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热点问题解析

第一篇：申论热点问题解析

申论热点：三农问题再解析

三农问题再解析

本文主要观点：

1、在学者和官方眼中，存在着三种分别基于发展概念、稳定概念和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

2、现有的三农解决方案，均表现为每一个具体措施面对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无法推行，因而必须寻求全盘解决的方案;

3、应该从捆绑起来的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4、农村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农民问题相当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5、农民民权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户口管制，而是要实现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平等的权利和利益;

6、农民平权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并将有益于城市的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

一、学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农问题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受到了学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有学究式的探讨、有实证性的研究、有情绪化的呐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较罕见的是，不论是站在农民立场上仗义执言的，还是站在当局立场上忠言极谏的，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危险性的认识，学者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即使是一直为农村政策和农业形势唱颂歌的人，也加入了三农问题的大合唱。这与他们在政治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明显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农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学者。梁先生一句“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的大实话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当众斥责这位毫无恶意的学者：“你以为你比杨贵妃还美?其实你比臭大便还要臭，你臭不可闻!”梁先生从此厄运连连，没有救出农民，连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受此惊吓，只好把表述农民问题的专利权交还给党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气表达对农民和农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时代，执政当局正陶醉于“八亿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绝妙感受之中，梁面对一个把自己当作农民再生恩人的政党，面对一个与“朕本农民”的朱元璋一样自封为农民问题专家的中共领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诚无二，他却忘记了“圣主之下绝无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论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确的思想只能由领袖亲自来发布，错误的政策也只能由领袖亲自去纠正。

曾经备受摧残的知识分子阶层表现出迟到的正义和良知，对农民之穷、农村之苦、农业之险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温铁军、秦晖、何清涟、党国英、胡鞍钢、张英红、曹锦清、于建嵘等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深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梁漱溟先生。不仅如此，以李昌平、桂晓琦、熊国剑、马银录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身份的准学者，也勇敢地站出来“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虽然最后一个个从官场上悲情出走，却赢得全社会的由衷赞赏。但学者终究只能说说而已，忧其民也好、忧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罢、警世危言也罢、泣血陈情也罢，无非尽一点匹夫之责。

诚然，三农问题绝非是学者们“发现”出来的。那些在信访办门前下跪的人、赶着黄牛进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爷”的人、被“鸡头”组织起来卖身致富的人、扛着锄头打砸乡政府的人，其实他们一直在用另一种语言，向人们叙说同一个问题。他们不懂得“绝大多数与极少数”、“主流与支流”、“暂时阵痛与长远利益”、“前途光明与道路曲折”的官方辩证法，他们也不懂得产权界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国民待遇的学术语言，然而，在中国，常识往往比学理还难得一闻，农民的故事并不亚于学者的宏论。

直到共和国的总理也用“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官逼民反”来形容农村的状况，并因为没有增加农民收入的良策而“头痛”的时候，三农问题终成铁案，讳疾忌医者们也很难再推翻总理的判断。但是，尽管总理头痛不止，也还是有口头上承认但行动上不承认三农问题的人们。各省的高官要员虽然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照讲不误，但他们的行踪却永远偏爱发达的异国他乡和先进的沿海城市，很难走到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穷乡僻野去体验三农情怀。那些亲自执行“三铁政策”(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的几千万基层官员更迟迟不能认同三农问题，他们认定农民除了太懒、太笨、太刁以外并没有其它的问题。岂止越级上访的农民要抓要关，编印减负手册、张贴国务院文件的人都能成为**分子。所以，实属无奈的中央，只能颁布没人情愿落实的“好政策”，“歪嘴和尚”们仍然执行“以恶法对刁民、用重典治乱世”的既定方针，因此农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负担愈减愈重。

三农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三铁政策”的执行者们并不需要本文来给他们提神醒脑。本文也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民工缴纳进城费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欠费农民如何被虐、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无告农民如何反抗的实例。温铁军、李昌平、马银录的著述，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看来，朝野各方的认识中有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概念上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发展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稳定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如果说人们对三农问题存在与否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要如何解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则是大异其趣的。好在不管是关心全面小康的人，还是担心农民反抗的人，还是主张宪法权利的人，终于有机会走到一起来了。

二、现有解决方案概述

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发祥之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之地;农民曾经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次领导阶级”;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曾言之凿凿地声称农民和农业生产力被“解放”过“两次”，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三农问题?为什么被两次“解放”的农民和农业总是赶不上已经被“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一直被穷追猛打的贪官污吏，为什么被遗忘与被抛弃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总是他们这一群?

