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读后感

第一篇：历史的教训读后感

中国历史的教训——读后感

滔滔江水奔流不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博古论今，侃侃而谈，像一位挚友，秉烛夜话，一个个的历史故事，活灵活现，生动异常，是解说，是剖析，是规劝，烟尘往事，都付笑谈。大浪淘沙，洗尽铅华无数，守得住底线的人，为群众诚心实意谋福利的人，永远轮廓清晰，让人铭记，让老百姓惦念心头，一个盛世的由来正是这样一批人的造就。康熙，雍正，乾隆，朱元璋，有了这些人的励精图治才有了盛世太平。深深车辙，不见半点污秽，丧失底线的人，心系钱财不作为的人，只能被浪花裹挟，拍在岸边，历史难留，如果有那就是以反面形式，话为笑柄，遗臭万年，沦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珅，慈禧，庆亲王，官二代，有了这些人的“孜孜不倦”一个个盛世才轰然倒塌。“无官不贪腐，无贿不成事”的思想意识，积弊已久，监管体系不健全，治官，治吏，党风廉政建设，任务重，难度大，但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撸起袖子加油干!”，相信清风廉政的春风迟早会吹遍九州，吹到神州大地每个角落!像曽仪一样，那么可爱，像个小猫一样惹人爱怜。

第二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观后感

近日，我们利用周末时间看了纪录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深深地受到教育和震撼。苏联由曾经能与美国匹敌的强国在短短几十年内由兴盛走向衰败，最终沦落到亡党解体的地步，令人惋惜。为此同为共产党的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这不仅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要思考的问题。

苏联的解体，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人心向背、生死存亡

苏共亡党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说是苏共从依靠群众走向脱离群众，并最终为人民群众唾弃的过程。在苏共推翻沙俄的时候，人民群众支持、参加、拥护以列宁为代表的苏共，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苏共领导下，苏联人民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实力成为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民众不再支持、拥护苏共了，军队反而倒戈一击，致使苏共悄然亡党。无数的历史事实再次证明，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失去了民心，亡党亡国就将成为必然。 二.苏共错误的认识和背离了马列主义

一方面原因，苏共在思想理论建设上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和过去领导人，另一方面，苏共党背离了马列主义，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 三.特权主义盛行

由于领导班子的陈旧，特权阶级在党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方面，使得骄奢腐败的不良风气在党内蔓延。另一方面，拉远了领导阶级与人民大众的距离，使得人民不满情绪逐渐发酵。除此之外，特权主义给领导的腐败犯罪提供了条件，这造成了国家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造成了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社会不公，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损失更为惨重，导致社会风气恶化。

分析以上三点原因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苏共亡党给了我们血的教训，在党的发展进程中需要注意两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摈弃特权主义，和人民共进退，在发展党员方面做到宁缺毋滥。相信长此以往，中国共产党会一直向着积极的方面不断前进。

作为大学生，我们要居安思危，努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加强对历史经验的学习和总结，加强对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加强共产党先进性建设，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努力提高领导能力和政治水平，更好的把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第三篇：崇厚误国的历史教训

