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为什么比北大还好

第一篇：人大为什么比北大还好

清华、北大、人大保送生考试揭秘

清华、北大、人大保送生考试过程"全揭密"

[匿名] 赏心悦目留言：谁有保送面试的经验介绍一下，谢谢。

以下是2006年南外保送生到北京面试的部分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北大：仅需面试，答题要技巧

北大的保送生考试仅有面试。考试过程为：先进行2分钟自我介绍，然后进行英语口试，主要是阅读英语短文后回答问题，最后考官会随机问一些问题，涉及文学、科学、地理等各方面。此次南外参加北大保送生考试的学生共有8名，由于在考试中表现出色，目前北大方面有初步意向全部录取。

报考北大西班牙语系的学生宋凯茜认为，北大的保送生考试专业性不强，只要平时多关注一些新闻，对一些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就可以，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如这次她考试时，考官就问到了对“13亿人口日”有何看法、去年全球最大的新闻是什么等问题。考生孙皓则觉得，考试过程中时不时给考官来点小幽默，可以使气氛更融洽。

清华：笔试较难，面试重细节

清华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笔试考4门课程，上午考1小时数学，下午3小时文科综合(历史、政治)或理科综合(物理、化学)，以及语文、

外语3张试卷。面试每人有10分钟时间，2分钟自我介绍，8分钟自由提问。

此次南外共有5人参加清华保送生考试，多数考生反映笔试部分偏难。考生施洋说，数学的1小时考试有10个填空题和4个计算题，题量很大，很难完成。语文科目的作文题新颖，要求以“代际、沟通、差异性”3个关键词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文章，这种题型在平时考试中没出现过。学生方晨也反映文科综合考试的试题很难，这些题目翻教科书甚至百科全书都不一定能找到答案。

面试部分，考官比较关注学生的自我发展，8分钟的自由提问涉及到很多生活中的细节。如考官在面试杨尔汝时，问到了她名字的来历、平时喜不喜欢上网，知道她是某论坛的斑竹后，又问当斑竹要具备的品质。考官还问“谁送你来北京参加考试的?”

人大：笔试三门，面试重特色

人大的保送生考试也分笔试和面试两个部分，笔试考语文、数学、外语3门，每门考试时间为2小时。面试先作自我介绍后，考官根据介绍随机提问，面试时间约10—15分钟。

今年参加人大保送生考试的南外学生共有2人。考生赵韵认为，语文试卷与高考试卷有很大不同，考文言文的部分很多，要求给很多文言词注音解释，文言文阅读还要求讲述文中某一事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有根据“锲而不舍”写一篇议论文。另外，试卷还有包罗万象的知识

填空。数学除了要有数学基本功外，还要用奥数的思维模式换角度思考。外语试卷不难但需积累词汇量。

对于人大的面试，考生康康觉得自我介绍非常重要。一般考官会根据考生自我介绍提问，所以介绍要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介绍自己熟悉的东西。康康在自我介绍时提到了自己曾参加英语节，于是考官问到了在英语节学到了什么、在学校怎么组织这样的活动等问题。

高考保送生面试感受——名校招生重素质

不能做“书呆子”

06年获得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保送资格的宋凯茜说，北大出的题目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知识面很广，看上去要求很高，实际上也并不难，只要平时多关注社会，关注新闻就可以了，但关键是凡事要有自己的见解，千万不能做“书呆子”。比如她在口试中就遇到这样一道题：你对13亿人口日有什么看法?她的回答是，媒体对第13亿小公民的强烈关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干扰了他们全家作为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这种做法恰当与否值得思考。这个回答让5位考官连连点头微笑。在问到如果她到北大后将开展什么样的社团活动时，宋凯茜的大胆回答也让考官耳目一新，她说，北大人文气息很浓厚，但据她观察，整个北大都没有学生超市，她到北大后会考虑办个学生超市，为北大增加点商业气息。获北大德语专业保送资格的李萱是个文学爱好者，中学阶段就发表过不少习作，在考前所填的表格中，李萱列举了一些自己的作品。

没想到，面试时，她的一篇文章竟被教授当成问题提了出来，更让她意外的是，这位教授的话语间明显对这篇文章中观点持不同意见。但李萱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有理有据地加以说明。问题答完后，教授点头赞赏。面试结束后一位北大外院的负责人还称赞说，这位考生答得太好了，能坚持自己的观点，真想给她打满分!