曾几何时，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号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达对农村政策的重视，也暗示了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共的强项和优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国人志得意满之态，仿佛还在昨天。难道三农问题是刚刚冒出来的所谓“发展中的新问题”?

几年来，三农问题的药方已经开出一大堆。对开药方的御医和江湖朗中来说，需得三思：药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药铺里可配得齐药、买药的可出得起价?此其二思;即便是济世良方，当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设想如果我是“钦差”将如何如何，大有经世济国之志、怀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总理上书时自喻的，显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学者们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热面孔经常往冷屁股上贴。而幸亏有这些不成熟的言论，否则三农问题将万劫不复。非官方学者和民间的方案能否进入官方的视野，能否影响到高层决策的思路?大概学者们必须学会讲那种官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亦即“讲政治”的语言，方有参知政事、行走军机、言听计从之效，然而，那些学会了“讲政治”的学者，当他们摆弄出“高举、落实、全面贯彻”、“加强、深化、积极推进”的时候，我们只怕又听不懂他们成熟到和尚念经般的玄妙策论了。

我们见识过许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药方：增收，到哪去增?减负，谁去减负?裁机构，人往哪安?费改税，谁补窟窿?结构调整，启动资金安在?国民待遇，农民冒充老外?农不养政，几套班子谁养?村民自治，有何实质意义?发展小城镇，谁来投资建设?向农民还债，九亿人的债还得起吗?废户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农民社保，保险基金何来?从经济的视角、从人口与资源的视角、从财政的视角、从城乡关系的视角，三农问题到底还是个死结。一方面要依*基层官员去安抚农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层干部的粮米外快;既要给农村以利益，又不想让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财政有难处”，足以让开药方的人万丈豪情立刻烟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两头受气”，更让你皇帝反不得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们设定这样的前提：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打算掏大把钞票，城市强势群体不打算为三农买单(而且还想继续从民工身上揩油)，*农村“吃饭财政”养活的大部分官员不打算另找饭碗，最要紧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打算彻底改革，农民仍然不能成为平等的公民，国家与农户的关系、农村政权的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没有彻底的改变，那么，所有的药方，到了农民农村农业那里，都会水土不服。现时的许多办法如税费改革或村官民选，据学界考证，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证托尔斯泰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谓双层经营体制，不管如何继续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把思路局限在诸如土地产权、高效农业、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乡镇企业、撤乡并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选举等等这些具体方案上，结果总会让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广价值。每一个具体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困难之大，足以让任何措施无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难协调，或是财政要崩溃，或是制度不配套。举例言之：一个处于国家强权严密包围圈中的村委会，对农村大政方针毫无发言权，根本不可能与党权政权形成半点分权制衡之势，即便是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又何来村民自治?一个负债累累、不盘剥农民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乡镇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减负政策?一群连基本生活也顾不上、简单再生产尚且要*打工收入来帮助维持的农民，他们拿什么资金去引进农业科技、发展规模农业?

李昌平和于建嵘关于“替农民说话”和“让农民自己说话”的区别，实无实质意义。有良知的学者和官员，未必说不出农民想说而未说的心里话，亲近农民的官产商学愈多则愈好;另一方面，农民自己说的话，怕也只能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有点回音，即便他们用脚投票、用拳头说话了，只怕又被人误读，终不成还得有学者和官员们去翻译。替农民求情哀告也罢、农民自己说话造反也罢，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方案。

就现状而论现状，就三农而论三农，东鳞西爪、小打小闹、零打碎敲、步步为营的解决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见得就不进一而退二。郭飞熊提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这几句话，实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认同“一步到位”、“一揽子解决”的全盘解决方案，窃以为没有这种大彻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没有三农问题解决的可能。

三、三农问题必须剥离开来

邓小平曾经有两个预言，其一是：共产党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党内;其二是：中国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村。对于第一个预言，本人没有资格去谈它。看这第二个预言，自然，邓小平所关心的“问题”并非我们所谓的三农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恶性发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晖教授发出“什么农民?什么问题?”的智者之问，让人耳目一新，“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高论更引导我们放眼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来观照三农问题。找到三农问题的症结、认清三农问题的性质，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在我看来，所谓“三农问题”是一个捆绑起来的问题，并不适合于笼统论之。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效益低下大面积亏损、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工人贫困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国企职员的问题和国企人员社区社群的问题合起来称为“三国问题”;同样，如果采煤业出问题，不会有“三煤问题”，钢铁业出问题，不会有“三钢问题”，银行业要是出了问题，更不会有“三银问题”。

