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庭暴力的防治

第一篇：论家庭暴力的防治

家庭暴力的防治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美国司法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每年发生近50万起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事件。据美国全国犯罪受害者中心提供的数据，在18岁至65岁的美国妇女中，几乎每4人当中就有1人正在或曾经受过家庭暴力，每年由家庭暴力造成的医疗支出达6100万美元，直接和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15亿美元。[1]对于家庭暴力的防治，最早在1993年第48届联大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宣言》，该宣言界定了“对妇女暴力”的含义，列举了行为表现，同时要求各国遣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且不应以任何理由逃避其所应承担的义务。许多国家通过刑事、民事立法或单项家庭暴力立法反对家庭暴力。

一、我国家庭暴力防治现状

（一）家庭暴力的主要表现我国家庭暴力情况不容乐观。全国妇联的一项最新抽样调查表明，家庭暴力现象目前在我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还多发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与年迈父母之间。2009年，某市25岁女青年董珊珊结婚一年就遭丈夫殴打致死；2010年3月，某省一名3岁女童因不会背古诗被家长打死。[2]据统计，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已高达30%，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3]

(二)现行制度规范及其存在的问题1.现行制度规范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第一次规定了家庭暴力。其中有4个条款体现了对家暴实施者的制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这是我国法律中目前有据可循的有关家庭暴力概念的唯一规定。2005年修正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对家庭暴力防治作了原则规定。

2.存在的问题首先，未能揭示家庭暴力中施暴方有着强烈控制欲的本质。表面上看，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呈多样性，但在这一切表面原因的背后，施暴者强烈的权力欲望，是引发家庭暴力唯一的、也是共同的动机。不管是伤害受害人，还是当着受害人的面自虐或自杀，不管是不同意分手，还是为了达到分手目的，施暴者实施家庭暴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受害人顺着自己的指挥棒转[4]。

其次，未能涵盖其他重要控制手段。家庭暴力除身体暴力外，还有性暴力、心理折磨以及经济制约和物质剥夺这三种类型。[5]如前所述，家庭暴力是加害人使用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使受害人产生恐惧、无助而屈服。而能使人屈服的，并不是只有身体暴力。性暴力、心理折磨和经济制约，也是家庭暴力的“家族成员”,因为它们同样可以使受害人产生恐惧、屈辱和无助等心理反应，从而让加害人达到控制目的。

第三，受害人群范围过窄。国内外研究发现，暴力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如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更常见于有或有过亲密关系的人之间，如离异夫妻之间、恋人或曾有过恋爱关系的两人之间、以及同性恋伴侣之间。调查表明，恋人之间和离异夫妻之间暴力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的频繁度和严重程度。国际社会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的“配偶暴力”，发展到现在的“亲密关系中的暴力”[6]。将家庭暴力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使遭受恋人、前恋人、离异配偶暴力侵害的受害人无法获得法律平等保护。

（三）具体防治实践及其问题200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目的的行为。2008年7月七部委中宣部、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全国妇联。联合制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公安机关设立家庭暴力案件投诉点，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标志着我国反家庭暴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08年8月6日，我国第一道反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所谓“人身保护令”即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做出的裁定，其以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第11项规定为法律依据。，由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根据受害人陈某的申请而签发，首次在民事诉讼中将人身安全司法保护的触角延伸至家庭内部和案件开庭审理前，该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为：禁止作为丈夫的被申请人许某殴打、威胁妻子陈某，裁定的有效期为3个月，送达后立即执行。[7]2008年9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发出了全国第二道“人身保护令”，禁止丈夫华阳（化名）威胁、殴打妻子张丽芳（化名），在3个月的有效期内，如果他继续骚扰、殴打或者威胁原告及其家属，法院将视情节轻重，对其处以罚款、拘留等相关处罚。同时，还向当地公安机关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警方监督被告，一旦发现其继续施暴，要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张丽芳人身安全，该裁定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积极配合。[8]截至2010年1月，全国各试点法院共签发了43份人身保护令。[9]

“人身保护令”接连出鞘，折射出我国防止家庭暴力理念的重大转变，改变了传统“法不入家门”的消极做法，开辟了国家公权力防治家庭暴力的新途径，尝试运用司法手段，将事后惩罚转变为事前保护。同时，人身保护令对于预防暴力的再发生、及时制裁施暴者、向受害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和保护等方面都具有实质性的价值。

但是，保护令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实际问题。由于《指南》既不属于人大立法的范畴，也不属于司法解释，只是法院的内部指导性文件，不能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只能为法官办案提供参考。因而，有些法官在审理婚姻案件时认为，“人身保护令”的操作性不强，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法律效力，即使法官知道“人身保护令”的存在，也可能因为觉得其实际作用不大或并非必须的法律程序，而没有采用。亦有律师诙谐地认为，“依据法律，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构成治安处罚的就处罚，但无论法院是否发出过人身保护令，一旦发生，都要按原来的法律程序处理，法院不能以发过保护令为由，直接抓人处罚，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人身保护令主要是起威慑作用，就像警方贴的“严厉打击双抢”等标语，警方肯定不能抓到歹徒后说，我都贴过标语了，你还抢，我要重重处罚你。” [10]可见，“人身保护令”在现实中并非如预期的那样乐观，在许多地方与许多方面都遭遇软肋。

二、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家庭暴力的防治

（一）美国法对家庭暴力行为的特殊司法规制1.健全的民事保护令制度美国联邦及各州都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包括《家庭暴力逮捕法》、《预防家庭暴力与服务法案》、《被害人权利法》、《民事保护令》等，这些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为美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民事保护令是法律赋予被害人最直接、最常用的法律救济手段。它准许妇女可以先不提出离婚请求，而单独向法院申请民事保护令。根据2009年的数据，美国法中民事保护令的适用主体范围非常广，当事人的未成年子女、配偶或前配偶、其他家庭成员、无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同处一室的成员、现有或曾有过约会关系或亲密关系的当事人、拥有共同子女的未婚者、其他的当事人。而且，美国一些州将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明确纳入了民事保护令范围。

