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思修论文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的人生思修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秦旺兴踏上了国家为他设定好的职业路线，进入了一家橡胶厂当化验员。他本以为能在这个老国企里安然度过一生，却没想到自己的体制内身份在20年后将不复存在。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命运会经历怎样的浮沉？秦旺兴37年的人生经历或许能让今天的我们获得一点启示。

第一篇：我的人生思修论文

曾庆瑞：我的人生“八字”是说话、写字、读书、行路

曾庆瑞老师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该校广播电视文学系创系主任。他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语言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电视剧等诸多领域，为创建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体系作出卓越贡献。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08年被授予“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称号。代表作有《曾庆瑞赵遐秋文集》(18卷，2017年，与赵遐秋合著)《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集》(25卷，2018年)等。

2018年11月7日下午，我们来到曾老师家中。初入家门，我们便聞到一股书香气息——屋子收拾得优雅、整洁、有序，客厅一侧的两排书柜满满当当，成套的《大百科全书》、一套一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鲁迅全集》《胡适文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陈映真全集》，以及诸多现代文学名家的全集和文集，还有一个三层小书柜里150册左右的曾老师夫妇自己的学术著作，格外醒目。

曾老师将曲折而丰富的过往，向我们娓娓道来。

一、“北大中文系是我的学术故乡”

1937年，曾庆瑞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学就读于武汉一中。那时的他已经初露才华，对文学、写作充满了兴趣。高中一年级时，在《中国青年报》《长江日报》发表过文章。

1956年高考时，曾庆瑞成绩优异，顺利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年制本科毕业后继续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袁家骅教授研究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学史，历时4年。本科毕业前一年，他就投入了大型科研项目《汉语发展史》的写作，承担语音史的定稿工作。期间，与赵遐秋合作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与语言学家陆志韦先生、王力先生讨论学术问题。

在北大学术氛围熏陶中，曾庆瑞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积累了一个学者应有的知识、胆识，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几十年过去，他一直感恩不尽，将北大中文系定位成自己的学术故乡。

在北大，曾庆瑞还收获了爱情，与同班同学赵遐秋相知相爱，至今相伴60余年，伉俪情深，生活中相互扶持，学术上相互鼓励。

袁家骅教授严师慈父般的教导给了曾庆瑞终身难忘的印象和影响。“家骅教授对学业要求特别严格，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的研究成果都能成为砖头般的大著作，我时刻不能怠慢”“做学问要有野心，要敢于超越前人”“我相信你，无论做什么，哪怕从零开始，你都不会落在别人的后头。”袁家骅老师的这些话语，一直萦绕在曾庆瑞脑海中。

二、“我这大半生，社会职业就是一名大学教师”

“如果人的生命可以重来，我将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曾庆瑞在书中写道，“我这大半生，社会职业就是一名大学教师。”

1965年，曾庆瑞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任教。这一教，从青丝到白发，整整50年。2015年78岁高龄时，门下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他才完全结束了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半个世纪里，除了“文革”10年，他有40年在教学第一线跟学生在一起，先后开设了各层次、各种类的课程22门，其中许多为全国首创。

曾老师把教育当作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曾老师的第一个硕士生卢蓉老师回忆说，曾老师讲课非常有激情，他妙语连珠、感情充沛，特别具有感染力。早年随堂听课的前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等人回忆，听曾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将课堂笔记稍加整理，就是一篇论文。不少毕业生表示，真想再回到课堂上跟曾老师一起朗诵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名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2005年12月，一堂解读电视剧《秋白之死》的课程因其精彩被列入当年的北京名师课。那本来是讲给本科生的一堂新课，没想到除了30位本科生，还来了不少硕士、博士和院里的一些青年教师，一共50多人。讲着讲着，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一些学生被感动得满眼泪花，以致于讲到瞿秋白烈士就义时大家突然就哼起了《国际歌》。那次经历让曾老师和在场的所有师生都永久难忘。

曾老师非常爱自己的学生，他甘当人梯，愿做铺就学生未来之路的一颗石子。曾老师有自己一套培养学生的方法：大量读书，也观看最新的电视剧，并积极投入创作、科研实践中去。他尤其注重对实践案例的分析、评论，让学生能够参与到电视剧艺术的创作评论实践中。卢蓉老师对此深有体会：“这样的培养方式不仅传授了学生学术理论知识，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水平，它是曾老师的一个教学特点，同时也是培养艺术学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一个优点。”

杏坛50载，曾老师可谓桃李满天下。从本科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从博士到博士后，一年又一年，眼前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宽严相济、治学做人的培养理念。在网络资源不发达的20世纪90年代，曾老师经常给学生送去成捆的书籍资料，关爱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提及学术，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李胜利甚至用“厉害”来形容，每一篇论文都需要反反复复无休止地修改，稍有“不慎”，便会被当面批评，古语有“严师出高徒”之说，曾老师则认为：“教之严，爱之切。”

“做学生的挚友、诤友和畏友，教学生做一个真善美的人”。日复一日，既有言教，更有身教，在接力传承中，“曾门”逐渐蓬勃壮大。他教过的学生，如今活跃在影视、新闻各条战线，很多已成为领军人物，成绩斐然。大家时不时也会和老师聚在一起，讨论学术、交流思想，其乐融融。有学生满怀深情地说：“能成为曾老师的学生真是一种福气”“曾门一日，足以让我们荣耀一生”“我们人在四海，家在曾门”这已经成为曾门弟子的共同理念。