能力比知识更重要

在几所高校的考试中，除了考查考生扎实的学科知识外，主考官们在面试中都特别看重能力。也许考生们的回答并非是考官们心目中的标准答案，但只要言之有理，从中体现出考生某方面的素质，一样会博得考官们的称赞。报考清华大学的施洋说，她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新交通法有一条规定，司机撞行人后，即使是行人全责，司机也要赔偿30%%，这项规定合不合理。施洋一口就答了个不合理，并说了自己的理由。这让几位考官面面相觑，反问她，既然不合理，为什么要出台这项规定。施洋镇定了一下情绪，又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进行阐述。这种全面看待问题的方式显然让考官很满意。几所高校的面试中都有自我简介一项，而考官们对此也特别重视，往往会围绕你认为的“亮点”穷追不舍。报考人民大学的康康说，在面试自我介绍时，他说自己曾在学校英语节中表演过一个英文短剧。考官马上追问，在这个节目中你学到了什么?心理素质很关键

获北大日语系保送资格的曹集云说，自己的面试还颇曲折，在他读完一篇英语文章后，一位考官针对其中的一个发音纠正他，并说，你确信你的发音正确吗?曹集云说确信。没想到考官继续追问，你确信吗?来来回回反复了好几次，这让原本自信的他也有点怀疑了，不过他很快镇定了情绪，坚持己见，并从容地回答了下面的问题。也许正是这种沉着冷静的态度赢得了几位教授的共同赞赏，日语系和阿拉伯语系的两位主任还争着要他。曹集云在南外是体育部部长，平时经常要组织活动，虽然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但他认为这种经历对自己很有帮助，锻炼了自己处事的能力，遇到意外的情形也能迅速镇定下来。心理素质好在面试中的确能占到不少优势。康康在回答“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时，说了几句后突然发现自己压根就忘了这本书的内容，一开始紧张得汗都出来了，好在他马上调整情绪，老实地承认说这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看的，现在有些忘了，不过现在最喜欢这样的一本书„„这个转折似乎也并没让考官反感，反而对他的应变能力颇为欣赏。

第二篇：他们为什么考入清华北大？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很多学生面对考入清华北大的学习尖子生的高考分数感到目瞪口呆，不可思议，那样高的分数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你也能做到，他们一定认为是在开玩笑。

正如许多同学感到的那样，按照你目前的做法，确实考不上清华北大。但是你考不上的原因并不是你所认为的诸如：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是天才，他们智商过人;(大量的智商测验早已发现，智商与学习成绩的关系不大，广大同学中智商比他们高的大有人在。)他们学校的教学水平高;(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同学没有都考上呢?大城市的教育水平难道赶不上有些偏远的小县城吗?)他们的家长素质很高;(有些考入清华北大的农村学生的家长只有小学文化。)……其实，通过对这些学生的大量观察与研究发现，他们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普通学生存在巨大差异：

一我要学。

正如很多同学所感到的那样，学习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在激烈的升学竞争压力下，绝大部分的同学学得很苦，很累，很多同学对此感到特别烦躁。这里就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学习真的那么重要吗?它值得我们为之付出那么多吗?”显然，那些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正如一位考入北大的学生所说“以我而言，学法律是我早有的梦想，上北大是我多年的夙愿，为了这些，艰辛和汗水，我愿意”。考入清华北大是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就有的梦想，他们的梦想就象航标灯，为他们指明了方向，也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学习动力。他们十分清楚，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在学习上出类拔萃。他们早已把“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他们也和所有学生一样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们知道付出的一切是值得的。因此，学习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追求，兴趣和责任，而不是一种负担，包袱和苦差事。高考之路对他们而言也就成了一条最令人神往的求知之路。而大批的普通学生根本没有一个让他们为之热血沸腾，值得认真追求的理想，就象一艘没有目标的轮船，无论它的装备有多么先进，又能走多远呢?