——读《经世悲欢：崇厚传》

? 耿 法

崇厚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被提起，主要是因为《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严重 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受到朝野人士一致谴责和唾骂，清政府也拒绝批准。该条约系崇厚 擅自与俄国政府所签订，因此也被称作《崇厚条约》，崇厚本人因此条约从仕途巅峰一下 子身败名裂，沦为阶下囚，被清政府定罪斩监候，差点掉脑袋。此事虽已过去一百多年， 但在国际关系与领土、领海争端纷纭复杂的今天，很有必要研究崇厚这个近代史上重要人 物的所作所为，重温崇厚误国的历史教训，以示警戒。长期以来，由于崇厚在历史上的反 面人物形象，尤其是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一事为世人所诟病，有关崇厚的资料极为 分散与零星，因此对崇厚的专题研究颇为缺乏，与其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颇不相称。汤仁 泽先生所著《经世悲欢：崇厚传》，是一部弥补这一缺失的史学力作，该书详尽地占有崇 厚的各种历史资料，广泛搜集海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尽可能地复 原历史真相，不仅对研究崇厚本人，而且对人们研究晚清史特别是外交、洋务领域的诸多 人物、事件和历史现象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崇厚(1826—1893)，字地山，满族镶黄旗人，出生于名门世家，累世贵显，是金代 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家族中五代进士，显赫一时，其父麟庆官至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 、兼署两江总督，其兄崇实官至驻藏大臣、四川总督、盛京将军、刑部尚书，父子三人皆 位高权重。实事求是地说，崇厚当初并非只是靠家庭显赫背景而自身一无所长的昏庸愚昧 之徒。洋务运动初期，崇厚追随恭亲王奕訢，较早赞成办洋务，且以“办事勤能”得到奕 訢的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崇厚协助奕訢与英、法代表谈判，签订《北京条约》。咸 丰十年底(1861年初)崇厚担任驻津三口通商大臣，主管天津、牛庄、登州三处口岸的通 商和外交事务。在三口通商大臣任上，他先后参与了和普鲁士、葡萄牙、丹麦、荷兰、西 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订立通商条约及章程的活动。相比京城中那群思想顽 固不化、对世界剧烈变化极其愚昧无知的满洲王公大臣来说，崇厚当时算得上是一位粗通 外交和洋务的满族官员了。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天津海口军情危急，崇厚奉命 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办理海防，亲眼目睹英法联军坚船利炮之威力，因此他积极主张 购置新式船炮加以仿制，促使军队近代化。李鸿章1862年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建立江 南机器制造局，崇厚急起直追，于1866年秋在天津置地、购买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开始 筹建工厂，至1870年天津机器制造局建成，初具规模，成为北方京津地区最早最大的近代 军工企业，为此事用心与出力甚多。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爆发，崇厚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责

任者，本该受到相应处分，然而其仕途命运却因祸得福，出现了某种戏剧性的变迁。其时 ，因教堂及教民与当地民众积怨深久，终于引发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秘书西蒙 及修女、教士多人被激愤的天津民众打死，望海楼教堂、育婴堂、公馆、洋行等被焚烧， 震惊中外。各国公使纷纷联衔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派军队保护，并以武力相要挟。法国公 使罗淑亚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北京，气势汹汹，兴师问罪，欲进一步扩大事端。崇厚平日偏 袒、庇护教会、传教士及教民，与酿成此事件不无关联，为此受到天津士民普遍怨恨。清 廷先后派出曾国藩、李鸿章赴津查办此案。崇厚身为主管天津地区外交事务的最高长官三 口通商大臣，本该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但清廷最终对崇厚只轻轻“降一级留任”，不但 留任，旋即还委以重用，而其下属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却被革职流放黑龙江，另有 二十人被正法，二十五人被充军，并向法国赔偿巨款。为维持“保和局”、“不起兵端” 这一准则，曾国藩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不得不听从崇厚的意见，事后只得以“外惭清议，内 疚神明”而自责。之后，在法国公使胁迫下，清廷派遣崇厚作为钦差大臣出使法国，专为 天津教案向法国政府赔礼道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赴外国赔礼道歉的专使。1871年1月 25日崇厚到达法国马赛，正遇上普法战争结束，法国战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兰西第二 帝国崩溃，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接着又爆发巴黎公社革命，法国政局一片混 乱。待大局稍定，崇厚一行才抵达巴黎，法国政府却又一再刁难，欲添加无理条件和要求 ，以致崇厚备受轻慢，一直未能递交国书。崇厚只得离开巴黎，前往英国和美国，静观待 变。此种情形下，法国政府态度遂有所改变，崇厚重新返回巴黎，向梯也尔总统递交了国 书，说明天津教案中的责任者包括官员和民众已受到严惩的处理结果，事件得以终结。在 这一过程中，面对法国政府的各种刁难，崇厚及时向国内总理衙门通报情况，总体来说应 对还比较得当，同时，因当时受普法战争重创及法国国内政局反复动荡，法国政府无心亦 无力在天津教案一事上长期纠缠不休，诸种因素成全崇厚完成了外交使命。这一下，崇厚 衣锦荣归，备受恩宠，捞足了政治资本，在清廷最高统治者两宫太后眼中，崇厚是个不负 厚望的外交人才，又是可以信任的自家子弟，不仅宫中大事找他商量，让他接替去世的兄 长崇实担任盛京将军要职，还为日后派他作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奠定了基础。

