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法院违规书面材料

2022-11-17

第一篇：反映法院违规书面材料

法院反映基层法官教育培训存在“四重四轻”

法院反映基层法官教育培训

存在“四重四轻”

近日，滨湖法院对近年来的基层法官教育培训实践进行了调研，发现由于受体制、内容、方法等影响和制约，现行基层法官教育培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四重四轻”：重审判业务培训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基层法院迫于“案多人少”的压力，更重视审判业务培训而轻思想政治学习，这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尽管法院系统先后陆续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以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活动，也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但仍有个别同志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务虚”，只有搞好审判工作才是务实的。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尽管做到了长抓不懈，但并未从灵魂深处改变少数干警重审判工作轻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观念。重学历教育培训轻司法能力培养。目前的“法官在职继续教育”很大精力放在提高学历教育方面，教育培训被认为是“搞文凭”的工具，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弊病。相当一部分在职法官(其他工作人员)以函授、自考等方式通过“专升本”或“本考研”的方式来提升学历层次。本应由高等法学教育完成的文化与法律知识教育成为法官培训的核心内容，培训的重点为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而有关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司法礼仪、审判技能、职业道德、心理学、社会学知识方面的培训比较薄弱。培训的结果是都能通过考核，而法官的司法能力却无法通过培训获得实实在在的提升。

重应急性、临时性培训轻法官职业化提升。现行的《法官培训条例》把法官培训分为任职、晋级、续职资格培训以及其他培训，即拟任法官和拟任法院院长、副院长须接受任职资格培训。这些培训往往以晋级、续职为直接的目的，以单项培训、临时培训为主，存在应急性的特点，且规模较小，次数有限，课程设计基本上以法律知识灌输为主，缺乏明确的职业法官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设计，培训的效率与效能不佳，与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要求并不相适应。

重传统培训模式轻拓展法官知识结构。《法官培训条例》规定法官培训实行两级管理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领导全国法院的法官培训工作，高级人民法院领导本辖区内法院的法官培训工作。长期以来，法院队伍的教育培训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在法院内部进行操作，没有把法官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对其他知识进行丰富性培训。同时，传统的培训方式仅针对业务进行培训，以讲课为主。而基层法院办理的案件类型繁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法院系统内部近于封闭式的培训，无法有效拓展法官的知识结构，丰富法官的知识面，与现代社会对法官知识结构和知识量的需要不相适应。

第二篇：王颖反映材料

苏州王颖“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家属之疑问

2012年9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点多钟，由吴中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的李队带领二十多名警察，包围了《深圳升泽隆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在众多的员工当中只带走四人，其中四人名字分别是(王颖和肖勇君经理、范丽华会计、明柳会计)，在第二天就放走三人，分别是(肖勇君、范丽华、明柳)，最后只有王颖一人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送往苏州第一看守所刑拘。而法定代表人王福升却再次上演连环脱身计?他是何方高人?幕后是谁帮助他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吴中公安分局是否公正执法?让公众的舆论参与进来，今天我把我掌握的相关材料以及该案种种奇怪之处传到网上。社会的舆论，公众的感知才是最公正的评判。

王颖弟妹李春霞问办案人为什么已经一个多月了不抓王福升?办案人说：“没抓到”，李春霞再问办案人为什么不上网通缉?办案人员说：“领导没让”。

《关于苏州升泽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新闻发布》9月21日会上说：经查明，2012年2月至今，升泽隆投资负责人王某等人以投资矿产为名，承诺给予投资人高额回报，面向社会中老年群众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只字未提深圳升泽隆的前身是由阳光伟业过度而来，并且是带着800多万的账务及每月产生的巨额利息，为什么事实如此清楚却故意忽略，究竟其中有什么奥妙只有吴中分局经侦队的办案人员才真正清楚。

升泽隆为什么要收购阳光伟业及其债务800多万?在收购后又发联合声明合作，这些都只有等待升泽隆董事长王福生及阳光伟业董事长张誉宝和阳光伟业前几任分公司经理归案后才能揭开谜底。

深圳升泽隆旗下分公司兴隆盛嘉恒信矿业有限公司是王福升的两个儿子王新和王磊法人，在此案中两人也是最重要的涉案人员，为什么只字不提?