日前，曾老师夫妇将1350万字、25卷学术长卷《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集》赠与校图书馆和学生弟子，并将其命名为“接力”，其寓意深厚，既是近30年的学术成果的倾囊相授，也是治学精神和使命担当的接力传承，寄予了他对后来者的诚挚期望，希望年轻一代学者继承发扬薪火传承的治学精神，在新时代为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建功立业。

曾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广播电视文学系主任李胜利教授说：“曾老师在我眼中是有坚定的学术信仰，笔耕不辍，敢说敢写，不随波逐流，不轻言放弃，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希望能从精神上接曾老师之力，上好课，写好文，做好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学生，成全学生，为学科、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

三、勤奋著书，做学科的拓荒者

纵观曾庆瑞老师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不论是在语言学、文学还是广播电视艺术学等领域，他一次次从零开始，并且学会融会贯通。他的同门、同事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高鑫教授这样评价：“曾先生从零开始，学则专，专则通，通则成果累累。”这种钉子精神着实让人钦佩。

曾老师早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撰写并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简明教程》《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评传》《中国现代140家小说札记》《竹林小说论》《新编徐志摩年谱》等多部学术论著。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迎来繁荣与发展。在学校的要求和部署下，曾庆瑞老师和语言文学部的同事们，筚路蓝缕，艰苦跋涉，于1993年创办了广播电视文学系，成为广播电视文学系的创系主任。他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电视剧史论的研究上来。创系之初，在资金、设施、师资队伍都极其欠缺的情况下，他与同事们一起研究探索，很快就有了很大的发展。1993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电视文学方向的四年制本科生，1994年、1999年先后招收了第一届广播电视艺术學专业电视剧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他们组建教师队伍、编写教材、探讨教学培养模式，一路拓荒，在同类高等教育中走在了前列。经过几十年的拓荒耕耘，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专业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学科，电视剧研究实力亦不可小觑。正如袁家骅教授评价曾庆瑞“将来无论干什么，哪怕从零开始，你也不会落在别人的后头。”

曾老师的书房里6层高的大书架共有十几个，书架上、地上、书桌上都是大部头书籍，文学、哲学、文艺学，分类明确，多而不乱。书房的一个角落整整齐齐码放着各个时期的电视剧影像资料，涵盖之广，令人称奇。曾老师告诉我们，退休前，他经常凌晨2点之后休息，很早就起床，除了中午小憩，其余时间都在工作、读书、写作、研究，他笑谈：“我是属牛的，操劳惯了。”

在这间不大的书房里，我们感受到了钻研与勤奋。李胜利老师回忆：“老师写稿子很多，一直用手写，手上捏笔的地方很早就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曾老师自己内心也有一种信念：“倘我生存，而且清醒，我的生存方式就是写作。”

出版25卷本《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集》是曾老师几年前就萌生的想法，以期完成“当前急需的、重大的、焦点的学科理论著作”。这一套书写作了28年，总字数多达1350万字，系统集结了曾老师自1993年从事电视剧研究以来有关中国电视剧艺术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四、守望精神家园，让艺术回归心灵

“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的名言，也是曾老师守望精神家园的初心。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都在转型、转轨，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乱花渐欲迷人眼”，在电视剧文艺领域，出现了不少缺少精神灵魂，片面追求娱乐效果和经济效益的病态文艺作品，带来了低俗、媚俗之气，解构经典、模仿跟风也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常态，劣质文化产品在不知不觉间腐蚀着国人肌体，也冲击着社会主流价值观。

曾老师多年来时刻关注文艺思潮的动态，文学、艺术、电视剧几个领域多年的摸索让他既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也让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与思辨力，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驱使他追求真理，百折不回。早在1998年，曾老师就提出了“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的学术命题，明确指出泛娱乐化正在导致人文关怀的消失，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思索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文化事件。四年后的2002年，曾老师先在本校的国际论坛上，接着又在长春电影节的高峰论坛上，随后在《文艺报》上，举起了“保卫国家文化安全”的大旗，呼吁影视界警惕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从此，这两句振聋发聩的心声伴随曾老师奋战在中国文艺界。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明确了电视剧文艺批评的方向，曾老师紧跟时代脉搏，不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对于学界、影视界的某些所谓“权威”人物和“专家”，他敢于质疑，善于质疑。《杀一杀亵渎文学名著和经典的歪风》《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和否定性不容忽视》《如果美丑不分，以“丑”为“美”了，我们也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艺术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混沌和迷失》《文艺风尚的低俗和社会生活的乱象》《“笑”的艺术审美和“娱乐至死”》《二人转是“白菜豆腐”吗?》《用法治的利剑剜影视文艺的烂苹果》《好的文艺批评也是剜掉文艺烂苹果的正义之剑》《今天再说文艺批评是科学》《2015，资本撕裂了影视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卖就卖他们”——捅破窗户纸看“鲜肉”“小花”背后的真相》，一篇篇文章，直陈时弊，专捡“硬柿子”捏。对于许多文化现象，曾老师的评论没有停留在事物本身，而是借助其深厚的学养，让每一段文字有价值、有深度、给人以启发，其中包含着学者的严谨与智慧。翻开《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人们也能感受到老人的个性与精神：既有广泛的阅读与深厚的挖掘，也有求真求实的人品与文品，还有一股敢于质疑，锲而不舍的韧劲。