沙俄长期以来一直觊觎我国新疆领土，支持阿古柏分裂势力搞叛乱。1871年7月，沙俄 趁新疆阿古柏叛乱、清廷一时无力收复失地之机，悍然派兵占领了伊犁，虽口头上假惺惺 地向中国政府表明占领是临时的，等到中国政府在当地有治安能力时就将伊犁归还中国， 但实际上企图永远占据这片领土，为此将伊犁划归七河省直接管辖。这显然是沙俄趁火打 劫之举。清廷与俄方多次交涉，沙俄一再拖延，企图造成长期占领的事实。在陕甘总督左 宗棠等官员的坚持下，严辞驳斥了李鸿章一派的放弃新疆论，清廷终于下决心出兵新疆。 左宗棠亲自率领大军挺进新疆，节节取胜，迅速平定了阿古柏叛乱，至1877年12月，收复 了除伊犁以外的南疆、北疆全部失地。左宗棠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沙俄企图 窃居新疆为其所有的阴谋，为中国收回伊犁主权创造了良好条件。按理说崇厚在此时出使 俄国，交涉归还伊犁问题，处于比较有利的外交形势，可是崇厚却轻易堕入俄方设计好的 陷阱，擅自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也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78年6月22日)，清廷派盛京将军、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出使 俄国钦差大臣，在上谕中特别说明：“崇厚尚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 特派前往驻扎，相机办理。”六月二十一日(公历7月20日)再下谕旨，将崇厚升格为“全 权大臣，便宜行事”。而同时被任命出使英国、法国的钦差大臣曾纪泽却没有“全权”的 头衔、待遇和权力，足见崇厚之使命关系重大，清廷对他的信任之深厚。然而崇厚接受使 命后，根本不去花费精力研究新疆及伊犁形势，出发之前，只顾连日酒宴饯行，“酬酢之 多，苦无暇晷”。更重要的是他本该走陆路，途经新疆，这样既可考察伊犁实情，又可和 最了解西北边陲形势的左宗棠商量，避免外交失误，但崇厚却执意要走海路，经欧洲直接 抵达俄国都城圣彼得堡。他在对新疆及伊犁前沿实情一无所知，根本认识不到伊犁问题重 要性和复杂性的情况下，就匆匆上路。当时朝廷中有官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翰林 院侍讲张佩纶上奏本指出崇厚赴俄走海路为大错：“使臣议新疆必先知新疆，自宜身历其 地，体察形势，知己知彼，则刚柔操纵，数言可决。今航海而往，不睹边塞之实情，不悉 帅臣之成算，胸无定见而遽蹈不测之地，将一味迁就乎?抑模棱持两端乎?事事迁就则不 能，语语模棱则不可，不必许而许之则贻害，不必缓而故缓之则失机。是犹医者未尝切脉 辨证而悬揣以处方，安在其能中窾窍乎?臣度左宗棠责任重，更事多，虽整军经武，正辞 盛气，以临俄人，此自疆吏之体则然耳;其老谋深算，必有持久通变之策，决不孟然侥幸 ，以生戎心。”他还明确要求朝廷“无庸授与崇厚全权便宜名目”，以免埋下隐患，这样 做，“遇有重件创举，驰奏候旨，则所以为使臣地者稍宽。若贸然从事，一诺之后，便成 铁铸，不慎于始，虽悔何追”。这些苦口良言后来皆不幸而言中。

当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达圣彼得堡，1879年1月20日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交了国书