中国有按血统划分的农民，但没有世袭罔替的煤民钢民;有分散隔绝的农村，但没有人为隔离的煤民社区钢民社区;有被层层叠叠的国家强权严密管制、只抽血不输血的农业，但其它产业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顾多一些。这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三农问题”被捆绑着提出来有其合理性，但要解决它，却再也不能在三个被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中间兜圈子，那是完全没出路的。试图通过农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和科教兴农来振兴农业，从而改善农村的落后状况和改变农民的命运是天方夜谭。即使中国的农业创造出不可能的人间奇迹，但是很明显，占总人口70%的国民是不可能通过给另外30%的人生产粮食和果菜来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农业是农业，农民是农民，农业振兴不一定农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样，农民的“解放”也不必与农业的振兴扯到一块。农村问题与另外的“二农问题”的关系亦复如此，毋庸赘述。

如果我们仅仅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农业，可以说农业确实有问题，但我以为其问题的性质并不比钢铁业或银行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农业比银行业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农业的问题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面貌，只是因为我们把农业不是当作一个产业来管理，我们用国家的强权构筑了一道道对三农的包围圈。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规模分散经营因而不经济、特殊在*天吃饭、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风险、特殊在价格弹性低因而增产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必须给予农业以大量补贴。而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化肥等)的垄断使农民丧失讨价还价权，对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垄断使农民丧失市场交易权，对农业产出的过度盘剥使农民丧失扩大再生产能力，这些并非农业之特殊，而是中国之特殊。在三农的外围，有一道类似于邱吉尔所称的“铁幕”，以便控制铁幕内部的一切，以使农民只能种地，而产前产后的事由国家包办。而构建这个铁幕，据说是因为民以食为天、农业关系国计民生、要确保粮食安全，所以国家必须把主动权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农业这个产业看得太特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把进口粮食看得比进口石油要严重十倍更无道理，毕竟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互通有无的世界，农业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全球化更可怕。说农业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难道能源、交通、外贸不也都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而且这句话对所有国家都一样，却不至于引发其它国家的三农问题。美国人布朗先生“谁来养活中国”的提问是带着偏见的，这一问自然可以推及谁来养活日本、养活台湾、养活新加坡，国家大小并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大的中国不也是由一小块一小块日本那样大的地方组成的吗?何以见得小一点的国家就不必民以食为天?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就必须是一个农业大国或农民大国的说法是荒谬的。

中国的农业大概比中国的金融业要乐观得多，也至少不会比国有工商业更让人担忧。我们这样来设想，如果国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员剩余必须由企业自己包养，政府也对国企职工开征人头税和三提五统，也要求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办理三证、收取再就业费和非国企增容费，也控制国企的外围领域，那么，国有工商业十之八九赶不上农业。如果政府把农业当作一个普通的产业，以农业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让人们耿耿于怀，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决农业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全部的三农问题。

不是说农业没问题，而在于农业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农业本身。把农业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有利于我们抵达大本大源。至于农村的问题，作为行政单位的县、乡、村，当然有很多问题，在农村教育、环境保护、社区公共服务、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官员食民禄而不为民办事，就是最大的问题。中缅边境的小学生因学费的差距都跑到贫穷得多的缅甸“留学”去了，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但若谈到什么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了、政权根基动摇了，却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收苛捐杂派不顺利者们的抱怨。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即作为自然聚落形态的农村和文化风俗意义上的农村，比之城市，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需要将农村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那么，农民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我们已经和尚念经般地念了十多年，因为政府对“增收”提不出行政解决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围绕“减负”这个主题。看起来，“减负”的难题正在考验当局的政治智慧和对农民的诚意。三令五申也罢、发放负担卡和减负手册也罢、费改税也罢，效果都不甚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过重的负担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乡官贪污了，那不是减负，而应该首先反腐败;是搞政绩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减负，而应该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开工资、日常办公开支和农村义务教育，那更不是减负，而是要首先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问题，不然，就得按农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农民不需要的机构。费改税以后，如果贪污照旧、政绩工程照旧、县乡镇财政状况照旧、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照旧，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减负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四、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必须把三农问题剥离开来，并且绝不能仅仅用经济的眼光找答案，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三农问题的实质。三农问题中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人权问题。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三农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的农村基本上受“类殖民统治”，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各个世界之间壁垒森严，“国籍”以血统主义为主。这个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除了按后者有定价权的原则建立起产品交换关系以外，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投资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门槛很高，“绿卡”价值不菲，劳务输出中完全背离WTO的国民待遇原则。