二我能学。

光是想学还不够，清华北大谁不想考呢?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与所有学生一样，在学习中遇到了大量的困难与挫折。面对重重困难，屡战屡败时，能否仍旧对自己有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能行，这是他们与普通学生的最本质差别。

那些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都对自己有着强烈的自信，他们认为目标虽然很高，但经过努力，自己有能力考上。而大批的普通学生觉得自己不可能学得那么好，把前几名看得太高，高不可攀，对优异成绩不敢奢望。他们尽管也很“努力”，却不敢相信自己的成绩会发生很大的飞跃，从而习惯于做一个“普通生”了。

其实，很多事情在没有做之前，我们既能够找到可能成功的很多理由，也能够找到可能失败的很多理由。正如一位名人所说“不论你认为自己行或者不行，你都是对的”。而那些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认为他们自己能行。面对学习中的困难与挫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可能成功的理由，正是在这种不断地

自我激励和刻苦努力中，他们极大地发挥了自己学习上的潜能。他们的自信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刻苦努力，学习成绩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强。正如一位考入清华的学生所说“当我一步步地赶上并超过了那些原以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学生时，回头再看，觉得他们和我一样的普通”。而大多数普通学生在面对学习的挑战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可能失败的理由，一个认为自己无论怎么努力，也不会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能对学习全力以赴吗?这种思想上的束缚，使得他们在没有尝试自己的极限，没有奉献自己的全部的情况下就停止了，其学习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啊。

三我会学。

如果前两条为那些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提供了成绩优异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真正使他们从大量学生中脱颖而出的是他们高效的学习方法。其实，每个学生的学习方法都是不同的，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那些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这里提醒同学们的是，他们在学习中也不是一开始就找到了高效的学习方法，而是在大量的学习实践中，逐渐发展完善出来的。如一名考入北大的学生在中学时，发现自己背单词的效率不高，他先后实验了七八种方法，最后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背单词方法。这其中最关键之处在于，他们有不断调整完善自己学习方法的意识，这是他们与普通学生在学习方法方面的最大差异之处。他们能及时注意到学习中出现的不良信号，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上课听讲吃力时，感到该预习了;学习任务重，时间不够用，就开始做计划;发现自己陷入题海不能自拔，就开始研究题型，以不变应万变;对课本研究不透，思路混乱，就开始总结归纳知识点;……而一般学生往往忽视学习中出现的各种警报性的信号。成绩不及格，学习效率不高，自己对学习越来越厌烦，……尽管事实一再提醒你，你的学习方法有问题，很多学生却仍然在学习方法上没有丝毫改变，还一直在“努力”地重复着自己的错误，导致自己陷入学习上的恶性循环，越学越烦，苦不堪言。

这里要提醒同学们的是，好的学习方法并不一定都要靠你自己想出来，你可以向其他人学习，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问老师，观察询问学习好的同学，看学习方法书籍等。)

看了以上三条之后，同学们也许会感到你与那些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之间并没有不可改变的差距。理想是自己树立的，能不能学好是自己感觉到的，学习方法是自己摸索或学来的。他们能做到这些，你当然也可以做到。记得有位名人曾经说过“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同学们，现在就站起来，去创造自己美好的明天吧。

其实，上清北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适合做什么。这才是重要的。

第三篇：为什么他们考上了清华北大？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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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为什么离开北大——贺卫方

贺卫方：我为什么离开北大

2008年07月18日 09:03南方网【大 中 小】 【打印】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 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 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

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

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

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

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 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

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

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

“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

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

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

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十年过去。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

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 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 杨子云 发自北京

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

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

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

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 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

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

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

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 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 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情山水。

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目标都已经

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

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

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

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

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 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

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里的骨干力量。

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 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

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

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光华法学院成立典礼上发表致辞,他说，“(光华法学院)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贺卫方以这篇致辞作别北京大学后，他的新教职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这个法学院意图恢复胡适年代大学传统的理想实验——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这似在回应半个多世纪前的浙大历史。那时，在校长竺可桢主持下的浙大，获得了比肩北大的自主办学氛围，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