2.警察主动介入家庭暴力案件美国的反家庭暴力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美国警察机关允许警察自由决定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从1970年代起，美国各州相继在相关制定法中增设调整家庭暴力规定或者另行制定防治家庭暴力法干预家庭暴力。这类法律的内容主要包括:禁止令、强制警察干预、向受害人提供权利保障说明与资料、设置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及妇女庇护所，主动调查妇女受暴真相，并提供紧急救援、强制施暴者接受行为治疗等。[11]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全美警察部门开始扬弃传统的不逮捕政策，改以强制逮捕政策或推定逮捕政策。在实施社区警务改革后，对应警务模式的改革，美国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也出现了两种模式，传统警务模式和社区警务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警察执法的要点并不同。在传统警务模式中，其要点包括：公布家庭暴力处置政策，发生家庭暴力后即派遣警察赶赴现场，警察进行现场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现场拍照取证，对施暴者实施逮捕，进一步调查，进一步拍照取证，对警察进行家庭暴力的执法培训。在社区警务模式中，其要点包括：根据法律要求派遣两名以上警察到现场，详细了解施暴者的各种行为，根据确定的家庭暴力模式解决问题，了解传统警务模式中警察实施逮捕时不会考虑的问题，现场了解被害人的主张，与社区内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进行合作[12]。美国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妇女暴力侵害条例》,授权受害者在联邦法庭提出诉讼，并赋予警察跨州追缉施暴者的权力。大多数州规定受害者在不能从加害人处得到必须的赔偿时，可以起诉警察局或政府。美国有些州采取了强制性起诉的政策，即对于投诉来的家庭暴力案件一旦立案，不分自诉或公诉案件，检察官没有自由裁量权，必须要向法院控诉。即使受害人要求撤诉并且拒绝支持公诉行为，检察官仍然必须继续这个案件的诉讼过程。这种强制性起诉措施，对施暴者是一种严厉的震慑，让他们知道进行家庭暴力是犯罪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的，这样做的结果使家庭暴力事件明显减少。

3.家庭暴力案件专门法庭美国一些地方法院设立审理家庭暴力案件专门法庭,以便及时、有效地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家庭暴力专审法庭能够更加专业细致地从事案件审理，主要审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家庭暴力专审法庭为解决家庭暴力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司法资源，对家庭暴力的介入更加细致有力。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1.台湾的保护令制度1999年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正式实施。根据其第14条，保护令的内容多达13项。实务中核发最多的是“禁止施暴令”。根据台湾地区“司法院”“司法统计年报”，2005年1月至2009年4月台湾地方法院共核发保护令12345件，其中禁止实施家庭暴力50604件，占41%。[13]法院核发保护令，用来约束加害人的行为或者课以加害人特定义务，以保护被害人及亲属不受加害人的伤害。保护令分为紧急暂时保护令和一般暂时保护令及通常保护令三种。紧急暂时保护令是当被害人遭受家庭暴力而有急迫危险时，由检察官、警察机关或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以言辞书面或电信传真方式向法院申请，被害人没有直接申请此项保护令的权利，法院受理后，除有正当事由外，依法必须于四小时内核发紧急暂时保护令，以快速提供被害人保护；一般暂时保护令当被害人遭受家庭暴力，如尚未逢急迫危险情况，但却有安全上的现实考量，需要法院在审理终结前发核发暂时保护令时，法院应予以接受；通常保护令当被害人遭受家庭暴力，但无急迫需要保护情形是，可向法院申请通常保护令。法院受理后，会定期开庭审理，待审理后认定被害人确有核发保护令保护必要，会核发保护令。通常从申请到核发，会需一个月以上时间。保护令一般由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保护令核发后，由警察机关负责执行，对保护令内禁止的行为及遵守的事项，应命加害人确保遵行，且得在被害人住居所守护或采取其他保护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必要安全措施。加害人如有违反保护令之行为，如持续骚扰或出现在被害人的周遭等，一经警察机关发现，警察机关得以现行犯径行逮捕，并即解送检察官进行侦查。即便非现行犯，但有证据足认违反保护令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继续侵害家庭成员生命、身体或自由之危险，也可以径行拘提之。 [14]

2.警察应对家庭暴力的规定1999年“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后，针对这一法案的实施，台湾警方改革了对家庭暴力的反应机制，采取了一系列防治家庭暴力的有效措施。如在警察部门内部成立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单位，落实家庭暴力防治官专职制，推行家庭暴力安全计划，制定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操作规程，使用家庭暴力案件现场处理箱，提升一线警察处理现场及搜证的能力，建立家庭暴力数据库，简化家庭暴力处置程序，加强警察处置家庭暴力能力的培训等。目前,台湾警方在干预家庭暴力模式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现场操作流程，其通常包括六个环节：一是只要有人报案，警察就必须到案发现场了解情况；二是中止暴力并缓和情势；三是逮捕现行犯；四是现场搜证与调查访问；五是收集证据，证实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 以作为警察处理和受害人申请保护令的依据；六是协助受害人申请保护令。[15]

三、我国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防治的对策建议

（一）改进对家庭暴力行为处置的执法，强化“司法介入”力度我国家庭暴力的防治，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具体职责，进一步强化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干预力度，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并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2004年6月22日，我国河南省首家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专门法庭――漯河市“反家暴合议庭”正式成立，为我国推行专门的家事法庭审理家庭暴力案件提供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宝贵经验。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已经有了新的进展。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指南》，在全国确定了9家试点法院。其中，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为试点单位，经过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专门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合议庭、设置全国首个反家庭暴力立案专窗、制定出台了规范化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操作细则，初步设立了“申请――立案――听证――裁定――执行”的审理模式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16]

其中，无管辖权案件可申请紧急保护裁定等颇具实践操作性，值得进一步推广。[17]但目前香洲区人民法院所推行的人身保护裁定还只是“确保离婚案件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就人身保护裁定的内容而言，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化，就人身保护裁定的适用范围而言，还应当进一步扩大到诉讼范围之外,以充分发挥人身保护裁定的作用范围。 [18]

从完善法律保护机制来说，还需要我国立法机关进一步总结经验，借鉴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有益经验，将《指南》的内容上升到立法，尽快出台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明确规定保护令制度，真正实现家庭暴力的事后惩治向事前防护的转变。