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曾实施排华法案，与中国国内的户籍管理条例极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向华人征收人头税，对其他地区移民却没有这项税目，这相当于中国农民的税费现状，而中国的市民或城市企业都是按收入为计税依据而不是按人口数目为计税依据的。加拿大当局长期不允许华人居住在中国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战后才予以废除，这些不人道的做法难道在中国国内的户口条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写着吗?

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炼钢的可以去挖煤，教书的可以去经商，律师也可以去考公务员，国家本无权去干涉这样的改变和调换，凭什么对“农民”搞双重标准?我看对中国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要做出恰当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种姓”，或者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种族”。

印度的种姓代表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也与职业身份挂钩。婆罗门是僧侣和贵族，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是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还有一种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称为“不可接触者”或“*民”。在印度，高种姓的人不屑于从事低种姓的固有职业，正如中国的城里人不屑于做农人一样，低种姓的人从事高种姓的职业会受到强烈的排斥、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象中国的户口管制一样，它不是*国家发布一纸“种姓登记管理条例”之类的东西来维护的，印度人民的苦难与印度教中的毒素有关。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相互隔绝。普通黑人只能从事农业、手工业，以及到白人的金矿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袭罔替的、就写在脸上，这比中国的“农民”还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进入城市时用一套“通行证”制度，在各地实施的有“居住许可证”、“月度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等，这与中国“农民”进城所用的暂住证、务工证、未婚证或计划生育证相似。警察抓住无证的黑人可以收容、强迫劳动和遣送。1960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一台反映黑人通行证制度的南非戏剧，演了五个月场场爆满，当美国观众听到剧中人说“一个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皮肤就是麻烦!”时，人们不禁对万恶的通行证制度加以无情的谴责。我很想把这句台词改为“一个农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出身就是麻烦!”

然而，印度人可以将种姓制度归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将种族隔离制度归咎于白人种族主义，而我们中国却一直在搞“工农联盟”、“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民”确实不应该是一个低等的“种族”。况且所有的中国人上溯三四代，他们的祖先全都来自于“农民”这一“种族”。

我很不愿意把农民问题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作为中国人，这让我感到羞耻。但想要说明白中国的“农民”是一类什么地位的人群，实无更恰当的比照对象。中国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何曾听说过“钢民企业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国，农民根本就不是指“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经营者”，他的确是指那些依血统而成立的农民(除非成为城市的投资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持这样一套隔离制度，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恶的、万恶的!将来的中国人必然会象谴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样地谴责中国的农民隔离制度。

五、农民问题的解决

既然我们分析了农民问题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指出了其解决的办法，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场农民民权运动。既然三农问题的形成应该归咎于农民隔离制度，那么，只能无条件地解除隔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这应该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也不能够从经济学或财政学上寻找拖延解决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够因为黑皮肤的人口太多而担心白人社会容纳不了就必须种族隔离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政府的困难或城市的困难而隔离任何中国人，哪怕他只是一个农民的后代。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花多少钱去开奥运、办世博，兴建多少爱国主义工程，给后人留下多少“优质资产”，在我看来，实在比不上把钱花在废除农民隔离制度上更意义深远、更公正、更正义。这是比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更加伟大、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它不应该比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更困难。南非的白人曾经恐惧过黑人将涌入他们的城市乐土、增加他们的就业压力，但这绝不能构成剥夺别人同等权利的理由。

石家庄、宁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尝试改革户口制度，让农民有合法的投资移民、迁居移民、就业移民的通道。这比建设小城镇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方案要现实得多，劳动力跟着资本走，而不可能让资本到莫须有的小城镇去寻找劳动力。这是有限地解除隔离的一项措施，它更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地实施(任何入籍收费都是无理的、歧视性的)。完全彻底地改革户口管理制度，也还远远不够，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那些权利和利益才应该是农民真正的目标。各类企业、各色人等按同样的税则纳税，各地的学生按同样的分数线考大学，所有中国人都享有从政、务工、经商、务农的同等机会和平等权利，有同样标准的福利保障。这样一个改革目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否决这一目标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历史性的错误。