。俄国高官和商会多次举行高规格的盛大宴会、舞会来款待崇厚，崇厚被俄方热情、友好 的假像弄得昏头涨脑，洋洋得意，哪里还去警惕谈判对手的阴险狡诈和狼子野心。俄方的 一系列花言巧语使得崇厚忘却了自己是为夺回失地而赴俄谈判的外交使命，反而倒过来一 味替俄方说好话。迟至3月15日他才顾上给总理衙门奏报出使俄国的经过，电文称：“外部 允还伊犁，商办通商，分清边界，其商亏，并代收代守兵费，已允还给数目尚未说明，尚 无图利之心。”并再三强调自己与俄国原驻华公使布策的私人交情：“布策亦谓前在天津 及为驻京使臣，与臣相识计有十余年之久，察其情意颇为款洽，臣当告以奉命前来系朝廷 慎固邦交之意，嗣后办事总当以两国有益和好为重„„布策亦言，如本国之命深愿和衷商 办。”两天后崇厚又在电文中说：“前信外交允还伊犁，商办交收清界章程，我允其通商 ，允还代收代守兵费，请代为面奏，并照会凯署使，嘱其电致外部，代达中国谢意，并将 彼此允还大要，声明定章，交收迅速办理。再布策密云：并无因利多索之心。”崇厚甚至 对俄方称“伊犁用费及伊犁俄民补恤两款，则以数目无多”也信以为真，根本没有认识到 伊犁除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外，还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是中俄陆路通商主要 商道的必经之地，对俄国经济尤为重要，沙俄正是以保护本国商业利益为借口而出兵侵占 伊犁及周边地区的。俗语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远在新疆主持军务的左宗棠在上奏朝 廷的折子中，一针见血地揭穿俄方采用的谈判手段是：“此次崇厚全权出使，嗾布策先以 异词餂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在沙俄的精心策划下，崇厚果然乖乖地上了 钩，不但没能利用当时的外交与军事有利形势尽快地完全收回伊犁主权，反而一步步丧失 外交主动权，完全被沙俄牵着鼻子走。

俄方代表格尔斯、布策与崇厚于3月初开始谈判，他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从通商、 分界、补恤俄民三个方面向中国政府不断提出无理要求。以所谓“分界”来说，原本同治 三年就已明确两国界址，但俄方悄悄将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三处界址重新修改。 愚蠢的崇厚把俄方绘制的伊犁一处的分界地图寄给总理衙门，奕訢等人将之与同治三年伊 犁将军明谊所定界址相比照，发现“于西境、南境各画去地数百里，并伊犁通南八城之路 隔断，致伊犁一隅三面皆为俄境，弹丸孤注，势难居守”，遂惊呼“此万不可许之事”， 并立即通知崇厚“将通商、分界、偿款各节通盘筹画，以昭慎重”。接着，崇厚又给总理 衙门寄去《新议通商章程十七款》，这些内容均关系到西北边陲外交和商务往来要计，总 理衙门更加感到事态严重，将原件飞递陕甘总督左宗棠察核。左宗棠详细分析条款的利害 关系，指出俄方不仅意欲侵占我伊犁周边大片领土，使伊犁成为三面被围的一座孤城，而 且在新议界址中其他地方也大大有利于俄方，在通商方面更是扩大到嘉裕关以内兰州、秦 州、汉中直达汉口、宜昌等处，“盖欲为俄商广贸易之路，而不为华商留一生机也”，“ 意在尽茶丝之利归之俄商，尽陕甘、新疆之利并之俄国。星使(指崇厚——引者注)欲以 诚感之，恐怖策贪狡居心，非诚所可动也”。总理衙门一些大臣此时也看清了沙俄的狼子 野心，认为“此次收还伊犁或致与不收还同，或且不如不收之为愈”。崇厚的轻率让步使 朝廷甚为担忧，为此警告崇厚“利害所关，必当权其轻重，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 ”。然而崇厚根本不以为然，该争的不争，该坚持的不坚持，不该让步的轻率让步，在随 后的谈判中擅自答应俄方提出的其他条件，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急切地催促俄方将条约 草案送呈沙皇审批，使俄方代表喜出望外。这年10月2日，崇厚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共十八条，其主要内容为：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 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划归 俄国;允许俄国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增辟两条到天津、汉口的陆路通商路线;俄国除 在喀什噶尔及库伦两地原设有领事外，并允许在嘉裕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 鲁番、乌鲁木齐、库车等地再设立领事馆;中国向俄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崇厚因家中 夫人此时身患重病，归心如箭，竟然“不候召命，擅自归国”，在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的情 况下便匆匆整理行囊回国交差。事后他在自述中辩解说：“屡次磋商，颇费唇舌，只以我 国兵力已疲，库款支绌，边防又不足恃，欲维大局之安危，不得已而勉应之，签字换约。 旋即拜折复奏，并迎折起行。”充分暴露其虚弱胆怯、焦躁不安、畏俄畏洋，却又骄纵专 横、妄自尊大、罔顾国法、僭权越位的心态。就这样，沙俄通过这一条约，不仅获得五百 万卢布的赔款，还获得了中国新疆大片领土，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天山隘口的控制权，简直 比通过一场大规模战争冒险所获取的利益还要多，而中国只换得一所孤城伊犁。崇厚却愚 蠢地以为自己从俄国人手中要回了伊犁，是为朝廷立了一功。