半个多世纪后，与北京相比，杭州在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

但这个学院欲图恢复大学传统的追求，仍让一些厌倦了现今大学诸多问题的学者心神往之。

今年4月，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张谷也离开北京，选择了光华法学院。

张谷的夫人曾对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你们为何要引进他(指张谷)?他又不会为光华法学院‘制造’文章。”言下之意，如果按现有多数大学对教授的评价标准，张谷可能会让光华失望。 但孙表示，该院不同于其它大学的独立教授委员会对本院教师水平的评定，不会拘泥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而将更多审查代表作的实际水准和教师的科研能力、潜力。 造就一个理想的法学院

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现有10名委员。

除了浙江大学副校长为理工背景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华裔法律学者或精通中国法的外国学者。其中，有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等。 这是一个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等，学院日常运行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教授委员

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他们将专司一职:维护学术的良心。

在院长孙笑侠看来，十位教授形成了顶尖的专业评判水平，可以避免“外行评价内行”的尴尬。之前，法学院教授的晋升，都由校方职称评审委员会决定;而评审成员多数是理工科学者，不了解法律学科，“最终只能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课题、项目”。 在引进人才上，教授委员会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人选，经过院务委员会物色、推荐，最后都须在教授委员会上通过。据孙笑侠介绍，引进贺卫方，在教授委员会上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样一个和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的“学科特区”，和捐建者光华教育基金的推动直接相关。

在光华教育基金捐建之前，法学院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系等院系合称大法学院，在杭州市区的西溪校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院系间相互扯皮，教师很难将大部分精力投身科研和教学。几乎所有的法学老师都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纯粹的法学院。浙江大学的第三校区——之江校园，被不少海归老师相中。

在和校方领导沟通后，院长孙笑侠率队开始募款之旅。最后，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陈长文，促成了光华教育基金

与浙大法学院的这段因缘。陈也是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有深厚的大陆情结。

2007年4月，在光华成立典礼上，陈长文说，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到场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发表致辞，他说，“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他们寄望于浙江大学，在大陆造就理想的法学院，培养理想的法律人群体。 新旧规则的磨合

光华法学院毕竟没有脱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高校管理体制。

法学院现在除了须受校方的领导，还须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在目前的格局下，浙江大学方面允诺法学院建立“学科特区”，给予光华一些特殊政策，教授委员会在这些特殊政策范围内运作，但最后决定权还在学校。

另一方面，在光华教育基金和浙大的双方协议中，作为学院的直接领导，浙大并非无偿接受捐赠，校方必须在资源分配、学术建设等

方面配合光华的工作。这意味着校方要让出一部分权力，因此，其实际“履约”情况令人关切。

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的感受是，新旧规则正处于磨合阶段。他说，有些问题可能还没完全曝露，比如，“教师的晋升需要经过校方确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怎么办?”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曾有一次校方想推翻教授委员会的决定，但后来一方面鉴于教授委员会诸委员的威望，一方面经过双方沟通，校方同意了原有决定。

即使学院之内的治理，也仍需磨合与调整。

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外校知名教授。由“外人”来决定院内事务的模式，也招致院内部分教师的非议。他们认为，外界的教授不一定了解本院本地区的情况。在西方的大学，教授委员会由本校或院系全体教师组成，并无“外人”参加。另外，由于委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很难聚到一起开会，可能影响决策效率。

直接推动光华法学院建立的台湾籍教师王冠玺，是两种文化和行事规则的交节点。

这一年的工作让王冠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社会:“整个社会对法治缺乏真正的关切，很多问题还是按旧规则来办;多数人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王坦承，在筹建学院过程中，感觉随时可能生变。幸而虽有困难，相关方面有足够的耐心。

孙笑侠说，教授委员会运作一年多来，总体状况比较理想。他还发现，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光华的经验，在权力下放和资源分配上，有尊重基层自治的倾向。

贺卫方认为，在大体制不易弦更张的情况下，局部的制度探索并不容易，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

张谷也不认为自己来到光华，就意味着来到一个和原来就职大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坚持认为，光华法学院就像民法上的人，只要诞生了、存在过，就有其特有的独立的意义。 法学院的日常时光