诚然，城市的教育、就业、交通、环保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无疑会增大，但我们不应该把农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农民可以而且能够按市场的法则做出他们的选择，当城市没有可供自由选择的职业时，“农民”不至于会执着到为了一纸已经与农村户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户口而放弃故乡的一切。因为他们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样的自由，无论在乡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样权利的中国人，有一样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没有回到农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碍，从事何种职业、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决于自身的劳动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场选择，他们为什么要去破坏城市的稳定呢?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离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剧了这种状况。农民反感计划生育、农民重男轻女，其实这主要是家庭农业的特点，因为独生女儿出嫁就意味着农户经济后继无人，意味着家庭经济事实上的破产，农村计划生育的困难正在于此。所以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农村两性比例失调正是城乡隔离的后果。长期实行城乡隔离，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会加剧，三农问题必将进一步恶化并使解决的难度与日俱增。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实施户口管制的时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没有自由地调节劳动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场的功能吸纳农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为废除农民隔离制度创造了基础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农民隔离制度松动。不幸的是，政府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又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政府面对三资和私营企业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面对城市市民主动放弃粗活、脏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虽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对农民进城加以限制，却改用收费、盘剥的办法来表达歧视，人为地干涉城乡居民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隔离会造成痛苦，歧视将播种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张，势必为未来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市民职业白领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城乡已有融合和劳动力互补的需求，农民自由入城不仅是农民的需要，也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场力量为主并引导得当，应该可以再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与资本融合、城市与乡村融合的需求。

把农民进城想象成一场灾难，这是一种“种族”偏见。不能忽视的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国企、私营和外资已三足鼎立，而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农民出身的工人是主体。在广东，农民工维持了珠三角的繁荣，同时还维持了他们故乡的农村政府的税费收入。把三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当作负担，这是一种弱智和短视的观点。英国人、葡萄牙人可以让中国的农民把渔村建成香港和澳门，江浙的农村移民可以造出一个大上海，中国的农民自然也可以扩大若干个城市、再造若干个城市。将过多的人口从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用市场的力量重新将劳动力资源洗牌，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资本都有是自由的话，浙江龙港那样的农民城市将会更多地被创造出来。浙江的龙港是完全由农民创建的城市，可以设想，农民的劳动力和精英们的资产和智识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相结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东莞和顺德的。

应该指出，农民的权利缺失并不仅仅体现在户口簿中。户口作为记录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证明，本是无可厚非的。体现在户口簿中的权利也还远不是城乡人民权利的主要部分，中国人还有很多权利是写在党证、官证、资产证上的。

我们的愿望是，中国的农民得到一张无差别的户口簿的时候，户口将仅仅成为“户口”而不是一张“权利等级证书”。所以，关键的问题绝不是户口簿上面取不取消“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这几个字，而在于户口簿上的任何一个字都与人的权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实现了人民的真正平权，不再因血统、因居住地、因职业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税则纳税和按不同的名目缴费、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乡村居住于乡村的公民不仅可以成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务员，也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当主席退休时体面地回到他的农场旧居去，谁会在乎他户口簿上写着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统呢?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农民的身份革命作为一场人权运动，要完成它，必然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仅仅是农民自身，而必将导致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以此而言，废除农民隔离制度、推进农民人权运动，是值得学者们大讲特讲、大书特书的。

新当选的十六届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别召开了以农村工作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将农村工作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胡书记、温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关怀弱势，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第二篇：申论热点解析：精准扶贫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申论热点解析：精准扶贫

[权威论述]

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

——习近平

[综合分析]

“木桶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木桶能够装多少水，取决于最低的那一块板。同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要看它的穷人的生活状况怎样。在迈向全面小康的进程中，贫困人口不能掉队。在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进程中，不能没有穷人的梦想构筑。也正因为如此，总书记多次讲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这些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探索出了扶贫开发的中国道路。坚持扶贫到村入户，积极创新扶贫机制，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贫困人口仍然占到很大一个比例，扶贫工作还存在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扶贫方式粗放的问题，导致一些地方怎么扶也扶不起来，甚至越扶越穷。

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时指出：“必须切实抓好脱贫致富这个战略性任务。”“要分类指导，把工作做细，精准扶贫。”总书记的嘱托，强调了做好扶贫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指明了做好新时期扶贫工作的方向——精准扶贫。