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在反家庭暴力合议庭的基础上，应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案件的专门审判庭。对因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婚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依法审理，防止久拖不决。公安部门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应追究其行政责任。对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家庭暴力案件，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应当依法及时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得以家庭纠纷为由不起诉。对于性质、情节或后果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案件，即使受害人不愿起诉，也应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时，人民检察院要通过行使监督权，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和审理的法律监督。即通过法定程序对公安机关实施立案监督，对人民法院判决不服的家庭暴力案件提起抗诉，这是强化“司法介入”力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建立完善的警察介入机制首先，在将来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明确国家干预家庭暴力行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干预机制。统一公安、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认定。明确预防和制止暴力、救助受害人的措施，尤其是对正在进行的暴力或者持续发生的暴力要及时、有效的干预，从而为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思想上，警察机关要转变原有观念，将家庭暴力的防治视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法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视为我国现阶段维护人权、保障治安秩序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工作中，警察机关要突破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纠纷”及“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认识误区，无论是领导机关还是社区民警，都要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是导致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诱因，要增强合理运用法制、行政等手段防范家庭暴力的意识，提高处理家庭暴力工作的责任感，切实将家庭犯罪防范纳入到社会防范工作之中。

最后，要借鉴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警察机关将家庭暴力报警除纳入“110”外，还应当纳入社区警务的工作范围，将家庭暴力的防范工作前移，提升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效能。警察机关要形成一套相对系统、成熟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模式。一是根据《婚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的授权，及时阻止暴力行为；二是救助受害人，告知其到指定的卫生部门进行伤情鉴定，可行使的权利和相应的救济措施，说服教育施暴人；三是详细记载受案情况，询问受害人、施暴人，获取实施暴力所留的证据，为以后工作打好基础。四是对构成属于警察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警察机关依法行使刑事侦查权，根据具体案情，决定对施暴人应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并告知他应有的权利；五是对于不属于警察机关管辖的案件，告知当事人其他可采取的救助方式，并告知向相关救助机关或组织的求助信息。让法律的归法律，社会的归社会。

第二篇：家庭暴力分析及防治的法律思考

摘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的家庭关系，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已经日益成为我国法律工作的热点。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是家庭成员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施暴的行为，是一方动用武力和权利来控制另一方的行为。其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女性。不仅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而且还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和安宁，这是与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2000年新颁布的《婚姻法》中已把“禁止家庭暴力”作为重要条文载入其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已经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建立法律、社会、心理各层面的社会支持体系。以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关键词： 家庭暴力 现状 危害 成因 群防群治

一 、家庭暴力的内涵及特征

一) 国外和国内的不同认识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已经有了多年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经验。有代表性的，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暴力”主要指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有害行为。

在我国，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以婚姻，血缘和法律关系为基础而构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以暴力、胁迫、摧残、折磨或其它手段侵害家庭成员身体、精神和性等人身权利的强暴行为。

二) 社会学的认识

社会学者认为：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止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社会手段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为家庭暴力受害者(主要是妇女)提供有效的社会救助，以及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的平等，将反对家庭暴力作为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三) 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界定

《婚姻法》修正案第三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范畴作了明确表述：“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家庭暴力基本上是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实施的。以前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新的趋势在发展，男性也开始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本文所指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中，夫妻之间即婚姻主体之间的暴力行为。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

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行为方式不仅有直观性还有非直观性的。可见,家庭暴力是许多不同行为所体现的一种共同性,这些行为的共同目的都是施暴者为了实现对受害人的控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强暴行为。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暴力与一般暴力两类。

因此，家庭暴力从形式上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

1) 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行为,如:殴打、推搡、打耳光、脚踢、使用工具进行攻击等。

2) 语言暴力: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言语,从而引起他人难受。

3) 性暴力: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

二、我国现阶段家庭暴力的现状、危害及成因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家庭暴力，顾名思义，是在家庭内出现的以武力侵犯他人人身或对其精神折磨的强暴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解释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法律第一次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家庭暴力进行了较为明确地说明，除了“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外，还补充了“其他手段”，在造成的后果上，除了身体伤害外，还有精神方面的侵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妇女作为主要受害者的家庭暴力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冷暴力”、“精神虐待”、“高知识阶层”等逐渐成为谈论家庭暴力问题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的白皮书》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门统计，在目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性。在我国农村，家庭暴力可谓司空见惯，丈夫虐待、殴打妻子的事时有发生，一些人对其可谓近乎麻木。据不完全统计，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我国家庭暴力上升了25.4%。以我市妇联为例，1991该组织接待来访的家庭暴力事件358件，占该类来访的15.21%，到1996年已增加到25.7%。 家庭暴力成为引起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据司法部门资料表明，家庭暴力案件约占婚姻案件的30%，个别地区高达50%。 2000年，江苏省妇联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237个存在暴力的家庭中，有125人的犯罪直接与家庭暴力有关，占52.74%。125个直接因家庭暴力而犯罪的女性中有93人长期受到丈夫的殴打、虐待，占74.4%。她们所犯罪种涉及到杀人、介绍容留卖淫、伤害、拐卖、盗窃、诈骗、抢劫、纵火、爆炸等，有62人犯故意杀人罪，占49.6%;伤害、投毒、爆炸、纵火等恶性案件17起，占13.6%。栖霞区某镇妇女胥某因家庭暴力引发的矛盾，在两年中频频到镇、区两级政府上访闹事，严重干扰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众所周知，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是社会公害，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范围。是现代化生活中的一颗“毒瘤”。 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家庭中的弱者,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都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严重危害了妇女身心健康,侵犯了妇女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裁条款，如将家庭暴力作为受害方提出离婚的一个条件，受害方离婚时可请求损害赔偿等，还明确规定受害方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援助和居委会进行劝阻，因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因此，不管是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还是一般违法的家庭暴力行为，都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减少和消除。惩治家庭暴力，实现男女平等，有利于维护和睦、文

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家庭暴力的危害：首先，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其次，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第三，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如果其心理得不到及时诊治,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

(三)家庭暴力的成因：家庭暴力问题似乎只在20世纪末以来凸显出来，是因为在过去被其他问题如战争、经济等问题所掩盖。这一问题自从剥削社会产生以来就非常严重地存在并且作为当时社会一种“合法行为”存在，是经济制度、法律规则、风俗习惯、科技文化的综合产物。

(一) 家庭暴力是封建思想在现代社会遗留的痕迹

男权主义、父权思想的存在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家庭暴力似乎变得顺理成章。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并不是说人们风俗习惯、观念、思想意识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文精神并未像西方人文精神那样促成了现代法治的诞生，相反却构成了德治或者人治的“温床”。鲁迅先生说，在旧制度下女人就是男人的私有财产，这个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格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的头上。③这种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意识使一些女性心甘情愿的受制于丈夫之下，心理上没有独立的人格，在发生家庭暴力时仅仅是逆来顺受，由此更助长了丈夫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家庭暴力反复性与循环性并存。

