茫雪原之中。

三年了，每当我懈怠时，每当同窗之间小有磕碰时，每当考差后被老师无情 “结帐”时，一次次眼泪即将滚落时，便想起了三年前的那一幕。我便收起那廉价的泪水，向着我前面的茫茫雪原冲刺。

啊，那一幕，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一幕，永不褪色的记忆!那一幕，挥之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