条约内容传到京城，朝野骇然，群情愤慨。朝廷官员纷纷上书，严辞谴责崇厚“违训 越权”、“辱命误国”，要求重治其罪。尤其是清流派官员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宝 廷等人要求朝廷废除崇约、严惩崇厚的呼声最为激烈。清廷于是宣布将崇厚革职查办，交 刑部严加议处，并将所签条约交王公大臣们重新审议，商讨补救方案。在朝廷上下强大舆 论压力下，清政府又将崇厚定为斩监候，接着宣布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条约。

俄国得知崇厚遭严惩后十分恼怒，不仅其驻华公使气势汹汹向总理衙门责问，声称系 对俄侮辱，而且发动各国驻华使臣全力申救崇厚。人们十分清楚，俄国表面上在拯救崇厚 ，实际上是借机寻衅，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清政府批准给俄国带来巨大利益的《里瓦几 亚条约》。在俄国极力鼓动下，英、法、美、德、意等各国驻华公使积极“从旁调停”， 要清政府释免崇厚。同时，俄国政府调动兵力，派多艘军舰来华，又派多艘兵船到图们江 ，意欲封堵港口，在各国商人中引起恐慌。沙俄在我国西北和东北边境部署重兵，进行军 事恐吓，战争一触即发。恭亲王奕訢、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人为避免战争 ，欲免崇厚死罪，而张之洞等清流派官员则指责“今者俄人恫喝，英法居间，首以赦免崇 厚为请，而南北洋大臣张皇人告，枢臣不再计，廷议无深谋，既无能战之人，安有万全之 策?”他们力主不赦免崇厚，积极备战，以应付沙俄挑衅。清流派官员反对列强蚕食中国 ，其爱国热情诚然可嘉，但他们将维护清廷的“纲纪”看得过重，如张之洞所言“崇厚目 无君父，贻害国家，其罪甚于耆英百倍。有臣若此，除论斩之外，本无他条可缓”，而对 外交“务实”一面，清流派官员则无切身体会与经验。1880年6月21日的一次廷议中，张之 洞说：“与其宽崇厚之狱，不如尽从俄约十八条。”刘坤一驳斥说：“此何说耶!不过谓 纪纲重于疆土也，此则宋、明诸公之遗唾也。以俄约论，其中自有委曲，崇罪未必致死， 朝廷亦必不杀之，上年所争亦不过不杀崇已耳。使当时真杀之，则劼侯无可藉手，安得有 今日之和盘妥处?但不依俄约，则不免决裂，患在目前;若依俄约，则莫杜觊觎，患在日 后。”原首任驻英公使、此时已开缺回湖南湘阴老家休息的郭嵩焘从曾纪泽来信中看到崇 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十八款，在日记中全文照录，愤慨抨击说：“崇地山收回伊犁一空城 ，竟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至是而益知总署诸公之罪，无可逭矣。”面对当时主战派受 到一片喝彩，反战主和派遭到唾骂的形势，郭嵩焘决心“以身任天下之诟讥”，毅然写下 论伊犁事宜六条上奏。他分析崇厚之所以贻误国家的原因：“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 ，无可宽免。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 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 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收还伊犁 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时，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 洋各国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他又说：“崇厚名为知洋务，徒 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 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 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 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喝欺诬，拱手承诺而已。”郭嵩焘 还提出：“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 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以刑以激俄人之怒， 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 此也。”郭嵩焘所指出的崇厚误国之由十分在理。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前番 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政治资本)，但其实并不懂得洋务，崇厚根本不知外洋 情形而又十分畏洋，这是他误国的根本所在。郭嵩焘提出按万国公法议定崇厚罪名，合情 合理又合法，这也由于郭嵩焘有首任驻英、法公使的经历才能提出这一方案。《清史稿》 说：“未几，而俄事棘。崇厚以辱国论死，群臣多主战，微调骚然。嵩焘于是条上六事： 曰收还伊犁，归甘督核议;曰遣使议还伊犁，当赴伊会办;曰直截议驳，暂听俄人驻师; 曰驻英、法公使不宜遣使俄;曰议定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曰廷臣主战，止一隅见 ，当斟酌情理之平。上嘉其见确，已而召曾纪泽使俄，卒改约。”看来，郭嵩焘的六点主 张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清廷改派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改约，有如虎口夺食，难度极大。沙 俄进行军事恐吓，又以“非先释崇不能议事”要挟，曾纪泽请求朝廷释免崇厚罪名，朝廷 只得先暂免崇厚死罪。为帮助曾纪泽与俄方谈判，总理衙门官员吸取前番教训，对崇厚所 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及附件逐条剖析，审订签注，分别列出《中俄条约十八条》、《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中有必不可行者，有尚属可行及旧章已行者，作为重开谈判的 依据。曾纪泽上奏折提出：“窃惟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 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他认为“曰战”、“曰守”都不可取，惟有“曰和 ”为上策，在谈判桌上尽全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利益，以达到改约目的。这是曾纪泽基 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实力的了解与判断得出的结论，因此他不轻易附和国内清流派的 激进主张，反对同俄国开战，担心兵戎一启，后患不可收拾。光诸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8 80年7月30日)曾纪泽一行抵达圣彼得堡。此时沙俄一方面在中国北部、东部、西部集结重