“面对真善美，我礼赞有加;面对假恶丑，我批评不留情面;遇有那病态的文艺思潮和劣质的文化产品危害于社会，我一定严肃批判，该鞭挞时就出手鞭挞”。曾老师的话语掷地有声，他最大的愿望是“兼济天下”：让文艺植根社会现实，塑造审美价值，引领人民感悟世界;让文化兼具真、善、美的品格与价值;也让自由、民主、和谐的人文精神之花在电视剧世界，在文艺领域盛开。

五、75岁去南极旅行，背着行囊走在路上

曾老师一生都在读书，小学四年级读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六年级读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中学里读苏联小说、鲁迅和郭沫若还有诸多现代文学家的作品、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到了大学，更广为涉猎，古今中外文史哲，多有披阅了。最值得记忆的是，为了写作学位论文，卷轶浩繁的《古本戏曲丛刊》《音韵学丛书》《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清末切音字运动资料丛书》，他都精读、做卡片、写笔记。他甚至背记《说文解字》和《方言》。曾老师的爱人赵老师还告诉我们，后来，她亲眼见证了，曾老师还以惊人的毅力，在10来年的时间里，浏览了一遍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那可是74卷1.264亿汉字的一部大书啊!

“相期更看水流处，步履未倦夸輕翩。”曾老师除了在学术上保有旺盛的精力，在生活上也充满激情，跋山涉水，步履不倦。“旅行”一直被曾老师视为一种特殊的“行路”方式。他经常说：“我就是一个背着行囊走在路上的人。”这个行囊，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和亲近，更有对艺术生命再延伸和拓展的渴望。不同于“旅游”吃喝玩乐式的体验，曾老师认为，“旅行”更具有徐霞客式的探索，包含着阅历的丰富和文化素养、人文情怀的提升。68岁前往托尔斯泰庄园朝圣，75岁去南极旅行，76岁去北极探险，78岁徒步行走湖北恩施大峡谷，79岁走进罗布泊，81岁从开罗到阿斯旺再从阿斯旺到卢克索寻访古埃及文明，其间有过连续飞行27小时的辛苦行程，既经历了南极和北极冰海冰原的严寒，还有43度高温下的沙漠里的炙烤，更有风雨兼程徒步跋涉近9000级石阶的艰难……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75岁南极探险旅行的经历中，在南极穿梭巡游轮船上，遥望岛上沿岸冰层底下黑色的一层，仿佛是天上的一条街，那里有街灯、码头、行人……这让曾老师想起了郭沫若那首《天上的街市》。每每登上冰岛，看成千上万的企鹅，行走嬉闹，他就觉得，那情景仿若一幅《清明上河图》。到达南极时，曾老只觉得面对眼前的一片冰雪世界，人世间的一切纷纭繁复、恩怨取舍都忘却了，当你静心下来时，仿佛眼见的一切都可以纵情想象，在艺术想象的世界里驰骋飞腾。为此，曾老师还有意识地将旅行经历进行提炼、积累，使之成为剧本创新、游记创作的生动素材，《南极风情画》就是一个这样的成果，目前这部10来万字的小说详细大纲，还有待进一步演绎，使之更加丰富耐读。破读万卷书，践行万里路，“旅行”让他的人生、学术生命更加年轻。

曾老师表示，自己现在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自由创作中了。计划要完成的，包括小说、散文、游记等，当然还有影视剧本。此外，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和朋友、学生们共同合作的许多好项目也正在落地生花。

说话、写字、读书、行路，是曾庆瑞老师的人生八字诀。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曾老师的艺术创作力依然正青春：“我希望，我现在很好的状态——身体很好，精力旺盛，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语言充满活力，工作效率很高，能够至少再保持10年!”

作者：尚新英 吴荟荟 王雷亭

第二篇：我的人生拐点

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秦旺兴踏上了国家为他设定好的职业路线，进入了一家橡胶厂当化验员。他本以为能在这个老国企里安然度过一生，却没想到自己的体制内身份在20年后将不复存在。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命运会经历怎样的浮沉？秦旺兴37年的人生经历或许能让今天的我们获得一点启示。

文革后第一次高考

1977年，我17岁，在安阳林县的农村老家务农。

那年的9月份，我和许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一样得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因为身在农村，消息闭塞，所以从坊间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都将信将疑，却不知道这已是国家改革开放前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我平时没有别的爱好，就是爱读书。“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说得太功利了。对我来说，读书是顶有意思的事，书里面的东西可远不止这三种。那时别人忙完农活喜欢聊闲话、扯闲篇，我却只爱一个人静静地看书，琢磨书本上的各种知识，特别是数学和物理。虽然高中只上了两年，老师和同学也都没把心思放在课堂上，但我因为自己的这个爱好，许多课业还没有荒废。所以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自然兴奋异常。那时的我心里就一个想法：如果能上大学，就是让我死了也心甘情愿。