这是带着些理想主义光芒的法学院。

整座校园在幽幽的月轮山上，美国长老会捐资建造的老教堂静立在半山腰上，它还有个清雅的名字——悦客堂。

光华法学院教授林来梵期待着，某日能在悦客堂举行学术沙龙，畅谈法学与神学的姊妹学缘;或在里面举行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上帝的目光和教堂的钟声中，师生们互相致贺道别，不必计较学校党政领导的座次排位。

百年前，这里是华东六所教会名校之一——之江大学的校园。和它同期的东吴大学，曾经造就了中国近代最为成功的法学院，东吴法学依然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的标尺。

逝去的大学精神和前辈学人令人心向往之。张谷说，第一次来到山上，平日不修边幅的他突然有种冲动，想打上领带穿上西服拎起皮公文包，像当年的教授一样去给学生上课。

置身此地的学人很难不生烂漫之想:钟楼又名同怀堂，由《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出资建造;山顶的独立洋楼“下红房”曾是司徒雷登的居所;与钟楼遥相呼应的主楼慎思堂前，孙中山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

单看光华法学院院徽，就令人浮想——红黑白三色，盾牌和书本为基本造型，居于中心的则是代表正义、法律、权利的拉丁文“JUS”，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法学院院徽中并不多见，让人想起常青藤等欧美名校。

在这里，每周五是师生共餐日。学院规定:教师无论当天是否有课，都必须赶来与同学们共进午餐。这一餐由学院埋单。

目前，院方正向全球招募图书馆馆长，据悉已有美国某名校的图书馆馆长有意前来。

一年后遥望法学院成立的当日，一位留学日本的法律学者在异国的寄语仍动人魂魄:我想象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

这也是法学院院长孙笑侠的心愿。

他说，光华最令人关注的不是亿元资金，也不是景致天成的西式校园，而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改革效果——让它拥有相对自主的政策，归还学术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机制。

再多的博士点和国家学科基地，最终都会烟消云散。孙笑侠说，关于民国时期东吴和朝阳两所法学名校，人们记住的是，“朝阳的学生都在法官席上，东吴的都在上海滩当律师”。

第五篇：学生攀比：比什么？怎么比？

——学生攀比现象研究与对策

在中小学校园里，学生之间的攀比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学业成绩的学生，都有基于自身特点的攀比之心和攀比之行。攀比深深地渗透于学生的生活过程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学业和行为，透视校园攀比现象，对引导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直面学生攀比现象

从理论上讲，攀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一种心理、一种行为。然而，生活中人们对攀比的理解常常局限在负面，汉语对攀比的权威解释是：“不顾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盲目与高标准相比”。从字面学解释看，以上界定是合理的，但从文化、心理和行为上解释，对学生攀比现象的理解则应该更宽广、更全面。这里所理解的攀比，一方面是指那些盲目与别人比较，而不顾自己实际、不求长远目标、不合教育要求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包括那些有明确的进取目标，有意识的、积极的、善意的、科学的与他人比较的现象。

在校园里，学生之间的攀比现象已经成为热点问题。有的现象折射出成人世界的庸俗和丑陋，透视出青少年群体中的失落和迷茫，这些现象形成了校园生活中不和谐的音符。譬如，有的学生沉溺于物质追求，在同学之间比生活条件，看谁吃得好、看谁穿得俏、看谁花钱阔绰、看谁发型新潮；有的学生对家境津津乐道，比谁的家庭金钱多、比谁的父母权力大、比谁家的轿车档次高、比谁家的房子面积大；有的学生与明星比派头，有的学生与大款比享受。凡此种种，都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所攀比的是“不该比的东西”，对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青少年学生来说，热衷于物质与享乐的追求，必将导致品行的变异。

畸形的攀比可能导致青少年沉沦，而良性的攀比则能使人奋发，学生之间互相竞争、你追我赶、不甘示弱的现象构成了校园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譬如，在学业上，有的学生敢与“尖子生”比，为了能够超过他人，制订详细的学习计划，并脚踏实地付诸行动；在品德上，有的学生把标兵、模范作为自己做人的楷模，比做人的本领、比对集体的奉献、比各自的理想，在与同学的攀比中展示自己的特长，弥补自身的不足。从根本上讲，这一类攀比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是现代人所追求的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的心态。这种攀比是青少年积极成长的催化剂，体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