(二)家庭婚姻的“腐败”现象诱发了家庭暴力

广西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张英忠教授指出，引发家庭暴力事件的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家庭婚姻的“腐败”现象所致。现在市场开放了，但在开放的同时有些人过分的追求所谓的“思想开放”，受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而丧失伦理道德，贪图享乐，追求金钱美女，

“包二奶”、“养情人”的现象似乎司空见惯，对家庭、对婚姻没有责任感，这种现象称为家庭婚姻的“腐败”现象。《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又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该条表达了准予离婚的一个理由，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家庭中受危害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解除婚姻来达到这一目的，使受害人远离被害人。殊不知因为此条款也助长了家庭暴力行为，使那些施暴者借此达到离婚的目的。

(三)女性经济的不独立也是产生家庭暴力的一个原因

无可否认，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男性仍然占主导地位，并且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女性下岗的问题也十分严重，这样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困在家中，她们无经济收入也无经济地位，只能依附于丈夫，这样很可能成为丈夫随心所欲施暴的对象。④丈夫对妻子施暴，有很大的原因是觉得自己对妻子有足够的控制力。如果妻子有相应的社会地位，经济来源，那么丈夫就不会轻易对妻子施加暴力，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 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五) 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除了上述原因，此外还有社会压力的因素，个人的道德品质，思想修养，教育水准，法律意识，性格脾气，居住条件及生活环境等因素，总之，家庭暴力有其存在及爆发的必然性。

三、预防和整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第一，注重立法，使惩治家庭暴力行为有法可依。联合国 1993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我国也高度重视家庭暴力问题，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2条规定，“禁止残害妇女”。第34条规定，“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第 35条规定，“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妇女;禁止用迷信、暴力手段残害妇女;禁止虐待、遗弃老年妇女。”

为了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并考虑到与其他法律有关惩治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相衔接，修改后的《婚姻法》作出了规定：第一，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第3条)。第二，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第 43 条第 1款)。第三，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第43条第2款)。第四，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43条第3款)。第五，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 45条)。第六，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另一方要求离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第32条)。第七，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46条)。

第二、以司法控制为核心。就是要求国家的司法力量(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进惩罚，对受害人进行司法救助，从而有效控制家庭暴力犯罪的发生。我国实践中对于家庭暴力的司法处理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对于构成刑法规定伤害罪和遗弃罪的案件，由公安机关逮捕，经过检察机关的起诉，最后由审判机关定罪量刑。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只有受害人本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害人受到精神强制无法告诉，检察机

关才代为向人民法院告诉。实际上，这两种处理途径都不利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真正解决。这两种司法解决的方式都要求进入正式的司法审判程序，对施暴人进行定罪量刑。而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犯罪。受害人与施暴人之间存在共同的生活关系，彼此有着感情的联络。很多受害人寻求司法介入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施暴人的家庭暴力，使其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而不是希望施暴人接受现实的严厉刑罚处罚。对于很多家庭暴力的施暴人进行定罪量刑，特别是对生活压力而产生的家庭暴力和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暴力的定罪量刑，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为被害人带来了更多的现实生活问题。这种司法手段的介入不是对被害人的帮助，而是给被害人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处理，除了极为恶劣的暴力行为，应在遵循被害人意愿的基础之上，由公安机关作为进行家庭暴力处理的主要机关。

第三、健全机构，调动全社会反家庭暴力的力量。在我国,根据全国妇联权益部的调查,近年来,各地在反家庭暴力方面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二是各级党政领导和工青妇组织把反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形成全社会重视、各机构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局面。三是上海、北京等地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中心, 开辟了妇女热线电话,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帮助和心理咨询。北京丰台区铁营医院成立国内第一家反对家庭暴力行动的医疗机构;北京、青岛、江苏等地也成立了“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为司法机关提供了确凿的伤害证据。近年来，美国一些地方法院纷纷设立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专门法庭，以便及时、有效地帮助那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据统计，美国加州马丁县的家庭暴力法庭建立三年来，家庭暴力案件下降30%。第四，注重调解劝阻与惩罚制裁相结合的措施。建立多层次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等组织的调解作用。.强调执法机关及时介入,有效制止的职责。建立类似于国外妇女庇护所性质的社会救助机构。以帮助受害人及时摆脱家庭暴力。

第五,重视和加强对妇女自身素质的教育工作,提高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转变妇女的屈从和依附观念，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受害者采取极端报复行为而成为触犯刑法的罪犯。《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8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保护被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因此,各级妇联组织要对妇女加强普法宣传教育,让保护妇女的法律规定深入人心,提高广大妇女的法制观念,增强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觉性和斗争性,这是改变妇女家庭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防暴、抗暴能力。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制家庭暴力时,要及时求助于邻居、街道、所在单位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扼止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妇女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应选择法律而不是选择极端的报复手段，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六，加强公民伦理道德教育，倡导和弘扬法治、民主、平等、文明，提高全民道德水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二十字道德规范就教育人们要具有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途径展开宣传教育，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此外,对残害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要通过社会媒介和舆论监督及时地曝光和谴责,对欲施暴者起到警戒作用,提高全社会对家庭暴力行为危害性的认识,达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目的。家庭成员间发生矛盾时，要善于克制自己，不要恶语相对，要做到互爱、互谅、互让。基层组织及公检法司部门应当建立和健全家庭暴力防范体系，把家庭暴力消灭于萌芽状态。因此，对家庭暴力应实行综合治理，发挥社区、单位和执法机关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使家庭暴力走出“邻居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真空地带。为了有效地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受害人要甩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捍卫法律赋予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社会各阶层、执法机关要

改变“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漠视态度，对于家庭暴力不仅要管，而且要加大治理力度。我国在 2001年 11月 25日迎来了中国第二个“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随着全社会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和防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暴力行为将得到有效地遏制。

第七构架家庭暴力法。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法。针对家庭暴力的长期性、复杂性与严重性,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家庭暴力法。1995年12月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也于1994年出台了家庭暴力法;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在我国台湾地区,1998年也通过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由于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均散见于各类法典,法条中并有许多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之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立法规划中,也应将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纳入其中,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行动有专项法律可依,且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一的威慑作用。