由于教育资源匮乏，当时有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村里的一些高中生毕业后又回来成为高中老师，所以有许多老师也和我们这些学生一起报名考试。这次高考报考对象除了有我这样的应届毕业生，还有这些“小老师”以及“老三届”，考生年龄差距之大应该是创下历年之最了。这也越发增加了考试复习范围的不确定性。离考试只有两三个月时间，要考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五个科目（其中理化为一张试卷），大家却都不知道考试范围。托别人买了郑州九中出的几本教材之后，我就赶紧投入复习，但其实心里却依然没底。

不怕时间紧、任务重，就怕没有时间。1977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仍未褪去，农民每天要干早上、上午和下午三晌活儿。那时村里在造梯田，大家用独轮车往山上一趟趟送农家肥。为了挤出下午和晚上的时间瞧两眼书，我只能早上和上午干得卖力些，虽然要忍受体力与脑力的双重压力，却觉得这样的日子无比充实。

冬天临近，高考转眼就到来了。12月8日是开考的日子，凌晨五点，比我远十里地的几个同学到我家叫我同往。我们带着被褥和干粮启程，前往十五里地之外的考点。

当年高考的情形历历在目。在破旧的教室里大家都在认真地盯着试卷作答。没人作弊，没人这样想，更没人敢这么做。当时身在考场的我们并不知道，由于国家物资缺乏，临时把要印《毛泽东文选》的纸张拿来印高考卷子，更不知道全河南省有7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高考，最终录取了不到1万人。考试持续两天，第一天晚上老师安排我们这些考生睡在麦秸上，早上起床大家头上衣服上都是麦草，可谁也顾不上啥形象了，随便拍拍打打就赶紧开始第二天的考试了。

现在我还能够回忆起一些考试题目。作文题目是二选一，我选了《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数学考了积分cosx，物理考了1焦耳等于多少卡……等等。对于现在“十八般武艺无一不通”的高中生来说，这些试题肯定都是“小儿科”，但是对于当时不少高中时荒废学业的同学来讲就大不相同了。大家考完一交流，对自己能不能考上一点把握也没有，心都是悬着的。

考完试问考场老师，什么时候出成绩，什么时候录取，他一概摇头说不知道。于是大家也都悻悻然离开考点回家赶路了。

回到家里我和那些同学一样都该吃吃该喝喝，该干活儿就干活儿，早已把高考的事抛到了脑后，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农村娃不像下乡的知青那样希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高考对于那时的大多数考生来说，就像一颗小石子投到湖里，激起过一阵涟漪，但湖面最终将恢复平静。

乡里第一个大学生

元月份的一天，临近春节的时候，村里的一个电话打破了冬日的宁静，带来了高考后的第一条消息——通知我去参加录取前的体检。那时我们村就一个电话，接到电话的人兴奋地一路小跑来家里通知我。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地合不拢嘴。因为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更是整个乡当年唯一的大学生（后来才知道又补录了一个焦作矿院的学生），甚至几个“老师”们都没有考上我这个学生却考上了。这个时刻也成为我和父母生命记忆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我最终被开封师范学院化学系录取，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大学。当年的高考不像现在，考前报名时就要报志愿。我一个农村娃哪里知道啥大学出名、啥学校适合自己呢。家里有本开封师院学报选编的《毛主席诗词》，我喜欢动不动就拿出来翻翻，只对这个学校有印象，所以最后就报了它的物理系和化学系。

那次体检结束时天已经快黑了。县城里的龙山宾馆一晚上七八毛钱，但对于我这个不挣啥钱的小毛孩儿来说，还是太贵。为了给家里省钱，我咬咬牙准备走夜路回去。回去的路有二十五里地，还净是山路，走得我心惊胆战。那天没有月亮，到处都是黑魆魆一片，我走了十几里路之后既害怕又疲累，实在走不动了，就摸黑改了路线去附近的姑姑家住了一晚。

我现在有时候会想，自己到底凭什么考上了大学？是聪明吗？可是当时比我聪明的同学有的是。答案毋宁说是勤奋，或者用心吧。我虽然从小就不是个安生孩子，但是都会先把学习上的难题弄懂之后再“调皮捣蛋”。后来文革闹得凶的时候，学校根本不上课，上了也是瞎胡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都会坚持看书和思考。这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使然，另一方面是得益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也正因为此，我才能顺利考入大学。

大学记忆

1978年3月5日这一天，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当年整个开封师院录取了约一千二百人。我们化学系有两个班，共一百二十人。我对数字特别敏感，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学号是770938，而这个学号也是后来的毕业证号和学位证号。学校第一年用的是自编的油印教材，到第二年各个学科的书本教材才陆续发下来。当时我们一周休息一天半，可是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周六下午、周日晚上也要自习。对于这样的高强度作息，当时的学生里没有人抱怨。一是因为当时的“诱惑”少，但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求知欲极强，都希望多学点知识，在学习上特别主动。除了极个别年纪大点的会去谈个恋爱，剩下的同学都把业余时间放在学习上了。

学校给每人每月发28元补助，给男生发31斤粮票，比女生多3斤。这个补助在当时已经很“给力”了，一个工人的工资也就每月40元。家里比较困难的同学还能省下来寄些钱给家里。那时哪里有“五一”、“十一”各种假期，除了寒暑假，一年中余下的时间都呆在学校里。有的贫困生为了省路费甚至连寒暑假也不回。