青少年学生的攀比主要有如下特点：

其一，频发性与广延性。学生之间的攀比几乎是无时不有，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是在比的过程中成长；攀比的内容与形式也极其多样，涉及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纵向攀比和横向攀比，有外在攀比和内在攀比，有物质攀比和精神攀比，有积极攀比和消极攀比等。

其二，自我炫耀性。由于青少年学生正处在自我意识的快速发展时期，与别人比的过程也是张扬自我的过程，对许多学生来说，在攀比中能够炫耀自己的知识、能力、人品乃至外貌特征、物质财富和人缘关系等。

其三，从众与受暗示性。许多学生，尤其是年幼的学生难以理解攀比的真谛，在与他人攀比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从众性，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导向，攀比行为常常受外力左右，顺应他人的意志。

其四，情境性与互动性。青少年学生的攀比行为常常受情境左右，一种竞争的情境可能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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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他们攀比的欲望，当然攀比的行为也可能事过境迁。由于受情境的影响较大，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攀比中也就凸显出来，在人际互动中攀比。

在青少年人生发展进程中，“比”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于“怎么比”和“比什么”。积极攀比所秉持的是一种“求上心态”，比别人的长处、比自身不同发展阶段的进步、比志气、比内在的美、比精神的富足，在这样的攀比中，青少年会不断超越自我、超越他人，加速社会化的进程，在不断进取中健康成长。消极攀比所秉持的是一种“浮躁心态”，比别人的短处、陶醉于自身的优势，比外在的浮华、比物质的富有，在这样的攀比心理支配下，青少年会沉溺于外在的追寻，丧失理想和志气，在攀比中助长物质的欲望和心理的虚荣、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因此，青少年攀比心理既需要养成、激发，也需要消解和控制，从而把攀比引向积极向上、追求内在精神的正确轨道上去。

二、学生攀比的形成机制

攀比是社会现象的一种，也是社会众多现象的综合反映。因此，可以从社会、家庭、学校、学生个人等方面对攀比现象进行归因。

我国社会正经历着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快速发展与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化直接导致人们的生活观、消费观、价值观以及自我发展观等方面的变化，学生之间的攀比正是众多社会现象的反映。从积极方面来看，全面竞争的社会增强了青少年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其父辈相比，这一代人显然更能适应竞争的环境，他们敢于同别人比，也善于同别人比，在比中成长，在比中进步。但是，社会生活中的不良因素也侵扰着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一代，一些庸俗的、腐朽的、落后的、丑恶的现象成了少数学生追逐的对象，我国社会中正流行一种“物质攀比病”，穿名牌、开名车、抽名烟、饮名酒、住豪宅等成了一些人生活的目标，成了相互攀比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腐蚀青少年的心灵，以致于校园生活中出现了诸如斗富比阔、羡权慕贵、傍款追星等不良的攀比现象。只要社会上流行此类现象，校园生活中就会留下它的影子，因为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场域。

学生的攀比与家庭生活常常具有直接关联，每一个学生都来自家庭，每一个学生都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家长对学生的教养方式以及对待攀比所持的态度都是学生攀比现象的动力源。其一，家长的期望。家长的攀比心理常常通过自身的期望传递给孩子，如果家长持有一种积极的攀比心理，他们就会鼓励孩子不要满足于现状，不甘落后于他人，与同学比学习、比品德、比进步、比奉献；如果家长持有某种消极的攀比心理，就可能把自身的期望集中于孩子的内在修养和学业追求之外，譬如，有的家长希望孩子在学习上“压倒”别人，为的是将来能够做大官、挣大钱，能够给家长争面子、出人头地，这种期望心理支配下的攀比极有可能变味和走样。其二，家长的表率。攀比存在于各种人群之中，家长也不例外，绝大多数家长都归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在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中，他们也在相互攀比，而家长的攀比行为也有意无意地影响孩子，成为仿效的对象。一些家长在社会群体中勇于超越自我、超越他人、不断进取的行为无疑会对孩子产生榜样的力量；而一些家长畸形的攀比行为，如比谁的官大、比谁的钱多、比谁的车好等，也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其三，家长的态度。这里指的是对待攀比的态度也影响孩子的攀比行为。譬如，有的家长不愿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靠诚实劳动取得成功的人比，而热衷于与那些靠歪门邪道、投机取巧获得“成功”的人比，后者成了他们追捧的对象，这将给孩子的攀比行为造成负面影响。