结束语

完善的立法能够为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完善的司法能够为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有力的执行力保障;有效的司法干预机制能够用法律为受害人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但是“家庭暴力不是一下通过适当的法律干预就可以消除的简单的法律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和对待妇女儿童的根本性变化才能消灭。”因此为受害人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我们仍需做长期艰苦的努力。从更高的意义上讲，加强反家庭暴力的法律研究和司法实践，利用法律的武器遏制家庭暴力，维护家庭的和睦，增进两性成员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必将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郝艳梅，重新审视家庭暴力[J],《前沿》，2001.9.62-6

(2)马原，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C]，人民法院出版社,北京，1997.93-94

(3)张珊珊等,关注家庭暴力案件[N]，扬子晚报,南京,2001-11-25 ( A5 )

(4)阙祥才：《家庭暴力分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04.4

(5)王有佳：《现代化城市生活的一颗毒瘤》，载《人民日报》，2003.4.3

作者：鲁小凤

第三篇：论婚姻中的家庭暴力

论婚姻家庭暴力中的司法干预

摘要: 从"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电视剧的热播到“李阳家暴丑闻”的网络热议,家庭暴力作为破坏夫妻感情,影响家庭安全的违法行为,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其本身具有的普遍性和隐蔽性,也需要更为详尽的法律解释加以规制,以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利.本文将通过经典案例从婚姻法中家庭暴力的概述、家庭暴力的界定、司法干预措施以及对家庭暴力的处理等方面的法律现状进行分析。

关键词：婚姻法 家庭暴力 法律规制

一.家庭暴力的概述

(一)概念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它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使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如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父母等，妇女和儿童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有些中老年人、男性和残疾人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会造成死亡、重伤、轻伤、身体疼痛或精神痛苦。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及其原因

1、家庭暴力的特征

①行为的隐蔽性。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里这个特定场所;大部分受害人认为是家务事、个人隐私，而“家丑不可外扬”，怕传出去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影响个人名誉或者事业发展。

②手段的多样性。家庭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肉体上的伤害，也有精神上的损害，还包括性虐待和婚内强奸。家庭暴力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暴力和一般暴力;按其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冷暴力。

③后果的严重性。第一，施暴容易侵犯和践踏对方的人格尊严、身体健康等人身自由权利，损害和摧残其心身健康，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第二，容易诱发刑事犯罪，当暴力超过一定限度时，受害人就会奋起反抗，以暴制暴，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第三，严重影响下一代人的心身健康。

2、新时期家庭暴力的成因 ①我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根深蒂固封建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并未彻底从人们的头脑中肃清，许多人仍然认为丈夫享有统治和支配妻子的特权，同时一些女性也仍持有男主女从的观念，在家庭中甘于丈夫之下，心理上没有独立的人格，逐渐丧失了自我。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暴力作为解决家庭矛盾的一种常见手段也就不奇怪了。

②缺乏有效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强奸”，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在民事法律方面，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却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做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法律立法的本意值得探讨。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

③经济收入差异是其经济原因。

④社会的宽容态度是其社会原因。家庭暴力历来被视为家庭私事，邻居不劝，村(居)委会不问;若不构成伤害罪，司法机关对施暴者也无法处罚，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暴力的默许，是对施暴者的宽容。

二 、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措施

下面让我们来通过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涉家庭暴力的典型案例来探究一下有关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问题

案例

一、郑某丽诉倪某斌离婚纠纷案 ——威胁作为一种家庭暴力手段的司法认定

(一)基本案情

原告郑某丽与被告倪某斌于2009年2月11日登记结婚，2010年5月7日生育儿子倪某某。在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被告经常击打一个用白布包裹的篮球，上面写着“我要打死、打死郑某丽”的字句。2011年2月23日，原、被告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后被告将原告殴打致轻微伤。2011年3月1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婚生男孩倪某某由原告抚养，抚养费由原告自行承担;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30000元。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郑某丽与被告倪某斌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被告将一个裹着白布的篮球挂在家中的阳台上，且在白布上写着对原告具有攻击性和威胁性的字句，还经常击打篮球，从视觉上折磨原告，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构成精神暴力。在夫妻发生矛盾时，被告对原告实施身体暴力致其轻微伤，最终导致了原、被告夫妻感情的完全破裂。因被告存在家庭暴力行为不宜直接抚养子女，且婚生男孩倪某某未满两周岁随母亲生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使原告遭受精神损害，被告应承担过错责任，故被告应酌情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据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郑某丽与被告倪某斌离婚;婚生男孩倪某某由原告郑某丽抚养，抚养费由原告承担;被告倪某斌赔偿原告郑某丽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五千元。该判决已生效。

案例

二、 邓荣萍故意伤害案 ——长期对养女实施家暴获刑

(一)基本案情

被害人范某某(女，时年7岁)出生后不久即由被告人邓荣萍收养。在收养期间，邓荣萍多次采取持木棒打、用火烧、拿钳子夹等手段虐待范某某，致范某某头部、面部、胸腹部、四肢多达百余处皮肤裂伤，数枚牙齿缺失。2010年3月26日上午，因范某某尿床，邓荣萍便用木棒殴打范某某腿部，致范某某左股骨骨折，构成轻伤。案发后，邓荣萍向公安机关投案。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邓荣萍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邓荣萍为人之母，长期对养女范某某进行虐待，又因琐事持木棒将范某某直接打致轻伤，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邓荣萍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据此，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邓荣萍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家庭暴力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婚姻中家庭暴力问题的司法干预显得尤为重要，但法院对于家庭暴力的司法认定方面是存在困难的我国法律中还没有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缓解矛盾。

1、颁布司法解释或者修改刑事政策，将家庭暴力行为明确纳入刑事法律规范或刑事司法活动调整的范围，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然新《婚姻法》明令禁止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了进一步界定，但仍然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法典。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实体与程序并重，增强可操作性;预防为主，明确各种救助措施，为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

2、明确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事件予以司法干预的义务，制定对受虐妇女的特别人身保护程序，建立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刑事公诉制度，保证司法机关能够及时有效地介入家庭暴力事件，对施暴者予以有利地制裁，对受虐妇女予以有效地保护。

3、 修改证据规则，明确“受虐妇女综合症”可作为辩护的依据，将此方面专家鉴定或证词作为可采证据引入刑事诉讼，防止司法机关任意拒绝受虐妇女有关遭受家庭暴力的主张和进行鉴定的请求，以保证被迫以暴制暴的受虐妇女能受到公正的审判，避免过重的刑罚。