我是我们班最小的学生之一，班上还有比我大十二三岁的。可能因为“代沟”的关系，我与他们生活上来往的比较少，大部分时间还是沉浸在数理化的世界中。这个小世界已经足够我乱“扑腾”了，丝毫没有多余的精力消耗在其他事情上。谈恋爱更是没有想过，当时有部电影叫《第二次握手》，我看到里面稍微亲密点的画面还会脸红心跳。

就这样，我在教室、自习室和实验室里过完了我的大学生活。也许现在看来清苦而单调的日子，那时的我却以为丰富而甘美。现在回望我的大学生活，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独立人格、科学精神的养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提出的这句思想原则，在文革后恢复的大学教育中并没有被丢弃。在大学的四年里，我确实尝到了理性思考的甜头。

30年前的空调房

1982年元月18日，我们77级学生毕业了。当时国家有个口号是“为党和人民工作40年”，而所有毕业生包括我自己，心里想得都特别单纯，就是国家培养了我们四年，确实应当为国家干点实事儿。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的大学生少，国家对大学生极为重视，我被分到xx市，人事部说整个市化工行业的工厂随便挑。就这样，我来到了xx市第一橡胶厂。

第一年实习期，我从工厂的化验员做起。实习工资每月45块钱，转正之后每月54块，比1958年参加工作的老师傅工资还高。刚到厂里那会儿，好多厂里的工人师傅来看“稀罕”，想看看大学生到底啥样。其实还是“人”样，没有三头六臂。但那时连中专生都少得很，被大家看作“香饽饽”，更别提大学生了。

当时国家对人才和技术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和搞技术的知识分子受到普遍的优待。大学生工资水平比普通工人高出一大截。单位分房，我们这些人排号都排在中层领导干部之前。工程师和高工比厂里同级的行政官员待遇好、受尊重。下面两个侧面的例子也可以佐证。当时夏天车间里造轮胎的硫化过程释放很多热能，厂里为了降暑，先给我们技术人员的办公室装了空调，在三十年前这是连许多厂领导也没有的待遇。那时的空调还是窗机，又大又笨重，开了之后由于共振嗡嗡作响，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当时空调的轰鸣和震颤。而我当时能娶到老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是大学生。当时的我邋里邋遢的，汗衫破了大洞依然大摇大摆地穿上丝毫不觉得害臊，想必光靠这形象难以引起姑娘的好感。

那时工厂一星期只休息一天，就这一天还经常用来加班。闲暇之余，别人都会去舞厅或者打扑克放松，但我实在不爱凑这些热闹，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看书。所以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后来结婚，我爱人都说我不够浪漫，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现在想起来我对家里很是亏欠。我生性不喜欢孩子，嫌他们闹腾人。1986年我儿子出生，那时我爱人把孩子交到我手里让我帮忙抱一会儿，我却把孩子丢到床上，觉得哭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就独自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去了。

波峰与波谷间的激荡

从1982年到1988年，厂里的形势一片大好，利润率持续上涨。但是到了1989年，国外对中国的商品进行制裁，许多工业企业的产品都滞销，我们厂也渐渐走入了低谷，利税从之前的1000多万/年下降到了300万/年。

1994年，我从工程师升为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厂里的技术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既搞技术又抓营销。在与客户的频繁接触中我发现，当时产品的过剩功能很多，但其实消费者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局部过剩功能。产品的寿命协调一致就可，不必非得追求个别部位使用时间越长越好。我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改良了技术之后，为厂里节省成本400万/年。很多因素促成了这次的效益提升，我将其中的重要原因归根于到复旦学习了两个月的西方经济学。学到的知识，加上自己的思考，再与日常工作实践紧密结合通过某种奇妙的发酵过程后，产生的就是让人兴奋的效益提升。

1996～2000的这五六年，是我人生最引以为傲的时间段。一件事能给自己带来的自豪感可以持续多久，因人因事而异。高考成功或许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我身上难以抹去的标签，但这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此前的学习阶段我一直在向社会索取，并未贡献自己的才与智。当我真正用自己所学切切实实做了一些事情之后，终于明白付出带给一个人的快乐，更明白了知识的巨大作用。

然而，快乐从来就是短暂的。由于所在行业的门槛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民企进入这个行业。原来的行业大厂，由于机制原因，从北京、天津、青岛到上海、武汉，都陷入难以翻身的境地。我所在的橡胶厂在这种难以逆转的大势面前也不能例外地进入“休整”阶段。1998年，我们厂被市里选为国企改革试点企业进行改制。作为市属企业，此番改制只是翻牌，运营机制却没有变化，负担依旧沉重。负重前行到2001年春天，企业终于撑不住而“停摆”了。到现在厂子仍像一摊烂泥一样堆在原地，无人理睬。只有十几个老工人留在工厂里看大门，每月领五六百块钱过活。

