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特点论文

2022-05-14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建筑特点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关键词】古代教材儒学人文教育传统学术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中国古代虽无“教材”之称，但中国的学校教育有三千年的发展史，教学材料相当丰富。

第一篇：中国古代建筑特点论文

试析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

[摘要]当许多中国人开始学习并研究中国古代雕塑时不难被遗留作品的稀少而叹息。此种现状受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哲学与宗教等综合因素影响，并决定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绘画性、意象性，作品朴实敦厚，以佛教雕塑为主等等艺术特点，其作品充分显示出了中国本土精神。而当我们在对西方雕塑顶礼膜拜时，我们应更多地挖掘本土雕塑的艺术特点，增强对中国雕塑艺术的民族性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中国　古代雕塑艺术特点

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战士与运动家，那些偶像和神像形象均来源于现实生活。如此形成了传统，在西方世代传承，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均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视礼教，尊重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方面，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想象力，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极其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中发展出了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作品，在中国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雕塑作品的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两方面。明器为随葬用品，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例如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俑是人殉的替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取代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纯粹的雕塑艺术性却不高。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部分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典范的真实自然的神象有很大区别，如佛像两耳长垂至肩，手长过膝等等。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作为代表。中国古代艺术重视绘画，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艺术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这种艺术形式，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形像，多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人文绘画之前期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此外，东汉四川都江堰李冰造像和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坐像。也是现存的古代纪念性雕刻之真迹，实属凤毛麟角。

1、出于上述因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其孕育于工艺美术襁褓中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典型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古典主义写实手法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虚拟的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圣的神秘感，但又带有一种蔼人的亲切感，因为装饰性不同于生活的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

2、中国古代雕塑作品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孪生兄弟，都萌芽于原始工艺美术中。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为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后，仍“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作品的表现力。现存的历代雕塑作品，有许多就是经过妆銮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已经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了妆銮传统。中国塑绘融为一体，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有了一致性。中国雕塑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像画人物白描一般，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素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雕塑创作，带有绘画性就不难理解了。

3、中国古代雕塑的意象性。西方雕塑自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与再现自然，有极强的写实性。中国雕塑和绘画很晚才脱离工艺美术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问历史长河中，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不同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因素。装饰不求再现，进而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一不求形似，高度概括的意象性特点。中国“气韵生动”观念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陶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仅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作品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高度概括的。

4、中国古代雕塑风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的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美、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敬自然，在艺术上表现为飘逸、雄浑、古朴、淡泊、稚拙等等风格。中国雕塑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以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风格上强调崇高、庄严、肃穆和典雅。

5、中国古代大量雕塑遗产属于佛教造像。佛教源于古代印度，中国的佛教雕塑源自古印度的犍陀罗、马土腊和芨多等地区与时代的佛教雕塑。中国古代匠师在学习摹仿过程中，逐步将它们加以改造，使其更多地体现出中国本土特色。而印度的犍陀罗佛像受到希腊化时期的古典主义雕刻影响。因此，在欣赏中国古代佛像雕塑时，适当对照希腊和印度的古代雕刻进行比较，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各自的美感区别。

上述各种特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互相关连、密不可分。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时，需要综合它的各个特点来认识和理解，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承认它们确实还有不少好处。当然，特点不一定就是优点。但一种艺术有了特点，就有了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与价值。中国雕塑艺术作为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本土特点。这些特点是全世界所承认和尊重的。

参考文献;

[1]张长虹著，《中国古代美术史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2]田自秉著，《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1月

[3]王宏建著，《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

[4]王家斌，王鹤著，《中国雕塑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5]《外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高师《外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教材编写组

作者：张雪晶

第二篇：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嬗变及其特点

【关键词】古代教材儒学人文教育传统学术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中国古代虽无“教材”之称，但中国的学校教育有三千年的发展史，教学材料相当丰富。从传统教材的类型来看，既有大学教育的《四书》《五经》，也有作为启蒙教材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材的形态也多种多样，既有刻在石头上的石经，也有竹简、帛书、纸质书;既有官学中使用的教材，也有书院、私塾使用的教材;传统教材的编撰既有一以贯之的原则，即以儒家经籍为主体，也体现了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古代教材的内容深受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影响，也与不同时期的文教政策、人才选拔制度紧密相关。

发展历程：古代教材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改革，但始终坚持以儒家经籍为主体、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原则