兵，军事威胁不断升级，一面借口清廷仍监禁崇厚以辱俄，大肆要挟，迟迟不愿重新谈判 ，目的很明显，企图拒绝或缓办改约一事。面临俄国大军压境，清政府也调动兵力作了相 应准备，以防不测。为促改约，堵住俄方的借口，六月二十九日(8月4日)曾纪泽致电总 署：“俄外部以未商改约之先，罪使筹兵，从古所无，非先释崇不能议事。”七月初六日 (8月11日)他再电告：“恳免崇厚罪名。”这样，清廷于七月初七日(8月12日)下谕旨 宣布加恩开释崇厚，并令曾纪泽妥慎办理所议条约。

崇厚获释出狱了，但俄方并不愿意使谈判顺利进行，设置种种阻挠。俄陆军大臣米留 金专门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格尔斯坚持谈判应在北京而不是圣彼得堡举行，也不 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俄外部大臣热梅尼威胁说：“如彼此意见不洽，吾人可令布策前往 北京，藉以避免显示决裂之痕迹。”布策已动身在往北京的路途上，只是在曾纪泽一再坚 持下，后经热梅尼电奏沙皇同意，布策奉召回俄，中俄谈判才在圣彼得堡继续进行。热梅 尼极其霸道地声称：“惟不论谈判之地何在，吾国舰队固始终留在彼处作为一种威胁也。 ”曾纪泽在此种困难情形下，按照朝廷旨意，“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一 分之害”，他吸取崇厚被愚弄被恐吓的教训，不懦弱不屈服，采取“与之事事面争”之策 略，在界务、商务、偿款三件大事上“悉心计较”，及时用电报和总理衙门相互通气以取 得共识，并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候旨期间，曾纪泽与布策先行商议条约章程底稿，“逐 日争辩，细意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迳赴外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 肯苟且迁就之意”，对崇厚原订约章作了多处修改。