2000年春节，我检查身体发现得了糖尿病，到第二年春节时，瘦了近20公斤。我看自己实在不能带病工作，于是决定休息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却传来厂子停产的消息，我的整颗心一下子被揪起来，身子像掉进了冰窟窿里。我当时想，这下我可真是要和厂子一起“休息”了。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话不单可以用来形容一个政权的勃兴与覆灭，形容一个国有企业的兴衰也同样切中要害。在橡胶厂工作的这20年，是我毫无保留奉献青春和激情的20年，更是我不断实现人生价值的20年。然而这一切结束得却那么突然，让人怅然若失。就像千千万万个下岗工人一样，我一时难以从这种戛然而止的进程中抽身，只能竭力停止自己前进的惯性。在怅然若失的情绪中，我每天都在琢磨，一个存活了四十多年的大厂何至于此。当我终于想明白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市场经济大潮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时，我释然了。

“出走”之后

孩子还小，家庭还需要我来照顾，我不得不另谋出路。2002年到现在，我辗转于三个不同的民企，为这些老板管理他们的公司。不白挣别人的工资，是我打工的一个原则。我利用自己在国企炼就的生产技术管理技能及从管理书籍中学到的知识，再根据实际情况融会贯通，使这三个企业都获得了超越以往的利润。这其中的一大功劳就是当初看过的许多管理学书籍，例如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彼得·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迈克·波特的《竞争战略》等等。

回望高考后的这三十多年历程，支撑着我一路走过来的竟是当初那个不起眼的爱好——读书和思考。这37年中，我体验过大喜大悲，也经历过大起大落。幸运的是，在人生的拐点上，我未曾感到迷失，因为这个爱好却一直伴随着我，未离我而去。“身不饥寒，天未曾负我；学无长进，我何以对天？”我常以《围炉夜话》中的这句话扪心自问。虽然我今年已五十四岁，这句话也并未失去其效力，时刻逼迫着我不要怠惰。也许我会一直问下去，直到终老那一天……

作者：口述/秦旺兴 整理/李丹

第三篇：教育研究共同体：我的比较教育学价值判断与人生

这就是我最初进入研究领域的历程。研究的过程这么美，在事实与价值、现象与理念、经验与超验、具体与抽象之间探索并联结。或许，那正是莫奈创作《日出》所站立的位置。

1995—1998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硕士，学习比较教育学，师从杨汉清先生。杨先生和福建师范大学吴文侃先生主编的《比较教育学》，是极有影响力的教材。

杨先生希望我研究比较教育学方法论，我正好困惑于其价值判断问题：研究者能否对所分析的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价值判断？譬如，能否判断一种教育比另一种更好？如何排除价值观介入可能带来的研究偏差？就这样，“比较教育学的价值判断与研究范式”成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

从赵中建、顾建民选编的那本《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中，我得以概览诸多比较教育学前辈对方法论的思考。同时，跨学科视角为我打开一个更为广阔、有趣的世界。我沉浸在这个世界，在图书馆和书店广泛搜罗和阅读其他比较学科的著作：比较文学、比较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历史学。我探寻这些学科对价值判断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探索将这些理论迁移到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可能性。

对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价值判断，我看到“价值无涉论”与“价值有涉论”。

我将实证主义取向、持“价值中立”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归入“价值无涉论”。价值无涉论者将19世纪兴起的实证科学作为遵循的范式，崇尚客观实在性，强调“价值中立”，英国比较教育学者洛瓦利斯对此主张做了生动比喻：比较教育学正如航海学似的，航海学并不涉及船驶往何方，而只是教以风的方向、潮流状态、岩礁和海滩[1]。但“价值中立”的观点忽略了教育研究与文化价值观的密不可分。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选择、分析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带有他的兴趣、情感、价值观念及知识结构的烙痕，并非“价值中立”;研究对象在获知研究者的意图、目的后，可改变自己的日常行为，从而影响研究资料的客观性和理论预测的准确性;研究对象还会反作用于研究者，亦非“价值中立”[2]。

“价值有涉论”则包含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研究范式。用“坐井观天”来隐喻普遍主义是恰当的，“井”的确是“观天”的视角之一，只不过不是“观天”的唯一视角罢了，应当承认还有其他“观天”的视角。我将比较教育学领域的从属理论归入普遍主义范式，乃在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拉丁美洲的从属理论有如此假设：从属社会将通过仿效欧美发达社会步入现代化。1984年第五届世界比较教育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即为教育的从属性问题。

在我独立阅读、思考和写作的初期，“文化相对主义”是我为之兴奋的范式，几乎要将它作为我思考比较教育学价值判断问题的答案了，对它那个无法逾越的理论悖论，我打算如鸵鸟般不予理会。“文化相对主义”范式一扫普遍主义定于一尊的霸权态度，提出每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而没有理由用调查者自身所属文化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绝对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3]。朱熹主张的“以他说观他说，以物观物，无以己观物”[4]，简直就是中国式的注脚。英国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就是用这样的原则写作《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的。但是，相对主义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理论悖论：其口号“一切理论都是相对的”，是一个全称判断，本身是绝对的[5]。同时，相对主义发展到极端，易于构成逃避公约制约或制裁者的任性乃至专制的口实和