中国比较完善的学校制度始于西周，西周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但现有文献并未留传下相应的教材，只在《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十五篇。”这是中国教育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教材，可惜今已失传。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私学，述而不作，删《诗》《书》，定《礼》《乐》，序《易》，修《春秋》，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想溶入此六部经典之中，史称“六经”，后经子夏、荀子等儒学大师的传播，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学校长期使用的教材。事实上，孔子虽重礼、乐之教，但关于其是否把前人传下来的文献典册进行考订编撰，将之变为“可得而述”的儒家经籍并作为教材，史界并未有定论。

《孔子圣迹图册》

到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儒家五经(《乐经》此时已失传)占据了博士官学的全部位置。汉元帝时，明确表示只有五经才是“正术”，其他学术则为不足以留意的“小辩”“小道”。为保持儒学在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汉儒对其他学术和技艺予以贬低和排斥。终汉一代，《五经》及相关传记(广义上还包括《论语》《孝经》)成为官立太学的唯一教材。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刊正经书文字，召集诸儒正定今文经及《公羊传》《论语》，并用隶书刻碑于太学门外，为天下教材之准则，史称《熹平石经》。

至唐代，学校课程仍以儒经为主，唐初规定官学教材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成为唐代士人修习儒家经典的范本注释。后五经演变成九经，即《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此九经与《论语》《孝经》《尔雅》构成了唐代官学的教材体系。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将此12部经典刻于石碑，史称《开成石经》，作为官方统一的教材。

唐代的文教政策有别于汉代的儒学独尊，统治者在重振儒学的基础上，对其他学术及专科教育也不排斥，在中央及地方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其教学计划也很具体和规范。例如中央设立书学、算学、律学、医学、崇玄学等，以培养专业人才，极大丰富了唐代官学教材的内容。

到宋代，虽然教材仍未脱离儒家经学传统，但是在解释经书以及教材的选编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欧阳修对唐代的《九经正义》提出批评，认为这部统编教材“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王安石创荆公新学，另解经义，亲自撰写《周官新义》，与其子王雱与学生吕惠卿所撰《毛诗义》《尚书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颁于学校，作为官学的法定教材并用以取士。北宋末年，蔡京主持太学改革，取消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以及《仪礼》的教学，要求学生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学一经，兼习《论语》和《孟子》。

南宋学术开始由经学向理学转变，《孟子》一书的地位得到提升，并与《论语》及《大学》《中庸》合称《四书》，用朱熹的话说：“《四子》，《六经》之阶梯。”將《四书》并行，是古代教材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熹认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以理学思想编撰了《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南宋之后官学与书院的主要教材。元皇庆二年(1313)，明令科举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此后，体现程朱理学思想的《四书》《五经》逐渐取代了汉唐经学在教材中的地位。

明初，文学家解缙上书明太祖，建议以关闽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随事类别，勒成一经，由此开启了官修理学教材之端。永乐年间，在明成祖亲自主持下，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将此三部大全颁于六部、两京国子监和天下郡县学，标志着程朱理学教材体系的形成。

朱熹对古代教材的贡献还体现在蒙书上。南宋之前，蒙学教材已有很多，大多是识字类教材，少部分是知识类教材。朱熹从经传史籍中采集有关忠君、孝亲、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道德教育类教材，广为流传。明清两代，出现了一批由《小学》发展而来的蒙书，被称为“类《小学》”教材，如陈选的《小学句读》(即《小学集注》)《小学俗讲》、吕坤的《小学释》、黄佐的《小学古训》等。到封建社会后期，对童蒙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已成为主流。

清初，汉学复兴，经学复古，讲说经书多主张实证，不主张空谈义理，一批考据学者对经学典籍进行诠释阐明、训诂名物，为改正教材错字，改善教材版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政府命在国子监刊立石经，以蒋衡所书《十三经》为底本刻石，称为“乾隆石经”，并以墨拓本颁行各省，确立了《十三经》的标准本。

总的来说，古代教材包括大学教材、专科学校教材、蒙学教材等类型，虽然有一些改革，但从“六艺”到“五经”再到“四书”，教材编撰始终坚持以儒家经籍为主体、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原则，即使偶有一些科技类教材的出现，也未动摇这一根本。

古代教材的主要特征：多为原典材料，内容以人文教育为主，受文教政策、选士制度以及传统学术思想发展影响

其一，古代教材大多是原典材料。古代学校没有现代的年级、学科、课目、单元、课文之分，其教材就是经典著作，从其实际应用看，更像是学材，即学生学习的材料，这是与传统教学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传统学校教学大多是个别教学，注重学生自学、教师只起答疑、启发之功。朱熹认为，为学是学生自己的事，“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在于“示始正终”，用自己的治学经验来指导学生的学习。