4、 广泛开展社会性别培训，促使立法和执法机关工作作风和性别意识的根本改变。“社会性别与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培训应纳入警察培训课程，法院、检察院等也应开展性别意识培训。

虽

5、执法部门分工合作，加大打击力度。执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各司其职依法办事。

6、面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提高女性的法律意识，使之懂得运用法律武器自我保护;培养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增强妇女的独立人格意识。

三、家庭暴力的界定和处理

(一)、家庭暴力的界定：

家庭暴力是一个国际术语，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各国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有所差异。许多国家、学者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也不尽一致。美国律师协会全国家庭暴力委员会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为“当一方亲密伴侣使用身体暴力、胁迫、威胁、恐吓、隔绝孤立以及情感、性和经济暴力试图保持对另一个亲密伴侣的权利控制时，即发生家庭暴力……”。英国皇家警察督察提供的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暴力”系指在曾经或现在有亲密关系的伴侣之间发生的身体、性、情感或经济方面的伤害行为，行为性质不由发生的时间或地点决定，澳大利亚联邦法律改革委员会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暴力系指一成年人对另一人(两人为已婚配偶或有事实上的恋爱关系)犯下的实际的或威胁的暴力行为。我国婚姻法《解释》第一条明确指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由此可见，外国法与我国法界定的家庭暴力主体范围有所不同。我国学者认为暴力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即具有亲属关系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成员。外国法对家庭暴力主体的界定，不是以有亲属关系为要件，而是更注重共同生活之实，即不仅仅局限于依据婚姻、血缘和法律关系维系的家庭。这样，情人、同居朋友、前夫或者前男友均可包括在施暴者的范围内。

(二)刑事司法干预机制对遏制家庭暴力事件的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在对家庭暴力作出反应方面，刑事司法体系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1、承担刑事司法职能的机关，尤其是警察机关，具备对家庭暴力事件进行快速反应的天然优势。“人们普遍认为地方警察发挥着轴心的作用且通常最先与有暴力倾向的家庭进行联系，向他们提供免费服务，是高度可见的权利机关。它维持着一种中央派遣系统而且可能是唯一一个24小时提供快速帮助的公共机构。”在我国公安派出所处于打击家庭暴力的第一线，应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

2、承担刑事司法职能的机关，其依法享有的采取强制措施权、刑事处罚权，如果能够有效运用，对于保护受虐妇女、惩戒施暴者和阻断家庭暴力事件的升级，与其他手段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执法机构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手段。在众多的家庭暴力事件中，虽然有其他社会机构的介入，但并不能阻止施暴者暴力行为的继续和升级。加拿大的司法实践表明，执法机构的有效干预将大大减少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如果现场拘留施暴者并对其提起公诉，使受害人再次遭其殴打的概率减少了50%.如果不对施暴者提起公诉，受害人往往会再次受到暴力威胁或殴打。

3、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干预、处置的状况，对其他反家暴机构乃至公众有着重要的影响。除了刑法干预的直接影响之外，司法机关还可通过宣布暴力行为不在刑法范围之内的方式来限制允许干预的范围，从而赦免那些不会导致逮捕或起诉的行为。因此，刑法体系不仅充当了最初的响应者而且形成了其他社会机构将来可能作出的反应。

一旦司法机关重视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及时有效地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救助，则会向社会公众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政府对家庭暴力持积极的干预态度，家庭暴力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样的信息，不仅有利于其他反家暴机构采取有效措施援助受虐妇女，亦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积极的反对家庭暴力的健康环境，与此同时，也会鼓励受虐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寻求法律的救济，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相反，如果缺乏必要的刑事司法干预机制，不仅会抑制其他反家暴机构活动的有效性，助长消极的反家暴社会环境，而且会阻碍受虐妇女运用法律手段摆脱家庭暴力的侵害，而被迫选择其他为法律所禁止的手段“自我拯救”，衍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最典型的表现是，受虐妇女在无助的情况下，选择“以暴治暴”。

( 二)、家庭暴力的处理

1、家庭暴力的预防

(

1、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公民自觉遵法、守法。通过法律宣传，尤其是人权宣传，教育公民树立“人人平等”的法律观念。学会遵守法律并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在家庭领域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人权宣传易于政府在反对家庭暴力方面做出努力，采取立法、司法、行政措施、共同为维护良好的法制环境作贡献。 (

2、严厉制止和打击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破坏家庭和睦的毒瘤，严重危害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全。因此对家庭暴力应进行严厉的制止和打击，以此来威慑家庭暴力的实施者，预防家庭暴力。

(三)对家庭暴力的处理

1、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可以将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也就是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以以受到暴力侵害为由作为离婚的条件，作为法律赋予受害人的一项权利，受害让也可以不提出，法院也不能以此为由判决当事人离婚。

3、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申请离婚后的过错赔偿，即在离婚后可以依据《婚姻法》关于离婚过错赔偿的规定，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同时受害人可直接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请求加害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

4、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婚姻法》作为民事法律，不就家庭暴力行为规定单独的罪名，家庭暴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处罚，必须通过刑法解决。例如，我国刑法规定了虐待罪、故意杀人罪等，若家庭暴力符合这些罪中某一个罪的构成要件，便可以依照刑法关于该罪的规定予以处罚，受害人可以依法获得有效救助。

家庭暴力本身不是一个新问题，更不能说现在的家庭暴力就一定比以往任何时候严重，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意识的开化，家庭暴力比过去暴露的多了，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面对家庭暴力这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全社会都应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有效途经，不断探索，致力于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我们都应深刻地认识到，反家庭暴力，任重而道远。

第四篇：浅论权力腐败的防治

—拓展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域问题研究

区物价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以及民主政治的普遍推行，权力腐败的防治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重大任务。权力腐败的防治有众多的论述，笔者主要从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工作的情况出发作一些显浅的探讨。

关键词：权力腐败;防治对策

在我国，职务犯罪主要表现是权力腐败。在生活中，人民已充分认识到权力腐败是可以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其产生的根源是复杂的。要加强对权力腐败的防治，就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分析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

一、 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

(一)社会经济根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知我们，整个经济学都是建立在“理性人假定”基础之上的，即经济活动中的“人”时刻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马斯洛的心理分析学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满足层次是递进的(即一种欲望满足之后，新的更高层次的欲望就会产生)。相对于无穷的欲望而言，每一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或资源是有限的(稀缺性)。这种欲望和手段的矛盾就构成了对腐败的成因的最基本经济分析。即腐败的最基本动力来源于无限欲望和有限