依据[6]。

我就是将这种思路和困惑带到杨先生府上向先生请教的。先生照例坐在书房的靠椅上，闭目听我陈述思路和观点。待我陈述完毕，先生和我热烈地讨论他的三个主要商榷意见：首先，普遍主义固然不足取，可是它对世界可知和真理存在的观点，值得肯定;相对主义否认世界可知，否认人类历史存在共同的规律性和统一性，不可取。其次，既然相对主义理论本身便有先天不足，存此悖论，那么，“你怎样解释这个悖论？”最后，如果将相对主义范式用于比较教育研究，那是否意味着在一个研究论坛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然后就结束了？真正的对话如何进行？”我是这样回应第一个问题的：世界的奥妙永远不可能完全由人类探知，绝对真理也不存在—即便存在绝对真理，如果人类永远无法企及、穷尽，它的意义何在？我们交流、论争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没达成共识，但杨先生已然把我这只鸵鸟从沙堆里揪出来，直面相对主义的理论悖论，以及思虑“各说各话便结束”式的比较教育学研究是否恰当。

不固守先见，就会为其他的可能性打开大门，而且，似乎从相对主义往前再走一步，当我找到以阐明立足点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解释敞开时，就到达了文化多元主义。跨学科的概念、隐喻为我探究这个范式产生极大启发。

例如，引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可以将教育问题视作有待解释和理解的文本，我提出比较教育学研究是视界的融合，阐明立足点便可以开展解释，做出价值判断，同时承认其他不同解释存在的可能和价值。在这一点，艾德勒、米达尔及比较宗教学家埃里克·夏普都有论述，与主题最切近的当属日本比较教育家冲原丰，他与同事曾就116个国家对学生的体罚问题做过比较分析，将之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基于严格的基督教人生观，允许学校对学生施行体罚，为“英美型”;二是基于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禁止对学生施行体罚的“大陆型”;三是从重视自觉纪律的立场，禁止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罚，这就是“社会主义型”。如果将立场确定为“尊重基本人权”，就可以做出价值判断—“大陆型”最妥善[7]，同时为其他立足点、解释与价值判断敞开。立场，就类似于金克木先生隐喻的研究者在文化比较中戴的“镜片”。

例如，解释中的“先见”与“误读”，我借自比较文学领域。我很喜爱读乐黛云等主编的论文集《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方普遍性中的误读》，它不由分说将我拽入奇妙探险，那是浪漫奇异的历史、轶事、传说、神话与条分缕析的理性交织在一起的旅程。比较探究领域充满“先见”与“误读”，一个生动的例子是马可·波罗在游历东方的过程中寻找“独角兽”的故事。“独角兽”是欧洲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它看起来很温驯，像一只头上长着触角的白马。马可·波罗带着对发现“独角兽”的预期，在爪哇见到一种额头上长角的动物，他认为那就是他想象中的独角兽：它们不是白色，而是黑色的;它们长着野牛一样的毛，像一般的大足;触角是黑的，而非白色;舌头上满是刺，头看上去像野猪，简直奇丑无比！他还告诉读者：独角兽并不如想象中的温驯。事实上，波罗所看到的是犀牛！但当他本能地试图用他过去熟悉的想象（先见）来看待犀牛时，他没有能力指出他看到的是一个新动物（误读）[8]。比较教育学中也有先见与误读，而且误读既可能有消极意义，也可能有积极意义。例如，对科举制的利弊，我们比较熟悉，而伏尔泰、欧洲传教士笔下的科举制，不仅杂糅着异国情调的浪漫之美，还充分表达出评论者的崇敬之情——科举制不仅限制皇帝对权力的独揽专制，其从法律层面也可保障人民的生命、荣誉和福利。这里有误读，但这种对科举制的浪漫误读，成为欧洲改革文官制度的源泉，正如巴斯蒂在《中外比较教育史》中论述的：“在最初的17、18世纪传教时期，教育交流的潮流多由中国流向欧洲。经过书面考试的竞争再行录取文职人员，已是西方各国有关现代教育制度的设想的中心，追根溯源，这种制度就来自中华帝国。”[9]这是“误读”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对其“借鉴”目的的积极贡献。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展现了一个开放的世界。我将之借鉴到比较教育学的价值判断，提出：所有对跨文化教育的解释，宜被视作对问题提出的试探性假说，需要在严格的批判检验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但仍远非终极真理。研究者所能做的，不是去发现终极真理，而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探讨以及消除现实问题中的错误来发现比较完善的解决之道。

我尝试将心理学的“同感”（empathy）概念引入比较教育学研究，意在通过研究者将自己置身于异文化情境，或通过对异文化政治、经济状况的深刻洞察，自觉使偏见最小化。

在建构比较教育学文化多元主义研究范式的过程里，我还尝试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对应概念，参与论述。例如，引述罗素对《庄子》浑沌之死的寓言说明比较研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以“择其善者而从之”作为比较教育研究借鉴的标准之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明客文化可能由于长期沿袭，不易察觉自身的限定，而误读可能带来阐发新意的可能;以“濠梁之辩”讨论“同感”等。

基于这些核心探索，我提出比较教育学文化多元主义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隐含着不可回避的价值判断;将比较研究视为对作为文本的教育问题的解释;肯定普遍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以及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通过阐明立足点，教育研究者可发表对异文化及其价值的评价，同时将之视为假说，而非唯一真理，并对其他解释怀抱开放。这种文化多元化主义也是我的人生哲学。