其二，中国古代教材内容以人文教育为主。这固然与传统社会知识体系、认识水平有关，但更主要是受到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儒家主张德上艺下、重道轻器、重人文轻自然与技术，孔子在谈及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关系时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所编的“六经”涵盖了道德观念、语言文学、社会政治和哲学历史，是以道德义理为主体的人文文化。这种人文教育不仅为古代学校教学内容奠定了基础，还为教材编撰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教材要关注人性的涵养、人伦的教化，要关注社会与人生的哲理。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教育家中，几乎没有脱离政治、脱离社会、脱离道德而单纯讲授知识的。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强调以“道”为核心。即使是批判理学、倡导实学的清初教育家颜元也明确提出，“学所以明伦耳”。古代学校以道德教育为主，德育中又以儒家纲常伦理教育为主，其教材也与“德上艺下”的价值观一致。

其三，古代教材受文教政策与选士制度影响非常明显。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使儒家五经占据了博士官学的全部位置，其他学派的思想只能在民间私学教学。在人才选拔方面，汉代也以儒术、策问定高下，所谓“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汉代太学传经，需严守师法家法，师法即师承关系，代代直系相传，家法即学术流派，侧重于传经内容。一些有造诣的经师创立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体现在形式上即为“章句”，这些“章句”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经学教材。由于师法、家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教学与考试过程中，师法、家法之争无法避免。统治者曾数次致力于经学的统一，东汉灵帝时的《熹平石经》就是为了统一经学内容而立，也标志着汉代官方权威经学教材的确立。唐代推行“重振儒术、兼容佛道”的文教政策，在人才选拔上采取科举考试制度，设置了几十种科目，不仅有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秀才、进士、明经科，还开设了明法、明算、明字等科目，甚至开设了道举科目。宋代文教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重文轻武、尊孔崇儒，培养和选拔人才的目标和标准皆以文行为贵，形成了新的义理之学。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仍没有离开五经，但其方式由死记硬背经文注疏转向阐述儒家经典义理。如王安石变法时曾停止在进士科中试诗赋、帖经、墨义，改试经义、策论。科举内容与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教材，出现了一批体现“宋学”特征的经学教材。明清两代，文教政策上推崇程朱理学，科举考试也明确规定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且以程朱学理学派的注疏为标准。

其四，古代教材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影响至深。虽然经学作为古代教材的主体地位自汉以后一直未变，但随着时代发展、学术变迁，解释经学的注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汉代学校使用的《五经》教材，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派别的不同。今文经学微言大义，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一直占据博士官學的正统地位。古文经学派则竭力为古文经争得合法席位，到东汉末年，古文经学逐渐受到推崇，王肃所注《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以及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皆列于学官。宋代教材反映了宋代学术的发展轨迹。北宋初期，汉唐的传统经学在教材中还有一定地位，后来理学崛起，用理学思想诠释经书逐渐占据了教材的主体地位，南宋以后逐渐理学化。清代乾嘉考据学派认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与天命，无补于国事，也无补于治学。以戴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训诂考证，“实事求是，不偏重一家”，既与宋学彻底分离，但又不同于旧汉学。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之制数。”经学上这一系列变化，虽对官学正统教材影响不大，但在民间书院中，其教学内容的演变却清晰可见。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教育史，给后人留下了宝贵文化遗产，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古代教材，虽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读书人头脑，阻碍了科学文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古代教材，我们应批判地吸收，从中发掘民族文化的活力，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注：《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②[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③[清]戴震：《戴东原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年。

责编/邓楚韵美编/杨玲玲

作者：施克灿

第三篇：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特点之我见

摘要：雕塑以它特有的语言，生动而形象地记述着历史，补充着文字所无法言说的内涵，本文就中国古代雕塑艺术，详细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它有五个方面的独特的特征：实用性、装饰性、绘画性、意象性、体现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体系等。