经朝廷允准，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吉尔斯、布策在圣彼

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四月十八日(5月15日)清政府批准《中俄改订条约》。曾纪 泽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努力，在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胜利，维护了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和利益 ，减少了崇厚签约造成的损失，尤其是争回了伊犁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但新条约中不得 已仍保留着《里瓦几亚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 以东地区，因此《中俄改订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尽管如此，能通过谈判让沙俄将 已吞下去的东西重新吐出来是极不容易的，在晚清外交史上当属罕见的胜利。这一胜利在 国际上影响重大。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德费伦说：“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 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西方著名外交史家马士说：“左宗棠用血和铁平 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他的许多世纪的历 史上向来是惯于军事胜利的，但是像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还 是一个创举。从这次经验中，帝国的大臣们吸取了教训。在一个距离双方同样远近的边界 上，这个国家已经准备作战——正如它的劲敌也作好了准备一样;而且，因为有了准备， 才发现外交毕竟还是一个更好的武器。但是，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 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光绪八年二月初四日(1882年3月22日 )，中俄两国特派大臣在伊犁互换文约，中国正式接收伊犁，伊犁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母 亲的怀抱。

崇厚为何犯下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重大过失呢?首先当如前文所述郭嵩焘指 出的崇厚“不知洋而又畏洋”，这是他昏庸误国的根本所在。此亦是当时清廷内一班王公 贵族之通病，而崇厚更为典型。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前番为天津教案出使法 国为其捞到相当的政治资本，使两宫太后和朝中要员认定他是懂得办洋务的干才，但实际 上崇厚所谓的懂外洋通洋务是“只知其势不知其理”，只知道洋人船坚炮利，心中十分畏 惧，惟求妥协了事。其次，崇厚身为家世显赫的满族亲贵，其见识平庸、才能不足却极为 自负，不可一世，而任人唯亲的清廷最高统治者和王公贵族将他看作“自己人”、“自家 子弟”，视为心腹，宠信尤加，使他更是有恃无恐。他在出使俄国之前，张佩纶曾请朝廷 敕令崇厚走陆路经新疆赴俄，既可了解伊犁前沿实情，又可和陕甘总督左宗棠商量讨教; 还请求朝廷不要授予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名目，以避免其贸然铸成应允俄方之 大错。但清廷最高统治者及总理衙门自身失职未下敕令，而骄横的崇厚也根本不可能听进 耳去，遂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他在圣彼得堡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后，竟然“不候 召命，擅自回国”，更表明他妄自尊大、有恃无恐、罔顾国法到了何等地步，一般的官员 或大臣怎么敢如此狂悖呢?熊月之先生在为《经世悲欢：崇厚传》一书写的“序言”中要 言不烦地指出：“崇厚受命于**之秋，危难之时，作为洋务大员，处理、办理其父祖辈 未曾遇到的时代难题。这时候，他以往的知识储备显得远不够用，他以往的显赫家世、豪 门生涯反而成为他办理洋务的负面因素。他办理伊犁交涉、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 都与他公子哥儿的阅历有关。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官僚是同时代人，相对 于崛起于草茅之间的曾、左、李，他对复杂世事的理解，对人心惟危的体察，要逊色许多 ，纵横捭阖的能力也相形见绌。他最后因外交措理失当而身败名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 变动时代那些没有经世之才却强作经世之事的官宦子弟悲剧的写照。”这确是一针见血的 警世箴言。

崇厚本人出狱后，并没有省愆悔罪，吸取教训，而是到处拜客，利用自己的关系网， 通过家人或好友不断为其申冤叫屈，希望朝廷为他翻案，自己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他家 底富有，曾多次用向朝廷捐款来积极表现，以利复出。光绪十年八月初七日(1884年9月2 5日)崇厚奉旨捐军饷银三十万两。两个月后正值慈禧太后五十寿辰，崇厚“蒙恩赏给二品 衔”。次年六月初三日他又奉慈禧懿旨，为三海工程捐银十万二千两。光绪十五年十一月 间，崇厚拜访翁同龢，“欲劝沈阳捐粮济江南”，翁劝他还是折价成银钱捐赠为好。崇厚 的侄子嵩申任内阁学士，后升任刑部尚书，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嵩申“为厚请正一品封典 ，并上赏蒋佳夫人‘乐善好施’匾一方”，但朝廷没有答复。尽管崇厚费尽心计多方努力 ，可是朝廷终因他“获咎情节较重，均著毋庸置议”，崇厚复出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光 绪十九年二月初九日(1893年3月26日)，六十八岁的崇厚在北京旧宅病故。可笑的是，在 崇厚死去三十年后，早已下台的废帝溥仪于1922年12月1日结婚时为崇厚“平反”，接着于 次年元旦颁布“上谕”，宣布对崇厚“著开复原官、原衔翎之”。这已是民国十二年了， 溥仪为尸骨已朽的崇厚演出了这样一幕滑稽闹剧，只能成为后人笑谈。