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方彤老师、欧阳光华师兄和我合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学的探索者—杨汉清教授比较教育学术思想述要》[10]中有介绍。在此，我想说说我们的师生情谊。杨先生于我，是引导我的导师、关爱的长辈，还是相互信任的忘年之交。

第一学年末，填写完教科院发放的学习小结表后，我将表交给杨先生签字。第二天一早，杨先生让我去他家，说要与我谈谈。那份小结要求第一部分写政治思想和表现，第二部分写学习。我嫌通常写在第一部分的一堆“热爱”空洞虚饰，索性对那部分不着一字。我来学习和研究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思考教育问题乃至改进教育，这是我实实在在的“热爱”。因此，我将所有笔墨用于书写我对重要著作、课程内容所做的思考，以及我所写论文探讨的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以“我仍将埋头读书、抬头做人”作为结尾。在书房，先生说：“你没有写第一部分，我找你来，是要特地告诉你，我对你的做法没有意见，请你放心！”先生就我提及的著作和思考，和我讨论良久。末了，他论及以自己的专业“爱国”，乃至以李政道、杨振宁为例，论及基于全球视野的“爱国”与“爱人类”。先生的比较教育学研究，不仅是他致力的专业领域，也成为他对人生和事业生涯的视野，一国以内教育论题的比较、国际（international）的比较乃至以全球（global）为研究单位探索教育的共同特征，均是比较教育学研究的范畴。

先生与师母情深意笃，可谓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先生出生于1928年，师母小一岁，两人于1949年年底结婚。1957年，先生被划为“右派”，师母单位的书记、主任动员她与先生离婚，划清界限。师母只回答了一句话：“党和政府都在对他进行挽救，都不放弃他，为什么我就要放弃？那我就更不应该嘛。”随后，夫妻双双去农场劳动。先生离休后，视力日减，终至不能阅读，师母每日为他朗读教育期刊、《环球时报》的文章。在家里，师母为先生准备了彩色杯垫，与白色瓷杯区分，先生倒水时方不致洒水在外。念及师母，先生往往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师母相伴、照料的感激与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我2001年博士毕业，于北师大任教以来，每年至少回武汉一次，除看望父母家人，定当拜望先生与师母。师母常悄悄地叮嘱我：“多跟他谈谈学术。”先生每每与我对谈，定要听我说新近的经历、思考，他亦思考不辍，2014年国庆节，我们讨论的是民主的优势和劣势。多年来，先生不忘鞭策我，敦促我尽早出版博士论文、访学……师母有时也会加入我们的对谈，有时在厨房做饭，我常午饭后漫谈一会儿，才告辞。

1995年1月参加硕士生入学考试后，4月

8日接到先生寄至我家的一封信：

蓓莉同学：

现在可以同学称呼了。今下午开过录取工作会议，你已被初取。按研究生处统一规定：4月21日至22日为复试时间，其内容为：（1）同等学历非教育专业毕业生，加试教育学、教育史（含中、外），决定不考心理学，这也是为考生着想;（2）英语（笔试或口试未定）;（3）综合口试（提一些问题，当场口答）。请你做好准备，安排好工作，但不必为此辞去工作，你还得为今后三年的清苦生活攒点零花钱。

理解你心情迫切，特及时预告，一切以正式通知为准。

祝

好

杨汉清 匆此

四月七日 晚

1998年，我去北师大念博士前，来先生家辞行。临别之际，握着先生、师母之手，不禁泪眼涟涟。老人送我一个信封，说那是给我的奖学金，叮嘱我专心读书，那里装着2 000元。在北京读书、生活多年，每次给先生和师母打电话，老人都对北京的天气了如指掌，最初我还询问缘故，老人说，当然是因为有我这个傻丫头在北京。先生和师母记得我在武汉时，冬天常感冒，因此常叮嘱我保暖。2002年夏，我回武汉生孩子，先生有一次来电话，说要给我寄些学术资料，让我把家庭地址告诉他。9月，孩子满月那天，家里门铃响起，我父母去开门，我听到他们惊呼：“杨老师！”两位老人捧着鲜花，站在门前。老人没有资料要寄，他们把自己寄来。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大修，道路极其拥堵，难以想象两位老人花了多少时间从武昌过长江摸索到汉阳，看望我和满月的女儿，他们稍坐片刻，便起身回家。

这就是我最初进入研究领域的历程。研究的过程这么美，在事实与价值、现象与理念、经验与超验、具体与抽象之间探索并联结。或许，那正是莫奈创作《日出》所站立的位置。

参考文献：

[1][7]冲原丰. 比较教育学新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5： 13， 15.

[2]陈波等. 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1-4.

[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260.

[4]朱熹. 朱子语类[M].

[5]黄文杰. 论理查德·罗蒂的相对主义[J]. 哲学动态， 1997（8）.

[6]李景林. 超越相对主义（笔谈）：价值之真与假的界限[J]. 天津社会科学， 1997（5）.

[8]翁贝尔托·埃科. 他们寻找独角兽[A]//乐黛云， 等. 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方普遍性中的误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3.

[9]巴斯蒂. 是奴役还是解放[A]//许美德， 巴斯蒂， 等. 中外比较教育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3.

[10]方彤， 欧阳光华， 向蓓莉. 建设有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学的探索者—杨汉清教授比较教育学术思想述要[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7（12）.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孙建辉）

作者：向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