关键词：实用性;裝饰性;绘画性;意象性;思想性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雕塑艺术历史和拥有极其丰富的、光辉灿烂的雕塑遗产的国家，中国古代雕塑在题材内容形式、使用材质上都有着鲜明浓郁的民族特色并且充满了写意传神的特点，所以称中国古代雕塑乃中国艺术的精华所在。下面仅就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不揣浅陋，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古代雕塑的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和秦汉时期，历代工匠们运用自己卓越的才能，将自己感兴趣的题材雕刻在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上，即将工艺品的使用价值和艺术性高度而又和谐的结合在一起，使其既是一件生活用品又是一件具有独特造型的艺术品。所以，在中国古代雕塑源于传统器物，并在审美上延续着器物审美的血脉。

从出土和传世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铁器及漆器等器物来看，它们都是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器物，同时又具有雕塑的造型美，在历代雕塑品中都占有着重要地位。

在我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的影响下，重礼教、尊鬼神，所以，艺术重心就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逐渐形成了传统，影响深远。[1]如象形器皿、器皿盖、把手等使用性部件雕刻成动物的形状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葬用品，如规模之大、艺术之精的秦汉雕塑之最——秦始皇陵兵马俑。

这些雕塑的实用性很强，所以也有并非是纯粹的雕塑品一说。还有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宗教造像也一样，最具代表性的佛教造像如云冈石窟之“昙曜五窟”。[2]

由于我国有着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产生了艺术的特殊性。中国传统雕塑所具有浓郁的实用性，非常符合中国人对器物的审美心理和内在的民族个性。所以我们需要借用相关审美观念从这一特定的角度去看待中国传统雕塑艺术，进而准确的把握传统雕塑的审美要求之精髓。

二、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特点

所谓的装饰性，即塑造形象时不是面面俱到地表现局部体面关系复杂性，而是把握大的整体效果，略去一些细节，同时进行夸张概括变形处理，审美以“整体之美为美，整体之真为真”。如麦积山石窟中北魏造像崇尚南方文化的影响，其衣纹处理、形象布局、塑像中具有装饰性的线条刻画，整体显现出飘逸清秀的造型意趣。

西方宗教神像注重写实，中国佛像与之不同的是，它不仅带有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的神秘，但同时又包含了一种蔼人的亲切。

中国古代雕塑品的装饰性虽然不同于生活真实，但是却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3]比如中国石刻中，经过夸张变形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西方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4]

中国古代雕塑不追求体积与空间的真实性，关注于对气势、神韵的整体把握，通过对装饰衣纹线条的节奏感与韵律美等元素的经营，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

三、中国古代雕塑的绘画性特点

所谓雕塑的绘画性就是将体面雕塑和绘画手段相结合，个别局部用绘画表现。

中国古代自从产生了彩陶，雕塑和绘画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由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不分家，从而导致了雕塑和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

在中国古代，雕塑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开始低于其它兄弟艺术门类，这主要与雕塑家的工匠身份有关。因为在古代中国一向是官本位的社会，雕塑创作不像书画艺术有官吏、文人的参与。

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以及帝王开始参与了绘画创作，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的凌驾在雕塑之上。而且他们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使雕塑具备了明显的绘画性。[5]

中国古代雕塑品的绘画性主要表现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韵律，而不是雕塑的体面空间和块面。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历代相传，至今民间匠师在进行雕塑等的创作中仍大都是先勾人物线描草稿，像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当然，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

正是因为中国绘画重线条的表现力影响到中国雕塑的风格。那种以体积为主要表现手段，并辅之以既有表现力又有形式美的线条，促使中国传统雕塑在世界雕塑中具有鲜明的东方民族风格。中国传统雕塑至汉末魏晋开始就打下了绘画性的烙印。找寻传统雕塑的审美本源，就要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特点，立足于中国传统审美的根本。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意象性特点

中国古代雕塑品的意象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高度的追求“神韵”，追求精神层面的灵与肉的“统一”。

西方绘画强调再现自然，注重外在形体的精确研究，强调比例的均衡，结构的准确，中国的古代雕塑强调内在精神的表现，以气韵生动为第一。[6]雕塑家往往根据自己观察体验的印象为依据和根本，然后根据自己的想象力，经过主观的加工美化，形成别具风格的艺术形象。因而，经过雕塑家再加工的这些形象和客观对象是有偏差的，它不是客观对象的复制和再现，而是一种再创作和创造。

中国画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都注重写意、写神、写心，强调灵性、意趣、一种气韵，创造手法不拘泥于事物本来的面貌，适当的夸张变形，但又不完全脱离现实，这是一种情与理的结合，这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在造型艺术上的体现。[7]

中国画作画不画光影，色彩也只画固有色，造型和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重要的都是放在物象的“神韵”上。所以，如果按照西方的解剖透视色彩等来欣赏品位中国画便是一无是处。