校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学校在不同侧面、以不同形式演绎社会生活中的故事，学生攀比现象与校园生活中有意、无意的导向密切相关。其一，校风与班风。校风与班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在好的校风影响下，学生之间会形成比学习、比生活、比德行的良好风气；在不良的校风影响下，一些学生就可能形成比物质享受、比金钱消费、比权势大小等不良风气。班风是校风的一部分，是每一个学生直接面对的情境，班级同学之间的影响更直接、更具体、更有效。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是班级同学之间相互攀比的积极形式。其二，

同辈群体。在青少年学生的同辈群体中，相互攀比的现象尤为突出，在这样的群体中，学生之间的联结是基于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志趣爱好和共同的价值定向。群体成员之间的攀比是全方位的：有学业上的攀比，以学业好的学生作为赶超对象是常见的攀比形式；有志趣上的攀比，如，比个人所崇拜的偶像，谁的偶像影响力大，谁的偶像特征明显，谁的偶像更有魅力等。其三，学校导向。前两个方面对学生的影响是基于潜移默化，而学校的导向则是有意识的行为，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师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激励措施等都能够影响学生，导致攀比行为。

社会、家庭、学校的影响最终体现在个体的心理上，就学生个人而言，攀比现象与持有什么样的心态直接对应，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心理直接影响攀比行为：

一是自信心理。充满自信的学生最喜欢与他人竞争，学习上喜欢与高于自己的人比，德行上喜欢与先进比，比的过程自然会促进自己进步。

二是自卑心理。有自卑心理的学生也喜欢与他人比，由于自己的表现在同学中处于不利位置，通常他们不愿与学业好的学生、德行先进的学生比，而喜欢与落后的学生比，以求得心理平衡。

三是补偿心理。有的学生与人攀比，其直接动机是求得心理的补偿。一个家庭经济不宽裕的学生，不一定能理解父母的疾苦，反而与人比物质享受；一个学业不良的学生，不在学业上提高自己，而与人比阔气、比交友、比网恋。这些都出于补偿心理。

四是虚荣心理。在学生的盲目攀比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虚荣心在作祟，在学习生活中，他们特别爱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面子”，常常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与人比不该比的东西，与人比自己无法胜任的东西。

五是功利心理。有的学生斤斤计较于物质上的攀比，是由于他们只考虑功利化需求，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功利关系，而精神的追求是虚幻的。

六是模仿心理。对于年龄幼小的学生来说，攀比常常缘于模仿，别人有的，自己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自己也要设法拥有。在这种心理的直接支配下，学生的攀比行为也愈演愈烈。

三、学生攀比的教育引导

根据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理论，“比”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活动，人是在不断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比”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怎样使这种“比”指向积极的方面，避免其中的负面影响，这是一门学问，也是教育者的职责。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引导学生攀比的参考：

1．把攀比引向竞争意识的提升

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不顾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凭一时冲动或是受某种外力的支配而盲目地与别人比较，这类攀比是消极的，对学生的成长是有害的。而在明确的目标指引下，旨在提高自身的知识、能力和品德，通过比较促进自身问题的改善和精神的成长，这类攀比就是积极的，是值得提倡的。

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和人们交往频率的加快，人与人之间攀比的机会愈来愈多、面也愈来愈广，攀比也愈益突破传统的“比”的内涵，正日益向培养竞争意识提升，即在引导学生积极攀比的过程中，更应该强调竞争意识的培养。所谓竞争，就是在比较的基础上相互争胜，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超越自己，它能够激发个人的学习热情和工作效率，从而推动个人的发展。但由于竞争具有强制性、排他性、严酷性等特点，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就可能由良性竞争转化为恶性竞争。因此，在由攀比引向竞争意识的培养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心态和良好的德性。