[扶贫面临的问题]

精准扶贫的背面就是粗放扶贫。一些地方低质、低效扶贫的主要表现有：

一是扶贫人口不清，扶贫对象常由干部“毛估估”，扶贫资金轻洒“杨柳水”，以致“年年扶贫年年贫”; 二是舍不得脱“贫困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金; 三是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滋生腐败。表面上看，粗放扶贫是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干部群众观和执政理念的大问题，不可小觑。

四是现行的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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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0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解析

2010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解析：政府网络舆情能力

来源：考试大 2010/4/12 【考试大：中国教育考试第一门户】 模拟考场 视频课程

一、背景资料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于2010年4月12日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考评。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因为在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等指标上一枝独秀，进入总体较为得体的蓝色区域，而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则被判定为应对严重失当，被亮起“红色警报”，值得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在点评山西疫苗事件时就指出“问题一个系统又一个系统的出，再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去治理，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所以，现在是各个领域都需要很好重视的时候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互联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很多地方党政机关逐步重视探索网络问政，并积累了一些有益和值得推广的经验。为了更好地推广这些经验，让更多的地方党政机构用好网络问政这一新的治国理政平台，从今年开始，每期排行榜推出“网络问政实践”的典型经验，供地方当政者参考。本次推出的常州环保局长“批评有奖”就是一个很好的尊重网络民意的案例，有一定的推广和借鉴价值，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会长闵大洪点评时认为“对于网络批评和网络监督，领导干部应有的心态是欢迎和提倡，以广阔的胸怀听取民意，从善如流”。

二、名词解释：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舆情监测室)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舆情监测、研究的专业机构之一，在舆情监测和分析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在互联网影响力日益增大的今天，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术机构都越来越重视互联网舆情的监测、研究和引导。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考察工作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互联网业已成为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新平台之一，网络舆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典型案例的启示

【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

2010年3月，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政府公示今年1月公务开支明细表，详细记录了每分钱公务花费，连“花1.5元购买信纸”，招待上级官员烟酒都悉数公布，被网友称为“政府全裸第一例”。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打造透明政府从此有法可依。在信息交流与传播日益发达的今天，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攻坚阶段的今天，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显得更加凸出。而政务信息公开和透明，正是地方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裸”乡政府给我们的启示：

1. 信息公开有利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增加百姓对干部乃至政权的信任感。

2. 透明政府有利于预防干部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腐气败习出现。

3. 信息公开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进步。

4. 信息公开有利于防止怨气积累、矛盾积累和问题积累，从根本上消除了地方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可能。

5. 信息公开有助于推动整个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四、政府提高舆情能力的措施

(一)要加强学习增强政治敏锐度。

只要我们政治敏感、视野开阔、鉴别力强，就能够及时捕捉舆情苗头，及早处理。要转变思想，不能狭隘地认为了解舆情、应对舆情是其他部门的事，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形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出发。要加强学习，学深学透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增强政治鉴别力。要勤观察、勤思考，把握发展趋势。

(二)要建设透明开放政务系统。

信息公开透明不仅有利于开展工作，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我们要改变封闭的观念，树立开放的意识，把群众满意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上，坚持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做到政务公开，真正落实党员干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三)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

要重视与新闻媒体的沟通，随着网络、手机的迅速发展，新兴媒体已成为社会意见的重要汇聚之地，很多舆情也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平台得以表现。因此，要主动与网络媒体建立联系，特别是在权威网站上及时将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开，确保正面的、权威的信息始终占有主导权。要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联系，发挥他们的资源优势，加强对重点网站的跟踪、监控，为应对舆情创造条件。

(四)建立专门的舆情工作部门。

首先要有高素质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可选择综合素质高、组织工作业务全面的领导干部担任，主要职责是在一些重要工作中代表组织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和疑问解答。其次要有高素质的媒体评论员。其主要职责是做好日常信息的收集分析，以及在舆情发生时的引导、应对等，如在主流媒体撰写评论员文章，在权威网络上做好发帖和跟帖工作等。此外，有条件的可建立一支顾问队伍。顾问可邀请一些公共危机处理专家担任，主要是在舆情发生后能够为做好危机处理提供指导和咨询。