然而，中国古代绘画和雕塑乃是同胞兄弟，在漫长的几千年的文化史里它们互相补充，紧密结合。经过几千年的岁月沉淀形成了以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的发达与持久装饰。

出于上述原因，也就不难理解，雕塑同绘画一样，主要表现“神韵”，这便体现了雕塑具有意象性的特点。

中国古代雕塑多从感觉理解出发，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的艺术享受。采用夸张变形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的手法，为了使雕塑作品给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雕塑家甚至采用抽象的方法来突出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区别性特征。我们可以说，这也算是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意向性的特点——语言精练的艺术特点。

中国古代雕塑对意向性的追求中，以“形”写“神”是一个重要途径和理念。

中国古代雕塑的核心是重“艺”、重“神”、不重“技”。他们强调精、气、神，有所谓的“传神写照，尽在阿睹中”一说法。所谓意象，“意”在形上“象”在形下，非具象亦非抽象。它依附于客观现象，但绝不是事物的表象，他是对物体的长期感悟，是内心的对生命的升华。意象，只能情之所至，心至所向，意至所归，方能尽显象与形，达到“超以象外，得以环中”的境界。

中国的绘画艺术讲求“书之录道，神彩为上，形质资之”、“风骨气者居上”。中国古代画论曾将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作为艺术的重要准则。我个人认为，其中提出的所谓“形”也就是指外在的动作、表情、语言，所谓的“神”也就是通过“形”所传达出来的内在思想、感情、性格。

中国古代雕塑造型艺术自彩陶纹饰、青铜纹样起就非常注重意象传达。中国古代的每一个雕塑都饱含着文化的内涵和造型上的深刻理解，他们并不刻意追求严格的比例和解剖，也不去追求外在形象的精确和酷似，而是重视情感的感受与体验，他们都强调一种灵性、一种意趣。

以汉代的佣为例，比如成都出土的东汉《击鼓说唱佣》和重庆出土的东汉《说唱佣》，就是“以形写神”的很好的例子。他们动作夸张，说唱间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那个《说唱佣》昂头耸肩，一个肥大的脑袋，似乎就安在肩上，使人难以看到其脖颈。他短小的双手、出奇的胖硕、突出的眼球和滑稽的舌头，所呈现出的场景不免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五、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最终体现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在中国古代雕塑品中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完美的体现。中国有许多的哲学思想。比如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家。这“百家者流”的思想各不相同。比如儒家哲学尊天命，道家哲学则崇自然。宋代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完善则为当时的人树立了一个有时代特色的世界观和对精神美的理解，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人生观价值观体系。[8]

中国古代雕塑品如何体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呢?因为雕塑艺术是直接刻画反映人的艺术，由外在的气质、神态，动态造型色彩，来体现其内在精神和情感。雕塑艺术受同时期哲学思潮的影响是深远和全面的。

受儒家哲学影响，中国画和雕塑具备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表现的中国艺术的崇高、壮丽、典雅、庄严肃穆的儒家风格，和受道家哲学的影响而表现的稚拙飘逸、雄浑古朴、淡泊天真的道家哲学思想的风格。[9]

中国古代的佛教造像、陵墓雕刻一般具备了儒家风格，以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龙门奉先寺大佛为典型，它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典雅的风格，而明器艺术中的俑、动物雕塑多属道家哲学所影响的那种追求自然、生机的风格。

宋代雕塑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世俗化表象背后的经典哲学境界所散发出的永恒魅力，其经典哲学精神的影响才是支撑宋代雕塑艺术高格调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源所在。

中国画和雕塑有意反朴归真、退熟还生，追求一种内在美的哲学精神境界[10]，所以，我们更应该了解这些知识以便我们更好的用准确的眼光欣赏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雕塑。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雕塑的特点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在中国文化艺术中，中国雕塑之所以能独具风格、一枝独秀、卓然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是因为中国古代雕塑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而且在世界雕塑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所以，当代中国雕塑的创作，应在固有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要求我们一方面继承本土雕塑的优秀传统，从中汲取营养，也包括借鉴其他的传统艺术形式，另一方面也要大胆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创作理念、新型的创作材料和新颖的创作形式，为我国的雕塑艺术添砖加瓦、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1]李福顺.中国美术史(上、下册)[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2010.

[2]张长虹.中国古代美术史纲[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3]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4]田自秉著.中国工艺美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