王颖取保候审后，2012年年底，王颖家属李春霞发现王福升以他儿子的名义在北京开设了三家基金公司，其中神恺基金是由平安银行托管的公司，账面有资金几千万，就及时给预审乔警官打电话，告知这个情况建议查封以挽回苏州老百姓损失，乔警官听后表示做不了主要向领导汇报，汇报后再给家属回电话，过一会乔警官回电话说他已经向宋大队汇报过了，宋大队不让他管，说王福升他们一直有联系(有录音为证)。其后，王福升神恺客户黄松韬在网上看到李春霞发的帖子并与李春霞取得联系，在李春霞的建议下一起在北京朝阳分局报案，并一起找到监管银行，后王福升为了怕黄松韬与李春霞联手就主动退回黄松韬投资款120万元(有文字及录音录像为证)，王颖家属李春霞为了挽回苏州百姓损失，无奈以追要欠款名义(王颖家投资款)在北京朝阳立案，有受案回执及移送案件通知书为证，但是案子移交苏州后如石沉大海。

王福升公司代表陆海周把60万交给政协委员丁冬梅后丁冬梅又把钱交给了谁?是她口中的常委还是吴中公安分局的领导?丁冬梅作为政协委员她有那么大权力一天就把500万减成300万吗?这么大的差距应该不是办案人员能做主的吧!这个案子不是受贿60万那么简单吧?他造成的200万损失该由谁负?从王颖弟妹李春霞举报吴中公安涉嫌受贿60万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这么简单地案子又有录音录像为什么这么多部门查不清楚?是牵扯的领导太大还是牵扯的人太多所以故意说查不清楚?

政协委员丁冬梅的丈夫盐城商会副会长陆云峰2014年5月7日把李春霞叫到苏州，说是领导要求陆云峰和李春霞协商(有录音和协议为证)，他代表的是哪位领导?他说公安已经认定政协委员丁冬梅收了60万为何不抓?说领导为了以示清白要把王颖重判，苏州吴中公安系统就是这样办案的吗?涉事领导不抓，已经涉案的公安人员不抓政协委员也不抓，只抓王颖一人能堵住天下老百姓的嘴吗? 对此种种不合理的地方，王颖家属提出疑问，请合理解释：

1、苏州比濮阳案发早几个月为什么苏州要跟河南并案?

2、吴中警方为何一边抓王福升一边有人跟王福升通风报信?报信的人收了什么好处?是什么目的?

3、何谓法人?一个公司是一个人能代表的吗?法人无事员工有事依据的是那条法律?为什么此案牵扯那么多人只抓王颖一人?阳光伟业的法人张誉宝、多自国、王新、王磊、王清都抓了吗?他们又和何处并案?有没有网上追逃?

4、丁冬梅口中指的常委到底是指何人?是谁这么大权力只要一天就能把取保保证金500万变300万?

5、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最主要的是追回赃款，为什么吴中分局宋大队不愿追赃款?说和王福升一直有联系，既然有联系两年时间追回了多少赃款?据王颖弟妹李春霞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深圳升泽隆苏州分公司之后，王福升又以自己儿子王新的名义开了北京神恺股份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平安银行托管的基金公司，账面资金几千万，后又在江西袁州区机电产业基地买了100亩地花了600万，并且开了一个新的公司江西中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法人王新，公司章程显示股东姓名王福升出资1800万，请问作为一个老百姓都能查到的事为何吴中分局公安却没有办法?吴中分局经侦大队到底是想帮苏州老百姓挽回损失还是只想帮王福升开托?

6、王颖只是一个刚到苏州公司几个月的外地人，况且她自己的家属就在该苏州公司存款380万(苏州市吴中分局还无理扣押王颖之弟王栋的存款70多万)，她完全是一个受害者，苏州分公司被查，直接的结果是王颖的家属的380多万就打水漂了，这样就知道苏州市吴中公安分局为什么只抓了一个王颖，明眼人就可看出：不但要把王颖当成替罪羊，还顺带将王颖家属380万的巨款“依法归零”。

第三篇：履行经济责任书面汇报材料

杨银叶

我是2002年3月被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区统计局局长的，2007年连任，2011年5月调任文化局局长。本届任期来，我团结带领全区统计干部队伍，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接受监督，依法履行职责，围绕区委区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廉政建设是大事，疏忽不得，松懈不得。作为统计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第一责任人，我一是强调明确分工，不断提高大家的责任意识。每年我们都要制定《统计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施方案》、《统计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分解意见》，并成立相应的领导组，由我担任组长。还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目标考核，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做到人人有责任，个个有担子。二是始终如一落实责任制，做到执行规定到位。对上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从不以统计部门清贫、清苦、清廉为借口而大而化之地应付，而是结合统计工作的实际，严格按要求一条一条抓落实。在执行过程中，不仅自己带头执行，而且注意用自身的表率行动和制度规范