(五)对公务员加强应对舆情的训练。

要在公务员培训中加入应对舆情的课程，特别是根据新媒体特点，创新舆情管理能力培养的方式方法。如邀请舆情分析、公共危机处理等方面专家，采取报告会、专题讲座、现场模拟等多种方式，定期开展舆情培训。通过专门培训，提高公务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运用互联网的能力、舆论引导的能力，确保政府在应对舆情中掌握话语权、占得主动权。

(六)健全应对舆情工作制度。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是应对舆情的关键环节。要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在主流媒体或重要门户网站，及时将重点、热点工作信息公布。要建立舆情监控制度，利用舆情工作者队伍密切监控重要舆情动态，掌握舆论动向。要建立舆情引导制度，对舆情迅速分析研判，查找发生问题的根源，并以权威发布的方式，及时回应公众疑问，不作无谓争辩，不跟风炒作，不人为制造热点。要建立舆情处理预案制度，就工作中的热点问题和容易发生舆情的网络等媒体，事先研究制订相关应对预案，预案应包括舆情事件表现形式、原因、先期措施、善后处理等内容。

五、反思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只能代表以下群体的声音：生活在城市地区、有经济能力使用网络并有足够闲暇在网络中逗留并乐于发表意见的青年人。”而网络舆论的现实表明，这些青年人的声音所代表的显然不仅仅是这些青年人本身。这些表达背后的民意支撑显然不能视而不见。更何况网络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具有延续性和扩展性，把“特定社会群体”的声音与“普遍的民意”割裂开来，只能是与现实愈发背道而驰。

网络舆论的热热闹闹，除去网络本身的技术优势外，更有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不够自由的原因。

表达自由是民主的前提，网络舆论与传统媒体舆论的互动推波，形成强大的压力，不仅对腐败不公的个案解决有所裨益，也是制度改进的推动力量。而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发现问题甚至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困难，往往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取向，迟迟不能推动制度改进或者推出的却是南辕北辙违背常识的制度。就当前的实际而言，网络舆论力量的助推显然大有可为。

第四篇：2012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解析：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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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解析：环境安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各主体都会有自己的模式。南京华图公务员培训教师说在申论考试中，不仅要运用思维能力，还要对热点有详细的了解。

【背景链接】

2011年4月通过专家论证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指出，将加强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控，维护环境安全，实现安全发展。将核与辐射、重金属、危险废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险化学品等作为防范环境风险的重点领域。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和关东首都圈发生里氏9级强震，并引发海啸，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威胁。2010年 7月3日下午,福建省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9100立方米的污水顺着排洪涵洞流入汀江,导致汀江部分河段污染及大量网箱养鱼死亡。

【标准表述】

[面临压力]

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环境保护面临着4个方面的压力，即：治污减排的压力继续加大;环境质量改善的压力继续加大;防范环境风险的压力继续加大;西方对中国的环境压力继续加大。

压力继续加大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尚未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在于发展和环境的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在于国际环境与发展形势日益复杂和尖锐。今后几年，我国以二产为主轴的经济总量增长势头将持续强劲，产能释放将依旧明显，污染物产生量更会增加，减排在消化增量的同时还要削减存量，空间变小，难度却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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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由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既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损害，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这类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环境安全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现行的涉及环境安全的法律要求也未得到全面有效落实。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成套的关于预防、处置和评价突发环境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对环境安全的-全过程监管也没有具体的规章。200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是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指导性法规，对突发环境事件未做出具体、详细的规定。在环境安全方面，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只是对预警、响应、信息报送、指挥协调和应急监测做出说明，对事件的具体处置和后评价没有详细规定;预案中提出的预警体系、指挥协调系统等体制和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二是环境安全事件的处置绝不仅仅是环保部门的职责，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各司其责。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面职责不清，联络工作机制不健全;排查安全隐患时，对可能衍生的事故隐患不过问、不通报;出现问题时，第一反应是要搞清楚自己有没有责任;在处置过程中，则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以至于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现场常常见到的情形是:只有消防部门和环保部门的同志在战斗;常常出现的结果是:由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受到责任追究的是环保工作人员。

三是有的地方环保部门对环境安全监管工作未给予足够重视，未提升工作高度，未制定相应切实可行的工作管理制度并加以落实。大部分环境应急工作由环境监察和监测部门承担，工作重心放在事后处理上，其他环境管理部门基本不介入、不参与，从而很难做到环境安全全过程监管。