(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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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苏东演变的历史教训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失败，苏东国家共产党政权亡党丧权，有其产生的必然原因，教训也是惨痛而深刻的。 列宁曾将它比喻为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罕见的高山，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困难，告诫人们：要“准备作几千次的尝试”，社会主义在艰苦探索中前进，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从挫折失败中吸取教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正确认识苏东巨变的本质与原因，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对于新时期我们党、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

苏东剧变无疑是20世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这一事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空前重大挫折。但是，它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为了社会主义旗帜永远飘扬，社会主义国家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致力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其次，要缓解社会矛盾，关注民生，改善人民生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问题，调动人民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积极性，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充满坚定信心。再次，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并在实践中有所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照搬照抄。要把它的科学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寻找一条适合本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最后，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

苏东剧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产生很大影响，为了稳定国人思想，保持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南巡。他在南巡的讲话的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做出了如下的简明概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0]这句话是对苏东剧变历史教训的高度概括，时至今日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因此，为了消除苏东剧变的消极影响，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首先，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永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并在实践中进行创新和发展。其次，应坚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全力推进党建这个伟大工程。再次，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同时应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最后应坚持依法治国理念，完善宪法保障制度，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宪政模式。此外，还应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1、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坚持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

3、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4、加强执政党建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五篇：《中国历史的教训》的心得体会

《中国历史的教训》的读后感

《中国历史的教训》，是一本以人物故事为主线、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中国历史随笔，也是十八大以来第一本由纪检监察干部联系反腐败斗争实际写就的读史感悟。全书是由作者习骅的24篇“说古道今”的文章组成，以轻松的笔调通过众多令人嗟叹与沉思的人物故事，来讲述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不变正道。

最近我在工作之余，细细品读了该书，感触颇深。书中讲述的24个古今里的人和事，有的伟岸得让人拍案叫绝，有的卑劣得让人不可思议，有的愚蠢得让人顿足捶胸，个个似曾相识，如在左右，不是成功的经验就是“历史的教训”。

王岐山同志曾指出：“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出于纪检干部笔下的历史更是多了一份厚重，对历史多了一种敬畏，给历史赋予了一种新的内涵。书中所传递出的廉政新思维、社会正能量和历史的智慧深深打动着我，让我在轻松读史的同时，能够体验廉政文化的熏陶、吸取历史人物的教训、接受廉政理念的淬炼。

该书给我们传递了廉政新思维。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标准，但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两者缺一不可。近期，各级纪委加大了对“为官不为”的专项整治力度，对奋发有为、敢于担当的干部给予褒扬，对懒政庸政怠政的进行严肃问责，让那些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没有市场、没有奔头。

该书给我们传递了社会正能量。书中道：因为舍弃，得到的是内心的安宁，因为奉献，受到的是人们的尊敬。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受到周总理家风的影响，收获了真正的快乐。是啊，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不能光想着自己得到了什么，关键要看自己给这个社会做了什么。殊不知无私的人最快乐，施予的人最幸福。习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深刻指出，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清正廉洁，是对家人的最好馈赠;家风纯正，也是对领导干部的最好保护。良好家风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烛照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世界。

该书给我们传递了历史的智慧。优良作风是事业成功的保证，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最终决定我们能够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这是何等宝贵的政治经验和精神财富。而作风是一个变量，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不但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必要时还须下猛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气概，秋风扫落叶的力度，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全面围剿“四风”现象，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缩小越轨空间，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严惩处、快了结。只有彻底扫除作风上的污垢，才能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延续昨日的荣光，续写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