手段的矛盾;我们知道，当个人不掌握公共权力时，其欲望的满足只能凭借个人所能独立支配的私有资源(如劳动能力，当然也能通过寻租，偷盗等形式来满足)。相反，政治权力的客观存在，就为掌权者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个人私欲开避了一条新的途径。也就是说，权力配臵资源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制度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权力腐败行为是不会产生。当异化了的权力和资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产生权与钱的交易。成克杰、胡长青、陈良宇等腐败案件无一不是如此。

(二)社会政治根源。长期以来，对权力的制约问题缺乏足够重视和有效的实践，已成为目前一个薄弱环节。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干部权力的限制措施主要是“软约束”，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权力的腐败;二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一把手”搞腐败，带来的危害性更大;三是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成为权力腐败的源头;四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二、 权力腐败的防治

权力腐败的防治，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各种表现形式，决定了权利腐败防治的重大意义。笔者认为应从从严治党，强化监督，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等三方面来加强对权力腐败的防治，并要达到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标本兼治的效果，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

(一)从严治党。

在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社会上各种不良倾向和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和侵蚀党的肌体，导致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的蜕变。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党对这种现象采取什么态度。是从严治党，惩治腐败，还是容忍迁就，养痈遗患?正确的答案，肯定是前者。这

样反对权力腐败的任务就显得更加突出，从严治党就成为权力腐败防治的客观要求。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是对我们党长期从严治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对世界上其他长期执政党失败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只有把从严治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群众中产生教育说服力，才能把权力腐败防治的各项工作做好。从严治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最根本的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要深入开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确立崇高的人生追求，使他们自觉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为政要廉，办事要公，用人得当，作风正派，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高尚情操。

(二)强化监督。

监督，作为对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检查和督导的一种手段，在权力腐败防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要加强权力腐败的防治，应坚持加强党的监督。保证党的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党章和党的监督条例以及党的纪律处分条例，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加强行政监督。通过有效的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和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廉洁高效地履行职责;加强法律监督。通过法律对权力腐败行为防治强制性的体现，明确规定了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财产、财产来源不明罪等都要负上相当的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处以无期徒刑和死刑，以法律的强制性来制约权力腐败;加强社会监督。首先是群众监督。邓小平同志曾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

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进行检举、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所以，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完善监督与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腐败决不可少的一环。人民群众的监督制约所具有的广泛性、敏锐性、自觉性等特点决定了这种监督制约能够有效地避免国家权力被滥用而导致权力腐败;其次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这种特殊形式，其作用是其他监督形式无法代替的，它将腐败者揭露和曝光，从而产生全民公审的威力。所以，滥用权力者的“不怕处分和内部通报，就怕公开登报”，就是很好的说明。社会舆论的这种作用使权力行使者的一举一动均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众口评说之中，稍有不规行为，便被舆论向社会发出呼喊，从而对被监督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众怒难犯”与“有口皆碑”的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及其影响，使任何人都不能不考虑到社会舆论的巨大作用。因此，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舆论监督是权力腐败监督的“第三种权力”。

(三)加强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开展权力腐败的防治，必须深刻认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主要作用，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依靠体现改革和制度建设保持廉洁，反对权力腐败的新路子。

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在权力腐败防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简单概括就是“治本之道”。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为什么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体制、制度方面存在缺陷和弊端，是权力腐败滋生蔓延的原因和条件。邓小平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分析了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同我们体制、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必然联系。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

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指出了权力腐败现象存在的体制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消除体制、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建立制约机制，规范权力行为，防止和克服权力腐败现象。并且只有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消除体制、制度上的弊端和漏洞，才能真正减少，乃至铲除权力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不过从实践中得知，党和国家对权力腐败防治的制度建设已经比较完善，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健全的党内监督条例。但是根据目前权力腐败的情况看，腐败是打而不绝，而且有愈演愈烈的问题。究其原因，与监督体制有关。一般来说，在我国，不论那一级政府，对于腐败防治的监督既有党内的监督部门——纪委，也有政府的监督部门——监察局，甚至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监察部门——检察院。但是不论那一级纪委、监察局、检察院，人事任免的最终权限都掌握在地方党委，财政则掌握在地方政府，受地方党委的领导。由地方党委提名任命的纪委书记和由地方党委提名人大任命的监察局长、检察院长对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监督比较难，上级纪检、监察等监督部门又监督不到，造成权力监督处于真空状态，形成权力腐败。

因此，笔者认为，要加强权力腐败的防治，首先应在监督的体制上进行改革。对公权行使进行监督的国家机关应在人事任免和财政支付上独立于地方的党委和政府，使监督部门更加有效地行使监督的权力。可以借鉴在亚洲地区廉政建设做得非常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政府对腐败的监督完全由独立于政府任何部门之外，而直接受行政长官领导的“廉政公署”即“ICAC”负责，由于“廉政公署”直接受行政长官领导，且不能干涉其具体工作，政府其他部门难以对“廉政

公署”行使权力施加影响，减少了“廉政公署”行使权力的制约，减轻了“廉政公署”办案的压力，有力地打击了腐败的发生，使香港成为亚洲最为廉洁、高效的地区政府。所以，仿效香港特区政府打击腐败的方法，将各级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部门独立于地方各级党委而由中纪委统一领导，在财政上由中央统一支付，尽量减少地方各级党委及监察部门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使地方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在行使监督权力的时候减少各种各样的权力和利益牢制，有效地行使监督的各种权力，形成强大的监督压力，对权力腐败的防治起到极大的作用，从制度创新上有效地治理权力腐败。

总之，依靠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廉政制度、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消除权力腐败，将会大大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第五篇：论孩子对家庭的影响

论孩子对家庭的重要性

【摘要】孩子作为一个家庭中爱的结晶，既是父母之间爱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责任。当社会大众普遍都在关注家庭环境是如何影响一个孩子的成长之时，当社会舆论均把压力转向不成功的家庭教育之时，笔者作为一个在普通的家庭中生活了20几年的孩子，同时也目睹了很多同我一同成年的孩子的生活历程之后却发现，与其说家庭要为孩子的成长负主要责任，不如说孩子和家庭是一同成长的一个整体，兴衰一体，荣辱与共。