来影响和管好班子带好队伍。三是实行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主动接受职工监督。在财务管理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财务开支精打细算，公开透明。四是带头执行各项廉政规定，在生活上做廉洁人。在我的带领下，几年来统计局开始有位、有威，但全局上下没有发现违法违纪问题，没有人利用婚丧及喜庆事宜借机敛财，各种不正之风在机关有了根本的好转。

任职几年来，区委、区政府领导对区统计局和我个人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我代表全区统计工作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恳请一如既往地对全区统计工作予以关注和监督。我在本届剩余的时间里要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扎实工作，顽强拼搏，带领大家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1年5月23日

第四篇：【基层反映】：当前中小学教辅材料存在

问题亟待重视

目前中小学教辅材料过多过滥、价格虚高，各路人马处心积虑挤进教辅市场，一些教辅书良莠不齐、鱼目混珠，低劣、拼凑、抄袭的居多，有的甚至错误百出、以讹传讹，不仅对孩子们造成误导和伤害，增加了学生书包的重量，而且滋生出了教育领域诸多腐败问题。

一、当前教辅材料价格虚高导致诸多问题

一是教辅材料品种过滥增加学生负担。目前教辅材料出版准入限制较低，在利益驱动下，各出版社、出版商纷纷介入教辅材料出版，品种过多泛滥。尽管国家规定了有关部门和单位不得向学生强制销售教辅材料，但我国应试制度以及学校在教辅材料选用上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学生只能被动消费，且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年龄低，也难有自主选择和辨别的能力。学生少则购买一二套，多则购买四五套教辅材料，从质量看，良莠不齐，不少是胡拼乱凑，内容和印刷质量低下，误人子弟，而且加重学生负担。二是教辅材料价格虚高导致腐败问题教科书是由国家免费提供的，教辅材料是学生自己买单。教辅材料的发行中间环节回扣严重，高定位、高回扣已成为教辅材料经销的主要手段。一些高定价教辅材料中，包含了向有关单位、个人给予的好处费。虚高的价格成为滋生行业腐败的温床。在高利润和高回扣的引诱下，一部分老师甚至学校领导也甘愿充当教辅泛滥的幕后推手。当前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中的问题，以及教材、教辅出版发行中的“潜规则”，已经形成了从出版、审定、发行到学校，一系列环节的利益链，败坏教师队伍，助长某些部门的不正之风。

二、建议对策

解决中小学教辅材料过多过滥问题，必须坚持堵疏结合的原则，在“堵”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教育教学实际和学生及其家长的愿望，更多以“疏”为主，实行规范管理。这样才具有实际意义，也符合国家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部门明确要求对教辅材料进行规范管理的要求。为此建议，各地教育、纠风、物价等部门要共同研究制定教辅材料征订规范性意见，加强对教辅材料征订工作的管理。一是加强教辅材料征订指导。建立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指导委员会，按照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每年对教辅材料进行分类筛选，选择质量较高且符合本地教育实际的教辅材料，编制《教辅材料选用指导目录》。二是制定征订规则。教育部门可以允许学校根据教学需要，在指导目录范围内，推荐学生征订教辅材料，但必须有相应规则，制定限年级、限科目、限数量、限金额的“四限”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限金额”，限制学生自愿选用教辅材料支出的最高费用，不同年级制定每学期最高限额标准，不得突破上限。三是坚持自愿原则。在学生自愿、家长认可的前提下，让学生自主征订，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征订，不得统一征订，更不得将教辅材料列入代办性或服务性收费项目。明确教育部门和学校不得代收费用，更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征订组织费，预防腐败滋生。四是要让利学生。学校可帮助联系发行单位，由学生直接向发行单位征订，商定销售折扣，直接让利学生，确保学生购买到质优价廉的教辅材料。五是加强监管。加强对学校和发行单位的监管，防止强制征订或教辅材料选用、征订、结算、缴费过程中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对违反规定的部门和学校按照“教育收费问责办法”规定进行问责;对违反规定的发行单位，下一不再将其发行的教辅材料纳入指导目录。