2．把浅表的外在攀比引向深层的内在攀比

一般来说，年龄较小的学生攀比的内容更多地集中于表面的、外在的、物质的、即时的东西，如，从比吃、穿、用到比成绩、比分数、比名次、比交友。这些都是外在的攀比，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随着品德修养的提高，学生攀比的内容会逐步向内在的、深层的、精神的、长久的方向发展，如比知识、比智慧、比品格、比奉献，这类攀比是教育所追求的，也是能够促进学生积极成长的。当然，攀比现象由表及里的变化不是必然的，需要教育者设计一定的情境，激发学生攀比的愿望，从而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从根本上讲，把浅表的外在攀比引向深层的内在攀比就是引导学生“向上攀比”，如果一个人一味地“向下攀比”，即拿自己与“较差”者相比，就会陷于浅薄和萎缩；而“向上攀比”则是与“较好”者相比，它能够比出风格、比出水平、比出进步。正如古人所言：“高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比于善者，自进之阶；比于恶者，自退之原也。”攀比的真谛即在于此，学校生活中之所以会出现种种不良的甚至是恶性的攀比现象，根源就在于学生没有真正理解攀比的内涵，为攀比对象表面的浮华和荣耀所迷惑，而不能领略其内在的真谛，这正是教育引导所要关注的。

3．在营造攀比氛围中培植攀比兴奋点

在学校教育中，营造良好的氛围、利用攀比的积极因素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积极的攀比树立了良好的奋斗目标，能够使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积极的攀比形成了一股进取的动力，能够催人奋进；积极的攀比提供了一面反思的镜子，能够让学生在比较中领悟自身的得失。因此，营造积极向上的攀比氛围是教育者的重要职责之一，从校园的物质情境建设到制度建设以及形成人际关系氛围，都应该朝着有利于激发学生知、情、意、行的方向营造，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整体情境中培植学生攀比的兴奋点。

每一个学生都具有与人“比”的欲望，只是有的人没有真正理解攀比的内涵，使得攀比的兴奋点发生偏移，热衷于物质的、浅层的、外在的、暂时的攀比，教育者有责任把那些偏离了的攀比兴奋点导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与此同时，要培植新的攀比兴奋点，一方面，对那些没有兴奋点的学生，应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为他们树立比学赶超的“靶子”，使他们的生活、学习有计划、有目标；另一方面，对那些虽有兴奋点但强度不够的学生，应该进一步强化攀比的力度，使他们愿意与他人比，敢与他人比。学校有一种积极的攀比氛围，学生有各自的攀比兴奋点，形成“点”与“面”的良性互动，以“面”促“点”，以“点”带“面”，学生的精神状态就会焕然一新。

4．让学生在积极攀比中不断超越自我

攀比的目的不在于“比”，也不在于比什么，而在于通过“比”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促进自我反思，在此基础上不断超越自我。

在攀比中超越自我，首先要解决的是“敢比”问题。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基础上，要鼓励学生敢于同比自己高、比自己强、比自己先进的人比。如果对高于自己的人只是持有“仰慕”心理，而不敢同别人比，就难以超越自我。

在攀比中超越自我，其次要解决的是“会比”问题。“怎么比”常常困扰着不少学生，总是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比，就会形成自卑心理；总是拿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比，就会形成自负心理。因此，应指导学生在攀比中找到最佳的参照点，在看到自身长处与不足的基础上超越自我。

在攀比中超越自我，关键是要解决“自比”问题，即在攀比中要善于自己与自己比。要引导学生拿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比，拿自己的今天与明天比。在攀比的过程中，关键不在于别人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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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于自己怎么样，即在昨天、今天、明天的背景上，找准自己最佳的坐标，在不断超越自己现有状况的基础上与自己比，在比中求进。

注：

[1]曹先擢等编：《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修订版，第735页

[2][汉朝]韩婴：《韩诗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