【关键字】精神支柱

目标明确

责任感

时代

一、坚定家庭奋斗目标

1、事业方面

每一个父母在孩子出生之时甚至在孩子还未出生之前都会或多或少为孩子的将来做打算。对于这突然多出来的一张嘴，经济问题是每个家庭所必须面对的。在中国，培养出一个孩子的经费到底是多少，曾有一本名为《49万养大一个孩子》的书风靡一时，从此就可见一斑。因此在中国很多的家庭，孩子和父母的工作环境或者工作等级是一同长高的。为了将自己的孩子培养的更好，父母不得不为家庭重新打算，也因此不得不提升自己的事业心，虽然不一定每一个家庭在壮大自己的路上都是一方风顺的，但是努力追求进步的思想却是相同的。笔者认为虽然父母的事业有所起落会给孩子造成相应的压力，但是不可否认这也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财富，无论是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是单纯的感恩之心，都是很好的培养。

2、人生理念

有了孩子的父母嘴边常常挂的词必然会有“我家孩子”，想事情的时候也多会将孩子放在首位考虑，若说一个人年少轻狂之时没有什么奋斗目标，那么有了孩子之后，这份属于自己的血脉必然会激起他对孩子的责任之心。因此有了孩子的家庭的父母的人生理念会悄然变化成一切为了孩子：苦点累点没关系一切为了孩子，我自己没关系反正为了孩子。这样的思想让父母们的人生信条上多了一个底线——至少为了孩子。因此本无规划的人生多了一份目标，为了孩子更好。如果能使得孩子更好，那么一定也会使得家庭更好。

3、荣誉感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父母的心声，当自己的孩子有所成绩之时，在后方默默奋斗的父母必然会颇感欣慰，这份随之而来的荣誉感会成为坚定父母继续努力生活的动力。或许有人说没有孩子父母依然会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的人生均不可自己操控，属于父母的人生或许有太多遗憾，再努力也于事无补，但是对于孩子，父母会为了让孩子不再有自己的遗憾而倾尽全力为他提供需要的一切。因此，这份荣誉感不仅是对父母辛勤付出的最好褒奖，也是他们和年轻岁月时无力的自己重逢时最美好的姿态。

二、维护家庭完整

1、责任感

当婚姻家庭由自由的二人组合变成三人行之后，多出来的一份责任是需要每一个成年的家庭成员所慎重考虑的。未成人的孩子有很多应得而脆弱的权利是完全掌握在父母手中的，例如单亲是每一个孩子幼年无法承受之重。很多父母也深知此理，因此这份情感化为理性会让父母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懂得和爱人互相体谅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拥有了这一份责任之时家庭就不再只有荷尔蒙的冲动而更多的是成人的担当，每一个成年人都会将心比心如果是自己会想要一个怎样的童年如果是自己多年后会怎样看待自己这样一位家长。如此一来家庭的网开始坚固的支撑了起来而家庭关系也开始有了理性上的保障。

2、踏实感

传统思想认为有了后人就有了“根”，有了血液和家族的传承，虽然多了一份封建思想但是不得不承认孩子对于家庭确实有一层踏实的意义。有了孩子的家庭中的成年人的人生不再如浮萍，悲观一点说父母终究会老去枕边人不一定会白头但是孩子永远流淌着曾属于自己的血液。因此无论你在哪里，总会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对你心存感激的人等待你的归来，他的人生最大的希望就是和你一起幸福的生活，每个孩子心中涌动的虔诚的爱都是那样纯粹，父母无需迟疑，因为你能够接受是孩子最大的心愿。这份自己付出后应得的回报会增添父母心中的踏实之感，这样才能保证在大风大浪都有可能随时袭来的人生中多一分心灵上的安宁。

3、缓解多重压力

对于每一个新组建的家庭来说，来自工作，家庭，子女的到来与否以及父母的期望的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一旦有孩子降临在这个家时，来自父母的压力和想要孩子的压力就极大减小，同时也让多年以来为自己操心的父母能稍微放下心来，对于稳固家庭关系有十分大的帮助。虽然“丁克家族”这一词汇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还是社会主流是更广泛的大众所能接受的，也是更多大众的内心世界真实表露。作为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甚为期盼的一员，孩子的到来本身就会成为家庭的一颗定心丸，也会在缓解多方面压力的同时为维系整个家庭成员的团结做贡献。

三、调剂生活

1、带来惊喜

对于刚出生的孩子来说，生活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是新奇所在，因此他们的生活会被不同的因发现而带来的惊喜充斥着。但是在父母的成长过程中可能没有经历过或者忽略了这些小事情，所以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时常感受到这样的小惊喜。我们说生活中从来不会缺少美，只是会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透过孩子明亮的双眼，家长会发现更多生活中的乐趣，同时也会享受到更加精致的生活。

2、重温旧时

每个人都是从孩提时代走过来的，几乎所有人在以为逃离了有太多管辖和束缚的童年之后，。每当回首往事之时都会怅然若失，因为他们会发现童年独有的童真带给他们永生难忘的快乐。因此家长陪伴孩子一同长大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家长重温孩提时代重拾旧梦的过程，看着孩子稚嫩的过着童年，体会着属于孩子的童年，或许是家长对自己年幼时期表达的最真挚的敬意。

3、紧跟时代

每个人生活的时代不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时代的发展远比任何人想象得到的都要快，因此每个成年人都会有和社会脱节的苦恼。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为了减轻和孩子之间的代沟，同时也为了更好的和孩子沟通，家长们一定会多多了解孩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一般情况下也就是最为新潮的一些事物，这样很容易减轻了家长们和社会的脱节程度，让家长们不是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能够紧跟上时代的步伐。

四、个人总结

每当看到和父母与孩子有关的视频都十分感慨，不仅钦佩于家长培养孩子的含辛茹苦，感动于一家人血浓于水的拳拳深情，更充满了对一家人无论风雨依然相守相依，共同扶持去走完人生的无言大爱的震撼。孩子是最后一个走入这个三口之家的人，也是这个家庭中最为鲜活的代表。一个孩子的成长史就是一段家庭的奋斗史，纵然孩子的成长受到家庭因素的熏陶，但是二者互相的影响才是笔者认为最感人最激励人的故事。当一个孩子从无知懵懂走向成熟笃定之时，回头望去，看到的讲述写满自己印记的笔直矗立的家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