四是作为安全工作责任主体，很多企业漠视环境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不健全，应急预案形同虚设，缺少安全设施投入和应急物资储备，职工培训与安全应急演练缺失等现象比比皆是。无论是固定源还是流动源，一旦出事，就乱作一团，无法形成有效的救援体系，也就谈不上将灾害程度控制在最小范围，将事故损失减少到最低水平。

[措施]

要避免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保障环境安全，中公教育专家认为，要完善以下几方面法律法规：

首先，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关于环境安全全过程监管的条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补充法规。细化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为环保部门科学制定环境安全监管工作制度奠定法律基础;确保实现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安全问题进行全过程监管，对突发环境事件能够及时预警、有效处置，对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和灾害影响进行科学的后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方案。

其次，应完善相关的环境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引入关于加强区域规划环评和项目风险环评的章节，通过项目审批环节，从项目建设选址之初就开始将环境风险降至最低。明确对没有环境安全设施的企业，应强制其建设相关设施;加强在建项目的环境安全设施建设;强化对运营企业的环境安全设施监管;除因不可抗力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外，要对责任企业给予高额处罚。

再次，由环保部门根据新颁布和修订的法律法规，制定或健全相应的环境安全监管制度。确定企业环境安全风险分级办法，对高风险等级的企业强制其修订合乎实际、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时开展应急处置演习，并准备好充足的应急物资。

最后，在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设立突发事件专项处置准备金的基础上，加速建立突发环境事件社会保险机制。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处置环境污染灾害，同时，尝试按照企业环境安全风险等级收取环境风险抵押金，作为环境污染灾害治理资金和赔偿金，以提高企业安全意识，确保环境安全。

而以上内容就是分析了：环境安全，这也是目前公务员热点时评中对火热的一则新闻，希望我们南京华图公务员培训教师的分析能够给考生带来一定的帮助。

文章源自 365前程网

第五篇：2018年国考申论热点解析：“提速降费”道路

仍然漫长

2018年国考拉开帷幕，你已经准备好了么?以下资讯由出国留学网公务员考试频道整理而出：《2018年国考申论热点解析：“提速降费”道路仍然漫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希望考生们都能取得好成绩! 2018年国考申论热点解析：“提速降费”道路仍然漫长 【背景链接】

从2017年9月1日起，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正式取消，作为“提速降费”的重要一步，比三大运营商的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实现，用户无需申请，自动生效。长途+漫游费用取消后，手机国内语音计费将由原来的四费统一为一费。 【综合分析】

漫游费的取消一方面扩大了免费接听电话的范围，国内所有语音通话都可以免费接听，另一方面降低了异地拨叫电话的费用，即使在外地拨打电话，通话的资费标准也和本地语音通话资费保持一致。纵观全国，移动电话用户多达13亿，消费者本应感受到巨大的让利，而且据分析师表示，提前一个月落实取消漫游费用，三大运营商实际让利达10多亿，但是无论从消费者还是从舆论来看，对于这次漫游费的取消都表现的相当淡定，甚至评论运营商没有诚意，三大运营商似乎成了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被咄咄发难。 【原因分析】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媒体所发起的调查以及文章跟帖基本都是来自互联网用户，语音通话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日常，吐槽和非议再正常不过。

二、随着用户消费习惯的变化，大量语音通话通过微信、手机QQ、陌陌等即时通信工具完成，这些通话不涉及长途漫游费，希望较低流量费用才是他们的心声。

三、流量费用不降反升，消费者的数据使用量也在飞速提升，现在手机游戏、移动视频等重流量应用都在快速增加，一个用户过去一个月可能几十兆流量就够用了，但现在要几百兆甚至1G到2G才够用，运营商推出的无限流量也暗藏了诸多限制，比如无限流量都有一个封顶上限，达到上限阈值后先会遭到限速，封顶后会被断掉上网功能，要到下月才能恢复，有上限的“无限流量”还是本地流量，去到外地只能使用套餐内包含的国内流量，无法使用无线流量等等......对此很多网友都表达了不满，提出语音通话都全国统一了，流量还区分国内省内是几个意思?好不容易在宽带和手机语音通话上向“提速降费”迈出了一大步，在流量资费上却又出现了令人纠结的问题。 申论推荐>>> 公务员申论范文汇总(32篇) 公务员申论范文精选汇总(27篇) 国考干货!申论范文精选(100篇) 干货!2018年国考申论万能模板五套! 干货!2018年国考申论高分必背300句 2018年公务员申论热点解析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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